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瀛洲和他的“协湘盐号”

陈桥

　 自贡盛产井盐，因而盐商辈出。

过去，自贡的盐商可谓多如牛毛。而其中最为成功者，莫过于"产、运、销"集于一身的人。民国时期江津人刘瀛州在自流井算是成功人士之代表。刘瀛州在自流井从事盐业经营多年，可是遗存于民间的实物史料却不多见。这枚"协湘盐号"于1950年6月30日在聚兴城商业银行立片的"存款户印鉴片"，是其盐业经营的实证。它承载了刘瀛州盐业经营的一段曲折发展历程。

26岁只身闯盐场

刘瀛州，1894年11月21日生于原四川江津（现属重庆），4岁时父母早亡，后依靠祖父、祖母抚养下成长。少年时代刘瀛州便在叔父开的京果糖食铺当学徒，开始接受商场洗礼。1914年，20岁的刘瀛州离开叔父,告别妻子廖心德，怀揣祖父拿给的100两银子，踏上了人生的商旅之路。凭着自己在糖果铺当学徒的经历，刘瀛州选择了从贩卖入手，开始在内江、叙府（今叙永县）等地购买白糖、零星山货等运到江津县城及老家白沙销售。这些长途贩运的生意，虽然艰辛劳累，本小利微，但是刘瀛州精打细算，日积月累，经过6年的不懈努力，便积累了资本金达3000银元。这时的刘瀛州对自己的生意有了新的打算，他准备进入利厚的盐业行业一搏。

1920年，26岁的刘瀛州带上自己积累的3000银元，只身来到自贡盐场，他"用小部份投资泰丰盐号，大部份投资江津人李秀实开办的永顺井"，自己亦参与食盐运销业务，具体负责"泰丰盐号在"在自流井地区的食盐购运业务。

可是时隔不久，令满怀信心的刘瀛州始料未及的是"1924年，由于岸盐滞销，泰丰亏损，井不见功，永顺停办"。

原来，刘瀛州踏入盐场之日，正是四川军阀混战之时。为了抢争地盘，各路军伐不惜兵戎相见，战争不断，由此导致沉重的苛捐杂税和经济的衰退，四川的盐业也处于极为艰难的困境之中。正如史料所载："井灶商民，各家均折巨本，银多至十余万两，少亦数万两至一、二万两不等，……力不能支，陆续歇业，倒闭者约占十之七八"。"生不逢时"的刘瀛州遇上如此的社会大环境，确实没有任何办法，只有眼看着自己3000多元的盐业投资大部分付诸东流。

面对失败重新再来

初涉盐场就惨遭失败，这对年轻的刘瀛州既是无情的打击，同时又是一场严峻挑战。这时的刘瀛州毅然选择了面对而不是放弃。他快速调整心态，振作精神，开始收拾残局，并"将部分余款安置了家小，又与江津同乡一起组织"大同盐号"，以图东山再起"。新组建的"大同盐号"总部设在自流井老君庙（前解放路105号），"大同盐号"筹集了资本金10000元。其中，刘瀛州投入了银元500元，并担任"大同盐号"自井分号的经理，主要负责盐场的购盐、报运，和把这些盐在自贡装船运至邓关。在邓关转换大船后，再由其它分号负责运往销区销售。当时，刘瀛州所负责运出的自贡井盐，每个月均达10载之多。

1925年，四川"统一之战"爆发。战后，各路军阀云集自流井，召开了"善后会议"，达成了瓜分盐税的协议。同时也形成了一个统一意见：不许在销盐各岸，以及运盐途中阻拦船只。自流井这个"善后会议"后，整个沿江上下，盐船通行无阻，边岸的淡食之民，盼望得到运盐接济；停推停煎的井灶，则急谋推卤煎盐。于是，当时自贡那些兼营盐运业务的井灶商，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盐业生产之上，而无暇顾及运盐业务；"渝帮运楚又兼运计岸者，亦为数寥寥"。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给已有盐运经验的刘瀛州带来了希望。

由于盐道畅通，饱受淡食之苦的边岸人民，对一下运来的盐十分看重，而纷纷大量购盐。"食盐畅销，价格稳定，利润可观"的势头令井盐运销商喜出望外。刘瀛州抓住这个难得的机遇，则大量从自流井购盐运销边、计两岸。因此使"大同盐号"成为了"购盐最多，获利最大的六家盐号之一"。

1933年"午"关时节，四川盐务管理当局对边、计岸的盐实行招商认运。因为计岸和仁、綦边岸运道条件相对较好，所以报名登记认运的盐商特别多。相反，涪、永两边岸因为路程遥远又艰险，风险很大，加之运销周期长，所需资本甚巨，盐商们对此历来都不感兴趣。这时的刘瀛州以"人弃我取"的思维方式，果断认运了永边岸全部盐载指标和涪边岸部分盐载指标，以及绝大部分的湖南的湘盐。紧接着，刘瀛州便开始了盐运前的准备工作：一方面，他把长子刘镇国招来身边协助自己的业务经营；另一方面，他又先后亲赴涪陵和叙永地区实地调查，安庄设栈，以利盐运之畅通。资料显示，在刘瀛州经营边盐运销业务期间，他几乎走遍了贵州所有的川盐销区，在贵阳、遵义、安顺、毕节、大定、黔西等地方，处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同时，随着这些盐运业务的扩大，刘瀛州的资金势力也有了明显的增强。整个盐业经营初具规模。

