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川县大豆舖中学1978级师生联谊会

八福九果

老师

同学

小学

当时

我们

知识青年

赵鹏

初中

作文

张老师

纪念册之四（诗文篇）

《初中纪事》

四十年前的1978年，我进入大豆舖中学上初二。四十载光阴岁月，如白驹过隙般一闪而过。许多当年的同学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在我们入学四十周年之际，搞一次师生聚会，追忆逝去的青春年华，感恩目前的幸福生活。这一提议，得到绝大多数师生的积极响应，加之微信手段的即时性和普及性，很快就取得联系并达成共识。有同学还提议，请师生们在可能的情况下，提供一些照片，撰写一些回忆性或感想性的文字，做成一个纪念册，应当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这几天，我努力回顾和梳理自己在初中两年时光中的生活和学习片断，并将一些点点滴滴的小事情记录下来。在我们生活圈子之外的人看来，这些事情也许就是一些婆婆妈妈的琐事；但对于我们这些当年的亲历者来说，未尝不是一串值得呵护与保存的珍珠。

全乡统一升学考试

我的小学生活分为两个阶段，安字号小学和三道巷小学。大安字号村是我的出身地，也是“文革”前后安字号公社的所在地，“文革”结束后公社迁到了可镇的河边。与大安字号一河之隔的小安字号村是安字号大队和小学的所在地，我父亲当时是学校校长。我上小学的年龄是八周岁，于1972年入学，那时的学制是春季开学。记得我因为住姥姥家而延误一个星期才入学，拉下的功课不会，急得直哭。上小学三年级的姐姐帮我补了一个星期的课，逐渐也就跟上了。1975年秋天，父亲因工作调动而到车舖公社三道巷小学任教。对于父亲来说，三道巷小学不仅不陌生，而且是他于五十年代刚参加工作时的第一站，因此这次工作调动也算是重回故地。对我而言，则完全是一个陌生的环境，村里的人不认识，老师不认识，同学不认识。插班进入三年级，从此与同村的赵鹏成为了同学，我们后来一直同学到高中毕业，是名副其实的“发小”，只是在六年级时，由于他父亲工作调动，他于1978年春季转到了大豆舖中学，秋天我们就又在一起了。因此，我的同学中，从小学到高中连续在一起的，惟赵鹏一人，我们彼此都十分珍惜这种缘分，纯真的友情一直持续到现在。第二年升到四年级，三道巷大队当村小学的学生也来三道巷上学了，在该小学上学的侯伟也成了我与赵鹏的同学。大概是小学二年级时，国家进行学制改革，由春季入学改为秋季入学，因此所有的在校生都留级半年，上课也只是复习旧课程，没有学习新的内容。可是，我们这些小学生并不理解这种变化，在作业本的封皮上仍然写“三年级”，这也算是小学阶段的一个花絮吧。当时的小学还是五年制，我们因学制改革而实际在小学念了五年半。升入六年级后，算是初中一年级了，按道理应该到大豆舖中学上学了。但由于当时中学的教学设施不足，各大队学校都要求办初一班，因此，我们上初一时仍然在原小学。这样，我在三道巷小学上完六年级（赵鹏上了半学期），然后参加全乡统一组织的升学考试，从初二开始，在大豆舖中学度过两年的初中求学时光。我之所以回溯这段小学的经历，就是为了引出赵鹏和侯伟这两位与我一起度过小学和初中时光的同学。

在这次升学考试之前，还有一段插曲。那时刚刚粉碎“四人帮”不久，全国的形势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其中有两个标志性的事件。一个是知识青年回城潮，另一个就是从1977年秋季恢复高考。

知识青年是影响我一生的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一个特殊群体。文化大革命最先是于1966年在北京等大城市搞起来的，毛泽东于1968年号召城市里的知识青年（就是后来俗称的“老三届”，指1966—1968年的初中和高中应届毕业生）到农村插队落户，当时有两段很有名的毛主席语录，一段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另一段是“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后一段话被改造成“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标语口号。

实际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行为，并不是始于“文革”，而是从50年代就开始了。1956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写道：“城市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这是党和政府文件中第一次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概念，也成为了知青上山下乡的标志。胡耀邦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时的江西“共青城”，就是上海知青到江西插队落户的一个典型。到了“文革”后期，这种运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我当时在大安字号村，我们家旁边是我奶奶的弟弟（我称呼他为大老爷）的院子里有一间顶多十平方米的空闲房子，为当时插队落户的北京和天津来的知识青年办了一个图书室。说是图书室，其实也没有多少书，只是这些知识青年们把自己带来的书籍捐出一部分，队里出了一点钱又买了一部分图书。当时除了十几个知青外，村里也有十几个高中和初中的毕业生回到村里，他们每天晚上就来到这个图书室搞一些活动，大多数时间是开会，念报纸，有时候讲故事。我那时是小学二年级，已经有了读书的欲望。大人们不允许小孩子进来，但由于是我大老爷家的院子，我总是千方百计地“混”进去，听他们讲故事，也偷偷地翻阅架子上的书籍。正是在这间小得不能再小的图书室里，完成了我对书籍宗教般的虔诚洗礼，从此打下了我一生与书为伴的生活习惯，我的书房命名为“至乐斋”，就是取义于“至乐无如读书”，微信流行之后，我把微信号取名为“至乐斋主人”。我们家从安字号村搬到三道巷村后，住的就是知识青年当初极盛时住过的房子。我读的第一本小说是《闪闪的红星》，第二本是《高玉宝》，第三本是《敌后武工队》，从此就一发不可收拾，凡是能够找到的书，我都千方百计找来读。不管是什么书，只要开卷就会有益。除了小说，只要能找到的书，都会列入阅读的范围。那个年代有一本小红书《毛泽东诗词十九首》，我都可以背诵。小学四年级时，我与赵鹏还通读过当时新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而且比赛谁最先读完。那时可真是一字一句地读啊！现在想起来，真是一件有趣味的事情。

上初二时，有一次曾经与村里的几位城市知青和回乡知青统计我读过的书，大概有二百多本。记得当时另一位同学范亮的大哥范金（他当时在内蒙古知青办公室工作，后来从人事厅领导岗位上退休）从呼市带回一部多卷本的《大刀记》小说，我软磨硬泡地借来阅读，创造过一个晚上读完一本书的记录，当然不是逐字逐句地读，而是一目数行、走马观花式地看故事情节。姚雪垠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也是范金大哥带回来的，我也是那时候读完的。那一年正好是秋收，白天在地里拔麦子，晚上到张茂老师的小舅子赵满福大哥的小房子里蹭住，为的是可以有读书的机会。那个时候，他一个人住在西晾房里，为的是有一个安静的环境，以准备高考。他也欢迎我去住，我俩有时还可以讨论一些问题，尤其是我拿他的课本测验他一些历史和地理方面的知识点，他感觉对他也有帮助。有一次夜里读书太晚了，第二天早上满福哥有意识没有叫醒我，他自己起来下地去了，结果我一觉睡到九点多了。我父亲气势汹汹地来找我，我那次虽然没有挨凑，但挨一顿臭骂是免不了的。当天，我父亲就勒令我回家里住，不允许我再在外面蹭住了。要知道，那时参加集体劳动，尤其是秋收期间，半天不下地，那可是少挣不少工分啊。因此，我那次的半天“旷工”，可不是一件小事情。

那些从大城市里来到我们这种穷乡僻壤的知识青年，对于他们个人而言，吃了很多苦，后来的事实证明也确实浪费了他们个人的青春年华。但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正是由于他们把大城市的现代文明带到我们这样的偏远地区，才使我从小就知道北京、天津和上海，知道书里有那么多好玩的事情，看到他们能写会说，肚子里装着那么多的学问，心里生出许多羡慕和崇拜，憧憬着有朝一日可以翻越南面的大青山，到外面更广阔的地方看一看。说起来也是奇怪，知青们从大城市来到我们这个小地方，认为是来到了“广阔天地”，准备“大有作为”一番的，而对于我来说，他们原来的地方才是更大的“广阔天地”。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此话真是不假。不管怎么说，这些知识青年是我走向人生另一条道路的启蒙者，也可以说是向导。有一次，我与我的大舅谈起“文革”后期一些所谓“伤痕文学”所表达的情调，就是知青为自己的不幸遭遇述冤、述怨、述苦，我当时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知识青年来我们这里生活了几年，就感觉自己受了天大的委曲，我们祖祖辈辈就在这里生根发芽，难道就是天生应该的？”其实，我说这话也是一种牢骚，同时也是一种不自信、不豁达。我大舅就比我豁达得多，他说：“人家十几岁的小孩子，远离父母来到我们这里，确实是受了苦，我们则是习惯了这种生活，不能类比。”仔细想一想，也确实是这么一个道理。人们常说“生在福中不知福”，其实反过来也是一样的，生在苦中也不觉得苦了。我在后面回顾初中生活中的一些生活细节，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一种苦，但当时并未觉得那是一种苦，而是认为那就是我们当时真实的生活，换句话说，生活本来就应该是那个样子的。

