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案子怎么办？》

两头鱼

　　甘孜行，是对法治浪漫主义的沉重一击。司法实践的地域差别在某种程度上就如同男女性别一样明显，虽不是很恰当却似乎倒很贴切。

　　你可以告诉我高深的刑法理论，你可以告诉我每一次法律适用潜在的逻辑推理，你也可以告诉我一个公诉人应该有什么样的自我修养，你甚至可以告诉我法庭上的唇枪舌剑是这个职业的最高乐趣所在和价值之巅，但是，请你告诉我这个案子怎么办？

　　是啊，这个案子怎么办？我承认，这个问题至少于我而言，戳心了。我深知道，这个问题是多少帮扶资金也解决不了的，我们天天泡在堆积如山的案件里疲于结案，我们习惯于在法治理想面前夸夸其谈，文过饰非；我们在各种高大上的讲座和论辩赛中穿梭而乐此不疲。我们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种司法实践叫："这个案子怎么办？"。

　　一起命案，嫌疑人在杀人以后逃亡四年之久，迫于当地有宗教影响力人士的协调归案自首，自首后零口供，否认杀人仅供述："他们（指劝其归案者）说我杀了人叫我必须回来到政府自首。"。在案证据有监控视频清楚显示嫌疑人持刀将死者捅死的具体经过，有一个目击证人，死者一方在场朋友的证言和对嫌疑人的辨认，有两个演艺吧工作人员的证言证实嫌疑人怀揣东西进入后离开现场的事实，有死亡鉴定意见，有现勘资料等等。承办人告诉我不知道这个案子该怎么办？因为嫌疑人不说他杀了人，不说他为什么要杀人，动机和目的不明，纠结，一时定不了案。听完以后，我和承办人，一个近五十岁的藏族大姐，一起又再仔细观看了视频监控，在确认有证据证实该视频监控中的行凶男子系本案犯罪嫌疑人以后，我反问，你在纠结什么？她一时回答不出，我却忽然感到很沉重，也很感动，感动于她有这种纠结和困惑，用朴素的是非正义观困惑于案件事实背后的真相，沉重于她为什么会有这种纠结和困惑，法律事实的归结受制于司法实践经验的累积和基本的刑法理论知识的架构。

　　说是帮扶，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讲不来高深的刑法理论，我道不出审查判断证据有什么玄机，我没有更多的庭审技巧。曾有著名检察官说一个合格的公诉人至少要办两百件案件以上，也有人说要办八百件案件以上才算优秀。说来惭愧，我办了八百件案件以上连真正的公诉人都不敢自居。

　　职权主义色彩浓重的纠问式诉讼中，80%的低智商、简单暴力、"职业犯"特征明显的重复性犯罪案件中，辩论的空间，无论法官，检察官还是律师，一句话都可以把天聊死。庭审实质化至今在95%的案件中仍然是个"笑话"。司法是一出舞台剧，犯罪嫌疑人，警察、检察官、法官、辩护人都是这个舞台的演员，刑事诉讼肇始于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历经侦查，（批捕）起诉，审判，执行，每一个环节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下一个环节可能达到的高度和下一个角色在司法这个舞台上的功能完整度，现实的司法环境造成我们前一个环节的起点水平本来就高不到哪儿去，而相反我们后一个环节的角色扮演者却始终无法正视自己角色功能的先天缺陷，这就是当前我们最大的司法实践和实际。

　　今天，"这个案子怎么办？"这个问题从检察官的角色角度再一次把我拉回到冰冷而残酷的现实，法律作为纠纷解决机制在信仰就是生命的雪域高原的司法实践中不是争端双方的第一选择，而是不得已甚至是形式上的选择，由此带来一系列司法实践的现实困境，在内地的司法实践中也多少有个别体现。这个现实困境，理论解决不了，我们津津乐道，引以为豪的司法经验和技巧也无能无力。

　　我就告诉你，我们是检察官，我们是公诉人，一个案子来了，有没有犯罪事实发生，犯了什么罪，谁犯了罪，一罪还是数罪，有无法定出罪事由和从重从轻减轻等量刑情节，经依法审查查明的不是公安机关的起诉意见书上那两三行字，而是经过你审查判断证据后能够得到证据支撑的与定罪量刑有关的所有事实，这是目前我们所有公诉工作的的重心和落脚点，然后把"构成某某罪"改成"涉嫌……。"，然后……，然后我们再一起聊聊天，像对待孩子的成长一样，给我们足够的时间，守候成长，静听花开。

　　我相信，今天无论时代怎么变，变化是唯一的不变。现在的司法体制改革就是法律人工匠精神的回归，作为检察官，今天我们认真对待我们的职业和岗位，明天我们终会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