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的父爱》 ——写在父亲节前

憨人老宋

　　父亲节就要到了，可我早就没有了父亲！也不知道父亲节该怎样过！想了想就把记忆中和父亲有关的碎片整合了一下，用文字码起来，形成下面这篇文章，以此，来过一个没有父亲的父亲节吧！

因为是碎片式的记忆，难免会有时间和空间的混乱。但是，事儿都是真的，绝对差不了！

我的父亲在1970年5月份就去世了，当年只有45岁。

父亲去世时，我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二团，地址在黑河原新华农场，是下乡知青，当时只有16周岁多一点儿。

父亲的葬礼我没有赶上。

1969年8月16日，我和我的同学是坐专列去的兵团。那时候，我还不到16周岁！

刚到时，虽然很艰苦很累，但是，吃的还不错。三个多月之后就不行了，每天还是得扛麻袋、装卸车、榨油、磨面转着圈地忙活，累的要死要活的。可吃的却不行了，豆饼、谷子面、一罗到底的黑面，成了我们的主食，菜也只有海带土豆汤。

很多各地的知青受不了这种苦，想尽一切办法往家跑，团里的领导就甄别各种情况围追堵截。因此，对谁也信不过，等甄别清楚了我的情况，才同意我回家看看。

等我到家时，已是父亲去世的第八天了，冰镇了五天等我回来，可始终也不见我的身影，只好把葬礼先办了。

这件事给我留下了终生的遗憾！

几十年过去了，我经常还会在梦中看到父亲还活着，在某个地方很艰难地过着枯燥寂寞的生活，做着神秘而辛苦的工作。在我半醒半睡的状态下还以为是真的！醒来后，常常会眼睛发潮，鼻子发酸，心里空落落地难受。

　　

这就是我的父亲

我看过许多有关父爱的文章，影视剧里也经常不断地演绎着各种各样的父爱、母爱。但似乎都是那种舐犊情深的内容，看的让人感到无比的温馨，由衷地让人感动！令我十分地羡慕。

我无数次的搜索过我和父亲之间的种种记忆，可是，很少能想起像书上描写那种绵绵的父爱。

可能父亲去世的过于早，我还没有充分地感受到，或者自己过于愚钝，即使有过像书中写的那种那样的父爱，自己却体会不到！因此，在我的记忆中，父亲给我的爱，就是严厉加严格，即使在他非常慈祥的时候，我也会感到那种无处不在的威严，时时刻刻震慑着我各种蠢蠢欲动的行为和天马行空般的思维。

其实，我至今还认为:对于我们这些有一点儿操蛋，有一点儿记性和悟性都不怎么好的顽劣儿童和猴气十足的熊孩子来说，那些和风细雨，苦口婆心的说教，我们根本就听不进去，就是听进去了也不可能记得住。远不及那些暴风骤雨、雷霆之怒的肢体教育效果明显，见效快又深入人心。这样，才能让我们尽快地早日成为合格的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我们这些孬人，屁股的记忆要远高于脑袋哦！

好多人听我说起这些往事，都问过我:你不记恨你的父亲吗？

听到这样的问话，我觉得不可思议，他们怎么会想出这么奇怪的问题呢？

时间长了我也思考过，也与发小的朋友们唠起过这个话题，一起探讨过。可是，我们竟然都找不出一丝记恨的情绪，从来就没想过这有什么不妥之处，就像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一样自然。

相反，为再也得不到这种有效的刻骨铭心并落到实处的教育，而感到无比的伤感！

我的朋友祥子也有同感，他母亲对祥子实施肢体教育要远远的多于他父亲。可是，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母亲的教育特别让他留恋觉得踏实，现在如果再能让母亲掐一顿该是多么幸福啊！

不是我有些另类，我跟你说你爱信不信！在我童年住过的军马场一连，几乎每天傍晚，在炊烟四起笼罩住小山村的时候，村里除了会此起彼伏地响起，呼唤我们这些小疯狗一样的小伙伴儿们回家吃饭的声音外。同时，也会时不时地响起一些杀猪般的嚎叫声！这连问都不用问，又是哪个熊孩子被发现问题，得到应有的修理教育了。这时，我们首先会感到一丝不安，很快就会感到开心与兴奋，‘活该，还敢去薅马尾巴，没让马踢死，就算你捡着’。