与高考同时发生的一件事，就是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一文所产生的轰动效应。文章的主人公、数学家陈景润是当时许许多多青年的偶像，也是很多人喜欢上数学的直接动力。那时，除了陈景润，还有他的老师华罗庚先生的事迹也在全国传播，华罗庚先生当时正在推广他的研究成果《优选法》和《统筹法》。全国上下掀起一股“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热潮，其中在学校里的行动就是举办各级各类数学竞赛。我们上六年级时，大豆舖中学也举办了一次数学竞赛，三道巷小学抽出几位学习好的同学（有没有赵鹏，我不记得了），由当时的数学老师刘杰（我们初中同学刘栋的哥哥）进行特殊辅导，几乎每天都要做一张刘老师出的考试模拟卷。正式考试题并不是特殊的难，但我的成绩不好，没有取得名次，说起原因也很好笑，我把推导的过程都写在了草稿纸上，只把结果写在了试卷上。这次考试成绩不理想，对我造成了很大的刺激，回家后还哭了一鼻子。从此后，我就立志要好好学习，争取用好的成绩洗涮这次的“耻辱”。

说起《哥德巴赫猜想》和数学热潮，对我而言还有一个“副产品”，那就是我可以看到一本专门的数学学术刊物《数学》杂志。我父亲当时接替王瑞老师担任三道巷小学的校长，当时学校还有一点经费，可以为老师们订几样杂志和报纸，我父亲大概是为了激发老师和学生对数学的爱好，于是就订了那本学术刊物，而且还拿回家让我看看。实际上，不论是老师还是学生，没有一个人可以看得懂上面刊登的任何一篇文章。现在回想起来，我父亲订《数学》刊物这件事情，简直是一个天大的笑话，同时也是一个有意思的花絮。

老师们

1978年9月，我们这些同学就汇集在一起，成为大豆舖中学的初二年级学生了。关于分班的情况，最近有老师和同学都在回忆，因为是四十年前的事情了，大家的记忆有差别，这也是正常的。根据我的记忆，学校对班级的编号是逐年接龙的方式，每届基本上是两个班，轮到我们这一届，编号就是十六班和十七班，我在十七班，班主任是张亮老师。我前面提到的侯伟同学，不知什么原因，他入学的时间晚了，是后来插班进来的。记得他问我，该到哪个班，后来他自己选了十六班。初二下半年，为了提高升学率，两个班按照成绩重新分班，一个快班、一个慢班。我的三舅与我是十七班的同学，但他的学习成绩不是太好，张茂老师还问过我：“你三舅想去哪个班？”其实，我当时并不愿意与他在一个班里，因为他的学习成绩不太好，我感觉脸上无光，于是我回答张老师：“根据他的成绩分班就可以了。”就这样，我们甥舅俩就分到两个班了。当时快班的班长是陈志深（他原来就是十六班的班长），我是班副，刘栋是学习委员。我记得有一位老师还问过我：“你们班谁坐第一把交椅啊？”到了初三下半年，是否又分过一次班，我就没有什么记忆了，只是记得班主任由师贵成老师变成了张茂老师。这一点，张老师的回忆也证实了，他与王玉成两位老师每人每年带一个毕业班。那时候全部身心都集中在准备中考，对许多事情的关注程度下降了，在记忆的储存器里没有多少位置了。

上初中的学习生活是紧张的，同时也是活泼而有趣的。那时候，不论是老师还是学生，似乎都有一股奋发向上的激情。至少从我来说，那时已经有了目标，就是将来一定要考上大学，成为一名像陈景润那样的科学家。1979年，我们村里的回乡知青王雪峰当时在三道巷小学当民办老师，考上了北京大学法律系。王老师于1977年、1978年两年报考理工科，但没有考取；第三年改报文科，结果考上了北京大学。这件事情在当时的武川县，也是一件具有轰动效应的事情，对我本人的触动那就更大了，从那时起，我的学习主动性似乎更加强烈了。当然，除了王雪峰老师考上大学这件事情外，我们的各位任课老师对我的鼓励，也是起到了其他因素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中初中同学陈志深的二哥考上了河北地质学院（地址在河北宣化）一事，对我也起到了很大的激励作用。记得陈志深每次谈起他哥考上大学一事，显得很自豪，说“全国只有三所这样的地质大学”。后来，赵鹏考上了成都地质学院，另外一所大概是武汉地质学院。我当时学习刻苦到什么程度？那时由于没有闹钟，晚上喝了水不敢上厕所，第二天黎明时分由尿憋醒。我三舅有一次提醒我，小心憋坏身体。有一次凌晨五点钟尿憋醒了，干脆起来到教室学习吧。我刚坐下，点着了灯，准备学习，当时管后勤的郭秉财老师进来了。原来是他们几个后勤老师通宵打麻将，他出来上厕所，看到教室里有灯光，于是进来看一看情况。后来，郭老师就向别人宣传我每天早早起来学习的事情。实际上，他只看到这一次，我也并不是每天都是如此，只是偶尔为之。由于郭老师的宣传，后来一度把我“神化”了，而这种神化实际上是一种“妖魔化”，是信不得的。

由于大家都是从各个大队考上乡中学的，老师与同学都相互不熟悉，尽管有全乡统一的考试成绩摆在那里，但我相信，老师们也都不会把这种成绩当作一种鉴定同学们学习情况的唯一标准，充其量只是一种参考，甚至有的老师可能连这个成绩统计表都没有看过。老师对同学的印象和评价，还是看同学们在课堂上和试卷上的实际表现，入学成绩已经成为过去了。记得有一次上语文课，杨林老师要大家造一个句子，他对前面几个同学造的句子不满意，轮到我时，我造了一个句子，杨老师抬起头想了想，似乎在回味我造的句子。停了几秒钟，他以满意的口吻说：“唉，这样才行啊！”杨老师这次对我不经意间的表扬，对我形成了极大的鼓励效应。从此，我在课堂上的表现就逐渐活跃起来了，尤其是轮流读课文时就更加卖力气了，当然，课前预先也就更主动了。由于我读课文比较流畅，杨老师点我名的时候也就多一些。有一次我的下额生了一个疮，在家休息。杨林老师托人捎话，要我明天争取上课，届时需要我读课文。父亲本来就是老师，他觉得老师对我高看一眼，这是好事，于是晚上就辅导我如何读课文。父亲在“文革”期间自学医学知识，懂得一些医术。他用两只手指把我下额疮中的脓包挤出来，虽然在挤的时候感觉很痛，但挤完之后就轻松了。这也说明，凡痛苦的东西，你如果不忍着痛把它弄掉，它就会折磨得你更厉害。在我的记忆中，父亲辅导我的功课仅此一次。他平时也会检查我对数理化的学习情况，但方法非常简单，就是要我把例题重做一遍。他的观点是，只要把例题做对了，说明就掌握了这个类型的题目。其实，他不明白，数理化的题目类型千差万别，是需要一定的“题海战术”进行训练的，不同类型的题目都要接触。那次，我读课文读得尤其流畅，更重要的是在需要表现感情色彩的地方比较到位，这都得益于头天晚上父亲对我进行的个别辅导。

语文课程中最重要的内容应该是作文。我由于小学时就读过不少书，因此写作文并不觉得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许多作文常常被老师当作范文在全班朗读。上初中之后，作文成绩也还不错，杨老师也经常把我的作文当作范文。但是，尽管有老师的鼓励，也有一些文章写得很糟糕，没有真情实感，编造的成分居多。上初三之后，教我们语文课程的老师由杨林老师变成了郭彥伟老师。我记得秋季开学之后的第一篇作文题目，是要我们写一篇秋收当中的感人故事。我那篇文章写得很不成功，主要是杜撰核心情节，郭老师批改学生的作文无数，当然一眼就看出来了。比如，我的作文中有一个情节是会场发生的事情，郭老师批注：“秋收大忙季节还开会吗？”可谓一语中的，指出了我的作文的主要毛病。但是，最后的成绩出乎意料，郭老师给我打了97分。他的理由是，这篇作文叙事清楚，结构严谨，语句通顺，其中不乏精彩的细节描写。其实，我当时就与赵鹏讲过此事，说郭老师这次纯粹是照顾我的面子了。赵鹏很谦虚，他当时说：“你还能写出这种水平的作文，我们连这种水平也没有。”我那时觉得，其实我们班里作文写得最好的同学是刘栋，他尤其擅长抒情性的描写，很有文采。初二时也有一篇描写秋收的文章，刘栋写的是两姐妹的故事，其中也有开会的情节，但抒情、叙事和用词都有很精彩的地方，记得杨林老师当时作为范文在全班念他的作文时，对其中一句“第二天又活跃在田头”一句很欣赏，专门对“活跃”一词做了精彩的点评。

