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叨念叨我的父亲

大明美篇

《念叨念叨我的父亲》

文/李大明

2018年，父亲89岁了。

父亲的身份证出生年月显示是1932年12月30日。可母亲在世时曾对我讲，那出生日期填小了，你奶奶说过，你爸是属小龙的，年三十出生，小时学习好，自己在十五、六岁时就偷偷给共产党干事了。我查了查农历，小龙年腊月三十，即是公历1930年1月29日，是出生在蛇尾巴尖上，若晚一天出生就属马了，是马头了，可命里注定他这一辈子都没有当过头，最大的官衔是车间工会主席，再后来就是设备经销部经理。但他在1946年左右，小小年岁就认定共产党，偷偷跑地下交通员，在区政府做文书，后又积极报名参加八路军，也是老革命了。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全国支援大西北经济建设，父亲于1953年5月从繁华的天津城，来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安》601被服厂，文化大革命中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507工厂。当时父亲可以不来西安的，为什么来了呢，一是西安的领导看中了他聪明好学，技术拔尖，点名要他；二是父亲血气方刚想自己出去闯一闯，不顾奶奶和家人的再三劝阻，倔犟的跟着领导上了火车。

父亲一生刚正不阿，多次听母亲及父亲的好友们讲，若不是你爸这犟脾气，早就提拔了。

父亲的犟脾气与爷爷的宠爱有关，父亲上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哥哥很早过继给大伯，故我的爷爷就很喜爱这个小儿子了，给父亲吃穿也比较讲究，供他到初小毕业。天资聪慧的他不负爷爷的期望，凡事要强争第一，学习事物很快，尤其是能写一手好字，也是爷爷的骄傲。我记着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到处都在墙壁或醒目之处书写毛主席语录，父亲那时天天都在爬梯子书写。有次上级领导到工厂检查，预检时指出工厂大门最显眼处的大字应改为“工业学大庆”，恰巧父亲因事外出，不得不紧急派人找回了父亲。父亲在上面写字时，听见领导们讲“还是老李写的大字漂亮”。那时我还小，仰着小脖子看，就觉着那字好大好大，好髙好高，听见领导们夸奖父亲，心中美滋滋的！

记得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学校停课了，纷纷成立红卫兵组织。父亲的单位里，一夜间派性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冒出，父亲加入保皇派，负责宣传，我就常常跟着父亲看他写大字小字画墙报，耳濡目染也略学一二，终身受益匪浅。

文化大革命中，父亲他看不惯造反派打砸抢，看不惯那些整天不干活还指手画脚的人。由于父亲大字小字写的好，文章犀利出手快，造反派视他为眼中钉肉中刺，叫他反戈他不听，欲要整他，最危险时刻逃离到西大街桥梓口清真寺内不能回家，我家活动也受到了监视。我家住平房，东头有个五大三粗的壮汉，属造反派，那些日子天天在我家门口走来转去，那眼晴贼溜溜地叮我家里看。有一天我刚出家门，他用身体故意撞我，我趔趄了几下，差点倒地，我不服气的瞪他，他看我瞪他，就吼道“还敢瞪我”，我感觉他就像一座山压下来，但我还是坚强地回了句“你故意撞我”，那个男人一楞，“我就撞你怎么啦”，说着扬手就朝我狠狠的煽了下来，我人小躲的快，那大巴掌擦着我的头发呼啸而过，我拔腿就跑，那个男人在后面追了几步被他人拦下，我回身愤愤的望着他，知道自己人小打不过，心里恨恨地说，欺负小孩子算什么本事，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走着瞧。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参加了工作，回父亲家少了，但我对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后听说那个男人正值壮年暴病而亡，我仰天而呼，“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母亲本身就弱，自这次事后，母亲更加提心吊胆，反复嘱咐我，爸爸不在家，千万不要乱跑惹事，要看好家，看好弟弟们，为父亲担惊，又为我们兄弟们还小受怕，那段日子，父亲在外艰难，母亲在家操持真是不易。

