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50年祭——岁月有痕（一）告别兰州铁一中

孙老师

这是一本有典型文革时代特征的笔记本。

红色硬纸质封面，正中间标有“红卫兵”三个手写体烫金字，下方还有一颗“五角星”。

斑斑驳驳是岁月的痕迹，让人一看到就会想起那个荒唐岁月。

这个笔记本，已经跟着我走过了50年，整整半个世纪时间了。

文革时期在兰州铁一中上学的“老三届”同学，应该会对这个本有点印象，这是1968年11月，校革命委员会发给第一批插队学生的（不知道以后几批下乡或到兵团的同学有没有发）纪念物品。

我也是很久没翻开这个笔记本了，更没有想到，笔记本中竟然还详细记有我们班当年“分配”的一些情况！

让我们打开笔记本，翻开那段沉封多年的记忆……

笔记本扉页上印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伟大导师 伟大领袖 伟大统帅 伟大舵手 毛主席万岁！”字样。

下方有用毛笔手写的

“赠给首批下乡插队战友孙亚征

铁一中初一（3）班全体革命师生1968.11.18”。

还盖有“兰州铁一中革命委员会”圆形紫色印章。

笔记本中的彩色插图：

大海航行靠舵手 我们伟大的舵手，就是毛主席。

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在一起。

那个时期的学生，每个人都有一本或几本这样的笔记本，用来写日记、记事，或抄写名言警句，歌曲诗歌之类，属个人较私密的物品。

而这个笔记本中所记的内容之一（如图），

是1968年11月，兰州铁一中初一（3）班全体同学姓名：

按座位排列（分为六组）

（第一组）邵建华 张 红 杜修勇 张 彤 袁铁生 陈丽镕 赵小明 赵秋梅 李燕文

（第二组）王隆恩 王海雨 刘景春 李 茵 宋微春 张殿霞 陈 新 张兰英 司徒加良 （第三组）王 明 赵建新 刘保华 陈莉华 金毓进 鲜春德 康小龙 刘玉兰 杨智业

（第四组） 孙家麒 商卫园 孙亚征 安 宁 郑天迅 姚文英 张天正 齐文燕 王洪恩

（第五组） 白克军 霍发群 张金昌 何淑英 孙 伟 高梅素 刘全胜 门书捷 高 晶 （第六组） 刘 莉 马抗伟 杨桂华 杨宝军 陶丽华 郭大伟 高小林 黄铁军 李淑梅 黄振平

一共55位同学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八日

应该是发这个笔记本的当天，我就用它记下了当时全班同学按小组顺序排位的姓名。

稚嫩的字体，表示了我那时的文化水平，这也是最原始真实的记录。

这是那一年的我，16岁。

从1965年进入兰州铁一中后的三年多时间中，我们只上了一年真实学习的初中，根本没学到什么“知识”（物理、化学、几何三门课一天都没学过）。其余的二年多，都是在瞎折腾，搞什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但后来我也被冠以“知识青年”名号发送农场，真真亏了“知识”这两个字。

这张黑白照片，是1968年11月20日（即笔记本所记内容后的两天后），我们原兰州铁一中初一（3）班，（68届65级）全体同学的合影照。

照片上的同学，对应了笔记本上所写的姓名。

照片饱含着鲜明的时代特色：

当时全班共有55位同学，15～16岁的青葱岁月，稚气未脱。男同学都戴着军帽或铁路工人帽，女同学都是麻花辫两把刷或清汤挂面发式，大多人胸前别有毛像章，少数人胳膊上还戴有红卫兵袖标。前排的几位女同学为当时流行的持《毛语录》标准姿势。

同学们多半表情呆板，面色凝重，衣衫简朴，色彩单调，或立或坐或蹲，在一幅《毛到安源》的小画框后，集体合影（图像第二排正中三人分别为进驻并管理班级的工人李师傳及王国英，孙吉全两位老师）。