初中阶段，我下功夫最多的课程是数学。那时，解数学题的乐趣真是无穷无尽，尤其是平面几何，如果能画出一条正确的辅助线而把这道题解出来，心里比吃了蜜还要甜。那时，我不记得从哪里弄到一本《许纯舫初等几何四种》的书，它是当时最好的参考书。我在老师办公室里，听王玉成老师说过这样的话：“这本书把几何讲到骨头了。”教我们数学课的是张茂老师，他平时讲课时很注意板书和解题过程的规范性。比如，在解一道题时，在“解”字的后面，往往要写一段话，主要是对题目的理解并点出解题思路，一般的老师往往把这段话略掉不写，只用语言描述一下，然后就是直接写出解题的过程。但张茂老师不这样，他总是要把这段话（其实也就是一、两句十几个字而已）写下来，而且反复强调“这并不是啰嗦，而是必要的步骤”。这个细节留给我的印象很深，我回想起自己在初二的全乡统一考试中的数学卷子上少写了三个“解”字，结果被扣3分而没有得到满分的往事，加上张老师的言传身教，从那以后解题时就不敢偷懒省略一些语句了。不过，自己主观上的理解是一回事情，实际操作过程又是一回事。我们中考时有一道几何题，按照严格的步骤来说，应该加两道辅助线，但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同学都只加了一道辅助线。所幸阅卷老师都没有扣分，否则，那一年我可能连武川一中也考不上。

张老师的板书规范，还起到了一个附加效应，就是同学们有意识地模仿他写的字，我和赵鹏有时候还私下里相互比较自己写的字，看谁写得更像张老师的字。郭老师的字也写得很好，也是同学们模仿的范例。我记得有一次郭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一个成语“丰功伟绩”，是从左下角向右上角斜着写上去的，写完之后还在这四个字下面划了一道杠，以示强调。那节课的内容我已经忘记了，但这个小细节我却永远地记住了。后来，我在一些需要写板书的场合，也喜欢在认为重点的地方下面划线。我的字虽然不及郭老师写得好，但这个习惯却在无意识之中形成了。这就是老师的示范作用，所谓“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也就体现在这些方面。

那个时候，由于我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数学上了，因此物理和化学的成绩并不特别突出。有老师和同学议论，说我假如把时间分一些给理化，那就更厉害了。实际上，也并不是那么回事情。我在物理和化学上花的时间也并不少，只是与数学相比较而言相对少一些。我们上初三时才开设化学课，但我那时由于数学成绩好，无形中节省出一些时间。与我们住一个院子的一位武川县城的下乡女知青经常到我们家里串门，她说她上学时的化学课学得好，这就激起了我对化学的兴趣，于是拿来我姐姐的化学课本提前自学。那时，我们的班主任是教初三化学课的张亮老师，他有一次把我叫到办公室，听说我正在提前学化学，就拿出一张初三小测验的化学试卷要我做。我虽然提前学习化学，但实际上装模作样，并没有好好学习。当时没有办法，也只好硬着头皮把这张试卷做完了。张老师当场给我判卷子，师贵成老师饶有兴味地在一旁观看。张老师给我打的分数还不错，我把这张卷子拿回家里，让前面提到的王雪峰老师看看，他那一年还没有改考文科，还在复习数理化，看到我的三个化学反应方程式都写错了，当场给我指了出来，同时也指出另外几处小毛病。他说：“要我判这张卷，可以给你75分。”我当时感觉脸上热辣辣的，本来是拿回去向王老师炫耀的，没想到王老师看出张老师给我的成绩有“水分”。其实，我理解当时张老师并不是没有看出我的卷子中的错误，只是为了保护我的学习积极性而没有点破。我后来上高中后，对化学一直有兴趣，在一次化学竞赛中得过第一名，而且还是班里的化学科代表，这与张老师当年的鼓励是分不开的。

教我们物理课的是李艳春老师，他是一个极有个人教学特点的老师。他看到同学埋头记笔记时，总是用粉笔头敲打黑板，让同学停下手里的笔，抬起头来，而且语气坚定地强调“关键是听，内容在课本里都有”。后来，我回想起李老师的这个要求，认为他是正确的，这也是在教学工作中“向课堂四十五分钟要效果”的极其重要的措施。道理也简单，如果不认真听老师的讲授，那么对一些知识点的理解就不深，记忆就不巩固，在做习题时就找不到思路。同学们之所以热衷于做笔记，似乎是在认真把老师讲的记下来，把书上的公式整整齐齐地写在笔记本上，实际上的效果并不好。我反思自己当时记笔记的情景，觉得那是一种形式主义和虚荣心在作怪。我在上大学和研究生时，留下24个笔记本，那时就吸取初中时的教训，上课认真听老师讲解，只是简单地记几个要点或关键词，课后再进行复习整理，有些重要内容还要反复进行复习。我那时的笔记本上，有很多后来贴上去的小纸条，都是在整理课堂笔记的过程中形成的。我参加工作后几经变动单位，但这24个笔记本始终与我相随。在大亚湾核电站工作期间，有一次我在家里偶尔整理书柜时又看到这些笔记本，随手翻着看了看，发现有些纸页已经发黄了，于是请单位的同事帮忙将它们拍成照片，并且制作了一套纸质的复制本，以便更安全地保存下去。我的母校兰州大学档案室听说我有这样一套笔记本，曾经托人问我是否愿意捐给母校，我当时犹豫了一下，还是有点舍不得。不过，今后有机会，我还是要将它们捐出去的，因为专门的档案管理部门会比个人更精心地保护它们。

我的中考成绩不理想，没有考上当时大家心目中的理想学校——集宁一中，很多老师都感觉失望，但是将这种失望情绪溢于言表的就是李老师。我们那时在哈乐中学参加中考，每门课结束后，老师同学都要坐在大树下进行“复盘”，哪道题怎么解，哪个同学发挥得如何。当李老师听说我的物理试卷最后一道20分的大题没有做出来后，当时就说了一句份量很重的话：“今年想出一个能够考上集宁一中的人，看来又成肥皂泡了。”我当时真是羞愧难当，深深地低下了头，恨不得找一个地缝钻进去。由于自己的发挥不佳，使对我充满希望的老师失望，我真是深深地自责，觉得很对不起老师们。其实，也不是简单的“发挥不佳”，而是说明自己的功夫不到家，对一些知识点的掌握不够扎实。功夫不够才是“内因”，其它都是“外因”。

事情过去三十八年了，我们这些同学也年过半百了，已经超过了当时李老师的年龄，但李老师那种失望的神态，却永远定格在我的心中了。李老师也去世多年了，今天想起当年的往事，我对李老师格外地怀念，但愿他的在天之灵能够永远保佑我们平安康健。我们大家在工作和生活中哪怕取得一点点进步，都是对李老师的最好祭典。

那一年中考的不理想，对我的人生都有极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

消极的一面，就是被某些人瞧不起，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伤害。我们同村有一位女生，从小与我和赵鹏一起长大、一个班里上学，也应该算是“发小”。我前面提到的那次六年级的全乡数学竞赛，她的成绩比我好，但她平时的成绩不如我。小学毕业后，她就到哈乐中学上初中了，那一年考上了集宁一中。以前，我们在一起有说有笑，但自从中考成绩出来后，那年秋天我们还是一起下地干农活，但她从此就再也不与我说话了，每次见到我都是一脸的冷漠。我那时虽然只是个十二、三岁的少年，但也还是有男子汉的自尊心的，你不与我说话，我还不愿意与你说话呢。考上了集宁一中，又有什么了不起！人生的路途才刚刚开始！现在想起来，这只是小孩子争强好胜的可笑之处，但当时则是很正经的一件大事。

