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队的知青

难忘852

消失的连队
——记忆中的八五二农场二分场四队

第二部分 知青的青春岁月

京津哈沪杭知青在四队

1967年～1971年期间，有一百多名意气风发的知识青年从北京、天津、哈尔滨、上海、杭州汇集到黑龙江宝清八五二农场二分场四队，与当年的老铁道兵一起为建设北大荒贡献过自己的青春。

当年在四队工作生活过的知青，还有不少是奔着哥哥姐姐来的，有“老三届”也有“新三届”，有老高三的也有刚上初中的，可谓人才济济啊！

当年四队在二十团是个小连队，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有托儿所、小学校、卫生所、小卖部、豆腐坊、酒坊、蜂场、农具场、砖场、知青食堂、粮油供应仓库，有机务排、农工排、畜牧排、后勤排，有马号、牛号、猪号、鸡舍等等，每个岗位上都有知青的身影，知青为连队建设奉献了自己的青春。

《消失的连队》第二部分主要是反映各地知青在连队的工作生活及当年的精神风貌。这些照片都是战友们翻箱倒柜找出来翻拍的，记录了知青下乡的一个时代，正如杭州知青庄铭对天津知青李玉梅所说：（老照片）这个是好玩意儿啊，你可千万别扔了，我跟你讲啊，这都是我们年轻那会儿。现在看老照片是发黄了，但是你回忆的那一瞬间，那都是青绿色的，那是我们年轻那会儿的一瞬间，你可千万别扔了啊，很很珍贵的照片。

在四队工作生活过的部分知青相片

奔赴北大荒

各地知青到连队的时间

1967年12月12日，第一批北京知青12人到达四队；

1968年6月15日，北京知青到达四队；

1968年10月11日，天津知青到达四队；

1968年11月11日，哈市知青到达四队；

1969年5月23日，上海知青到达四队；

1969年6月22日，杭州知青到达四队。

到八五二农场二分场四队的苐一个春节

芦建新

我们是1967年12月9日离开北京，12日到达四队。我们这批知青一共12人，三里屯一中10人：刘婉华、张锐、田惠明、徐青、高海雄、任忠和、曹连仲、潘贤祥、尹鹤岩、芦建新，另加何炬（北京工业学校）和杨新军（不知道是哪个学校的）。我记得去三里屯一中接收我们的是王世清，到队里后才知道王世清是队里的医生，并在队里革委会兼职。由于时间久远刚到四队时的一些情况已经记不太清楚了，只记得队里给我们12人盖的新砖房，在四队的最南边，好像前边就没房子了，出门就能看见一片树林被厚厚的白雪覆盖。虽然白天屋里有点冷，但晚上睡在大土炕被窝里还是挺热乎的。

当时正值东北最冷的时候，也没什么活，队里组织我们学习和介绍四队的情况。没过多长时间就过春节了，我们当时也就十六、七岁，离开了北京，远离父母，大家也没什么心情过节，有的整理个人事物，有的默默的给家里写信，告知现在的生活学习情况。

转眼春节过了，上班第一天就发生一件至今难忘的事。那天下午，就听有人说老肖上山砍柴没回来（当时肖庭云是队里革委会成员，大家休息，他在队里值班没休息，大家上班了他休息），有人说他可能想多砍点一会儿就回来了。东北的冬天天黑的早，下午三、四点就擦黑儿了，这时候老肖的媳妇可急了，找了点人就要到南山去找老肖，好像这时候队里也没了主意，有人提议到朝鲜村借猎枪，那时候天已大黑了，一些老同志背着枪，有的点起了火把，我们几个男知青胆子还挺大的，跟着老同志们一起上了山，当然是在上山队伍的最后边。没一会儿就进了山，队伍拉的挺长，当时大家都很紧张，我们几个男知青的心里更是七上八下的，说不出的恐惧感，说白了就是害怕，我当时脑子里就是一片空白，时不时的脚底下就拌蒜，满身是汗，手脚都是木的。走着走着也不知道谁大喊了一声，吓的我当时就趴在地上，队伍也乱了，过了一会儿没什么动静，也记不清是哪个领导说，谁也不许乱讲话，一切听指挥。因为每个人手里除了火把外，还有一把板斧，乱了很容易伤着人。又往山里走了一会儿，最前面的人发现了情况。老肖是趴在雪地上，他砍柴用的斧子离他两米远，皮帽子也离他两三米远，他的尸体已经冻硬了，半个脸的皮也没了。看到这种情况大伙感觉是老肖碰到了黑瞎子，这时黑瞎子早已无了踪影。老同志赶忙把老肖的尸体绑在上山时带的爬犁上，让几个老同志在下山队伍的后边，保护着大家拉着老肖下了山。

当时队里还有一位叫刘宁一的老同志，他得了食道癌，也是在春节前后去世的。面对队里连续出现悲痛之事的环境中，对于我们这十几个十六、七岁的知青，远离了父母，又没有什么社会经验，在一个陌生只有百十号人的地方开始了人生的启程。

明天生活是什么样的？不知道。

明天又该怎么生活？茫然。

北京知青芦建新

芦建新，1967年12月到四队，干过农工，1968年下半年参加了二分场第一届卫生员培训班，结业后回四队跟着王章琴医生继续学习，从事卫生员的工作。先后在四队、采石场、基建队、新建连（九队）当过卫生员，直到1979年才回北京。

情系北大荒，找寻战友情

一、引言

自2011年3月与四队的荒友联系上后，天津老哥陈珂鼓动写点回忆四队的日志，他说：“一回生，二回熟。随意敲敲即可，不要当文章写，就当是说话，聊天”、“比如，你当司务长时的努力，我们吃到的牛肉包子，糖拌西红柿。回想起来，绝对是佳肴，至今回忆嘴有余香”。在好友、荒友的热情鼓动之下，萌发了写写自己日志的想法，今天算是第一篇开篇日志吧，就从寻找北大荒老战友说起吧。

我是1973年9月离开兵团去长沙上学的，毕业后一直留校任教直至去年退休（原哈军工主体71年南迁长沙，改名为长沙工学院，78年10月组建为国防科技大学，纳入军队序列）。时间过得真快，离开连队快38年了，非常想念当年一起生活战斗过的老战友们。2010年退休后萌发了寻找当年的北大荒战友念头，由于时间相隔太久，寻找老战友的经过可谓一波三折啊。

二、战友情谊

1969年6月18日我和周沛然、庄铭、李英、汤同诚、寿泉苗、蔡建新、潘伟平、郑月梅、沈俭、周小龙等十一名杭州知青，在南星桥闸口货场（白塔岭）登上赴黑龙江的知青专列。21中午知青专列到达牡丹江，去二十团的知青全体下车，晚上将坐支线的旅客列车出发；22日，时近中午，列车到达迎春站。记得来迎春站接我们去连队的是二排副排长北京知青田惠明、上士王占和；下午的两点，来到我们此行的目的地，正宗的北大荒的腹地，三师二十团二营十一连（852农场二分场4队），整整历时五天四夜，终于到家了。

　　1969年6月离开杭州奔赴黑龙江前夕，三位在临安藻溪公社插队落户的中学同学和班主任周婉莹的合影——周沛然（69.6.18奔赴二十团）、郑文龙（69.6.18奔赴二十团）、马大行（留在临安）

　　到达连队后，我先后在三排八班当农工、八班副班长（69年8月）、炊事班长（70年1月）、上士（70年8月孙家晓去团部文工团，我接手）、司务长兼后勤排长（71年金弘达全家搬走，我接手）。兵团的4年多时间，我主要工作与知青的粮油盐醋及伙食打交道，一个心思就想把知青的伙食搞好，好让战友们在北大荒吃好、生活好。我非常感谢当年连队这帮兄弟姐妹们对我的工作支持，没有老战友们的帮助，我将一事无成，我永远牢记这份战友情谊。

记得离开连队的前一天（9月4日）下午，王连长特地为我召开了老铁道兵老职工送行座谈会，会上老铁们除了祝福外更多是希望，希望我不要忘记在北大荒的日子，努力学习为国家做贡献；老铁道兵的嘱咐也成了我学习、工作的动力，回想今天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当年北大荒精神鼓励着我。

那天晚上（9月4日）我被这帮知青哥们灌得稀醉，第二天早晨起来脑袋还疼痛发晕。连队派吴延君开尤特兹送我，因酒还没有完全醒，我就跟李广莲副连长提出让哈市好友赵同武送我去迎春火车站，李副连长同意了。车过团部时，我去了71年调到养鹿连任指导员的于福水家做了告别。

到哈尔滨（9月6日）是哈市荒友施延斌和张长来（外号大妈）接待，记得当时是“大妈”用手表做押金租了一条船，游玩了太阳岛，晚上住施延斌家（南岗区士课街19号）。

　　到天津（9月8日）是天津荒友陈珂等来接站，原打算当天就去北京，但天津的老哥们（陈珂、振江、家晓等）一定要晚上请我吃狗不理包子聚聚（当年天津老字号狗不理店，生意甚好，排了好长队），结果在天津多待了一天，害得北京哥们姐们在火车站空等一场（当年没有手机，无法联系），晚上住陈珂家（河北区小关大街篓子胡同5号）。

因在天津比原计划超了一天，到北京无人接站（这是我第一次进京），好在我临走前连队文书北京荒友赵淑雯给了她家的地址（朝阳区建国门外永安东里2楼3单元2号）并画了路线图（当时她妹妹赵淑香在北京），我按她画线路图找到了赵淑香，她带我去了刘杰家（北京西城区宣内新文化街振兴巷3号）。因我第一次来北京，当天下午刘杰、高海雄、赵淑香等带我天安门广场（那时刚从北大荒出来感到天安门广场不大啊，也许是在一望无边的北大荒呆的时间太长了吧）、游玩故宫，晚上住刘杰家，第二天当时在京的战友都到张烜家见了面（北京西城区反帝西路116号）。

　　由于录取通知书在颜某手上压了一段时间（具体过程不详细谈了），等见到通知书已离报到时间很近了，因我要忙于司务长那摊伙食账目整理移交，没有时间去营部办理相关手续，是文书赵淑雯替我到营部办理相关手续并领取路费等，并给我联系好去团部办理相关手续卡车，这样给我省下了二天的时间。

9月3日晚上当我整理完知青食堂的伙食账目，面对知青食堂节余的粮、油、钱，心中一片恍然、空虚，好像丢了魂似的。连队一直没有安排谁来接任这摊工作，我不能亲手移交，嘱咐相关事宜。直到4日我问王连长，他才临时让董定芬（老洋相爱人）的弟弟董伯荣接账，没有让知青战友接管，这是连队一个失策，不知为什么？

三、断线风筝

大学的生活紧张而充实，可我一直未曾忘记共同生活战斗过的荒友们，我一直与连队战友保持着书信往来，了解连队的状况。其间给王连长、董姐他（她）们写过信寄过照片，与赵同武、潘伟平等一直有信件来往。记得我临走时把浸泡的药酒全给了炊事班的老黄（黄高顺），没想到他喝了居然腰直起来了，还写信问我要药酒的方子呢。

74年到上海开门办学期间，多次去过陆仁庆家（南市区丽水路48号）。75年～76年在北京实习期间，多次见到过赵淑香、刘杰、安庆和等，还与周沛然（杭州知青，我的中学同班同学，大约71年从四队调哈马通排水连）在北京相聚。

　　毕业留校工作后，79年12月出差去哈尔滨，见到施延斌、赵同武等哈市荒友，大伙还在施延斌家聚餐呢，那天喝了不少啤酒，真怀念那时那景；84年又去哈尔滨出差，与赵同武、孙士寅、范玉芳等相聚，很可惜我的好友施延斌已不在了。

大约83年我到北京出差，通过赵淑雯的父母找到了赵淑香（她当时住崇文区曙光东路五建三工区四队，天坛东西甲8号），想通过她了解北京战友情况，但她没有与其他战友有联系，只是讲有一次五一节在天坛游玩时遇见过李玉梅及她儿子。

杭州的四队战友在70年代中期还有联系（如庄铭、周沛然、汤同诚、潘伟平等），假期回杭州总要去荒友家看看。记得那几年杭州荒友的家长商定，每年轮流做东聚聚，有一年寒假回杭州还参加过一次聚会呢。80年代我在长沙不经常回杭州，杭州那些年拆迁很厉害，随后也断了联系。（关于周沛然：93年我们中学同学聚会，周沛然也没有参加，没有他的信息。94年我回杭州养病期间，通过各种途径才找到他，他在杭州公交公司当机修工，一次因奋力救火小腿被烧伤，我这个老同学也是干活不要命的主。后来他又与中学同学失去联系，直到2011年春节我回杭州才找到他。）

由于各种原因加上忙于工作，我80年代后基本上与北京、天津、哈市的战友们失去了联系，我就如断了线的风筝，在空中飘荡归不了队，找不到组织，与兵团老战友们失去了联系。

2006年8月初我曾到哈尔滨呆了一天，当时也想找找赵同武，但赵同武工作的医院——“南岗人民医院”已经改名了，问别人也无人知晓，只好作罢。

战友们，你们在找我，我也在找你们。

四、转机来临

2010年9月中旬我的退休命令下达（总政命令是7月底下达，到学校已9月份了），这样我就自由了，有时间来寻找战友们了。不巧的我老父亲生病住院，我赶紧回杭州照顾他，来不及作移交。待我返回长沙已11月了，处理好有关交接事宜后，11月22日我在凤凰网的知青频道上建立了“八五二农场二分场4队”知青点，想通过它寻找老战友们。

12月中旬我回杭州过新年和春节时，通过潘伟平同班的同学知道了她的电话，元宵节前给潘伟平打电话，但没有联系上（手机和座机都无人接听）。在凤凰网上设立的“八五二农场二分场4队”知青点，也无人回复。

今年2月28日我又回到长沙处理安置计划的申报事宜，填写“军队退休干部安置审定表”。

3月4日下午我查看“八五二农场二分场4队”知青点，看到了哈市荒友金丽华回复：“司务长，还记得我吗？”哈哈，转机来了。

我马上把我的联系方式回复给她：“金丽华：你好！今天我在二分场4队知青点看到你的信息，非常高兴。我当然记得你，记得你们哈市的知青，你还有其他哈市知青的信息吗？”希望通过她了解其他战友情况。

当晚金丽华就给我回复讲她不会上网，是她女儿上网发现的：“您好！我有一些战友的联系电话。我不会上网，回头给你打电话。”3月5日金丽华给我来了电话，提供了刘杰家的电话、吴纪乾和吴纪滨姐弟俩的手机号。

3月6日我按金丽华提供刘杰家电话打通一问，是丰台区电梯维修站电话，而吴纪滨的手机一打就提示是个空号（手机号归属地是湖南岳阳，他去年在岳阳），剩下只有吴纪乾了。

3月7日下午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往吴纪乾的手机打，第一次是无人接听，第二次吴纪乾接听了，讲她正在开会，待会给我来电话。5点左右给我来电话讲，她有部分北京天津战友的电话，但她需要下班回去先与她知道的战友核实无误再发给我（吴纪乾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实在让我敬佩，不愧是四队小学的好老师）。

当晚7点田惠明第一个给我发来短信（当时吴纪乾还没有发来战友联系电话短信），随后吴纪乾来短信告知徐森、陈珂、张烜、田惠明、王佩芹及她弟弟吴纪滨的手机号。这样当晚与陈珂、徐森、孙家骁都联系上了，通过徐森和陈珂知道了黄振江、舒家华、刘杰、陆仁庆、栗秀娟等北京、天津、上海、哈市战友的联系电话。当夜我的手机短信、电话不断，都快打爆了。

8日～9日又通过舒家华、吴纪滨又扩大上海、哈市战友的联系网；通过栗秀娟知道了庄铭的电话。通过黄振江知道他妹妹黄振英的电话，通过黄振英又与王淑芬联系上了。收获很大，真的很高兴，也很幸运。

10日通过潘卫平找到回贵州凯里定居的冯姐（冯俊英）、董姐（董定芬）联系电话，并与董姐通了电话。也与章婵娜、胡正言、庄铭通了电话。

15日～16日通过庄铭、潘伟平，也与杭州荒友张建初、郑月梅联系上了。

经过半个月努力与联系，我基本上收集全各地战友的信息，有了“回家”的感觉，真好啊。非常感谢给我提供信息的各位战友，特别是金丽华、吴纪乾、陈珂、徐森、舒家华，非常热心，战友情谊终身难忘。

