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考—1992

春烟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高考季，报纸上、电视里、微信圈，铺天盖地的充斥着各类关于高考的报道、资讯和鸡汤，空气中仿佛弥漫着一股小心翼翼、欲语还休的紧张氛围，连我这距离高考已经很遥远的人，也忍不住回到二十多年前，开始重新回味高考的滋味，就像老牛反刍似的，每年都拿出来咂摸下，文以记之。

  那是1992年的夏天，距离今天已经过去26年了。二十六载匆匆过，当年豆蔻今不惑……

　　之一：我的母校

我高中的母校是浙江省舟山中学，位于浙江省舟山市。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祖籍江苏苏州，是个地道的操一口吴侬软语的苏州小娘鱼，怎么会在浙江的舟山参加高考呢，那时候可没有什么高考移民，而且浙江、江苏都是高考竞争比较激烈的省份。说来话长，舟山是个群岛建制的地级市，地处东南沿海，在军事上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所以舟山群岛上驻扎着舟嵊要塞部队，而我的老爸，那个穿上军装帅呆了酷毙了的老爸，当时就任舟嵊要塞区某团政委。我从小随军，在舟山的各个小岛间漂泊，光是六年小学，就经历了基湖小学、马关小学、枸杞小学，后来所在小岛没有完全制小学，五六年级只好回到家乡苏州，上的是路南小学。

那些漂泊的日子造成我的基础教育非常薄弱，如果后来没有在初二从苏州的二十八中转学到浙江省舟山中学，没有初三一年的拼搏追赶并考上舟山中学高中部，那我这一生大概就与大学梦失之交臂了。

舟山中学是浙江省重点中学，1919年由实业家刘鸿生创办定海公学，1981年被列为浙江省首批办好的18所重点中学之一，1996年被认定浙江省一级重点中学，2011年成为"北大校长实名推荐制"和""清华领军计划实名推荐制学校"……种种荣誉，不胜枚举。当年我们颇以舟山中学的学生自傲，现在想来，就像四中和人大附中的孩子在北京那么牛气吧！

与我同过班的，也有许多牛孩儿，孔晓骅、李慕华、刁剑波、李璟、安之歌、贝红艳……各种学霸，呼之欲出。班上的男学霸孔晓骅上了清华，女学霸李慕华上了北大，然后两人喜结良缘，一起跑美利坚合众国继续深造并定居了，也是后来的一段佳话了。

　　之二：小战士

还记得过去的高考是每年的7月7、8、9三日，恰逢一年中最热的时候，经常听说杭州、宁波那边考场里放着冰块降温，还时不时有学生晕倒的，我们学校里的老师就会幸灾乐祸一下，因为舟山属于海洋性气候，冬暖夏凉，天气再热，舟山的温度也还不至于考晕学生。

1992年7月7日一早，我带着早就备好的考试用品，从家走到学校。那时我家已经从军营里搬到了舟山市定海本岛，陆军部队家属基本分住在司令部和政治部两个大院里，我家就住在烈士陵园旁边的林场新村政治部大院里，从家走到学校，要经过一条长长的小巷，小巷一边是高墙林立、戒备森严的舟嵊要塞区司令部，另一边大部分是民居。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处，舟山还没有发展起来，民居基本是破旧的小矮房，能住进楼房算是高档社区了。

还清晰地记得，那天清晨当我穿过长长的小巷，经过司令部大院哨兵身边的时候，那个记不清模样的小战士突然向我敬了个礼，把我给吓了一跳，然后哨兵对我微笑着说了四个字"高考顺利"。瞬间感动满满的，那个时代全社会对高考的关注度不像今天这样草木皆兵，哨兵其实是同龄人，我每天上学、放学都从岗哨经过，偶尔也会彼此对看一眼，但值勤的小战士常换常新，他是怎么知道我是高考生呢，他这个举动是否也寄托着他未了的心愿呢，他这么做是不是违反了纪律呢，至今我不得而知，但部队长大的孩子天生就对军人熟悉有好感，所以我也坦然受之并报之一笑，继续向学校走去，紧张的心情又增添了一份被祝福的喜悦。

　　之三：监考老师

我很幸运地被分在本校参加高考，考场还没有开放，考生们熙熙攘攘地挤在教学楼前的空地上，三个一群、五个一堆的，突然我耳边传来一句"我昨晚紧张的一晚都没睡着觉，怎么办啊"，是哪个同学说的我记不清了，只记得我忍不住用同情的目光看看了对方，心里暗暗想，原来有比我还紧张的啊！铃声响起，考生们陆续走进考场，我心里既紧张又兴奋，忐忑不安地进了考场。