积极的一面，就是对我有激励作用。中考没有考好，不要紧，咱们将来看高考。这样，我在武川一中上高中的两年里，还是与赵鹏、赵国忠和郭明在一起。1982年，我顺利考上了大学，虽然所上的大学与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大学有差距，但毕竟是全国重点大学，而且所学专业又是在那个年代看来属于“高大上”的核物理，自己的心里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安慰的。高考结束后，我在家里等候入学通知书，稍带地干一些家务活。有一天，我正在给家里挖土豆窖，那位女同学来我家里，手里拿着一份物理模拟试卷，笑容可掬地祝贺我考上了大学（当时虽然还没有接到录取通知书，但高考分数已经知道了），而且还向我请教某一道题该怎么做。那一年，集宁一中的学制为三年，武川一中还是两年，因此，我参加了高考，她还要再上一年高三。我从窖里出来，用脖子上围着的毛巾擦了一把汗，很有礼貌地把她让到家里，看了看她拿来的试卷，讲了该怎么解那道题。然后，我们就闲聊了一些话题，不外乎是现在还不知道能上哪所大学，你明年一定会考上更好的重点大学之类的。后来，我弟弟对别人说：“某某某来我家里向我哥请教一道物理题，我哥三下五除二就给她解出来了。”我弟弟那时候还小，他并不了解她那次来找我的用意。那道题其实很简单，她并不是不会做。她只是以这种特殊的方式，来向我表示她两年多来对我那种无礼行为的歉意的。后来，别人告诉我，她的父亲对人讲：“人家殷雄当年没有考上集宁一中，现在反而比我家女儿提前一年上大学了。”这就是生活的辩证法，人生是一场没有时间限制的“马拉松”，一定不能在乎一时一事的成败得失。以我为例，当年的数学竞赛不理想，促使我更加努力，结果初二升学考试成绩很好；中考时的成绩不理想，促使我在高中阶段努力学习，结果比同村的同学早一年考上了大学；高考的成绩也不算理想，但在大学期间努力学习，结果被保送上研究生；由于保送而不用花时间复习，因此有时间提前学习研究生的一些课程，结果提前一年毕业，至今保持着母校硕士研究生提前一年毕业的记录（我的研究生毕业证书的编号是001号）。更为重要的是，虽然我当年没有考上所填报的北京大学，但几十年来一直努力，最后成为北京大学的兼职教授。人生的路途本来就不是平坦的，起起伏伏是常态，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有一种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就是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中所表达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豁达心态。

说起教授这个话题，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故事。有一次，我去老师办公室向张老师请教一个数学问题，张老师给我讲完后，随手递给我一支蘸笔。我那时没有钢笔，我们俗称为“油笔”的圆珠笔倒是使用过，但那时的圆珠质量不好，要么就是容易掉落，要么就是不出油，从使用的便捷性来说，还不如老师批改作业常用的蘸笔。因此，我那个时候就使用蘸笔。但蘸笔有一个问题，就是用过一个时期后就磨秃了，只能另换一个笔头。那时供销社有专门卖这种笔头的，我会花几角钱去买。在这种情况下，张老师和郭老师出于对我的关心和爱护，就经常“假公济私”地把他们的蘸笔或蘸笔头送给我用。蘸笔用的墨水要自己买，两角钱一小瓶天津牌墨水，放在桌子上，经常不小心打翻了，就没有用得了，照例是张老师和郭老师及时地支援我。有一次，郭老师在办公室里对我说：“你那个老子也真是的，怎么着也该给你买一支钢笔或油笔。”这一次，张老师给我一支蘸笔时，王玉成老师就在旁边，他说了一句话：“殷雄要是生在一个教授家里，就好了。”我当时理解王老师的意思，就是说教授的家境是好的，我在生活用品、学习用具和书籍方面的可用资源就会比现在好很多。我那时就有一种疑问：教授家该是什么样子呢？后来的生活经历告诉我，其实，家庭出身无法选择，但走什么样的道路、抱有什么样的生活态度，则是个人可以选择的。无法出身在教授家庭，那就想办法把自己变成教授。我收到北京大学兼职教授聘书的那一刻，又想起了王玉成老师当初说过的那句话。

初中时给我们上课的女老师只有两位，就是教历史和地理的李梅老师和教英语的陈志英老师（当时的名字叫陈克英，后来改了名字）。李老师的性格温和，永远是一副笑脸，处处表现出对同学的慈爱。我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情是，有一年期末考试结束后，李老师对我和刘栋的试卷赞赏有加，竟然不知该如何给我们打分。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去李老师家里，她的爱人赵老师也在家里。讲到这次考试，她说，你们考得都不错，但作为老师，总是不愿意轻易让你们得到满分。于是，我们就自己相互给对方找错误，最后找来找去，无非是错别字和标点符号的问题。李老师和赵老师看着我们俩人的举动，不禁哑然失笑。我们那个时候，是两个天真无邪的少年，彼此之间很欣赏，同时也有一点小孩子的较劲心理，总想在某个方面超过对方。现在想来，那是一种在那个年龄常有的不成熟的可爱。李老师与赵老师之间那种夫妻和美的形象，也是留给我们的深刻印象之一，他们之间讲话，似乎永远都是那么和颜悦色，相互之间举手投足都有一种默契。这不仅仅是一种性格，更是一种修养。

在我的印象当中，陈老师并不是科班的英语老师，而是有一年全县组织一批教师在暑假期间进行突击培训，然后回到各自的学校为学生开课。我记得除了陈老师外，还有另外一位女老师，姓名忘记了，王福梅告诉我叫彭爱莲，我想起来了，好象是一位知青。给我们班任课的是陈老师，她同时也兼任学校的团委书记。初二下半年发展团员，只有一个名额，给了刘栋而没有我的份，我当时心里还有点不大痛快。过了半年，第二次才发展我为团员。陈老师的刻苦学习精神，令我们印象深刻。每天早上的早自习，全班同学或者念语文课文，或者背诵英语单词。这个时候，陈老师常常现身教室，在黑板上默写她自己背会的英语课文，我当时对陈老师的举动既惊讶又佩服。我参加工作之后，也还经常背诵《新概念英语》的第二册和第三册，除了工作需要之外，也有自我约束的因素，而且时常会想起陈老师在黑板上默写英语课文的情景。我女儿上小学和初中期间，我经常在家里背诵《新概念英语》，主要是给女儿做榜样。我爱人曾经说，我们家里该好好学习的人不好好学习，可以不学习的人反而像一个迎接高考的高中生。我当时就说，假如我真是重回高中的时光，一定会更加努力地考上北大或清华。陈老师背对着我们的那个影子的作用，像极了鲁迅先生在《藤野先生》一文中所描述的挂在书房墙壁上的老师藤野先生的照片的作用，“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了勇气”。唯一的不同，陈老师的形象不是藤野先生的“黑瘦”，而是面容端庄、浑身充满了青春气息、气质高雅的美女老师。我第一次在生活中看见那个年代里时髦的黑色高跟皮鞋，就是穿在陈老师的脚上的。陈老师不仅教了我们学习英语的方式，而且还给我们播种下了体现美、欣赏美的种子，这种美育方面的启蒙，对于我们陶冶审美情趣和健全人格可能更为重要。

 

生活磨练

初中期间的学习是有趣的，生活除了有趣之外，更多的是由于物资短缺而引发的一些略带荒唐色彩的行为。那时，除了大豆舖村及周围近处村里的同学外，大多数同学都住校。一半在学校开伙，一半是星期日离开家时带一些干粮。学校食堂的主食，平时只有莜面饸饹托托和馒头，家境好的同学可以打馒头，像我这种家庭困难的同学，一年也吃不上几次馒头，几乎每顿都是莜面饸饹托托。副食除了没有多少油滴的一锅菜汤外，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提供。同学们自带的干粮，也分家境如何。富余一些的人家，能够带馒头和烙饼；不富余的人家，大多是炒面，有时带一些炒酱，也分为肉酱和素酱。我们同宿舍的马占荣，那时候数他的个头小，但人很聪明，对事情的看法很敏锐，也很独到。我的性格火爆，他经常提醒我要控制脾气。可见，那个时候他就表现得比较成熟。他妈妈炒的肉酱和素酱都很好吃，占荣经常分给我一点泡在开水里喝，大概也算是一种独特配方的汤吧。赵国忠可以经常吃上馒头，有一天晚上在宿舍里，我饿得肚子咕咕直叫，但实在是没有什么吃的，只有等到第二天早上，因为不论是从食堂打饭，还是自带的干粮，都是定量的，今天多吃了，明天就没得吃了。赵国忠却拿出一个白面馒头，咬一口馒头喝一口开水，咬一口馒头喝一口开水。那个反差真是鲜明，以至于我写这段文字时，都能回想起赵国忠当时半个身子倚在门旁窗台上慢条斯理吃馒头的情景。武聪明似乎是哥俩住校，在我的印象中他们倒是可以经常吃上馒头。即使如此，张亮老师的弟弟张俊却经常讽刺他们哥俩：“总是用半块馒头做引子，每天灌一肚子开水。”我的天哪，人家还有半块馒头的引子，我却连半碗多余的炒面也没有。几年前，我有一次与赵国忠开玩笑，就是这个馒头，决定了你具备教授的基因，而我最多只能做个兼职教授。