小山村里，如果没有了“杀猪般的嚎叫声”，那还能叫小山村吗？

环境可以造就人改变人！可能因此，我就固执地认为:淘气必须挨打！哪个老子不打儿？哪个儿子不挨打？老子打儿子天经地义，儿子挨老子打顺理成章！

这是我老伴和我儿子当年的模样，注意到了吗？我儿子是坐在一个饼干桶上呢！

饼干桶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所以，我儿子还不太会吃东西的时候我就把饼干桶买回来了，希望在他成长的过程中，也能围绕饼干桶发生些故事，给他留下一些美好的记忆！

我记忆最深刻的一次挨揍，是在那一年的中秋节之后！应该是十岁左右的时候吧。放学的路上我碰到了父亲，他告诉我说:“到家后哪儿也别去，看着晾晒在凉棚上的苞米，别让鸡飞上去吃了！”

我非常爽快地答应了。

可是，到家就把领到的任务，忘得干干净净了。放下书包直接就奔饼干桶去了，我知道那里面有月饼，昨天，我妈还从里面掏出一块月饼分给我和妹妹一人半块呢！可根本就没有够吃。看到妹妹慢慢享用月饼的样子，就以不带她玩儿相要挟，愣是从她那半块上咬了一口，才觉得有些满足了。

今天，我就可以自己痛痛快快地享用一整块月饼了！

怕被妹妹发现，我把月饼往兜里一揣，转身跑出了家门，跑到有小朋友的地方炫耀着吃了起来。

刚吃了半块，就听到父亲不是好动静的喊我。我意识到出问题了！一定是被父亲发现我偷吃月饼的事儿了，急忙把半块月饼往兜里一塞跑回了家。

父亲站在门口，手里拎着皮带，见我回来二话不说一把把我拽进家，回身插上了门，把我按到炕檐上，抡起皮带就抽……。

我大姑听到我前所未有的嚎叫声，急忙惦着小脚跑过来给我解围，可是，拽不开门……。

暴风雨终于停了，大姑抹着眼泪把我拉到外屋，抚摸着我红肿略带血丝的屁股安慰着我说:“……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看看把你爸爸气的，直掉眼泪呢！……让你看鸡……满世界的鸡都飞到……”

听了大姑断断续续地述说，我才知道我挨的这次打，不是因为月饼，而是因为这些该杀的鸡。

我也不敢去看看我爸爸是不是还在被气得掉眼泪，抽噎着挪到院子里，对着鸡发脾气去了。

晚上我妈回来了！看到我这个样子什么也没说，(应该是知道了，小山村太小了，东边风吹，西边肯定草动)好像也抹眼泪了，从包里拿出几个半拉卡叽的水果给我吃(我妈在小卖部上班，经常会有减价的好东西从包里拿出来，我和妹妹后来再加上弟弟，除了关注饼干桶之外，再就是关注我妈的包了！) ，我满意了！

挨了一顿打，能吃点儿好东西，也不算是亏吧！

等我有了儿子，儿子也被我胖揍之后，我才知道，父亲哪里是被气的掉眼泪啊！

　　父亲是农村出来的转业军人，小时候还念过四年私塾。听我三舅说过，抗日战争末期，还在县大队扛过土枪（还有一说:一开始是扛着棍子来着呢！我不太信，难道连个粪叉子也找不到吗？）打日本，好像还担当过相当的职位，还有些名气。

我也想过:我父亲年轻的时候是不是也很淘气，也不是个安分的客？要不我三舅说日本鬼子还给他们小孩分过糖，我父亲怎么会去打这些分糖“好人”呢？

也许是我三舅吹牛，也许他说的都是真的。父亲去世的早，母亲现在也糊涂了，其他亲戚都在山东老家，三舅十几年前来过这一趟，说起往事的时候，简单地说了那么一嘴，当时我也没有追问，到底是什么情况，现在也无从考证了。

但是，从我记事起父亲就做领导工作，这却是真的，只是职位不高罢了。

在一连时，父亲是连长。前屯、后屯、草帽顶、长岭子，方圆十几里内的事情都能管得到。

他希望我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从思想、世界观、劳动技能……各方面，凡是他能说了算又认为我能适应的事情就让我去干。

军人出身的领导总爱下命令！即使对我也不例外。好几个寒假命令我，除了干完我该干的事情外，每天都要捡两筐粪，倒在他指定的连队沤的粪堆旁，他每天都会不厌其烦的检查，发现有弄虚作假(粪里有冰或牛马粪过多)或没完成任务的情况，第二天一定会让我加倍完成。但是，如果完成的好，粪肥的质量高，除了会简单的表扬以外，还会打开饼干桶，从里面拿出好吃的东西作为物质奖励，妹妹弟弟也会跟着沾光。这个时候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啦！