这也是全班同学在离开兰州铁一中校园，走上社会之前，最全的一张合影照片。

记忆拉回当年……

当时是1968年11月，文革经过了三年的暴风骤雨后，进入相对平静时期。

三年多来，中国以中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按照领袖的“文革”部署，在中国大地干了许多“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惊天动地的大事：

免费大串连，被领袖接见；

以出身划线，组成造反派；

揪斗刘邓陶，批判彭德怀；

砸全国文物，斗文化名人；

动刀又动枪，打打复杀杀…搞得天下大乱，以摧枯拉朽之势，很快就冲垮了刘的旧政府。

这一年11月，北京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当时我的笔记中记的是“党的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毛主持了此次会议，批准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这标志着刘在北京的旧中央政府已被造反派摧毁。

（1969年4月党的“九大”的召开，是新政府运作的开始）

还记得在一段时间里，兰州市区里到处都是“打倒刘少奇！”的标语和宣传画，随处可见到刘少奇和王光美的跪姿泥塑雕像，污渍斑斑，铁路新村东头供应站西头供应站前面也有，是仿照南宋加害岳飞的罪人秦桧两口子在杭州“岳坟”的样式塑成的。

“红卫兵”完成了“倒刘”的战略部署历史任务，就该退场了，于是，全国各地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即将拉开帷幕。

后来有人将此形象地比喻为“卸磨杀驴”。

同全国一样，兰州市的“文革”也进行得轰轰烈烈如火如荼。铁一中“八、三事件”师生被打，铁路学生长征到北京告状，后来又到甘肃省委静坐并绝食抗议，揪斗刘政府在甘肃的代理人汪锋，裴孟飞，马继孔；造反群众先后成立了各种组织，又分化成“红联”，“红三司”，“革联”三派组织；写“大字报”，铺天盖地满世界张贴；上街游行示威喊口号；为了争宠当“革命组织”，“正宗造反派”，互相从开骂到开战，从文斗到武斗，打的不可开交，有些地方甚至动了枪，死过人。

兰州铁路局是兰州市“工人阶级”比较集中的单位，文革初期就成立了以铁路工人和铁路学生为主体的许多造反派组织，有“火车头”、“工联（七分部）”、“红色长征团”、“二七兵团”“钢铁兵团”等。文革一开始时就提出“打倒赵滔，打倒苏华”的口号，揪斗兰州铁路局的“走资派、保皇党”，揪斗甘肃省的当权派，是兰州市文革初期一支最具造反精神最为活跃的力量（后来的召开“九大”上，兰州铁路局还出了个中央候补委员张恒云）。

还记得，那时候铁路局大院还没有建起围墙，铁路第一设计院楼、铁路局机关南楼和北楼三座老楼之间是可以自由穿过的。

“大院”南面沿铁路线一大片，是铁路新村；西面是铁路中心医院，兰州铁一小和铁二中，北面是“王家庄”，（即现在的皋兰路一带）还是一大片低矮住宅，只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可以走到庆阳路及“邓（宝珊）家花园”。“大院”东面是铁路文化宫（现在的金轮广场），红山根体育场（现在的“仁恒国际”小区）和我们学校兰州铁一中及铁三中。铁路文化宫对面是铁路单身宿舍（九号公寓）的一幢四层砖楼，铁路招待所是座四层砖楼（现在金轮宾馆位置），楼下的西南角是机关食堂，中间隔着一条土路，后面是一大片老式住宅楼。

铁路局大院北面的民主西路是一条柏油路，地方比较宽敞，造反派们常常在这里召开群众大会。

1968年初，甘肃省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冼恒汉、张达志、徐国珍、胡继宗等人成为新政权领导人。《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为此发表了《春风已到玉门关》的社论，表示支持。

这标志着刘在甘肃的旧政府已被造反派摧毁，文革中建立的新政权开始运作。

因而，社会形势也就不再需要“天下大乱”，而希望恢复“安定团结”的局面。

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宣传口号中，“工宣队”开始进驻并占领上层建筑的学校等许多领域，建立新的组织系统，以落实省革命委员会的各项安排。

