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第一部分(青少年时代)

刘禾

宿昔青云志，蹉跎白发年。谁知明镜里，形影自相怜。时光荏苒，岁月如梭。暮年回首，往事如烟...。远去了，儿时幼稚的童真;远去了，曾经的月貌花容;远去了，当年的业绩成功。只留下，满头的风雪雨霜;只留下，行囊里的酸甜苦辣;只留下缠身的疾病和到处的伤痕。

1951年4月30日，一个生不逢时的小生命诞生了。这就是我，我出生在吉林省梅河口市，一个工人的家庭里。爷爷是个皮匠，奶奶是个勤劳，朴实，善良的家庭妇女。我的父亲是参加抗美援朝的解放军空军地勤，母亲是一个家庭妇女。在这个时候，一生都希望自己能争气的母亲，多想此刻能给刘家生一个长孙，来光宗耀祖呀！可不争气的我却是个女儿身，又是一个丑小鸭。为此母亲不吃不喝，只是哭泣不止，连喂奶时都不愿抱抱我，最后，就把我交给了奶奶，奶奶每天都背着我这个骨瘦如柴的丑孙女，疼爱有加。

这就是我的父亲，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地勤，1951年曾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4年因患严重关节炎而退役，被分配到沈阳广播电台，后公派到北京广播学院进修，专修无线电发射专业，毕业后回到沈阳广播电台。因发射台的工作就是防敌台干扰的，所以工作地点都在山沟里，都是以代号命名的，如:032，033等。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常年不在家，我们对父亲从来都是敬而远之。

这就是我的母亲，一个很会过穷日子的女人，一个封建意识很强的女人，她一心想为刘家生个男孩，因为我父亲在部队当兵，母亲是想为我爷爷生个大孙子，可惜的是偏偏生了个小孙女，母亲此时除了失望还是失望啊！

这是我爷爷奶奶带母亲去部队探亲时，和父亲在一起的全家合影。

这是我两岁时，父亲从部队回家探亲时，父亲母亲带着我的合影。

这是我两岁时母亲和她的姐姐妹妹的合影，左一就是我的母亲，怀里抱着的就是我。

这就是我敬爱的爷爷奶奶。爷爷是个心胸宽阔，忠厚善良的一位老工人，我的奶奶是一位勤劳善良的家庭妇女，奶奶心直口快，性格开朗，心地善良，我从小就是跟着奶奶长大的，只有奶奶给了我所有的爱，奶奶教会了我做人做事，在奶奶那里我学会了坚强，学会了做人要心胸坦荡。

这张照片是和大我七岁的小叔叔的合影。

这是我的外祖父，外祖母。他们一生中生了八个儿子，都从小就夭折了，寿命最长的小舅舅也只活到12岁就病逝了，只剩下了三个女儿，就是我母亲和大姨，小姨。母亲受家庭的影响，特期待有一个儿子。外祖父，母因没有儿子，到年老时就靠三个女儿赡养，是三个女儿为他们养老送终。

这是母亲29岁时的照片。

这是我和我的大弟弟(父母的心肝宝贝)和父亲唯一的一张合影。

这是我和我的堂妹刘霞的合影，她是我二叔的大女儿，她小我两岁，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情同手足，我六岁时随父母去了沈阳，可一年能有半年时间是回梅河口奶奶家和刘霞妹在一起的，我上了小学以后也是头天放假，第二天就回梅河口，因为我想爷爷奶奶，想刘霞妹妹，每当要开学的前一天，我要回沈阳了，我们姐俩晚饭都不吃，抱在一起哭，现在想起来，情景还历历在目。后来我们都长大了，各自都有了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家庭，都有了孩子，在一起的机会就少了，但心始终是相连的。后来她身患多种疾病，在她52岁那年就与世长辞了，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深深地怀念着她。