（写于 2011年9月26日）

附：天津战友孙家骁的短信大作

我与当年北大荒的战友断了38年的联系，直到2011年3月份才与各地的北大荒战友有了联系，当年连队前任上士天津老哥孙家骁得知我的消息，用手机短信发来他对战友的思念情感 。

念弟戏作

2011-03-25 00:03

双廿鸿雁飞步载

昨见电讯撞心怀

盼得他日谋君面

抱汝斑头啃熊白

思念二

2011-03-25 13:38

二君奠定四连膳

留作荒友餐后言

咱凭真情与心丹

倔气直接天浩然

思别

2011-03-25 00:03

老来畅 老来忙

总聚珍馐大酒量

不去想 何曾忘

戍边十万费猜想

但得众友养颐身

豪杰更胜百千强

想四连 百多将

五市知青赴北荒

完山远 蛤水淌

良种连畜种广

高头雄俊雌性发时

总是大路土飞扬

君寡言 展臂膀

微驼更显广宽胸膛

君高节 牌仍亮

引得老孙认定同类大丈夫

五、连队战友名录的形成——编写4队通讯录

孙家晓3月7日晚与我通电话讲：“当年我们四队有一百多名知青，我与你当过上士应该是知道的。”是的，当年在四队工作生活过的知青都来自北京、天津、哈尔滨、上海、杭州五大城市，有65年就到四队的，也有67、68、69年来的，还有不少是奔着哥哥姐姐来的，有“老三届”也有“新三届”，有老高三的也有刚上初中的，可谓人才济济啊！

家骁的这个电话，激发我收集整理编写咱们四队知青的通讯录（当时我称为“知青名录”），凭我的记忆和手头上资料，我初步搞了个四队各地知青名录，10日传给了舒家华，11日家华传来补充名单。15日我又把整理后的战友名录发给了家华，让他和陈淑范审查补充。同时陈珂、吴纪滨、徐森、贾文光也提供一部分战友的名字，逐步完善了四队知青的名录。我非常佩服家华的记忆力，在四队知青名录完善过程中他的贡献最大。

截止4月10日，“四队知青名录”已收录了115名；5月6日～12日各地荒友在北京相聚时，得到战友们的补充和修改，使“四队知青名录”增至124名；在徐森、朱玫等荒友及老铁二代人的补充下，截止9月27日，“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二十团二营十一连知青通讯录（八五二农场二分场四队）”基本完成，已收录在四队队工作生活过的各地知青共计128名。在四队队生活过的知青，北京最多有47人，其次是哈尔滨38人，天津17人，上海14人，杭州12人；这128名知青，女生有64人，男生也是64人，真巧啊！

（写于 2011年9月27日）

六、编写四队老铁道兵、老职工名录

在收集整理编写咱们四队知青通讯录的同时，我也在收集整理曾经在四队生活工作过的56年老铁道兵、58年转业官兵、59年支边青年的名录。

凭我的记忆和手头上资料，加上舒家华的补充，4月10日我初步搞了个四队老铁道兵、老职工的名录（收集了63家）；4月12日我和潘伟平一行3人去黔东南，看望在那里定居的四队老人们，带去了四队老职工名录，得到冯俊英、董定芬、谷庆山、刘树贞、吴延君等老四队人的补充和修改。从黔东南回来后，又重新整理补充，截止5月1日已增加到88家。

这时徐森提议，应在老铁道兵、老职工的名录中增加二代人的的名字。徐森的建议很好，北大荒的二代人其实与我们知青应是同代人，虽然当年大部分二代人是在知青老师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但他们与知青有着共同语言、与知青感情是深厚的。

在补充北大荒二代人的名字过程，我不得不提到杨凯，在那几天晚上与杨凯通视频一直到一、二点钟，他给我提供了大量老铁道兵、老职工及二代人的信息，使老铁道兵、老职工名录得到完善，真的很感激杨凯。

有了杨凯提供的信息，并利用QQ平台的优势，在与北大荒二代人交流过程中，名录得到不断的补充与完善，在这里我还要感谢姚显琴、刘云、弓永涛、杨天华以及不是四队的朱红岩、何向军等北大荒的二代人，感谢所有给我提供过信息的北大荒二代人。截止8月20日四队的老铁道兵、老职工名录已收录了曾在四队呆过有92家之多，收获可谓大啊。

（写于 2011年9月28日）

七、编辑《北大荒战友的照片集》

自2011年3月上旬联系上各地战友后，舒家华首先从163信箱给我传来4张上海、天津战友相聚的照片；见到这几张战友聚会照片，引起我萌发制作《北大荒战友的照片集》pps幻灯片的想法。

制作pps需要先制作ppt，这与我给学生上课或外出讲学需要制作ppt演示文稿方法是一样的，简单又方便。问题是采用什么样的图片做ppt模板和选用什么样的歌曲？

首先我在北大荒网站上找到一张图片，有河流、草原、树林，与四队的蛤蟆通河风光十分相似，于是就把这张图片制作成《北大荒战友的照片集》ppt的模板；战友们观看《北大荒战友的照片集》pps后，都问我这个图片是否在四队照的，看来效果不错啊。

刚开始时，《北大荒战友的照片集》选用的歌曲是《草原之夜》，歌曲不错，但听起来总觉得与北大荒有点距离；那几天成天在网上寻找合适的歌曲，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北大荒网站上找到了《北大荒我们共有的家乡》mp3。问题又来了，mp3文件大其格式pps是不接受，必须转换成wav格式；不会啊，只有在网上寻找转换方法了，最后在“千千静听”播放器上实现了格式转换。

制作《北大荒战友的照片集》pps幻灯片的过程，也是我学习提高的过程，也是一种享受。从开始只有10张幻灯片到现在300多张，从一部到多部；从在四队小范围传播，到现在已扩散了（我也不知是哪位荒友传播出去的）。

7月21日有一位叫“针叶松枝”网友在我QQ上留言：“我是黑龙江兵团一师的北京知青，有幸看到你制作的视频，太好了，搜集到那么多老照片，而且每张都有姓名注解。很不容易。还配了歌曲也很好，这个歌曲我是第一次听到，配合老照片很合拍。”我再三追问他是通过什么途径搞到的《北大荒战友的照片集》，他没有提供，只是告诉我在他的QQ好友那里搞到的，我也不怪是哪位荒友传出去的，能被别人看好本身是一件趣事，好东西是应该共享的。

自3月11日试制的《北大荒战友的照片集》传给舒家华征求意见，得到他的肯定和鼓励，使我的信心大增；接着潘伟平也传来一些战友相聚的照片，3月20日形成了《北大荒战友的照片集》第一稿，传给家华、徐森、陈珂、伟平、张烜征求意见。

4月上旬张烜从163信箱传来北京天津战友2006年8月回852参加50年场庆的照片，我根据这些照片赶制了《北大荒情怀之旅》pps照片集。

4月中旬到黔东南，带去了《北大荒战友的照片集》第二稿、《北大荒情怀之旅》第一稿；5月份北京战友相聚，拿去《北大荒战友的照片集》第三稿、《北大荒情怀之旅》第一稿、《黔东南情怀之旅》第一部分，征求荒友们的意见，并收集照片，得到战友们的支持和鼓励。

    在战友们和北大荒二代人的大力支持下，照片集内容越来越丰富，《北大荒战友的照片集》第六稿已扩充为两部分了；现正准备搞第三部分呢，反映老铁道兵、老一代开荒者及二代人的生活与工作经历，也希望能继续得到北大荒二代人的支持，我在这里先鞠躬，谢谢啦。

我那对4队及一起战斗生活荒友们的思念之情，都记录在《北大荒战友的照片集》里，愿战友们能在《北大荒战友的照片集》找回年轻时的欢乐、相聚时的快乐，愿明天生活更加美好！

 （写于 2011年9月29日） 

知青在四队的照片集锦

王淑芳、李玉梅、赵宝琴、李慧雯、

　　这二张老照片，她们的棉衣怎么花里斑斓的？这里有一段趣事，李玉梅说：这二张照片是68年冬，我们四个天津女知青，赵宝琴、李慧雯、王淑芳和我，还有舒家华，我们四个人是去营里去照相。没想到，路过的二号地碰见一只野鸭子，我们四个人就在那地里追呀，终于把这只鸭子给抓到了。所以身上一片一片的完全都是跑的，那个雪花落在身上，湿一块干一块的。回来之后，把那只好容易抓到的鸭子，送给了连队托儿所了。

李洪俊在蛤蟆通河套留影（1970年，安庆和拍摄）

北京知青刘杰回忆起初到北大荒的日子，他说：

在北大荒，我们也住过“牛棚”

1968年6日13日下午的列车启动了，站台上列车上哭声一片，我当时一阵茫然，不知他们为什么哭，不就是去北大荒工作吗，我就不想在北京呆着，太没意思了。

到四队后老姚子（姚芝兰，老铁兵）是接知青的班长，他的口头蝉是：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后面大慨都是他的语录了。我是真住过牛棚的，我记得大约是68年7月我们去五营伐木。住在去宝清的公路边一个下大坡的地方，一个草房里，门窗都是破烂的，脚下完全是干了的牛粪，牛蹄印清淅可见，有3一4公分深，应该是冬季圈牛的地方，房子前面是公路四周都是草甸子。我们一下车就去割草，把草補在地上再補行李，就睡在牛粪上。伐木的的林子是过火林，地上的草都烧没了，一趟全是黑灰，树也全是黑的，每天干活回来人都成个黑鬼，鼻孔里都是黑的。也没觉得难过。

带队的是杨顺义（老铁兵），平时话很少，就是埋头干活。榜样啊！

水利会战

徐森

荒友们，在北大荒的日子里你去过排水工地吗？如果你是知青，我想你一定参加过水利会战。凡亲身经历者，都会对那个场面留下深刻的印象。我描述一下，贴切吗？

滴水成冰不化，打眼放炮爆炸。抬筐扁担背架，灯暗屋矮铺大。

排水工地之所以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大概有如下三个原因吧。

1.冷。本来北大荒冬季就滴水成冰，而排水又恰恰是在每年的数九寒冬。用当地的话说那叫冷得“嘎嘎的”。甚至还有知青耳朵，脸颊冻起了水泡。没有那个经历的人无法想象到会有这等事情发生。

2.累。排水时节是一年中白昼最短的日子,说披星戴月不为夸张。不管你睡得多香，哨声一响马上起床。收工时已是日落西山。现场所干的活有“四大”，即背大块，抬大筐，轮大镐，掘大锹。劳动对象就是大大小小的冻土块。可想，当时十几岁的城市姑娘千里迢迢背井离乡，纤纤细手戴上大手闷子握着那么粗的铁锹把子，柔柔肩膀套上那厚实的垫肩抬着那么宽的扁担，该是多大的劳动强度？

不知哪位有文化的鼓动者当时造出了“血流干，肉磨烂，剩下骨头也要干！”的战斗口号。听着就令你毛骨悚然，多瘆人呀！

3.苦。水利会战时全员吃住在工地。每个连队一个窝棚，对面搭铺，中间一条走道。除供每人躺下的那不足两平方米外，没有任何个人空间。用餐都去伙房打饭，回来坐在自己的铺位上吃。白菜土豆唱主调，偶有猪肉算改善。

排水是知青的必修课。尽管条件艰苦环境恶劣，那毕竟是历史了。回头再看那段经历，自己应该自豪一下才对呀！

仿前人韵脚填了一首《清平乐》供览。

 清平乐 水利会战

东方未晓，

莫道哨声早。

水利会战无少老，

肩背人抬小跑。

北国千里冰封，

霜染鬓发朔风。

今朝锹镐在手，

明日荒原昌隆。

（2013年11月24日）

　　这是一张很有时代烙印的老照片，风华正茂的少女身穿打补丁的衣服，虽然生活艰苦，但她们脸上却充满阳光。

北大荒的回忆——农场的旱涝灾害

舒家华

八五二农场原来属三江平原，是沼泽湿地。虽然日本人也来“垦荒”过，但真正的农垦还是在56年以后，挖沟排去沼泽地的水、露出草炭黑土来，作为农田种植粮食作物。不知道当初的沼泽湿地有没有旱涝灾害，记得在四队时最西南面的一幢家属宿舍（于江山、张青函、林彭基等住在那里）前有一块小水塘，不过一尺深，在72年以前，春夏都没有干过，修理间大车间东边也有这样一块水塘。在72以后慢慢干涸了，可能和排水垦荒的大环境有关，75年和78年农场还发生过严重的旱灾。

这两年旱灾的发生时间都是在5月份已后，三、四月份的降水还正常，小麦、大田的播种也顺利，但是在玉米长到一尺多高的时候，一连两三个月的降水不足，下过的小雨连地皮都没湿，大地越来越旱，地表裂出了大口子，往下挖下一锹深，下面的土还是干松干松的。农场的大田面积太大，也没有那么多的灌溉设备，虽然极力抗旱，但效果是很有限的。75年印象最深的是当时的政治口号，那时分场的广播站每天一早晨起来就听见“常歪脖”（广播员的外号，真名忘记了）在高音喇叭里喊：……用从来没有见过的大干，战胜从来没有见过的大旱，夺取从来没有见过的大丰收……。现在想这就是笑话了，如果大旱之年能有大丰收，那没有大旱，还有没有大丰收了？那年农场的粮食总产肯定不会大丰收，因为当时也不发表统计数字，所以也不清楚粮食减产了多少。

78年的旱灾印象也很清楚，我当时已经上学了，七月份回过一次农场，途中路过一分场，许多高岗地界的庄稼已经见不到绿色，而是火烧过一样的红色，那些地的庄稼已经枯死绝产了。

大约在71年农场发生过一次涝灾，本来麦收之前一直风调雨顺的，小麦长的也不错，眼看就要麦收了，老天突然下起了连阴雨，麦田吸饱了水，变成一个大泥塘，好容易天见了晴该麦收了，人站在田里能陷进一尺多深，拖拉机倒是勉强能开进去，但是康拜因的大铁轱辘陷的快到车轴了，拖拉机自己走都困难更不用说去拽康拜因了，所以天晴以后主要靠人工收割小麦，当时全体动员，连队的后勤人员也是小镰刀上阵，先把小麦按垄放倒，然后再用人抱到靠大路边泥比较浅，地面比较硬实一点地方，等着康拜因来脱谷。

在农场的夏季有两大害虫，苍蝇和蚊子，旱天的苍蝇多，雨水大的时候蚊子多。一般来讲苍蝇是白天工作，蚊子时夜班制的，白天它们是躲在草叶子下休息等待天黑了再上班的，当然在麦垛中也不少的。但是71年下的蚊子太多了，谁去抱捆麦子，“轰”的一下能飞起一团蚊子来，就像突然刮起的一股旋风一样，所以无论男女一定把脖子、帽子包的严严的，每个人都像伊斯兰国家的妇女打扮。夏天衣服穿的薄，蚊子能透过衣服嗅到人的毛孔所在，再用长长的口吻（嘴）盯进人的皮肤去吸血，所以人要不被蚊子盯住，必须不停的活动着。如果在近处看看每个人的衣服上面一定是停满了大小的蚊子，就像冬天完达山上密密麻麻的树木一样，如果从远处看别人的衣服，已经看不到白衣服的本色，而是灰蒙蒙的。那年，每个人都盼着快点打霜，以躲避蚊蝇的骚扰。

那几次的旱涝灾害对农场的影响是不小的，对农场职工来讲，口粮还是有保证的，当然是上交的粮食及生猪、烧酒减少许多，职工的劳动条件差了许多。

     农场的旱涝灾害可能和过度破坏自然环境有关，现在黑龙江也恢复了部分自然湿地，齐齐哈尔那里建立了丹顶鹤自然保护区，哈尔滨以北也建立一块湿地保护区。现在中国的粮食产量可以保证全国人民吃饱，适当建立一些自然保护区恢复地球的原貌是有益的。而且这些湿地公园也成为旅游资源了，一样有收益的。

（舒家华 写于2012年12月27日）

回忆42年前的今天，首次在北大荒度过国庆

42年前的今天——196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20周年，我们杭州知青、上海知青及北京、天津部分知青是第一次在远离家乡的北大荒度过的。

记得当年在北大荒的初期，节假日时连队食堂是一天只开二顿饭，对我们吃惯一天三顿饭的南方知青很不习惯，其实二顿饭不比三顿饭省粮食，吃了还要多拿点馒头，以备晚上肚子饿时好吃啊。

