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 临江仙,强渡黄河</h1><h1><br></h1><h1>滚滚黄河水涛涛，跃战马逐浪高，</h1><h1>冒着敌人的枪炮，</h1><h1>号角震天啸，人沸马嘶叫……</h1><h1>十万守军关中跑，蒋家王朝飘摇。</h1><h1>不尽咆哮传捷报，</h1><h1>笑看忠魂勇，何人逞英豪？</h1><h1><br></h1><h1><br></h1><p class="ql-block"><br></p> <h1>难忘的历程</h1><h1>一，少年壮志不言愁</h1><h1>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决定中国前途的大决战在中华大地之上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而来，而随之被卷入其中的人们的命运亦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1947年7月19日毛泽东命令：解放军二野第四纵队陈赓，谢富治统一指挥，从晋东南太岳根据地突破阎锡山军队的包围圈，强渡黄河天险，挥师南下，接应从大别山突围的李先念部，在鄂豫陕创建根据地，建立新政权，向驻守陕西的胡宗南发起战略反攻。由此，数万名太行太岳的共军将士开始了背井离乡，陆续踏上南下路的历程。我父亲当年所在的38军117师组成南下先遣团，站在了西线南下的最前列。</h1><p class="ql-block"><br></p> <h1> 我的父亲严敏，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h1> <h1>抗日战争时期我父亲的戎装照。</h1> <h1>1945年我的父亲严敏在太岳军区与士敏县全体区长合影。</h1><p class="ql-block"><br></p> <h1>我的父亲严敏（右前一）南下前</h1><h1>在太岳军区端氏县。</h1><p class="ql-block"><br></p> <h1>先遣团1000多人就是当年的快速部队――骑兵团。虽然突破了晋绥军的包围，围兵却变成了尾随的追兵，黄河对面又面对胡宗南军队的堵截……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一场你死我活的拼杀，在枪林弹雨中，多少战士折戟沉沙，战马受惊坠河！真是；忍看浮尸东流去，黄沙饮马革不还！ 父辈们大无畏的气概从何而来？来自指战员为自己的命运而战，来自为劳苦大众翻身而战的坚强信念，父亲生前回忆此情此景时说，共产党的圣人就是劳苦大众，就是靠着这个圣人，才能外抗日寇，內克强敌。共产党军队的战斗力就是经历过了这种血与火的博杀，九死一生的磨练凝聚而成。 </h1><h1> 强渡黄河天险后，仅剩三百多人的先遣团，由于后续大部队被晋绥军截断未能按原计划渡黄河，实际上成了孤军散勇，只能在胡宗南的国统区再拼命博杀，经过数月跋涉，在1947年底与陈先瑞部在陕南山区汇合，并接应由大别山突围的李先念等人。 根据（洛南县誌）记载；为适应在敌战区建立新政府的需要，我的父亲于1948年5月14日被上级任命洛南第一任共产党的县长，军转政，从一个山西农民的儿子成长为县长，比较那些死于战乱，灾殇的同辈人，他是幸运者，他的幸运，才有了我们严家后人们的新生。1950年我的兄长严海峰，严海云，母亲李风兰先后从山西洪洞这个历史移民的聚集地，迁移到陕西洛南县与父亲团聚，我于1951年8月17日出生在祖籍之外的洛南县。由此，我们一家人从黄河流域的汾河平原迁移到了长江流域的秦岭南坡，随着大军南下的进展，山西干部南下云贵川充实新政权政治“移民”数万人。 </h1><h1> 因此，被共产党解放而改变人生命运的劳苦大众的后代不能数典忘宗，最起码不能忘记领导人民翻身得解放而英勇无畏的那一代最纯真的共产党人。</h1> <h1> 木船是渡河的“战舰”，牵马上木船强渡是先遣团的唯一选择。