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乡一一八一锰矿

君交如水

▲ 当年的八一锰矿矿部，已成为今天的广西铁合金有限公司所在地

《我的故乡一一八一锰矿》

作者： 张 一 兵

序

自微信普及后，通过网络链接，时常能看到一些介绍八一锰矿历史，讴歌八一锰矿精神，抒发八一锰矿情怀，追忆八一锰矿往事的文章和图文视频。这些资讯，对那些曾在八一锰矿工作生活过，或从八一锰矿走出去的人来说，特别容易受到感染和触动，也最能勾起他们对昔日的眷恋和难忘的记忆。虽说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没有过轰轰烈烈的壮举，也没有过叱咤风云的伟绩，更没有过出神入化的传奇，但每个人都有一条曾在那里划过的痕迹。这条痕迹，光彩照人也好，微不足道也好，默默无闻也好，却交织着值得回眸的个人情结和无可替代的精神寄托。

但在这些资讯中，鲜见自传性和回忆录这样的文体，我感觉在刻画和描写人物方面，存在着不应忽视的缺失。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人是最可宝贵的，是人创造了历史，是人在战天斗地。八一锰矿的兴衰，虽然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但八一锰矿那几代创业者、建设者及其后人，在过去、到现在、乃至将来，都是可歌可泣的！

▲ 1979年9月，国务院向八一锰矿颁发嘉奖令

往事如烟，时光流淌，会无情地磨灭记忆。我自感有责任，同时也有义务，给自己，也给曾经的中学同学和老师、熟悉的工友和挚友，以及所有对八一锰矿怀有感情的人，留下点关于八一锰矿所值得回忆的往事，让大家循此去寻觅昔日的自己和他人，捕捉并定格曾经的精彩瞬间，来纪念属于那个特定群体的难忘岁月。因此，我决定以个人回忆录的形式，写下这段令我魂牵梦绕的岁月。

我衷心希望，这篇回忆录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让我们今后能看到更多、更精彩、更具人文情怀的文章和作品，来赞美曾经的八一锰矿，来讴歌不朽的八一锰矿精神，来颂扬那些八一锰矿的创业者和建设者。

这篇回忆录，虽然只能从我个人狭窄的视角去着眼，从自己熟悉的人物身上来下笔，但我会尊重史实，客观正面地去叙述。由于过往久远，物是人非，很多事情已无法还原；还由于斯人老去，尊严尤存，留下的尽应是美好；更由于年华已逝，寄望来者，需传递正能量于后人，所以本回忆录竭力做到：忠于史实，不歪曲误导；敬重前辈，不责难抹黑；扬长避短，不计前嫌后隙；明存暗弃，不惹事生非；向前看，共享和谐未来。

一、同名之地

我姓张，名叫一兵，小名叫八一 ，父母为我这样取名，完全是因为我的生日。1952年8月1日，我出生在武汉市汉口区宝丰一路，那天正值八一建军节。建国初期的建军节，庆祝活动非常隆重，街上锣鼓喧天，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口号声此起彼伏。生父说今天是建军节，我们家添了个男丁，名字就叫 “ 一兵 ”，小名叫 “ 八一 ” 吧。

▲ 1955年，作者两岁多时在武汉

我不到两岁时，生父意外去世，因度日艰难，后来母亲改嫁，我才随继父姓，但名字却没改过。这个应景的名字，在文革当中和后来，曾被许多人误认为，是我在文革时，为时髦表忠而改过的名字。

1959年初，我随工作调动的继父和母亲，从南宁刚下马的八一钢铁厂，来到地处广西来宾县凤凰镇附近正在筹建的锰矿山。那时我还不到7岁，完全没意识到自己的名字，会与这座尚未命名的矿山，有着不解的同名之缘；更不可能想到这个地方，后来会被我视为自己的故乡。

▲ 1966年，作者在八一锰矿矿部办公大楼前

1958年国家大炼钢铁，对锰矿的需求激增，初创的八一锰矿，就是在那个时代诞生的。国家为上马这座矿山，从当时广西军区抽调成建制的部队，集体转业，1300多名来自五湖四海的官兵，毅然脱下军装，奔赴新的岗位。因脱胎于军队和军人之故，故这座矿山在成立时，被命名为 “ 八一锰矿 ”。

▲ 1959年8月1日，广西凤凰八一锰矿成立大会

1959年8月1日，八一锰矿正式成立。当时因条件简陋，生活艰苦，有少数职工思想不稳定，还由于当时职工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调，有的未婚男职工甚至怕以后找不到老婆。首任矿长于博（广西军区后勤部原副部长，上校军衔），当时大家称他老矿长，他为了安抚这些职工，带头把家从南宁搬到矿里，并在职工大会上公开表示，自己有五个女儿，都可以通过自由恋爱嫁给矿工。老矿长的表率和表态，在当时的确起到了稳定和鼓舞人心的作用。

于博，一位在解放战争中，随四野从东北打到广西的军人。无论是在部队，还是在矿山创建初期，都是位传奇人物。当时的职工和家属在提到他时，大多心怀敬意，有口皆碑。我认为，如要写与八一锰矿矿史有关的文章和文献，如果遗忘或绕开于博这个人物，是不完整的，也是不精彩的。

关于于博，有很多关于他的传奇故事，其中一个与我多少还有点关系。那是1958年夏天，于博时任广西军区后勤部副部长，为掌握当时军建工程的实际进度和工程质量，他微服检查在贵县修建的191军医院。当时着便服只身一人，乘火车前往贵县，下车后在车站雇了一辆人力载客单车，就直奔建院工地。车夫因他身体肥胖，把他拉到地方后，累得满身大汗。这事我之所以印象深刻，是因为他知道在贵县营建部队的家属里，只有我一个孩子，故特意带了几个柿饼给我。当晚继父带柿饼回家，向母亲讲述这件事时，我就在旁边听着。

据父辈们说，于博在军队里，对军官严厉，对士兵亲和；到矿山后，对干部严厉，对工人亲和。由于健康原因，于博在1963年底就因病去世了。这位传奇人物，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史料记载的缺失，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这让我感到十分惋惜和遗憾！