在“全国学习解放军”的号召中，军人组成的军管组，以“支左”形式，一度替代了被造反派冲击的各级党委和政府部门组织，成为维护社会稳定和部门运转的重要组成部分。

“红卫兵运动”已完成历史使命，逐渐接近尾声。

领袖原先“文革搞三年”的设想也是差不多到时候了。

学生也回归到他们的本来身份，该到他们该去的地方了，否则，真不知道他们还会干出什么事，会给“安定团结”的政治和社会局面带来什么不好的影响。

当时的兰州铁一中，“复课闹革命”已经进行了大半年时间，以方松根为主任的校革命委员会成立（我们班原班主任方秀珍是共产党员，也当了“委员”），各年级各班也成立了相应的“革命领导小组”。

“工人宣传队”进驻校园后，主导着学校的各项工作。学校里基本上恢复了正常秩序。

兰州铁一中当时在校的，就是“老三届”学生，共有高中三个年级、初中三个年级，总共有二十多个班，1300多人。

从1968年春省革委会成立开始，铁一中同全市各个中学一样，逐步恢复了正常秩序。

学生每天到校，正常上下课，“复课闹革命”。没有课本也不学文化，每天就是学“毛选”学“语录”念报纸喊口号，背“老三篇”唱“天上布满星……”，做“语录操”，搞阶级斗争、“斗私批修”和“斗批改”，内容主要就是斗校领导，斗“牛鬼蛇神”老师。

学生到学校的第一件最重要的事，就是“早请示”“晚汇报”，大家起立一起挥动小红书，呼喊“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和“永远健康！永远健康！”，上课开会及吃饭以及做任何活动前，这是必定程序，每天要进行很多次。同学间说话最常用的口头禅是“向毛主席保证”！

当时学校同整个社会一样，把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宗教化仪式化程序化，并且推向狂热推向顶峰。对此，当时我和所有同学一样，觉得很自然很正常。但是现在看起来，实在是愚昧无知荒唐可笑。

（图片与本校无关，下同）

铁一中在文革中，我记得有三个人死于非命，他们是：

校长，熊梅颖，女，抗日战争末期参加革命的优秀知识分子干部。1967年在校公厕自缢，也有被打死后伪造现场的说法。

外语组教师，陈宏元，男，在学校宿舍割腕后自缢。

高一学生，张中波，男，“红色长征团”团长。派性斗争中上教学楼顶修理广播喇叭时不慎坠楼身亡。

图为铁一中校长熊梅颖。

那段时间里，铁一中的校园里，竟然还出现了一起“反标事件”！据说是有人恶毒涂抹了三个伟人画像，还故意放在明显处。但是谁都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是恶作剧还是真心反对领袖反对文革。

当时的这种事可是最最严重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惊动了公安局派人侦查，学校也成立专案组破案，但终无结果。

追查中，我们班有位同学也被“怀疑”。

那时同学中如果有谁喊错口号说错话，都是“政治问题”，是绝不会放过要被严肃追究的。

真不知当年的的“革命政权”为什么这么害怕群众中的不同看法不同意见，必欲置之死地！

到了1968年秋季，按照“中央文革”指示精神，全国即将开展“上山下乡”活动后，甘肃省革委员会随之部署，兰州市各个中学全部在校的中学生将要进行“四个面向”即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基层，面向工矿的“分配”。

兰州铁一中革委会和工宣队也立即安排布置学生“上山下乡”落实工作，全校开大会宣传上级文件精神。各年级各班也都组织学生学习，领会伟大意义，让同学写决心书甚至写“血书”，表明自己愿意以实际行动服从“上山下乡”分配的态度。

