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父亲生活中的二三事

连生

摄于1954.4.19，父亲与我。

父亲是一个酷爱事业，处事认真，作风正派，待人真诚，生活检朴之人。

1948年，正当如日中天，在上海滩与姚周结为仨兄弟的大红大紫的他经人介绍与一个素不相识的普通纱厂女工结为伉俪，当年父亲29岁，母亲20岁。他的宗旨是要找一个踏实本份勤劳贤惠朴素的另一半。当年结婚时与我祖父祖母同住于上海云南路大世界附近一条老式石库门里弄一一育仁里一一一间底层后廂房，父母住搁楼。1949年我生于此，由祖母取名连生，意为家里连续添丁。1950年我家从育成里迁入南京西路同福里17号底层东(前中)廂房及亭子间，正因为紧邻的客堂二房东在天井靠我厢房的柱子上装有一门当时上海尚不普及的电话，可方便接堂会与联络而看中此地。

我的四个弟妹相继降生于同福里，大妹取名光明(因弄堂隔壁是上海当时有名的大光明电影院)，大弟光荣(正值社会提倡多生多育做光荣妈妈之时)，小妹光萍，小弟光辉。

1955年母亲因家务重子女多，(此时巳有我们四个子女及祖母需照顾)，不去纱厂做工了，家里生计全由父亲一人承担。(祖父1953年过世)。

该照片摄于1997年上海人民广场。

记得我小时候，平时难得与父亲交流，当早上我们小孩起床上幼儿园或上学时，父亲还在休息，一日三餐，父亲虽偶尔同桌，因规定吃饭不能讲闲话，经常是他用完餐匆匆去戏院了，晚上上完夜戏很晚归来，此时我们早已随祖母到亭子间里睡觉去了。逢星期天，他还要上日场连夜场，更没时间陪伴我们几个小孩了。

时常听母亲讲，"昨天夜戏回来又在写剧本，三点钟还没睡“，“为演好《三滴血》里花花公子，昨晚他一人对着大橱镜子练扇子功，练了几个小时不肯睡……“。我也見到父亲与杨华生，张樵侬，沈一乐，绿杨等几个老前辈们与编导们一起在家里讨论剧本与场景，热烈非凡，母亲则把我们赶到亭子间去，她一人去准备好吃的，给父亲他们吃好后再继续研讨或排戏。家无疑成了他的工作室！正因为他孜孜不倦丶倾尽精力的追求，《活菩萨》《七十二家房客》《糊塗爷娘》《三滴血》《苏州二公差》《阿Q正传》等大型滑稽戏及《钉疤》《拉黄包车》《调查户口》《阿福上生意》《算术》《十三人搓麻将》《梁山伯与祝英台讲文明》等折子戏、独脚戏一部部由此诞生，一个个活灵活现的社会人物都被刻划得淋漓尽致。至到后来王汝刚等一批新后生被挖掘出来后，还时常深更半夜在家里手把手一招一式地教授演技，一遍又一遍至到天明之际……，王汝刚第一次亮相上海万人体育馆演出"剃头“，就是我父亲带着他排了几个日夜后才合作登上舞台的。

摄于2000年上海南京西路(同福里)270弄17号后门。

文化大革命前，父亲任上海大公滑稽剧团团长，工作十分繁重，相当以身作则，他给家人立规矩，看戏要买票，不准"看白戏"。一次，母亲让我去给正在光华剧场演出的父亲送煎好的中药，到了剧场后台，父亲正在上戏，我趁机立于后台幕旁看了会，父亲知后狠批了一通，以后我再也不敢去“偷看“了。即使新戏彩排，在父亲要求下也是按团里规定的限购配给票去观摩。

三年自然灾害后，政府号召自动减薪，父亲身为团长带头示范，减薪一半，使整团的减薪指标得以完成。他要求自已与家人节衣缩食，艰苦朴素过日子。平时吃的大多以素食为主，水果他尽买些处理的烂苹果烂生梨，茶叶买便宜的茶末，自己除了去演出时二三套长衫、西服外，平时家里总穿旧衣服，连衬衫领头破了，翻身后又破了，索性把领头剪了，长袖改短袖，称之'嘎瓢领“依然照常穿。我的书包，是他从地摊上淘旧货来的五十年代军用帆布包，从小学用到初中毕业共9年，破了补，又破了再补，没给买新的更换。我穿不下的衣服给弟妹穿，所以弟妹们更少添新衣服，最多过年时由母亲自已按纸样剪料，踏缝纫机做件中式棉袄罩衫了。

父亲还教我学自制与学修理。夏天，那时没有塑料凉鞋拖鞋，只有草拖鞋与木拖板，全家穿的木拖板是父亲与我一起动手做的，用帆布或橡皮条钉带子。记得有一次他去上钢三厂演出，让我给他管道具，我来不及换鞋了，就是穿木拖板去的。他还教我修补鞋子，我上中学时，常穿父母淘来的0.8元/双的旧军跑鞋，破了他教我用专用钩针来修补，这门技巧使我后来去务农时有了用处，还帮助了别人。他自已的一根皮裤带老化用断了，也是一再几次用缝针缝接后继续使用，也幸亏旧皮带不牢，以至于在文化大革命被隔离审查期间遭遇“逼供讯“时，非人的折磨使他体重160斤剧减至不足90来斤，精神恍惚，一度企图上吊走绝路之际，旧皮带又断了，人也终于挺过来了。

