我的成长故事——纪实篇

浩浩爷爷

　 前言

感谢美篇给我提供了编写总结个人成长故事的机会，现将二零一零年五月八日写成的《我的成长故事》纪实篇并附部分老照片略加修改借助美篇平台予以发表。

再次谢谢美篇平台。

李国俊

二零一八年六月二日修改于西安

我的成长故事 —— 纪实篇 （一）童年忆事

我的家乡在山西省平遥县东泉乡西戈山村，地处丘陵地带，在七十年代是个贫穷落后交通不便的贫困小村庄，人口不过千，水源缺乏，靠天吃饭。

我十八岁，参加工作到汾西矿务局两渡矿崔家沟井当工人，工种是绞车工。两年后调高阳矿，先是在井上机电队开绞车后又开主扇。后经个人申请调井下机电队翻车笼组当电钳维修工。一九八零年调水峪矿，一直到二零一四年破产退休。后在水峪商店租柜台卖鞋度日。

回想我的一生，最不幸的是童年。究其缘由大概于父母婚姻的封建包办和迷信观念有因果关系。听妈妈讲我爷爷是走街串巷的小炉匠，他看上了我姥姥家的门风好家势旺，就托媒人说亲，包办了儿女的婚姻。

一九五三年初夏的一天，一个小男孩脚踏莲花降生人世，这就是我。奶奶说我命硬，克爷爷奶奶。可巧我出生不久，爷爷就病了，而且病的很重，差点就见了闫老五。爷爷在炕上一躺就是多年。后来在家中就不管事了，家中大权就落在了奶奶手里。这样我就成了奶奶的眼中钉。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妈妈也遭到了奶奶的恨。

生下我后妈妈没有奶水我饿的直哭，爸爸在外村教学很少回来，奶奶又不管。妈妈含着泪水抱着我去给人家侍候月子，分吃人家的奶。这样妈妈侍候了三个月子，我吃了三个女人的奶。最少的十几天，最多的三个月。但这样的机会也很少，我整天吃的是面糊糊。由于营养不良，瘦的皮包骨连哭的力气也没有了。一天，妈妈正抱着我伤心落泪，这时村里一个叫羊日的人来家串门，他看见我面黄肌瘦皮包骨头，我妈哭的泪人一般，就问咋回事，我妈告诉他说，没有奶水，他爸不在家，奶奶又不管。他一听恻隐之心悠然而生，立即去找我奶奶理论。他一见我奶奶就说:“李牛老婆（我爷爷小名叫牛日）你还算人吗？你孙子都成那样了你都不管，你就忍心看着他死吗？”奶奶说:"没那么严重吧，不就是奶少嘛。"“你的良心都让狗吃了，你过去看看孩子都没力气哭了。”奶奶红着脸不满地说:“我又能怎样？”羊日说:“三二则老婆奶多娃娃吃不了，你就不能去问问人家，让孩子吃上几天？”奶奶说:“这个事情你就别管了，明天我就托人给他爸说让买奶粉捎回来。”多亏了好心的羊大爷我才有了奶粉吃。要不然这个世界上就不再有我了。

妈妈为了我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还遭了奶奶不少白眼。那时还未分家，妈妈带着我和爷爷奶奶，三大爷三大娘她们一起过。盛饭的时候是奶奶掌勺，她先给爷爷、三大爷和三大娘把稠的盛上，轮到妈妈和她自己就剩下稀的了。还美其名曰地说，吃稀的容易攒奶，真是无稽之谈。就像后妈打孩子一样，先打一巴掌再哄她说，打是亲骂是爱，妈妈这是爱你。

由于奶奶看不起妈妈，所以我三大爷也不把妈妈放在眼里。我三岁那年，三大爷的孩子两岁，记得有一次推磨，三大爷拉磨，妈妈罗面，我和弟弟在磨道里围着磨盘转（过去磨面用的是石磨，人或驴拉着走）。他胖我瘦，他走在前面，我走在后面，我托了他一下，他就趴下哭了。我三大爷掉过身一脚就把我踢倒，我也哭了。妈妈赶快跑过来把我抱起，眼里含着泪憋了一会见我还哭，就忍不住骂了一句，“吃上屎了和孩子一般见识。”我三大爷听见了就扔掉拉磨绳，边骂边扑向我妈，过来就打，我妈站起来边骂边躲，我三大爷举手又打，我妈就朝磨房外跑，这时正好有邻居经过，就把我三大爷拦住说：“李太全你行，大伯子打弟妻，你就不怕人笑话。”边说边推就把我三大爷推进磨房，又有人拉住我妈往回劝。这时我奶奶听见外边有人吵，就出来看（磨房在奶奶家外院），知道是三大爷打了我妈，二话没说就转身回去了。

后来就分家了。妈妈领着我赁房子住在了村北头金祥老汉家院子里。这是妈妈怀上了弟弟，因妈妈快要临产了，快过年时姥姥来了，爸爸回来就住在了奶奶家。初三早晨，姥姥煮上饺子，妈妈说她肚子疼，姥姥是过来人，知道是要生了，就喊邻居到奶奶家去叫爸爸。不一会爸爸和奶奶都过来了，奶奶对我说，爸爸买回来了好吃的，在奶奶家放着，要我跟她去吃，我不情愿，奶奶又说还有好玩的，我就跟她去了。

下午，我想妈妈要回去，奶奶不让。还让我晚上和她睡，我就哭了，奶奶一急就把我送回去了。一进门，我看见炕头挂了快布，爬上炕一看，妈妈跟前睡着个小宝宝，我问那里来的小宝宝，姥姥告诉我是妈妈给我生的小弟弟。这就是我的二弟春民。

初秋的一天，我去上厕所，厕所是露天的，靠墙长着一颗小椿树，浓绿的叶子很好看，我就折了一枝玩。正玩着房东的孩子过来就夺，（他比我大两岁，长的又高）我不给两人就打起来了，我打不过他就哭了。妈妈见我上厕所半天不回来，就出来找，看见我哭了就问咋了，我说:“陶柱打我了。”妈妈问他:“你为什么打弟弟？”陶柱说：“他折我家的树就该打。”妈妈说：“那你再打一下试试？”这时从屋里出来个女人，边走边说：“咋啦，折树还有理了？咋，你还想打人？住下你这么个泼死鬼。”妈妈没好气地回了一句说：“我是泼死鬼，这院里就是禺班（指坟地的意思）。”这下，惹祸了，从屋里扑出来好几个女人，就一起动手把妈妈打了。她们又告诉我奶奶要我们搬家。实在住不下去了，我们就搬到村西头南窑湾二小家院子里去住。

第二年，也就是一九五八年，那年特紧张。全村人都在一个食堂吃饭，大人练钢铁，小孩子住幼儿园，地里庄稼也顾不上管。冬天妈妈生下了三弟，因为是冬天，就取名叫冬民。我记得妈妈坐月子没有柴烧，姥姥急得不知如何是好，翠儿是和我妈最要好的女人。我家窑背上就是生产队的打谷场，场里堆放着喂牲口的豆秸，好心的翠儿找饲养员求情，拿上场门钥匙，天黑以后将豆秸一抱一抱扔在我家窑背上，再从窑背上一抱一抱扔到院子里，我姥姥再从院子里一抱一抱藏进后窑里。煮稀饭烧豆秸，三弟的月子就是这样熬过来的。

五九年、六零年是全国最困难的两年，也是我们家最困难最难过的两年。六岁的我上午拾柴火，下午挖野菜，回到家还得照看小弟弟。上午跟着同院的一个叫红火的弱智女人（妈妈让我管她叫二小婶）去拾柴火（二小老婆），就是拿镰刀将犁起来的谷茬勾再一起，把土拍掉然后装进箩筐里，那女人把俩人的箩筐挑上然后回家。说白了人家是同情我们，要不然那能天天如此？我奶奶家隔壁有个场院，里面有土改时分得一间草棚，是放柴火用的，里面堆满了新旧柴火（高粱杆、玉米秸）。奶奶从来没有说过让妈妈拿点去烧，邻居赵翠花见我天天拾柴可怜，就告我妈向奶奶要点，我妈说：“孩子拾柴火她又不是不知道，她不给我就不要，败兴也不是败我一个人的兴。”场院门是一把铁轱辘锁锁着的，钥匙有七八寸长，就挂在奶奶家窗户外边。有一天晚上，赵翠花偷偷地拿上钥匙打开场门，抱了一捆柴火送到我家。后被奶奶发现了就把钥匙放在家里。从那以后，爷爷就不断地捡些棉花杆、玉米秸、枯树枝送往我家。每看到爷爷那深弯的驼背艰难地走出去，妈妈就喃喃自语：“唉！爷爷可真是个好人哪！”。 　　

下午是跟着一个叫牛日的小孩（他比我大四岁）去挖野菜。野菜拌谷糠就是我们的主食。记得有一天我去找牛日挖野菜，结果他已和别的孩子走了，我一个人又不敢去，就回到家里。妈妈一见我就问“怎么回来了？”我说：“牛日走了，我一个人不敢去。”妈妈脸色一变吼道：“你不去挖野菜明天吃什么？你就不能走的近点去挖吗？”我含着泪水转身下到沟底，走到井台边看见绿油油的宽叶菜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不一会就挖了一平篮子，心里很高兴。回到家给妈妈看，她说那叫驴耳朵。第二天妈妈把驴耳朵洗净切碎拌糠做了一锅饭，结果很苦很苦，只好将一锅饭全倒掉。

一天清早我还在睡觉，朦胧中听见一个男人在说话，睁眼一看，妈妈在筛谷糠（土话叫谷汁。就是谷子最外边的壳），面前站着生产队长。他问：“你拿这是吃还是烧火？”妈妈说：“连吃的都没有还能烧？”队长看了看妈妈又看了看面黄肌瘦的我和正在哭的弟弟说道：“以后可不能再拿了，谷汁是喂牲口的，牲口是生产队的半家人家哩，牲口垮了生产队也就垮了，你懂不？你这叫牲口嘴里夺食。”妈妈连忙陪着笑脸说：“我晓得。这也是饿得没有办法嘛，我一个女人家，三个孩子要吃饭，他爸又不在，你就可怜可怜孩子吧。”队长没有再说什么就走了。

妈妈要磨谷糠，一个人又推不动磨，就叫上邻居二小婶（和我拾柴火的那个弱智女人）帮忙。妈妈把两个弟弟放在奶奶家（磨房就在奶奶家外院），磨完时就中午了，二小婶担起磨妈妈扫磨底（磨是石头凿成，上下两片，下面的固定不动，上面的可动，中间有两小孔叫磨眼，是用来进粮食的，两旁有两个木角叫磨角，是用来固定磨杆的。四十岁以下的人大都没有使用过，甚至有的人都没见过，特意说明一下。担磨就是绳环一头套进磨角，另一头套进磨杆人将磨上片一端抬起，另一人拿条帚去扫磨底。）因套在磨角上的绳套滑突，担起的磨掉下来，压住妈妈的一个手指头，妈妈疼得大汗淋漓，二小婶却楞在哪里不知如何是好。妈妈咬着牙用左手使劲抬起磨笘拔出了右手，右手中指鲜血淋漓血肉模糊不堪入目。我赶快去叫奶奶，奶奶找出马皮泡给妈妈敷上，用布包好。已是中午奶奶也没留我们吃饭，妈妈领着我和弟弟去到邻居翠儿家吃饭。因妈妈不能做饭，下午妈妈就领着我和弟弟去到东侯壁姥姥家去住。农村医疗条件差，又不舍得花钱去看，十几天后，妈妈的手指发炎了，又红又肿疼得钻心，人又发烧。妈妈就托人给爸爸捎话说让爸爸带个医生回来看看。过了几天爸爸带着公社医院的石大夫回来了，一看已经化脓，消炎后进行了缝合处理，也没有输液，不几天妈妈的手指头就烂了。妈妈疼得不行，姥姥就带妈妈去到辛村卫生院找郭培先大夫去看，郭大夫一看说肉都烂得露出骨头了，只能截取一节骨头才能长好。郭大夫施行了截骨手术，然后缝合包扎，又输了几天液，才慢慢好转。从此妈妈的右手中指就缺了一节。

由于长期吃糠的缘故，造成了大便干燥，蹲大便成了负担。有一天怎么也拉不出来，憋得我哭了，妈妈拿筷子一点一点往外扒，拉完以后拿纸一擦一片红。

每当妈妈做饭的时候，我就得看弟弟、拉风箱，由于人小力气小拉着拉着就停下了，妈妈在家里听不到风箱声就叫喊，叫几次就不叫了，出来就是一巴掌，我是满肚子的委屈也只能是含着眼泪继续拉。

