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少年(四)

五哥

6 “三面红旗”的象征

学校大门口，几位老师和工友正忙着用石灰水在围墙上刷标语。左边刷好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十个崭新大字，右边“高举三面红旗完成1964年战斗任务”已把“4”字涂去，只须用石灰水改成“5”，就是今年的新标语了。干这个我们县中最在行，对面“潘驼背”那座六十米高的烟囱上并排竖写的三条标语“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就是林校长最为自豪的杰作，站在三个不同方位，离城五里就能看到。
“潘驼背”是县锅驼机厂的别名，看了《抓壮丁》后不知谁开了个头，很快在校园叫开了。真是凤凰落毛不如鸡，前几年谁若对本县这个大跃进头号工程出言不逊，有可能惊动公安局立案追查，如今一群学生娃公然拿一个丑陋猥琐的角色作了它的外号！
时过境迁，“潘驼背”的围墙荡然无存，百亩黑油油的土地灌木杂草丛生，蛇鼠黄鼬出没其中。当年的“指挥部”——一幢全县最为气派的三层楼“洋房子”，如今已找不出一块完整的玻璃，一扇能正常开闭的门窗。所有的东西，凡能拆走偷走的都拆光偷光了，只有几台苏联造锅驼机实在傻大黑粗，无人奈何得了，还河马般地蹲在那里。物理课讲到蒸汽机时，钟老师曾带我们来参观，为了演示出配气机构的动作，他和留守处一位老师傅搬出一大箱工具，忙活好几天，也未能把那几个大铁坨坨撬动半分——实在锈得太死了。
唯一完整无损的东西是屹立在大水塘边，六十米高，写有三条巨幅标语的大烟囱。这烟囱建成后从未冒烟，久而久之便成了鸟儿的乐园，不知啥时候繁衍出一大群乌鸦来，每到黄昏归巢，“呱呱呱”的合唱声几乎要压倒县中的广播喇叭。
这孤独落寞的烟囱，当年可是出尽了风头。
首先，它是献给国庆十周年的大礼。几百人不分昼夜苦干，在它旁边建起砖窑，就地取土烧制红砖，赶在那个好日子前建成。献礼庆典那天，光是烟囱顶上挂的大红花就用去三十丈红绸。分管工业的地委副书记专程赶来点燃鞭炮，那串特制的长达六十米的鞭炮从地面一直燃到烟囱顶，足足响了二十分钟，
其次，它打破纪录，成了全专区最高的烟囱。它的雄姿不断在专区和省里的报纸上出现，成了我们这个千年农业县大跃进迈向工业化的标志性建筑。
尤为重要的是，他成了“三面红旗”的象征，只看对它的态度便可判别一个人政治立场的左中右。
建这烟囱时，林校长的前任章校长担心工厂靠得太近，噪声会打破校园的宁静，在县委扩大会上讲出了自己的杞忧，一个月后就被划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靠边站了。
时任副校长的林校长则不失时机地向县委打报告，建议组织学生参加锅驼机厂建厂劳动，“让锅驼机厂成为县中培养又红又专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劳动基地。”
林校长很快升官取代了章校长，锅驼机厂也很快按照林校长的设想，成了县中“培养又红又专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劳动基地”——我们每周至少有两个下午在那里劳动，但不是建厂，不是造锅驼机，而是开荒种菜。
“潘驼背”练就了我干农活的本领和一把子力气。在那里我学到了地道的贫下中农作派，为了与别的班级争抢最后一点粪水，能立马卷起裤脚，赤脚跳下茅坑去。校园的氛围已使我明白了自己的命运，不能升高中上大学，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就当一个能挣十个工分的全劳力吧。
小时候我可不像这样胸无大志，我也曾拥有好多好多五光十色的梦想呢！
“我有一个理想，是个美好的理想——等我长大了，要像空军叔叔一样，驾着战鹰在空中飞翔。我有一个理想，是个美好的理想——等我长大了，要像海军叔叔一样，驾着舰艇在海上巡航。”
和同龄的孩子一样，我也是唱着这支歌儿长大的。
