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2018年5月4日,原金华五中三连四排部分同学,聚集在江北鼓楼里的青煮。</p><p class="ql-block"> 事情的缘由有点机巧:俩月前,在美国的于同学,偶然看到我写的一些文字,打听到我。说他五月初要回国一趟,会在金华待几天,殷切希望能和同学见见面。我在杭州多年,但娘在金华,金华还是我的家。我答应届时一定回金华约几位同学聚聚。</p><p class="ql-block"> 当巧,远在福州的辛同学联系我,也表露了此愿。我建议他牵头先建个同学微信群。辛同学早年下海经商,打拼出一方天地。他是福建省60万浙商的浙江商会第一届执行会长,第二届至今一直兼任该会的名誉会长,还是当地的人大代表。他清新俊逸、玉树临风,当年就是班里最帅男生,号召力自然非同一般。</p><p class="ql-block"> 天时地利人和, “三连四排”微信群应运而生。</p><p class="ql-block"> 由于大多同学一直相互失联,能联系到的不多,但入群者都雀跃期待聚会。姜同学当仁不让,自告奋勇出任召集人担揽具体事宜。她是金职院退休教授,虽退不休,办了个工作室。继续自己喜爱的声乐教学,忙并快乐着。同学聚会兹事体大 ,她说:“再忙,我也会安排好的!” </p><p class="ql-block"> 鼓楼里在金华古子城,位于太平天国侍王府东边围墙外。早先这一片是军营,几个院子门口都立着持枪的哨兵。现经修葺,显得古色古香,开了许多餐馆茶楼。</p><p class="ql-block"> 下午两点过后,院子里已摆好座椅,同学们陆续来了。辛同学特地带来福建的武夷岩茶,让服务生泡上一壶,氲气袅袅,幽香沁脾。</p><p class="ql-block"> 四周开满清丽嫣美的蔷薇,树的枝叶把阳光揉成斑斑驳驳,柔和地洒在我们身上。环境典雅静谧,意境悠远深邃,境艺和合,不由地勾起一丝丝怀旧情愫。 怀旧,不是因为那个时代多么好,而是那个时候,我们青春年少!</p><p class="ql-block"> 虽数十年未曾谋面,但基本都能互相认出。大家都到了退休年龄,看上去气色都不错,个个风趣健谈。当年的趣事,囧事,説者乐不可支,听者开怀大笑 。同学们大都头发花白,几个乌黑的,主动承认是刚“刷过漆”。不少同学已是含饴弄孙,有的不止一个,正享受着天伦之乐。 正是:昔别君年少,儿孙忽成行。 而这一“忽”竟然是好几十年! </p><p class="ql-block"> 晚餐设在一个大包厢, 同学相聚,酒兴高至,欢声笑语,杯觥交错。女生虽已不再青春可人,但风韵犹存。男生们也早过了害羞的年纪,不再腼腆。大家相互敬酒,酒逢知己千杯不多! 席间,有同学即兴一展歌喉,惊艳四座! 今夕复何夕,如此之酣畅!</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回杭州后,收到同学们从微信转发的一些资料,惊讶我们的母校历史居然如此之悠久。于是上百度搜寻浏览,母校沿革脉络渐渐明晰起来。现略作整理,与同学们分享——</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金华五中的源头是 “作新小学堂”,创始人暨首任校长叫李福丽。她是美国人,1877年出生。英文名是Stella Refrea. 李福丽是姓氏的译音,这个姓在美国不多见,一般会译为“雷费拉”。相比之下,译成“李福丽”就显得有中国淑女味。她是受基督教浸礼会之派遣来到中国的传教士。</p><p class="ql-block"> 1895年,李福丽从太平洋彼岸数月轮船抵达宁波口岸。很难想象,一个年方18岁的姑娘,举目无亲,语言不通,在没有铁路,没有长途班车的情况下,如何辗转来到金华的。</p><p class="ql-block"> 美国浸礼会,是在19世纪初开始向海外传教。后来到清朝光绪年间,维新思潮深入人心,“废科举”、“建新学”成为时代潮流不可遏制。适逢五口通商,国门大开,国外传教士纷至沓来,在这片古老东方大地设堂传教、开校办学。这就是我国教会学校兴起之社会背景。应该说,传教是美国基督徒来华的初衷和目的,而学校是衍生产物。 </p><p class="ql-block"> 我读过《圣经》,包括新约、旧约,但只是当文学作品欣赏的。对博大精深的基督教还是一头雾水,尤其不明白该教有哪些门派分支,唯独浸礼会有所耳闻。我国有好几所大学的前身都是浸礼会办的教会学校,如山东医科大学、上海理工大学…… 现在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就是浸礼会办的金陵女子大学旧址,至今依然留着当年印记。杭州行知幼儿园所在地,早先是弘道女中,也是浸礼会的教会学校,该校在中国近代史很有影响。