抗战时期的刘瀛州

抗战前，川盐运销湘楚地区的税赋过重，每载盐本、运费、场岸正税等高达万元以上，而售价所得不足9000元，运商纷纷停运。1935年至1936年上半年，其盐销量已不足正常时期的一半。1939年底，原承运楚岸运销的自流井"钱福湘盐号"结束了楚岸运销业务。此时，刘瀛州与诸子言等组织"运湘盐号"接手承担了几乎全部湘盐运销业务，极大的扩展了销区和市场，为抗战时期刘氏企业更上一层楼打下了新的基础。

抗战爆发以后，自贡盐场因"川盐增产"之令，从1938年开始，大量起复卤井，增加盐灶，提高产量。刘瀛州再一次抓住机遇，大力发展自己的盐业企业。一是利用当时难得的盐贷政策，申请贷款新建炭花灶15连，炭巴附锅12口；二是先后投资黄学周经营起复的金溶井、怡生井、煜涌井，余述怀经营的龙涌井，还同黄象权、袁泽林合伙经营龙潮井、江源井，很好的保障了自己所需卤源；三是先后在泸州、威远、荣昌等地设庄收购煤炭，满足了自身的煎盐所用。1942年，经营势力突显的刘瀛州将"协记灶"锅口和流动资金与合伙人廖茂常按股分开，再将自己股份所得资产，把原址的"协记灶"更名为"新兴制盐厂"，独资经营。

在以上发展的基础上，刘瀛州将自贡盐场传统的井盐制造工艺，与内迁的"久大公司自贡制盐厂"的平锅制盐、以及枝条架、塔炉灶等一系列新工艺进行比较，深感自己的企业生产设备简陋，为增强竞争能力，决定改良传统的生产工艺，新建制盐平锅。最后，在"久大公司"技术支持下，建成了3口制盐平锅。同时，还进行了相应的配套改革。一是采用新法浓缩卤水，修建塔炉灶和枝条架；二是采用电力输水。为此，专门架设了贡井鹅儿沟至韭菜嘴的供电线路，安装马达数台，将牛推卤水和繁重的人挑生产、生活用水改为水泵输水；三是安装输卤枧管。即安装了从张、姚二山到韭菜嘴的枧管，并在途中的寨子岭架设了过河枧，从此不再受洪水季节的影响，保障了盐厂常年的生产需要。

刘瀛州的制盐厂改进生产工艺后，因为平锅制盐耗煤较少，而成本大为降低。同时，产量急增，日产食盐量达4000担以上，仓库存盐常常达五、六万担之多，而成为了自贡盐场大型制盐企业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刘瀛州等人合资的"运湘盐号"，因为抗战期间，在"天上有日本飞机，河里又有自己的水雷"，且盐道不断改变等艰苦条件下，仍然坚持运盐入湘，"保证了大后方的军需民食，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特受到盐务总局的奖励。

"协湘盐号"的产生

刘瀛州经商多年，深知要立于不败之地，则必须多方投资。一是分散风险，再也是为了所投资项目的相互支撑。如此良性循环，那自然是如虎添翼。

同其它有势力的盐商一样，投资金融当然是必选。刘瀛州最先是在自流井的老君庙独资开办了自己的"镒记钱庄"。之后，又陆续向四川建设银行、四川商业银行，以及亚西、谦泰裕和工矿等银行投资。其中以盐商余述怀、侯策名等兴办的四川建设银行和江津人投资的四川商业银行的股本为最多，达法币二亿多元。1948年，刘瀛州又拿出一笔资金与人合伙，新开办了"新兴保险有限公司"，主要承保计湘楚盐载。其间，刘瀛州还先后投资了"乾泰制盐厂"（与贡井余述怀、黄象权、胡铁华等）、锅厂等生产企业。

特别是在抗战胜利以后，淮盐运路畅通，自贡的盐商为了增强其自身竞争能力，纷纷组建新兴的盐业公司，计有"中华盐业公司"、"西南盐业公司"、"四川盐业公司"。当时，"这三大公司为壮大各自势力，都邀约刘瀛州入股"，这时的刘瀛州考虑到这些公司"都与他关系密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业务上的交往，因此，他三个公司全参加了，总投资法币3亿元"。

尽管刘瀛州从事了以上众多投资，但是，他仍然没有放弃盐运之经营。

抗战胜利后，刘瀛州又投资组建了新的"蜀通盐号"，并扩大"运湘盐号"的业务经营。新的"蜀通盐号"专运边计盐；"运湘盐号"专运湘楚盐，同时兼营海盐。为了增强自身经营管理实力，刘瀛州还专门从盐务管理局务色了雷仲武、王智明等专业人员，担任盐运负责人，以强化盐运业务的管理。

四十年代中期，刘瀛州与诸子言和重庆的邓氏家族所拥有的"运湘盐号"，在重庆、宜昌、常德均设有分号，运销淮盐的机构在上海、长沙亦设有分号。为整合资源，提高效率，增强市场竞争力，1947年，"运湘盐号"与江津人夏咏兰等的"协成盐号"合并成为"协湘盐号"，刘瀛州任"协湘盐号"总经理。

抗战胜利后，刘瀛州曾以运湘盐号名义登记认运了10多万担海盐。之后，这些海盐业务皆由"协湘盐号"运销，资料显示，直到解放前夕"协湘盐号"停运为止，武汉、长沙两地尚存有"协湘盐号"承运的海盐4万多担。刘瀛州亦被海盐运销同业誉为四川去海滩运盐的"第一人"。

刘瀛州后来凭着其较大的企业集团和庞大的食盐运销网络，终成为自贡盐场与"侯熊罗罗"四大家族齐名的大盐商。

主要参考资料：

《自流井盐业世家》

《自贡盐业志》

《自贡文史资料》

2018年6月3日.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