当年在连队时，春播、夏锄、麦收、秋收季节都是休大礼拜（10天一休），只有农闲时才休小礼拜（7天一休）。国庆节是个大节日，连队当然要放假休息的。

国庆连队食堂改善伙食，那天下午是包饺子，是猪肉馅的，管饱；那时知青多，伙房是忙不过来的，就把饺子馅和面分给各个宿舍让知青自己包。当时连队的知青宿舍还没有盖好，我们杭州男知青是住在连部后面的那栋房子（就是后来当托儿所那栋），比我们前来一个月的上海男知青也住在对门的一间。

包饺子对南方人来说是件难事，好在我们几个杭州知青在家时包过，问题不大，但包的饺子五花八门，什么模样都有，反正把馅包进去就行了。

问题是心大肚小，怕不够吃。馅包没了，就到伙房去要馅；饺子皮又不够了再去要面；结果反复几次包了一大堆，拿到伙房去煮，好几大盘啊。刚开始时吃得津津有味，上海这帮男知青也来凑热闹，互相闹着吃，不亦乐乎啊。毕竟肚子有限啊，后来吃不下了，就只吃饺子馅把饺子皮扔得到处都有，浪费太大了。

那年国庆是杭州上海知青刚去北大荒几个月后首次重大节日，远离家乡、远离父母，思乡之情涌入心头，特别是女知青们尤为想家；记得哭声首先是从上海女知青宿舍传出的，感染了其他城市来的女知青，造成连队女知青住的宿舍都有哭声。我们杭州知青来北大荒之前，多数已在浙江农村插队了半年，在农村度过春节，已经习惯了离开父母的日子，心情虽不平静，但毕竟要好多了。

42年过去了，现在回忆起来就像今日杭城下着绵绵秋雨，有点凄凉和心酸。现在荒友们都分布在祖国各地，享受着节日的欢快，我祝愿战友们身体健康、长寿，晚安生活幸福快乐！

（写于 2011年10月1日）

思念家乡

我们连队的老高三

——记天津的五位老哥

在我们十一连（四队）知青中有不少是老高中毕业生，如北京的王佩芹、贾文光、赵淑雯、崔小勋……，天津的孙家骁、徐森、舒家华、陈珂、黄振江……。当年他（她）们也是四队文化砥柱，这些老高中的知青后来多数都当了老师，为培养教育北大荒的二代人发挥很大的作用。

今天我重点说说天津的五位老哥：孙家骁、徐森、舒家华、黄振江、陈珂。这五位老哥：家骁是老大，45年的属鸡；徐森老二、家华老三、是46年的属狗；振江老四、陈珂老五，是47年的属猪。他们都是天津第十中学高三（一）班的，66届高三毕业。徐森和家华是小学校友，陈珂和振江是小学校友 。68年10月他们和张宜恒是一起到达四队的，开始北大荒的生涯。

孙家骁待人热情，与谁都合得来，讲的一口天津话，天津味十足；他在四队当过上士，是我的前任；天津五位老哥中，家骁在4队呆的时间最短，70年8月就调团部宣传队了。

徐森先在机务排，是359机车组的；72年到连部当会计，75年调到二分场中学。当年在4队徐森是个安分守己的人，虽然我有时也在连部结算粮油及知青食堂的伙食帐，但很少交流。

舒家华是满族人，分在四队木工班，心灵手巧，智商高、肯钻研，与哈市知青全树桐都是四队的能工巧匠；当年我们住在男知青宿舍西头时，还见过他与全树桐一起打的木箱，手真巧啊；家华的文笔也很好，在四队时就见过他写的东西；72年调到营部修理间，也是一名技术骨干。

黄振江特别有礼貌，见人总是微笑，人缘很好；他一直在农工班干活，属于农工二排的；振江有文艺才能，大概71年底到营部宣传队了；当年我与振江关系也不错，有空时我们总能聊在一起，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很好。

陈珂当年文质彬彬， 愿意与各地知青交往，69年知青宿舍没有盖好时，我们还一起挤过大炕呢，关系一直不错；陈珂先在四队小学当老师，后来当二分场中学当老师了。

记得70年冬季，有一次我从排水工地回连给家属卖粮，晚上就睡在托儿所的炕上，陈珂领着留在连队上课的小学老师，向我诉苦：讲连队知青都去排水工地，炊事班也上了工地，他们三顿饭是连队托儿所代做的，伙食太差了，煮大白菜居然还吃出了死耗子，真是恶心死了。

当年在连队时我很佩服这五位天津老哥，毕竟他们是老高三的，知识面广，待人也不错；徐森的妹妹徐宝安、振江的妹妹黄振英，70年也奔他们的哥哥来到四队，真是前赴后继啊；在我们四队，姐妹、姐弟、兄妹都来北大荒的还不少，他（她）们都为北大荒的建设贡献出自己的青春。

家骁和振江是72年被调回天津，当时天津缺少中学老师，是天津教师进修学校来兵团要人；徐森和家华是77年恢复高考时考上了大学，真不容易啊，徐森上了牡丹江师范学院、家华上了佳木斯农机学院；陈珂一直在二分场中学，后来当了中学的副校长，直到知青大返城时，79年初才回天津，他在852的时间最长了。

73年9月我去长沙上学，路过天津时，刚好陈珂在天津探亲，是他来车站接我的；本来想与他们见了面就马上转车去北京，但陈珂、振江和家骁非要请我上“狗不理”店去聚聚，不让走。当年在连队时，我与陈珂、振江是最合得来的，家骁是我的前任，战友的盛情难却啊；我们4个人就在“狗不理”老店痛快吃了一顿，至今我还记得当年排队、抢桌子的场景。

这次相聚后，我与天津的五个老哥一直没有见过面，直到2011年3月才与他们有了联系，38年了。那几天我与这五位老哥通过电话、短信、信箱联络、交谈，忙的不亦乐乎。

振江电话里还提到当年连队食堂的“四菜一汤”，夸奖当年伙食搞得好；陈珂在短信中要我保重身体，期待相聚；其实陈珂老哥的信息，前二年我在有关知青网站看到过他发表的作品，可惜没有联系方式。

最值得一提的是徐森老哥，虽然当年在连队时交往不多，但如今却与我联系最多的，先是电话短信联系、后来是信箱联络、最后是QQ上视频直接交谈，他与贾文光给我提供了大量的战友信息。家华给我传来了上海战友聚会的照片，触发我制作《北大荒战友的照片集》念头；家华的记忆力太好了，在编制战友的通讯录中，他与陈淑范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同时家华给我传来许多他写的随笔作品，让我又看到了他的文笔，写得真不错啊。

在家华、徐森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就有了4月份在上海，5月份在北京、天津各地战友的相聚；4月份在上海与家华、陈珂相聚了，5月份在北京与家骁、徐森、振江相聚，在天津又一次与徐森、家骁、振江相聚。看到天津这五位老哥身体都很好，感到非常高兴。

我衷心祝愿天津这五位老哥晚年生活幸福安康！祝愿所有的知青战友身体健康，开开心心，晚年幸福！

（写于 2011年10月9日）

十年兵团生涯 四个工作岗位

徐森

   我是1968年10月到北大荒的。和同行的同学一起回忆，应该是10月9日上午从天津东站上的火车，11日晚到达二十团二营十一连（八五二农场二分场四队）。自此，我开始了北大荒的生涯。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7年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77年12月我应试中榜。1978年春节后入牡丹江师范学院就读，开始了四年的大学生活。

在1968年至1978年十年的北大荒生涯中，我从事了农工、机务、会计、教师四种工作。

1.农工

城市知青来到连队，先进入农工排，这近似入伍当兵先入新兵连一样，人人如此。我在农工岗位时间不长。从68年10月到69年2月约五个月的时间。期间我记忆最深的事就是我到连队后给家里写了一封平安家书，还没等到回函就作为先遣人员被派往水利工地了。当接到第一封家书时，我正在草甸子上为水利会战全面开工打前站呢。这个时间段我记忆最深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姚志兰（已故），一个是孙家骁（我的高中同学）。老姚当时是农工班长，我和家骁都分在了他那个班。我三人组成了四连首赴水利工地先遣队。准备工作就绪，连队主要劳力陆续进入工地，开始了当年冬季的水利会战。

2.机务

1969年春节后，我从农工岗调到机务岗。所谓“机务”就是指操纵农机具的工作。在北大荒地广人稀的大面积农业生产中这是个比较劳累辛苦的工作。可话又说回来了，当年的北大荒，农工，饲养员，炊事员……又有哪个工作不辛苦呢？那里就是个遭罪的地方。

   对于机务工作我还是挺喜欢的。上学时我对机械和车辆就小有兴趣。曾和同班的几个同学去过天津汽车运输二厂，向工人阶级学习，体验生活。所以至今我还保留着驾驶汽车的资格。

   在老同志的言传身教下，我逐步掌握了拖拉机作业的技能。我的悟性还可以吧，从春播到秋收一个轮回下来后就可以独立作业或带班作业了。机务作业 离不开土地。春天耙地播种、夏天中耕除草、秋天收麦割豆、冬天运肥备耕，一年四季，我干了三个轮回。我总结了机务工作的三个特点：打夜班多，工作时间长，经常室外就餐。久而久之我的胃口适应不了这个工作了。打夜班到了后半夜就胃痛呕吐，曾多次支持不住，不得不回宿舍休息。本来两个人一个班次，自己难受支撑不了，只好由同车组的同事承担。许树华，刘金东，马大凡等同事都替我承担过。对于同事间的关怀照顾在此深表感谢。从当时我身体条件和连队工作考虑吧，1972年我当上了连队会计。

3.会计

我当会计，太出乎意料了。对这个工作我是一窍不通而且也没有这个爱好。然而这是领导的安排，只能服从。72年4月我接手连队会计工 作，记得上一届连队会计是李剑。当时上级要求各连队配备农业技术员，李剑是农校毕业的，就算是让他专业归口吧。他当上了农技员，我当上了会计。

在会计工作中引导我上路的有两个重要人物，至今记忆犹新。一个是李义成，营部会计，湖北人，李初李良的爸爸。一个是周述祥，周超的爸爸。周会计的老伴儿是陈贻英。陈贻英是营部中学的老师。我到中学后和陈老师同事，共担高中语文课教学任务。

我接李剑的会计、潘卫平（杭州知青）接我的会计都是李义成监交的。遗憾的是我和李剑的移交表几经搬迁没有保存下来。而我和潘卫平1975年9月12日的移交表至今我还保存着。这是多么珍贵的资料呀！

周述祥当时是营部的会计主管。他业务娴熟，对连队会计的辅导帮助相当耐心。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就是1972年底做决算。六连和三连的会计都是“老手”，曾做过年终决算，所以很快就把那一摞子报表完成了。而我们这几位第一次做决算的新手，面对一大堆数字和报表就“懵了灯”，不知从哪下手。周会计就把我们集中到营部，单兵教练，手把手的教，和我们一起在蜡烛下挑灯夜战。那时的情况是时间紧，内容新，工作量大，个别连队的女会计连急带愁直掉眼泪。老周会计还要安慰鼓励甚至亲自动手替我们填制表格。那个场景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永远的记忆。我从一个门外汉成长为能够独立工作的连队会计，真应该感谢周会计，李会计的帮助和指导。

4.教师

与其它连队相比，四队各方面的条件应该算是好的。有山（南山）有水（蛤蟆通河）且距营部近（3km）。连队规模小，但各业俱全，食行方便而劳动强度相对较小。自1968年到1975年我在四队生活了七年，对四队的山山水水家家户户都很熟悉且结下了友谊。我虽不是什么领导，但也是家喻户晓，因为每个月大家都等着我发工资呀。（哈哈）

我的老伴儿较我之前从四队调到营部中学。北大荒好像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婚后夫妻都在一个单位，“走读”不超过几个月。当时营领导一方面考虑我四队——中学来回跑生活不便，另一方面中学确实缺少教师，决定调我去中学。去中学又是一个新环境，所以我的态度不是很积极的，拖了三个月。1975年9月学校开学了，中学方面追得紧找到副教导员周昌泰，周教导员又找到王喜贵连长，几经催促我去中学报到了。

从四队到中学这个阶段在我的人生经历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第一，我开始从事“太阳底下最光辉的事业”，成了一名人民教师。老师的称呼从那时开始延续了近四十年，至今也没有摆脱。第二，我从一个单身汉变成了有家有室之人，要承担起家庭的责任了。

正是这个里程碑，给我带来了新的考验和挑战。一到中学，我就成了主力（主力＝主要劳动力）。班主任，高中语文等任务全来了。加之我刚成家生活困难还很多。然而我也很幸运，在中学遇到了那么多的好同事、好学生，孙怀欣老师、陈贻英老师、王佩琴老师以及王凤华、刘国胜、赵宪军、陈民、杨明等同学在工作和生活上帮助我克服了很多困难。

在我的四个工作岗位上，我都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传授和指点，在此我对所有曾帮助过的人表示感谢，感谢第一代垦荒人、感谢知青战友、感谢中学同事和学生！

（2013年11月6日）

当年北大荒的水井

此井在通往猪舍路上的北侧，边上是知青菜地。

“大炮”——当年在四队获得的外号

当年在连队时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外号——“胖子”、“大马”、“二姑娘”、“小炉匠”、“球”……，我也难免幸运，有“大炮”的雅号。

今天我就说说这个“大炮”外号的来源吧。

我们杭州知青是69年6月22日到四队的，当时连队给我们办了一个星期的学习班（也许是比我们先到一个月的上海知青给连队留下一些不好的印象，也认为同是南方人的杭州知青也不好管理吧）；29日才把我们这批杭州知青分到各个班组，我分在三排八班，我的同学周沛然分在二排四班。

那时农工八班是连队有名的“小老虎”班，受到连队领导的重视，什么脏话、累活都交给八班干。记得当时八班的班长是弓家章、副班长是李玉国，班员有郑国滨、王宪亭、马大凡、陆进、张铃龙、尹鹤岩、魏长义、林阳州、崔小勋、郑文龙，后来又增加了赵宝全、吕文忠、梁德生。

8月中旬兵团组建武装值班连，副班长李玉国调走了，班里开会大伙推选我接替副班长；23日连队召开全连大会（那时大礼堂还没有盖好，全连开会的地点就是后来成为粮油仓库的那间大房字，这也是56年以后搭的柳条棚子），王连长在会上宣布二个任命：我为八班副班长、周沛然为四班副班长，同时在会上宣布我9月份代表连队参加三师积代会。

9月上旬到友谊农场参加三师二次讲用会，这给我增长了不少见识，也可以讲是我的一个人生转折点；路过宝清县城时，团里组织我们去瞻仰了珍宝岛烈士陵园，看到这么多为国牺牲的解放军战士，心里除了崇敬外，更多的是难受；在会上听了许多先进事迹的报告，结识了不少同是知青的战友，更多的是了解了有关知青工作的政策、如何做好知青工作的方法。

回到连队，连里要我介绍讲用会的情况，我也想趁这个机会讲讲对连队知青工作的看法；在全连会上我除了介绍会议的一般情况外，更多地是讲了有关知青政策问题，对连队如何做好知青工作讲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会后哈市战友纷纷对我说，讲得好，真敢“放炮”；这样，我就有了“大炮”的雅号了。

记得73年我从杭州探亲路过哈市，是赵同武来接我的（同武当时也在哈市探亲，等我一起回852），住在他家。晚上擦身洗洗准备睡觉，同武的小哥问我：你是否练过举重？我说：是的，你怎么知道？他讲：我看到你的三角肌很大，就知道你练过举重。同武讲，这是我们连的“大炮”，他小哥讲：他文质彬彬，这么会是“大炮”，应该你是才对啊。

当年在连队，不调皮不偷懒，一心只想干好自己的本分工作，但对不平之事我要讲的，我不得罪谁也不害怕谁，可谓心直口快。至今还记得有几件事，能反映我“大炮”的性格。

69年秋收后，八班在班长弓家章家里开班会；班会刚开始不久就把目标对准了尹鹤岩，弓班长与崔小勋一唱一和，对尹鹤岩进行批评，搞得尹鹤岩都哭了；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就讲：尹鹤岩是有缺点，但你们不能这样整人，他也是远离父母的知青，大家应该关心才对。

这是我第一次与弓班长发生冲突，我很不客气指出弓班长的问题：每到农忙弓班长总是请病假休息，副班长李玉国在时是他领着八班干，李玉国走后是我领着八班干；相比之下，尹鹤岩不比你弓班长干的少。