这就是我至亲至爱的奶奶，这是在她六十岁生日时，我们带她去照像馆拍的一张照片。

这是我和刘霞妹妹，在奶奶六十大寿时和奶奶的合影。

这是我父亲在北京广播学院进修时的单人照。

这是我在青年大街小学，我们六年一班的毕业合影。我的小学一年级是在长白小学就读，因为事隔六十多年了，记忆很模糊了，我只记得我们学校是一排红砖青瓦的平房，操场很小，旁边有一条臭水沟。当时我家住在五里河，广播电台的一个发射台代号032，位置就在现在的五里河体育场。当时我们班的同学很多都是坝南的，朗家岗的，长白社的还有二公司的。记不太清楚了，只记得王丽霞，当年她个子比我高，当时我是班长，因为个子矮，每次喊排都站在老师为我垫起的砖头上，王丽霞每次都要威肋我，必须让她站的那排先进教室，否则她就要打我。还有我的同桌，名叫郑玉杰，因为我和她吵架了，她就叫来她姐姐，在我们放学回家的路上堵我，要打我，这时，我班住坝南的几位男同学一起出手推打郑的姐姐，然后拉着我就跑，边跑边骂她，一直把我送回家，当时我很感激他们，心想自己要有个哥哥，姐姐该多好啊！记得打那以后好几天都是他们送我回家的。时光已过了六十多年了，可这件事我一直铭刻在心，只是他们的名字记不太清了，只记得有一个叫李明远的男同学，当时穿的是黑色的长棉袍，好象还有张连国，石凤斌？就记不清了。还记得当时我的班主任老师，是个皮肤有点黑，短头发，是个十八，九岁的大姑娘，她对我很好，有时放学时还骑自行车送我回家。后来因为父亲调工作到苏家屯的033台，我们家也搬到苏家屯，我也转学到了一个农村的小学校，两年以后又调回沈阳，我又回到了长白小学，但没有回原来的班级，进了庄老师的班，后来又合并到青年大街小学，在六年一班，班主任老师叫李素文，她对我挺好，告诉我这个班都是党校的和二公司的孩子，你是电台的就给你要过来了，其它的都分到六年三班了。这个班里有董黎，张小强，田家荆，李桂茹等，当时我最好的朋友是田家荆。这张照片前排的五名老师中间的就是李素文老师。

这就是我初中的母校一一沈阳市第九十一中学。这是唯一的一张我母校的照片。这张照片拍摄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学校停课，老师进牛棚，学校大楼破烂不堪。听在沈阳的同学告诉我，九十一中学已经不存在了。真得感谢佟月冰的哥哥，为我们拍下这张珍贵的照片，给我们留下母校难忘的记忆。

这张放大了的照片是钟维杰保存下来的。她从大连发给我的，为了帮助我完善我的回忆。更可贵的是，她还在照片的背面记下了每个同学的名字，尽管这张照片上的同学，有的已经走了很久了，但在我们的心中还是牢记着他们的。

1964年我考进了九十一中学，和我最好的朋友田家荆一同被录取了！我们俩高兴的跑到教室里跪下给毛主席像磕头，感谢他让我俩如愿以偿。当我们走进宽敝明亮的九十一中学大楼时真是又兴奋又激动。我们被分配在一年八班，当时的班主任老师是教地理的何凤云老师。班长叫宋维成，第二任班主任是教语文的郑玉立老师，文革期间被打入牛棚，郑老师语文功底很深，她就算是最后送走我们二年八班的班主任老师，最后的班长是崔素珍。正当我沐浴阳光，吸收知识的时候，文化大革命来了！那是在1966年6月，我们是二年级，正准备升三年级的时候就停课了，学校成立了各种红色组织，把班里的同学分成了“红五类”和“黑七类”红五类的同学参加了各种组织的红卫兵。后来就是掀起了革命大串联的高潮，我们这几个即不是“红五类”也不是“黑七类”的同学组成了一个串联小组，这张照片就是1966年9月，我们这个小组的七个女同学，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合影。前排的是:邓立文，邱伟兰，佟月冰，赵桂玲，后排的是:王淑娟，卢凤霞和我。