</h1> <h1> 靠信念、士气、毅力愣是冲跨了胡宗南守军的阻击！</h1> <h1><font color="#ed2308"> 父亲的军功章</font></h1> <h1><br> 2013年，我游览位于商南县境内的（金丝峡）景区时，内有一“李先念藏兵洞”的景点，导游绘声绘色的向游人介绍，1947年李先念曾率兵数万藏兵于此洞……历史的真实情况是，李先念从大别山突围进入陕南仅剩随员几人，为能穿过胡宗南占据的西安城到解放区，我的父亲疏通当地号称“东霸天”的土匪头子李世华将李先念藏匿于他商县麻街的家中，才逃过蒋军的追捕，后绕道西安，平安到达解放区。由于，李世华救李先念有功，民愤极大的土匪头子李世华，解放后，不仅没有被镇压，反而被任命为商洛专员公暑卫生局副局长。“文革”中包庇重用大土匪头子成了我父亲的一大“罪状”，被勒令向群众交待！事出无奈，我父亲的交代材料，他口述我执笔，才道出原委。对李世华的宽大，安排，是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救先念对革命有功，适当安排工作的指示办理的。<br> </h1> <h1> 当时在胡宗南战区，共产党夺取新政权的第一任县长的首要任务是夺取基层区，乡，镇的政权，消灭敌对势力，镇压反革命。据父亲回忆，那时候当共产党的官很容易，攻克一个区公所，无人可用，指着随身的警卫员,通讯员就地火线任命为区长,镇长，但一旦当了共产党的官，人身安全危险倍增。因此，身在敌占区的共党干部防卫意识非常强。我记事时，父亲到商洛后，时常到所辖县区，乡，镇，现在叫出差，那时叫下乡，到不通公路的地方只能是骑马挎枪前往，随员多人，那时叫艰苦，现代人叫耍“酷”。我记得我们家驻商县南街商洛专员公署家属院时，家门口全天候有武装警卫站岗。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洛南全境解放，藏匿在秦岭大山中胡宗南残部的反扑一直时断时续延续多年，因此我父亲的两只配枪一直到文革才上缴。</h1> <h1> 我出生后，母亲身体虚弱没有奶水，我从小认养一位刘姓的奶妈。奶妈家在洛南县城南县河对面的隍城庙村。庙内有一清澈见底的泉池，也是全村人的饮用水源。庙前有一棵苍天大树，遮阳避日给庙门搭了一顶天然的大伞，酷夏日尤为清凉。奶妈的房子沿街铺面，门前摆张茶几，几个小凳，几杯竹叶凉茶，放点儿糖精就是冰糖泉水，都是一分钱一碗，酷夏时期，路过行人，歇歇脚喝口凉茶很是惬意。奶妈的女儿刘宝荣，儿子刘宝龄，都比我年长，出她家的后门就是猪圈，圈旁边的小路直接上屋外面的馒头山。那真是一个“林莺啼语石屋外，青草池塘听蛙声”人间幻境。我时常背着小背篓跟宝荣上山割猪草，夏天跟宝龄到山下的县河去“打江水”游泳。那时县河没有桥，水浅处踩着一块块垫脚石就过去了，遇到深水处，把衣服顶上头，涉水过河。1957年夏天，为回奶妈的家，我从商洛曾经独自一人步行30多里路沿丹江而上前往洛南县奶妈的家，娃小不懂事，错把丹江当县河！为此还导致了商洛全城的大搜救。真是，少年不知愁滋味，不畏艰险寻仙景。我六十年前，就萌发了向往田园生活的愿望。</h1><p class="ql-block"><br></p> <h1><font color="#ed2308"> 洛南解放后正式登记持枪证。</font></h1>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20px;"> 上个世纪我幼儿时居住的洛南县隍城庙村乳娘家。</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20px;"> 乳娘家的后门可以直接通往屋外的馒头山。</span></p> <h1><font color="#ed2308"> 1953 父亲调商雒专员公署的徽章。</font></h1>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20px;"> 洛南县县河的上游。