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与酒

达夫老邻居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父亲喜欢喝酒。每天，母亲总会做上一、二道菜，摆上八仙桌，等着父亲回家。有时，到了开饭了，父亲还没有回来，我们耐不住饥饿吵嚷着要吃饭了，母亲就会急忙的挑拣一些父亲喜欢的下酒菜，藏起来，然后叫我们先吃起来。等父亲来了，才从菜柜里拿出下酒菜，给父亲倒上一杯酒，父亲就悠然自在地小酌起来，父亲喝酒是随着心情好坏和菜的味道，调整自己的酒量的。

父亲喝酒有个习惯：无论春夏秋冬，总会在桌上先放上一块擦汗用的毛巾，他一喝酒总爱冒汗，就顺手用毛巾擦一下汗滋滋的脑门。每喝上一口酒，还会用手捂住嘴，生怕那酒的醇香会往外跑了似的。喝兴奋了，就会哼上几句越剧小调和当时流行的京剧样板戏。 那个年代，酒瓶是医院挂盐水的玻璃瓶涮干净后代替的，瓶壁上刻有度数500毫升，几乎家家户户都用它盛酒的。一斤白酒，基本三、四天就喝完了。父亲买酒，喜欢叫上我，我也乐意干这份差事。买酒剩下的零钱，自然成了我的报酬，但父亲有时囊中羞涩，吩咐我去商店买二两或半斤白酒，还特地说上一句：找头还我。

父亲那时干的体力活，回家喝上几口解解乏，母亲是不会多说什么的。只是父亲借酒消愁发牢骚时，母亲才会唠叨几句，叫父亲少喝点"猫尿"。父亲一般很少回嘴，自顾喝着闷酒，用拇指掐住瓶上的度数，自言自语的说：少喝点、就少喝点，今天喝二小格。但眼睛还贪婪的看着酒瓶，流露出没喝尽兴的表情。 那时，酒是凭票供应的，品种也很单调，副食品商店供应的基本是用酒坛盛装的白酒和黄酒。没有五花八门的瓶装酒，偶尔在柜台上看到有青岛啤酒和瓶装白酒出售。那是贵客临门，才会买上一瓶的。记得：茅台酒要5.80元一瓶，我们家是万万消费不起的。 父亲喜欢喝白酒，当时供应的白酒只有二种：蕃薯烧和金刚烧。他一般只买那种最便宜的金剛烧。（用金刚刺酿制的酒）我父亲酒量好，如果给他畅饮的话，一顿可以喝一斤多白酒。但那时家里经济条件根本不允许父亲每顿都能尽兴的喝足，如果父亲尽兴了，一家人只能喝西北风了。所以，每顿酒都是计划着喝的，一般一斤装的白酒分二两一次喝，逢年过节时才能多喝几杯。

　　为了日复一日的每顿饭菜，母亲总是忙忙碌碌，心甘情愿的为这个家庭付出所有，从不厌烦。那些年，能够承受的，母亲都承受了，该当付出的，母亲都付出了。在母亲的菜谱里，有着父亲的菜，有着儿女们的菜，但唯独没有她自己的。

　　父亲喝慢酒，好像酒中能品出人生的真谛。每当开饭的时候，也是我们孩子受教育的时刻。我们围坐在一起，他边喝边聊，谈点时事，偶尔也谈自己人生的得失，更多的是教育我们该如何做人，讲一些初浅的道理。我是最怕父亲在酒桌上看牢我说话的，由于那时文革后期，学校闹革命，我没好好念书，总是调皮捣蛋，吵架干"坏"事是经常的事情。父亲总要在吃饭时，数落我一番。我唯恐避之不及，碰到做了坏事邻居告状的情况，更是不敢上桌吃饭的，闷声挟点菜端着碗，就躲到屋外去吃了。

我是家里最小，父母亲宠爱有加，更多时间，父亲总会夹点好菜放进我的碗里，催我快点吃饭，那浓浓的父爱，至今难以忘怀。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很少言笑，身体也一直不好。在母亲的片言只语中了解到：我爷爷八岁那年就随太爷爷从义乌来富阳，在镇上开了一家糖坊，以此谋生，条件还算不错。父亲是独子，读过多年的私塾，年轻时在印刷厂干过校排工作。解放初期还在钱江航运公司做过调度。再后来受政治运动冲击，下放到富阳城东大队做了农民。据说，下放的原因是南下干部进驻该单位后，由于父亲脾气硬，不服从领导，在业务管理上有分岐，被精简下去的。 但父亲人缘好，乐于助人。那时，物质相当匮乏，家里藏有几根木料，等儿女长大，做一套家具，是每个家长"有结果"的表现。熟悉父亲的朋友知道他嗜酒如命，每当想托父亲办点事或他们造房、孩子结婚做家具缺点木料，板凳什么时，总会预谋着找我父亲去他家吃顿便饭，等酒过三巡后，便提出借点木料应急等要求，父亲总会答应解决。殊不知，我家的一堆杂木是山里的亲戚送来给我们三兄弟做结婚家具用的。母亲视如珍宝。父亲这一借他人，几乎都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这种打肿脸充胖子的事，我父亲没少干，渐渐地父亲成了朋友圈里有名的"烂好人"，我母亲常骂他：抖光燥（本地土语）意思就是家里藏不住东西的。

离开了酒，父亲是孤独的。在那个年代，尤其文革时期，农村是根红苗正贫下中农的天下，像我父亲犯错误精简下放到农村的人员，比"四类份子"在政治上好了一刨花，也属边缘人物，受到岐视。他体弱多病，但重活累活没少干。后来，进了大队办的运输队当了几年调度，日子才舒坦了点，这也缘于他的为人处事真诚、热情，组织才给予适当的照顾。

父亲，由于疾病的原因，在我十七岁那年离开了我们，他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成就，是一个普通的再普通不过的凡人，但我总感到"父爱如山"。

盛酒的盐水瓶

酒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