因而我们也知道了邢燕子、董加耕这些知识青年的模范人物，学会了唱“七沟八梁一面坡，层层梯田平展展……”的大寨歌曲。

我们班的李师傅还请来几位同学家长，到班上发言表态，支持自己的孩子响应党的号召，第一批上农村插队。

全校的宣传工作也随之跟进。

各班都组织有文艺特长的同学，排练节目，宣传学生上山下乡的伟大意义和“四个面向”无比正确。

还记得，初三（5）班排练的节目歌伴舞“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还有高三年级的一个类似节目，在校礼堂演出，歌声铿锵，舞姿优美，惊艳全校。我班同学齐文燕的姐姐，是学校有名的“歌唱家”，歌唱的好身材好人又漂亮，一曲“麦浪滚滚闪金光……”，让我们对农村插队充满了美好向往，一曲《边疆处处赛江南》的优美的旋律，在校园传唱。

那时对我们这些学生来说，农村似乎就是歌中唱的那样：“麦浪滾滚闪金光，棉田一片白茫茫，幸福的喜讯天下传，社员心向共产党”。

农场就是：边疆处处赛江南，白云下面马儿跑……

那时，学生对农村边疆的认识也是蒙蒙懂懂。农村就不说了，下过乡有些知道。而对“边疆”的农建十一师和林建二师，充满了憧憬和向往。学校动员时说，去了就同现役军人差不多，农建的穿黄军装，住军营房，吃军营饭，白面随便吃，有肉有菜，夏季还有吃不完瓜和水果；林建的工作就是每天骑着马在林区巡逻，农建就是开着拖拉机耕地用康拜因收麦子……

根本没有想到，一个月后上山下乡，兵团农场的残酷现实与我们的想像竟然是那么大的差别，一下就把我们的梦想击得粉碎！

派到我们班的“工宣队”就是这位李师傅，口音显示是甘肃玉门人，原兰州铁路局玉门工务段的工人。

班上学生的分配去向，去农村或农场，去工矿或留校继续读书，基本上是由他来决定的。

那时学生分配去哪儿，最重要的条件是“出身”，填表格有一项内容是“家庭出身”，工人和贫下中农最吃香，有很多优越性，而地主富农或其他出身的就悲催了，吓的不敢写。那时的出身好，与后来高考考出高分基本等同。