可是，你知道吗！连里根本就不缺肥，养了好多好多的军马，哪匹军马不造点儿粪肥！全连就一个拎着筐在村子里转着圈捡粪的人，而这个人就是我。而我也应该算是个人物吧！一连地方不大，我爸是一号“首长”也算是“高干”吧！那我也就是“高干子女”了！可是，你见过拎着筐，满世界捡粪的“高干子女”吗？可事情就是这么真实地存在着。

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十一岁那年父亲让我去挑水，半桶都挑不动，就让我挑半桶的半桶。总之，不管挑多少，必须把水挑回来。我大姑不让，但是，阻止不了！两个表哥比我大十多岁，挑水劈柴像玩儿一样，因此，根本缺不了水用。可是，父亲只要想用水了，就让我去挑，他好像特别喜欢用我挑回来的水！除了父亲，没有谁再让我去挑过水了。不过，让父亲这么一折腾，还真把我的肩膀压出来了，到现在挑上个百十斤走上一段路也没什么问题。不过，现在这项技能也没什么用了！水不用挑，自己顺着管道就来家了。

应该是1958年，十万官兵集体转业北大荒时，我们来到了牡丹江军马场。那时我五岁，到了记事儿的年龄了！印象当中好像就是在一连的村口的一块稍高一点的平地上，支起来两顶帐篷，帐篷里用帘子隔开，里面住了好几个家庭，实际上是挺艰苦的，可我却觉得特新鲜好玩！哪里有父母在，哪里就是家，有家就不会觉得苦！后来不长时间我们就住进房子里。

　　一连当时真的就是一个小山村！村前有一条小河，过了河就有树林。榛柴棵、波罗棵子椴树、桦树包围着村子，狼、狐、兔、蛇时常在林中出没，棒打狍子瓢舀鱼绝对不是传说。

刚来不久，我父亲就把我大姑接来了，一方面让大姑一家摆脱山东老家窘迫的艰苦生活环境，另一方面我和妹妹也就有人照顾了！

我快要上学的时候，周围的环境有了很大的变化。树林离村子远了，野生动物少了，人也多了。而我也把活动的范围逐渐扩大到村外，扩大到草丛、河沟、树林里。

大姑第一次知道我钻进树林里玩儿去了，吓得要死要活的，看管的更紧了。可一个小脚老太太，无论如何也限制不了一个猫狗都嫌，像猢狲一样孩子的行动的。

父亲也一定是知道了这种情况，但并没有说我什么，却开始教我裹包脚布和打绑腿，还告诉我说:”这样精神，走路快，像红军和八路军战士哦！”

打上绑腿后，我果然觉得走路好像真的快了许多，再进出草丛树林好像也利索了许多，去食堂吃饭(当时都吃集体食堂，一开始吃的还不错，后来土豆当饭，再后来代食品，再再后来解散了！)的路上，还特意去路边的草丛里走。

父亲除了告诉我，不能一个人去草丛树林里玩之外，其他的事情好像并不怎么关心。

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种有效的防护手段，可以有效地防止蛇虫的袭击，村子里有好多大人进山也都打着绑腿呢！

　　父亲的工资还算是挺高的了！在军马场的时候每月能开90多块钱，我妈也能开30多块。我们一家五口人，后来我大爷家的姐姐来到我们家，这样也就是六口人，每月有130来元的收入，在当时就是高收入的家庭了。

那时候，普通人家的收入也就是三~四十元，还得养五六口家。

按说我们家的日子应该吃穿不愁，当然，实际上也不愁，比一般家庭要好的多，可却是很简朴。

父亲自己穿的衣服大部分是旧军服，也有军马场价拨下来的军服，但是，几乎没有一条像样的衬裤，裤子破旧了他自己就把它改成衬裤，不但自己这样做着穿，还让我也这样穿，我妈不让，两人为这事儿就经常吵架。我也就有时穿旧裤子改成的衬裤(这时，一定是我爸得机会管着我的时候)，有时也穿真的衬裤(一定是我妈管我的时候)。

那时候，我的好些同学哪有这个裤那个衣的，光着腿穿棉裤，脱了棉裤直接穿单裤的大有人在。(薛家兄弟一到夏天就光着脚，漫山遍野的跑，其实，是舍不得穿鞋。)父亲就告诉我，他这么做，就是要给我养成一个艰苦朴素的好习惯，什么时候都要学会节俭。