和我们一起走的还有几个男同学，我记不太清了，好象有张汝男，何博汉，郭平。只记得张汝男，他是我的救命恩人。那是在去北京的火车上，我们先上了行李车箱，后来上来的人就潮水般的涌进行李车，把我踩在了脚下，当时就不省人事了，是张汝男同学奋起将踩在我身上的人，象抛行李一样甩到车下，把我拽起来，后来把我送进一个军车车箱，由王淑娟陪同我，一路到了北京。我们在北京接受了毛主席第八次检阅后，我们七个女同学就回沈了，男同学好象继续南下了。后来我们就下乡了，从此以后我就再没见到张汝男，我打听了好多老同学都没有他的消息，但他的救命之恩，我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1968年9月20日上午，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少男少女，手提着行李，在这里与我们的母校，我们的老师，家人告别。大汽车在学校的操场上一辆辆整齐的排列着，车上插着红旗，横额上写着标语，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口号声不断地从广播喇叭中传出，随风飘向那渺渺的天际。我们只是初中二年级的学生，正值似懂非懂，风华正茂的花季。知识的海洋在等待我们去畅游，科学的硕果也期望我们去撷取，可是我们即将要远行，谁也不知何日是归期。离别时的痛楚，化作了纷飞的泪雨，大汽车开出了校门，我们泪眼模糊地回望一眼母校，已明白了这将是与它的永别。大汽车把我们拉进了开原县松山公社，木鱼沟大队，第一小队。我们这个“青年点”有十一名同学，六名女同学，五名男同学，因为没有青年点住房，我们女同学都住在大队委员许殿义家里。这个大队有三个小队，种植上分为三分之一水田，三分之一旱田，还有三分之一果树。在这里我们要用纤弱的身躯去担负起生存的重担，是我们自己升起了青年点的炊烟，汗水和着泪水流在了脚下这片黑土地，化作了春天的泥泞，秋天的高梁和玉米。这张照片就是我们和房东大姐，大队妇女主任任秀清的合影。

这是和我最好的朋友，二姐李桂茹的合影

这张照片是1968年6月，我和李桂茹，高淑香，邓立文四个好友的合影。

这是和我们班的“开心果”邓立文在一起的合影。

这是我们青年点的三个男同学，郝维家，张野川，魏志国，还有一个郑祖光和宋志斌，宋志斌是我们的点长，还是大队知青的总负责，只是在下乡半年多就参军走了，离开了木鱼沟。

这是回沈阳过春节时和邓立文的合影，她从小就爱跳舞，现在都快七十岁了，仍在参加各种比赛，并且都能拿得冠军。

这张照片是我们下乡后，第一次回沈阳时，到各家走一走，走到李桂茹家时，一起去照了这张照片。前排左起第一人他叫李富殿，他不是我们班的，是和刘忠明一个小队的，只因和我们走得很近，他又是一年级的，所以大家都叫他小弟。

这张照片是1971年春节，回沈阳时，恰逢宋志斌同学从部队回家探亲时，老同学的合影。

1970年6月6日，这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因为在广播电台工作的父亲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在盘锦的沟帮子第十一大队(和张志新在一个大队)。当时，在五七干校还没有结束，就号召他们把家属先送到了乡下。父亲来信命令我立即归户，并当我家的户主。就是从这天起，我便永远的离开了我的青年点;离开了我的同学;离开了和我一起长大的小伙伴，象一只离群的孤雁，站在那陌生的山涯上向着伙伴的方向哀呜。6月6日的那天早上3点多钟，我的六个姐妹就起床了，赶着坐生产队往开原送梨包的马车送我去开原火车站。我们走了60多里山路赶到了县城。姐妹们想照一张合影留作纪念，可照像馆还没开门，我们就站在门口等啊等，直到照像馆师傅给我们拍下这张难忘的合影。当时我的脸上还挂着泪痕。这张照片上有:大姐刘淑花，二姐李桂茹，高淑香和钟维杰是三姐、四姐，立文和我都是51年生人，但我比她生日大，所以她是小妹。照完像后姐妹们送我到了火车站，帮我寄了行李，她们就赶着回去找送梨包的马车回木鱼沟。临别时我们抱着哭成一团，真是难舍难分呀！我孤身一人从开原乘火车到沈阳，再换乘去通化的火车到清原。我父亲插队的地方叫英额门公社湾龙背大队，大队距离公社有30里路，我一边走，一边打听，庆幸的是碰上一辆回湾龙背的马车，我坐在车上心里好酸好酸的，心想我一个小女孩走这么远的路连个来接我的人都没有，真是越想越伤心。好在赶车的老大爷很善良，就这样在晚上8点多钟我总算到家了。