当时的社会和同学们都很单纯质朴，没有后来的拉关系走后门送礼说情意识。要放到现在，李师傅应该可以发财了。

一段时间的筹备宣传工作后，终于在1968年11月18号这天，学校第一批下乡学生发榜了……

红榜就张贴在学校教学楼大门前右侧的砖砌墙壁上（当年铁一中的大门是在教学楼正中位置，进大门后两侧建有挡墙）。

记得全校一共有300多名同学上了这张“红榜”。

这是兰州铁一中（初一3班）首批到玉门郊区插队的同学名额，共13名：

孙亚征 袁铁生 金毓进 王隆恩 白克军 张彤 赵建新 安宁 商卫园 李茵

高小林 齐文燕 陈礼镕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八日发榜

（笔记记载）

十一月二十三日，第二批下乡插队学生发榜。

初一（3）班仅康小龙一人（去往酒泉地区的金塔县农村。我们当时说法是“二批小教”）

十一月二十九日，第三批上山下乡分配学生发榜。

分配到林建二师，农建十一师和红古东方红农场，我班一共有12名同学：

王明 陈新 杜修勇 刘保华 司徒加良

刘玉兰 张岩 陈丽华 高梅素 李燕文

门书捷 孙家麒

第一批（插队学生于十一月）二十四日晚十一点四十分，（乘兰州——玉门的301次火车）去玉门插队。

第二批（插队学生于十一月）二十九日晚十一点四十分，（乘兰州——玉门的301次火车）去酒泉金塔插队。

第三批（到林建二师的同学）除孙家麒 高梅素外，均在（1968年）十二月八日上午十点四十分去庆阳合水。

兰州铁一中第一批到农村插队的地方是：

酒泉地区玉门市昌马公社，以高三和初一学生为主。

玉门清泉公社，以高二和初二学生为主。

玉门花海公社，以初三学生为主。

玉门赤金公社，以高一学生为主，这里是大庆铁人王进喜的出生地。

这些地方都是甘肃最偏僻最落后的农村，学生成了“知青”后，与社员一起干农活挣工分，每天只挣几毛钱，自己用柴草做饭吃，生活苦不堪言。

铁一中分到的林建二师的学生，一共有100多人，主要是高一高三和初一年级的，分到二团二营，即合水县连家砭农场，名单在兰州就已经定好了。

林二师当时驻扎在甘肃平凉、庆阳的子午岭林区，要先坐火车再转汽车再坐马车或步行，两天行程才能到。去后想回趟兰州真是难死人。

每个同学每月20（200大毛）元工资，吃食堂大锅饭，口粮基本上够吃。45斤粮，其中主要是玉米，少量靡子，麦子或大米一年也吃不上几次。

铁一中分往农建十一师的学生有200多人，多是高二，初三初二年级的，集中在“八一农场”天生坑分场，场址在甘肃省武威地区永昌、民勤县境内，连队都在祁连山中或大戈壁滩上（苏武牧羊的地方），气候和环境都极为恶劣，常刮“沙尘暴”。从河西堡火车站下车转拖拉机或汽车再跑几十公里。