第一场考的是语文，监考老师来自于定海一中，一男一女，其中男老师是主要负责人。当时定海一中是舟山市除了舟山中学以外另一所较好的学校，虽然不能与舟山中学媲美，但也一直跃跃欲试，颇有一种想跳起来够个高的意味。每年高考两校老师都交换监考，考前年级主任曾经提醒我们，要有心理准备，如果定海一中的监考老师对我们不友好，一定要排除干扰，避免影响。

记得当时我就抱着警惕的心情、斜睨着监考老师，想看看定海一中的老师如何出幺蛾子， "各位同学大家好"，一个雄浑宽厚的男中音在教室里响起，是南方少有的标准普通话，音质非常好，音色也很美，像一阵和煦的春风吹过，浑身竖着的刺顿时柔软下来。

"在宣布考场纪律之前我先说几句，同学们辛苦了三年，迎来了今天的高考。在我们眼里，你们就像我们自己的孩子一样，希望你们能放下包袱，轻松面对，希望每个孩子都能考出自己应有的水平……"温和的男中音，微笑的脸庞，充满爱和慈悲的眼神，刹那间所有的紧张都消失的无影无踪，我变得轻松而又愉快， 斜睨的目光融化成感激和崇拜。原来优秀的教师可以有这样的人格魅力，片言只句便能春风化雨，看来是我们舟中的老师太多虑了，换句话说，不是每个老师都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吧！

从小学到大学，期间接受过无数老师的尊尊教诲，但不知为什么，我印象最深刻、对我影响最大、在我之后7年执教生涯中使我努力朝那个方向前进的，却是这个不知名的、仅仅陪伴了几个小时的中年男教师，一时为师，一生铭记！

　　之四：母亲和三轮车

这是一段我更愿意尘封起来的记忆，只是偶尔会拿出来咀嚼下，但酸酸涩涩的感觉往往让我未及想起又忍不住要逃避，如此一来，许多的细节好像就模糊了。

记得那是从历史考场出来后的事。自从高中文理分科选择了文科后，历史一直是我喜欢的科目，但却总也考不好。几本历史教科书都已经被我翻烂了，所谓读书破万卷不过如此。背到最后，我常常得意地让父亲从几册历史教科书中，随便选一本翻到任意一篇，他开个头，我就能八九不离十、滔滔不绝地接下去。但现在想来，那个年纪的学习，还仅仅停留在死记硬背上，理解的少，融会贯通的更少，而以史明鉴、以古喻今更得有了一定的人生阅历后才能明白，所以考不好也在情理之中。

同样的情况又发生在历史高考中。出考场后，我习惯性地和我班几个学霸对一下答案，非常沮丧地发现，好几道原来我信心满满的选择题居然都错了，而且分值较高，关键是我错的心服口服，这下从语文考试延续而来的顺利感戛然而止，不由得我垂头丧气、斗志全无。

当我和几个同学走出校门，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下起了蒙蒙细雨，而我的母亲，居然在校门口候着，她的身边还停着一辆三轮车，车前蹲着一个车夫。天哪，她这是要干什么！而且，她居然笑着向我招手，让我过去！从小到大，除了一年级开学第一天我是由家长带着去学校的以外，从来都没有人接送过我，好几次转了新学校，回家迷了路都是自己转悠找回去的。这是什么情况，身边的同学纷纷向我投来好奇的目光，我恨不得脚底立刻出现一条地缝钻下去。

今天的孩子们可能不会理解，平时父母车接车送在他们看来是理所当然，到了高考这种关键时刻，更是恨不得举全家之力、全社会之力，但这种过度的关注何尝又不是一种病态呢？回想起来，还是当年我们的高考更纯粹更简单一些，虽然那时候千军万马挤独木桥、一考定终身的意味更浓厚，但高考本身还只是高考而已。也很少会有家长来考场外候着，但凡有个别家长愿意这么做的，肯定也会受到孩子的反对和抗议，因为在已经十八岁的高三学生看来，他（她）们已经是成年人了，父母的接送意味着你还很幼稚，是会让其他同学嘲笑的。而同龄人的眼光和看法，是那个年龄段的我们最最在意的。

瞬间我做了一个这辈子最愚蠢的决定，我决定假装没看见我的母亲，继续往前走。走了几步，我听见身后母亲在叫我的名字，我依然装作没听见，继续往前走。这时身边的同学捅了捅我，我还是没有任何反应。现在回想起来，当时那个脸上都是愤怒、眼中含着泪水、昂首挺胸、大踏步向前的我，活脱脱一只受伤的小倔驴，心里又是没考好的难过、又是嫌母亲多事的愤怒、又是怕同学笑话的羞愧，唯独没有想过这时候我的母亲，她的心里是一种怎样的感受。这种感受，个中滋味，在若干年之后，在我自己当了母亲之后，在我和青春期的儿子无数次斗智斗勇之后，都一一尝遍，而且变本加厉。