我们家插队的这个湾龙背大队，有三个小队，七个自然屯，相距都很远，这个大队有30多个知青，但都是64年和66年插队的社会青年，都是抚顺来的，二十几个“五七战士”多数都是抚顺来的，有六个是沈阳来的，“五七战士”归户的子女有九个，唯有我一个人是个没有“五七战士”的“五七战士”子女。面对这里的一切，我不再哭泣，不再流泪，我明白了自己的处境，我必须坚强！我必须让自己强大起来才能战胜那些趾高气扬的对手，保护好我的家人不被别人欺负。每天天不亮就被出工的钟声敲醒，不管多累我也要打起精神，鼓足勇气，保证每一根垅都不能被“拉斗”。尽管铲地时腰弯得小于90度，脸上的汗水象小雨滴一样落下，我咬紧牙关，时时在提醒自己，一定要跟上，千万不能落后！就这样我一天天的终于坚持下来了。后来，在一次大雨过后，在队长和质检员的检查质量时，发现了我铲的垅干干净净没有一根杂草，队长在地头开了现场会，表扬了我，还宣布以后我铲的垅免检。从那以后大家都公认我是个诚实和实在的小姑娘。还有一件老天成全我的事，村里有个孙大娘，她常年都是手捂着下巴，整天都被牙疼折磨着，有一天我路过她家门前时看到她的痛苦表情，问明原因后，就让她哪边牙疼就用哪只手向后背摸，摸到再也够不着的那个点，用缝衣针扎出血，然后用火罐拔出血来，这种方法叫“截牙根”这是我和邓立文去她爸爸单位时，看见他爸爸正给一个人扎针并让那个牙疼的人向后背够，然后扎针又拔罐，并说这叫“截牙根”。我无意中记在了心里，没想到我竟然用这种方法治好了孙大娘多年的牙疼病。她逢人便说我给她治好了牙疼病，一时间我成了一个传奇人物。恰好当时的大队赤脚医生，是抚顺下乡的“五七战士”子女，不受贫下中农欢迎，在贫下中农的一致要求下，要重新选举大队赤脚医生。经过选举，有百分之九十的人选举了我，最后大队革委会宣布我当选为湾龙背大队赤脚医生，第二天就送去公社卫生院培训。