除了生活艰苦之外，照明工具短缺是另一个大问题。晚上，不论在教室里还是宿舍里上自习，电灯十点之后就关了。同学如果再想多学习一会儿，就只好点煤油灯，而那个年代里煤油是紧俏商品，供销社里经常断货。极个别的同学点过蜡烛，但我印象中似乎极少。赵鹏的父亲是供销社的负责人，每次煤油到货，他都会给我留下一些，有时候让赵鹏捎给我。赵鹏的家那时候已经搬到大豆舖村了，他没有这方面的需求。赵鹏的父亲是我的长辈，可以说是看着我长大的。有一年在深圳时，我们一起吃饭，赵伯伯还讲，你们这个年龄的人群中，数你吃的苦最多。我猜想，当年托赵伯伯给我留下煤油的往事，他大概也还记得，因此才有那样一种印象和感慨。当然，我们在一个村子里住过几年，他对我家的情况也是了解的。

煤油灯的烟雾大，经常把鼻子熏黑，有时候打瞌睡时还会把头发燎掉一缕。穷则思变，同学们就想办法自己制作一种所谓的“无烟灯”，就是把一个罐头瓶子的顶盖挖出一个细长的口子，将几层棉布迭起来的灯芯用一块铁皮包起来，插进那个口子中，瓶子里装上煤油，灯就做成了。之所以称为无烟灯，是因为这种灯的灯芯宽大，与空气的接触面大，意味着与煤油一起燃烧的氧气含量多，因此燃烧充分，烟就少一些。不过，说是“无烟”，只是与普通的圆桶灯芯的煤油灯相比较而言，做到完全无烟是不可能的。有一次，我在兰熙蓉老师的办公室兼卧室里看到她的桌子上放着一盏无烟灯，做得很精致，看上去火很旺，烟很少，应该是“无烟灯”中的精品。于是，我试探性地问她：“能否把您的灯借我用用？”那时，老师们对灯的需求与同学是一样的，加之兰老师本来就与同学的关系好，经常与大家开玩笑，于是她就与我开玩笑：“你向张老师要蘸笔，向郭老师要墨水，现在向我要灯，是不是赶明儿还要向郭秉财老师要饭票呢？”她本来是开玩笑，但我还是觉得很不好意思，以后再也不敢觊觎她的心爱的无烟灯了。兰老师的灯每晚在她的办公桌上继续无烟，但我那颗幼小的心灵却有了“大漠孤烟直”的那个“烟”，就是自己做一盏灯，让兰老师瞧瞧咱的手段。有一天晚上，我把自己做的灯拿到兰老师办公室，让她看看我的杰作。她看后说：“这是你将来当上工程师的演习。”也许正是兰老师当年这句不经意间说出的话一语成谶，我后来果真获得了“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的职称，当然，这个职称的内容与兰老师当年所期望的那种工程师还是不一样的，但形式上总是实现了兰老师当年对我的期望。

有灯无油，无烟灯可就真的不冒烟了。除了刚才我说的请赵鹏父亲经常在供销社里留一点煤油外，我们几个同学还干过从学校的手扶拖拉机里“偷”柴油的勾当。从手扶拖拉机里弄出油的办法，就是找一根塑料管插进去，然后用力吸另外一头，待到管子里的油快到嘴边时（有时甚至会吸得满口油）赶紧从嘴里拔出来，快速插进准备好的瓶子里。这其实是一个物理原理，叫做“虹吸现象”。有一次，王玉成老师代替李艳春老师给我们上物理课，就是讲这个“虹吸现象”的。当时王老师请同学复述一下这个现象的全过程，很多同学都说不清楚，我由于头天晚上预习了课本，因此当王老师让我回答这个问题时，我说得比较清楚。王老师还表扬了我，说“今天没有拿记分本，不然的话可以记记分数”。

常在河边走，总有湿鞋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几个同学又在干这种营生，油还没有吸出来，张茂老师正好从食堂的方向朝这边走来。我们看到张老师走过来了，心想坏了，今天一定会被张老师训一顿，闹不好明天还会被“示众”。心里一紧张，手上的动作就变形，瓶子举得比油箱高，违反了“虹吸现象”的基本原理，油当然是出不来了。但没有想到的是，张老师明明知道我们在干什么，步子却根本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只是边走边歪过头提醒我们“要把瓶子放低一点，油箱里的油才能吸进瓶子”，他还补充了一句“弄完之后不要忘了把油箱的盖子盖上”。这真是极具戏剧性的一幕。我们的手段虽然有点“低劣”，但动机是“高尚”的，是为了学习而“偷油”，而学习是老师交给我们的任务，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是为了老师而“偷油”的，何罪之有？我猜想，张老师当时大概就是这么想的，一定是的，否则，他不会放过我们的。鲁迅先生的名著《孔乙己》里的孔乙己说，窃书不算偷书，读书人的事，能叫“偷”吗？记得当时郭老师给我们讲这一课时，讲得绘声绘色，而且他还用手掌比划出孔乙己“排出九文大钱”的动作。我们这也是利用油灯学习，而不是做坏事，能叫“偷”吗？充其量只是“窃”油而已。赵国忠在他的回忆文章里讲到偷炭的事情，被陈志英老师教训为“里明外不亮”，我当时也是参加了的，但我在这件事情上只是“同谋”，但不是“主犯”，因而没有被陈老师批评，侥幸逃脱而已。大家后来都看到了赵国忠和蔡福仁每人抱着一块炭被示众的场景，老蔡笑嘻嘻地表现出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情，赵国忠则是一脸的无辜与无奈，我当时看着他那个神态，心里感觉很难受。都是难兄难弟，当年的“糗事”，大家就一块承担了吧。

其实，偷炭的动机也绝不“低劣”，这是一种“冷”则思变的正常心态，当时也只有这个办法才能避免在漫漫长夜里不被冻醒。况且，炭的主要功能就是取暖，大家在屋里冻得发抖，而那些炭却躺在那里无所作为，这对炭们来说也是一种“价值”的浪费，是对它们的漠视。从炭们的角度看，我想它们是希望我们去“偷”它们的。既然偷炭不成，我与赵国忠又想出另外的办法，在一个冬天里，把两张被子摞在一起，每天晚上钻入同一个被窝里。即使是亲兄弟，也不过如此而已。请问，世界上还有比这种交情更深厚的朋友吗？这次就不是“里明外不亮”了，而是成了“里热外更冷”了，因为两条被子摞在一起，又是两个人在里面，一来相互取暖，二来两条被子的保温效果更好；但由于不允许“偷”炭了，而学校提供的炭又不够用，火炉在半夜就熄灭了，当然被子外面就更冷了。

我们上初中的教导主任是郝玉玺老师，对我的鼓励与关心，也使我终生难忘。要知道，那个年代对于我们这些初中生来说，教导主任是一个很大的“官”了。郝老师的工作作风很深入，不仅熟悉每个老师的情况，对许多学生的情况也很了解。由于我的学习成绩比较突出，又是团员和班干部，他对我比较欣赏。记得有一次学校里来了一位客人，似乎是县教育局的一位什么领导。我正好去老师办公室请教问题，郝老师看见我进来了，就把我拉住向客人介绍说，这位同学就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典型。郝老师的这番介绍，反而把我搞得很不好意思。我考上大学临走时，我们家里杀了一只羊，招待村里的亲友，请了部分小学老师，也请了郝玉玺老师。这倒不仅仅因为他是我上初中时的校领导，我父亲出于工作上的原因，与郝老师也有一些交往。我记得宴席快结束时，郝老师对我父亲讲：“孩子要上大学了，用钱的地方不会少。我今天倒是带了一点钱，看看你们家里需要不需要？”我父亲说已经有准备了，不用郝老师费心了。郝老师的这片心意，我一直记着。这也是老师关心学生的一种方式。