农村分粮食大都在晚上，用手章排队。记得有一天吃过晚饭，妈妈要去分粮食，要我看好弟弟。我学着妈妈的样子把弟弟拴住，（墙上有个老凹嘴系着一条用两根红布裤带接在一起的长绳子）我和二弟俩人一个在炕这头一个在炕那头滚皮球逗他爬来爬去玩，忽然灯灭了。（那时没有电，照亮点的是煤油灯）漆黑一片，弟弟哭了，我也害怕，就拽了块被子把仨人头蒙上，哄他俩睡觉。不知不觉地我也睡着了。妈妈回来时发现弟弟吊在炕沿下，她赶快抱起弟弟，惊出一身冷汗。妈妈把我好一顿打，恨心的妈妈呀，殊不知我才六岁也还是一个孩子呀……。

爸爸是个孝子，每一次回村里都是先回到奶奶家然后再回我们家。由于奶奶和妈妈不和，奶奶看不起妈妈,所以老在爸爸面前说妈妈的坏话，而妈妈在爸爸面前老是诉苦，唠叨每月四口人五元钱不够用，孩子们需要买这买那，爷爷奶奶两口人五元钱花不了，还给我三大爷花等等，（我三大爷在村里当农民）尽说些烦心事。因此，爸爸就烦妈妈，渐渐地就不愿回家住了，有时候爸爸回到村里两天妈妈都不知道。两人感情越来越淡，心灵的距离越来越远。

　　裴显承（小名羊成则）和爸爸是要好的朋友，以前妈妈有困难就找他帮助，后来不知为什么家里没煤烧了，妈妈又找他时他也推托不帮了。没办法妈妈就向邻居翠儿借了五元钱买了100斤煤，等爸爸回来还钱，可爸爸就是不回来。

记得有一天一个叫赵翠花的女人到我家串门时问妈妈“四儿走了？（爸爸的乳名）”妈妈开玩笑地说：“你梦见回来了吗？还是想他了？”赵翠花很惊讶，说道：“回来就是回来了，还怕我抢了不成？”妈妈说：“真没有回来。”赵说：“我昨天可看见了。”妈妈说：“别开玩笑了，还是说点别的吧。”赵翠花一本正经地说：“不是开玩笑，你真不知道他回来了？”妈妈这才相信是真的了。赵走后妈妈就哭了。

吃过中午饭后，妈妈让我看好弟弟就去奶奶家找爸爸了。妈妈去到奶奶家时，爸爸和奶奶她们正在吃饭，爸爸对妈妈说：“你先回去吧，我吃了饭就回去。”妈妈坐着不走，等爸爸吃过饭一起走。爸爸说：“你不走我就不回去了。”妈妈说：“你还认不认我们娘儿们？咋连家门都不进？”奶奶接话说：“咋，在这住一天就不行？”这样她们就吵起来了。奶奶对爸爸说：“走你的，别理她。”爸爸出门推起自行车就走，妈妈就把自行车拽住说：“你还管不管我们？要不要我们活？你说句话，要不管咱就离婚。”爸爸说：“离就离，你去告吧。”妈妈说一起走。爸爸说：“你头前先走，在沟西坡上等我。”妈妈就赌气走了。爬上沟西坡就在那等爸爸。等了好一会也不见爸爸的身影。后面有人追上来对妈妈说：“快回去吧你还等什么？四儿已经骑自行车往城里去了，让我来告诉你不用去了。”妈妈就回来给弟弟喂奶。妈妈问我，爸爸妈妈离婚你跟谁？我问妈妈离婚是干啥？妈妈说离婚就是爸爸妈妈分开再不见面。我说那我跟妈妈。妈妈告诉我就是爸爸问我也要这么说。我说知道了。妈妈又哭了，我赶快拿爸爸丢下的手绢给妈妈擦眼泪。

在吃没吃烧没烧的情况下，妈妈就带着我们到姥姥家去住，姥姥去太原找大舅去了，家中只有二舅二妗在家。二舅见我们去了四口，就愁眉不展地说：“如今谁家都困难，我们也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不如我把你们送到城里去找他爸，看他管不管，他敢不管你们就住着。”妈妈看二舅为难就说：“也行。”第二天二舅找了两个箩筐把俩个弟弟担上，我和妈妈跟着，就进城去了。那时爸爸在县团委工作，我们好不容易找到单位，爸爸才不在。一位女同志接待了我们，她告诉妈妈说爸爸去地区学习去了，要两个星期才能回来。她给爸爸打电话说家属来了，爸爸告诉她让我们回去。她说：“老李说让你们回去。你们大老远来了，今天就先住下吧，住一晚你们明天就回去吧。”说完她就给我们腾房子拼床铺，又给我们买饭吃。第二天二舅就一个人回去了。

我们住了没几天，爸爸就打电话告裴显承把我们接回村里去了。邻居同情我们，但也帮不了我们。一位邻居告诉妈妈说：“有个叫长禄则的人卖胡萝卜，你就给孩子们买点吧，每天光吃野菜也不行，你看孩子们皮肤都绿了，怎么还能长身体呢？”妈妈说：“他爸几个月都没给钱了，上次买煤向翠儿借的5元钱还没还呢。”这时正巧翠儿进门。好心的翠儿又借给了妈妈5元钱，妈妈就向长禄则买了胡萝卜。

又过了几天，爸爸回来了。妈妈向爸爸要钱，并告诉爸爸两次共向翠儿借了10元钱，一次买了煤一次买了胡萝卜。爸爸问：“胡萝卜多少钱一斤？”妈妈说：“5角钱一斤。”爸爸说：“我没钱给你。5角钱买胡萝卜，5角钱白面也买下了。”妈妈说：“能买下你咋不买回来？你不知道孩子们饿着肚子？让6岁的孩子天天挖野菜拾柴火你就不心疼？”爸爸无话可说，假装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我醒来时不见妈妈，就到奶奶家去找，奶奶说没去。她问：“你爸呢？”我说：“睡着哩。”又到翠儿家去找，也没找到。回到家里弟弟已经醒了，哭着要妈妈，爸爸正哄着给他穿衣服，问我：“你妈呢？”我说：“没找到。奶奶家翠儿家都没有。”爸爸说：“你看好弟弟。”说完也走了。过了一会儿爸爸回来了，抱起弟弟，领着我和二弟去奶奶家。爸爸托邻居到东候壁姥姥家去找，邻居回来说妈妈没去，爸爸有些着急了。吃过早饭又托人去辛村我二姨家去找，回来的人也说：“我妈没去。”正在奶奶和爸爸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一个叫双泉则的人走了进来，他说：“不用找了，去太原了。我送老婆到太原去在火车站看到了，和我老婆坐一趟车走的。”爸爸一听，揪着的心才放下了。

原来妈妈一气之下去太原找姥姥和大舅了。姥姥和大舅见到妈妈感到很惊讶，姥姥问：“怎么你一个人来了，孩子们呢？”姥姥这一问，妈妈的眼泪就止不住地流出来了。她哽咽着说出了家里的情况，姥姥和大舅才知道了我妈的处境。她们批评妈妈不该丢下吃奶的孩子乱跑，又气愤爸爸不管我们。姥姥对妈妈说：“自然来了，就住上几天，让他们急一急也好。”大舅说：“我看住上两天就回去吧，一家人哪有不吵架的，再说还有吃奶的孩子呢。”第三天爸爸托裴显源（乳名成日）去太原大舅家去找。妈妈见到来人，又想我们，就跟着成日回来了。

记得那是一九六零年春天的一天，我跟着妈妈锄大麦回来，妈妈正做中午饭时，村长裴恭卿（乳名海生则）来到我家，告诉妈妈说：“太斌把你告下了，让你下午到公社去离婚。”恭卿走后，妈妈边做饭边流泪。吃完饭后妈妈把我和弟弟送到奶奶家，奶奶不高兴地问：“你要干啥去，怎么把孩子们都送来了？”

妈妈说：“你四儿把我告下了，要我去公社离婚。”奶奶没再说什么，妈妈就走了。听妈妈讲，离婚时办公的人问妈妈有什么要求，妈妈说三个孩子都带上就离，不让带孩子就不离。爸爸说同意。并讲好每个孩子每月贴10元钱的生活费，到孩子长到18岁为止。这样俩人就办了离婚手续。

离婚后妈妈要带我们去姥姥家住，这时奶奶出面干涉，不让带我走，妈妈就赌气把二弟春民也留下，只带着吃奶的三弟冬民走了。二弟春民才三岁，又尿炕又爱哭，奶奶见不得他，弟弟又老哭着要妈妈。爸爸回来埋怨奶奶说：“你怎么把他倆留下，你能照顾得了吗？”奶奶说：“我不让她带走新民（我的乳名）结果她赌气把春民也留下了。”爸爸一看不行，就托人捎话给妈妈，让她过来领弟弟，并扬言要不来领就送人了。妈妈怕把弟弟送人就来领，在迁户口时，爸爸告会计说不让迁走我的户口，妈妈就只好先领着我和二弟走了，这样我就和二弟跟着妈妈去到东侯壁姥姥家。

姥姥在太原大舅那里住着（大舅在太原拉板车卖烧土），家中只有大舅的孩子转兰姐一个人。（转兰姐14、5岁是三姨的孩子过继给大舅做女儿的。转兰姐在村里上学，二舅一家分家另过。但住在一个院子里。）为了省点吃的给我和二弟吃，妈妈带着三弟到太原去找姥姥和大舅（姥姥和大舅还不知道妈妈离了婚）。我问妈妈啥时候回来，妈妈说住二十天就回来了。

七岁的我带着三岁的弟弟每天下河里捞白菜帮子（那时人们吃食堂饭，食堂的人在河里洗菜时将白菜最外一层扒掉，好多孩子下到河水里捡菜帮，由于人多一天也捡不了几片，有时候洗菜的人看孩子们可怜，就有意多丢几片，这样孩子们就能多捡几片。捡回去转兰姐给我们洗净煮熟吃，剩下的就放缸里腌上。记得有一天我和弟弟抬着半蓝子菜帮，肚里饿的怎也爬不上河坡道，弟弟哭我也哭。转兰姐放学回来，不见我们的影子，就下河道去找。她见我们在河坡道上哭，，就问：“咋啦，谁欺负你们了？”我说：“饿，走不动了。”她心疼地说，：“唉！这么小就遭这样的罪，明天不用捡了，捡下的还能吃几天，你妈妈也该回来了，你就领着弟弟在河坡道上等着吧。”

我每天掰着手指数妈妈还有几天就回来了，二十天过去了还不见妈妈回来，那真是望眼欲穿啊！饿的我实在受不了又不见妈妈回来，我就想着要回奶奶家。回奶奶家要过两条沟，一条叫陡沟，一条叫苇子沟，陡沟里是丢死孩子的地方，一个人不敢走，心里害怕。我就找一个叫选金的孩子（他姐嫁我们村，就是羊成则的老婆。选金比我大好几岁，他说过一个人去过他姐家，能认识路）我说：“咱们到苇子沟去扫土碱吧，土碱能洗衣服用。”他说：“不去。”我说：“我想去，但一个人不敢走，你是不是也不敢去？”他说：“敢。我一个人常去我姐家，我是不去。”我说：“我给你好玩的东西你和我去不？”他说：“你有啥好玩的东西，能给我看看吗？”我就把二妗织布用的线轱辘拿给他看。我说：“这中间穿根绳子就可以拉着玩。”他说：“行，给我几个？”我说：“两个。”他说：“不，四个。”我说：“行，那咱们明天走？”他说：“可以。”我说：“那就拉勾，不许反悔。”他说：“可以，你现在就给我拿线轱辘。”我给了他四个线轱辘，就做准备工作。我把弟弟的枕套拿线把一边缝住，另一边缀根能手提的带子，缝好后就藏起来。

第二天，我早早就起来了。等转兰姐上学走了，我就打开箱子，把我的衣服都找出来，能穿的都穿在里边，套上外衣，给弟弟拿个线轱辘让他玩儿，就去找选金。

到了苇子沟，边扫土碱边想怎样就能把选金甩掉，不一会儿，小袋子就满了。选金说：“咱们回去吧。”我说：“我口渴的厉害，想喝水。东戈山有我老姨，咱们去喝口水吧。”他说回吧，坚持一会回去再喝。我说：“那就你先回去吧，我去喝水。”说罢就往东戈山坡上走去（回西戈山要经过东戈山村外，两村相距不足二里地），选金在沟底叫我，我说你回吧，头也不回就急匆匆地走了。