在公社卫生院培训了一周，由卫生院的医生给我们讲解了常见病的症状和诊断，一般常见病的治疗与用药等，还给我们讲了人体经络和针灸疗法。授课期间，每个人必须在自己身上练针，找感觉和体会，在培训结束时考核每个人的针灸穴位和手法。这对于我来说真是一个不小的考验，我每天上课认真听讲记笔记，下课后就在自己身上反复练针，因为我知道我这次机会的来之不易，我必须学好！在这对手如林的竞争中，我必须占领一席之地。回到大队后，早上刚一开门就来了好几个病人，有说头疼的，有说胃疼的，还有说拉肚子的，一时弄得我手忙脚乱，幸好我的笔记写得很详细，也很条理便于查找，我照本宣科的对症下药，把原来医疗站移交给我的药卖给了这几个病人，总算松了口气。我坐在医疗站反复地回想着培训班上，医生给我们讲的每一句话，每一个病例，笔记本上的每一个字，又翻了医疗站里的几本常见病手册，夜深了，我还全然不知，是大队部打更的老大爷来催我回家，我才意识到已经深夜了。就这样通过我的努力，一天比一天熟悉了业务，基本上能够自如的对待来看病的患者了，每天开处方，把用口服药和注射针剂都模仿着卫生院的处方写清楚。当白天来看病的患者，若晚上还需要打针的，我就告诉他们不用来医疗站了，我会去他家里给打针。就这样，我每天晚上从大队部所在地的村东头，一直往诊到村西头，处理完最后一个患者已经八、九点钟了，才回家吃晚饭。从1970年8月到1973年9月我上大学，这三年时间里我很少睡过一夜完整觉，经常有病人家属半夜三更敲门，说有病人，我爬起来就背上药箱跟着来人就走。我们大队有七个自然屯，我几乎走遍了家家户户。看完病就睡在他们的土炕上，早晨起来就和他们一桌吃完饭，就又出发了。我爱这里的贫下中农，无论他们的家多脏多穷，我从不嫌弃他们，尤其是年纪大的老爷爷老奶奶，我总把他们当成我自己的爷爷奶奶，因为我就是爷爷奶奶带大的，和他们有着特殊的感情，无论是哪个自然屯的，无论路多远，我都会守在他们身边，直到病痛缓解才离开。就这样，我这个瘦弱的小姑娘，在贫下中农的心里却成了他们信任和爱戴的赤脚医生。我的工作深受贫下中农的好评，大队领导也很满意，在很多方面都给予我工作上的支持，为减轻我的工作压力，在每个自然屯都选一个卫生员，由我培训上岗，有小病的就由他们处理，同时还给我配了个助手。后来公社指示要办合作医疗，每个社员每人每年交五角钱，在合作医疗站看病就不花钱。由于经费少，我们就自己采药，碾压碎过筛后，将粉沫和水象和面一样和成面团，再用子弹壳自制打片器打成药片，然后将药片晒干，做为片剂药，针剂药就用酒精提纯再用冷凝器回收，例如:将猪苦胆汁用酒精提纯再加热，回收冷凝水，装进消毒过的青霉素瓶中，对患肺炎的患者效果很好，还有柴胡注射液，也是煮药后用蒸汽蒸馏的方法提取药液，对春季的流感效果也是很好的。对于患有风湿病和腰腿疼的，就用针灸和拔罐疗法，但都需要两、三个疗程才能见效。记得当年下放到湾龙背三小队的被批斗的老干部艾森，她是原抚顺市委组织部部长，是原抚顺市委书记，后任辽宁省委书记沈越的夫人，当时她已经六十多岁了，身边还带着个十岁的小女儿，每天早起要挑着两个尿桶，挨家挨户收尿，然后下地干活，中间休息时，还要挂上大牌子，低头认罪。他住的房子很冷，给她们的柴禾都是不干的树枝，一点就直冒烟不着火，炕烧不热，母子俩只好插电褥子，可后来被民兵发现了，第二天又是一场批判。再也不敢用了，老太太后来就左半边身子不好使了。我听说后立刻赶到她家给她扎针灸治疗，当我走进她家，目睹了她母女两的惨状，我的眼泪都流出来了，那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呀！她太可怜了。我给她扎上针灸，在省针的空闲间，我去了隔院的老乡家要了两梱干柴，然后点着了火，火烧旺了时再放上湿柴，火就烧起来了，慢慢的屋子里也暖和起来了。就这样我天天去给她扎针，拔罐，再帮她母女点火烧炕，有时还帮她们做点饭，就为这我还挨了五七连长的批评，但我还是放心不下，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偷偷的去，半个月后，她能走路了。又过了些日子，沈越平反了，并任鞍山市委书记，艾森也跟着去鞍山了。临走时给我留下一封信和她家的电话及住址。后来大队革委会选举，我被推选进了大队革委会，任分管文教卫生的副主任，同年被推选为公社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并参加了抚顺市学毛著积极分子讲用会，讲述了赤脚医生掏尽红心为人民的事迹。1972年9月被选为优秀共青团员，参加了清原县第九次共青团代表大会。这也为我后来工农兵上大学，打下了基础。