因父亲和他那些战友，都曾是于博的部下，他们对于博的敬畏，对他的传奇人生和人格魅力，既溢于言表又津津乐道。在他们的感染下，我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尤其在我少年时代，那时候在八一锰矿看于博，他就像将领和英雄一样地存在。直到现在，我仍视他为那一代军人的缩影和那一代军魂的化身。

▲ 八一锰矿首任矿长于博

由于在出生地居留短暂，后又跟着父母随军南下，不断变换驻地，在我幼时的记忆中，已完全没有故乡的概念和印象。因此，在我不到7岁就来到的这个同名之地一一八一锰矿，并在这里生活、学习和工作，直到23岁离开。我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基本上在这里度过；我的遐想、梦想和理想，大多在这里放飞；我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均在这里形成。后来，无论我走到哪里，到哪里工作，在哪里定居，我对故乡的眷念和认同，一直定格在八一锰矿这个地方。

二、小学时光

建矿初期，矿里没有学校，适学龄的孩子，只能安排到矿山所在地凤凰镇的一所中心小学念书。我注册读一年级时刚满7岁，还记得负责注册的一位女老师（后成为我读初小的班主任，姓名不记得了，只记得她的音容笑貌）问我：张一兵，你长大后的理想是什么？我脱口回答：当飞行员，开飞机！她笑道：那要好好学习才行啊！

凤凰镇的中心小学，因政府投入和经费不足，条件很差，校舍简陋，教室的墙都是泥冲成的，课桌桌面的杂木板大小不一。尽管如此，学校的师资力量却不差，而且老师都很勤勉敬业。学生大部份来自附近农村，很多农村学生因家境困难，衣着单薄，赤脚上学，所带的午饭大多是粥水、玉米红薯和干菜。农村来的学生大多学习很自觉，也很刻苦，他们知道学习机会来之不易。有一个叫韦政荣的同班同学，就是个农村学生，他从小练就了一手正楷毛笔字，写得如同字帖上的字一样，很让我惊羡。

相比之下，镇上和矿区来的学生，因生活条件稍好，学习自觉性和刻苦性不如农村来的同学。那个时候，我为了不被农村同学看成另类而嘲笑，故在上学的路上，经常把皮鞋和袜子藏在路边的草丛里，也光着脚上学，为这没少挨母亲骂。

在读到二年级时，矿里也开办了小学一年级，到后来还相继办了中学，很可惜我都没赶上。我读到镇中心小学的高小后，在老师、家长的教育下和同学们的影响下，学习目的明确了，自觉刻苦性也增强了，学习成绩提高很快。尤其是语文，所写的作文经常得到老师表扬。高小五、六年级的班主任叫叶碧安，是位很严厉，教学很得法的男老师，在他的教导下，我打下了很好的语文基础，至今受益匪浅。

记得读小学六年级时，有次全班出去春游踏青。回来后，叶老师要求写篇春游有感的作文。我当时在班上语文成绩比较好，心想写这个不在话下，于是搜肠刮肚，用了许多华丽辞藻写成一篇，还美滋滋地认为会得到老师的夸奖。没想到作文讲评时，叶老师非但没夸我写得好，反而批评了我的这种写法。指出我的作文只写景，不写人，是篇见木不见林的空洞之作。此事过去几十年了，每当想起，仍有严师在侧之感。

小学阶段，除正常学习外，我在课外对天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宇宙起源、星体分类、星系关系到星体命名，学到了天文学最基本的常识。对宇宙星空的认识，在我后来人生信仰和三观的形成中，有过很重要的影响，并自觉成为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

六十年代，教育资源十分匮乏，凤凰镇只有一所小学，上中学要到来宾县城才有，而且全县只有一所中学。由于县中难以接纳各乡镇小学众多的毕业生，故录取考试的竞争很激烈，门坎也很高。我考中学时，由于压力过大，精神紧张，导致没有发挥好，结果升学榜上无名。

中考失利，中学梦和大学梦均遭破灭，不仅内心痛苦，而且极度彷徨。那时没有来年再考之说，也没到可以工作的年龄，故内心焦虑。前途茫茫，无人指点，不知所向，极为苦闷！

幸好天无绝人之路，就在我感到前途无着之际，父母了解到，中南锰矿公司（设在湖南湘潭，八一锰矿归其领导），1964年已在八一锰矿办了一所半工半读中学，免试招收广西各地锰矿辍学在家的职工子弟，于是我没丝毫犹豫，就进了这所学校继续求学。

只是，那些曾经在小学同窗的八一锰矿子弟，后来考入来宾中学的同学，从此很少来往，他们是：刘道生、车以能、岑彩萍、邓少凤等人。多年后，每当回首那段往事的时候，我总会想起他们和与他们在一起的时光。

三、中学往事

半工半读教育，是物质匮乏年代的产物，现在已难觅踪影。我那时不懂这个，只知道有书读就行，因为毕竟年龄还小，还没法工作。

八一锰矿这所半工半读中学（以下简称工读中学），设在当时二矿（即后来的冶炼厂）生活区的西南角。招收的学生来自广西各地锰矿的职工子弟，除八一锰矿外，还有桂平县的木圭锰矿、象州县的下田锰矿、宜山县的同德锰矿和龙头锰矿。时过境迁，这些矿山早已不复存在，只留存在我们这代人的记忆中。应当时凤凰火车站和当地镇政府的请求，矿里也同意接收这两个单位的几名子弟来工读中学念书。

现在回首，昔日的同学早已各奔东西，有的甚至已经过世。据说大家退休后时有聚会活动，但人却很难到齐。我因此想到，人难团聚，名字总可以汇全吧。故我在此按当初大家的来处，罗列出全体同学的姓名（排名不分先后），供同学们重温和铭记：

