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本无诗

一壶老酒

我心本无诗，却一辈子和诗纠缠。

一九六八年，被文化大革命“破”（四旧）得瘫痪了两年的学校，开始“复课闹革命”。土店小学“戴帽”，办起了初中班。

考试后发榜那天，要捡煤炭，我没去看榜，叫邻居同学帮忙看一下。

中午，邻居同学回来说，我成了孙山后面那一位－－备取生。

备取生一共俩位，另一位家庭成分是地主。

娘不服气。

第二天一大早，天上下着雨。娘戴起斗笠，披上蓑衣，到太平寺小学去讨说法。

那时，童玉琴校长、詹栋梁主任已被打翻在地，并且踏上了千万只脚。“三结合”进入“土店公社招生领导小组”的，是“革命不能温良恭俭让”的造反派y老师。

从家到太平寺，要翻耳子山、越长山岭，七里崎岖。

娘找到两年前我的班主任田正荣。田老师把娘拉到一边:“你娃儿的考试成绩是全公社第一，但由于家庭问题……这样吧，你去找公社革委会的某主任，看有没有希望。”

从太平寺到公社又是几里泥泞。

娘见到那位主任，他又把皮球踢回了学校:“我们是根据学校的政审定的。你有啥子问题，去找学校”。

娘无奈，跌跌撞撞，又赶回学校。

几经周折，娘就有些控制不住情绪了。她质问那位手中攥着我命运的y老师:“我们是地主富农吗？我的娃儿咋子就是备取生了？”

y老师一脸轻蔑:“你们家虽然不是地主富农，但也和地主富农没有区别。”

娘的嘴唇有些发抖:“你凭啥子把我们当成地主富农？”

y老师恼羞成怒，手指到了娘的鼻梁上:“凭啥子，你不清楚吗？不务正业，投机倒把。你晓不晓得刘少奇、邓小平是因为啥子被打倒的吗？就是鼓动你们这些人搞“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四大自由”（在农村，允许农民有借贷、租佃、雇工和贸易的自由），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的个妈，不就是一个背篼一杆秤，炒了几斤花生卖吗？养家糊口，至于吗？）

暮色苍茫时，我站在屋檐下，望娘回来，心中忐忑不安。

当看到娘从坡上下来时，我木起了。

一天奔波，又冷又饿。娘散乱的头发下，脸色苍白。雨水顺着蓑衣往下流，湿透了娘的全身。绑在双脚上防滑的谷草绳，走脱了一只。两条裤腿糊满了稀泥巴……

娘跨进屋檐，有气无力地说:“老幺啊，这个书怕是读不成了。”

父亲没有言语，叼在嘴里的叶子烟忘记了“吧嗒”。

我望着对面烟雨朦胧的石关门，心中绝望地悲鸣:天啦，你怎么把我上学的门关了哇！

开学了。

站在家门口，就能看到同学们背着书包，提起午饭，三三两两去土店子上学。傍晚时分，总忍不住朝他们放学归来的路上张望。可当他们真的出现时，又会立即扭头走开……

开校没几天，邻居同学带回学校的口信，说有一个学生没来，我因“备”获“取”了。

我没有去。

那一年，我天天背起苑篼背篼，去二井和煤炭打交道。

那一年，在我的记忆中，一片空白。

天不灭我。

一九六九年秋，土店子把离黄荆沟近的学生划给了黄镇中学。这个消息是父亲从茶馆带回来的。

娘对我说:“老幺，天天这样子捡煤炭不是个经，还是去读书。”

我巴不得。

一个转身，一个世界。娘叫我从辍学路上转身那一刻，她把一个崭新的世界给了我。

开校的头一天下午，娘给我一角钱:“明天开堂，今天下午就不去捡煤炭了。在罗待诏那里去剪个脑壳，到二井洗个澡，好换衣裳。”我心花怒放。手里捏着那一角钱，一边答应“晓得了”，一边都已经跑到了坎底下。

经过马路上罗待诏的理发店，我没有进去，一口气到了矿上操场坝上去那家理发店。

为啥子舍近求远呢？你不晓得，罗待诏那里是一角钱，矿上只要五分。

舒舒气气地理了发、洗了澡，又用“赚”到的五分钱，到镇公所旁边李二娘的文具店，买了一支圆珠笔芯。开校的准备嘛，就这样了。

那天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想到明天去学校，该怎样和那些同学打招呼、他们会怎样看我、会是哪些老师教我们……迷迷糊糊，二井的汽哨就响五点了。