这张照片就是1970年9月15号，我们去抚顺参加第十六次毛泽东思想讲用会，英额门公社全体代表的合影。这些人都是各大队推选上来的知识青年，他们都是沈阳市沈河区几个中学的，我们公社的是来自沈阳27中学和沈阳49中学的。这些人都是在各大队里表现突出的，先是在公社讲用，然后选拔出参加县里讲用的代表，再在县里讲用的人员中选拔出参加市里讲用的代表，就这样经层层筛选，最终确定按市里给定的代表人数。我就是这样经过筛选后参加十六讲的。讲稿的题目是“掏尽红心为人民”

这张照片是1972年9月26日，参加共青团清原县第九次代表大会英额门代表团的合影。

1973年6月，公社知青办给我打来电话，并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们知青都可以报名，由贫下中农推荐，再参加文化课考试。程序是由个人申请，贫下中农推荐到大队审核，合格后再报公社审核，最后按名额指标报到县里审核，合格后参加文化课考试。经过筛选后剩下的二十名考生一大早就到公社集合，由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和知青办负责人代队到清原县教委参加第二天的文化课考试。第二天上午第一科考数学，我打开考卷一看这哪是考大学的试题呀？！二分之一加二分之一等于多少，还有一根垄给出长，宽计算面积后换算成多少亩。下午考试是化学、物理一张卷，题也很简单，有很多概念题，例如:食物腐烂是化学反应还是物理反应，没有什么计算题。第三天的上午考的是语文，其中有解词和作文，这是我的强项，听知青办的老师说我的语文分很高。第三天下午考政治，可就在中午吃饭时，食堂的大喇叭里广播了张铁生的一封信，顿时我们高呼说的太好啦！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下午的政治考试就是时事和你对当前形势的看法，我们是怎么想的就怎么答了。就这样文化课考试就结束了，我们都各自回到了生产队。我继续采药，制药，巡诊看病，再就是尽我的大队革委会副主任之责，去公社开会，回来后向各小队传达会议精神。一个月之后，公社来了个调察组，深入到各村各户走访了解，刘禾考试回来后的表现，两天后他们回公社了，又过了几天公社来电话让我去填志愿，我到了公社凭着我的兴趣爱好填写了第一志愿，沈阳医学院，第二志愿，沈阳农学院，填完了就匆匆赶回大队了。9月5日公社来通知了，告诉我已被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录取， 听到这个通知我很惊讶，立刻赶到公社说我报的是医学院，怎么改成建工学院了？知青办的老师和几个老五七战士告诉我:全县所有的考生没有一个人填报医学院和农学院的，只有你填写了这个志愿，说明了你的思想境界和扎根农村的决心，所以被一批录取院校录取了，这是多少人想去都去不上的，就这一个志愿相当于现在高考的640分以上，被第一批次的高校录取了。我站在那里，手捧着录取通知书没有絲毫的喜悦感，嘴里还叨咕着，我不想学工科，我就想学医，这时公社领导还有知青办的好几个对我很好的老同志都过来对我说:傻孩子，别犯糊涂了，这个机会多难得呀！哈建工是哈工大的一个土木系，是全国有名的大学，将来毕业了就是工程师，你还年轻，办亊不能都凭兴趣爱好，有多少人一辈子都能干着自己喜欢的专业呀！听我们的，去报到吧。最后，我还是听了这些长辈们的劝告，准备去哈建工报到了。