八一锰矿：周佑福、欧有雁、高宽新、龙怀参、邓克良、朱能发、曹劲、朱永斌、张一兵、于玲、蒋竹玉、徐燕群、刘卫萍、邹丽珍、朱茂英、梁琼珠；

木圭锰矿：黄培基、黎超寿、李立生、朱锦涛、赵宽明、梁锦新、张廷、何琦球、黄巧生、黄巧月、梁美球、冯翠成、黄建群、陈文、黎建兰、梁群英；

下田锰矿：陈洪泗、卢祖浩、陈大华、黄莲芳；

同德锰矿：何明权、何明任、王耀文、王啟军、谭存良、刘长明、周润生、黄春记、李寅生、方润明、方润娇、陈建芳、杨克红、李柳林、黄春香、陈润棠；

龙头锰矿：陈友生、谢远强、杜奋明；

凤凰火车站：韦学长、唐惠珠、伍顺华、李水仙；

凤凰镇政府：蒙庆敢。

共60名同学，男生35人，女生25人。

▲ 2017年10月，工读中学部份师生在原八一锰矿矿部办公大楼前合影

虽说工读中学是一所学校，在我进去之前只有一个班，算上我读的这个班，总共才有两个班，分一班和二班。教职员6人，其中正副校长2人，教师4人。由于是半工半读性质，学杂费和伙食费全免，很受学生和家长欢迎。后来因矿里开办了普通中学，故没再招收新生。

来自各地的同学，年龄参差不齐，所讲的语言和方言也不一样，有讲普通话的，有讲宜柳话的，还有讲白话的。大家在一起学习、生活和劳动，上课用普通话教学，平时则基本上讲宜柳话。

工读中学要求全体学生住校学习。刚进校时，我被安排住上铺，临铺的同学叫周润生，同德锰矿来的，年纪与我相仿。我那时才13岁，之前从没离开过家，到学校住宿，刚开始很不习惯，而且有小家子气。他有时无意把东西放在我床上，我会马上推过去，好像领土神圣不可侵犯一样。因此，两人最初有点不和，现在想起来，会觉得很可笑。在工读中学的同学中，我与周润生交集的时间最长，几乎不间断保持到我上大学，离开八一锰矿为止。

工读中学的劳动和学习时间，在安排上各占一半，一周挖矿，一周学习。去矿山挖矿有卡车接送，早出晚归。人力挖矿的劳动很辛苦，也很单调，久而久之会感到厌倦。因有老师监督，也没人敢明着偷懒。我们那时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上午挖一会儿矿，肚子就饿了。饥肠辘辘地一边干活，一边盼着送饭车快点到来。这种情形，是那时候大家的一种常态。

和很多中小学一样，学生中时有欺凌现象，工读中学也不例外。不过，当时的欺凌情况，大多限于语言上。我当时年少，年纪在男同学中排倒数第三，故对此印象深刻。记得有次在挖矿工地上，因女同学唐惠珠说话当众奚落了我，我气头上用挑矿的扁担追打她。现在回想这些往事，会忍俊不禁。

在工读中学期间，因年少精力旺盛，好像对什么都感兴趣。一开始跟赵宽明学吹笛子，后又向谢远强学拉二胡，乐此不疲。宿舍前面有副杠铃，一有空就举，印象中举得好的有方润明和周润生，方润明自诩是马骨型身材，有举重天赋。我原来体质较弱，举重让我体质得到改善。文革期间我们缴获一辆单车，个个争先恐后学骑车，女同学也不甘落后。我因人小争不过，记得自己半夜三更还在操场练习。还有更搞笑的，我和朱永斌在学校还养过几只鸭子，从鸭苗开始放养，每次吃饭时拨点饭菜喂养。几只鸭子慢慢长大，有时像宠物一样，一搖一摆尾随我们身后。

▲ 作者就是凭借这辆自行车，大多在三更半夜里，学会骑车的

一班的何明权，年龄稍大，身形健硕，看上去很威严，其实人很厚道，是大家心目中的老大哥。他知识面很宽，好像天下没有他不知道的事情。很多时候，我都愿意听他侃侃而谈，感觉能够帮助我增长知识，开阔视野。前年，应邀去来宾参加唐惠珠儿子的婚礼，又看到何明权，没想到他患上了脑梗后遗症，语言和行动均受到影响。此情此景，令我感慨不已！

一班、二班的班主任分别是陈昌诚老师和韦世敏老师，那时他俩还是大学刚毕业不久的单身汉，和我们一起住在学校。两位老师与学生朝夕相处，关系十分融洽。陈老师是桂平汉族人，普通话发音还凑合；韦老师是上林壮族人，讲普通话夾杂较重的壮话口音。有些同学常在背后模仿韦老师讲话而成为一种笑谈。久而久之，韦老师也知道有学生学他讲话，但他却不愠不火。后来，模仿他人讲夾杂方言的普通话，居然流行开来，范围已不局限在学校内，甚至还模仿二矿的职工。现在看，这种行为似乎很无聊，但在当时那种极其单调枯燥的学校环境中，大家相互开玩笑，无恶意贬损对方，其实是在自寻其乐。

▲ 2018年7月，作者在南宁看望韦世敏老师

教我们数学的老师叫杨其秀，湖北人，是个教学经验丰富的老师，带一副眼镜，知识分子气质很重。教我们语文的老师叫周环，是广西民族学院毕业的，人很漂亮，普通话也讲得好。这两位女老师，给我的印象很温和，也很有修养。校长许振国，高高大大的江苏人，知识分子出身，有风度，在部队是大尉军衔，他给我们上政治课。我喜欢听他讲国内外形势和时事，他知识面广，深入浅出，旁征博引，口若悬河，引人入胜。副校长温远权，给我留下的印象不是很深，只记得他那时比较清瘦，看上去文质彬彬的样子。文革期间，矿革委会还派工宣队进驻学校蹲点，因接触得不多，我对工宣队员也没留下什么印象。

▲ 温副校长的近照，有学生来看望他和老伴

在校期间，文革还没发动前，有一次，学校组织两个班，在一起学唱《一代一代往下传》这首流行歌曲。因梁琼珠在南宁学唱过，故由她来教唱。我至今记得，在集体高唱这首歌时，我心里总是澎湃如潮，感到热血沸腾，被激越的歌词和亢奋的旋律深深地激动着。后来走上社会，只要一听到这首歌曲，就有一种振奋和激昂的感觉。直到现在，我仍能哼唱其中的几句：

象那大江的流水，一浪一浪向前进

象那高空的长风，一阵一阵吹不断

我们高举革命的火把，一代一代一代一代往下传

革命先辈挥血汗，创立了人民的好江山

我们继往开来，建设这幸福的乐园

. . . . . .

