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照片 小故事

大福兔（张宜冰）

老友让我找几张老照片。一通翻找，发现了一些快遗忘的旧照片。于是，想起了许多当年的小故事。

1974年，上海市东风农场。我担任农场分管农业生产的党委副书记。那年，我们农场被评为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解放日报摄影记者俞新宝（曾获第一届范长江新闻奖）为我们拍了这张照片。照片中有农场领导和五七连队铁姑娘班的战士。照片登在当年的解放日报上。

（前排左一是我）

1975年冬，上海组织各农场领导参观大寨。没想到一年后粉碎四人帮，就再也不提学大寨了。这一趟算是白跑了。

1975年，上海郊区干校。上海市委组织各县委和农场党委领导，集中八个月学习和编写政治经济学。北京传来邓小平三个整顿见成效，毛泽东批评四人帮的消息。学员们兴奋地议论纷纷。殊不料到第二年天安门事件爆发，有人举报，说我们参与了传播谣言（举报者即照片中的一位）。王秀珍下令查了我半年，直至十月粉碎四人帮无果而终。

1978年，我奉调到团中央组织部工作。那时的团中央组织部，是一个朝气蓬勃的温暖的集体。二排右三是部长高勇，他文革前是胡耀邦的机要秘书、照片中还有几位同事，后来都担任了国家重要部门的部长、副部长。

1979年9月，陪同团中央第一书记韩英，出差云南、贵州、四川。这是在贵州娄三关留影。

1982年秋，陪同团中央书记王建功参加内蒙自治区团代会。

就在这次团代会上，我认识了后来当上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刘云山 。他当选自治区团委副书记。这张合影前排右三是我，前排右四就是刘云山。

1984年初，我到中青旅担任常务副总。这是陪同团中央书记刘延东（她兼任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主席）会见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宇都宫德马。（1906-2000）宇都宫先生几十年如一日为恢复日中邦交和日中友好奔走呼号，做了大量的工作。

1985年，因世界青年学生旅游协会邀请，我率团访问东西欧五国（苏联、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荷兰、匈牙利）。这是与捷克斯洛伐克共青团干部举行会谈。

1985年，我在神户会见神户华侨领袖林同春先生和诸位旅日华侨。林同春先生发起并组织日中协会、马自达汽车、资生堂、味之素、VICTER电器、野村证券旅行社等单位，搞了一次上海--北京中日青年交流汽车拉力活动。近二百位日中青年乘坐30余辆马自达12座面包车，由上海开往北京。沿途停留无锡、南京、济南、天津，最后到达北京。万里副委员长和李瑞环书记分别在北京天津会见并宴请了全体团员。赵朴初为该活动题词：中日友好万古长青。活动结束，日方把活动所用30余辆马自达面包车赠送给中华青年联合会。

我的好朋友，日中青年研修协会副会长土屋计雄，是日本第一饭店（集团）的会长。廖承志生前曾托付他，在北京上海等地投资建设像日本第一饭店那样的旅游宾馆。土屋先生二战时是日本海军。战后一直热心于日中友好。为了实现廖公的心愿，他多次来中国。我陪他看了无数地块。事情刚有点眉目，土屋先生突然病逝，留下了永久的遗憾。

1987年，我带领广东铁路青旅考察海南（这是我第一次来海南）。广州铁路局有意联合青旅总社，把三亚的铁路车站所占地皮进行开发经营。后因投资环境不理想而放弃。

1988年，中青旅总社联合各地方青旅分支社，建立中国青旅集团。成立大会上，国务院分管旅游的副秘书长李昌安、团中央宋德福为首的四位书记、国家旅游局刘毅局长等到会祝贺。国旅总社、中旅总社等兄弟单位的老总也参加了会议。

1990年，会见韩国国会议员李钟赞先生。李先生的父亲担任过日占时期，韩国在上海流亡政府的副总统。在中韩建交过程中，李先生来往于中韩之间，做了很多工作。我访问韩国期间，李先生在国会议员办公室热情接待了我。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北京的写字楼严重供不应求。高档写字楼租金曾高达每平米每天2美元。我们与工厂签约，先后把几家经营效益不好的工厂厂房，改造成中等偏上的写字楼。这样做的好处是：速度快，一个一万平米的厂房只要六七个月即可竣工出租：成本低，即使新装电梯，每平米的改造成本不超过1500元：投资回收快，按照三星级写字楼的标准，每平米出租价可以达到每天0.5-0.6美元。一万平米的写字楼年营业收入至少可以达一千至一千二百万人民币。最多三年绝对收回投资。我们和厂方签约30年。效益应当不错。照片上的华鹏大厦是把位于东三环白家庄的原青年印刷厂厂房改造。共一万五千平米。第一年营收竟达3000万元人民币。

这是位于西二环广安门附近的华亨大厦（一万平米）。华亨大厦四个大字，还是本人所题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