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工厂轶事03 ——我们的后知青时代生活

伊宁

王伊宁

三、波澜不惊的青工生活

1974年春天，在实习了15个月后，我们回到了镇赉化纤厂。等待我们的并非是即将投产的好消息，而是因为建设周期太长、资金链断裂，化纤厂不得不下马的坏消息。

厂里开始陆续分流职工，拿出100人交到白城地区安置，这100人中，50名男工去了乌兰浩特钢厂，剩下50名女工去了白城毛纺厂及几家市招待所；还有一部分职工去了镇赉县其他工厂；我和大部分北京籍青工留在了原厂。

离家近的本县职工回家住宿了，剩下北京籍和其他外地籍的青工住在集体宿舍里。宿舍是用土坯与砖盖的房子，里面对面安置两铺炕，每铺炕睡4个人，行李则挂在墙上。记得我和翟桂华、李玲玲等4人睡一铺炕，那年冬天，炕道塌了没法烧火，找后勤部门的人修，人家说上冻了没法修，于是我们4个姑娘就整整睡了一冬天冰冷的土炕。说句冷笑话，真是“傻丫头，睡冷炕，全凭火力壮”多么悲哀啊。

当年镇赉化纤厂的厂房

食堂的伙食也不好，中餐和晚餐都是高粱米饭，饭粒很硬，说句玩笑话，都可以当打猎的枪砂使了。菜肴几乎不换样，总是用泛黄的、油腻的高温肉炖洋白菜，或是煮得黑乎乎的茄子。那时候，男生每人每月定量30斤、女生每人每月定量28斤，其中有5斤白面、1斤大米。食堂为了省事，隔上十天、半月才蒸一次馒头，青工们只好拎着网兜排队去买，一次买上10个，拿回来挂在墙上，吃上几顿。细粮如此稀缺，卖给职工的馒头自然是缺斤少两，去晚了还买不到呢。

（注：高温肉，即长了猪绦虫的病猪肉，经过高温杀菌后再卖到市面上的熟肉。）

那是一个没有财富、均贫的年代，是否“会过日子”，自然成了评判人生价值的重要标准。按此标准，北京青工、尤其是男生都不被看好。当地人比较节俭，舍不得吃好的，省下钱来买几尺华达呢做条料子裤子穿上，或是买一块手表戴上，而北京青工、尤其是男的，则剩不下几个钱。他们的粮票不够吃，只能伸手向家里要，肚子里饥饿难忍，总想到外面搓上一顿饭。有一位男生甚至把自己的皮箱卖了，换了点儿钱买吃的，这件事成为厂里的笑料，被人津津乐道了好久。其实女生也很馋，我有几次去县城，就是为了买点儿好吃的，可是县城里也没啥像样的物品，连商店里的点心也没有油星。无奈之下，只好用全国粮票买几个红糖馅的烧饼，悻悻然地走回来。

我们都重新安排了工作。几位高中女生，因为文化水平较高，被安排做化验员、描图员或其他管理工作，我们几个初中女生则被安排到造纸车间，监视大气缸烘干纸并裁剪为成品。我的工作不算累，但也没有技术含量，就是看着均匀摊薄在毛布上的纸浆，被传送到旋转的高温汽缸上烘干，变成洁白的纸后再被1米多长的裁纸刀裁剪成规定的尺寸，然后在惯性作用下飘逸地飞入存放纸的大匣子中，这个工作是三班倒的。而几乎全部北京籍的男生都被分到搬运队和锅炉房，干着最脏、最累的活儿。他们朝送车列驶出，暮迎原料进入；推车运煤，挥锹把煤块送入火红的炉膛；繁重的劳动使得他们更加饥肠辘辘。连吴双大学长也当了搬运工。要说双大兄真是亏，北京市8中高三的学生，马上就要高考了，却赶上文化大革命，于是大学梦泡汤而成为知青。

我们厂还有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群体，那就是文革中分来的5名大学生，他们分别来自清华大学、天津大学和哈尔滨工程大学，其中的王瑞乘大哥，文革开始时已读完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三年级，我的父亲曾经教过他高等数学。文革开始后，科研院所、大型企业都不正常招人了，原本学习核物理与核技术的瑞乘大哥，被分配到这个偏远县城的工厂，在机修车间当了一名技术员，转行干机械了。这些大学生的身份与工资都比我们高些，但生活同样清苦。相似的境遇与心情，使大学生与知青们很快打成一片，成为终生的朋友。

1975年初回京探亲，我得知河北涿县要建一个大工厂，正在招聘工人，为了能离父母近一些，我独自前往应聘，厂方竟同意接收了，于是我回来后向镇赉化纤厂的领导递交了请调报告。那时候，单身职工要求调动工作被视为一件很另类的事情，于是我被重新分配工作，进了厂里的基建队。

基建队的工作就是修路、盖房子，每天搬砖、和水泥、往房顶上递和好的水泥……，不用说是很累的体力活儿，可是自从下乡以来，我又何曾干过几天不累的活儿呢？基建队有7、8个大小伙子，大多是北京知青，整天在一起出苦力，一来二去就有了点儿哥们的感觉。有一次，县粮食局请我们去帮他们修建大门，为了酬谢，便置办了一桌酒席。大概我的表现不够矜持，时隔多年，每次与那些男生见面，总有一位弟兄对众人说“伊宁那次一共吃了12个花卷”，让我难以置信又拿不出证据来反驳。直到今年春节聚会，他才说了实话，我一共吃了6个花卷！这个数字在今天听起来令人吃惊，可是在当时，即便是女孩子，在饭桌上也是气吞山河啊。

幸运的是，在那段时间里，我得到了瑞乘大哥一家的真情关照。瑞乘大哥总说他是我爸的学生，其实那是自谦。我爸教过这么多学生，都是上大课，有谁总会记住一位基础课教师呢？更难得是，在那个贫困的年代去关照老师的女儿。他的妻子翟桂英也是一位北京知青，比我大两岁，妻子的妹妹小翟跟随姐姐一起下乡，也进了化纤厂，于是我和小翟也成了好朋友。逢年过节或星期天，瑞乘大哥和翟姐总是准备好丰盛的饭菜叫我和小翟去吃，在他家可以吃到新鲜的猪肉和鱼，还能喝上几口白酒，后来我会喝一点儿白酒，就是在他家练出来的。

工作调动是一个漫长、煎熬的过程，尽管厂里已生产不了多少经济效益，但依旧不放人。我是一个普通青工，在领导面前没有任何面子，全仗瑞乘大哥帮我斡旋。待到厂里和县工业局批准了，涿县那边却黄汤了，于是我被挂了起来。家中父母万分焦急，赶紧托河南的亲戚帮我找接收单位，所幸找到了，于是我在仓促之间调到了河南洛阳，过上了吃白面、大米的幸福生活。这是于1975年10月底，我在镇赉县化纤厂已工作了整4年，刚满24周岁。

最难忘的，还有镇赉化纤厂外面的街灯，当暮色降临，灯光点燃，昏黄如豆，忽闪忽闪的，道路两边是低矮的厂房和民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