我一回到奶奶家就赶快上炕脱衣服。里面的衣服已经汗湿了。奶奶一见我回来，非常高兴，中午给我做了擀面条吃。好长时间都没吃过饱饭了，更不用说白面条了。

下午我正和小伙伴玩的起劲，有人告诉我说：“新民，你妈来找你了。”我赶忙走到奶奶家门口去看，见妈妈正和几个妇女在说话。

我走过去，妈妈一把把我拉在怀里说：“你怎么能跑了呢？”我说：“饿的不行，天天在河坡道上等你等不回来。”妈妈擦擦眼睛说：“回去告奶奶一声，跟妈妈走吧，姥姥和大舅也回来了，他们非常想你，还买了不少好吃的等你去吃。”我跑回奶奶家告奶奶说，妈妈来找我，要我跟她回去。奶奶不让走，她说：“你妈要和你亲，能仍下你去了太原？咱们不走。”妈妈在门口等了好一阵不见我出去，就对身边的女人说：“你们谁去给我喊一下，是不是他奶奶不让走？”两个女人进来叫我，在俩女人的劝说下，奶奶才同意让我跟妈妈走，并摸着我的头说：“跟你妈去住上几天就还是回咱家来，奶奶天天給你做好吃的。”就这样我就又跟着妈妈去到姥姥家。

姥姥坐在炕头上，手里拿着长杆烟枪，边吸边批评我。妈妈站在灶台旁抹眼泪，大舅塞给我几块饼干，我坐在椅子上吃饼干。那时没有电灯，晚上点的是煤油灯，我坐的地方很暗。椅子背后是皮箱，饼干放在皮箱上，我一会儿拿一块饼干吃。转兰姐在做饭，过来拿东西时看见我拿饼干吃，刮了一下我的鼻子笑了笑就走了。妈妈发现时，一包饼干都被我吃完了，妈妈和姥姥都笑了。

第二天，大舅下河滩地里树上摘回来一蓝杏，有黄的有青的，摊在竹帘上凉着。我和三舅的孩子六三儿因抢黄杏吃两人打起来了。妈妈过来不问青红皂白就打了我一巴掌。我很委屈赌气就走，姥姥过来把我拦住问“你要去哪里？”我说：“回奶奶家去。”姥姥批评了妈妈。中午饭我也不吃，执意要走，谁劝都不听。妈妈说：“要走就让他走吧。”姥姥说：“就是要走也得把饭吃了，吃了饭让你大舅送你去。”我一听答应我走了，我就开始吃饭。吃过午饭大舅就把我送回奶奶家了。从此，我就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

记得有一次我和一群孩子玩打瓦（在前面立上半块砖头，在五尺以外划一条线，人踩在线上，手里拿块应手的石头去打立着的半块转头，打倒就进入下个动作，打不倒就轮着别人去打，全套八个动作，谁先完成谁赢。），有个比我大的孩子他捡起我的瓦（打砖头用的应手的石头）就给扔沟里了，还得意地大笑。我就和他吵，他就打我，我受了委屈就哭着回到家。奶奶一见我就问咋了，我说：“陶柱打我了。”奶奶不问缘由就说：“为啥不打别人就打你？你也不是好东西。”本来就不是我的错，奶奶不为我作主反而还责备我，我不服就和她顶嘴，她嫌我顶嘴，就打了我一巴掌，我就哭着跑出去了。越想越气不过，我决定去姥姥家找妈妈。

快到姥姥家门口时，我看见妈妈和大舅他们一伙人正要下河坡道，我就连跑带喊地叫妈妈。她们都听见了，就停住脚步回头看，不一会我就跑到他们跟前。我问妈妈干啥去，妈妈告诉我说：“你三姨死了今天出殡，我们到辛村埋你三姨去。你来就正好送送三姨去。”我就随他们去往辛村。

三姨和二姨同住一个院子。一走进院子，大人们就去上供哭灵。二姨把我领到她家，看到我衣衫褴褛沾着土，面带泪痕脸有黑，头发长的笘住耳，活像一个小叫花子似的。就心疼地说：“唉！看到你就想起土林和二飞（三姨的孩子），你们的命咋就都这么苦呢？”我问二姨，“三姨是怎么死的？”二姨说：“是饿死的。”二姨给我洗了脸，理了发。

埋葬了三姨，下午我们就回到了姥姥家。晚上吃饭的时候，有人敲门，妈妈开门一看，来人是我们村的，是奶奶派来找我的。来人要我跟他们回去，我说不回去。姥姥对来人说：“自然来了就让他在这里住上几天，说实在的他妈也想他，前几天还唠叨要去看他。过几天我让他舅舅送回去就是了。回去告他奶奶就说我把他留下了，让她放心吧。”来人连声应道：“好的好的，知道他在这里她奶奶就放心了。老人家，那我们就回去了。”姥姥回头对妈妈说：“留香你去送送他们。”（妈妈乳名叫留香）妈妈应声把来人送出门去。

住了几天，舅舅就把我送回去了。晚上，三大爷来了，在椅子上坐着，黑着脸。奶奶坐在炕头，拿着长杆烟枪吸着烟。我趴在炕上看小人书，爷爷坐在那里闭目养神（爷爷已痴呆）。空气压抑的令人窒息。静了一会，奶奶开始数说我，“人小心大，犸狐（狼）弹拐拐，一步一步就来了，下一步就该骑到大人脖子上拉屎了，天是老大他是老二，怕谁了？把谁都不放在眼里。谁还敢管他，一管就跑。”我三大爷站起身，一把把我拉到地下，嘴里骂道：“你妈B的，反了你了，看老子今天不打死你个畜生。”劈头盖脸手打脚踢，痛的我大声喊叫：“救人哪，大爷大娘快来救我呀。”邻居大娘听见了推门进来说：“他大爷别打了，打两下出出气就行了，他还是个孩子，你还真要把他打死不成？”说着把我三大爷拉开，对我说：“孩子认个错，就说再不敢跑了。”我含着泪泣不成声地说：“我错了，以后我再不跑了。”奶奶见来人了，我也挨打了，气也出了。就假惺惺地说我三大爷，你打他做什，说说就行了嘛。一场风波虽然平息了，从此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却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六一年，我八岁了，该上学了。三大爷拿着字典给我和他的孩子起了名字。我叫李国俊，他的孩子叫李国杰，取意即人之俊杰。（后又改作李国政）这一年，我上学了。

妈妈离婚后来看过我几次，最后一次是含着泪走的。那时村里人都是吃食堂饭，妈妈在会计那里从我的名下领了一斤饭票，去食堂排队买饭，我和奶奶是打了一罐饭抬着回家里去吃。吃过饭以后，我出来看妈妈，她在那里站着，我走过去问，吃饭了吗？妈妈眼里溢着泪花说：“没有。你三大爷不让他们卖给我饭。”（那时三大爷不知在村里当个什么干部）后来还是管理员裴德卿把妈妈叫到食堂后面吃了点饭。从此，妈妈走后就再也没有来看过我。

深秋的一个星期天，我和奶奶坐在院子里从分到的辣椒蔓上摘辣椒，忽见一男一女推着自行车走进院子，女的有二十四、五岁年纪，男的有三十岁上下。女人开口问：“大娘，李太斌家是住这里吗？”奶奶抬头看了看来人回答道：“是的。你们是……”女人接话说：“我们是他的同事。”又回头看看我问道：“大娘这是新民吧？”奶奶说：“是的。”，“听太斌说过，上学了吧。”奶奶说：“今年刚上了。”说着奶奶起身撩起门帘说：“进屋里坐吧。”两人支好自行车，走进了屋里。奶奶回头对我说：“收拾了吧，明天再摘。”这就是继母第一次到我家的情形，记忆犹新。

继母是有工作的，和爸爸住在单位，每逢年过节回来一下，平时是不回来的。家里就是我和爷爷奶奶一起住。

妈妈离婚后先嫁到东青村，只因那男的见不得二弟春民，因此只待了三个月就离婚了。后来经人介绍又嫁到小汪村王家录家。王家录乳名七六则，富农成份。那时是阶级斗争年代，成份高是没有出路的，因此三十多岁都没有结婚。他一个光棍，家景本不富裕，妈妈嫁过去一下子添了四口人，日子过的紧巴巴地。二弟、三弟都是小学三年级都没上完就帮家里干活。扫羊粪拾马粪，抬水扫院，割羊草打猪草，起早贪黑，小孩子当劳力使。他们过得比我还苦。

六二年的农历九月二十八是爷爷去世的日子。记得那天正好逢喜村赶会，奶奶要我把小羊给姥姥家送去。（后姥姥家是喜村的，小羊就是后姥姥给的）清早起床时奶奶发现爷爷的头歪在一边，就告爷爷把枕头枕好，说了两遍没有反应，奶奶就过去扶。发现爷爷的脖子软的立不住，连叫两声爷爷也不应声。奶奶慌了，赶忙叫邻居过来看。邻居过来说：“情况不好，把三儿、四儿叫回来吧。（三儿是我三大爷的乳名，四儿是我爸的乳名）”三大爷就住在村里，奶奶就告我说：“快去叫你三大爷去”。又叫人去给我爸打电话。三大爷过来时，爷爷已经醒过来了，就是话说不清楚。奶奶扶他坐起来喂了点水坐了一会儿。奶奶看他不要紧了，就告我说：“你还是去送羊吧，爷爷看来没什么事了。”吃过早饭我就牵着小羊走了。

我去到姥姥家，到中午的时候，爸爸妈妈抱着弟弟（国宝，乳名成民。继母和我爸生的第一个孩子）急匆匆地回到姥姥家，饭也没吃就要回去看爷爷（回我们村必经姥姥家的村子）。继母对后姥姥说：“他爷爷病得厉害，得赶回去。”当天，爷爷就与世长辞了。

我在后姥姥家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回到家。一进院子就看见爷爷的灵柩摆在当院，帮忙的人出出进进，爸爸头上包着白布，我控制不住自己，回到家中扑到炕上就大哭起来。

村里埋人是要请阴阳先生看坟地的。爸爸请了东赵村的杨先生，是个白胡子老头，他到坟地走了一遭，回来说，坟地土卧着（土家占着）一月内不宜动土。就这样就把爷爷的灵柩用柴火（高粱杆）笘住，在院子里放了一个多月才择日子下葬的。

我去到姥姥家看妈妈，正赶上姥姥（亲姥姥）病重，起不来床，一会儿清楚，一会儿糊涂。我去时正赶上清楚，还能认识我。我说我爷爷死了，她说姥姥也不久于人世了。

我去时大姨和大表哥（二飞哥）都在，妈妈告诉我大表姐死了，大表哥也是刚到，是来叫大姨回去的。没几天姥姥就去世了。

一月内我失去了两位最疼爱我的亲人。我的童年是辛酸的，没有父爱也没有母爱，没有甜蜜也没有快乐，有的只是苦涩的回味……。

路边强生苦菜花，无人欣赏有人踏；

有谁怜她遭雨打，有谁惜她被人踏？

顽强生命小黄花，苦苦挣扎迎朝霞。 （二）青少年时期

一九 六二年我八岁，三大爷给我起了名字，叫李国俊。上学的那天，奶奶拉着我的手把我送到村小学去上学。老师叫王承统，是个大约四十多岁的中年人。给人的印象是和善可亲。全校四个年级就一个老师，分两个教室。一、四年级一个教室，二、三年级一个教室，轮流上课。如要给四年级上课时先给一年级布置好作业做着，然后再给四年级讲课布置作业，四年级做作业时就给一年级讲课。上这一节课时二、三年级就是自习课。在我上二年级时学校增加了一个民办老师叫裴玉花（乳名秋花），二、三年级由她来带。不久，王老师就调走了。又调来的是个年轻老师，叫刘吾岩。不知什么原因，时间不长他也调走了。接替他的是一个叫彭应富的年青老师。不久裴玉花老师出嫁了。大队又把本村青年裴显鑫派来当民办老师。裴老师算我家一个八杆子打不着的远方亲戚，他妈喊我爷爷叫叔，我喊他妈叫姑。管他叫哥。因为是老师，所以就一直叫裴老师。

在我上二年级的时候，六一儿童节到了，我加入了少先队组织。老师把鲜艳的红领巾系在我的脖子上，说是一条红领巾2角3分钱，明天上学带来。我高高兴兴地回到家，向奶奶炫耀我的红领巾，并告诉她老师说明天带上2角3分钱。奶奶一听说还要钱，就说，明天去把红领巾给老师退了吧，没有钱，红领巾咱不要。我一听很不高兴，带着红领巾站在镜子前照了照，感到退了很可惜。