同样，我跟崔小勋讲：论干活，你崔小勋根本不如尹鹤岩；八班的活都是这帮弟兄干的，你干了多少，不要老跟着别人整人啊。

这下，我给捅了篓子，八班炸锅了；会后姚志兰排长知道了，出面调和，他跟我讲：你是出生工人家庭，要与弓班长搞好团结。姚排长是老铁道兵，人很正派，我很佩服他，我当然是听他的。

71年颜某从三队调到四队当副指导员，不久炊事班向我反映，说颜某经常来伙房蹭病号饭吃（当年的病号饭也就是一碗面条、一个鸡蛋）；炊事班的人不好说他，他是副指导员管着大家的，我就不客气，管他是谁呢；那天，颜某又来伙房蹭病号饭，给我碰见了，我对他讲：颜某，这是病号饭，你有病号饭的条子吗？你是副指导员，连队干部，连里的规定大家都要遵守的；炊事班不好讲你，你自己应该自觉啊；今天是最后一次，下不为例，若今后还来蹭病号，我就不客气了。说得颜某满脸通红，不好意思，以后再也不没有来过，这也与他结下了“怨气”。

反映我的“大炮”性格最有意思的一次，是与王连长71年初冬的冲突。初冬季节，连部办公室要生火，连长得知粮油仓库有烟筒，找我商量，要把知青食堂用的烟筒先给连部按上；我没有同意，讲这是知青食堂的东西，食堂自己也需要，不能给连部，连部需要可以去买啊。

这下惹恼了王连长的火爆脾气，他拿着工具、领着李副连长来到我仓库前，问我给不给，我还是一句话，知青食堂的东西不能给；王连长就把撬门的工具塞给李副连长，喊道：李广莲，你去把他仓库的门撬开，我看他给不给；当然我不会示弱的，我大声对李副连长叫道：李副连长，你敢撬！？只要你一撬开门，我马上到营部报案，我的仓库被盗了。这下全给他们镇住了，李副连长很知趣地没有动手，王连长也气呼呼地走了。

几十年过去了，如今老铁的二代人中还有不少人记得我的“大炮”外号，这都是他们的父辈告诉他们的。有一位北大荒的二代人在QQ上与我讲：其实那时候，我并不认识你，只是偶尔有你一次路过我家，让我记住你的外号，当时父亲说，那个人是上士，他们叫他“大炮”，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一个人，谁都不怕。

在北大荒养成“大炮”性格影响着我的一生，不管是上学还是工作，心直口快脾气没有改变，现在看来，有利也有弊啊！

（写于 2011年10月5日）

当年知青在连队工作的老照片

上海知青章婵娜

上海知青李秀荣

杭州知青郑月梅

哈市知青张长来

杭州知青沈俭

我们这一代：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刘杰

1970年冬天，全团组织蛤蟆通水利会战，我们全连知青都上了排水工地。不知怎么，连里让我当了放炮组长，我现在都想不起来什么原因。放炮工作看起来很轻松，其实责任重大，上午在工棚整理炸药，下午去挖炮洞，第二天早上去放炮。放炮也有讲究，有冲天炮（目地是把冻层炸开，炮眼是垂直的底部挖的很宽），还有一种叫抬炮（炮眼是意向把土炸到什么方向去，炮洞斜向下）。那时的炸药主药就是化肥硝酸氨，引爆药是TNT、火雷管。导火索引爆雷管，雷管引爆TNT，TNT再引爆硝酸氨。

每天早上天不亮就去工地装炸药、放炮，冻土炸开露出软土好用锹挖。导火索规定1米2长，每秒燃10毫米，有2分钟的跑路时间。排水河两边都是草地，雪厚约20厘米跑起来很费力。点炮时每人要点3至4个炮，那会整个工地有个总指挥，一声哨准备，二声哨点火。

头一天点炮，人都比较慌，一声哨就有人点火了，总指挥也慌了，一边骂一边吹哨一边跑。咱连跟我一起放炮的是谁我忘了（是不是瓦西里？），他应点3个炮，点了两个就跑了，我还算比较沉着，把所有炮都点了才跑。跑过河坡大约30多米炮就响了，这时天刚亮，天是亮的，地是黑的，炮一响就不能跑了，抬头看着天，有冻块下来会有嗖嗖的声音，能看到冻块掉的方向，站在那稍微一躲就行了，千万不能傻跑。好像是基建队的一个人被砸中头部，只有核桃大的冻块就给砸死了。记得有次，一块冻块直径有土筐那么大，离我边上也就10多米，掉地上又蹦出有20多米。

有一次放炮，不知什么原因，几个炮都没响，按规定不许排哑炮，只能在边上挖洞再装药把它给挤爆了，哑炮不排，当天整个连队都无法施工。其它人都走了后，我把六个哑炮都排了。一看才知道新领的炸药受潮了，雷管都炸了。回工棚后我想把炸药烘干，又怕爆炸，我弄了一点扔到炉子里，只听嗞滋的化了，着了一点火苗，这我才知道炸药用火是烧不着的。

排水快结束时，连队之间都有一段隔墙，有3至4米宽，有3米多高，那时都有“坏心眼”，都想把土炸到人家那去，炮眼都打的是抬炮。装药完时我到隔壁一看，他们把导火索剪短了，他的炮一响我们的就挤了，土就都翻到咱连了，我没吱声，悄悄的在导火索中部切了个口，把火药露出来，从远处看不出来。点火时，几乎都是一声哨响完、没等二声哨就点火了。点完就跑，刚上坡也就跑了10多米，炮就响了，一排乌云一样土块全崩的三连去了。

76年我当机务排长，有一天傍晚，铁牛当班司机侯掁国找我说，大煤窑拉煤改新煤窑了，据说是新开的路，有好几个大坡，路不熟悉晚上太危险，想明天白天再去。当时是冬天，如果停一班，耽误活不说，车又不能灭火（那时的铁牛没有启动电瓶，车灭火后，要么停坡上溜着，要么车拉），还得人看车。我拉过煤也知道夜里很危险，但那会儿就是不想危险只想工作任务。我说咱俩去，没事的。过了老煤窑路口向西走，一路好几个大坡，路上还尽是大坑，这路就是把树一伐，树根挖走，推土机往两边一推就完了。

到新煤窑装完煤，我对小侯说咱今天先吃饱再走，死也要做个饱死鬼（我开铁牛夜里不吃饭，一是太凉，二是太颠，开这车的大部分人有胃病，饥饱劳碌，不能正常吃饭，我小时得过胃出血，所以非常注意，我至今没得过胃病）。在兵团，轮式拖拉机及拖带的车斗都只靠机车的两只大轮胎刹车，冬天路上都是雪，拖车又重（拖车标订载重3吨，实际载重都5吨以上，拖车弹簧钢板都压平了，还不够，钢板中心固定一块木头，载重过大时直接就顶在大樑上，防止压断钢板），铁牛车重仅2吨，被后面6吨多的拖车推着，冬天雪路下坡就是玩命，刹车根本没用，也不敢用，全靠驾驶员经验和技术，弄不好就给推翻了（那会个各连队都翻过车，只是太常见，谁的车翻了，也只是一说而过，没人太注意。这事问潘卫平就行了，他和吴延君去宝清就翻过车，底朝天）。

我们那个车驾驶室是玻璃钢的，顶棚是软的，我把皮帽子护耳翻到帽顶上，怕颠的时候头撞车顶。把冻馒头及水壶放在排气管上加热，吃饱喝足后就上路了。

一路小心，连过了几个坡一点事没有，我也大意了，沿山走了一段平路，车速较快，转过一个弯，突然觉得车前一片黑，意识到是个下坡，马上减速，但已经来不及了，只减到三档（按正常驾驶在雪路，下坡前先给拖车的一个前轮穿上铁鞋，也就是防滑装置，然后一档起步，随着下坡速度加快逐步加档，加油门，下坡后再把铁鞋拆下），这时只能硬着头皮往下溜了。减到三档后，小油门下坡速度越来越快，就不得不加油，油门加到底换四档，再逐渐加油，要让车头速度快于拖车，换到5档后油门已加到最大，车的小前轮己开始晃了，也就是拖车在推前车，跟着车与路面己被推成45度了，前面有一个大树桩，如撞上去车肯定翻了。我把档摘了，完全放空档，这样方向盘还能起控制作用，车及拖车完全是脱僵野马了，最起码躲过了树桩。

路上全是大坑，我被颠得只能握死方向盘、两腿半蹲着死盯前方。旁边的小侯两手抱着头，座垫颠到他脖上，一颠一颠的扛着，屁股座垫没了，他坐在坑里颠。我还有个方向盘，他没有可抓的东西，只能抱着头乱撞。油门小了车灯也不亮了，水箱10亳米的固定缧栓都颠断了。前面模糊看到路边有雪堆，我就冲雪堆冲去，这才停住，还好没翻车。

回来后才发现头上带着皮帽子还撞成脑振荡，晕了好几天。左腿因换档杆在腿前，撞起张开的巴掌那么大的一片红肿，肿起有2公分高。

这就是当年冬天开铁牛不怕死的玩命经历，一生难忘！

收获的季节

“无情荒火，终身难忘”

——追忆1971年4月那场大火

“前面还有人”，这句话永远记在我心里。

——题记

今年是852农场二分场四队北京知青张秀春被大火烧死整整40年了，1971年春季在四队草甸子那场大火牺牲了三位荒友。当年那场大火给四队带来阴影，哈市荒友朱玫讲：当时知青晚上不敢出门，北京荒友张烜回忆：“那些日子，知青宿舍灯光是昏暗的，人们的情绪低沉到了极点，可以说是死一样的寂静，那情那景，晃如昨日往事并非如烟，时隔几十年依然历历在目”。

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后，上级决定在四队成立种马站，把分场的种马集中到四队饲养，经过二年的努力，以鉄岭重挽马为主，包括原苏联的奥洛夫、卡巴金、弗拉基米、奥尔洛夫等，很快就有了六七十匹。

1971年4月，马号原来准备的飼草秸杆快给吃完了，好在四队旁边的哈蟆通河两岸是大荒草甸，只是坑坑洼洼无法机械收割，只能靠人工割草。连队组织二个农工班下草甸子割草，当时下草甸子割草的除了四队外还有六队，在852地界的草甸子，已经割了几天，割下的草捆好堆放在草甸子里，等待割够了数再用车运回各自的连队。

在事发的前一天（4月8日）下午5点左右，853那边烧荒了。在农场，春季的草甸子烧荒是为了烧去头一年的干枯硬化了的枯草，目的在于统一长出嫩草，放牧的牛马吃起来不扎坏了嘴。这本来与我们可以互不干扰，有蛤蟆通河挡着啊，但当时风特别大，火仗风势，窜过蛤蟆通河向852的地界扑来，跑荒了。正准备收工回连的荒友就收不了工了，大家排成行，随时准备扑火；庄铭骑着种马“奥尔洛夫”去营部去值班连队讨救兵！通过几个连队的扑救，当晚9点多跑荒的大火给扑灭了，火也没有烧到我们割草处。（说是扑灭了，其实是没有明火了，还有几处冒烟的，当时风也转向853方向刮的，觉得没有事了就收工回连队了）。

第二天就是出事那天（4月9日），早晨天气很好，风也很小。因为军马要吃草，连队又派二个班下草甸子割草，6队也派了农工班来割草。中午11点许，我给连队割草的知青送饭（一个男工班、一个女工班），还与他们逗笑呢，因中午气温升高他们还让我带回多余的衣服。

大约11点半，刮起了大风而且风向突然改变，原来的冒烟处成了明火，火头直冲草堆而来。当年六队是四好连队，不知是六队的哪个人喊：快去救草，不能让国家财产受损失，并主动抢运我们连队已割的草捆。这样，两个连队的人就从草堆上抱出一些草捆放到割光了草火烧不到的地方，只搬运了二个来回大火就烧到草堆跟前，逃离时间不够了，有几个人陷入火场中了。

张秀春当时身体不好没有跑出来，当场被大火烧死。张秀春烧死时手里的镰刀把还握着，手表的时间停在11:45。上海知青林芝娟那天是穿尼质的衣服，抗烧，逃过一劫；她在草丛里乱爬时，被二个男生发现连拉带拖地救了出来。上海知青章婵娜等人也因烟火熏呛过重送到营部医院进行输氧治疗。

六队烧死二位男士（张孝权、朱尚华当时没有死）其实是为了救我连的张秀春而牺牲的，从死者倒下的方位看，他们成三角形，他们二人同时奔向张秀春，当时他们有时间跑出来的。

那天从草甸子送饭回来，正好从团加工厂拉面的卡车到，就组织人卸白面，快卸完时发现草甸子方向冒浓烟了，心想不好出事了。锁好仓库门后，就沿去四合屯的路跑向草甸子，路上碰到哭着回来的女生就问：下面还有人吗？她们告诉我，还有人。待跑到草甸子边缘，只见前去的荒友都在救四合屯牛棚的火（大火烧到四合屯的牛棚），我对他们大声喊道：下面还有人呢，赶快下去找，说着就冲下了草甸子。

此时的大草甸子一片焦黑，空气中弥漫着烧焦的气味。当时刚开春，草甸子积水处还有冰渣，深一脚浅一脚大约向前100米左右，发现前面有个坐着人影。跑到跟前，此人烧得焦黑，分辨不出来是谁，我用手摸上去，感到他的身子都是硬的（表面全碳化了），这时他还能讲话，他用僵硬手臂指着前方对我说了一句话说：“前面还有人”，这句话我是终身难忘的。

他的意思让我往前找，不要管他。当时我不知道他是谁，哪个队的，根本分辨不出。我对他讲，后面马上来人了，你等着，就往前找去。我沿着他指的方向往前找去，一直到蛤蟆通河边（前一天救过火的地方）也没有发现其他人（可能是他烧得连手臂也不能转动了，方向指错了），在河边有二个钓鱼的，我问他们，他们讲没有发现。

当我折返时，连队的拖拉机拉着大爬犁下草甸子了。当时李广莲副连长看到张秀春烧得这么惨，第一个动作就是脱下自己的棉衣给张秀春盖上。李副连长这个动作我至今难忘，我很佩服他。

这时连队的尤特兹也来了，六队的朱尚华因烧伤太厉害，无法坐下或躺下，我第一个上去，蹲下用双手托着他。这时他讲，冷；我马上喊道，赶快拿棉被来。车路过四队，就有人递上棉被大衣。连队王章琴医生在车上要给他打强心针，找不到一块可以下针的地方，最后在大腿根部找到一小块才打进去的。尤特兹到营部马上换汽车送团部医院。后来听说朱尚华当晚就在团部医院去世了。

张秀春和张孝权的遗体被运到四队场院小仓库停放，不久六队也来车接张孝权遗体。张秀春烧得太惨，人都烧的变形了，抽抽的不像样子，她的胳膊一直举起弯曲着，那段时间知青们不敢走近场院，特别是女知青晚上更不敢出门。

胆大的北京女知青朱平兰给张秀春梳理烧得剩下不多的头发，王医生用白纱布把烧焦的张秀春包裹起来，免得张秀春的家人来时看到惨样。木工班马上给张秀春做好棺木，连里派胆大的男知青和老职工为张秀春守灵，等待张秀春父母的到来。

张秀春追悼会是在营部大礼堂举行的，那天上午天气很好、风和日丽，全连的知青和老职工都参加了追悼会。追悼词是由章婵娜起草的（张秀春是女工6班的，章婵娜是班长），并由她在追悼会上念了追悼词。追悼会结束后，连里指定二排的男工班把张秀春的棺木送到墓地下葬（张秀春是二排女工班的），棺材是由8位男知青抬起（我也是其中一位）装上马车，埋张秀春的墓地位于营部到值班连路上旁边的树林中。

说来也怪，当我们到达墓地时，天突然变了，起风下雪了，老天在为张秀春哭泣啊。墓坑是前几天连队派人已挖好了，下葬时风雪更大了，气温也降了不少，从连队出来时天气很好，大伙衣服都穿得不多，这时感到一阵阵寒意。由于4月份冻土还没有完全开化，墓坑比较难挖，墓坑有点小了，棺木下坑时费了好多时间。

待要给棺木填土时，张秀春的母亲死活不让埋土。看着知青们一个个冷得打颤，这时在旁边一言不发的张秀春父亲说话了，你看，这些小青年一个个冻得都发抖了，他们的爹妈也心疼他们啊，埋了好让他们快些回去。这样才使张秀春母亲停止了阻拦，王喜贵连长一声令下：填土，这才完成埋葬。