闲暇时间，我们男同学还经常结伴去爬山、去河沟游泳、到地下泉水涌出处去潜泳，睁眼观察清澈水底下舞动着的水草和游鱼、有时甚至沿铁路徒步，走到下一个火车站再折返。陈洪泗常常是野外活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我时常参与这类活动。

写到这里，我八卦一下，说点大家可能会感兴趣的事情。因一班同学的年龄稍大一些，多在20岁左右，可以说到了异性间相互吸引和谈情说爱的阶段。但实际情况却有点反常，除了两个男女同学被大家公认有恋爱关系外，没听说还有别的同学在谈恋爱。即便如此，那两个被传闻有恋爱关系的同学，最后证实也是捕风捉影的。一班尚且如此，二班就更不用说了。

虽说鲜见恋爱，但暗恋的确有，我知道有男生在暗恋女生，是谁呢？我这里不便说。多年后，同学们都结婚成家了，大家这才发现，工读中学的同学，没有结成一对夫妻的！我当时还纳闷，怎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后来终于明白：原来工读中学的女同学们，个个心高气傲，根本就看不上身边的男同学。

后来，因矿里用工需要，学校提前输送了十名年龄较大的同学，走上了工作岗位，他们是：王耀文、龙怀参、高宽新、谭存良、刘长明、方润娇、李柳林、陈建芳、杨克红和黄莲芳，正好五男五女。这些先期参加工作和后来参军的同学，日后竟成了我们十分羡慕的人。

读到初二时，毛主席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学校成立了红卫兵组织，接着全国学生大串联。我们自由结合，组成若干个小分队，也参加了串联。当时串联的口号，是学习当年红军长征的精神，当好宣传队和播种机，把毛主席的伟大指示，把文化大革命的火种，传遍全国。刚开始是徒步串联的，我们这支小分队，用了一周时间，好不容易从凤凰走到南宁，脚都磨出了水泡。后来受外地串联队伍的影响，已不屑再徒步行走，也学着不掏钱乘火车，坐轮船，吃免费餐食，住免费营地。那时候，我才15岁，感觉天不怕地不怕，游走天下，把家里父母的担心，抛到九宵云外。

▲ 1966年底，串联到南宁的部分同学，身着八一锰矿工作服，在人民公园合影留念

串联结束后，又搞停课闹革命，受社会上文革派系的影响，因革命观点不同，在师生中分成了势不两立的两派。一派属联指组织，文革中在广西是多数派；另一派为422组织，是少数派。两派人士经常聚在一起激烈辩论，互不相容，斗争有愈演愈烈之势。

学校中站在联指派一边的师生居绝大多数，而站在422一派的只有几个同学，还记得他们是：周佑福、欧有雁、陈大华等人。因派系斗争和观点不合，导致这几位同学后来与大家分道扬镳，日后再也没有交集，真是令人遗憾。周佑福是一班的，来自八一锰矿，是个有抱负的人，那时候他看过很多书，甚至还包括希特勒的自传一一《我的奋斗》。他大我五、六岁，当时在我眼里已非俗人。

后来文革发生了武斗，老师为了我们的安全，要求大家不要离开学校，并发动大家自制了一些自卫器械。为防止422那派人夜间偷袭，我们晚上还轮流持械站岗，让我第一次感受到战争降临前那种紧张氛围。再后来，学校为了防止出现意外，决定开始无限期放假，同学们才各回各地。

▲ 工读中学全体师生和工宣队员毕业合影

▲ 工读中学联指派的红卫兵组织

▲ 一班师生在柳州合影

▲ 部份师生实习时合影，中排右一是杨其秀老师

▲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

▲ 梦想参军的同学

▲ 1968年底，作者初中毕业时留影。那时祟尚军人，年青人以着军装为时尚，并引以为荣

四、广阔天地

文革武斗平熄后，1968年底，毛主席号召全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广阔天地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因此，学校决定召回各地学生，统一安排下乡事宜。为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和学校的安排，大多数同学都回到学校，只有少数同学没有回来。没有回来的同学有李立生、黎超寿、谢远强、周佑福、欧有雁、陈大华，据说他们或在当地，或到原籍地下乡插队。还有此前已报名参军的陈友生、朱能发和李寅生。

我们是1969年4月5日离开八一锰矿的，由矿里的汽车送去农村。被统一安排到来宾县城厢公社插队。城厢公社离县城不远，是个自然条件相对较好，集体经济也相对富裕的公社。我当时被安排到平安大队三香小队，一起来的同学有何明权、何明任、卢祖浩、陈文、黎建兰和邹丽珍，四男三女。

初来乍到，我们被安置在队部会议室侧间房屋居住，侧房用木板一分为二隔开，男女各住一头。刚到时还春寒料峭，没有床，只能打地铺，我们用稻草垫在地上御寒。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在队部大门外支上一口大锅，就算是我们的厨房了。队长赊给我们一些粮食，我们的插队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兴冲冲爬到村后的山上转悠，想居高临下，好好看看即将开始的生活环境。三香村山后有个很大的水库，村周围是丘陵地带，植被很好，村前有大片水田，看上去自然条件不错。

接下来马上投入到生产劳动中，我们从没接触过农耕生活，什么都不会做，只能跟着农民一点一滴地学。卢祖浩生性乖巧好学，又善于和农民打成一片，所以在学习农话中，除插秧和糊田基这些基础农活外，他很快又学会了犁田和耙田。他在我们这个知青小组里表现突出，故在插队期间还算顺风顺水。

不到农村劳动，真的无法体验农民的辛苦。有一次队里派人去公社交公粮，我一大早跟着几个农民，赶着满载稻谷的牛车去公社粮库。粮库仓管员规定，要背着麻袋爬上7、8米高的谷堆顶才能倾倒。每麻袋稻谷约重160重左右，连续倒了几袋后，再爬谷堆时，腿脚开始颤抖，身上大汗淋漓，而我那时还不到17岁，早晨只是喝了稀粥出来，又饥又累，后来几乎要晕厥！

又有一次，收稻谷到快天黑，已经感到精疲力尽，还要求挑很重的稻穗梱回村中地坪。路途很远，夾在挑担回村的队伍中，有要求中途不得放下休息（怕谷粒脱落）。我在路上频频换肩，冷汗直冒，最后感觉汗都快流完了，咬紧牙关担到地方，卸下后立即瘫倒在地，久久不能起来！