</span></p> <h1><font color="#ed2308"> 山里娃的“打江水”，城里人叫“沐浴”。</font></h1> <h1>1953年中共洛南县委全体干部欢送我的父亲（县委书记）上调商洛地委敌工部合影留念，照片前排中是母亲与怀抱中的我，是年我两岁。</h1> <h1>1953年我父亲（手抱不到两岁的我）在洛南县委，与后任县委书记冯培智，也是山西南下干部（左三），县长张东（左一）合影</h1> <h1> 1955年我与父母，嫂子刘玉莲、弟严海龙在商洛合影。</h1><p><br></p> <h3>1955年的我</h3>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1957年我6岁，弟弟3岁在商洛专暑机关幼儿园，嫂子刘玉莲是幼儿教师。</span></p> <h1>1956年在商洛与父母亲,兄严海云，嫂刘玉莲,弟弟严海龙合影</h1> <h1> 53年后的2019年，我的兄严海云，嫂刘玉莲在沈阳安度幸福的老年生活。</h1> <h1>1957年在商洛与父亲，弟弟海龙，侄儿红彦合影</h1> <h1>1964年我家在陕西全体成员的全家福</h1> <h1> 商洛是公元前256年建制的一座古城。曾称为上雒,商州，公元前340年成为秦王赐予商鞅的封地。也是李自成穷兵犊武之地。</h1><h1> 我的少年时代，是受商洛的青山绿水的泽被，終生难以忘怀。家所住的上寺坡，原为商洛书院，四进院落，大部分建筑都古香古色，院中十几棵百年苍柏挺拔苍劲，院门前有一棵四人合围的苍天大树，不幸当年被专暑总务科砍伐。70年代初，上寺坡被军代表当政时夷为平地，酿成了千年古城无文物巨大遗憾！</h1> <h1> 当年的商中校门前有条龙渠自西向东而流，经过地委专员公署大院。我们住大院的学生每天沿龙渠徒步去上学，其间都是大片庄稼地，秋冬天短黄昏早，放学不时在玉米地里遇见觅食之狼，不像现在只能在动物园相见了。</h1><h1> 我读商中的几年，特别是农村住校的学生，生活之清苦，现在的孩子实在无法想象……学生到校自带口粮，每顿排队打饭一个样，大铁锅旁饭盆响，苞谷面野菜稀糊汤，几千学生无人胖，饥肠辘辘走路恍。</h1><h1> </h1><h1> </h1><p class="ql-block"><br></p> <h1> 民国二十五年，公元一九三六年的商县中学。</h1> <h1> 我就读的小学是陕西师范学院附属小学，是当地最好小学。我印象最深的事，我所在班班主任陈淑华对学生非常严厉，一次罚我站在她的宿舍半天，我用小刀割破她的鞋泄气。</h1><h1> 小学生最难熬的是冬天，家长为孩子用旧罐头盒栓两根铁丝，盒子里木炭灰垫底，放几根燃烧的木炭做成“小火炉”，早晨通往学校的马路上，三五成群的“学娃娃”，个个抡着迎风火红的自制火炉上学堂，竟然成了马路上一景！上课时放在课桌下的小火炉是唯一的取暖“设备”，就这，小孩子们的手脚大都有冻疮！那时的学校教室是“純镂空门窗”，采用“零耗电照明技术” ，一年级时，小学生要自带一高低的木凳子，高凳为桌，低凳就坐，是实实在在的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头！照明要学生自带用煤油、松子油自制的“台灯”，一到冬天，学生个个都经受着桌上烟薰，桌下火烤艰苦学习环境的磨练，所以老三届学生的吃苦耐劳是从小造就而成。现在北京的小学教室，冬有暖气夏送凉，投影“黑板”，多亮堂！这就是三代人的变迁！</h1><h1> 我上的商洛中学，追溯前身是500多年前明朝嘉靖年间的商山书院，是老牌学校，1952年自然被列为陕西八所重点中学之一。我们在校的书记，王效时，是1926年参加过北伐战争的老共产党，资格老，脾气烈，别说学生怕他，教职员工见到他，都避之不及。每早到校第一课，全校几千学生统一出操，列队，走步，跑步，体育教师丁志杰虽已声嘶力竭，学生脚步总是错落无序，，王书记大吼，丁志杰靠边站，全体听我口令，齐步走，一，二，三，四！千人划一，铿锵有力。不是指挥有方，而是有威力！