第一次受挫是九岁种卡介苗，接种后别的孩子都没事，我的手臂却肿了好几天。听别人说，手臂肿了的当不成飞行员了，我十分伤心，偷偷哭了一场。
第二次是姐姐考高中落榜，爸爸沉痛地说：“都怪我……”这令我想到未来将会失去的可能已不止是当飞行员的资格。
很快预感便应验了——第二年小学毕业，我被县中关在了门外。
被县中关在门外！这样的打击落在我身上比别的孩子要沉重十倍。县中对我来说不光是一所学校，它是我童年的全部世界！自会走路，我就在它的草坪上奔跑嬉戏，在它的墙上涂鸦，在它的老槐树下看蚂蚁打仗。一茬茬教职工沉浮变迁，一届届学生进进出出，在它的风声雨声读书声中我大起来，到了该走进它的教室，像其它孩子一样接受中等教育的时候，它却用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拒绝了我：不是品行不好不是身体不好更不是成绩不好，它剥夺一个孩子受教育权利的理由居然是家庭出身——“不好”。
家庭出身有“好”与“不好”之分，岂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在呱呱坠地之前，便有了“好”与“不好”之分？这和印度视首陀罗、贱民的门第为“不好”有什么两样？和纳粹德国视犹太人、南非视黑人的血统为“不好”有什么两样？可我们是“超越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类历史上最为进步的社会主义社会”呀，怎么可以是这样呢？怎么能够是这样呢？
这个难解的问题我始终没闹明白，只是朦胧觉得自己和书上读到的那些贱民、犹太人、黑人差不多，从此再不可以一厢情愿视自己为什么“小主人”、“接班人”了。心中那些美好的梦，五光十色的理想，从此便如一大嘟噜肥皂泡一一破灭。
情况继续变坏，连生存都成为问题时，吃饱饭就成了最高理想。当上一名《格林童话》中那种无忧无虑的牧童，手牵牛鼻绳倘佯在绿水青山中，口唱刘三姐嘲笑秀才读书无用的山歌，心中也能泛起丝丝得意。
到一九六二年，持续五年的大折腾折腾尽了所有的本钱，终于停止下来，捏着鼻子灌下了“三自一包”这帖滋阴清热的苦药。虽然有失折腾者的面子，却使阴虚火旺的病体立时出现了转机。
公共食堂停办，农民能够拥有锅灶家什，在家里煮饭吃了；公社划出少量边角土地给农民做自留地，种瓜菜、养鸡鸭，自己吃不完可以拿到农贸市场去卖；街上又出现了私营的补鞋摊、理发摊、缝纫摊、米豆腐摊、水煎包子摊……
大饥荒结束了，肚子渐渐可以吃饱，隔三差五还能沾上荤腥。
这一年的招生居然把堂而皇之的“阶级路线”抛到一边，来了一回孔夫子主张的“有教无类”——不管家庭出身“好”“坏”，分数面前人人平等。
辍学三年后，县中的大门终于向我这“老童生”打开了。
跨进校园那一刻，广播里正播着《我的祖国》，纯净甜美的歌声令人产生一种美好的幻觉，觉得刚刚过去的一切其实并不真实，可能只是一场恶梦罢？我的祖国我的县中从来没有抛弃过我，家国一体的亲切感觉一下子又回到心中，眼前“条条大路都宽广”，我又有了比吃饱饭远大得多的种种理想。
好日子过得快，我几乎忘记了自己是从这所学校被扫地出门的“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儿子，和别的同学一样上课下课打篮球乒乓球，互相开玩笑，下自习摸黑回宿舍时大声唱《亚克西》或者喊“心里潮”，回家路上偷偷下河游泳。不一样的是我更贪婪地汲取知识，追求比老师要求还高的目标。对我担任科代表的几何课，那怕是偶尔一次没考上满分，都会责备自己。
两年休养生息，进校时衣衫褴褛面如菜色的农村同学，绝大部分变得衣着整齐脸色红润。这是他们的家庭终于走出天灾人祸的象征，也是国家终于恢复生机的写照。
日子刚刚能过得去，新一轮大折腾又开始了！
希望又一次破灭，“理想”犹如“除四害”运动中被追赶的那些麻雀，纷纷从半天云里跌落下来。
令人欢欣鼓舞的一切如同海市蜃楼，转眼即逝，眼前只有凶险的暗礁，莫测的漩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