第二年清明，连队派人去给张秀春坟墓加土，上午天气很好，我刚好去分场加工厂拉苞米面，就与他们一个马车同去。那天也是到了墓地天就变了，开始下雪了，待回来时，路上、大田里都一片白了。我们说，张秀春在天上哭了。

张秀春，北京知青，65年从北京到852二分场四队的，在四队当过小学老师，因出身不好，后调到农工班。在北大荒的6年落下了一身病，身体一直不佳。在当时极左思潮环境下，她牺牲后没有追认为烈士，她父母也没有提过多要求，只是要求把张秀春的堂弟张春发从齐齐哈尔农村调到二分场。张春发到二分场后被安排到分场修配所。

张孝权，河南人，中专毕业，六队的农工排长，当年是投奔来铁道兵的哥哥来北大荒的，牺牲时年仅32岁，留下了一个5个月大的女婴和两个5岁、8岁的男孩。他爱人独自一人艰难地把三个孩子抚养成人。

朱尚华，外号朱瞎子，贵州人，是一位从朝鲜战场下来的老铁道兵，早年丧妻，因犯男女关系的错误，从八队调到六队的。

当年在极左思潮环境下，六队给张孝权开了追悼会，因他出生成分是富农，申请烈士没有批准；朱尚华将功折罪，六队没有给他开追悼会。当年朱尚华不顾自己一心想着别人的“前面还有人”这句话至今还响在我的耳边，在我看来他同样是一位英雄。

时过境迁，我们客观地评论当年的这场大火。是人命要紧还是国家财产要紧？在当年极左思潮下，国家财产是放在第一位的，没有现在“以人为本”的理念。当时在农场很多人也觉得不值得为了几捆草死那么多的人，今天回想过去，更应该批判性的回忆当时极左思潮了，六队是当时“四好连队”，有许多极左的做法，什么时候都不是榜样。任何时候人都是第一位的，务必要先保护人，其次才是扑火和抢救财产。千万不能蛮干，水火不留情啊；只要有人，财产咱们可以再创造的。

事件中死去的几位荒友都是好样的，但是现在也不宜刻意去提倡这样的牺牲精神，中国的人多可不是随便就死的，有了人才能创造世界，如果不去抢草也不会死那么多的人，也不会事后花那么多的精力、财力作善后，今天烧掉的草明天又可以长起来，结果却是草烧掉了，人也没有了。这件事我认为是崇高精神下无谓的牺牲了。

我们缅怀死去的荒友，更要珍惜我们现在拥有的一切。

（写于 2011年7月31日）

上海知青章婵娜

那年，野营拉练部队路过四队

上个世纪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初期，珍宝岛事件发生后是中苏关系最紧张的时期，双方都号称对方在边境地区已然屯兵百万，剑拔弩张地火药味正浓。1969年9月去友谊农场（18团）参加三师积代会，路过宝清县城凭吊了在珍宝岛事件牺牲的烈士陵园，看着一块块牺牲的解放军官兵墓碑，想着这些与我们同龄的年轻人，为了捍卫祖国领土的完整却长眠在地下，心里很不是滋味。

为适应打仗的需要，边防部队在每年冬季都要进行野营拉练，提高部队的军事素质和作战能力。记得1971冬季，野营拉练部队从853（21团）二分场地界，越过封冻的蛤蟆通河，通过四队进入852二分场地界的，并在二分场住一宿，我们四队也接待了一个连队的解放军官兵。

野营拉练部队要路过四队，有一个连队的干部战士要在四队宿营，这个消息提前通知了连队，如何安排好解放军的饮食与住宿，连里当成一件政治大事来抓，当然也包含兵团战士对亲人解放军的热爱。在连队党支部领导下，成立若干小组，有安排住宿的、有写标语欢迎解放军的，忙得不亦乐乎。

那时我是连队的上士，负责解放军连队的蔬菜副食供应，菜组班从连队地窖里储存的过冬蔬菜中，挑选最好的提供给部队，豆腐坊提前浸泡黄豆，磨豆浆做豆腐，为部队的到来做好准备。

孩子们听说解放军叔叔要来连队，可高兴了，这些小屁孩们跟着大人们后面跑东跑西，给连队也带来了笑声，整个连队像过节一样热闹。我对解放军也是从小崇拜，爱看打仗的电影。记得1968年初文革中部队第一次招兵，我报名参军，在体检时由于紧张，体检医生说我心脏有三级杂音，于是请部队来的军医来听，三位海陆空的军医同时检查我的心脏，反而造成我更紧张了，结果没有通过。回家与我父亲讲了心脏杂音的问题，下午去父亲单位第一人民医院检查，一切都正常啊。没有想到10年后，1978年学校纳入军队序列，我成为了军人，而且在部队院校一直干到退休，这可能是命运的安排嘛。

野营拉练部队是下午越过蛤蟆通河进入二分场地界的，大部队路过四队时受到人们夹道欢迎，孩子们特别兴奋，跟随解放军战士叫喊着。当晚在二分场住宿的部队有一个营，其中有一个连队在四队，官兵们对老铁道兵和转业军官非常尊重，称老铁道兵和转业军官是他们的前辈，是“首长”；部队纪律严明，官兵们对人和气，除了蔬菜副食是我们提供外，锅碗餐具没有动用伙房的，部队自己在野外起火做饭；第二天早晨离开四队时，把四队的街面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给我们留下很好的印象，人民的子弟兵就是好！

部队在四队的那天晚上，连里特地请营部放映队来四队放映一场电影，在四队篮球场军民在一起观看了《英雄儿女》；虽然天气很冷，在当年能看上一场电影是件喜事，解放军战士整齐坐在背包上，而我们这些兵团战士及小孩们却混乱挤在一起，这就是解放军与老百姓的差别。当银幕上出现坦克时，王连长跟拉练部队的连长讲起，当年在朝鲜战场他驾驶坦克的经历，我才知道王连长当过坦克兵。

记得解放军连队的上士，姓李，年龄与我差不多，由于工作性质相似，共同语言也多了，很快成了好朋友，我把杭州带来的介绍杭州风景的画册送给了他作为留念。

第二天早晨部队离开时，我与部队连队的上士结算我们提供副食品（按我的想法，不收解放军的钱，但小李说这是部队的规矩，买卖公平，必须付款），在开收据时，因为我的粗心，在豆腐款这一栏点错一位小数，少收了十几元；没有想到下午李上士从几十里外特地赶回四队，把少收钱款补缴给我，此事对我教育很深，至今不忘。

说到这里，使我想起1974年我长沙上学时的一件事，那年我们到上海松江实习，11月返回学校时，同学们都希望路过杭州玩二天，二个学员班近60个人，住宿是个大问题。那时学员班都有自己的党支部，生活上自己管理自己，我回母校杭州十二中学联系，利用教室解决住宿，而我们自己都带有铺盖。在杭州玩了二天，临走前我与二位军人学员的副班长去总务科结账，总务科老师讲不要钱，我也觉得不用付钱，但二位军人副班长不同意，这是部队的规矩必须付钱，结果总务科按每人2分钱的水电费收款。

解放军在人民心中是中流柱石，祖国需要你们，人民也需要你们。在建军八十五周年之际，祝愿我们的军队更加强大，祝愿全军官兵节日快乐！

（写于 2012年八一建军节）

在兵团连队学马列

这个题目今天看来是有点不合时宜，但毕竟是我们知青在四队所经历过的，可能有一些人已忘记了，我相信只要一提当年给讲授马列主义的课是贺天弼副连长，肯定会回忆起来的。

我们这帮经过“文革”洗礼的“老三届”、“新三届”，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基本全部被卷入“上山下乡”洪流之中，情愿的也罢，不情愿的也罢，有的城市的“一片红”，有的家庭兄弟姐妹几个全走了。“上山下乡”运动前前后后经历了十一年之久，这十一年中“知识青年”把他们青春乃至生命都贡献给了农村和边疆，十一年，相等于八年抗战加上三年解放战争的时间啊。

我68年12月先到浙江临安“插队落户”，69年6月又来到852农场，三师二十团二营十一连。我在临安下乡的生产队是个小山村，整个生产队只有我一个“下乡知青”，这半年时间什么农活都干过，而且收工回来还要自己做饭吃，有时凌晨三点起来煮好一天的饭，然后下田插秧，一天三顿饭都在锅里，晚饭吃时就感到饭里有铁锈味。因为我在南方当过的农民，经受了南方农民的辛劳，所以到北大荒兵团当“农工”，拿工资吃食堂饭，感到很满足了。

来到北大荒，第一感觉“大”，连队的大田真大啊。夏锄锄草、秋收割大豆时，一垅地怎么也到不了头，真长啊。腰酸了、手割破了，这时真羡慕“机务老爷”，农工累啊。正是有了这种体会，在当司务长时，首先想到的在地里干活的农工兄弟姐妹们，尽可能地想办法改善伙食，保证他（她）们收工后有热水擦身洗脸；农忙时，起早磨豆浆往地里送，组织炊事员下地体验农工生活。

知青在连队也需要有文化生活，天津老哥们时不时记忆起他们学过的古诗，手抄纸上互相传阅讨论。记得72年左右，连队让回北京探亲的知青购买回一批书籍，包括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名著，在知青广泛传看，丰富知青文化生活。

由于林彪事件出现，毛泽东同志提出：要多读一点马列的原著，多学一点马列主义。全兵团在73年掀起学习马列的热潮，四队也能不例外，但谁来讲授呢，必须是曾系统学习过马列主义、理论水平高的人才行，在四队贺副连长能够胜任，连里把讲授马列的任务交给了他。

贺天弼，四川宜宾人，58年来北大荒的转业军官，在四队是主管畜牧的副连长。贺副连长为人正直，办事认真，理论水平高，有一股军人作风，他与他夫人王医生都是四队知青和老职工最受欢迎的人。

贺副连长接受讲授马列的任务后，利用晚上时间，对照原著认真备课，编写讲稿。从我保存当年听课笔记，可以看出贺副连长是付出极大心血。去年陈珂与我在一起还谈起当年贺副连长给我们讲授马列的情景，可见还是有人记得当年在四队学马列的事。

73年6月8日星期五晚上，贺副连长为我们正式开课。根据我至今保留笔记看，贺副连长的第一堂课是根据列宁《卡尔马克思》原文，仔细介绍马克思生平，讲授马克思怎样从政治上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从思想上从唯心主义者转变为唯物主义者。二周后的6月22日也是星期五晚上，贺副连长又开始讲授第二堂课的内容……

有人会问怎么相隔这么长时间才上一堂课？老兄，我们是农业畜牧连队要搞生产的，不能停下生产搞政治学习，否则就会饿肚子啊。我们这样学习方式，那真正的“抓革命促生产”。

也很凑巧，三个月后我到长沙上大学时，政治课也是讲授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有了贺副连长的讲授对我的学习大有帮助。

三十多年过去了，贺副连长为我们讲授马列的情景好像还在眼前。我衷心祝愿贺副连长健康长寿，生活幸福。

（写于 2012-07-20）

秀才遇到兵

陈珂

1975年春节后，我结束探亲从天津返回农场，那时乘车分两段：一是从天津乘普快到牡丹江，2600多公里的路程，票价25.1元。二是在牡丹江下车后，转乘到东方红的慢车，然后在迎春站下车。再转乘汽车到852总场，再乘汽车到分场，再搭乘牛车、拖拉机、或步行到学校。一般情况下，如果正点在牡丹江下车，傍晚时分就可以搭上到东方红的慢车，第二天中午就可以到迎春了。

那天，我很顺利的在牡丹江转乘上到东方红的火车。此时，大部分乘夜车的旅客已经比较疲劳了，许多人都是已经乘坐了30多个小时后又乘夜车的，还要再坐上一夜，所以上车后，尽管人很多，但大多昏昏欲睡，有靠立者也在打盹，车箱里比较安静，只有由现役军人组成的军宣队队员，腰间挎手枪，携带子弹带，在各个车厢间往来巡视。尾车上还有持56式半自动步枪的军人在把守。一般情况下，他们主要是维持车厢秩序与安全，又扶老携幼，助人为乐，很是和蔼可亲。尽管这些军人年龄不大，也就是十七八岁，乘车的知青对他们还是刮目相看，尊重中也透出羡慕：都是同龄人，甚至还小，人家是红领章红帽徽，神气又光荣。车到鸡西，这是个大站，下车的人比较多，车上有了空座，他们也会坐下来和知青聊聊天。车过鸡西后，要检查《边防证》，行进的列车是不准拉开窗帘往外瞧的，因为那已是边境地区了。

乘车的人一下少了很多，车里变得冷清了，加上暖气烧得不太热，感觉有点冷。但我却不敢再睡了，唯恐感冒，便从背包里拿出一本书，以阅读来消遣这火车上的冬夜。这是一本世界名著，是雨果的《悲惨世界》。这本书在我们学校知青中流传了很长时间，是哪位的，从何而来，均不清楚。青年老师传来传去，只是瞒住了领导。因为这种外国名著在当时是“禁书”，让领导知道了，没有好果子吃。书的封皮封底已没有了，前后几页也缺了，可能是五六十年代的版本，书的纸张是用再生纸印刷的。不知道哪位好心人用糨糊沾上了牛皮纸的书皮，并用毛笔写了“悲惨世界”四个字。刚看没有几行，就被警惕的军宣队员发现了。这是一个一眼看去就是那种入伍时间不长一脸稚气未脱的小战士，他严肃的问道：“你怎么在看黄色书籍”？这在当时可是一个严肃的上纲上线的大问题，我忙应声回答：“不是黄色书籍”！“你看，书页是黄色的，书皮也是黄色的，还说不是黄色书籍”。小战士又说。天哪！书页、书皮是黄色的就是黄色书籍，这竟成了他判断的依据。我反问道：“书页是黄色的，但书皮是黄颜色的就是黄色书籍吗”？我知道他的逻辑是错的，但不管怎样，我手里拿的不是毛著，不是《欧阳海之歌》一类的书籍，心里底气明显不足。

小战士面对我的反诘，似乎也矛盾了，但沉默片刻，突然好像发现什么，如获至宝般突然高声背诵开一段语录，“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世界是光明的，前途是美好的”……我听着，也莫名其妙着。他背完语录后接着说，“毛主席指示世界是美好的，前途是光明的。可你这书皮上写着《悲惨世界》，和毛主席教导是严重违背的，世界怎么会是悲惨的呢”？小战士的责问声已经惊醒了旅客，也听明了这是怎么回事，于是陌生的旅客们便上来纷纷劝解。没想到，这个思想简单的小战士意志却很坚定，他就是没完没了、不依不饶，反反复复就是那几句话。我心中暗暗叫苦，真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了”。无奈中，我理所当然被小战士带到餐车，同行的知青要求一同去，被小战士严令制止。到了餐车，我先交出了边防证，以证明身份，然后接受小战士领导的检查、询问。领导的态度还算好，不像是喝斥阶级敌人，可我心里这个害怕呀！一怕没完没了，到迎春车站下不了车；二怕军宣队给学校领导发函联系，说不清道不白；三怕再辩论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理想结局。心想别非走“抗拒从严”的道了，还求个“坦白从宽”吧。无可奈何的我，委屈地承认看了黄色书籍。结果：书籍被没收，姓名、单位地址被登记。好像还写了百八十字的检查，内容当然是世界观的改造不彻底，阶级感情不深厚等等。

我垂头丧气的回到车箱，心里这个别扭，这算是怎么回事？尤其是书被没收，太可惜呀！要知道，学校里还有好几位在排队等着看这本书呢。

机务排里的知青

当年在连队进机务排，开拖拉机、康拜因、尤特兹（铁牛），是知青所想往的，那是技术工种，当年戏称“机务老爷”，总比农工强啊。其实，上机务也很辛苦，春天播种、夏天麦收，秋天收大豆、翻地耙地都离不开大型机械作业，打夜班是干机务的常事，那时我在炊事班，经常夜班饭到地头，一般他们不回连队吃，抢时间嘛。冬天还要进山拉木头、到煤窑拉煤，这里面有着许多惊险的故事，等着机务排的老哥们述说呢。

在四队干过机务的有：高海雄、尹鹤岩、曹连仲、何矩、徐森、刘杰、李玉梅、李洪俊、董兴祖、马大凡、潘伟平、朱玫、庄更力、刘锡坤、陆仁庆、王允祥、吴纪滨、张长来、崇建城、白良卿、张建初……