 

 

同学情谊

初三那一年的元旦之后、春节之前，学校搞了一次活动，然后就放假了，但那天晚上，有几个同学没有回家，仍然住在宿舍里，热闹的房间顿时显得冷清，但也有一个好处，就是通铺终于宽畅了。我和郭来荣和衣躺下，他不知从哪里得来的经验，提醒我要脱袜子，不然的话，半夜会冻脚的。

说起袜子，北方的冬天，最能够感受到寒冷的就是脚了。只要把脚搞暖和了，全身也就不那么冷了。有一次，我和刘栋去他们家，他妈妈看着我脚下的棉鞋有点湿乎乎的，对我顿生同情与怜悯之心，于是拿出一块羊毛毡，当场给我和刘栋每人剪了一双鞋垫。那个冬天，我的脚底是暖和的，心里更暖和，至今想起这一幕来，一股暖意仍然回荡在我的心间。刘妈妈不仅爱她的儿子，也爱他儿子的同学，而且这种爱不是嘴上说说，而是有了实际的行动。一双鞋垫值不了多少钱，但鞋垫所蕴含着的感情价值，则是任何金钱也无法衡量的。有一次，我与刘栋通电话，还专门对他说起当年这件事情。我讲得眉飞色舞，他却平淡地说不记得有这事儿了。他记不记得不要紧，只要我没有忘就行了。

初中期间，每日最重要的事情当然就是上课、上自习。在自习课上，同学之间相互帮助、共同解决学习中碰到的问题是经常性的情境。我记得自己每天总要花最少一个小时的时间，为同学解答问题，有时也把自己的作业本拿给其他同学参考。我认为那时自己一点也不小气、不封闭，并不认为花时间帮助同学是一种浪费或负担，而是通过这类行为也有助于自己对某些知识加深理解，而且相当于自己又把这些内容复习了一遍，同时也是一种增强同学之间友谊的方式。我的一些参考书也会很大方地借给同学阅读。不过，也会有不愉快的时候，比如，我前面提到的《许纯舫初等几何四种》这本书，后来就丢了，最可能的情况就是某位同学拿走后没有还回来。由于该书的大部分习题我都做过，丢了就丢了，我也就没有再追究过。在这个问题上，我后来有很深的感悟，就是学习这类事情主要靠自己的努力，诸如教学条件和参考书等因素，只是一种辅助性的条件，不会起主要的作用。

同学之间，既有温暖的友爱，也会有一些小小的摩擦。有一次，因为郭文玉打翻了我的墨水瓶，我们俩还打了一架，记得他被我摁在地上，他没有占到便宜，我也没有吃亏。上小学时，与同学打架是经常的事情，但上初中时记忆中只有这一次。还有一次可以算作是“打架未遂事件”吧，那是在言语上与陈志远发生了冲突，我们俩就要拉开架式准备动手，刘栋和赵鹏在旁边拉架，刘栋还劝在旁边看笑话的陈志深把他弟弟拉开，但陈志深一脸的坏笑，那意思是巴不得我俩打一架。他心里可能觉得，无论如何陈志远不会吃亏。其实，要论打架，我一点也不“外行”，他真是小看我了。不过，那天我确实没有打架的心情，一来他们有哥俩，动起手来保不齐他哥哥不为他上替；二来自己也逐渐成熟了，那次与郭文玉打完架后，我很后悔，觉得这叫什么事儿啊！后来，我还专门找郭文玉道了歉，他也大度地表示那不算什么事儿，过去就过去了。

说起陈志远，这家伙搞怪的本领特强，经常给我们讲一些他们村里的一对光棍老哥俩的趣事，逗得我们笑得直不起腰来。一件事情是讲，有一次哥哥边做饭边教训弟弟：“你要明白你在吃谁的饭。”那意思是我每天给你做饭吃，你要服从我的管教。但弟弟不服气，反驳哥哥：“我吃毛主席的饭，不吃你的饭！”哥哥就反击弟弟：“你吃毛主席的饭？毛主席怎么不从墙上下来给你做饭？”这位哥哥无意中说出一个极其重要的真理，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人只有自己救自己。另一件有趣的事情是讲，这位弟弟在和面时，经常把握不好水和面的比例，水多的时候，他就拼命往里加面，边加边发狠话“教你给爷软，教你给爷软”；当面多的时候，又拼命加水，边加边发狠话“教你给爷硬，教你给爷硬”。我认为陈志远后来选错了职业，他应该去学相声，一定会红起来。

在同学当中，除了我三舅外，我还有一位远方亲戚刘珍，他是我奶奶这一门的侄儿辈，我称呼他叔叔。刚上初二时，大家碰在一起，很是亲热。但毕竟是一伙十二、三岁的小孩子，日子久了，难免有一些小磨小擦，我与刘珍也是一样，有几次还发生了口角。与刘珍同村的方召弟，是我们俩共同的亲戚，按照辈份，是我的姐姐。她有一次看到我俩又在争吵，就批评我俩：“你们俩怎么回事？怎么总是闹别扭？”召弟姐姐这么一说，我实在是感觉不好意思，确实是这样，侄儿怎么总与叔叔闹别扭呢？自那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发生过争执了。

我们班还有一个特点鲜明的同学，就是郭建国。他那时在英语上花的功夫很多，不仅把许多课文都背会，而且还把课后练习的每一个题目的英语说明都背会了。第一次期中考试时，我记得他得了满分，而且是全班唯一的满分。他父亲说，他在家里听广播都听了不少。他的业余爱好是打篮球，个子虽然不大，但在场上很灵活，投篮也比较准。每当他投中一个球，就表情严肃、目不斜视地往自己的半场跑，那神情简直就是“牛气哄哄”。平时，他也肯说一些怪话。有一次，李爱不知受了什么委曲，在座位上哭泣，郭建国就说她是“激动得热泪盈眶”。他这样一说，搞得李爱更伤心了。

同学中间诸如此类的有趣事儿，还有很多，给我们平时单调的生活带来许多乐趣。现在，郭建国同学已经去世了，我感到很伤心。他生前，我与赵鹏还有其他几个同学于1984年去他家里拜访过，那时他已经结婚了，爱人是高我们一届的师姐，他当时是那么的乐观自信，对未来的生活充满期待。我们自那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遂留下终生的遗憾。这次发起聚会的过程中，我又知道我们这一届还有另外六个同学也不在了，他们是：安俊英、耿传玉、李荣、闫玉枝、魏辉、曹宝。其中，耿传玉与我是一个大队的庙沟村的，我们小学时就是同班同学。我把他们的名字记下来，本身就是一种悼念和纪念，当年以与他们做同学为荣。他们虽然再也不能参加我们的聚会了，但天堂里会有他们的位置的！还有一位吴金娥同学无法联系上，我们祈愿她平安健在！

在上初三时，我还有过一次差点转学离开大豆舖中学的事件。初二的那年冬天，我姐姐所在的哈乐中学举办寒假补习班，我和三舅跟着姐姐参加了这个班。我记得是一个大教室，绝大多数同学都是初三学生，准备中考的。我作为一个初二学生，在这群人中毫不起眼。有一天，老师发了一张数学习题集，要求同学们立出式子，不需要算出最后的结果。题目有好几十道，我感觉不算难，一会儿就做完了，抬起头来四周看看，包括我姐姐在内的学生都在低头立式子，老师看到了我的举动，走过来看我立的式子，边看边点头，最后满意地对我说“你都做对了”，还冲着我笑了笑，问我是哪个学校的？几年级了？我说是大豆舖中学的，初二了。一会儿，大家做得差不多了，这位老师开始讲解，并且说“有一位小同学全部做对了”。我还记得这位老师是山西口音，与我们班同学李志升的口音差不多。那天我们在回家的路上，我姐姐说起今天老师表扬的那个“小同学”，语气中充满羡慕，我说我就是那位小同学。我姐姐回家就把这件事情对父亲讲了，并且建议父亲找找熟悉的老师，下学期把我转到哈乐中学，将来中考的把握性可能更大一些。那个时候，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哈乐中学无论从名气还是规模来讲，比大豆舖中学要好一些。我前面提到的那位同村的女同学，就是转到哈乐中学后考入集宁一中的。我通过一个月的补习生活，也对这所学校有好印象，学生的水平也都挺高的。有一次，在上语文课时，老师问同学“蚕食”是什么词组？我当时真是不知道，感觉它是一个动宾词组，因为这个“食”字应当作动词解。但有一个男同学举手回答，说是偏正词组。老师问他为什么，他说“像蚕一样地吃”，因此是偏正词组。我还在琢磨他的答案时，老师就说这位同学回答正确。我当时对这位同学很是佩服，也对哈乐中学的学生水平有了初步的体会。父亲可能动了心，找了哈乐中学一位熟悉的老师，这位老师后来听那位数学老师讲了我的情况，对我很是欣赏，也希望我能够转到哈乐中学。但是，当我父亲与大豆舖中学的老师们说起此事时，大家都劝说我父亲还是不要转，说我即使仍然在大豆舖中学参加中考，上集宁一中也是有把握的。这样一来，我父亲改变主意了，让我转学的事情就此告吹。我那时也做好了转学的准备，只是没有向老师和同学明说，但自己的行为暴露了意图，就是在学期结束时，自作聪明地买了几个笔记本，写上一句祝福的话，送给几位任课老师。张茂老师一眼就看穿我的小伎俩，拿到笔记本后问我：“你非要转学不可吗？”他这样一问，我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也许，那时他已经听我父亲说了此事，他也向我父亲表达了他的意见了。总之，这件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了，否则，我考上考不上集宁一中是一个未知数，至少是没有我们这些同学和老师的这种程度的情谊了。