在父亲的教导下，我在小学的时候就会钉扣子。因为淘气，衣服裤子经常被刮破，他就教我自己缝补，实际上父亲的针线活要比我妈做得好。

冬天，比我大一点的同学都拉着爬犁上山打柴禾，一次能打十多捆，拉着下山时爬犁推着人走，想停都停不下来。

我听说后觉着特别好玩，就回家和父母学说这事儿，没想到父亲却找人也做了个爬犁，让我也跟他们上山打柴去。

同学中我是最小的一个，其他同学都比我大，有的都比我大五六岁，和他们一起去打柴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确实挺难。

第一次上山，别人很快就打满了一爬犁，我却只打了三捆，又冷又累不说，不会用力再加上力气小，打下来的这三捆，也是秃露反帐的连个爬犁底都没装满。同学们看不下去了，一起动手几下子又帮我打了两捆这才盖住了爬犁底。别人拉的多下坡时停不下来，我拉着五捆柴想停就停想走就走，进村了我都觉得不好意思，可回到家里父亲还表扬了我，还从饼干桶里拿出好东西给我吃。

父亲还让我去打柴，可我实在是不想去了，我觉得太丢人了！可父亲还是逼着我继续上山。我想不通，买一捆柴才三分~五分钱，买200捆，用不了10块钱就可以烧一年，为什么还要逼着我去打柴，关键是我干不动啊！

父亲不听我喊叫，只要有机会还让我继续上山打柴，打回来的柴单独堆起来。就这样，一个冬天下来，我打的柴也堆起了一个小垛，我高兴，父亲也很高兴。

　　文革之前，军马场的每个连队都要进行军事训练，骑马劈刀、射击打靶、投弹刺杀搞得有声有色。

应该是我念三年级的时候，连里的军事训练搞完之后，好几个同学都有了子弹壳，有的同学有好几个呢，拿出来当哨子吹，吹出高高低低的声音，特别好听，我找他们要，可他们谁也没给我。

当时在军马场，中层带长的干部，都给配枪，特别是下面连队的干部都有，那个时候野兽特别多，村子周围经常闹狼，(猪圈、马厩、牛栏上都用白灰画好些个圈，说是可以吓狼)有一天晚上，父亲从草帽顶子回来遇到了狼，打光了身上所有的子弹才回到家里。

我知道家里有子弹，就锁在装钱的抽屉里，钥匙藏起来不让我知道，父亲或母亲用钱的时候，找到钥匙就可以拿。其实，我知道放钥匙的地方，为了我偶尔用一点点儿钱方便就故意装作不知道。

我从家里拿了一颗子弹，用牙咬，放到桌子缝里掰，想了好多办法都没有把子弹头拔下来。

课间操的时候，我和几个同学找了个稍微僻静点儿的地方，把子弹卡住，把事先准备好的钉子对准引火帽，用石头一敲，只听‘呯’的一声不太大的闷响(我知道了:子弹不在枪里放，响声不大。)，子弹变成了子弹壳。

我为我的成功而开心，一起去的同学有些惊愕的看着我和我手里的子弹壳。

晚上回到家里，家里人都在，都挂着一副冰冷严肃的表情。父亲按照开打前的惯例问我;”你今天干什么来着？”

我也按着惯例回答:“没干什么！”

父亲一把把我按到炕檐上一边打一边说;“没干什么？我叫你没干什么！叫你没干什么！”

大姑看着我们啥话也不说，母亲却在那里加纲拱火地说:“打！使劲打！让他好好的长点记性，看他还敢不敢了！”

其实，我早就预感到了要挨揍了。砸完了子弹，看到同学们木然的表情就知道自己闯大祸了。只是没想到这次挨揍竟然没人拉着。

只打了一小会儿，父亲就住了手，开始了严厉地批评，讲述可怕的后果，母亲也时不时地用手指戳点着我的脑门，数说着强化着我的记忆。

第二天到了学校，课间操的时候，又把我请到前面，先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又让我做了深刻的检查，搞得我涕泪交零，让我好没面子哦！不过，这也是我第一次在这么多人面前讲话呢！

　　父亲是在1964年，调动到牡丹江市的，在东安区政府中任职。不久，我们一家六口从军马场一连搬到了牡丹江市，住在军马场二委，我转的东安区的东牡丹小学继续读书。

大约是在到牡丹江后的不长时间吧！父亲觉得我发蔫，还经常咳嗽，就带我去东安医院检查，发现是得了肺结核。经过打针吃药几个疗程的集中治疗后，治好了这个被叫做‘痨病’的肺结核。