上学真好！

走在路上，天是瓦蓝的，小河沟的水是清亮的，就连小火车的叫声，往天刺耳，今天也悠扬。

教我们语文的是童绍光老师。他是黄镇学校所有学生心目中的“男神”。他的言行举止、穿着发型，时刻向你展示着“老师”的风范。他走进教室的气质，就能压住课堂的躁动。

但数学老师就不一样了。

刚开始教我们数学的是一位姓朱的女老师。她对有理数是剪不断，理还乱。

一个星期后，换成姓欧的女老师。二者在教学上难分伯仲。对有理数“加负等于减正，减负等于加正”的绕口令，舌头太大，捋不清。虽然当时的学生，大都怀揣“不学abc，照样干革命”的信念，混着“挂羊头卖狗肉”的日子，但毕竟有那么几根“资本主义的苗”，常常拿到弄不懂的问题去求解惑。欧老师先是敷衍，情急了，就开黄腔:“哎呀，你八子来问我嘛！

为了不误人子弟，学校临阵换帅，孙义彬老师也就临危受命。他上学期只教我们数学，下学期就语文、数学一肩挑了。

为了生计，读书和捡煤炭都是我的“主业”。父母从不会问你今天有没有作业，问得最多的是“今天下午啥子课”。如果是体育、唱歌或劳动课，那你就不要去了，捡煤炭去吧。

我从来没有做过家庭作业。

确切地说，是从来没有正二八经地、坐下来、做过家庭作业。

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如果是数学，就把题目记到心头，在捡煤炭的间歇，用刨沙车的“爪子”在地上演算，第二天告诉老师答案。

恼火的是作文。头天布置，第二天交。不做，于心不甘。要做，不光是没有时间，连草稿纸都没有。（那时穷得呀，唉！没有草稿纸，数学的竖式都是在课桌或手心上完成。手心不够，手背也上。偶尔捡到一个烟盒，把它夹在书里，不到考试等关键时候，舍不得用。）每次拿到作文题，我都是一边捡煤炭一边打腹稿，上床后再反复想几遍。第二天课间休息时，写在作文本上交上去。

这样做，一是草稿装在脑壳头太折磨人，二是第二天写出来，要占两三节课间休息时间。

一次，《农业基础》课刚刚学了雨的形成，孙老师活学活用，出了一道作文题《雨》。那阵我正看《水浒传》，心想把作文写成文言文，不是更省事吗？于是，第二天我交上去的作文是这样写的:

雨者，由无数蒸汽颗粒凝聚而成也。夏日，雨之将至，乃不为人之所测。或昼、或夜，天空似炭之乌云蚁聚，顷刻即暴雨倾盆……

孙老师阅后的批语是:语言精炼，层次清晰。但我们学古文的目的，不是要我们去写束缚我们头脑的文言文章……

从那以后，再不敢自作聪明。

在学习了毛主席的几首诗词后，我突然想到，何不把作文写成诗，这样，至少有三大好处:

思考的时候省心，一句一句地凑，凑够就ok；

就那么几十个字，不用晚上在床上死泛白眼地背；

第二天在学校，三下五除二就搞定，不会耽搁跑猫儿的时间。

第一次用诗词完成的作文，是庆祝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交上去以后，内心很忐忑，不知道孙老师怎么评，会不会打转来。孙老师走进教室，就目不转睛地看着他，想从与他的眼神交流中，看出点蛛丝马迹。

整堂课一切正常。

下午放学，和他一路，他说他看了我的作文，“很好”！

真的呀－－我有点不相信。

“很好”二字，给了我无限的信心和力量。

第二次，是学校组织看了样板戏《红灯记》的作文:《唱起国际歌的时候》。

孙老师在课堂上评讲了它。这次评讲，对我一生的影响，不是他的表扬，而是他的肯定。

在此，拜托各位行家，对我当时的作品，别用诗词严苛的标准来批判它，不然，它会体无完肤。

(顺便说一句，那位将我“备取”的y老师，后来也来到了黄镇中学，虽从未教过我，却视我为眼中钉，老拿我“走白专道路”说事儿。吓得我连参加红卫兵的申请都不敢写。既怕他一票否决，又怕给孙老师增添烦恼。对于y老师，我从未诅咒过他。当年是没有胆量，现在是没有必要。在人生舞台上，他就那样一角色。)

初中毕业后，当农民、上大学、进工厂、写县志，诗于我的三大优点，没有了价值。但陋习已成，还是会时不时无病呻吟，胡诌几句。

二零一三年，经不住朋友的撺掇，参加了县诗词学会。原想在这个诗词的大熔炉中，能白着进去，红着出来，铸就诗魂。然毕竟木已老朽，不堪雕琢。

终不忍看着高雅的诗词沦落到与我等下里巴人为伍的地步，于是，做一回“俊杰”，退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