说起在哈乐中学补课的经历，还有一件趣事值得一说。每天补完课，我和姐姐、三舅三个人还要走十几里路步行回三道巷村，有一次三舅说了一句约等于真理的话：“假如在学习上就像走路这样一步一步地踏踏实实，该有多好。”可惜，他只懂道理，但实践得不好，在学习上不太努力，因而没有念成书。后来，他成家生子，教育自己的两个孩子要向我这位表哥学习。其实，父母才是自己最好的老师，父母的形象才最为真实，父母的榜样才最有力量。

自中考以后，与大多数老师和同学的接触都很少了，只是与部分老师和同学见过面。高中毕业、高考结束的那一年，我和赵鹏、郭明等几位同学回武川一中看高考成绩，获知自己的分数可以考上重点大学，心里当然也很高兴，但遗憾的是，其他几位同学都没有考上，赵鹏离录取分数线只差三分，真是可惜。我们自小学三年级以来就一直在一起，现在却不能继续共同上大学了。我们骑自行车回家的路上，在上鸡嘴营的那个大坡中途，在路边停下休息闲聊。这时，一个人推着自行车往坡上走，我一眼就认出是我们初中的班主任、教我们政治课的师贵成老师。按照常理，作为曾经的学生，我们应该与老师打招呼，但不知为什么，我们都没有这样做。待师老师过去之后，我对他们说，刚才过去的是师贵成老师。他们可能没有注意到，问我确实不确实，我说绝对不会看错。我还建议，咱们要不要追上去，与师老师打个招呼？但他们几个人都沉默，没有响应我的建议。其实，我的内心也是矛盾的，因为这几个同学当中，只有我一个人考上了大学，他们都落榜了，见了昔日的老师，总有一种难为情，而我则有显摆的嫌疑。要说看错是不会的，因为师老师是成年人了，其长相在我们上高中的两年时间内不会有太大的变化；而我们虽然经过短短的两年，但已经从初中毕业时的少年蜕变为高中毕业时的青年了，长相上的变化会很大，师老师认不出我们、或者说不敢认我们，倒是有可能的。总之，这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我今天回忆这件事情，总觉得当初没有追上去与师老师打招呼，是一件遗憾的事情，倒不存在对错，因为当时我们是在刚看完高考分数的那么一种特殊的情境之下，几个人的心情是完全不一样的。师老师如果看到我写的这段文字，应该不会怪罪我们当年的无礼。

1983年，赵鹏考上了成都地质学院。1984年秋天，我们相约一同回家，他先从成都到兰州，然后我们一起搭伴回家。那一年，我们分别看望了几位老师，张茂老师对当年举行的建国35周年阅兵式还发表了一点评论。在张亮老师家里时，张老师夫妇很热情地请我们中午在他家里吃饭，我感觉张老师的盛情难却，于是代替赵鹏答应了。因为时间还早，我们还要看望几位老师和同学，包括郭建国在内，于是先行告辞，中午时再回来。出了张老师家的门，赵鹏就抱怨我，说我乱表态，本来他妈妈已经说好中午在他家吃饭的，结果我答应了张老师，搞得他很被动。我说，我已经说出去了，泼水难收了。我们中午如约又返回张老师的家中吃饭，恰巧碰上了张俊，他自己说是给未婚妻买鞋子去了，但没有买到合适的。

1985年暑假，郭彥伟老师因为给我姐姐介绍对象而去我们家，我当时正好从学校回来了。我向郭老师表示，自己明年打算考研究生。郭老师鼓励我，继续努力，争取将来有一翻作为。在此之前，有一年放寒假，我从兰州坐火车回到呼和浩特，然后坐公共汽车回大豆舖，在车上碰到了王福梅，由于座位相隔较远，加之上学期间男女同学之间很少有交往，彼此只是打了一声招呼，没有交谈。自那以后，除了赵鹏、赵国忠等极少数的几位，我与初中同学和老师几乎没有见过面。一直到2012年8月，我参加完高中毕业三十周年同学聚会后，才有机会与几位初中同学聚会。那次聚会，我在日记中做了描述：

2012年8月12日（星期日）。早饭后，我与赵鹏、赵国忠、郭明四人回武川，参加初中同学聚会。……中午在明珠酒店与初中同学聚会，参加者有马占荣、刘珍、尹贵成、曹明旗、曹云、郭桂兰、曹桂英、武聪明和兰熙毅，后来于国珍夫妇也从大豆舖赶来了。自1980年我上高中后，与这些同学32年未见面了，如今相聚，大家都很激动，推杯换盏，不知道喝了多少酒。32年，在人生中是一个不短的时间段，每个人的变化都很大，曹桂英说她马上就要做奶奶了，真是不敢想象。于国珍说，我与赵鹏还是满口的家乡话，感到很亲切，原以为我们是满嘴的“京腔津调”。我说，乡音不改鬓毛衰嘛。

这次参加同学聚会（注：指前两天的高中同学聚会），不论是老师还是同学，都不约而同地记得当年我穿羊毡鞋（俗称“嘎磴”）和羊皮袄的情景。这两件东西表面上不好看，但是很保暖，他们没有穿过，因此不明白这一点。艰苦的生活，在人的一生中不仅不是耻辱，而是一种难能可贵的财富。没有艰苦生活的磨砺，一个人是不可能成就任何事业的，此所谓“咬得菜根，百事可做”。这是一条被无数人的经历所证明的一条真理。

饭后，马占荣招呼大家去唱歌，盛情难却，大家就一起乐呵吧。

这段日记，是我在写这篇文章时翻出来的。日记中参加同学聚会的名单中没有记郭桂兰和兰熙毅的名字，但我记忆中有郭桂兰，当时我记得还把曹云和郭桂兰搞混了。为了证实这段日记的准确性，我专门发微信给赵鹏、赵国忠、曹云、马占荣（他是当时的召集人）和尹贵成，请他们帮我回忆，究竟有哪几个人。尹贵成把当时的照片拿出来，证明确实有郭桂兰和兰熙毅。可见，人们常说的“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也是靠不住的，“烂笔头”记的东西也不可能是全部的事实，只是提供一个相关事件的线索。我与大家开玩笑说，郭桂兰知道这个插曲后应该不会生气，因为我虽然当时没有把她记在纸面上，但把她记在心里了。曹云看到我发在微信群里的这句话，本来发出一个评论，但我还没有看到时，她又撤回了，不知是什么意思，不会是因为我说把她记在纸面上而把郭桂兰记在心里，她因此而感觉不爽吧？当然，这只是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猜想而已。不论如何，这是同学交往过程中的一个有趣的插曲，值得将其记下来，否则，过几年又忘记了。赵鹏说我那次聚会是“酒不醉人人自醉”，这也并没有错，因为如果自己不把酒倒进自己的嘴里，杯中的酒也不会靠“虹吸现象”而自动进入肚子里，别人也不会硬灌进去。再说了，在女同学面前多喝几杯，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说到底，人的自身是面对或参与一切事物的内因，其它都是外因。