还有在双抢（抢收、抢种）时，每天做农活的时间超过12个小时，那时节太阳很毒，地面温度也很高，腹背都在烤，炎热难耐。双抢季连续很多天都是如此，高强度劳作，又得不到相应的营养补充，让我们这些没做惯农活，体质又不很强健，且无家人关照的知青，备受煎熬！尤其是我，因为是独生子（没有兄弟姐妹），自小多得父母娇纵，从没吃过苦头。

▲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插队期间的1970年夏天，城厢公社组织民工到另一个大队的岜宁生产队修水利。三香生产队派出了十几个人，其中就有我和何明权。那是段非常艰难的过往，劳动强度非常大，规定每人每天要挖运三到四立方的土（视土质而定），才能得到额定的工分。而且生活条件极为艰苦，我们是外来劳力，在岜宁村住得极其简陋不说，集体伙食用我们带来的米做饭，因村里没有集市，我们无法买到菜吃，实际上也没钱买菜。很多时候就用盐熬锅巴来当菜。因久吃不到蔬菜，身体缺乏纤维素，导致排泻都成困难。为增加一点与植物有关的东西，我们在水利工地劳动时，会偷偷钻进附近的甘蔗地，啃食村民种的甘蔗，甚至还把嚼碎的甘蔗渣咽点下去。那个阶段，是我一生中最艰辛和最不堪的日子。

那时年少，虽不太懂前途的重要性，但还是知道这样下去不行。感受比较强烈的是，我们从身带光环的红卫兵，突然就变成要受农民教育的知青，心理落差太大，始终无法适应。生活的艰辛，劳动的繁重，心理的痛苦，交织在一起，令我至今不堪回首！

在农村最难熬的阶段，经常思念八一锰矿，想家，开始担忧未来的前途，恐惧接下来的日子。思想的波动，信念的动搖，意志的消沉，逐渐在同学中漫延开来。有些同学开始消极、颓废、懒惰起来，经常不出工，或相互间四处串门，在一起吃吃喝喝，发泄不满和绝望，期盼 “ 四贯坳 ” （当地一地名，是座山隘 ）能出现曙光，大家能回矿山当工人！

到农村一年零七个月后，或许是矿里领导知悉了我们在农村的状况，又或许是矿里需要增加新的员工。1970年11月，八一锰矿决定召回全体插队知青，统一在八一锰矿安排工作。大家在得知这一消息后，欢呼雀跃，心潮澎湃，热泪盈眶，真是兴高彩烈啊！

五、当工人咯

那个年代对我们来说，当工人是每个知青都梦寐以求的，拿到现在来看，很多人会难以理解。在农村插队的时候，有不少同学说过，要是能离开农村，回到八一锰矿，就是扫马路也心甘情愿。这些往事，现在说虽有些难堪，但却是实情，所以我没必要隐瞒。我看过关于习近平主席当年插队生活的记述，他也有过困惑和迷茫的时候，写得很真实，故觉得很感人。

大家被召回后，矿里很快为每个人确定了去向和工种。我、周润生、唐惠珠和蒋竹玉被安排到一矿工作，我和周润生分配到机电工段当钳工，唐惠珠和蒋竹玉则分配到化验室当化验员。

从农村回到矿里，感到一切都那么亲切，连空气闻起来都特别温馨！有一种如鱼得水的适应感。直到今天，回想当时那种心情，我觉得再怎么形容都不为过。

▲ 八一锰矿徽章，你还保留着吗

我和周润生到工段报到，工段领导把我们带到钳工班，当时钳工班的班长是张治吉。他提出收周润生为徒弟，把我安排给林福泉师傅当徒弟。记得林师傅当时说，他已经带了一个徒弟，意思好像是不愿多带。张班长只好说，你先带着吧，以后再说。后来我才知道张班长的好意，他不想让我随便跟一个师傅，因为林师傅在钳工班的技术水平最高，跟他学艺，绝对没错。就这样，我踏上了为期三年的学徒之路。

当时钳工班有十几个工人师傅（包括电焊组的师傅），仅有五个学徒，除我俩外，还有三个学徒，一个是跟林师傅的芦如广，另外两个是电焊组的女学徒黄培友和韦金玲。芦如广当时年龄很小，看上去似乎还没到法定工作年龄。别看他每天上班无精打彩和睡眼惺忪的样子，可一到蓝球场，就变得生龙活虎起来，判若两人。我们三个男学徒身份相同，年龄相仿，很容易合得来。在工作中，都很刻苦好学，师傅教我们的基础技能，很快就学会了。

我当时不拘泥于固定的师徒关系，有空有机会就跟别的师傅一起干活，给他们打下手，听他们召唤，他们看我勤快好学，也愿意传授技术给我。后来，我还不局限于本工种，利用电焊工协同工作之便，经常向电焊师傅学习焊接和切割技术，而且进步很快。有时矿里搞生产大会战，电焊工不够，电焊师傅居然放心让我顶上。

学徒第三年，我基本掌握了钳工和焊工的工作技能，开始专注并开展当时矿里提倡的技术革新活动。我向林师傅和张班长提出这方面的想法，得到他们的支持。

我的第一个技术革新项目，是制造一台新锯床，以取代原来的旧锯床。旧锯床是一台几年前自制的简易机床，因结构不合理，零件加工精度低，动力配置不够，锯切效率很低，一根直径100毫米的普通圆钢，锯断需耗时一个小时左右，且容易损坏锯片，切口平面还不够垂直。在动工前，我到矿部机修厂，考察了他们使用的机床厂制造的正规锯床，发现确实很美观很好用。但以我们机电工段的机加工能力，根本做不出来。怎么办呢？于是我根据正规锯床的工作原理，结合我们车间的机加工能力，并找出旧锯床存在问题的关键。在此基础上，我设计并制造出一台结构简单、操作方便，效率提高、且不易损坏锯片的锯床。

新锯床的制成，使锯切同样直径普通圆钢的效率，提高了一倍以上，而且锯切平面与轴心垂直度好，锯片寿命也提高了几倍。受到车工班师傅欢迎和好评，也得到钳工班同事和工段领导的赞许。没曾想，40年后，我到广西康密劳铁合金有限公司（原八一锰矿所在地）看望当年的同学和工友时，听周润生说，那台锯床居然还在使用！