文化大革命后期要实行大联合，两大派组织的头头们都被集中起来先后到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和陕西丈八宾馆进行学习。父亲从北京回来带了许多糖果，我和弟弟们特高兴。从陕西丈八宾馆每周末回来的头天晚上，父亲心定要去稻田地里抓回些黄鳝或泥湫给我们改善生活，初始还有点不敢吃，后来就吃上瘾了，非常好吃。在那个凭票凭证供应购物的年代，这真是一种很好的口福享受。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不听老领导的安排又回到了车间，继续从事他的修理工。他从事缝纫设备维修一辈子了，对缝纫设备无不精通，有时间就喜爱鼓捣缝纫设备和写字划画，其专业技术小有名气，在军队总后勤部有关部门也建档备了案，总后勤部组织召开的有关缝纫设备会议多半都会请他参加，单位车间里工人的缝纫设备出现故障，都喜爱找我父亲去给看看。特别是谁家住新房或孩子结婚，首先想到请他给写幅毛主席的诗词《沁园春》或《红军不怕远征难》，挂在屋里特高兴特时兴，在单位享有很好的威望。

我挺佩服父亲的，他已是近90岁的高龄，仍坚持着一个人居住生活。我的母亲在2003年正月初九去世，从发病到离去仅仅6个小时，对我们家人是晴天霹雳，尤其对父亲是极大的打击，母亲突然倒下再没有看一眼父亲，没有留下一句话，父亲痛不欲生，我生平第一次看到父亲跪地请求医生挽回母亲的生命。我守在母亲的灵堂三天三夜心如刀绞，心痛不已。三春之晖未报，寸草之心何安。年初一全家团团圆圆，年初二时还陪着母亲说话，母亲与我张家长王家短絮絮叨叨达两个小时，谁知道竞是最后一别，每每来到母亲的墓前，母亲慈祥的面庞就在我的眼前，泪水就止不住要溢出，滿腔情感难以表达。父亲不吃不喝在床上躺了三天三宿，想不明白怎么就一下子离他而去。

母亲去世已经16年了，每年的清明和十一，父亲必定要亲自去看看老伴，带上老伴最喜爱吃的食品，说几句话，把墓碑擦了又擦。母亲去世后的这些年，父亲一直无法面对现实，他的老友们劝告父亲再找个老伴，均被他婉言谢绝了，一是思念老伴，二是不想给我们晚辈增加一些麻烦。这16年中，父亲一直视母亲还在，随着季节的更替，找出我母亲的鞋子放在床边，衣物摆在床上，吃饭时呼唤母亲，经常自言自语地和母亲说些话。母亲在世时，父亲从不管家中事物，但现在家中大小一应事物均自己料理，屋里整齐干净，我们晚辈回去总是小心翼翼生怕哪儿弄乱了惹他生气。做饭时不让我们动手，说你们不知道东西在哪儿放着，我们感觉就是个客人似的，很不自在，可又无奈。

人进入老年后，很容易出现精神萎靡，邋里邋遢的状态，但父亲无论在家里还是外出都把自己收拾的精精神神，头发从不乱蓬，这与他从小当兵有着直接的影响。

父亲在15岁左右的时候就背着家里，开始积极给村党组织和区党组织做地下交通员了，到现在他还清晰地记着当时的区委书记叫纪文焕。再后来大点就积极报名参加了部队，编入八路军华东军区渤海三团参加了若干次小的战斗。有部电影叫《南征北战》，里面呈现出凤凰山战役，父亲对此终生难忘，说凤凰山战役是一次非常激烈的战斗，他们连队奉命向凤凰山移动，但可能情报有误，他们遭遇到大量敌军的包围，连队被打散，部分人员被俘，父亲也在其中，父亲清楚地记着有个抗机枪的身体较魁梧的大个子战士叫姜立行，敌军把他拉出来让说出部队的情况，姜立行不说就当场枪毙了，告知年龄小的人员要统统编入国民党军队。在押解的途中，碰到一股还乡团，还乡团的头头就是当地人，名叫谢振富（字伯颜，其人罪恶累累，解放后被枪毙），恰巧又是父亲上学时的斑主任，由于父亲学习聪慧，故对父亲印象还蛮好，不容分说就拉走我父亲让当他的勤务员，父亲死活不干。后来是村中做保设法将父亲救了出来，直接送到了天津亲戚家中开始了学徒生涯，自此与缝纫设备结下了不解之缘。父亲每每回想起来那些死去的战友们都是心痛不已，经常教育我们战争是非常残酷的，要珍惜我们祖国的繁荣强盛与和平生活，努力工作。