父亲曾佩带的上海大公滑稽刷团团徽

父亲被授予国家一级演员的证书

摄于1995.11.5宁波。

父亲虽然是个滑稽演员，但在家人面前从来没有把“职业“的特点带进我们日常生活，舞台上角色他与家里当家长完全“不搭界"，平时对我们从不讲笑话，戏话，而且还时常较严肃，以至在我们小时都有点敬畏之感。虽然父亲在我们孩提读书就学年代里从未出席过一次家长会，也从未会给我们中任何人背过一段书，教过一道算术题，但他从小教育我们要有理想，要用功读书，长大后无论做体力劳动者还是做脑力劳动者都要报效祖国与人民，做个有用的人。文革中父亲曾在奉贤农场养过猪，也曾在苏州河码头及海港港区做过杂货装卸工，又转入南市区下属小厂做勤杂，每到一处他总非常乐观，与各单位工人师傅打成一片能适应和融合其中，从不悲观失望。他会讲关于养猪时的趣闻，会讲装卸工老师傅怎样照顾他，怎样教他作业中注意安全，有声有色……。

在那个年代里没有一个子女去子成父业从事文艺，我先是大丰农场务农，后上调港务局任装卸工及机修钳工，随后又参加大专自学高考毕业后转任经济管理工作;大妹帆布厂做档车工，后转入后勤财务;大弟先去安徽插队，后上调煤矿井下开采，又转入从事教师职业，就数他与文艺搭点边，他喜音乐谱曲，一些曲谱荣获了全国优秀等级奖;小妹分配到工艺品厂做工人至到退休;小弟也一直在公交公司基层当员工至今，经努力也业大毕业。我们几个子女都在各自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勤恳努力，都铭记着父母的教诲，要热爱祖国与人民，要对社会有奉献，脚踏实地，勤俭简朴，严于律已，清白做人，无愧人生。

其实在我的印像中，父亲曾不止一次对我说过，无论干什么社会职业，都要堂堂正正，不能异想天开见异思迁，更不能走歪门邪道，你们都不是吃开口饭(唱戏)的料，嗓子条件都不好，另外文艺界很复杂，你们都是老实本份之人，只要能自立，干好本职工作，都是有好的前途的。

这是父亲表演用过的道具之一，“莲响棒“，是父亲请人定制的。

打莲响是父亲舞台表演中一项边唱边舞的艺术。莲响棒有长有短，材料有竹制与金属等不同，父亲这根是铁管镀克罗米的，配有铜片，舞动或敲打时发出清脆响声。他在家时常用这道具操练。

父亲与嫩娘老师合作表演过双簧，父因嗓子声带坏了，大声讲会嘶哑，所以双簧演只做勿唱一角，嫩娘老师演唱的一角，道具都是由父亲指导与要求下，由母亲自制完成的，且都是利用了家里的旧衣旧帽等材料，舞台效果还相当不错。

摄于1983年上海南京西路同福里家中，祖孙俩人练习弹奏钢琴。

父亲与儿孙在喜闹

同上

摄于1993年，父母在苏州西山

父母在上海大观园

2000年父母在上海桂林公园

摄于2003年无锡灵山

2004年在延长西路银都佳园家中

摄于2004年上海延长西路银都佳园家中

在银都佳园小区里锻练身体。

父亲一向生性乐观，他在四十多岁时就患高血压症，随年龄上去，糖尿病、心脏扩大、心衰房颤、脑梗等疾病不断折磨着他，但他总是支撑着，不愿绝对静养休息。

父亲让母亲陪他到处走游。从南京西路同福里步行到普陀区西康路长寿路我家或宜川新村大妹家都至少5公里以上，不肯坐公交，更别讲乘"差头"了，来我家主要是冬天季节，因为同福里是老式里弄没卫生设备，去公共浴室又太闷热，来我这里公房有卫生间浴缸里洗澡，我可为他助浴，母亲也能洗个浴。洗好后在我家吃饭时还能与孙子交流聊聊，饭后与他走副五子棋或象棋，共享天伦之乐。父母回去时还想走回去，都是我与妻子拦了车预付了车费硬拉他们进了车。2003年父母搬迁入延长西路银都佳园后有了卫生设备改善了生活条件。

同上

同上，父亲与大妹光明

1988年在南京西路同福里，父亲与大弟、弟媳、孙女的合影

摄于2002年同福里家中

父亲既是滑稽艺术的表演家，又是许多作品与段子的原创作者，特别在年迈之际，还笔耕不止。《孝顺伲子》大型滑稽戏剧本就是他独立创作的作品之一，除了上海人民滑稽剧团上演外，还被全国多省文艺团体改编上演。父亲二千多度的高度近视眼丝毫没有减少他创作的热情，他时常利用废弃文稿的反面空白页捉笔，怕钢笔圆珠笔笔迹太细，字迹易糊，改用水彩笔。写好后又让我或大弟抄写整理，后来还请张皆兵老师去电脑打印，也请王汝刚老师抄过。母亲时常劝他晚上不要写了，当心眼晴，当心血压，但父亲却正在创作兴头上，怎肯搁笔？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在同福里家中，当昙花绽开之时，父母合影

1998年，父亲八十岁生日暨庆贺父母金婚之际的全家合影

说起"笑嘻嘻"艺名，老上海人都记忆犹新，说他叫阙殿辉，恐怕鲜有人能与他当年赫赫有名的舞台形象对上号。他把毕生中从事78年的舞台艺术不仅为广大观众创造与带来的欢乐、开心，也为南方曲艺的发展奠定了不可磨灭的基础。他极尽全力致力于这项事业，为我们后代树立了典范与榜样。父亲经常谈起他的老师刘春山，也写了不少关于刘大师的文章并发表，始终没有忘记老师的指点。如今，父亲也已离去，他不仅是父亲，也是我们终生难忘的老师，他的教诲我们不会忘记，他的形象永远在我们心中。让我们渴望向上，渴望人间的和谐与欢乐，明天更美好。

以上两幅画像作品由笔者的老友方水来先生所创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