第一个技术革新项目的成功，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我再接再励，又为矿卫生所改造了中药片冲压成形机，把原来每次冲压成形1片提高到7片；后来还制作了各种工装夾具，批量生产加工蜂窝煤块的手动冲压器，给一矿生活区每栋数家住户提供一套，为制备家用燃料提供了便利，解决了职工家属的后顾之忧。

记得在1971年，从冶炼厂调来一位钳工，叫郭四海，工段领导把他安排与我和周润生同住一个宿舍。郭四海比我大几岁，当时在八一锰矿是个小有名气的人物。据说他钳工技术不错，在冶炼厂钳工班是把能手，所以我尊称他郭师傅。

郭四海是融安人，父亲早逝，这方面和我的情况差不多。之前听到过关于他的一些传闻，感觉他不是一般人，后来果然证实了我的直觉。

一次，矿区尾矿泥浆坝突发决口，高压泥浆水从坝体涵洞喷涌而出，情势极其凶险，如决口不能尽快堵上，决堤引发的后果不堪设想。矿里立即组织抢险队，郭四海冲在最前头，是第一个进入涵洞堵挡决口的人。当时深入涵洞是非常危险的举动，虽然有绳索系着，一旦决口附近的其他地方突然崩塌，救人就回天无力了。我当时也在抢险现场，感到四周弥漫着一种恐惧和悲壮的气氛，矿领导在现场都急红了眼。后经过几个小时扣人心弦的紧张施工，决口终于被堵住了，现场人们紧绷的心才慢慢松弛。当郭四海等抢险人员疲惫不堪地从涵洞爬出来时，围拢在涵洞口焦急等候的人们，报以雷呜般的掌声和欢呼声！

我在现场真实地看到了英雄的身影和壮举。什么是英雄？英雄就是在关乎众人安危的关键时刻，敢于挺身而出、毅然冲锋陷阵和决然奋不顾身的人！很多年过去了，绝大多数人们已淡忘这些，然而我却记忆犹新，在写这些时，我文思如泉涌，吐字像流水。

郭四海退休后定居于柳州市区，后来我有机会到柳州，常会登门看望他。

▲ 由张显忠书写的《八一精神》条幅

写在一矿当工人的那段日子，我一定要讲述几个与我十分要好的朋友。他们是张显忠、杨振坤和廖舜鹏。

张显忠，是八一锰矿从岑溪县招来的工人，比我晚参加工作一点，被安排在一矿汽车队当汽车修理工。他个头不高，身体敦实，面目和善，眼里透出聪慧。与他相识并成为挚友后，才发现他个性很强、爱憎分明、为人正直、珍视友情、勤奋好学、追求执着，还颇有天赋。

我们相识于制做梭针这个小手艺活的那段时间。这是由郭四海带头做起的，也就是用废弃的不锈钢焊条芯做材料，经锤打磨削装饰，制成精致的梭针，用来织当时流行的网状织巾。我们把做梭针当成了制作工艺品，为了做得比别人的更好看、更新颖、更有创意，大家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又互相媲美。随着织物的变化，最后又改做钩针。这种精巧的钩针，由针体和旋帽两部份组成。旋帽外径只有4毫米，难度最大的工序，是要沿轴线先钻2点5毫米直径、30多毫米深的孔，能否垂直钻入是成败的关键，然后内攻螺牙。这些钩针即使拿到现在看，我相信观者一定会惊叹其技艺之精湛。郭四海所做的梭针和钩针，是有确定馈赠对象的，而我们这几个学徒工，只专注于相互间提高制作技艺和追求某种成就感。我们俩，就是这样认识的。

▲ 打开旋套的钩针

▲ 拧上旋套的钩针（张显忠制做并珍藏）

虽说他和我不是同一工种，但两人的工作车间挨得很近，也就是隔着一条马路。相处久了，发现他人很聪明、机灵、好学、勤快，甚至还有文学素养（书法和赋诗），修理技术也进步很快，还没出徒就能独挡一面。这些评价，不是我现在一面之词，当时汽车队很多师傅，还有领导，以及很多认识他的人都这么说。

到学徒第三年，他师傅梁其芳为了培养锻炼他独挡一面的工作能力，让他从已报废的车辆中，寻找有可能修复的零部件，重新组装成一辆功能完全恢复的翻斗矿车。给他的主要吊装工具只有一个手动胡芦，还规定不许任何人帮忙。期间，他动了不少脑筋，流下很多汗水，经过一个多月非同寻常的努力，竟用从报废车上拆解的零部件，修复组装成一辆功能完好的翻斗车，并开出车间。因此，车队领导和班长确认了他的独立工作能力和突出成绩 。

当时矿里的翻斗车尾门在运输过程中，因道路颠波等原因，有时会自动弹开，导致矿石散落在路上，不仅流失了矿石，路面清理也很麻烦。为解决这个问题，他反复革新，终于改装成翻斗车尾门可靠的自锁装置，并且全部改装到一矿所有的翻斗车上，彻底解决了漏矿的难题。因此获得了矿工、司机、师傅和队领导的好评。

▲ 当年，张显忠在一矿汽车队修理班，检测发动机故障

张显忠在一矿的表现，在自身发展进步上，在当时的环境中，确实称得上出类拔萃。可惜，因他刚直不阿和不谙世故的性格使然，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得到矿里关键人物的赏识重用，以致于热情被冷却，才华被埋没，前途受夭折。他做出很大的努力和成绩，得到的回报却极不对称。我离开八一锰矿后，他因技术革新成绩斐然，终于被矿部领导发现，后被调到矿部汽车队的技术革新组。离开了熟悉的工作单位，失去原单位领导工友的支持和协助，加上无法适应新的环境，也很难融入那里的人际关系，他在新岗位上几乎一事无成。几经努力想去改变而无果，又不愿随波逐流，最后心灰意冷，不得已才决定申请调离了八一锰矿。

杨振坤，是一矿职工子弟，和我同一个车间，他当时在电工班当学徒。他比我稍小，个头与我相仿，肤色较黑，是个老成、持重、谦虚、细致、随和的人。他在电工班较活跃，尊师训，勤工作，很得同事好评。他不但钻研业务，还追求政治进步，很快就加入了党组织。我与他相识并深交，完全出于互有好感和相互欣赏。他是个能倾听对方讲话的人，通常不插话，直到你讲完。他认为对的就明确认同，不认同的也会婉转表达出来，但绝不会与人争论不休，这是他的长处。很多年后，他做到公司高管，应与他这方面的素养有很直接的关系。