我是家中的老大，记忆中父亲曾经打过我，但从未打过弟弟们。他很疼爱我们，三年自然灾害中，我们兄弟都很小，也是出于长身体的时期，为了让我们能吃饱，他跟随着别人天不亮就登上自行车跑很远很远的路，天黑了才回来，还要躲避严查严打人员，给我们兄弟们偷偷买回些粮食或杂谷等。记着那时为节省开支，家中许多小件傢具都是父亲自己动手，利用各种边角木料拼接制作，还挺好看。我们兄弟三人头发长了都是父亲给理的，一式小平头，直到毕业，印象深刻。

我经常回去看望父亲，父亲总说你们忙就不要回来了，我很好，闲了来个电话就行。

父亲是个闲不住的人，也是个要强的人，我说家务活哪有干完的时候，他瞪我说，那也得干；我说早晚出去走一走，他瞪我说，人家走都有老伴陪着，我有谁陪着；我说那就到我家去住一住，顺便歇一歇，他瞪我说，这里才是我的家，我住着随意；我说把家中的旧傢什件处理了，调整一下能住的更宽敞更舒适点，他瞪我说，你妈在时就这个样子，现在还这个样不变。弟弟们不理解父亲，我也认为父亲守旧，其实他还是感觉依旧生活在母亲陪伴的气息环境中，这种环境我们是无法理解的。父亲把老伴的照片经常擦拭的一尘不染，桌上随时更换母亲爱吃的一些食品，他是想让母亲感到，有老伴你陪伴着，日子依旧过得很好，就是这种精气神一直在支撑着父亲精神饱满地生活着。

母亲与父亲是老乡。父亲是遵命于奶奶在老家与母亲提亲定亲成亲。母亲的老家在山东省福山县大沙埠村，父亲的老家在山东省福山县山前李家村。据父亲讲，爷爷家里当时也是较为富裕的，前后房屋并带很大一院落，还有好大一片果林和麦场。我没有回过祖籍，没有见到过爷爷奶奶和姥爷姥姥，对老家无一点印象，只记着爷爷去世早，奶奶在60余岁时，父亲从哥哥（我的大伯）的来信中才知道奶奶过世了，后事都已经料理完了。信未看完父亲就抱头大哭一场，恨没有见到母亲最后一面，没有尽孝，这成了父亲的一个心病，直到以后出差，特别绕道去祭扫了奶奶的墓地，但爷爷的家已经不复存在了，父亲记忆中的房屋院落和果林麦场没有了，老家中的东西没有留下一件，没有见上一样，这致使一心想退休后回归故里的父亲伤心备至，打击甚大，耿耿于怀。对故土和亲人的深刻思念致使他在2011年，不顾我们晚辈的再三劝阻，坚定地踏上了回乡的路程。

阔别多年，家乡变的美丽了，家乡中父亲儿时的伙伴已廖廖无几了，但意想不到的是村中不少晚辈知道他，纷纷看望并邀请做客畅怀叙旧，父亲好感动好开心，至今不忘。当然他更没有忘却对父母的祭奠，更没有忘记去看望他的姐姐，我的姑姑。姑姑对父亲从小到大始终很关爱，姐弟关系很好，父亲工作后远在西安一直掂念着这个姐姐，逢年过节都要给一些资助，2016年姑姑去世后，还对姑姑家的孩子们无限关心与照顾到至今。

父亲年龄大了，但威望不减，多年担任社区业委会委员一职认真负责。2016年春节初一，业委会主任死活拉着他到业主们家走访拜年，爬高上下的回来后就落下腰痛的毛病，多次医疗不理想，至今腰背都不能直起，我们晚辈们心痛的要死，又不敢说他，在小心翼翼的多次劝阻后父亲才推却卸职，惹得业委会主任非常不高兴。

2013年他忽然提起想念天津的哥哥嫂嫂和要好的师兄弟们了。我找三弟，三弟不由分说就答应去。我们利用2014年春节假期，时至三九冬季，一路均是三弟开车，很是辛苦。在天津父亲见到了哥哥，转眼间兄弟俩人再見面都是高龄之人了，真是乡音未改鬓毛衰啊，见面既高兴激动又争吵埋怨，但还是相逢一笑泯恩仇了。由于天津变化太大，当初一块学徒时要好的伙伴们找不到了，父亲不免心存伤感。