第二天去到学校就告老师说：“老师我奶奶说没有钱，把红领巾退了吧。”老师说：“那你家养着鸡不？拿两个鸡蛋也可以。”我一听很高兴说：“养着。我现在就回去拿鸡蛋去。”我蹦蹦跳跳地跑回家，还没进门就急匆匆地喊：“奶奶，奶奶，给我拿两个鸡蛋。”奶奶问要鸡蛋干什么，我连忙说：“老师说红领巾没钱拿两个鸡蛋也行。”奶奶一听，赶忙拿两个鸡蛋用手绢包好说：“路上小心点，别摔了。”我拿着鸡蛋一路小跑去到学校，把鸡蛋交给了老师。因为我学习好，后来还当上了少先队的小队长、中队长，四年级的时候又当了三村联校（东戈山、西戈山、修德村）的大队长。

为了从小培养学生们爱集体、爱劳动的好习惯，学校给每个年级分了试验田，划分了卫生责任区。我们在老师的辅导下，自己在试验田里种上玉米，大豆。放学后同学们主动去拾粪，给玉米施肥。抬水浇田，争先恐后地打扫卫生责任区。夏秋两季，学校还组织学生帮生产队捡麦穗，摘棉花。

一九六三年三月五日，报纸上刊登了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全国上下掀起了学雷锋的高潮。在雷锋精神的鼓舞下，同学们人人争做好事，放学后相约去给军、烈属、五保户和子女不在身边的孤寡老人抬水扫院子。回到家帮家长做家务、带弟、妹，干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有一天放学后，我去到地里给兔子挖草，挖着挖着，一抬头看见前面有一支钢笔，哇！我好高兴，我一直都是用铅笔写字，拥有一支钢笔一直是梦寐以求的事。我捡起钢笔，高高兴兴地往回走。正走着迎面急匆匆过来个女孩，她问：“有没有看到一支钢笔？”我说：“没有。”女孩走过去后，我的心怦怦直跳，脸感到阵阵地发烧。这时雷锋的笑脸在我脑海中闪现，我感到无地自容，真想追上女孩把钢笔还给她，但又爱面子，不好意思。这一夜都没有睡好，女孩的泪眼同学的指点，雷锋的笑脸老师的冷面，交替出现在眼前。第二天一到学校我就把钢笔交给老师。老师表扬了我，并号召同学们向我学习，又把我的事迹写在了黑板报上雷锋画像的下面。我心里美滋滋的，像吃了蜜一样甜。

一九六四年，全国农村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简称“四清运动”。村里住进了工作队，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工作队白天下地劳动，晚上组织群众开会，学习中央关于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精神，利用吃派饭的时间访贫问苦，发动群众忆苦思甜。开戴帽地、富、反、坏分子的斗争会，激发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对有问题的干部进行检举揭发，清查。运动搞得轰轰烈烈，热火朝天。我们学生也积极参与，接受教育，每天晚上搬个小凳子去听会 ，斗争四类分子到高潮时也跟着举拳头喊口号。

工作队住进村里后，文化氛围有所改善。村里建起了文化室，文化室放置有报纸供人们阅读。成立了业余文艺宣传队，宣传队配合当前形势排练了节目，节目有传统剧《穷人恨》、《送子参军》、《要彩礼》等，去到邻村演出。我和裴鸿文也参加了宣传队，我还在《穷人恨》里扮演了一个只有说词没有唱词的群众演员。每逢年过节时，宣传队还要组织人敲锣打鼓挨家挨户去到院子里送祝福。各家各户为了表示感谢，都送香烟给宣传队。回去以后每个人都能分到不同数量的烟卷。每当我拿回去烟卷，奶奶就很高兴。

一九六六年初春，随着运动的深入，有问题的干部被清查、撤职、退賠，并在工作队的提议和监督下，选举产生了新的领导班子。清理阶级队伍，重新划定成份，运动进入尾声。运动尚未结束，接着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

毛主席在北京首次接见了北大学生代表聂元梓等，并写出了“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接着全国学生大串联，组织红卫兵纷纷涌向北京。毛主席在天安门八次接见了红卫兵，运动进入了高潮。

当时的运动口号是：坚决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破四旧立四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教材要改革。这时我已升入高小，去到东戈山上学。正赶上学制改革，学校改为七年一贯制。由于学生们卷入了运动，有的学校停课闹革命，有的学校先还坚持上课，但没有新教材，也没有新课本老师在黑板上写，学生在下面往本上抄。到后来也就停课了。　　

　　我和裴鸿文在两个中学生（裴治禄和裴治承）的鼓动支持下，成立了我校第一个学生组织“井冈山红卫兵。”我们发了宣言，印了红袖章，吸收了十几名队员。这时在我县的红卫兵组织已发展为两大派组织，一派叫《革命造反联络站》成员大都是学生，工人和机关的下属人员为主。简称《联络站》。另一派叫《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大都是机关干部中的实权派和农村的农民组成。简称《总司》。在讨论加入社会上那派组织时，大部分成员倾向于《联络站》理由是《联络站》是属造反派，《总司》是属保皇派。这样就基本上定了加入《联络站》。我们地处农村，家长们大都是《总司》观点，遭到了家长们的反对，大部分同学动摇了。由于我的坚持和迫于家长的压力，裴鸿文与大部分同学退出了组织，站在了对立面，对我们进行攻击。我们的决定还未来得及实施刚成立不久的组织就这样垮了。我和几个坚持观点的同学遭到了孤立。

那时候，我们村经济落后，没有住房和住房紧张的人都盖不起新房，盖房的地皮只能占用非耕地面积，耕地面积是不批准私用的。所以，沿沟边挖土窑在当时就成为一种时尚。我家没有住房也没有人力，这时正好我爸因派性干扰不能正常上班而在家呆着，也打起了挖土窑的主意。他在村东南角榆沟边上选好了一处地方，报批后以五百元的价格包给金龙赖半两人挖成了三孔土窑。（我大爷也是批了三孔窑的地皮自己挖）土窑挖成后进入了装修阶段。 装修需要木材，砖块和白灰。木材是我姥姥从她们村买的旧房屋上拆下的椽子。砖和白灰是爸爸从十九街买的，雇马车送回来的。木工活是东青村我二姥舅自己干的。整个装修过程我都参加了。我每天挑着箩筐去捡半块砖和瓦片（用来填空的），给泥瓦匠当小工，打下手。这时学校已复课闹革命，但因工地无人照看，装修需要人帮忙（爸爸已上班走了），我只好请假不去上课。有时间奶奶还要我去和大爷挖土窑，还要种自留地。我和爷爷奶奶共有六分自留地（爷爷已去世但地还在）。每年都是我把地翻过，大爷给种上，管理就是我的事了。在不上学的情况下还要去生产队参加劳动挣工分。从十三岁起家里吃水就是我自己挑，先是两个半桶挑，慢慢地就增加成满桶挑。

一九六九年我七年制毕业后，就回村参加了生产劳动。全村原有四个生产小队，后来合并为两个小队。我们家属第一小队。在村里我报名参加了民兵独立团（县为团，公社（乡）为营，大队（村）为排），我们村也就十几个人。那年县里要民兵独立团去挖汾河，我们营分在汾阳县演武公社西河堡大队所在的地段。我年令最小，力气也小，抬泥上坡很吃力，没有几天就伤了力吐了血，领导看我不行就让我回去了。回到村里吃了几付中药身体才有了好转。

　　秋天，高粱红了。割高粱的时候，我的鞋由于磨损过度，一只鞋底被高粱茬子刺穿，在我往下拽的时候，后帮也开口了。我只好从箩筐上拽了一节绳子先绑着回到家。奶奶在春天就开始给我做鞋，到秋天我的鞋烂了还没有做好。她说鞋底早已做好，就是鞋帮看不见挈口子。求我三大娘她说:“人家爸妈都是挣钱的，还用你操那心？”所以一双鞋从春天做到秋天也没穿上。没有办法，下午还要劳动，我只好找了一只雨鞋穿上。到了地里，中间休息的时候我坐在割倒的高粱杆上歇息，有个叫裴治润的看到了，感叹地说:“你们看，没有娘的孩子多恓惶，裤子是破的，鞋是杂的。新民（我的乳名）你就不能这样进城找找你爸？看看他怕不怕丢人。”又一位老者接着说：“只古道有了后娘就有了后爹，这话一点都不假。”众人们你一言我一语，说的我心里酸酸的。

我大娘这个人是刀子嘴豆腐心，看到我的鞋实在不能穿了心就软了，主动问我奶奶把鞋底鞋帮都要过去，赶着给我把鞋做好。七零年夏天的一天，我爸回来了，跟我奶奶说：“妈，让新民到煤矿上工作吧，你看行不行？”奶奶说：“听人说煤矿上不安全。”我爸说：“我有个同学是东泉的，在煤矿上当领导，他说不用下井。”奶奶说：“那你问他吧。”爸问我愿不愿意去，我说愿意。就这样我爸就走了。那时他在岳壁公社工作，听人说是监委书记。一天我爸又回来了，要我第二天到岳壁医院去体检，说他在医院门口等我。说完就骑车走了。

第二天早早起来吃罢饭，我就借了一辆自行车，带着奶奶给我准备好的三个煮疙瘩（玉米面做成圆饼在锅里煮熟），急匆匆地赶往岳壁医院。我赶到时爸爸已在门口等着了，他问我“咋才来？”我说：“跑了几家才借到自行车。”

他就领我去排队等候体检。体检完毕就领我去公社食堂吃饭，下午我就骑自行车回去了。

我那时很瘦，身高一米六九，体重不足50公斤。带工的人一看说：“这个不行，我们招的是井下挖煤工这哪能吃得了苦。”就这样第一批我就没走成。我爸又找到他同学老王，老王说：“他们不知道，我们还要给高阳矿代招一批机电学徒工，我给他们讲一下，下次走吧。就这样我就在第二批，一九七零年七月二十日，背着行李，坐上火车在招工的带领下和同伴们一起，来到汾西矿务局两渡矿崔家沟井当工人。”

矿劳资科组织我们学习了十天有关安全生产和厂规厂法的知识，就开始分配了。我被分在了倔进队，领了工作服和安全帽，雨鞋布袜子等，就被人领着下井去参观并熟悉巷道。接着又干了几天杂活。这时王叔叔（我爸的同学，他是副矿长）托人找到我，要我去他家。我就跟着来人去到他家，他对我说：“小李子，我今天刚回来听说你被分到倔进队了？”我说：“是的。”他说：“你年纪小身体单薄，干不了井下工。你爸也不想让你下井，你就到机电队学开绞车吧。”我说：“行。我听您的。”第二天我就被调到机电队学开绞车了。

开绞车是属井上工种，工资31元5角，为一级工。定粮为38斤，其中细粮（白面）11斤4两，粗粮26斤6两。十八岁的我正是长身体的时候，38斤粮根本就不够吃，每月都要拿出5斤细粮票去和别人兑换10斤粗粮吃（细粮1斤两毛钱，粗粮1斤一毛二分钱）。一天只有中午才吃二两细粮（面条），加两个窝头，早晚都是粗粮（稀饭加窝头）。我是在农村长大的孩子，不会花钱，也舍不得花钱。11元钱就够我的生活费了，每月能攒20元钱。每月有四天轮休，每到休息的时候，就回去把钱交给奶奶。

那时还是文化大革命的整党建党阶段，矿山实行军管制，领导机构叫革命委员会。（七、二三布告以后军管会进驻矿山，一把手是军代表名字叫李陶栾。）编制是营、连、排。河西沟井为一营，我们崔家沟井是二营。我们机电队是五连，我在的绞车组是属五连二排。排长叫韩家录，也是我们绞车组的组长。我们那批分到绞车组的共有七个人，王振金、王维彪、王喜顺、张金生、张华强、吴忠喜和我。

崔家沟井是斜井，有两个井口，一个是主井，一个是付井。主井是拉煤的，付井是拉渣进料上下行人（为了安全后来又另打了一条人行巷道）。主井提升绞车是130千瓦，付井绞车是75千瓦。

我先被安排在付井学开75千瓦绞车，带我的师傅叫李新年。李师傅为人老实，工作认真，不爱多说，对我很好。

付井是拉渣、下料、下空车的，每钩挂几个车根据情况而定。车快到终点断电时，全凭司机的经验感觉而掌握车速和惯性。断电早了车甩不过道岔，断电晚了就会过卷（就是把车拉出轨或是掉道）。有一次我自己操作，师傅在旁边看看，由于刚学会开车，经验不足判断不清，断电晚了，一下子就拉过卷，把车卡在天轮上，松弛的钢丝绳脱出滚筒缠绕在滚筒轴上，遭成了事故。给检修工人带来了麻烦，耽误生产两个多小时。吓得我几天都不敢开车，是李师傅耐心地开导我，说服我，并手把手地教我，我才又小心翼翼地学起了开车。