杨振坤往往会成为人群中的核心人物，就我们几个好朋友来说，相互间有时也会产生小矛盾，甚至因意见对立闹得不愉快。他知道后会来及时调解，他的出现，总能够春风化雨，让双方握手言和。

我在1973年，曾想写一部以八一锰矿的矿史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书名都想好了，叫《万山红遍》，甚至还写出了全书梗概。我把这个想法告诉的第一个人就是杨振坤，他吃惊之余，竟义无反顾地支持和鼓励我，说在写书过程中需要什么帮助，尽管跟他讲。但我过后冷静下来意识到，写长篇小说完全是我一时冲动，实际上以我当时的文化功底，是不可能写好的，于是只能作罢。

我和他最后一次见面，是前年在唐惠珠儿子的婚礼宴席上，当时看上去他气色不佳，尤其是面色，我感觉他健康状况不太好。因现场同学和工友很多，故未能详叙。没想到这次见面竟成了我和他的永别！去年廖舜鹏突然打来电话，告诉我杨振坤已经走了的噩耗！我当时唏嘘不已，难以自持。

据了解，杨振坤自从走上高管岗位后，健康意识淡薄，长期吸烟，又因工作应酬需要，各种招待活动和饭局不断，在不得已的迎来送往中和不经意的推杯换盏中，透支了自己的宝贵生命。这样的教训，我们一定要记取。

廖舜鹏，年纪比我小点，个头比我高，人很帅气，身板结实，力气很大。他的特点，与张显忠和杨振坤不太一样，气度豪爽、雷厉风行、遇事冷静、处事公道、讲求诚信、人缘极好。我结识他始于一场在矿部机修厂的摔跤玩耍，记得当时在场的还有于丁，几个人谁也不服谁。最后，还是实力强的廖舜鹏占据上风，于丁垫底。于丁那时身板单薄，人也很腼腆，当时没有人能想到，20多年后，他能做到柳州市公安局长！

廖舜鹏是个悟性很强的人，做钳工算是入对行了。我和他不在一个单位工作，所以对他的工作情况和业务成绩没有直观的认识，多是和他在一起互通情况时才有所了解。除此之外，我在与其他人谈到他时，获得的信息，大多是很积极正面的评价。

和他在一起，能真切感到他内心强大，无惧艰难险阻，还极具乐观精神。在一个小集体里，他虽然不一定是核心，但他是团结的保障，是抵御外部侵扰的铜墙铁壁，是众人赖以坚定信念和增强信心的稳定支柱。

廖舜鹏退休后在来宾市定居，我们时常见面。

六、《芳华》联想

在一矿不到五年时间里，矿里曾组织过至少四次文艺宣传队，每次我都有幸被选入。我在宣传队乐器组演奏乐器，起初拉二胡，后来矿里购入一部手风琴，我争取到学琴的机会。白天上班无法练琴，只好晚上在单身宿舍前面练。有时练得太投入，竟然忘记了时间。我知道练得太晚会影响大家休息，但有时不由自主，进入了忘我的境地。很奇怪，一直没有人出面干预过我，我知道绝不是因为我拉得好听，而是大家太过宽容厚道。那时无人教我学琴练琴，完全是自学自练，进步很慢，以正规的手风琴教程来要求，可以说根本就没上道。

▲ 一矿文艺宣传队骨干尹爱珍，在女工宿舍前练习手风琴，这架手风琴，正是我当时所用的

去年看过电影《芳华》，因触景生情，与剧情产生共呜。里面的情节和片断，人物和表演，道具和场景，我感到非常熟悉。看过电影后，我脑海里回放的竟不是电影里的情景，而是我们宣传队曾经熟悉的往事和片断。

从各工段和其他部门抽调来的文艺骨干，让我有机会与原不熟悉的他们得以相识相处，有契机向他们学习文艺知识和演奏技能，有时间和他们推心置腹，畅谈各自的兴趣、追求和理想。那几段时期，我与工会主席甘世凤、文艺宣传队长高善民（二胡演奏员）、文艺骨干尹爱珍、高宽新、韩金发、陈红等人，还有小提琴手杨晓金、笛子手韦芳廷等人，变得熟悉起来，平常无话不说。我从一个不善与人交往，后来慢慢变得可以从容应对的人。

杨晓金，是个水平较高的小提琴手，在整个八一锰矿文艺圈，拉小提琴可以说能坐上第一把交椅，他后来还被临时抽调到柳州工人文艺队参加排练和演出。我在一矿文艺宣传队和这样的高手同台演奏，时常感到诚惶诚恐！

当时文艺宣传队的任务，是排练当时政治、生产和生活需要的文艺节目，去参加矿部的文艺汇演，然后到矿部其他下属单位进行慰问演出。如时间条件允许，还会联系到附近部队和其他单位进行慰问演出。我那时学了点哲学，知道文艺属于上层建筑，生产属于经济基础，不时游走在这两端，我有时会感到恍惚，不知自己的未来，最后会定格在哪头？

文艺宣传队的时光，是青春绽放的平台，是友情易结的季节，是开心快乐的源泉，是相知相通的渠道，是放飞梦想之所在。电影《芳华》中的那场离别醉酒片断，我认为确是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写照，虽然剧情在逻辑上有点相悖，但人到情浓时，亦会忘情喧泄。没有过相同际遇的人，很难理解和体会。

七、大学圆梦

自从中考失利，大学梦碎，我之后差不多断绝了这个奢望。然而我母亲在当时读书无用论盛行的情况下，仍然在用她多年前在女中学过的英语底子，教我学英语。因没有课本，她把26个英文字母和常用单词写下来，在其下标注中文发音，放进我的口袋，要求我倒背如流。她还希望我自学数、理、化，因当时没有这方面课本，郭四海的女朋友方老师，还热心帮我找来她曾经用过的旧课本。