我就这样闷着头往前走，一直到家，都没有回过一次头。我不知道我的的母亲是怎样回掉那个三轮车夫，怎样在后面焦急地呼喊我，怎样默默地跟在我的身后……

到家后，父亲看到我一个人回来，诧异地问我："你没看见你妈？你妈看到下雨了，特意去接你了。""没看见！"我生硬地顶了回去，这时父亲看我的脸色不对，便不再开口。过了一会儿，母亲回家了，脸上的表情很复杂，一开口就哭了，絮絮叨叨地说她如何看下雨了想去接我，如何怕我辛苦累着特意叫了三轮车，如何在后面叫我我不搭理她，然后我也哭了，大抵是说历史怎么没考好心情不好，叫你们不用管我你们非不听，这样做别的同学会怎么笑话我之类的。把我父亲给吓坏了，高考还没考完，情绪波动这么大，怎么了得，好说歹说两边相劝，才把双方都劝得平静下来。

现在想来，那时候的孩子大多很懂事，也很少顶撞父母，所以父母的心里承受能力还比较脆弱，换了今天，我自己也当了妈，面对那个给我无数次沉重打击的儿子，这点点小事也要哭的话，那我就该天天老泪纵横了。

但对于我来说，每每想起这事，我的心中就充满了对母亲的愧疚，对自己年少不懂事的自责。二十多年过去了，母亲那在校门口迎着我的笑脸和回家后泪水夺眶而出的模样历历在目，这辈子都不会忘掉，父母对儿女的爱要承受多少的委屈，生命就是一个又一个的轮回……

之五：高考录取

1992年时浙江文科高考要考语文、数学、英语、历史、地理、政治共六科，语文和数学满分120分，其他各科满分100分，总分640分。当年一本线是478分，过500分的都是高分了。我的好友安之歌考了510多分，进了北京外国语学院学法语。还记得班上薛军同学发挥不错考了495分，进了武汉大学新闻系，也属于一匹黑马了。我考了482分，勉强过了一本线，但基本属于正常发挥，我的水平也就是上个二本。

1992年时还远没有实行高校扩招，当时的大学教育还是精英教育，高考难度大，竞争也激烈，所有考上本科院校的，学校要在校外围墙上公布大红名单，当时我父亲和他的战友经过校门口，很是因为我榜上有名光彩了一阵子。

那时部队的孩子，尤其是基层部队的孩子大多从小跟随父母东奔西走，未能好好接受教育，大部分中学毕业后都参军入伍。我如果不是上了大学，肯定也就参军当一名通讯女兵了，接接电话，上个军校，趁着早些年转业分配不错的时机，回老家，安排到政府机关或是银行等部门工作了。

当年是考前填报志愿。1992年时我父亲四十出头点，已在正团职的岗位上干了七八年，想趁着年轻转业回老家重新开始一番事业。我又是他最心疼的小棉袄，当然得带在身边，所以当时填志愿时只有一个方向，回苏州去上大学。当时苏州大学还只是一所省属的二本院校，这是一所我心仪已久的百年老校，前身是东吴大学，我最仰慕的杨绛先生，也曾就读于东吴大学，当然知道这些是后话了。结果那年苏大不面向浙江招生，唯一地处苏州面向浙江招生的是苏州铁道师范学院，一所隶属铁道部、为铁路系统子弟中学培养教师的师范院校。其实我当时很不愿意，一则因为这所院校很没有名气，而且还是一所师范院校，与我将来憧憬的职业相去甚远；二则我的考分虽上不了一本，但在二本中蛮可以挑选一个很好的学校，浙江杭州有许多省内的二本院校还是很不错的，但我父亲决定就报这个学校，而我当时又是个典型的乖乖女，所以也就没表示什么太多的反对意见。后来我和我父亲才知道，原来在哪里上学并不表示就在哪里生活，人在哪儿并不重要，心在哪儿才是关键……这又是后话了，不提也罢。

在家里等录取的那段时间，我非常平静，预计我的考分上个苏铁师还是绰绰有余的。突然有一天，家里接到一个浙江省招生办打来的电话（当时由于父亲职务的关系，家里很早就通了电话，当然是通过部队总机转的那种），说是地处重庆的一所一本院校西南政法大学名额没有招满，看我一本志愿填的又是服从分配，所以问我愿不愿意。我当然愿意啊，一本院校，那和二本在所有考生心目中地位是截然不同的，但很快就被父亲给断然否决："重庆，光火车就得坐三天三夜，一个女孩子家，跑那么远干嘛，家里怎么放心……"，习惯了做乖乖女的我再次选择服从。

后来我经常反省自己，是不是因为从小到大太过于听话，以至于把内心所有的反叛力量都积聚在一起，终于有一天就会在某一件事上突然爆发。积聚的越久，爆发的越强烈，仿佛天空中升起的蘑菇云，笼罩了我的父母亲很久很久。

又过了些日子，苏州铁道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如期而至，就此我开始了人生的另一段经历。我的高考至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