三个月后我完全熟练地掌握了付井75千瓦绞车的操作技术，可以单独顶班了。这时领导又把我调到130千瓦绞车上学习，（两部车的结构和操作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带我的师傅叫王延庆，王师傅是山东人，为人好爽，高中文化程度，爱学习，又热情。在他的耐心传授和指导下，我很快地就掌握了130千瓦绞车的操作，并深入地学习了绞车的结构，电气控制原理图以及油压制动系统的原理。不久就单独顶班了。

那时的形势是突出政治，大批判开路，抓革命，促生产。运动是整党建党，斗私批修。上班带饭，下班开会。上八点班的下午六点开会，上四点班和零点班的上午十点开会，两个小时不准请假。有专人抓运动。可谓运动轰轰烈烈，生产蒸蒸日上。过年过节不放假，还要组织高产，向毛主席敬献忠心。

整党建党的同时，整建团的工作也在同时进行。我们队搞团的工作的是马耀胜、马师傅。他组织我们青年开会、学习，要我们积极向团组织靠拢，写入团申请书。我们几个小青年积极响应号召，都写了入团申请书，努力工作，接受组织的考验。

在一次下井支援高产的时候，我也报了名。组长韩师傅对我说：“小李子，你就不去了吧，井下危险，你身体单薄，也吃不了那个苦。再说，咱们的人也紧缺，一个萝卜一个坑，不去也说得过去。”我说：“不，我要是不去别人会怎么看我？”在我的坚持下，韩师傅也就同意了。我们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成长的一代，从小就受到刘文学、刘胡兰、雷锋、王杰、欧阳海、刘英俊等英雄人物的熏陶，是不甘落后的一代。

就在支援高产的第三天，也就是最后一天，（我们上的是下午四点班）我攉煤的地方突然冒顶，一下子把我压趴下，马耀胜师傅他是带队的，就在我身旁，说时迟那时快，他一把就把我给拽出来，就在众人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一块更大的石头又掉落下来。“啊！好险哇。”把在场的人惊得目瞪口呆，马师傅更是惊出一身冷汗。要不是马师傅机灵动作快，我命休矣。

当时只觉得腰疼胯疼，胸闷出不上气来，蜷曲在地上躺了好一会儿才觉得好了一些。马师傅他们把我扶起来说：“你自己试着走一下看行不行。”我试了一下能走，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为了不影响生产，完成攉煤任务，马师傅说：“大家接着干吧，杨培全你把国俊扶出去先到医疗站（矿医院设在两渡，崔井只有个医疗站）”捡查一下。

到了医疗站已是晚上十点多了，大夫看了一下没有外伤就开了些止痛消炎药说：“明天开个转院证去到介休局医院捡查一下吧。”第二天杨培全就去给我开了转院证，陪我到局医院检查。我们原本打算办个住院，拍个片好好检查一下。不料，我们挂上号排了半天队好不容易轮上了，结果那个大夫只是问了一下，也没搂起衣服看了一眼，更没有说让拍片检查，只是开了点药就叫下一个。我们说要住院拍片检查，他说：“不用。”就不再理我们了。通过打听知道了那大夫叫仇家辉，是个趾高气扬的年青人。我因工负伤，他满不在乎。我实在气不过，就找了张纸，把对他的意见写在纸上，塞进医院军管会办公室的门缝里，就回矿了。也不知道他后来有没有受到批评或处分。

一九七二年的“五四”青年节，我被批准加入了共青团组织。并被选送到矿宣传部举办的“第三期通讯员学习班”培训学习。学习班一结束，我就运用学到的知识，写了一篇工人师傅冒雨抢修线路、排除故障的通讯报道，不料，还真被广播了。就在我感到阳光明媚、春风得意时，喇叭里播出了我们几个人的名字，要我们立即回劳资科报到。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去到劳资科，原来是高阳矿来人要代招的培训工回矿。劳资科通知我们回去准备一下，后天就走人。

这是五月中旬，我们到两渡矿还不到两年，但是师徒之间，同伴之间已有了深厚的感情。杨培全、李永胜、曹义和其他一些同伴，一听说我要调走，都恋恋不舍。永胜和培全买了酒和菜连夜召集机电上待我们好的师傅和领导，为我们几个要调走的徒工送行。第二天，我们几个要好的伙伴去照相馆合影留念，送笔记本留言相赠。第三天要走了，我们洒泪相别，一个个哭得眼睛像核桃似的，那个场景令人终生难忘、记忆犹新。

　　那时，高阳矿还在筹备阶段，我们去时筹备处才有几十个人，任书记和祁矿长等领导接见了我们。并为我们机电工联系了开滦煤矿去培训学习。不久，我们几十个机电工，就在冯桂发工程师和王火庭技术员的带领下，赴开滦煤矿范各庄矿学习。学习期限为四个月。学习期间 ，我们参观了唐山矿和林西矿。我还和郭秀儒等几个人利用休息时间，去到山海关、北戴河、秦皇岛玩了几天，并照相留影。

学习还未期满，我就收到家中的电报，上写“奶奶病重速回”。接到电报我就赶忙向领导请了假，急忙赶往古冶火车站，连夜买票坐车往家赶。从古冶站上车后一直站到北京，到北京站已是第二天早晨。一下车我就排队买到平遥的火车票，然后就在车站附近地摊上买了几根油条和一碗豆浆吃。原本打算学习完返回时在北京好好玩玩，当这时候什么心情也没有了，心里想着就是早点回去看奶奶。吃过早点就返回候车室等车。

在平遥下车后，我就急忙往家赶，回到村里已经中午。一进家门我就问奶奶在哪里？爸爸说：“昨晚就去世了，在那个家放着。你别着急，先喝点水再过去。”我一听，早已控制不住眼泪，我返身就往外走，我一推门就看见奶奶直挺挺地躺在一块门板上，双手用红线绳扎着放在胸前，好像睡着了一样。我扑上去就边喊边哭。我哭了一会儿，我大娘就把我拉开说：“行了，行了，人死不能复生，先起来吃点东西，别哭坏了身子。”

我二弟春民和三弟冬民在爸妈离婚时被妈妈带走了。我爸对我说：“你去和你妈说，看你奶奶出殡时能不能让春民和冬民回来送一下。”

妈妈离婚后，带着两个弟弟先嫁到东青村，由于那男人不喜欢二弟春民，所以，妈妈只和他生活了三个月就离婚了。后又经人介绍改嫁给小汪村王家录（乳名七六则）。他待我弟弟比前一个男人强点，但也好不到哪里去。两个弟弟都是小学三年级都没念完就不上学了，十一、二岁就帮家里干活了。割草、拾粪、放羊，家里、地里，什么活都干。我质问过他，为什么不让我弟弟上学了，他说是他们自己不上了。这要是亲生的 能孩子说不上就不上了？那个年月不懂得计划生育，妈妈在他家又生了六个孩子，一家十口人生活在极度贫困中。

通过我做妈妈的工作，她同意只带二弟春民回去参加奶奶的葬礼。就这样在奶奶埋葬那天我把二弟带回去了。一走进院子，我就扑到奶奶的灵柩前放声痛苦，弟弟也跟着我哭。我边哭边说：“奶奶啊，我把弟弟带回来了，你睁开眼看一看我那可怜的弟弟呀！我的好奶奶啊。”我大声地哭，反复地说，周围看的人都流下了同情的泪水。有几个年老的妇女还哭出了声。

那天我哭得眼睛都肿了，送葬辞灵时我哭得拉都拉不起来，嗓子都哭哑了。我爸在我身旁也是哭得泪人一般。

埋葬了奶奶，我就又把二弟春民送回了小汪村妈妈那里。

七二年十月份，我们赴开滦煤矿学习的工人回到了高阳矿筹备处，一边学习一边等待新矿井移交生产。这时矿务局从各矿为高阳矿调集工人，并经上级部门批准从晋中、吕梁部分县市的农村大批招收新工人，为新矿井的投产做准备工作。

我爸是一九七二年调到县劳动局工作的。十一月份的一天，我轮休回家探亲，我爸说：“汾西矿务局在咱们平遥招工，住在县招待所，还有你们高阳矿的人。”我一听很高兴，就想立刻去招待所看看有没有我认识的人。吃过晚饭我就到招待所打听到招工的住的房间，推门进去一看还真有几个认识的人。带队的是劳资科长梁培安。他问我：“小李子，回来看你爸了？”我说：“是，轮休回来住几天。”他又说：“那你轮休完就不用回矿了，留下来帮忙吧。”我说：“也行，反正回去了也没事。”我回去告诉了我爸，第二天就住进了招待所。 十二月底，梁培安让我把招好的第一批新工人送回高阳矿。送回去后我就又回到平遥去招工。春节过后，大概也就是七三年的二月份又把第二批新工人送回矿。劳资科的负责人老曹对我说：“小李，你就别再去平遥了，你带上新工人的花名册到矿务局劳资处报到。”下午我就坐火车去介休劳资处报到。去到劳资处才知道，原来是要到吕梁地区给新工人上户口。我和柳湾矿劳资科的李彬文，水峪矿的侯新文三人一同去，李彬文是负责人。

我们在局招待所住了一夜，第二天就乘车去了吕梁。因主管办户口的人外出不在，我们就在地区招待所住下等待。第三天承办人才回来了，办完事我们就又带着介绍信和地区的手续去孝义县劳动局落户。最后就回矿劳资科交差，回单位等待上班。这时招工接近尾声，外出招工人员陆续回到矿上，准备上班。

高阳矿是七三年五月份剪彩投产的。是年产量为一百二十万吨的大型矿井（是当时汾西矿务局最大的矿井）。我回归单位时，矿上已进入了建井移交的阶段。矿务局从开滦煤矿借来了两名大绞车司机，一个姓刘，一个姓赵。帮高阳矿验收接管大绞车，并负责培训新司机上岗。

高阳矿是竖井，有两个井口，一个主井，一个付井。主井是提煤的，绞车配套为860千瓦电机，滚筒直径为4米，风压制动，提升箕斗10吨（当时在汾西矿务局是最大的）。付井是提渣送料上下人，绞车是550千瓦，滚筒直径2米。

在刘、赵两位师傅的指导下，我们很快就掌握了大绞车的操作技术，正式投产时，我们从开滦煤矿学习回来的司机都能够正式顶班了。

那时高阳矿刚投产，组队的人员都是各矿调来的，相互之间都不认识，队长、书记都是矿上指派的。我们井上机电队的队长是荆吉旺，书记叫张士廉。团的组织也不健全，王崇平原是和我们一起赴开滦学习开绞车的，学习回来后就被调到矿团委筹建团的工作。我受他的委托，负责上机电队团员、青年的摸底登记，收缴团费等，着手做团支部的组建工作。同时，我还是队里的通讯员、理论辅导员，负责队里好人好事的通讯报道，以及队里墙报的编辑出版（一月更换一次，矿宣教科负责检查评比）。我还写了入党申请书，要求加入党组织。同时还订了《中山大学学报》、《历史研究》、《红旗》杂志等理论刊物，买了不少马、列著作和毛主席的书，加强理论学习，紧跟当时的政治形势。积极参加大批判（批林批孔，批三上桃峰），出席矿宣教科、矿团委举办的各种各类录音批判会、赛诗会等。

新人新矿新气象，处处感到阳光明媚。就是管理跟不上，食堂吃的压面（高粱面经机加工成细长细长的园形状，就像粉条一样）硬的咬不动，还是煮出来后再放进凉水里泡过的。吃饭时去早了得排队等，去晚了饭是凉的，吃得胃里不舒服。一天，我气不过，就给食堂管理员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出去，题目是《给管理员的一封信》，阐述了单身工人的苦楚和不满。没过几天那个管理员就被撤换了。

冬天到了，我们住的宿舍（十楼阴面家上下三层）十几个家，一连几天都没有暖气，我们到处找，就是没人管。我联合了十几个人联名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了办公大楼，问题才得以解决。原来是安有阀门的那个家的人把阀门给关掉了。

那时还是属于文革的后期阶段，大鸣、大放、大字报还很流行，整党、建党工作还未结束。李连生、常云龙都是年轻党员，我是团员，临时负责队里团的工作。张士廉是矿上派到我们队当党支部书记的（当时还没有成立支部一个人说了算），他是工人出身，对做支部工作没有经验，但人很固执、自信，听不得不同意见。李连生、常云龙和我，我们都是年轻人，初生牛犊不畏虎，也没经过什么世面，没吃过什么亏。我们对张书记的工作方法有些不同的看法，就三个人联名以大字报的形式对他的工作写了几次评论，贴在了队里经常开会的地方。他对我们的做法不理解， 自认为是和他过不去，把我们看作眼中钉。耿耿于怀。

七月份下旬的一天，住我对门的电工郭瑞宏师傅要去河南出差，我就托郭师傅给买个半导体收音机回来。不几天郭师傅回来了，给我买回了一台黄河牌两波段六晶体管收音机。音质清晰，收台又多，我爱不释手。