为了让我的身体更强壮一些，父亲让我跟邻居家的大哥哥练习武术，练武得起早，我自己起不来，父亲就每天天不亮喊我起床，直到我形成了早起的习惯，才不管我了。

为了丰富活动的内容，父亲还找来一些大大小小的废齿轮，做成一副杠铃，继续让我们加强锻炼，他只要有时间，就在一旁陪着。不但我受益，左邻右舍的小伙伴儿们，也都一起锻炼了身体。

可能是因为我身体不算强壮，也可能是看我长大了一些变得懂事儿了，父亲给了我一些经济上的权力，兜里经常会有几毛零钱归我支配。

那时候，弟弟归我带，我拿着月票坐公交车上学时，就带着弟弟，把他送到幼儿园，放学时再把他接回来。弟弟不听话时，我就可以用经济手段制裁他，给他买根冰棍必须得让我咬一口，否则，就会以不带他回家威胁他，他只能心疼的看着我在他手里的冰棍上，被狠狠地咬下去一大块。

我想吃点儿零食也可以自己买。家里的饼干桶我也有权利打开了，可以随时从里面拿出好东西和弟弟妹妹们一起吃。

家里经常会来客人，客人来了父亲就会搞几个菜(父亲当过司务长，红烧肉都会做呐！弟弟就是贪吃他做的红烧肉顶住了，到现在也不吃肉。)和他们一起喝酒，我非常眼馋，总是有事无事里出外进地转悠，有时候，有的叔叔就会让我尝两口。但是，父亲绝对不会让我坐下来一起吃，这是规矩。

父亲和他的客人似乎都不能吃，不管做多少菜，最后都会把一些好菜剩下。我非常喜欢家里来客人，客人来了就做好吃的东西，客人走了，我们就可以痛痛快快地跟着吃一顿。

　　从军马场一连搬出来到1969年下乡，在军马场二委生活了不到5年，这5年经历过很多事情。上学的环境变了，活动的范围变了，认识的人也多了，还经历过文化大革命……。这一切的变化促使我迅速地成长起来。

父亲刚调到市里时候，在机关坐办公室，忙碌惯了的父亲不习惯这种安逸的生活，就要求下到区办厂里工作。

当时的区办厂管理比较混乱，不正规，父亲下去就一个一个的治理。先后去过三个厂，把这三个厂治理的都挺像样。可也把他忙的不亦乐乎，早出晚归我经常两头见不到父亲的人影，因此，对我的管理也就放松了些。

原先在一连的时候地方小，我一有个风吹草动他马上就会知道。来到市里就不一样了，再加上忙，就根本没办法面面俱到的管我了。好在我长大了，也懂事儿了，也没给他惹什么大麻烦。

也许是我长大了的原因吧，有时候我做错了什么事情他也轻易不打我了，改为批评训斥加讲道理，(我妈用手指头点戳脑门)这样一来我倒觉得有些不适应了。

我最后一次在父亲面前做错事，他连批评训斥都没有，就让我过去了。

那是在我下乡出发的头一天晚上，我的一个朋友周波，知道我要坐好长时间的火车，就想表示一下心情，可兜里一分钱也没有，就和我说:“咱去地里偷点儿黄瓜，坐火车吃吧？”

我没什么犹豫直接就答应下了，因为在这之前，果园、瓜地、黄瓜、柿子地等地方，我们也有不请自到的时候，已经有点儿习以为常了，虽然也被人驱赶过，父亲知道了也被惩罚过。但是，只要有机会，我们还是会光顾。

这天，为了安全，我们出发的比较晚，回到家里，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父亲母亲都没有睡。看到我湿了半截的裤子和鼓溜溜的书包，父亲母亲谁也没有吱声，默默地看着我。

我不知所措的站在门口，看看母亲又看看父亲，这时父亲说了句:“去睡吧！明天还得坐车呐！”

这是父亲第一次，在我犯了错误，被他知道了的情况下，不但没有惩罚我，甚至连句责备的话都没有说。我带着几分庆幸几分不安和几分内疚睡觉去了。

第二天起来，已不见了父亲的身影(许是不愿意看到我远去他乡的过程)，母亲把我送到公交车站也上班去了。我自己去了火车站，去了生产建设兵团。

一年后，因为父亲去世我返回了牡丹江，可我再也见不到父亲了！

没想到，那一晚，竟然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父亲！竟然是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父母对儿女的爱是无私的绝对的，只有表现形式不同罢了！

我深信:父亲对我的爱是无暇的。

我深信:父爱如山重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