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老物件儿之父亲的“丑砚”

徐庆阳

一提到我家的老物件，我的脑海里立即出现的就是父亲的那方“丑古砚”，其实说它“古”，它其实并不古老，那应该是父亲小时的一个物件儿，自始至终我也不知道它的具体来历，一说是父亲小时候自己用一块石头打磨的，一说是父亲的舅舅给的，我没有细问父亲，因为我从小就害怕父亲，父亲对他的儿子总是板着面孔，不带一丝笑容的。我猜想后者的可能性较大，至于不想告诉的原因，许是那个舅爷爷“成分”不太好吧。

虽然它不是一方“古砚”，但说它是“丑砚”却是名副其实，样子丑丑的，长方形，中间凹下成一个椭圆，它的边缘有的地方有了破损，其中的一块“伤疤”还是我“赋予”的，有一次别人的孩子给了我一个核桃，我急于品尝它的“美味”，匆忙间却没有找到锤子，于是拿起了桌子上的“它”就砸了下去，核桃没有砸到，我的手却鲜血直流，父亲看见了二话没说，急急把我的手指含在了他的嘴里，母亲找来了一片不知道什么药片，研碎敷在了我的“伤口”上，又用干净的布条给我缠好，这时我看见父亲用手摩挲这他的砚台，啥话也没有说，依旧是板着面孔，至此，直到进了这一年的腊月，我就一直没有再见到父亲的砚台。

我的伤手很快就好了，其实包扎不包扎都没有影响我出去玩的，那个核桃也终于进了我的口，不好吃！可是我的手指一直包着，那时我心里想要不是伤了我的手，就凭我磕破他的砚台，估计我就得被他罚跪，想想我会酸痛的膝盖和我那幼小男儿的“尊严”，我心里竟然“感激”起我受伤的手指来，长大后，读到了《淮南鸿烈》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句话，都觉得刘安老人家说的真有道理。只是可惜了砚台了，本来就不好看，这回越发的丑了……

我再次见到他的“古砚”是这一年的腊月二十以后了，那时家家过年也都要贴对联，也不像现在可以在超市和地摊儿上买到对联，那时都是村里的“文化人”给手写的。父亲其实学历并不高，他自己说只念了六年半，按照现在来说就是初中上了一半，由于家里孩子多，没有钱供读就辍学回家务农了。但是父亲酷爱读书，以至于他的文化水平大大的超过了他的学历，我后来对我儿子说，“你爷爷是有文化，没文凭的”，其实那个时代的人又有几人能念很多书啊，不当文盲就已经不错了，但父亲确实什么书都看的，不认识的字也能翻字典，后来我和姐妹上学了，他有时也向我们“请教”——作为村里的为数不多的“文化人”，父亲的腊月是“忙月”，父亲会拿出他的“丑砚”，给乡里乡亲的写对联，我则呆着爸爸身边静静的看着，父亲写完的对联，我给放到炉子旁边烤干，或者放在火炕上晾干。在我小时我只能做这样的简单的“工作”，稍大一点了，我会裁纸了，我就帮父亲裁纸，别看裁纸活不累，却真是个“纯技术的活”啊，一张大红纸，需要裁出一个细长条来写成“春条”，这是贴在门框上的，这个一般是父亲自己编几条，力求家家不一样，后来我也成“文化人”了，也开始帮他编了。记得当时“春条”有这样写的，“宜入新春乐哈哈，咱靠政策发了家……”，总之都是一些比较喜庆的词儿吧。除了裁出这个“细长条儿”，还要裁出福字什么的。有时我给父亲研磨，后来发现这也是个体力活，我就不爱干了，不过这也是最能接近他“古砚”的时候了，写的多了，有时就买几瓶墨汁，村里（当时叫大队）有时让人送几瓶来的，因为那些大队干部家也是需要贴对联的。

这个时期我最爱做的是“送对联”，父亲写好、晾干的对联，我负责给送去，这样的差事其实是个“美差儿”的。有的人家不好意思“白”用父亲写对联的，于是他们会给我买一挂“小鞭儿”，就是现在鞭炮，我想当时没有哪个男孩子不喜欢放小鞭儿的吧？送完对联，拿着小鞭儿往家走，心里是乐滋滋的，父亲照例会“批评”我几句，都是“不要要人家的东西”、“人家用咱写对联也是瞧得起咱”、“乡里乡亲的，谁求不着谁啊”之类的话，我当时嘴里答应着，心里却盘算着放小鞭儿的事儿来——许是拿人家的手短吧，我会不由自主的记住给我小鞭儿的人家，来年再写对联时，我就“优先”给这样的人家裁纸，父亲写完，我急急的给送去……

后来，卖对联的多了起来，父亲也写不动了，求父亲写对联的越来越少了，我也长大了，对放鞭炮也没有什么兴趣了，再后来我家也开始买对联了，父亲的“古砚”也基本上不再拿出来了……

再后来，父亲生病了，临走之前，他把能送的东西都送了人，这方砚台和两本古书没有送，由于我写字极不好看，父亲知道给我也没有用，两本古书是父亲用一马车菜“换”来的，他说要留给他的孙子。

那年的冬天，父亲走了，我们把他喜欢的一些东西给他带上了，几本书、酒盅，还有这个他喜欢的又老又丑的砚台；有时我又觉得父亲没走，他一直都在，我分明“看见”他，仍然坐在桌前，用那支毛笔在这砚台里轻轻地蘸满墨汁，轻轻地在砚台边沿上一下又一下的……

爸爸，在那边，求您写对联的人多吗？你那个“丑古砚”还在用吗？那年，如果不是我砸伤了手指，您会不会罚我跪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