操演后又站在石头乒乓球台上训教，声称，我是快六十岁的人了，现在还是双手探地腿不弯，平衡木上行走腿不颤……你们年轻娃娃，出早操带口罩，围巾包头成何体统？以后发现，不要来上学！自那以后，再冷的冬天，没有包头捂脸出操的师生。成年以后，虽然我的生活地域越来越往北方，但一直没有穿绵衣裤，带口罩，围围巾的习惯。真可谓严师吼一声，影响我一生！</h1><p class="ql-block"><br></p> <h1> 1966年商中也开始了大串联。第一次是按“中央文革”的通知，全国中学生按10%推选赴京代表，本班有王贵怀，陈元生，冯玉蓝，李英和我作为50人的代表参加了毛泽东第六，七，八次的检阅活动。我们是第一次走出商洛山的孩子，在五十多年前就亲身感受到，世界真美好，抓紧时间跑！这张照片，是我们从北京直接到重庆，在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前的合影。</h1><h1> 第二次，学习红军两万五，革命串联改徒步。66年冬，我和同班同学王贵怀，还有一人想不起来了。三个人的“长征队”，身背被褥插杆旗，商洛――延安一千一百里。现在从商洛到西安，穿遂道，开车走高速，一个小时目的地，当时就得爬弯道翻秦岭，三百华里三天整。脚底磨泡浑身疼！从西安出发不到三原县，三人团队变单干，好在徒步学生沿途见，逢县都设接待站。其中一天，为抄近路，脱离了公路走农田，没水没饭身胆寒，怀揣干粮不敢咽，何时才见接待站？天很晚了，才进了富县县城。富县实在与富不相干，土胚城墙，土胚民房，城里仅有的一条不足1.5米宽，坑洼不平的土路，学生接待站就在街边一间土胚房，房内无床无炕，席地一捆草，展开就是床。打盆热水泡泡脚，脚破腿肿血粘袜子……煤油灯下疗脚伤，寒冬腊月宿地上，孤雁离群多惆怅，少年思母泪两行！</h1><h1> 第三次，与同院的张建忠，刘洛霞，刘延洛等一行六个孩子，一路徒步南下，经丹凤，商南，入河南省西峡，南阳再入湖北襄樊，到武汉……九江。到韶山，上井冈山，直下睦南关到越南。要没有停止“大串联”的通知，真是千山万水只等闲！</h1><h1> 虽然是串联，一群十来岁的中学生所见的世面，经受的磨练，绝对是和平年代难得的社会实践，也是老三届毕生难忘的特殊经历。</h1><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陈寿益，是我们孩提时眼中有趣的老辈人。文革前期，常邀我们几个孩子们到他办公室作客。陈识字不多，戴个助听器，外号“陈聋子”，虽然是商洛地委的工交部长、监委副书记，似乎不经常上班。文革期间，逢官必批，正常工作的当权派被批斗个遍，造反派想起来这位常年病休的官。没想到这位先辈对文革太不理解，当他被机关的造反派簇拥带上行暑礼堂的舞台上，我们几个孩子们也随他到会场。开始他还挺配合，坐个条凳，虽然是大字不识的“大老粗”干部，但也手拿纸笔 ，以示“诚恳”的态度。当会场群众高呼，打到“走资本主义当权派”陈寿益！打倒“三反分子陈寿益”！的口号“烘场”启动时，寿益老先生拍案而起，率掉手中的纸笔而走向发言的麦克，振臂高呼，我是反革命？周寿娃（商洛解放前著名的土匪头子）是我直接枪毙的，我能是反革命？谁敢打倒我，我就打倒谁。参加批斗会的群众倒被批判对象的异常举动搞了个猝不及防，会场瞬间的凝静……当主持人再次领呼“打倒陈寿益！”，随之而听到的是同在台上那位瘦小老头振臂高呼着“谁打倒我就打倒谁！”激昂的回敬。批斗大会还没轮到群众代表上台发言，无奈只能不了了之。真可谓，革命群众遇见“兵”，也是照样“有理”说不清！</span></p> <h1>1966年我们少年足球队几位发小，。左前一我的同班同学陈元生；右前一王晓岐；中间是我；左后一张丹江；右后一我的同班同学刘小峰，他是随他的父亲刘华峰奉调回京前的临别留影。1983年在人民大会堂的“张海迪报告会”上再见到主席台就坐的中央直属机关党工委书记刘华峰，才又联系上了十几年前的中学同学刘小峰。</h1> <h1> 1967年由民众捐款建造的毛泽东像座落在商县城北门外的广场，父亲为此捐款400元。