我当工人后，主要精力扑在学习技术，钻研业务上，对其他事情，例如当时年青人常见的讲究吃穿啦，打牌下棋啦，甚至谈情说爱啦，我统统不参与。没过多久，矿里从柳江县招收了一批新工人，其中有两个分到了钳工班当学徒，一个是韦仕规，另一个是韦香许。韦仕规是个高中生，当时在工人当中可谓是高学历。他是个正直本份的人，话不多，看上去还有点木纳。韦仕规看我在业务上进步很快，但却对政治进步不怎么上心。他当时是个团员，就找我谈心，希望我靠近团组织，争取业务、政治双丰收。一来二去，我思想有了转变，在他的介绍下，我也加入了共青团。后因工作表现突出，还被团组织推选为一矿团总支副书记。

1972年，国家恢复了大学招生，主要面向工矿企业、农村和部队，招收基层保送上来的工农兵学员。八一锰矿当年获得的名额给了冶炼厂，与其他下属单位无缘。我当时那个羡慕啊！别提有多强烈了。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巴望下一年度有名额分到一矿。第二年果然不出所料，一矿分配到一个吉林工业大学矿山机械专业的名额。

论专业对口，这个名额就应该落在我们机电工段，我内心狂喜不已！在报名阶段，我忐忑不安，担心出现太多竞争者。没想到结果却令我意外，除我外居然没有人报名。现在回头看，这种情况一点也不奇怪，究其原因，一是当时读书无用论，甚至吃亏论太过盛行；二是政策规定，工龄不满五年不能带薪上学，对绝大多数人缺乏吸引力。我当时只差三个月就可以带薪上学了，有朋友和工友替我惋惜，但我义无反顾，父母也支持我，表示会供我读完大学。

但是，报名是一回事，工段和一矿同不同意推荐又是另一回事。还好单位领导曹云程和黄启和以及工段的领导，根据我的工作表现，都同意推荐我。具体上报和反馈信息工作，由一矿人事干事黄达光负责。黄达光是位好人，我之前与他关系一般，没想到他会尽力帮助我。最后的生杀大权在矿部党委组干科，在众人的鼎力支持帮助下，我最终被推荐上了大学。

在这里，我想借助现代通信工具的强大功能，向一矿那些曾经支持帮助过我的师傅、工友、朋友、领导和相关人员，表示我发自内心深处的由衷感恩！我现在虽已退休，但对他们当时的善意、支持、关心、期望和祝福，将会永远铭记在心！

▲ 1977年寒假期间，作者回八一锰矿过年，与父母亲的合影

后记

我人生的前四分之一，在这篇回忆录里大致写完了。但仍感觉意犹未尽，很可能还遗忘了什么，还可能有什么没交待清楚。我再回顾，发现确有所失：一是反映感恩还不够，二是与八一锰矿有关的几个重要人物没有提及。

工读中学的6位教职员，现在仍有四位健在，他们是温远权副校长、韦世敏老师、杨其秀老师和周环老师。去年底有部份同学，还专程赴柳州看望在那里定居的两位女老师。

▲ 部份同学到敬老院看望杨其秀老师

▲ 部份同学到家看望周环老师夫妇

▲ 2018年11月2月，作者在柳州看望周环老师和罗善栋老师

▲ 2018年11月2日，作者在柳州看望杨其秀老师

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广西冶金研究所工作。在我上学期间和毕业后在南宁工作那段时间，因我是独生子女，我的几位好友，时常到我家向我父母嘘寒问暖。尤其是张显忠，他从一矿调到矿部后，更是经常来我家帮干一些重活累活。1981年，在他即将调离八一锰矿之际，他为了照顾我父母的任务不致中断，特地在他的朋友中，物色了一位他信得过的人一一舒丽煌，来接替他照顾我父母。舒丽煌是个很善良且热心助人的年轻人，他郑重接受了张显忠所托，并在之后四年间，忠实履行了自己的承诺。

我与舒立煌此前从未见过，也不知他的存在。后来得知这些情况后，对他的义举，我很是感动！1985年，我回八一锰矿接父母到南宁定居，舒丽煌还专来送行，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2007年，我专程去八一锰矿看望他，不巧舒立煌当时在外地工作，未能见面，后到他家看望了他年迈的母亲。最近与舒丽煌见面是2016年在柳州，问候到他母亲时，他说仍然健在。我感叹：有好儿子的人就是长寿！

▲ 2018年5月，舒丽煌和母亲在一起

最后，对八一锰矿当时和后来的几个重要人物，鉴于他们对八一锰矿有过重要贡献和影响，故不论我与他们有无关系，都有必要在这里简介一下：

施玉东，与于博同时转业到八一锰矿的南下干部，时任八一锰矿党委书记。我在八一锰矿期间，从未与他近距离谋面，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他慧眼识珠，伯乐相马，发现并栽培了像车荣福这样优秀的接班人，对八一锰矿乃至广西来说，其功不可没。

车荣福，是八一锰矿从梧州召收的青年工人，时任八一锰矿冶炼厂党委书记，他一步步从基层做起，最后升任广西区党委常委，南宁市委书记。他当时在八一锰矿的最西边，而我在八一锰矿的最东边，我和他从未有过任何交集。他不负伯乐的赏识和裁培，通过努力奋斗，铸就了自己的辉煌人生，并与八一锰矿交映生辉。

冯祖华，我的发小，建矿初期，他家和我家曾在八一锰矿二区同一栋平房宿舍居住，而且是隔壁，他比我小大约2、3岁，我们时常在一起玩耍。他父亲当时是八一锰矿的工程师，他出身高知家庭，母亲贤惠，故家教良好。我离开八一锰矿后，就一直没见过他。后来得知他调到广西政府工作，任自治区经委主任。有一次（大约是在2007年），我在南宁南湖公园散步时，见到他和别人也在散步，我用桂柳话和他打招呼，他立刻认出我来，马上大步走近，伸双手紧紧握住我的手说：八一，好多年没见你！你现在好吗？我也问候了他，还问到他母亲（他父亲早逝）。因他身边有人等候，不便久聊，故只好匆匆作别。

冯祖华，曾经的发小，是我熟悉的人，长大后我们虽没有过交集，但他在成长过程中，为我的故乡八一锰矿增光添彩，故我因此为他感到骄傲和自豪！

地灵人杰，追根塑源，我也为自己的故乡一一八一锰矿喝彩！

2018年6月5日一稿写成于南宁

2018年10月20日二稿改于南宁

2018年11月12日三稿改于南宁

▲ 2018年12月，作者在广西靖西市旧州一景点小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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