我们一个宿舍住四个人。王振金、王维彪、赵喜荣和我，都是开绞车的。一天夜里，我上四点班下班回来，他三个人都上夜班走了。我从食堂吃饭回来洗漱完毕就一点多了，躺在床上没有睡意，就打开收音机听了一会歌曲，歌曲唱完后播音就结束了。我就又收其它台，看看还有没有喜欢的节目。突然收到一首好听的音乐，音乐过后收音机里传来了一个娇滴滴的女人声音：“莫斯科广播电台，现在对中国青年广播”。当时中国叫美国是美帝国主义，苏联是修正主义，简称：“美帝、苏修”。当时在世界上是中国最大的敌人。由于出于好奇，当时宿舍就我一个人，就想听听她会说什么，我听了一会，大致内容是说中国背叛了列宁主义。这时突然有人敲门，我还以为是赵喜荣又回来睡觉（夜班三个人上，前一晚上带班的师傅就让他回来睡觉了），我就急忙关掉收音机，起来给他开门去了。门一打开，进来的是矿保卫科的李怀玉，他问我：“你刚才听的是什么台？”我说：“苏联台。”他说：“你知不知道是敌台？走，到保卫科去。”说着他拿起收音机就走。我连忙穿好衣服就跟他走了（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到了保卫科，他把我交给正在值班的科长柏耀宇。柏科长看看我，睡眼惺忪地说：“回去写检查吧。”我说：“收音机我拿上？”他说：“不行。你这个小孩尽没事找事，回去写检查，明天交来，还得处分你。”我一听吓坏了，不由得惊出一身冷汗，想不到问题会这么严重。回到宿舍夜已深了，怎么也睡不着，连夜就写好检查，第二天一早就把检查交到了保卫科。又过了几天才拿回了收音机。

张士廉书记这下抓到了我的把柄，在大会小会上点我的名，要我在团员会上作检查，并不让我再负责团的工作，指定孙宝文负责组建团支部的工作。发动团员、青年对我进行批判，并无限上纲上线。说偷听敌台是严重的政治问题，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是敌我矛盾。并激烈主张开除我的团籍，想在政治上置我于死地。

矿政治处、保卫科、矿团委结合我平时的政治表现、家庭出身，以及生长环境经过研究，一致认为一个新社会出生，红旗下长大，涉世未深的小青年，问题没有那么严重，不应该一棍子把人打死。团内给个处分，吸取教训就行了。就这样，我也记不清是给了个严重警告还是记过处分，反正是没有采纳张书记开除团籍的处分。

绞车房是要害部门，主、付井绞车是系着矿山出煤和行人的咽喉要道，出不得半点差错。我的情绪受到影响，害怕万一出个事故，再给张士廉抓住小题大做，那我就得吃不了兜着走。所以我就找队长荆吉旺说出了我的担心，要求调出井上机电队。他说：“不会那么严重吧，不过你要有这种思想负担，我就给你在咱们内部调整一下吧，出队是不可能的，我是不会同意你走的。”不几天我就被调到北风井开主扇去了。

扇风机是往井下送风的，二十四小时不停地转动。只是每隔两小时做一次记录就行。在这期间我看了不少的理论书籍，作了好几本读书笔记 ，提高了写作能力，锻炼了钢笔书写，从而充实了自己。

　　那时，矿务局调整领导班子，从阳泉矿务局调来了一个叫李长锁的付局长。他在全矿务局内搞了个煞风整纪运动（煞歪风邪气，整动劳动纪律）。我在矿宣教科负责人韩光明的授意下，用黎烈烽的笔名（黎烈烽取意即黎明前的烈焰烽火）写了一篇评论煞风整纪的理论文章，在矿广播站连续广播了三天，为煞风整纪推波助澜。

一天我从报纸上看到河南省的一个地区遭了很严重的水灾，立刻就想到革命样板戏《龙江颂》里江水妈说的一句话“一碗水也能救活几棵秧苗。”我想，全国人民要是都能伸出援助之手，一人就捐10元钱，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对于灾区人民来说也是雪里送炭，也是莫大的慰问。自己是个共青团员，应该起这个带头作用。想到这里，我就拿起笔给灾区人民写了一封慰问信，拿了50元钱（当时工资是31元5角）去邮局汇出去了。不久矿领导收到了来自河南省政府，省民政厅寄来的感谢信。侯大录书记在一次组队书记、队长会议上宣读了信的内容，并表扬了我。说我为工人阶级增了光，给煤矿工人长了脸。要求大家学习我的这种助人为乐的共产主义精神。

七四年春的一天，我接到我爸托人捎的信要我回去。回去后，他对我说：“汾西矿务局要在平遥招收部分职工子弟，他想让二弟春民去当工人，但必须的改姓李。（二弟和三弟随母改嫁后此时都姓王）让你回来就是要你回村里和你妈商量一下，看她愿不愿意。”我急忙回村把此事告给我妈。我妈说：“这事情你得和你叔商量（二弟的后爸），他去地里了，就快回来了。”到快吃中午饭时，我叔回来我就和他说了，一开始他不同意，后来经我好说歹说总算松口了。但他说：“你去找村干部说吧，他们不盖章也走不了。”我一听他这是推辞的话，当转念一想，也对。同时又担心他要是和村干部串通好了由村干部出面阻拦又咋办？想了想，我决定立即去找村干部先打个招呼。我找到村支书家、支委家、贫协主任家，把我二弟要去当工人的事，一个一个和他们讲了。他们都说你先做你叔的工作吧 ，他要是同意，我们没意见，这是好事嘛。不过，他要是不同意，我们就不能给你盖章办手续。我说：“行。”我就回去给我叔说：“村干部我都找过了，他们说只要你同意他们没意见。”他一听，立刻就反悔了。对他的出尔反尔我非常生气，但又没有办法。我马上想到我二妗，她是妇女主任，当村干部多年，有头脑，能说会道。在当年我叔向我妈提亲时，我二妗就问过他，家里什么成份？他说是中农。隐瞒了他家是富农成份的事实。（那时是阶级斗争年代，成份高子女是没出路的）想到这里，我就立刻起身骑车去东侯壁二妗家。二妗见到我很高兴，知道我是为二弟当工人的事找她，马上就换衣服随我去到小汪村。见到我妈我叔寒暄了几句，就直奔主题。我二妗问我叔：“七六则我问你 ，当年你去我家提亲时我问过你成份没有？你隐瞒成份是事实不是？”他说：“是”。“你当年要是实话实说，我家的人会跟你吗？不让孩子走你安的什么心？在你家会有出路吗？你想害他们一辈子吗？”二妗一连串的问题，问得我叔哑口无言，默不作声。半天才红着脸说：“二嫂，我也是没办法，我这一大家子人，孩子们还都小，他走了我咋办？我的意思是让他帮上我几年再走。”我二妗说：“难道说你自己的红尘（方言也就是家事）还要他给你闹（闹就是做的意思）？俗话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你只顾你自己，就不为孩子想想？过几年你能给孩子找下工作？”他说：“我没那本事。不过二嫂，你知道我们这里一个劳动日才两毛多钱，我为了养活他们这几年我欠下生产队500多元的口粮款，他走了这钱让谁还？”我接口说：“叔，你放心，我保证让我弟弟把你欠生产队的500元钱五年之内全部还清。”他说：“口说无凭，你得当着村干部的面给我写下字据。”我说：“行。”就这样，我们一同到村支书家当着支书的面我给他立下了字据，保证500元钱五年还清。费了好大劲，二弟春民才到汾局南关矿当了工人。

七五年，阳泉矿务局在平遥招工，我爸又把三弟冬民也招到阳泉三矿当了工人。我给他取名李国豪。（二弟取名李国威，但他填表时写的是李春民，后来就没有往过改。）这样我妈带走的两个弟弟就都回来了。

我在风井待了一年多，就以生活困难为由，一再要求下井工作。七五年终于脱离井上机电，调入井下机电队翻车轮组上班。工种是井下电钳维修工。组长叫刘春华，六级工，为人正派，对我很好。井下机电队长是王保智，书记叫贾培钦。史典伟是团支部书记，材料员。由于在上机电我就小有名气，到下机电后很受重视。不久就进入团支部，当了宣传委员。肖国庆是组织委员，也是矿团委委员，很有才华。史典伟、肖国庆和我，我们三人配合的很好，团支部工作搞得很出色。不久，史典伟因超龄离团，矿团委就让我接替了团支部书记的工作。

回想在下机电队的这段日子，我感到很愉快，无论是本职工作还是团的工作，都干得得心应手。各种各类奖状得了不少。一九八零年我超龄离团，五月份调水峪矿工作（爱人在水峪矿上班）。

一九七六年，对我来说是人生道路上的一次转折。一月八日，全国人民敬爱的周总理因病故去，七月六日为新中国的创建立下汗马功劳的朱德总司令——人民敬仰的委员长与世长辞，九月九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又撒手人寰。神州华夏，举国悲哀。正当人们沉浸在万分悲痛之中尚未回过神来的时候，毛主席身边的王、张、江、姚又被隔离审查。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集党、政、军权于一身的华国锋主席出人意料地又下台了。

毛主席在世时提出来“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并明确的指出“以阶级斗争为纲”。还告诫全党“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他老人家刚刚离去还死骨未寒就一切都变了。阶级斗争不讲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不提了。写在党章里的“毛泽东思想是全党的指导思想”也成为一句空话了。毛主席亲自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称为十年动乱了。过去被专政多年的戴帽的地、富、反、坏分子也给摘帽了。不少右派分子也被平反了。

在这‘革命’的转折关头，我感到迷茫，感到困惑，思想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对变化了的形势一时难以接受，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更加缅怀。对前途丧失了信心，从此就远离政治，不再参加任何社交活动了。

还有一件事情，让我纯洁的心灵受到打击，每当想起就感到是受了莫大的屈辱。

那时七六年初春的一个早晨，我因上四点班睡得晚了，所以早晨就起的迟了。到食堂吃饭时就九点多了，吃饭的人已所剩无几。我吃罢饭正要起身去洗碗，一个穿着单薄，满脸污垢的年轻人走过来，手里拿着两个窝头说：“大哥，我能用你的碗喝点稀饭吗？”我说：“可以。”说着就把碗递给他。他打了稀饭就坐在我旁边狼吞虎咽地吃起来，我对他说：“小伙子慢慢吃，我不急着走。”他说：“大哥，不瞒你说我两天都没吃东西了，这也是一个老乡给的。”我就问他：“你是哪里的？到这里来干什么？”他说：“我是临县的，听说这里有盖楼的，好找活干，就过来了。结果几天来钱也花光了，活儿也没找下。”我一听很可怜，再一看那么冷的天他就只穿着一件草绿色褂子，不由得就动了恻隐之心。我问：“你今年多大了？家里还有什么人？”他说：“二十一岁了，家里还有父亲，已瘫痪在床多年了，还有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我问：“那你母亲呢？”他说：“母亲因生活困难跟人走了。”我看看眼前的他，不由地想起童年的我，同是苦命人，黄连苦胆味难分。我决定帮帮他。我问：“你打算怎么办？”他说：“活儿找不下，回又回不去，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问：“回临县车费得多少钱？”他说：“三块二毛钱。”说着话他饭已吃完了，便去洗碗。他洗碗过来，我对他说：“你跟我回宿舍洗洗脸，我给你穿上两件里面的衣服，我看你很冷。再给你几斤粮票（那时买吃的要粮票）和五元钱，路上用，你就回去吧。”他说：“大哥太谢谢你了，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的大恩大德。”我又给他买了几个馒头带上，把他领回宿舍。给他打水洗了脸，找出我的两件旧衣服给他穿上，拿了二斤粮票和五元钱给他。他感动的快要哭了，一再问我的名字，同宿舍的闫师傅（闫民杰）告诉他并说：“你一辈子也难遇上这么个大好人，你回去了要再来的时侯，把你们那里的好东西（指土特产）给带点。”他说：“我们那里有红枣和麻。”我说：“闫师傅和你开玩笑，什么也不用带，只要你回去了给我来封信，告我一声说你平安到家就行了。”他说：“我到家一定给你来信。”我把他送下楼，目送他远去，就回到宿舍。