</h1> <h1> 13年后，1979年夏，刘小峰（左一）、严海潮（左二）、王晓歧（左三）、陈元生（左四）有缘在我北京的家中欢聚。当年我的家在海军第三研究院为我分配的位于北京和平里的结婚新居，一间平房，照片中的折叠桌椅、书架都是凭结婚证才能购物的稀罕家具。</h1> <h1> 1988年，我的“发小”，西安市公安局的王晓歧在北京和平里我的家中看望我的父亲。</h1> <h1> 2006年，我的发小乔振杰，张丹江陪我游览武则天陵园。</h1> <h1> 2017年4月，商中初六七甲班的同学毕业50年后首次在陕西商洛市聚会！当年用饭盆盛稀糊汤的学生娃今日也走进了大饭店的店堂。</h1> <h1> 2018年8月25日我们就读于陕西商洛中学初六七级甲班的同学在纪念上山下乡五十周年后再相逢。</h1> <h1> 参加“上山下乡50周年”初六七级同学的合影。</h1> <h1> 参加2018年“上山下乡50周年”纪念活动的部分“上寺坡发小们”的唯一一次留念。</h1> <h1> 2018年8月27日五十多年前商洛“上寺坡”的发小在西安相聚。</h1> <h1> 我们少年时代的家园――商洛上寺坡，现在建成了红军广场，这处宅院唤起我对旧时生长环境的幻影。</h1> <h1> 商洛烈士陵园，埋葬着一批为商洛的解放而献身的先烈志士，供后人敬仰祭拜。门口是我们少年时每天闻鸡起舞的地方。</h1> <h1> 商洛休干所，我们少年时的父辈们大都在此安度晚年。彭真文革中也在此居住，经历过难忘的岁月。</h1> <h1> 2013年阔别商洛四十多年的严家三代人在原地区专员公署机关大门旧址合影，心潮澎湃，感慨万千！</h1> <h1> “发小”王晓歧陪我们故地重游，思绪万千！</h1> <h1>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田马不前？</h1> <h1>当年出山绕三天，今日高速一时还。</h1> <h1>商州书院忆童年，上寺坡里走泥丸。</h1> <h1>黑龙口的豆腐干，杨峪河的柿子甜。</h1> <h1>香喷喷的榆芊饭，稠糊糊的糊汤面，</h1> <h1>南岭野林蝈蝈叫，莲池叶下鱼成串，</h1> <h1>千顷绿波妆青山，百只野鹤水中溅，</h1> <h1>阅尽人间七十年，难忘商州儿时欢。</h1> <h1>只叹不见丹江浪，犹喜涓涓送客船，</h1> <h1>一江甘泉送北京，饮水思源心更甜。</h1> <h1> 上世纪五十年代只能骑马走山路抵达的位于大巴山中的商洛镇安县，现在也成为了特色旅游景区。</h1> <h1><font color="#010101"> 我商中校友，上寺坡的“发小”陈再生（右二）1982年在共青团全国第十一代大会与我再相见时的商洛团地委书记，一步一个脚印，县长，书记，商洛专员，书记，成为家乡的“父母官”。1988年任商洛地区专员在京开会入住空军招待所，为每晚房费60元而彻夜难眠，总想着商洛还有人吃不上饭，自己却开会“高消费”而不安。他先为民，作好人，办好事，再做好官的座右铭深得民众拥戴！一直到省人大副主任换届退休。</font></h1> <h1> 当年上寺坡的发小如今个个发已斑，人已老，但情义笃深！</h1> <h1> 小时不识月，空望金凤山，</h1><h1> 雄秦擎今古，秀楚绘家园。</h1><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一个甲子后回望商洛，那是，幽幽商山匿仙境，盈盈洛水诞尘间。</span></p> <h1> 踏遍五洲路，再赏秦巴川，</h1><h1> 静影揺波月，故乡月最圆。</h1><p><br></p> <h1> 菩萨蛮.望商州</h1><h1>秦岭南坡丹江水，商鞅子孙多少辈？</h1><h1>西北望长安，层叠几重山？</h1><h1>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h1><h1>离别三千里，思乡魂难断。</h1><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