今年春节期间，赵鹏又召集几位初中同学小聚，我也写有日记：

2018年2月18日（星期日）。中午，几个初中同学在明珠酒店聚会，赵鹏召集，马占荣、周福宽、郭来荣、曹桂英、郝贵叶参加。我一进饭厅，与郭来荣握手，定了定神，马上叫出他的名字，他很高兴。周福宽倒是老样子，似乎变化不大。郝贵叶后到的，我没有什么印象了。陈志深、陈志远哥俩儿最后到，他们参加他姐陈克英老师女儿的订婚仪式。多年不见，大家都很高兴、也很激动，回顾过去的学校生活，似乎有说不完的话、喝不完的酒。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总是要分别的。路过曹桂英的店铺，她邀请我们进去坐一坐，我说，下次吧，今天一进去，又是一顿酒，有点受不了了。曹桂英说，不给你们喝酒了，喝茶。我说，你又要一阵忙乱，我们于心不忍，还是下次吧。大家都有点喝多了，都附和我的意见，各回各家了。

说到日记，上小学和中学时，老师其实也主张过，但那时断断续续，三天打鱼两日晒网，而且说的话也有点言不由衷，就像当年写作文时，有点为了写日记而写日记。我真正开始写日记是参加工作之后的1988年，也是受了前面提到的王雪峰老师的影响。1983年，他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西藏工作。我那一年暑假回家，他也先回家了。然后，我们一起从呼和浩特坐火车到兰州，他再从兰州经青海的格尔木进藏。由于从呼市到兰州的火车是晚上十一点钟，白天就在范金大哥的家里。整个下午没有事情，我看到王老师拿出一个日记本写日记。我问他是否每天都要写，他说基本上是。从那以后，我就开始断断续续写日记。后来几次搬家，丢掉了几个日记本，这是最可惜的事情。我在大亚湾工作期间，曾经花了几个月的业余时间，将能找到的1994年以后的日记本内容全部输入电脑，变成电子版保存，同时也打印出一份纸质版本。自2006年以后，我的日记就一天也不缺少了。假如我们在上初中时，哪位同学写有日记，现在拿出来，让大家回顾当年的事情，那该是多么激动人心的事情啊。唐代诗人宋之问说：“自古皆死，不朽者文。”只有文字才具有永恒的生命，也只有文字才能把曾经鲜活的生活凝固下来，至于那些功名利禄，统统是过眼烟云，甚至都不如我们当年制作的无烟灯冒出的烟更多、更持久。有一年我见到王雪峰老师，问他是否还在写日记，他说早就不写了，甚至把以前写的也销毁了，因为他觉得以前的日记中写的事，显得自己太委琐了。他自己虽然不写了，但我受他的影响，却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对于他来说，也算是找到一位承接他的衣钵的人吧。

 

 

初中生活感悟

这几天一边回忆，一边随手写下上述文字，没有什么系统性，只是一笔流水账。回顾初中的两年经历，对我们大家而言，还是一段非常有价值的体验，我体会主要表现在这么几个方面：

初中阶段是从村庄走向社会的初步尝试。我们在升入初中之前，同学们接触范围也就是同一个大队的几个村子。进入大豆舖中学后，马上就接触到好几个大队、几十个村子的同学，甚至还有来自不同省份的同学，比如我们年级的李志升就是山西人。大家的生活经历不同、家庭背景不同、脾气性格不同，都有一个适应新环境的问题。因此，初中是我们从各自的小天地走向更大社会的第一步，也算是体验人情世故的初步尝试。万事开头难，有了这第一步，对我们以后应付更为复杂的社会生活，打下了思想上和经验上的基础。

初中阶段是从少年转向青年的关键时期。初中阶段，绝大多数的同学是十二、三岁的年龄，上下相差不过两、三岁，是刚从儿童转向少年，心智和身体都还不成熟。我记得当时入团的年龄是十四周岁，为了达到这个年龄要求，学校还把我的出身日期从1965年改为1964年。后来，由于档案中留下了记录，组织上还专门找我核实此事，我如实讲了当时的情况。最后，将我的入团申请书从档案中拿出去了，以免将来因为出身年月而引发其它问题。初中毕业进入高中，就是青年了，那是另外一种人生状态，但初中阶段的这个过渡期是一个关键时期。如果过渡得好，我们就适应得好；反之，会导致许多诸如青春期叛逆的各种问题。

初中阶段初步确立了人生观和价值观。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三岁看大，七岁看老”，这是从生物遗传和社会遗传的角度而言的。生物遗传，是家族血缘中所携带的基因不同，每个人的个性特征就不同。社会遗传，是家风家规和当时社会风气对人的性格形成的影响。这两方面对人的影响都挺重要，而初中阶段正是一个承接家庭和社会的纽带，虽然还处于从少年向青年的转变，但今后在社会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就已经露出萌芽状态了。这个时候，如果对好的萌芽培育得好，将来就可以长成大树；如果培育或引导的不好，就有可能使这类萌芽越长越歪。我在前文中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讲述一些人和事，主要是说明这些人和事对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我们平常所说的感谢老师的教诲，究竟内容是什么？是他们教给我们的一些知识吗？这些是的，也很重要，但是，我以为主要是思想品格和作风形象方面的示范和引导。不要说初中阶段，就是高中、大学、研究生甚至博士阶段，老师传授给我们的知识性的东西毕竟是有限的，而且知识更新越来越快，过去的知识很快就过时了。韩愈在《师说》中对老师的定位做了很精辟的说明：“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他把传道放在第一位，把授业也就是教给学生知识放在第二位，这确实是说到了根本。此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个“渔”就是人生观与价值观。我以为，我们这些同学共同的特征就是两条：一是能吃苦，二是靠自己。这是很珍贵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初中阶段是走向各自人生归宿的分界线。由于前面的三个特征，我们从村庄走向社会、由少年变成青年、确立了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因此初中毕业相当于走在了一个十字路口上，今后该往哪里走，实在是没有一条明确的指引线，只有靠我们每个同学独自探索了。也就是说，初中阶段是走向各自人生归宿的分界线，这条分界线是那样的隐讳和不起眼，以至于多少年后我们才懵懵懂懂地有所感悟。

社会发展从来不会是一条直线，而是具有某些周期性的特点。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道路，其实是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的，无非是在这个过程中有机会欣赏了一些风景，经历了一些风雨，最后只是划了一个圆圈，终点即是起点，起点有时候也是终点。四十年过去了，当年绝大多数的同学都在我们共同划的这个圆圈里，而聚会就是把起点和终点大体重合在一起。这是生活对我们的恩赐，我们也应该以更为积极的心态接受这种恩赐。感恩生活，感恩生命，感恩老师，感恩同学，感恩抚育我们成长的那片塞外高原上的长生天，这也就是同学聚会的主旨吧。

（殷雄，2018年5月25日写于深圳圣乐斋）

是一块读书的料！钱钟书少年时被其父如是评价说。

字里行间都饱含了对师尊的感恩和敬爱。

一笔一划都流露出对同学的深情和厚谊。

很难想象，写下“一柄龙泉剑，对谁舞，可通幽？滋兰畹，良马苑，弃吴钩。”如此豪迈诗句的作者，竟能有“我看着他吃一块馒头喝一口水，吃一块馒头喝一口水”这样的细腻笔触，柔毫与利剑兼有可与辛弃疾相题并论。

 

我与作者是同龄的同学，有同样的刻苦求学经历。1978年去母校读初中，也就是刚到十三岁。“饥寒交迫”这个词用在他人身上有点矫情，但殷雄同学的艰苦是众所公认的。最近舆论热议“寒门能否再出贵子”，似乎有一种说法，教育资源的不公平，经济条件的不平衡，等等社会问题，或许会否定读书的意义抹杀知识的力量。其实无论哪一个时代，走出寒门的贵子或荡子，数目大略相当，豪门里有纨绔子弟也不乏精英栋梁，没有绝对的结论在其中。

 

起点终点，拓展的是人生的空间，我所看到的恰恰不是一个圆而是一条直线。四十年不长也不短，今天的博士、北大兼职教授，无论如何是不能与“三岁看大、七岁看老”的那个三岁或七岁的时点接成一个圆圈的，没有宿命，只有砥砺前行；那一个动力那一个支柱，是真实存在的。再过四十年，但愿同学再相见，那时我们的人生感悟，又有新的变化也未可知。

 

为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同学做一期专辑，是我的荣幸。若没有这次同学聚会，便没有这样的机会再次一起学习数理化以外的知识。

 

最后，摘抄汉乐府民歌《长歌行》，作为这期纪念册的结束语以资留念。

 

· 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

· 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

· 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衰。

·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王福梅2018年5月29日

于呼市南郊天野小区蜗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