从此我就多了一份牵挂，每天盼着他的来信。一天，两天，十几天过去了，也没收到来信，闫师傅和同宿舍的人都说我可能遇上骗子了。又过了两三个月，我已经把这事淡忘了。

一天清早，我在去往胡家窑的路上跑步锻炼，忽然看到一个小伙子很像他，又想这不可能，他已经回去了，再说，他要是又来了能不过来看我？一定是看错了，也就没当回事。

一天，矿上演出好电影，我因下班晚了没有买到票。我去到食堂，吃饭的人已寥寥无几。我正吃饭时一阵骚动，从门外涌进一伙人，围着一个人吵吵嚷嚷，我端着碗走过去一看，他们是在分电影票。我就想看看拿票的人是否认识，我也想分一张。等到那人抬起头来，我眼睛一亮，原来还真是那小伙子。他看见我楞了一下，又赶忙把头低下。我想要真是他，我不开口他也该给我留一张票。我忙转身去洗碗。等我洗了碗转过身，他们已经不见了，这下可把我气坏了。但又一想，也可能不是他 ，只是长相相似而已。那又为什么看到我要楞一下呢？到底是不是他？令人费解。

回到宿舍，我把此事向闫师傅说了，他说不可能，肯定是我看错了。这一晚上我觉也没睡好。说来也巧，第三天我下班走在路上，迎面就碰上了他，我就问：“小伙子还认识我不？”他红着脸说：“认识。”我又问他：“什么时候来的？现在哪里干活？”他说：“一个多月了，在贤者村下小煤窑。”我就没再搭理他，就往前走了。我好悔，真心帮助他反而被他骗了。我的心在流血，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真是好心使不得，从此，下决心再不做好事了。

为响应党和国家的晚婚号召，我二十七岁才开始谈对象，相处一年以后，在一九八零年农历的二月初六举行了婚礼。

说到婚姻就勾起了我心酸的往事：我的对象是我后姥姥（继母的妈）给介绍的，她们是一个村里的。我十八岁参加工作以前，一直和奶奶生活在一起，（没有和继母在一起生活过）奶奶活着的时候，我每月除生活费以外，多余的钱就都给了奶奶了。奶奶七二年去世以后，我就无家可归了。轮休回来时就只有回城里爸爸和继母的家了。我自己由于没有掌握过钱，也从来不会花钱。每次回去就把钱给爸爸了。后来一块上班的师傅们对我说：“小李你不敢把钱都给了家里，因为你是后妈，猪肉贴不在羊身上。到时候你结婚拿不出来怎办？你得留后手，作长远打算才是。”我想想也是。轮休回去时，就征求我爸的意见。我说：“爸，以后我把钱存起吧还是拿回来吧？”他说：“存起吧。”后来我就把钱存起来了，一年多快两年没有给家里放钱。每当我回去时，后妈的脸色就不好看，我爸也不高兴。日子长了我心里也不好受。每月有四天轮休，不回去吧，待着也无事可做，回去吧，也没地方可去，唯一只有回爸爸的家。当看着他（她）们冷冰冰的面孔，心里总感到不是滋味。后来我就把两个月的轮休月底月初堆一块休，这样就减少了回家的次数。两个月回一次家，每次都是轮休住不完就住不下去了，不得不找借口提前返回矿上。我知道这都是钱给闹得。后来一次回去我就和我爸说：“我攒下有400元钱了，放着吧还是拿回来吧？”（我那时工资36元8角6分每月能攒20多元）我爸说：“拿回来吧。给你买些木料准备结婚打家具用。”我说：“行。”从那以后我就每攒足300元或200元就拿回去交给我爸。

我和女朋友（现在的老婆）领了结婚证快一年了，家里都不说什么时候举婚。我就找介绍人毛振国（真正的介绍人是我后姥姥，毛振国是和她一个村里的，在小五金厂当厂长，是后姥姥托的名誉上的介绍人）说：“我们领了结婚证这么长时间了，家里也不提举婚的事，麻烦你给我问一下，看是咋回事。他说：“我也很纳闷，这么长时间也不找我说事，我还以为不用我当介绍人又找下别人了。行，今天下班后等你爸妈都回去了我就过去，正好我还有点事要和你爸说。”（那时我爸是县劳动局长）我说：“好，我等你消息。”

晚上，我和弟弟妹妹还有后姥姥正在西屋里吃饭，毛振国来了，他和后姥姥寒暄了几句就到正屋找我爸妈说事。（他们在正屋吃饭）不一会毛振国就出来了，过来告我姥姥说走了。我就起身把他送出大门外，他对我说：“你妈说没钱给你办事，还说‘他没口，不会自己说。’意思就是嫌你不自己和她说。你家的事不好说，看来是你妈做主，你还是自己和她说吧。”我说：“行，那我就自己和她说吧。”毛振国前脚走，我爸妈后脚也就出门了。

第二天下午，我妈下班回来后，我就和她说起举婚的事。她说：“咱家人口多，你也知道，我和你爸挣的也不多，以前你拿回来的钱都花了，现在要办事没钱。你看是让你爸借还是你去借。”我说：“我去借吧，你看需要借多少钱就够了？”她说：“这可以算嘛。”说着就拿出笔和纸，开始计算了，按需要办多少桌席，需要多少肉，多少菜，多少葱姜蒜等调料，一一做了计算。（她的工作是会计，在供水站上班）总共算下五百元多点。我说：“我给你借五百五十元够了吧？”她说：“够了。你借回来五百元就办事。”我说：“行。那就定日子吧。”她说：“那日子就定在二月初六吧。”我说：“好。那我就告诉女方家去作准备了。”她说：“行。你就去通知吧。”

我后姥姥人很好，对我很同情。她说：“姥姥这里有三百元，先给你凑上吧，现在问人借钱也不是容易的事，你什么时候有了什么时候还我，反正姥姥的钱也不急用。”我很感动。说道：“姥姥我和桂琴谢谢您了，（桂琴就是我现在的老婆）”她说：“不用谢，姥姥这人也是心软，看不过去。再说，你的婚事也是姥姥说的，办过我也就歇心了。”当时我就把姥姥给的三百元钱交给了我妈。就这样，我又向二弟借了一百五十元，向同事借了五十元拿回去给了我妈。这才在农历二月初六给我举行了婚礼。我身负了五百元的外债才了却了举婚的心愿。

我举婚的当天，并没有办酒席，来的亲朋都是人手一碗烩菜，说我爸是劳动局长，怕影响不好。只是第二天摆了几桌酒席，把他（她）们单位的为数不多的头面人物请了请。

婚事办完了，我的婚假期满就要走了，他（她）们也不说什么。走的当天清早吃早饭的时候，我对姥姥说：“姥姥，你也知道，举婚的钱是我花的，今天我就要走了，我妈她也没对我说过收礼的事，她不说，不想让我知道，我也就不问了。你过去和她说，（她和我爸在正屋吃饭）其他的我也不要，我知道两渡矿我工友们，送来两块毛毯，两个暖瓶。我也不全要，就拿一块毛毯和一个暖瓶就行。这样我去到矿上就不用再买了。”我姥姥说：“行。我现在就过去说。”就端着碗走了。一会儿就过来了，她说：“你妈把我抢白了一通，她说‘他自己没口不会说，还要你替他说？’还是你自己过去说吧。”我说：“行，那就吃了饭我自己去说吧。”还没等我吃完饭她（他）们就锁上门上班走了。

我是坐九点四十的火车，还没有告诉他们说我今天要走。吃了饭我就去劳动局找我爸告辞。一进门，我爸看见我就起身往出走，走出办公室他问我：“今天就走吗？”我说：“是，现在就去火车站。”他看着我，眼里含着泪花。顿时我的眼圈也红了，我怕控制不住眼泪，就转身走了。

因为一个举婚仪式，我身负了五百元的外债，还没有要到一块毛毯和一个暖瓶。这就是我的继母留给我对婚姻抹不去的记忆。

婚后不久我从矿上回去，我爸跟我说：“咱们斜对门你李润根叔叔家里院，丑小有两间西房要出赁，因他急用钱，所以一次性付二百元，可住十年。你要是有心思要就给你赁下，你要不要，就你姥姥要赁。”我想想二百元住十年也合算，就说：“行，你给我赁下吧。”我爸又说：“你也不长住，要是两间占不住，就出一百元住一间也行。”我说：“行，那我就要一间吧。钱我下次回来给你。”就这样我爸就把房子给我赁下了。等我再回来时，结婚时的家具（一个立柜、一个平柜和两只木箱）也都搬过去了。从此，我在平遥就有立脚之地了。

结婚后我就在我爸的同学杨叔（杨维恭）和梁叔（梁以道）的帮助下从高阳矿调到爱人所在的水峪矿工作。我单身在外，新建家庭，一无所有。我和爱人两人的工资加一起不足七十元。要置家，要生活，还要还债。衣服，被褥无处放，爱人在医院上班，她从医院要回来一些纸箱，后又让我岳父把家中的木箱从火车上托运过来一只。我岳父从平遥来看女儿时又给我买来一对水桶。就这样我就在水峪矿安家了。岳父看了我们的处境，十分难过，在回去的火车上他老人家伤心地哭了（这是后来听他自己讲的）。

高步仁是继母和前夫生的儿子，也是我爸把他安排在南关电厂上班的。他已结婚生子，从南关电厂调水峪矿后就和妻子离婚了。八零年秋天的一天，我继母领着一个叫美丽的女孩来给高步仁介绍对象 ，因找不到他在哪里住，正好碰到老乡郭民会就把她领到我的住处（我租民房住居，老婆正怀着儿子李振中）。吃饭时我对继母说：“妈，桂琴大概是明年正月后半月生孩子，我们打算明年正月初六回去，想在平遥生孩子。”她说：“行，回来吧。这样她妈伺候月子也方便些。”吃过饭我就把她送到高步仁的住处。

八一年春节过后，正月初六我就和爱人回到平遥。一走进院子就碰到房东，她告诉我们说：“你爸说你们今天要回来，今上午过来打扫了房子，刚才又把火生着，刚走了不大一会。”我开门一看，满家里都是烟，呛得人不能进去。就退出来说：“火不着，不过炕。”房东说：“好长时间不烧，可能炕洞被老鼠祸害了，也许烧一会会好的。”说完她就转身进自己家了。我打开门凉了一会，进去往火里添了些炭就锁上门回我爸妈家去了（住斜对面院里）。

晚上在家里吃了饭，就和爱人过去睡觉。一开门，家里都是烟味，炕上满是灰尘。我扫了炕准备铺床，拿钥匙开箱子才发现钥匙拿错了，（两只木箱上的锁子外形一样，钥匙看上去也差不多。另一只箱子拿矿上了。）我就又回到我家对我爸说：“爸，把箱子的钥匙拿错了，被子在箱子里锁着拿不出来，你给我拿床被子吧。”他说：“行。”转身就去拿被子。拿上被子我又说：“再拿一个暖瓶吧，我晚上喝水。”我妈正在炕上坐着打毛衣，插话说：“你们不是有暖瓶吗？”我一听，气就不打一处来。我结婚工友们送了两个暖瓶，两块毛毯，我让姥姥替我要一个暖瓶一块毛毯都不给。今天我就借用一下暖瓶，还说出话来。就接口说：“有，锁在箱子里拿不出来。不怕，给你哩。”我爸这时就火了，瞪着眼冲我吼：“你说的什么话？”我不再说什么，转身就走。

回到住处，家里的烟味还没有散了，往火里加了点炭，烟又朝外冒。老婆正歪在炕上流泪，我把她叫起来给她洗脚（她已肚子大的不能弯腰）。我心里窝着火，她又哭个不止，火里的烟还阵阵地朝外冒。我火了，端起洗脚水就浇在火里。噗地一声，烟灰随着烟一起往外冒。霎时间，满家里都是烟和灰尘。她看我火了，也不哭了。俩个人手忙脚乱地打开门，又把窗户纸撕破。等烟散了以后，火也就灭了。俩个人就关上门，用褥单把窗户上的窟窿堵上把炕上的灰尘扫净。也不敢脱衣服，蒙着被子相拥而泣。（正月里的夜间还是很冷的）好不容易熬到天亮，。第二天我就把她送回喜村岳母家。

在岳母家住到过了正月十五，十六就进城直接住进城关医院妇产科。我买了锅碗盆勺、菜刀案板等一套做饭的用具，又买了米、面、油等日用品，住在医院待产。十几天后才在二月初三生下了儿子李振中。

一天，我从医院回到我家，我爸妈和弟妹们正在吃饭。我爸对我说：“我已告给李润根了，让他给找个人过来今天把火修一修，你要有时间就过来照料一下。宝宝也回来了，他也能帮忙。（宝宝是我五弟 ，学名李国宝，在太谷农大上学。他是继母和我爸生的第一个孩子）大门底下有土坷垃，水管上有水。”我说：“行，我先回医院安动一下就过来。”坐了一会我就去到医院。等我再从医院回来，大门已经上锁，土坷垃和水什么也拿不出来。这时，李润根叔叔已经找来修火的师傅。他问我咋办？我也不知该咋办。这时五弟找来他们同学帮忙。李润根说：“那就去城外拉土吧，人已经找来，总不能不干吧！”五弟就和他同学们去拉土，拉水。中午，我姥姥来到我家，下午用土用水就不用再去外边拉了。