1973年9月12日，我早早起床准备打点行装。还没来得及吃早饭，为我送行的乡亲们就陆续地来到了我家，有的送来吃的，有的送来用的，村里的小木匠为我制作了一个精制的洗衣板。更让我感动的是，距离我家七、八里路的桦树梢村的六十多岁的小脚李奶奶，把还没有完全成熟的葵花籽打下来，连夜在大锅里烘干炒熟，装进小布袋，天不亮就挪动那双小脚走了七、八里路赶来给我送行，见此情景我再也忍不住了，我扑到李奶奶怀里唔唔地哭了起来，我面对着满院子的乡亲们一个劲的鞠躬，泣不成声的说:爷爷奶奶、大叔大婶、大哥大姐们，谢谢你们啦！我也舍不得离开你们，我将来无论走多远，都不会忘记你们的，忘不了湾龙背，忘不了乡亲们对我的养育之恩！送我的大马车来了，大队书记，大队主任，还有各小队的队长们也都来了，帮我把行李装上马车，催我快上车赶路吧。我坐上马车，送行的队伍越来越长，跟随着马车往前走，我几次挥手示意让大家请回吧，可队伍还是往前走，大婶、大姐们怀里抱着孩子，举着孩子的胳膊在频频向我挥手。直到马车拐弯看不见了...。在上午九点钟之前我们赶到了公社大院。在公社革委会门前，站满了各大队来送行的人，我们公社这批工农兵上大学的名额有七人，其中包括一名可以教育好子女的名额。公社领导、知青办主任，还有英额门中学的鼓乐队整齐的排列两旁。墙上贴着标语，会场横额上写着:欢送工农兵上大学。欢送大会开始了，首先是公社党委书记讲话，他说了很多对我们的祝福和嘱托，告诫我们要好好学习，报孝租国，还说你们是咱这山沟里飞出的金凤凰，别忘了常飞回来看看。书记的话即暖心又激历人心，真是语重心长啊！书记讲话完毕后，公社革委会主任和知青办主任，上台给我们七人佩戴大红花，鼓乐队锣鼓敲响，好一个热闹场面，然后，由书记带队，将我们送到英额门火车站，一路上也是锣鼓喧天，队伍很长，书记陪同我们七人走在最前排。我父亲也走在欢送的队伍里，脸上洋溢着笑容，我想此时他也许会感受到女儿给他带来的一絲骄傲。欢送的队伍来到了火车站，我们是同乘一列火车到沈阳，然后再各奔东西。

1973年9月13日上午九点，火车驶进哈尔滨站。一下火车就看到有好几个学校的接站点。我们学校的大旗很漂亮，也很气派，接站的同学都是上几届的老同学，他们热情地接待了我，开车送我到了学校。一走进校门就看见醒目的横额上写着:欢迎你们，未来的工程师！校园内敲锣打鼓，气氛非常热烈，到处都能看到标语、口号，和老同学们热情的笑脸。这气氛一下子就感染了我，冲淡了我多日来胸中的郁闷。办理好了入学手续，就在大楼里转了转，一切都感到很新奇，看到这庄严肃穆的教学楼，这大学府里的阶梯教室，大图书馆，大阅览室，真的很开眼界，心想，这就是知识的海洋啊！第二天上午，新生都来到各系，各专业，班级的教室里，接待我们的第一位老师是杜博士，他首先给我们讲了，我们学院，原来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的一个土木系，后分出来，我们学院有三个系，一系有两个专业，建筑学专业和工民建专业，我们是二系，有两个专业，供热与通风专业和给水排水专业，三系是道路与桥梁专业。我们是供热与通风专业，我们的专业就是给人类制造春天的专业，冬季供热，夏季供冷，供热包括:锅炉，热网，暖气，通风包括:制冷，空调，通风，除尘。通风包括:通风换气和气力输送。从这一天起我的命运就与它，我一点都不热爱的专业连在了一起。开学典礼的第二天，我们就发了工作服，由老师带领着我们整天的钻锅炉，爬风道，每天都是灰头土脸的。心想，这是什么破专业呀！再看看人家建筑学专业，每天肩背着画夹子，手提着小折叠椅，一排排坐着写生多浪漫呀！辅导员告诉我们，这几天是让我们对本专业有个感性认识。过两天就开始学文化课了。感性认识结束了，就开始上文化课了。第一年是基础理论课，先开的课程是，高等数学，化学和英语，可正当我们刚刚扎下心来要学习文化课时，党的十大召开了。我们工农兵学员要去农村宣传十大精神，我们学校被分派到黑龙江省双城县的一个农村。一个月以后回到学校，刚刚把心收回来，又开始了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了写批判稿，又批判老师，又评教评学。