我与359

徐森

这张照片是1969年夏天照的。那时还有点潇洒倜傥劲儿吧？照片中拖拉机的编号是359，我给这张照片取名《我与359》,所以这篇日志的题目也叫《我与359》吧。

1969年春节后，农业生产的一个新周期就要开始了，连队进行人事调整，我从农工排调到了机务排，安排到了359车组，自此就和这个车打了三年多的交道。当时这个车组的人员有车长刘树祯，驾驶员刘金东，高文芝（女），农具手刘杰，李玉梅（女）和我。我们三个农具手是同时调到这个车组的。这个车组除了这台车外还有三台播种机，三台中耕机，一台三铧犁及镇压器，圆盘耙等农具。拖拉机只起牵引作用，它必须和不同的农具组合起来才能完成相应的田间作业任务，因此称之为一个“车组”。四连是二营中规模最小的农业连队，机械设备也少。有行走功能的车共有三台，两台履带式拖拉机和一台轮式拖拉机。两台履带式拖拉机的编号分别是359和305。轮式拖拉机是罗马尼亚进口的“尤特兹”，“尤特兹”调走后又配备了一台天津产的“铁牛”。另外有一台联合收割机（又称康拜因），它的动力只供本身收割，脱谷使用，它不能自己行走，必须依靠拖拉机牵引才能移动，所以称之为牵引康拜因。305和359型号一样都是洛阳产的东方红牌，发动机功率为54马力。

首先，说说它的启动吧。如今汽车已进入了家庭，二十来岁的小姑娘，七十来岁的老年人摆弄汽车的不足为奇。把点火钥匙插好一拧，且听“秃噜”一声发动机就启动着了，多方便呀。而要把那个359启动着可没有这么简单了，必须依靠人力先把起动机启动着，再用起动机把发动机启动着。起动机就像摩托车的发动机，都是单缸二冲程的汽油机，不同的是摩托车启动是靠人用脚蹬，而拖拉机上的起动机启动则是靠人拉启动绳把它拉着。车热时拉一下两下可能就拉着了，如果车凉三，五下，十来下也不一定拉得着。新手上车首先练习的就是拉启动绳的动作，这是个基本功。在机务上干过的人恐怕都有拉出一身汗的经历吧。

其次，说说它的油箱。359的发动机和起动机所用的燃料不同。发动机烧的是柴油，起动机烧的是汽油，所以这个车有两个油箱。大油箱装柴油，小油箱装汽油。现在的司机坐在车里一看仪表盘就知道油箱里还有多少油，更高级的车还能指示出油箱里的油还够跑多少公里。而359的仪表盘上只有三个表，一个水温表（测冷却水的温度），一个油温表（测机油温度），一个压力表（测机油压力），根本没有油量表。要想知道油箱里还有多少油，只能停下车来拧下油箱盖抽出油尺自己量。而小油箱里连油尺也没有，我们的办法是插进一根柴火棍儿以探虚实。好在北大荒的柴火棍儿信手可得。

再次，说说它的电路。359上没有电瓶马达，电路简单得很，只有一个发电机。发电机发出的电仅供四个灯使用。前灯两个，后灯一个，仪表灯一个。傍晚把发电机的皮带套在发动机上就可以发电照明了。早晨再把这个皮带摘下来灯就不亮了，连个开关都没有。电路中没有调节电流，电压装置，油门大灯就亮，油门小灯就暗。这种车不必随时改变油门大小，因而设计成手油门。油门拉杆的变化是无极的，根据需要可将油门拉杆固定在0——最大间的任意位置上。

最后，说说它的排气管。359那个型号的机车尽管发动机噪声很大，但排气管一律不安装消声器。两个人在车内不大声喊话 很难听出对方说什么。大概是为了节省功率才如此设计的吧。七，八十公分高的黑管子冲着天直挺挺地杵在发动机上，莫怪人们常把它叫做烟筒呢？拖拉机拉着后面的农具作业，有些农具需要农具手操纵配合。如果农具有了故障，需要农具手通知驾驶员怎么办呢？喊话？不可能。那么大的噪声在加上那么长的距离，别说人喊就是吼声大的动物叫也听不到。不过还是人有办法，不知是北大荒的哪位智者发明了一种汽笛，把它拧在排气管上，拴上一根细铁丝连到后面的农具上。农具手只要一拉铁丝，汽笛在发动机排出的强大气流吹动下就会发出刺耳的鸣叫声。凡在机务上工作过的荒友都拉过那汽笛，听过那叫声吧？

仅从以上四方面就可以看出那时的机具是何等的笨拙。我估计这个车型可能是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方针指导下设计制造的吧。当年的拖拉机手如今回忆一下那时拉启动绳的姿势，拽汽笛的声响，用柴火棍儿量油的神态乃至夜间看不清前方轰大油门皱眉瞪眼的表情，是不是现在觉得有些滑稽可笑？其实那时我们真是那样干过的。然而，如果你不离开时代背景地看，它还应该算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吧。当时北大荒使用这种农机相当普遍，全国都知道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农业机械化水平是最高的了。现在看它早已落伍且被淘汰了，可它们为北大荒的农业生产可是立下了汗马功劳。

2011年我怀着极大的兴趣参观了哈尔滨的北大荒展览馆和红兴隆管局的农机博览园。从北大荒的第一犁到今天的大型智能化农机具真是今非昔比，翻天覆地，令人鼓舞，令人震撼。现在的新型机具太人性化了，其各部分的工作状况只要看仪表就一目了然。噪音小，视野宽，操作方便，舒适性不亚于小轿车。

自退休后我已是三返北大荒了，每次回访都看到新发展，感受到新变化。北大荒的房子变了，北大荒的道路变了，北大荒的环境变了，北大荒的面貌变了，一切都变得更美更喜人了。我喜欢北大荒湛蓝的天，清澈的水，翠绿的山和一马平川的黑土地。我更喜欢北大荒那些淳朴善良热情真诚的人。如果一定问我不喜欢北大荒的什么？那就是蚊子瞎蠓和小咬。虽然他们仅仅是小小的昆虫，可它们真是太彪悍太厉害了，都是经过自然选择而保存下来的“优良品种”。岂止是不喜欢，简直有点恐惧。荒友们，你领教过吗？哈哈哈哈！

（2013年12月15日）

耢雪——北大荒独有的一项农田作业

徐森

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周而复始，轮回无穷。春天是一个自然年代的开始，也是一个农业生产周期的开始。北大荒冬季寒冷，各种作物都不能在地里过冬，是典型的春种秋收的耕作方式。我在北大荒的那个年代，农业生产的三大主要作物是小麦、玉米、大豆。小麦是早春播种，夏季收获，大豆玉米播种要晚于小麦20天左右，秋季收获。在北大荒种小麦必须尽量早播，早播才能早收。麦子成熟晚了就会赶上雨季，那样小麦就会倒伏，麦地泥泞误车，麦粒自行脱落，到手的粮食浪费可就大了。

冬季北大荒田间积雪是最普通的事了。由于北风吹卷，积雪的厚度很不均匀。春天大地回暖积雪融化时，哪怕是同一块地不同的地点融化的速度也不一样，常常出现由于局部积雪未化而影响整个地块播种的情况。为了促使局部积雪尽快融化，实现整个地块大面积机械化播种，北大荒人因时制宜地采用了一种田间作业——耢雪。

耢雪所用的农具叫雪耢子，很简单，各连队都可以自己制造。它的结构可以分为三部分：工作部分，支撑部分，牵引部分。工作部分就是废弃的拖拉机履带，长度在8～9米之间吧。支撑部分就是一根直径15厘米，长度6米多的硬质原木。牵引部分就是两根粗钢筋。因为是土造，这些尺寸不必很精准。原木的两端砍成锥形，分别插入履带两端履带板的孔中，将履带支撑开来。每根钢筋的一端固定在原木的一端，另一端做成一个环套在拖拉机的牵引钩上，这样连接好了就可以作业了。

所谓耢雪就是拖拉机拉着这个土家伙走。由于履带比原木长，走起来后履带在原木后面就形成了一个弧，走在雪地上把积雪划出了许多深浅不一大小不等的沟沟道道，并掺入了一些破碎的土块，从而促使积雪融化。雪耢子不需做任何保养，用时拉上就走，不用时摘下放在一个不碍事的地方即可。

耢雪是农机手最简单的一项作业。春天新上车的农机手基本都先尝试这项操作。牵引雪耢子的技术要求也不高，不必有几年的驾龄，只要掌握基本的驾驶要求就可以了。我给耢雪总结了以下几个特点：耢雪只需要一个人操纵机车就可以作业，如果俩人一个班次，另一位只是在驾驶室内陪坐；耢雪时拖拉机在尚未化净的雪上跑，没有那么大的灰尘；耢雪都在春天化雪季节，既不像中耕麦收时的炎热，也不像秋翻地时的寒冷；耢雪时田间尚无作物，可以免受麦芒子，豆毛子，玉米叶子等物刺激，免遭划，扎，剌，瘙痒之苦；雪耢子只要不坏，无需保养。所以说在拖拉机的各项作业中，耢雪算是一项享福的活了。

时过境迁，不知道现在北大荒还用不用耢雪。即使需要促雪早化，从效率和成本考虑我估计也不会使用那种陈旧的手段了。科学在发展，技术在进步嘛！

我离开北大荒已经三十多年了，两年前的七月底到八月初那几天，应学生的邀请回访了数日，所到之处只见大片的玉米水稻一望无际，生机勃勃郁郁葱葱，好一个丰收在望的景象，令人心旷神怡。在喧嚣的“水泥之林”里生活了这么多年后再看到这碧蓝的天，清澈的水，感受着和煦的风和温暖的阳光顿觉豁然开朗，面对北大荒秋色的自然之美，喜悦之情油然而生且夹杂着光荣和自豪。

（2013年12月2日）

　　天津知青李玉梅最近回忆起在连队机务排的那些岁月，她说：当年机务排看起来挺时髦，尤其男孩子特别向往，实际上真是挺苦的。当时连队只有359、305这两个车，六千多亩地四个地块儿，真忙起来，就是两班倒，白天黑天。那时我跟别人接触不是很多，为什么呢，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说实在的一点儿都不夸张啊。那时候，因备战要把机车开到树林子里头，拖拉机得放水呀，每天加水的时候，从连队从那挑水，路过刚翻的大田，一脚下去深一脚浅一脚的。说到发动拖拉机，徐森写得很真实，说真的，当时我一去发动拖拉机，简直是从心里头就发颤，手套儿都拽掉好几个手套的指头，不敢使劲儿可不敢使劲儿的，那轮儿是反传的，会把你带过去。发动拖拉机太吓人了，到现在我想起来还有点儿发颤。每年麦收季节是机务最忙碌的时候，当时为了开道不知谁发明一个打道机，那打道机一点减震都没有，一个人坐着前面，一人坐在拖拉机上，啊呦，给你颠的呀，就那种颠啊，简直都能把你五脏六腑都颠出来。打道机没有减震装置，你想在麦地这么跑，人受不了啊！

我们这一代，只知道责任！

刘杰

1971年四连进了台铁牛，知青上铁牛我是第一个，同期的还有哈尔滨的马大凡。铁牛的任务就是连队跑运输，夏天是采石场拉石头做盖房的基石，秋冬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拉煤。当时铁牛挂着拖车，拖车是没有刹车的，铁牛也只是后轮大轮胎有刹车，开铁牛要半蹲着开，因车无减震装置路又凹凸不平，根本坐不住。那年哈市知青孟凡军（那个胖丫头，外号“球”）跟我去拉煤装车，她坐在车上后背死顶着靠垫，回来后，背上的皮都挫掉一片。

72年春天我去大煤窑拉煤，大煤窑是露天煤矿，推土机推开约2米的土层下面就是十几米的煤层，拉煤车是由西向东顺序装煤。随着一层层的下挖，沟越来越深，原来出煤窑的路就废了，出煤窑的路改在东面，可进煤窑的路仍是旧路，随着沟越来越深，原先直线出沟的路，在沟边形成了一个东向北的直角弯（先向东再折向西再向北，因出口都是上坡，所以东向北形成一个直角且上坡的弯）。当时各连队的运输车都是尤特兹45马力，只有新铁牛是55马力，拉煤车出煤窑都是两个机头拉一个拖车，因在出路直角弯有一个约45度的徒坡，坡路直线往下就是约10米深的大沟，当时又是初春，上坡路上全是裸露的冰和水，单台车根本上不了坡。

我装完车后想让其它车主帮忙，用两台机头把拖车拉上去，但他们说，你的车那么大马力又是新车没问题，肯定能上去。我那时年青气盛，一听这话我就自已开单车往上走了。走到直角上坡时，我开足马力，眼看就要爬上去了，前轮已在平路上了，后轮下面因为是厚厚的冰开始打滑，我踩上加力（就是差速锁）仍不起作用，轮子往前转车厢往后溜，整个车直接就奔沟去了，我踩刹车也全然无效，我当时心里想完了，今天全完了，定死无疑。

人在最危险的时候也是最机智的时候，没办法，我轻轻松开刹车，转动方向盘，让拖车顺原路往回倒，还真倒回去了。车是倒回去了，可机车小前轮压在沟边一个已经开裂的冻块上，那时候的车没有起动电瓶，灭了火就完蛋了，车在震着，随时有塌方的危险。我到沟下找人帮我拉车，一个天津知青不敢上去拉，说：“我你嘛，一看你那样子我腿都软了”，还是请别人开他的车把我车拉上去的（因为沟内是单行，一个车顶着一个车，只有最后面的能倒出去）。我上去后又把他们车一个一个拉了上去。

下山后，一上公路我就开不了车了。越想越怕，抽了好几支烟才缓过劲来。回来后一连几天睡觉，一想起来都惊出一身汗。这是我一生难忘的一次生死经历。

我记忆深刻的还有一件事：70年咱们连队在蛤蟆通水库东边的完达山上伐木，和哥（安庆和）赶马车拉木头，下山时坡很徒，马车没有刹车，全靠辕马用四蹄刹车，那辕马屁股都坐到地上了车仍在加速，和哥死死的拉着僵绳也像马一样屁股几乎着地，他后面就是大车轮子，一旦缰绳断了那真就没命了，我当时真吓的够呛！

那会儿人只想工作和责任，生死是置之度外的。

杭州知青庄铭看后说：那会儿可不，责任比命重要，脑袋掉了碗大个疤，但不能让别人认为你不负责任！

北京知青芦建新看后写道：我们这一代人，是毛泽东思想培养教育出来的一代人。那时候我们没有私心，只想把领导交给我们的任务完成好，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绝不退缩，因为知道自己身上担负着责任，责任比命重要。

种马站，四队人的骄傲

当年四队是良种连，拥有全团最好的大种马，如奥洛夫、卡巴金、弗拉基米尔、苏重挽……，一匹小马驹产下来，就价值4000元；还有全团第一的一号种牛，拉一吨半的货物，轻轻松松的；全团最大的种猪也在四队。连队有种马站，这是四队与其他连队不同的特色之一，那时杭州知青庄铭就在种马站工作，知青们都以能骑上大种马而自豪，不管男女都要试试，拍个照作为留念啊。

连队的知青食堂

1969年冬季，连队大礼堂落成，知青食堂从矮小柳条泥敷房搬到在大礼堂的西头，食堂的工作和就餐环境条件大为改善，北侧是贮藏仓库、中间是伙房，南侧是餐厅。

当年炊事班除了黄高顺林彭基二位老铁道兵和山东支边青年孙淑香外，炊事员主体是知青，那时连队小卖部也编制在炊事班，炊事员大多都是来自京津哈沪杭五个城市的知青，在炊事班干过的知青有：张宗荣（哈市）、候凤兰（北京）、刘西京（北京）、赵淑香（北京）、胡正言（上海）、吴纪滨（哈市）、孙家骁（天津）、郑文龙（杭州）、张建初（杭州）、李秀荣（上海）……

那时炊事班除了承担全连百号知青的伙食外，还要打夜班给大田作业机务人员送夜班饭，在漆黑夜里挑着担子往地头（特别是三号地）送饭，路上时不时出现二只绿色亮光（野兽眼睛）令人感到恐惧，但没有人后退，这是夜班炊事员的责任啊！至今还有人回忆起来而后怕。

记得70年冬季，全连知青（除小学老师外）都上蛤蟆通水库排水工地，知青食堂也搬到了工地。有一天，我回连队给家属卖粮，晚上9点多了，挑着工地食堂急需物资，从三号地穿过原始树林回排水工地，一路为了壮胆，踏着积雪敲着铁桶哼着小调，野兽叫声和脚步声就在眼前，只有硬着头皮往前走。11点到工地伙房，夜班的林彭基听说我是从三号地穿过原始树林过来的，他说，你不要命了，碰到黑瞎子怎么办？下次不准走这条路，多危险啊！