下午，我们正在干活，我和泥，五弟用铁锹往回铲泥，这时，仁义水库留守处（在我家旁边）的一个人，走过来告诉五弟说：“宝宝，你妈打来电话说让你去接她。”五弟说：“顾不上。”就铲泥去了。又过了好一会儿，五弟还没有要走的意思，继续干活。我就对五弟说：“成日（五弟乳名叫成民）你接去吧，剩下的活儿我们干吧。”他说：“不用接，她自己回来吧。”我说：“她要你接你就接去吧。”五弟说：“没事。”这样五弟就没去接她。

第二天下午我回到家里，就姥姥一个人在家。我问姥姥说：“就你一个人，成日出去了？”姥姥说：“走了。”我说：“不是说明天走吗？怎么提前走了？”她说：“娘们俩个生气来。”我问：“为什么，是不是因昨天成日给我修火没去接她？”姥姥说：“不知道，我不管她们的闲事。”我看姥姥不肯说，也就不再多问了。坐了一会儿我就回医院了。

我想：娘们俩生气，五弟又提前走了，一定和弟弟给我修火不去接她有关系。母与子竟然有天壤之别，一个是有土有水锁上门走了不让用；一个是领着人到城外拉土帮我修火。一个是不让帮我修火让去接她；一个是宁肯惹她生气不去接她也要帮我干活。古人云：“兄弟如手足。”又云：“云里日头洞里风，蝎子尾巴继母心。”看来一点都不假。

原来给我赁下的那个家里炕上铺有一块油布。一天我爸过来什么话也没说就揭走了，露出了光秃秃的苇席，很是凄凉。我还以为他们要铺，结果我过去看到挂在了正屋窗外的屋檐下。我想不通，就这么一块油布能值几个钱？宁可闲置不用，挂起让风吹日晒，还不肯让自己的孩子铺。这就是我的爸妈。我的心凉透了。从此，我再不想进那个家门了。后来四弟结婚我也没有回去。（四弟名叫李国先，在太谷上班，是继母带过来的孩子。和高步仁是同父同母，他是带着的，高是留下的。）

家里的火找人修了还是不行。三月八号（农历二月初三）儿子李振中（乳名霄鹏，取意即云霄里展翅的大鹏）出生了。在医院住了几天就回到喜村在岳母家附近租了间房子住下。因他妈难产失血过多，身体虚弱没有奶水，产假过后还要上班，第八天就找了个奶娘奶出去了。每月给奶娘15元钱，8斤粮票，两条肥皂。奶娘的丈夫是我的同学，名叫闫春勇，我们是一个村的。孩子在他家奶了不到十五个月，我们每月对轮休去看孩子并送钱。后来发现奶水不够孩子吃了就接回家自己喂养。

那时矿上的住房是分配的，很紧张。分配住房是有条件的，但不是公平的。同等条件下，有靠山有门路的就能先分到，而且还是大房子，否则就分不到，或是小房子。那年分房的条件是：领了独生子女证的优先，双职工的优先，井下工作的优先。这三条我都够着了，但就是没人帮忙说话。我知道的有好几家领了独生子女证的都分到了一套大房子（两个卧室），还有不是独生子女的，四口人的也分到了大房子。而我这个够条件的却分下是小套（一个卧室），而且还是顶层（三层）。我心里不平衡，要是个二层吧我也就住了。我就一赌气跑到计划生育办公室，把领到的独生子女证退了。工作人员问我为啥要退，我说：“因为分房子不公，人家别人领了独生子女证的都能分一套大房子，四口人的也能分一套大房子，为什么我就该分个半套的小房子？”计生办负责人说：“分房子是行政科的事，我们只管计划生育，管不了分房子的事。”

我说：“那好独生子女证我不要了，我也要再生一个住一套大房子。”说罢，丢下独生子女证就转身走了。这样，就在一九八二年农历八月二十六日赌气生下了女儿李贞芳。（阳历10月30才上的户口）。生下以后和她哥一样，也是奶水不足。四个月中换了四个奶妈，才稳定地奶出去了。一岁半的时候断奶接回了家中，以管吃管住每月15元的工资从平遥顾了个老太太照看孩子。

生了二胎是要罚款的。但不多，工资的百分之十。我那时是三级工，工资43元1角2分。每月扣款4元3角2分。罚了两个月就赶上第一批作绝育手术，手术后就不再罚款了。

八四年三月初，我从平遥往回接女儿的时候，我爸说要我把房子腾出来，给五弟结婚用一下。说他的房子还没有装修好，先让他暂住一时。我说：“里面放着我岳父的鞋料。他准备退休自己做鞋，买了许多原材料因无处存放，就向我开口说要占用房子放一下，我没理由拒绝就答应了。再就是我的家具也没地方腾啊。”我爸说：“家具不用动，让你老丈人想想办法腾一下。”我很为难说道：“那我回去和桂琴商量一下吧。”就这样我就带着女儿回矿了。

我心想，我结婚时的房子，四弟国先放着家具，他两口子都在太谷上班，又不回来住怎就不能让五弟结婚用一下？非得让我腾？我想这一定是继母的主意，这不明摆着是借五弟结婚暂住为名向我要房子吗？再说，我已经答应老丈人放进去东西，明知道他没地方腾，我咋又能开口让他腾呢？这不是为难我吗？我越想越来气。回矿以后，我就把我爸的意思对爱人讲了。她一听也很生气说：“你让我爸往哪腾，要有放处当初还用向你开口？瑞则（国先的乳名）俩口子在太谷上班又不回去住，何况你爸说家具不用动，瑞则结婚的家咋就不能给成日（五弟国宝的乳名）结婚用一下？这不明摆着是欺负人吗？你凭良心说，我爸对咱们怎样，你家又对咱们怎样？结婚拉的饥荒（外债）还没还清，而收的礼他们全得了，连一块毛毯都没有要出来。还算是人办的事？我爸从平遥买的水桶给你送过来，还要怎地？你家里给过你什么？给过你一个锅碗瓢盆还是给过你二只筷子？不腾。”我想也是。未免有点欺人太甚了。不免从心里增添了几分对继母的不满。

不几天，我爸打发李国政（我堂弟）来矿上找我，问我腾下房子没有，要腾下就把钥匙拿上。我就告诉他说：“腾不下。我没法开口让老丈人腾房子，再说他的东西也确实没有地方放。你就回去告诉我爸，让瑞则（国先）腾去吧。”他说：“你有你的难处，我四叔他也有他的难处。要是瑞则能腾下他还用找你腾？他要是能做的了主你结婚还用你兑饥荒？（债务）他也不容易，你也要替他想想。”我说：“事情已经这样了，该说的我也都说了。你的心也尽到了，你就告我爸说，房子我腾不下请他原谅，还是再想想别的办法吧。”就这样，他就回去了。

五弟结婚时，为避免生气我就没回去。那时我岳母她们全家已从喜村搬进城里，就在我家邻院赁下牛儿家的房子暂住。我五弟结婚时她们给上了礼，中午开饭时，我爸去请牛儿家吃饭，都没有告了一声让她们一块儿过去吃饭。岳母一家感到受歧视了，不用说还是亲家，就是外人来上了礼也应该告一声。

由于关系搞僵了，我好久都没有回去。后来大妹妹国爱出嫁时，我就让爱人带着两个孩子回去参加婚礼，我自己没有回去。到二妹妹国灵出嫁时，她自己来矿上告诉我，要我回去参加她的婚礼。我很感动，这么多年来兄弟姐妹们当中她是第一个来我家的。我给了她30元钱让她自己去买喜欢的礼物，并答应她全家都回去参加她的婚礼。

我十八岁离家到现在，已整整四十年了。每年春节过后，父母从来没有打发弟弟妹妹们来看过我这个大哥。弟弟妹妹们自己也从来没有主动带着孩子们来看过我这个大伯，大舅。

不过这也不能全怪他们，我自己也回去的少，

最主要的还是小时候没有在一块生活过，感情基础差。由于继母的原故，我回到家中找不到一点亲情的感觉，丝毫体会不到家的温馨。小汪村亲妈那里，她在那儿生的孩子和我之间就没有这种疏远的感觉。究起原由主要是母亲心里有我这个儿子，常在弟妹们面前念叨我这个大哥。

由于父母的离异，我的童年是苦涩的，青少年时期也是酸涩的……。

半生坎坷苦回忆，一切烦恼都过去，未来时光自做主，快快乐乐度晚年。

以上是我对青少年时期的点滴回忆。不过令我欣慰的是，两个孩子都争气，大学毕业后都自己找到工作。儿子李振中和媳妇王芳（也是大学毕业）都在古都西安上班。女儿李贞芳在太原市第三人民医院当大夫。爱人毛桂琴明年也即将退休，心中还放不下的就是女儿尚未婚配。不过我想为期也不会太远。

二零一零年八月五日于水峪家中。李国俊

后记

我现在已花甲之年，女儿李贞芳于二零一一年三月份结婚，女婿赵鑫当时在太原迎宾汽车站当站长，现在是金龙公司负责安全的副总。女儿现在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老伴毛桂琴于二零一二年退休。媳妇王芳二零一一年怀孕，生下了孙子李浩宸，乳名浩浩。小孙子已满七岁，去年九月份入学上一年级了。我们老两口来到西安照看孙子也七年了。去年女儿生二胎，我们老两口又去太原照顾了女儿将近一年，现在又回到西安接送小孙子上学。外孙女赵佩晗年已六岁，上学前班明年也该上学了。小外孙赵浚涵现已一岁八个月了，活泼可爱。

回想这一生，时间过得真快。

少小离家到煤矿，扎根矿山把家安；

青春献党献煤炭，煤海深处度时光。

国企改制下了岗，破产退休滚了蛋；

半生辛苦半生忙，为供儿女上学堂。

儿女双双大学上，自找工作把家安；

今日儿孙皆满堂，俩老还为孙辈忙。

人这一生难料想，老来幸福在何方？

趁能走动去观光，看看祖国好河山。

注重保健身强壮，少给儿女添麻烦；

更新观念在瞬间，身体力行确是难。

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四日修改于西安家中。李国俊

照片附后

这是56年我三岁时的全家福。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我，三伯父三伯母和他们的孩子，姑妈和她的二儿子。

这是我参加工作以后，75年照的全家福。

这是70年我参加工作以后轮休回家与同学王维精的合影。

这是同学王维精入伍时的留影时间大约是70～71冬春。

这是72年5月从两渡调高阳时的留影和75年参观刘胡兰烈士陵园是的留影。第七第九张是80年从高阳调水峪时翻轮组全体以及几个要好的小青年在一起的留影。

这是72年5月赴开滦煤矿学习时和郭秀儒在山海关的留影。

这是72年5月赴开滦学习时在北戴河和杨大庆、李茂盛、郭秀儒的留影。

这是79年五四青年节高阳矿团委组织团干去太原参观时的留影。

这是和二弟春民的留影。

这是80年和同学郭重庆的合影。

这是80年结婚时和爱人的留影。

这是八十年代中期和好友赵瑞元在水峪矿铁道旁的留影。

这是89年的留影。

这是八十年代末父亲60岁生日全家合影。

这是孩子们上大学前的留影。

这是二十年代孩子们上大学以后的留影。

这是孩子们结婚前的留影。

这是2001年和邻居马学晶、赵吉耀春节留影。

这是2001年春节马、赵、李三家人留影。

这是2012年春节孙儿浩宸8个月留影。

这是2011年女儿结婚前在太原两亲家相会时的留影。

这是2012年女儿出嫁后春节回门时全家留影。

这是2011年女儿结婚时与好友范忠全在水峪家中留影。

这是曹义儿子结婚时和曹义梁怀文的留影。

这是曹义儿子结婚时和好友曹义、培全，永胜四人的合影。

这是2009年老父80寿诞时的全家福。

这是2009年老父80寿辰时家人亲友的合影。

这是2016年春节过后和好友侯文敏夫妻在孝义胜溪湖留影。

这是2017年母亲85岁生日众兄弟姊妹为母祝寿时的留影。

这是2017年1月30号为母祝寿时六兄弟合影（缺二弟一人未到）。

这是与三弟冬民的合影。

这是2017年五一在太原龙潭公园和老婆的好友好邻居翠莲夫妇的留影。

这是2017年8月17号和赵瑞元王萍梅夫妇的留影。

这是外孙女一岁时女儿一家合影。

这是孙儿浩宸一岁时的全家合影。

这是外孙赵浚涵十个月时女儿一家留影。

这是外孙赵浚涵10个月时和女儿一家的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