知青每月工资，高中生28元，初中生25元，口粮42斤，都是麦子面粉，吃食堂饭。

东方红农场，原为红古农场，位于甘肃省红古区与青海省民和县交界的洞子村地区，原来是个劳改农场。

铁一中去的学生不多。分去后每月工资24块钱，吃食堂供应粮45斤，生活还可以。

这是离开学前，我们的“全家福”照片。

当年我们家有三个孩子在铁一中就读“老三届”，分别是大哥孙亚林上高三，大姐孙亚琪上高三，我（孙亚征）上初一。因为出身不好，三个人同时分配下农村到农场。

图中前排中为母亲（父亲还被关在单位“牛棚”中），后排右一为大哥，前排右一为大姐，后排左一为本人）。像我们家这样的情况学校里有很多，我所知道的还有：

同班同学杜修勇，他大哥二哥杜修涛杜修权都上高二，三哥杜修明上初三；

同学刘全胜，他姐姐刘秀文上高三；

同学陈 新和他姐姐陈丽；

同学司徒加良和他哥哥司徒加宝；

同学齐文燕和她姐姐齐文莉；

同学金毓进和他姐姐金毓琴；

同学王隆恩和他哥哥王留恩；

同学赵建新和他哥哥赵访苏姐姐赵歌新；

高三李英淘和她弟弟李鄂民；

高三庄映和她弟弟庄普（母亲是铁一中教师涂玉清）；

初二陈学灿和他哥哥陈学煌……

可能还有很多我不太熟悉的铁一中“老三届”同学，一家二三人在校，因为“出身问题”被下放农村农场“接受再教育”。

三批“上山下乡”学生被敲锣打鼓“光荣”送走后，学校里一下清静了许多。

分往工矿基层单位的工作也随之开始。

（笔记本记载）

兰州长风机械厂

孙伟 张红 王海雨

电影机械修造厂

杨智业

西北电力修造厂

黄振平

兰州东方红铝厂

郭大伟 王洪恩 刘景春

天水轴承厂

张金昌 马抗伟

兰石厂

黄铁军 宋微春

兰化机械厂

赵小明 张天正

东方红农场

郑天迅（后改为上高中）

红古区属单位

陶丽华

兰州灯泡厂

霍发群 何兵

天水机床厂

赵秋梅

张掖卫校

张兰英 李淑梅

（另有留铁一中继续上高中 邵建华 刘全胜 及分往张掖卫校 刘莉）

农业水泵厂

鲜春德

西北送变电公司

杨宝军

（没有记录的同学有 高晶 姚文英）

第二批除孙家麒 高梅素外，均在十二月八日上午十点去往庆阳合水。

同学们从那年的12月初开始，渐次离开学校，结束学校生涯，走进社会，各奔东西，踏上了各自的漫长人生道路。

同时，也开始了同学之间长达数年，乃至数十年的分离，有的同学直到今天仍不知所踪，杳无音讯，无法联系。

人生如白驹过隙，转眼就是50年……

当年的同班同学的我们，分崩离析、四分五裂，各自奔向了西北东南。

命运之神把我们这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们，像一粒沙子般，抛回了无情的社会底层！使我们这些虽然经受了炼狱的激情，却对社会一无所知、对前途未来一片茫然的迷途羔羊们，在不知所措中，丢掉了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终生的信念，开始为了个人的生存、为了活命、为了成家立业养家糊口，而迫使自己不得不使出浑身的解数、施展出万般的手段、在茫茫人海的三教九流中间；习文弄武尽其所能、黒道白道各显神通，在社会的大染缸里杀进杀出；去寻找、去拼搏、去夺取这世上原本应该属于自己赖以生存的那一亩三分地。因而生出了各种生存之道，创立了无数的立足之基……；

这是2018年春节，当年初一（3）班在兰州的部分同学聚会时留下来的照片。

50年的岁月给他们留下了满脸苍桑。他们的人生轨迹，被那场“十年动乱”完全打乱了。

这是班里部分同学2015年合影。他们当年可都是佼佼者，靠实力凭高分考上了大名鼎鼎的“兰州铁一中”，不是以后的“划片进校”，如果正常走下去，他们中的大多数应该是循序渐进地进高中上大学，成为工程师医生教师法官或公务员一类的人才。

兰州铁一中的历史悠久，建立于1956年8月。

当时铁道部第一工程局在兰州创建了第一所铁路职工子弟中学——兰州铁路职工子弟中学。

1957年，学校由兰州铁路局接管，全名为兰州铁路职工子弟第一中学，简称兰州铁一中。

1963年8月，学校被确定为甘肃省重点中学，长时间与兰州一中，兰州师大附中等名校一样，享誉兰州乃至全省。以后每年都有学生考入北大清华复旦等名校。

可能铁一中“老三届”是校历史上最惨的几届学生！

而如今，铁一中“老三届”多数学生的学历停留在“高中毕业”“初中毕业”，无法再前进一步。是一场万恶的“文革动乱”，断送了他们的前程。

50年的风雨、50年的跌宕、50年的坎坷……，却只见；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这其中的善恶是非谁能来断一断？

三年前，班里建了个同班同学微信群，我也被拉了进去，现在这个群有40个人，已经不算少了。

同学们相隔这么多年后，又可以聚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

说往事，说经历；

说旧情，说思念；

说痛苦，说喜悦；

说父老，说子孙；

说天下，说当前……

仿佛回到当年。

我们这群同学基本都奔七了，大部分都已经当了爷爷奶奶，也有几个同学已经离世了……

这是1990年部分同学在铁路工人文化宫合影。

斗转星移，五十年的光阴就这样过去了，如今的你、我、他，都已经历尽沧桑、两鬓斑白，

快70岁了！多么可怕的年龄，岁月已经无情地把我们划入了老年人的圈圈，来日不多了。

最后加一段官话：

中共中央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发生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革"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的社会进步。

"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文革"的一部分，纵然有当时的政治背景和经济原因，但究其根本也是违背社会进步和绝大多数知青择业意愿。"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无社会进步可言，它与"文革"一样，也给知青和知青家庭带来了重创。

“我们每个人的经历，

都是一个故事；

所有的故事汇集起来，就是一个时代”！

僅以此文，献给兰州铁一中“老三届”的知青朋友，并以此作为我对那场“文革”悲剧的一点反思。

也希望更多的兰州铁一中“老三届”同学，能看到这篇文章，发表一些自己的感言，最好在“美篇”内留言，这样我才能看到并修改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