父亲虽然年事已高，仍是头恼清楚、思维敏捷、热情健谈，时常给我讲起他儿时及老家的旧事，令我惊讶的是他仍能清晰的记住家谱和老辈们的一些家事，说他的爷爷叫李益民，他的父亲叫李能振，他叫李光普，辈分顺序是：益、能、光、大、维、善、可、传，共八代人。无怪乎我们兄弟的下一代姓名中都带有“维”字了。

据我的堂哥李少平回忆， 爷爷那辈兄弟共六人，因父母早逝，故大爷爷一直在家务农，把几个兄弟拉扯大，一生未婚；二爷爷（既我的爷爷）离家去天津做了旧社会粮行的经纪人，1948年前后期间，粮行生意逐渐萧条，爷爷的身体健康也受到伤害，1949年后回乡养病，1950年夏季困病去世；三爷爷有一些文化和周旋能力，四十年代中后期曾出任山前李家村保长；四爷爷去韩国经商，因朝鲜战争失去了音讯；五爷爷落户大连，其女儿（我的叔伯姑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冶金部工作；六爷爷也去了大连，其儿孙至今都在大连。

父亲在职时，也是经常出差的，去过不少城市和地区，但父亲从不利用外出机会游山玩水。父亲也是爱热闹之人，由于母亲的突然离去，几乎不出门了。我利用节假日时常陪着父亲到一些公园或旅游景地转转看看。2017年10月份我组织了一次老工友聚会，父亲看着照片不住地说，“办的好办的好，这么热闹我都想参加了”，父亲难得的在笑了，我记住了。在2018年4月份再次组织老友们出游时，恰好车辆还有位置，我便让父亲参加了。一路上父亲兴致勃勃，非常开心，我的老工友们纷纷夸赞他与他聊天。父亲那一天里真是无比快乐。

人们一般形容父母都是严父慈母，我的父母亦是如此。我们晚辈们与他说话很拘谨，有时也出现争执不欢而散，但父亲却对我的女儿是比较偏爱。两个弟弟膝下都是男孩，孙女孙子们回到爷爷家欢声笑语嬉笑打闹，但女孩总比男孩心细些，爷爷起身或外出行走时，孙女儿总是及时的手臂搀扶并肩而行，照顾细致，父亲很是高兴。父亲总说这辈子缺个女儿，其实我曾经有过一个妹妹。父亲的第三个孩子原本是个女儿，在三岁多时因病不幸夭折，父亲母亲伤心不已。因一心想要个女孩，才有了第四个孩子，不曾想还是个男孩，这么着我的三弟与二弟相差七年，与我相差九年来了。父亲不愿提及失去女儿那段伤心往事，家人也都不曾记得有过这件事，我想，若这个妹妹还健在的话，或许家中是另外一种状况，或许母亲有了体已不会走得那么早，或许妹妹对父亲的生活会照顾的更好。

在父亲的严厉管教下，我们家里三个男孩儿都很孝顺的，从不在外面与人打架斗殴学坏，均是老实本分做人，除三弟因生意不得不吸烟喝酒外，我和二弟至今不吸烟不喝酒。二弟距父亲家近些，自己经济也比较拮据，但时不时地还给父亲添置件衣物，并将父亲家中的一些赃衣物抱回自己家里进行清洗干净后送回，小件及内衣父亲坚持自己动手清洗。

父亲对我们的关心是嘴上不说，心里疼爱有加，我们对父亲是敬之畏之，背后也时常发些唠叨，比如缺乏亲切感啦，听不进我们的话啦，犟得很啦，不懂享受啦等等，其实这是我们儿女没有真正理解父辈们对成家立业的艰难历程，听不进父亲讲那过去的事情，尤如孩子们听不进我们的好言好语。家是父亲独立奋斗创建起来的，家中无论大小每件物品都凝结着父亲走进大西安创业66年的心血，人与物之间的情感不是不存在的，家虽阵旧却饱含着温暖，我们就是在这个温暖的家中经历了人生。

我们心里是非常热爱父亲母亲的，尽管这些儿子们各自成家有了独立的空间，但每个人都非常挂念父亲母亲这个家，每个人都怀念着曾经的温暖，每个人都非常关心着父亲，为父亲的此生骄傲，为父亲的正直率真点赞，为父亲的健康而高兴，衷心祝福父亲健康长寿。

定稿于2018年父亲节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