在上几天课就出去折腾几天的环境下，我们很难安下心来攻读课程，我开始讨厌这个学校了，甚至在上化学课时我在看《人体生理解剖学》这书是从哈医大一个老乡那借来的，后来被班里党支部发现了，还狠狠地批评了我，说我不务正业。后来在系里组织的一次赛诗会上，我朗诵了自己写的一首小诗《我爱这洁白的事业》倾诉了我对医学的热爱和执着，从那以后系里领导了解了我的情况，还告诉我，如果刚入学时找院里的话，可以由院方出面，与哈医大的愿意学工科的同学对换，可现在太晚了。系领导还开导我学一行就要爱一行，干哪行都是为人民服务。从那以后我才扎下心来学习专业课。后来学校医务室得知了我入学前当过赤脚医生，就找到我，并求我在晚间遇到需要连续注射抗菌素的同学，能帮助医务室做点工作，我欣然接受了，背着小药箱，操起了老本行，尽心尽力地为同学们服务，后来有的同学，胃疼了，失眠了，腰腿疼了也都会来找我扎针灸。为此曾受到医务室的表扬，也常有其它系里，和其它班里的同学送来感谢信。在大学三年级时，也就是1976年1月6日，我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们班共35名同学，工农兵都有，党员，团员各占一半，我担任班里团支部组织委员，团支部的同学们都很要求进步，在这三年的大学生活中，有四人光荣的加入了党组织。1976年8月，我们班在搞毕业设计时，分成了几个小组，我参加的小组课题是《煤气发生炉设计》我们在去山东济南调研回来的路上，恰赶上唐山大地震，当火车开到唐沽站附近时，火车翻车脱轨，我们七个人下车开始了徒步回校的长征。因唐山路已不通，我们必须改道，经永定门去叶柏寿，承德，然后绕道锦州，再到沈阳，再回哈尔滨。经过了八天八夜的长征，仅凭着我们用地震时那张火车票，在唐沽站领到的三斤馒头，我们走完了全程。一路上我们爬过货车，挤过行李车，挤过客车，更多的是步行，一双布鞋的鞋底都走漏了，当走到沈阳站时我们已经有气无力了，凭着那张遇地震的火车票，又乘上了回哈尔滨的列车，在第九天早上回到了哈尔滨，当系领导来到我的床前时，我才止不住地哭了起来。回校一个月以后，我们顺利的完成了毕业设计。拿到了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的毕业证书。

这是我们班同一个宿舍的女同学在校门前的合影。以上两张合影照片，一张是大学二年级时，我们暖通73一2班全体同学合影，另一张是临毕业时，也就是毛主席逝世的那几天，同学们正在化悲痛为力量时部分同学的合影。

这是和我的同学，两个好朋友，孙荣革，吴瑞林在哈尔滨青年宫门前的合影， 孙荣革是我的沈阳老乡，是1969年在对苏联的自卫反击战中的战斗英雄，一个连中唯一活下来的人，他喜爱摄影，他有个大海鸥120像机，常给我们拍照。吴瑞林是我的同桌，他是阜新建筑公司来的，他原是老高二的，学习很好，我常向他请教。

这是和我的同学，也是俩个最好的朋友在哈尔滨防洪纪念塔前的合影，左边的是我的沈阳老乡孙荣革，右边的是我的同桌吴瑞林，他俩都长我几岁，经常照顾和帮助我，是我很尊重的两位兄长。

这张照片是我和我的同学，也是大学里最好的朋友，孔繁荣在长春的合影。她大我四岁，是哈尔滨人，来自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她文大前是老高二的，在我们班学习是拔尖的，在学习上和生活中都没少帮助我。在我心里她是个可信任，可依赖的大姐。

1976年9月26日，我们参加完学校的毕业典礼，就开始打点行装，又赶去火车站，买回家的火车票了。想拍张全班的合影留念都没实现。9月28日那天，在哈尔滨火车站，我们就要各奔东西了，有乘车南下的，有去北上的，都在急匆匆的赶路，要赶回家过国庆节。临分手时，没有离别的痛楚，也没有依依不舍的留恋。和中学的同学分手时的场景，无对比可言。有相处较好的，至今一直还有着联系，其它的同学，那就是火车站一别，就再无音信了。这三年的大学生活也不过是匆匆过客而已。

这就是我们学校的毕业证书。为我们三年的大学生活画上了一个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