知青伙食好坏直接影响连队的战斗力，为了改善知青伙食，炊事班自己种菜、养鸡、养猪、磨豆浆做豆腐，伙食有了明显的好转。同时炊事班还承担全连知青的热水供应，保证下地回来的每个知青都用得上热水擦身，知青们对炊事班意见也逐日减少。农忙季节炊事班要派人下大田跟班劳动，体会农工的辛苦，更好地为大伙服务。

那时候的炊事员不同于现在，做饭用水要从井里打，蔬菜要自己下地摘，烧火用的煤要自己合、柴火要自己劈……，洗菜、切菜、和面、揉馒头、拧花卷、擀面条……全是手工劳动，虽然炊事员是“室内工作者”，但也很辛苦啊！72年连队进了一台轧面条的机器，这是食堂唯一的机械设备。

从70年秋季开始，食堂改善就餐环境集中就餐，八人一桌，平时四菜一汤，周末八菜一汤，伙食明显改善，不夸张说，我们连队的食堂伙食在全团是最好的，伙食费也是最低的，这里面包含了炊事班多少辛苦啊！也就是在那时，我们连队知青中出了“四大菜耙子”，大伙猜猜是谁啊？

那时知青食堂吃饭的核算形式，按天津知青说法叫“伙食团”，顾名思义就是因为伙食而集合成的团体。在这个团体里不分饭量大小，不分饮食爱好，大家一起吃，费用平均分担。连队会计徐森回忆说，那时每月的伙食费也就是10元左右，如果有缺餐，那就不足10元了。

记得70年冬天全连知青都上了蛤蟆通排水工地，连队小学老师要给学生上课没有去排水工地，她们的一日三餐由托儿所阿姨代做，我回连队给家属卖粮时，天津知青陈珂老哥带了一帮女老师向我诉苦，食堂上了排水工地，她们天天吃煮大白菜，居然还吃出死耗子，恶心死了。她们说，还是知青食堂伙食好！

每逢夏收、秋收、年终总结，连队要搞会餐，端午节连队还要与朝鲜村联欢，这些节日是炊事班最忙乱日子，全连几百号人吃饭不是小事啊！

让全连知青吃好，这就是炊事班的责任！

连队学校的知青老师

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先后有54万知识青年奔赴北大荒，来自京津沪杭哈等大中城市的知青，把城市的文化和文明带到了偏远的边疆，给当年的北大荒带来的新的文化和知识，增添和丰富了其文化底蕴。知青的到来给兵团连队文化生活带来了生气，在一定意义上讲，北大荒的二代人是受知青文化的熏陶而成长起来的。

当年在四队当小学老师，是被人尊敬的职业，因为那时北大荒的二代人大多数正在就学年龄，需要文化教育；四队小学的老师除了王景儒外，都由知青担任，有北京的、天津的、哈市的，也有杭州的，曾在四队小学担任过老师的知青有：王佩芹、徐青、贾文光、陈珂、王淑芬、栗秀娟、吴纪乾、陈淑范、王晓燕、庄铭、赵同武、宋俊果、郑淑维、王佩蘅、马慧英……，她（他）们为培育北大荒的二代人做出了贡献，至今北大荒的二代人还怀念着他（她）们当年的老师们。

最值得称赞的是哈市知青吴纪乾，她一直在四队小学任教，勤奋工作，为培养二代人做出杰出贡献，直到1981年才回哈尔滨，在北大荒黑土地上工作生活了十几年，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年华，这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完成了一代人的使命。

在我与二代人交流中，许多二代人回忆起当年四队小学读书的经历，都不约而同的提到杭州知青庄铭老师。当年庄铭是担任付科老师，承担音乐、美术、体育课程，由于他当年多才多艺，健康活力，阳光帅气，加之教学方法得当，对二代人的素质教育起到了很好的启蒙作用，受到二代人的一致好评，至今学生们谈及到他都会念念不忘，记忆犹新。

当年四队从各大城市来的知青达百名之多，可谓人才济济，办学校、出墙报、搞演出、开运动会，使四队的文化生活焕然一新，也熏陶和影响着北大荒的二代人。当年四队有不少老高三的知青，如崔小勋（北京知青）、王佩芹（北京知青）、陈珂（天津知青）、贾文光（北京知青）、徐森（天津知青）……先后调到分场中学任教，为农场培养了大批有用的人才。所以我在和二代北大荒人交流中，曾听到他（她）们这样赞美当年的知青们，说他（她）们才是北大荒当年最可爱的人。

师生情——记吴纪乾老师

王秀玲

我在四队上小学时，班主任是一位哈尔滨知青，吴纪乾，她中等身材皮肤黝黑，虽然个子不很高，但是气质很好，走起路来精神抖擞、朝气蓬勃，每天她的脸上总是洒满了灿烂的阳光。

吴老师她多才多艺、能歌善舞，她对工作认真负责，对学生耐心周到、平易近人，能和同学们打成一片，没有老师的架子，同学们都很喜欢她。吴老师的教学很有特点，生动、通俗、易懂，在课堂上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学生们都积极踊跃的提问发言，课堂学习氛围十分的好。吴老师对待学生，无论是学习好的学生还是学习差的学生，她都耐心帮助一视同仁。

那时受文革的影响，农场学校一度混乱，记得在五队上小学一二年级时，学校的教学也不正规，三天打鱼两天晒网。1969年秋季因父亲工作变动，我们家从五队搬到了四队，刚转到四队上学，我的数学成绩很不好，一度学习成绩上不去，有时甚至不喜欢上数学课，吴老师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在课堂上和课余时间，吴老师积极主动帮我补课，在吴老师耐心细致的帮助辅导下，我的数学成绩提高得很快，也提高了我的学习兴趣，最重要的是，在吴老师的关怀下，增强了我学习的自信心。

现在回想起来，刚转到到四队小学时，学习成绩不好，也有点自卑感和孤独感，是吴老师用她对学生特用的“爱心”，给我很多关心和帮助，想方设法调动我的学习积极性，吴老师在我心里就像一位慈祥的好阿姨，是我一生中遇到的一位好老师。吴老师不仅教学好，品行也好，她为人朴实真诚，关心爱护每一位学生，受到了学生的尊敬和爱戴。

1981年吴老师返城，她考入医科护理学校，成为一名护士，在医疗护理岗位一直工作到退休。2013年8月，吴老师和四队各地知青回访农场，我们这些当年她教过的学生，很高兴见到吴老师，感谢她当年的敦敦教诲，而吴老师看到当年她教过的学生，一个个长大成人成家立业，她无比高兴。同学们看到吴老师，还像当年那样，那么精神抖擞、脸上洒满了灿烂的阳光。

吴老师现在已经退休，仍然还在工作，吴老师要多注意自己身体。我衷心希望吴老师健康、平安，晚年生活幸福。今年又是八五二建场六十周年，希望吴老师再回农场看看，我们盼望吴老师再回第二故乡。

（王秀玲 写于2016年2月15日）

顽童也是老师

徐森

我在四连的时候，四连有两个畜力爬犁。一个上面装有两根辕杆，马就架在这两根辕杆之间拉着走，此曰马爬犁。另一个是用套（又称长套，粗的绳子）代替辕杆，长套穿进牛鞅子里，牛鞅子架在牛背上由牛拉着走，此曰牛爬犁。说起这些学问，应该请教我的荒友加室友安庆和（北京知青）和庄铭（杭州知青）。他们在四连曾是遛马员，这可以算是他们的专业了。

我说的这个故事的主人公不是我。我只是看到了这个场面就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中。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陈珂（我的同学加荒友，天津知青）和杨春。杨春？何人？——“洋相”的长子。杨春还有两个弟弟杨凯和杨健。北大荒那个地方流行绰号。人无绰号不出名嘛。“洋相”的大名叫杨长云。当时“洋相”的知名度要比“杨长云”高多了。大家总呼之“洋相”，可能有人都忘了他的大名。“洋相”的职务是牛车老板儿——赶牛车的车把式。

这个故事发生在那一年冬天。那年陈珂在四连小学当老师。四连的老师中只有陈珂是男性，所以学校里有些活计陈珂就要首当其冲了。那天不知道学校要用爬犁拉什么东西，陈珂就去马号套爬犁去了。相比之下牛比马好驾驭，他就选择了牛爬犁。他仿照老板子的样子把牛鞅子架到牛背上，赶着牛就往前走。不料，没走几步牛鞅子就从牛背上滑下来了。陈珂叫停了牛，把牛鞅子再次架到牛背上，继续前进。又没走几步，牛鞅子又掉下来了。如此反复了几次，总是不能正常前进。陈珂茫然了。怎么回事呢？别人赶得好好地，我一赶怎么总掉呢？恰巧我从那里走过，陈珂问我。我也发懵，搞不清套具上的那些绳绳索索该咋用。这时杨春经过这里看到了这个场景（那年他也就不到十岁吧），就上前踮着脚把牛鞅子摆好，用一根绳子从牛鞅子的一个脚栓到另一个脚。牛鞅子和这根绳子形成一个三角形套在了牛脖子上。然后杨春又俯下身子钻到牛肚子下抓起系在一根长套上的肚带 ，把肚带从牛肚子底下穿过来系在另一长套上。整个过程熟练利落。整理完毕，且听杨春一声“驾”，老牛拉着爬犁安然无事的走了起来。原来我们不知道必须给牛拴好脖子底下和肚子底下那两根带子，所以闹出了这样的笑话。

我和陈珂都露出了欣赏和赞佩的目光。陈珂对我说：看到了吗？这就叫其父善游。多生动的例子呀！我也回了一句：术业有专攻嘛！哈哈哈哈，接着在蓝天和雪地之间洋溢起了我俩的笑声。

“尺有所长，丈有所短”“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这些话不那么时尚了，当然也不那么流行了。然而如果我们放弃浮躁，静静地想一想在我们接触到的人群中有谁没有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呢？哪怕仅仅是个顽童也可能是你的老师。

不知道二位主人公还记得这个故事吗？让我们一起回忆那些苦中有甜，苦中有乐的蹉跎岁月吧。

（2013年11月17日）

武装值班连的四队知青

1969年秋季，二营组建武装值班连，记得四队不少上海、杭州及哈市知青调到值班连：李玉国、蔡建新、汤同诚、寿泉苗、周小龙、王春香、王立红、陆进、佟国强……

为了挽救老铁的后代

——记四队知青团体的献血

上个世纪60、70年代，大批知识青年奔赴北大荒，与早期来北大荒的老铁道兵、转业军官、山东河北支边青年一起为开垦建设北大荒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当年八五二农场二分场四队，有来自北京、天津、哈尔滨、上海、杭州五大城市的百余名知青，从事农工、机务、畜牧、后勤等各项工作，知青们与老职工一起建砖场、盖营房、建礼堂，办起小学校、托儿所，为培养教育老职工的下一代作出杰出的贡献，至今北大荒的二代人还清楚记得当年教他（她）们的知青老师名字，感谢知青老师当年的培养。

今天我想讲讲曾在四队发生的一件事：为了抢救老铁道兵的后代，四队有十余名A型血的知青，接连几年前赴后继为其献血，这是在兵团连队独一无二的事情，由此可见当年四队来自各地的知青思想多么单纯、朴实、无私。

1971年春夏交际，四队老铁道兵梁开信的儿子梁勇，因盲肠炎引起的肠穿孔在团部医院动手术，需要A型血液，连队组织知青验血，看看谁是A型血。我记得当时是连队王医生在四队卫生所给知青们验的血，我也是A型血，所有A型血知青都是抢救老铁后代献血的储备力量，知青们都争着去献血，连队根据各人身体条件，决定派二位知青前去献血。

当年八五二团部医院的条件差、医疗水平低，手术并不成功，从71年开始一直到76年，梁勇先后动了五、六次手术，每次手术都需要血浆，都是知青前去献血，那年代没有什么东西可补养，献血者回来只是吃几天病号饭，所谓病号饭也就是面条加鸡蛋。

记得我73年5月中旬从杭州探亲回来，6月份梁勇又要动第二次手术，需要A型血浆200毫升，连队决定我与梁勇母亲一起去团部医院献血。临走前，连队讲好我与梁勇母亲每人各抽100毫升，不知什么原因（至今我也搞不明白），梁勇母亲到医院后就不想给儿子献血了，于是我就献了200毫升。

那时献血需要先比对双方的血型、可溶性，检查结果，医生告诉我的血液指标正常，血浆浓度很好，与梁勇的血液匹配。200毫升血液抽好后，我就做连里的尤特兹返回连队，也许是尤特兹太颠，感觉心脏出现短时的不适。也就是这次献血后，落下爱出汗的毛病。

梁开信的儿子梁勇经过几次大手术，但也没有挽救他的生命，据说最后在哈市医院去世。去年3月份与四队的各地荒友联系上，得知我走后仍有多批知青为挽救梁勇生命献过血，于是我多方寻找当年为此献过血的战友名单，几十年过去了，好多人都忘掉了此事，但我认为有必要把此事写成一篇日志，以反映当年四队知青无私忘我的精神面貌。

据我不完全寻找和收集，当年为梁勇献血的知青涉及到四队知青的五大城市，他（她）们是：潘伟平（女，杭州知青）、王淑芬（女，天津知青）、郑文龙（杭州知青）、刘杰（北京知青）、安庆和（北京知青）、胡正言（女，上海知青）、吴纪滨（哈市知青）、尹鹤岩（北京知青）、陆仁庆（上海知青）……

在这里我需要特别讲讲北京知青尹鹤岩，尹鹤岩在四队可以算是一个“调皮捣蛋，爱打架”的“浑人”，当年在四队受到过许多不公平的“待遇”，据说还批斗过他。就是这么一个“浑人”，在为抢救老铁后代而献血的这件事上积极踊跃，反映出尹鹤岩是一位值得称赞的好青年。

作为一个连队的知青团体，连续几年为挽救一位老铁道兵后代的生命，五大城市的十余名知青先后为此献血，这在当年兵团连队中是没有的，这就是四队知青团体一种奉献精神。

（写于 2012年8月1日）

一张珍贵的合影

二营首届团代会留影

这是二队哈市知青陆有才2014年3月提供的老照片。参加首届团代会的四队知青有颜勇、黄振江、徐森、赵同武、王福勤、高海雄、卢建新、赵宝琴、黄英萍、王佩芹、蔡建新等。

　　为方便观看当年合影上的人物，特把合影照片截图放大成五段。

截图一，后二排右1是颜勇

截图二，后二排左起有四队知青：颜勇、黄振江、徐森、赵同武、王福勤、崇建成、高海雄；女生第三排右1是侯振霞。

截图三，后排左2是卢建新；三排左1是侯振霞；四排右3是赵宝琴；二排右2是黄英萍。后三排左2是二营营长曹生。

截图四

截图五，三排左3是王佩芹，后二排有2是蔡建新。

知青的文化生活

知青回家探亲照片集锦

我的哈市荒友——施延斌、赵同武

有人说我是一个怀旧的人，对852的事和人回忆太多了，想过去没有必要，人都老了，一个时代已经过去，多想只会伤感。但我仍对在四队的4年另3个月生活非常怀念，因为在四队有许多值得回忆的人和事，对我的人生经历产生很大影响。第一代垦荒人的艰苦创业、60年代后期来的城市知青带来城市文化、加上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在北大荒出生的二代人儿时欢乐，四队有很多高兴和痛苦的事值得回忆和深思。

当年我在四队所从事的工作，与知青、老职工及家属打交道多，接触到的事也多。在知青荒友中，我与各地的知青都合得来，有不少谈得来的好友，如北京知青刘杰、崇建城、安庆和、张烜、田惠明……，天津知青陈珂、黄振江、孙家骁……，哈市知青施延斌、赵同武、孙士寅……，在他（她）们身上学到许多好的品质。

我们杭州知青是69年6月22日下午到四队的，我们到连队时，已有北京、天津、哈市、上海四大城市的知青了，我们这批杭州知青11人算是最后的一大批到四队的，但我们都来自一个中学——杭州第十二中学，都是初中毕业生，其中有66届、67届、68届，也有69届的。咱们这拨杭州知青中，有三分之一的人：周沛然、庄铭、李英和我，都已在浙江农村插队落户半年了。当时杭州市由于完不成支边的任务，故而特批咱们此类的二千余号人，由支农改为支边，也可以说我们是自愿想去北大荒支边的。

哈尔滨知青是68年分几批到连队的，最后一批应该是11月份吧。我到连队时，施延斌已是二排的排长，赵同武当时在二排4班。在与各地知青的交往中，我很欣赏哈尔滨知青的热情、豪爽、大方，在他们身上增长了不少见识，愿意与他们交朋友。

  施延斌，51年生，67届初中毕业，身高1米74，外貌秀气，性格内向，办事认真、组织能力强。当年四队有二个农工排，二排在排长施延斌和副排长田惠明的带领下，排里工作干得井井有条，出色完成了连队交给的各项任务。

我与施延斌有来往是在69年8月15日连队恢复共青团组织生活，成立了临时团支部，延斌和我都是支部委员，接触交谈就多了，他给我的印象是待人随和、人缘好，很少见他发脾气。记得70年夏天的一个休息天，他与哈市知青孙士寅在男生宿舍，心血来潮，喝酒打赌，一斤半白酒，一个苹果二粒糖果，两人就对着喝酒；我说你们这么喝肯定会醉，他们说没有事，看谁先倒下；结果两人都喝倒了，但没有闹事，睡了一天，后来延斌喝酒克制多了，再也没有见他喝醉过。

70年冬季，团里组织挖掘蛤蟆通水库灌溉渠道的水利会战，全连知青除了小学老师外，全都上了水利工地，伙房也搬到工地，吃住全在那里。施延斌带领他们二排是连队的主力军，建“营房”、伙房，爆破、挖沟、背冻土、抬土筐，二排的男女战友个个争先。排水工地的所谓“营房”，实际上就是半地窝子，先在山坡上挖下去一两米深的长方形大坑，然后用杨木、桦木搭成“屋顶”，上面铺草苫土，一个营房就算建成了。地窝子里面是两头对着的草铺，中间砌有取暖的火墙（大油桶）和走道。记得11月下旬一个晚上，连队支部发展施延斌入党，我与延斌回四队参加支部大会，支部大会一直到9点多才结束，第二天我要给家属卖粮，就在托儿所的大炕睡了一宿，而施延斌连夜赶回工地，第二天还要带领二排上工地背冻土呢。那时施延斌虽然是脱产干部，但处处都干在前面，是二排的带头人，深得知青们的拥戴。

71年上半年，天津知青颜某从三队调四队任副指导员，由于颜某的工作方法欠妥，加上各种原因，颜某与施延斌关系没有处理好，最后颜某在团支部内整施延斌和田惠明（那时我已退出团支委，把精力全放在知青食堂上了。当于指导员要我重新回到团支委，帮助整顿团支部，已经来不及了。现在回想起来，我当年退出团支委是个失策），这样施延斌感到在连队受气，萌生想回哈市的念头。施延斌是家里的独子，有个妹妹还很小，他父母是老实本分的工人，身体也不好，按照当年的政策，延斌符合返城的条件。

施延斌72年3月20日离开四队返城，在他临离开连队前，我与他做过一次深谈，感到他离开四队太可惜了。至今我还保存着延斌临走前送给我的笔记本，有意思的笔记本外套是“橘子洲头”，一年半后，我来到长沙、来到“橘子洲头”上大学了。

施延斌在笔记本的扉页给我留言：

赠给：战友——郑文龙

在三年的战斗生活中，我们之间相互了解，你对我作了很大的帮助，给了我很大的支持，现在我们即将分别了，但我相信，我们之间结成的友谊，一定会像完达山上的青松一样永世常青，像乌苏里江之水永流不断。祝你在今后的三大革命运动当中，不断学习、不断进步，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之下，取得更大的胜利。

你的战友 施延斌

1972年3月17日

赵同武，52年生，68届初中毕业，身材魁梧，性格豪爽，待人热情、大方，是个典型的东北大汉。当年我的同学周沛然是4班班长，同武是副班长。同武的性格脾气，很对我的路子，我与他很谈得来，我的“大炮”外号也是当年同武给我取的。施延斌走后，我与赵同武可成了知心朋友，无话不说。

73年3月下旬我第二次回家探亲时，回杭州路过哈市，施延斌来车站接我，就住在延斌家，好友相见有说不完的话。也就是那次我与几位在哈市的战友到马大凡家相聚，大凡的妈妈与我们一起交谈。大凡妈是黑龙江大学的讲师，她问了我的基本情况后，对我讲：今年高校招生要恢复考试，是推荐加考试，不像前二年只是推荐上大学，透明度不高；她说：你好好准备一下，可以报名试试，听了你学习与工作的情况，还是很有希望的。大凡妈妈的话让我很受鼓舞，像是找到了一个奋斗目标，也成了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5月份中旬返回连队时，正好赵同武在哈市探亲，等我一起回852。那天同武来车站接我，因在上海转车时，有一位上海小伙子托我沿路照顾她的“表妹”（应该是他的女友，那时都是这么称呼的），他这位“表妹”也是兵团的，上海知青，虎林兵团糖厂的，都是远离家乡的知青，理所应当互相照顾，也是顺路，我就同意了。56次直快到哈市已是傍晚，没有车去虎林了，我问同武怎么办？同武说，先上我家去，明天送她走。赵同武父母热情接待了我们，同武姐姐还开玩笑说那位上海女知青，怎么就相信别人，不怕受骗啊。第二天我与同武送她上车，临走前同武姐姐还说，到虎林糖厂后来封信报个平安，但这位上海女知青没有给她来过信，不知什么原因，也有点不懂事了。

当年55\56次上海—三棵树的直快，是浙江（杭州、宁波、温州）、上海知青到北大荒必坐的列车，整个车基本是都是知青，可以说是知青的专列了。因为都是返回北大荒的，知青带的东西也多，每人大包小包总有四五个，上车时为了抢行李架吵得不可开交，列车启动时车上车下哭声一片，开车后这帮难兄难妹们又有说有笑，相互帮助、互相谦让，这就是那个时代知青出远门的一个真实写照。

73年8月我被长沙工学院录取，入学通知书到我手里已晚了半个月，离报到时间很近了。而司务长那摊账目需要整理移交，这时有不少知青战友主动帮忙，如文书赵淑雯主动替我到营部办理相关手续，同寝室的荒友帮我收拾行李；那几天赵同武为我筹备欢送宴会，花费了不少心血和财力，9月5日离开连队时，同武还送我去迎春火车站，帮我办理好行李托运，一直等到火车开动后，才恋恋不舍离去。

车到哈尔滨，施延斌来车站接我，请了当时在哈市荒友一起在家里为我接风。第二天延斌又和张才来（外号“大妈”）一起租船，陪我游玩了松花江太阳岛，并在抗洪纪念碑前合影留念。这些往事至今还在我的脑海里。

在70年代中后期，我一直与延斌、同武保存书信联系，通过他们了解连队和荒友们的动向。从来往信件得知，延斌是76年9月26日结婚的，77年又到知青点当带队干部，吃住的生活条件比四队差多了，他说，就是你这个司务长来，也不好办。同武76年当四队的小学老师，77年还到四营五七大学参加教师进修的短期培训。从他们的来信中，得知孙士寅调往依兰县76年也结婚了，王海川回哈市当干部了（在省地震办），77年还到三师十八团参加基教队工作。

79年12月我出差到哈市，见到了施延斌、赵同武等一大批四队的哈市荒友，大伙还到延斌家一起聚餐，回忆当年在四队生活的岁月。83年又去哈尔滨出差，与赵同武、孙士寅、范玉芳等哈市荒友相聚，很可惜我的好友施延斌已不在了（81年因肠癌去世了）。去年与四队荒友联系上后，却得知赵同武2009年5月不幸去世，感到痛心。

延斌和同武都是我在四队的知心好友，至今我还保存着70年代中期他们给我的信件，读着这些信件，使我又回想起他们、回想起当年在四队当“知青”的日日夜夜。

愿逝者在天国安祥，愿天下人都健康长寿。

              （写于 2012年7月18日）

在贺天弼家做客

徐森

在贺天弼家做客，那是1975年7、8月份的事了。具体日期记不清了，但有些情节还是历历在目。

要说在贺天弼家做客，先说说他的家。贺天弼与王章琴是夫妇，他们有三个女儿，分别叫蓉，琳，葵。王章琴的母亲也在他们那里，一家六口共同生活。那时贺天弼是畜牧副连长，大家称呼他老贺。王章琴是连队卫生员，大家称呼她王医生。在四连他们可以称为“文化家庭”了。

老贺一家住在连队操场东边的一栋房子里，那栋房子有四户人家，他是最西面的一家，紧邻操场。 他家的房子盖得较早，还不是一砖到顶的砖瓦结构。当时他们住的那种房叫“穿衣戴帽”式结构。从下面往上说盖那种房子用的材料是石头，红砖，土坯，茅草。石头，打基础用。红砖，从基础到窗台的墙用红砖砌。土坯，从窗台到房子的上口用土坯砌。茅草，铺在房顶子上。所谓“穿衣”是指这种房子的墙大部分是由土坯砌成，为防风雨雪的侵蚀，土坯不能裸露，必须在土坯外面用白浆土与麦秸和成的泥巴包裹上一层，形象地称之为“穿衣”。所谓“戴帽”就是在整栋房子的顶上铺上厚厚的一层草，犹如人戴了一顶帽子。

老贺家的房屋面积也就是5.5 米×5.5米吧。他家当时是老少三代六口之家，大屋小屋都搭有火炕。房子不大人口较多，但老贺家的整洁程度可以说是全连第一的。从锅台炉灶到家什摆设总是干干净净井然有序。

由于工作上的原因我与老贺，王医生接触较多。我和王医生都是连部人员，政治学习在一个班组 。老贺是畜牧副连长，每当连队杀猪卖肉我都要问老贺这次肉多少钱一斤。那时猪肉四角到八角一斤。老贺最知道每头猪的底细，他会根据品质给我定价。我就按这个价格收账。会计报表需要畜牧上的一些数字，老贺从来都是积极认真地提供给我，大大地方便了我的工作。

那年我和老婆回家结婚，回来后营里打算调我去中学，四连就没给我安排家属房。又时值中学放暑假，中学也没做安排，我们还是住各自单位的宿舍。老贺夫妇请我们到他家做客是有一个心照不宣的用意——对我们的新婚表示祝贺。那时做客吃饭不能张扬，免得若来麻烦。当然他们夫妇的心意我们完全心领神会了。

王医生和外婆精心准备，我和老婆如期至约。老贺把我们当成上宾陪我们聊天 ，王医生和外婆在灶房忙活。为了让我们吃好，三个女儿不和我们同桌。当我们招呼外婆和我们一起坐时老太太坚持不肯，反复说“不用管我”。大家坐定，王医生烧好一个菜就端上一个，老贺就招呼我们“快吃，快吃”。待王医生又烧好一个菜端来时，老贺又是这样一通招呼。王医生再次进屋听到老贺这样劝让我们表示了异议，说：“什么快吃，快吃，你应该让人慢吃嘛！着什么急，慢吃才能吃好嘛！”。然后对着我们说“他不会让人”。老贺对王医生的说法不赞成，说：“刚刚烧好的菜才好吃嘛。凉了味道就不好了嘛”。王医生还是坚持她的观点“快吃干啥子？难道吃完了赶紧走？”对曰：“快吃才吃得多呀！”他们用带有四川口音的普通话各自阐述着自己的道理。我表态说：“你们的心意我知道了，我一定吃饱吃好。”

王医生是个说话爽快，干活麻利的人。很快桌子上的菜就摆满了，有凉有热有荤有素，既有北大荒的特产又有四川老家的风味。在当时这桌饭菜可以称之为珍馐佳肴了。我没有任何忌口的东西，既来之则安之，酸甜咸辣全不在话下，可不能枉费了老贺夫妇的一片心意。

这次做客距今已近四十年了，但那个场景我仍记忆犹新。老贺让我快吃，王医生让我慢吃，这是截然不同的两种语言表达方式，形式上显然是大相径庭的，然而又出自完全相同的心理愿望，这就是中国语言文化的博大精深所在，也反映出老贺夫妇各自的性格特点和表达习惯。语言是表象，心意是内涵。不同的表象可以是相同的内涵，相同的内涵也可以有不同的表象 ，这里面好像还有点辩证法。

后来得知王医生患疾离我们而去，惋惜之情久久不能释怀，而她的音容笑貌仿佛就在昨天。王医生一生操劳工作，操劳家庭确实劳累了，那么就让她在那个世界安安静静地休息吧。

网络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方便。在郑文龙和贺琳的帮助下，我和老贺通了一次视频。屈指一算老贺已是耄耋老人了。然而视频中我看他面色红润，目光炯烁，思维敏捷，谈吐流畅，还显露出当年在四队时的干练。

老贺夫妇对我们的新婚祝愿已近四十年了。我和老伴携手走过了近四十年坎坷曲折的人生历程。人总是要老的，哪怕将来我们老态龙钟步履蹒跚了，彼此搀扶着还要继续往前走，直到很远很远……

（2013年11月22日）

　　据不完全统计，在四队生活过的知青有135人，北京最多有52人，其次是哈尔滨38人，天津18人，上海15人，杭州12人。

下面是曾经在4队工作生活过的知青名单（按姓氏笔画排序）：

北京知青名单

女战友名单：王文秋、王佩芹、王佩衡、田惠明、朱平英、朱平兰、刘西京 刘东红、刘桂珍、宋俊果、苏莲喜、郑淑维、张 烜、张 锐、张秀梅、赵淑雯、赵淑香、赵俊花、周传拄、徐 青、胡春慧、贾文光、盛宗杰、朱向群、刘婉华、张秀春、侯凤兰、杨新军

男战友名单：王兴国、王世华、尹鹤岩、白良卿、芦建新、任忠和、刘 杰、刘 平、安庆和、李洪俊、邢德亮、汪培毅、陈亚雄、吴大昌、张儒科、尚凤起、曹连仲、崔小勋、潘贤祥、董兴祖、何 炬、高海雄、崇建城、陈尚成

天津知青名单

女战友名单：王淑芳、王淑芬、李玉梅、李慧文、赵宝琴、徐宝安、黄振英、靳继红

男战友名单：孙家骁、刘锡坤、陈 珂、赵宝全、张宜恒、徐 森、黄振江、舒家华、董有喜、颜 勇

哈尔滨知青名单

女战友名单：马惠英、王凤兰、王春香、王立红、王晓艳、尹秀荣、李 叶、刘正玲、全 华、朱 玫、吴纪乾、陈淑范、范玉芳、孟凡君、金丽华、张宗荣、栗秀娟、常新华、金秀兰

男战友名单：马大凡、王宪亭、王海川、李玉国、孙士寅、庄更力、全树桐、刘 斌、吴纪滨、郑国滨、张长来、张学义、赵黎东、姜志伟、梁树林、王万航、王福勤、赵同武、施延斌

上海知青名单

女战友名单：王龙英、李秀荣、朱慧娟、林芝娟、胡正言、高继红、袁德意、章婵娜、黄英萍

男战友名单：王允祥、佟国强、陆 进、陆仁庆、张铃龙、袁龙兴

杭州知青名单

女战友名单：沈 俭、郑月梅、周小龙、潘伟平

男战友名单：李 英、庄 铭、汤同诚、寿泉苗、张建初、郑文龙、周沛然、蔡建新

在四队奋斗一辈子的

哈市知青全树桐马慧英夫妇

70年代后期，大批知青返回城市，但全树桐马慧英夫妇却留着四队，为建设北大荒继续贡献自己的一生，直至退休才回哈市。

篇后语

当年在四队发生过许许多多令人回味的故事：1970年看青时，老铁道兵梁开信和刘开胜打死黑瞎子，让我们品尝到狗熊的美味；安庆和、庄铭他们骑着大种马围追狍子，生捉狍子改善伙食；二号地种植100号（当年为了保密给罂粟取的代号）的辛苦，也让我们观赏到罂粟花的美丽；冒着严寒观看露天电影的乐趣，“地道战”、“地雷战”、“英雄儿女”不知看了多少遍，但是每次都要争先恐后的去看，谁也不会拉下；麦收季节暴雨来临前的抢场，不管男女老少齐上场院，与老天赛时间，那场面体现四队人团结一致，齐心协力，不服输的精神。这些也是如今四队人分布全国各地，还能经常相聚的原因吧。

按农场发展规划，四队被撤销了，四队的人也流散了，有的回老家定居、有的在852场部、有的在二分场，这符合“合久必分”的规律吧。如今四队成了一片农田，但“四队”、“十一连”、“四连”这些番号永远记忆在四队人的心里。

《消失的连队——记忆中的八五二农场二分场四队》

第二部分结束

谢谢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