马丁·路德·金是我们这个年龄段人都能叫出名字的美国黑人,他也是美国浸礼会牧师。</p><p class="ql-block"> “浸礼”是洗礼方式的一种,其象征意义是埋葬与复活,就是对信徒罪的埋葬,获得新生的标志。我们常在影视中看到的洗礼场面:神父手捧《圣经》,口诵经文,用手把水滴在受洗人的额头…… 而浸礼会,洗礼方式为全身浸入水中,故而得名。据说,浸礼有很严格的规矩:一是必须活水,如海水、河水、雨水等;二是活水必须自然流入浸身池,不能用水管或其他容器运送;三是受浸者与水之间不得有一丁点阻隔,即不允许穿任何衣物。所有首饰必须取下,包括牙套;四是活水必须达到一定的量(规定是191加仑以上,相当半吨多点吧),以确保受浸者每一根头发都没入水中。综上几点,倘若不在意春光泄露,大海河流应该都是理想的天然浸身池。</p><p class="ql-block"> 经过考察筛选,李福丽把学校办在芝麻山头。根据相关的描述,应该是后来浙江婺剧团的位置。 </p><p class="ql-block"> 金华城东一带是传说中的风水宝地,是古金华文明的“摇篮”。这里布满小山包,如同“凤凰孵蛋”,芝麻山头就是其中一枚“蛋”。大气的金华先人把方圆十余平方公里的积道山称作“馒头山”,这点小丘叫“芝麻山”,也就不为过了。</p> <p> “作新小学堂”始创于1898年。巧的是,中国的第一所大学“京师大学堂”也是这一年创办,它就是后来的北京大学。我们母校和北大同龄,作为校友引以为豪!</p><p> 时值晚清,科举制度尚存。该校是金华 “讲求新学唯一之学府”,开了浙中“新学”之先河。</p><p> 开始,学校无明确学制,以诸课及格为完成学业。功课有国语、英文、数学、圣经等。学校男女兼收,金华附近绅士及提倡维新人士纷纷送子女来校就读。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男女授受不亲”时代,女子上学已是不得了了。但男女同窗,家长还是难以接受,怕日久生情,梁祝之悲剧不可不防!</p><p> 校方顺应民意,入乡随俗,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分设成男、女两校。男校取名“作新”,寓意“今日新,明日新,日日新,作新民”;女校取名“成美”,寓意“成人之美”。男校留在原址,女校在东南方百余米的天长巷开辟新址,后来这里就成了我们五中的校园。</p><p> 今年初,我去市文献馆查阅关于金华医院的资料,惊讶地发现医院创始人马铿哲和我们母校也有很深的渊源。和李福丽一样,马铿哲也是美国浸礼会传教士,虽比李福丽年长20岁,但还是得算 “晚辈”,因为他到金华要晚好几年。马铿哲在金华的行医历程,起点就是1905年在作新小学开设诊所,此为金华西医之开端。3年后萌发创建医院念头,就在四眼井买了地,用家乡教会为他募得的资金,建了金华福音医院。前几天,看到一份“金华五中历任教职员名单录”,马铿哲的名字赫然在列。说明他曾是李福丽麾下的一名教职工。</p><p> </p><p> 李福丽是位令人敬重的女性,她宅心仁厚,慈悲襟怀。自己终身未婚,却收留培养了两个穷人家的女孩。</p><p> 头一个叫项美菊,出生在金华安地农村,12岁时随伯父到城里卖豆腐汤。偶然的机缘让李福丽了解了她的身世,十分同情。遂经家长同意收留了她,供她吃住,让她上学。她俩年龄相差14岁,李福丽亦母亦姐般照顾培养她,直至送沪江大学深造,彻底改变了这个穷苦女孩的命运。1927年,李福丽作为成美女校校长兼作新中学校长,身患重病,不得已卸任辞职。浙沪浸礼会和金华地方人士力推项美菊接管校务,继任校长。于是,项美菊走马上任,接过李福丽的担子。她在成美中学任教达33年,其中担任校长21年。与李福丽一样,她也终身未婚,全心献身教育。</p><p> 另一个是弃婴,当时女婴被人放在天长巷成美女校门口。李福丽收下抚养,取名美玉,视同己出,让她温饱无忧,接受良好教育。李福丽因病离校后,项美菊接替,对美玉亦母亦姐般照顾培养。美玉后来去上海就读大学,毕业后婚嫁于斯,安家乐业。</p><p> 李福丽的最终归宿,找不到相关记录的确凿资料。民间说法不一,有的说是告病还乡回美国故里;有的说是胆结石手术失败命卒上海……. </p><p> 1935年,学校在天长巷校区建造一座石亭,并立了块圆形石碑,刻有碑文,以纪念这位英年早逝的学校创始人。这座六角石亭,名曰“福丽亭”。高两丈有余,周围约四丈,斗拱飞檐 、 端庄典雅。</p><p> 1942年日军攻陷金华,学校被毁,石亭倒塌。1945年抗战胜利,学校从乡下迁回,暂借金华福音医院房子上课。这边抓紧建筑校舍,并修复了福丽亭,可惜石碑已不知所踪。</p><p> 解放后,学校脱离了教会,石亭易名“民主亭”。1958年大跃进,石亭与时共进更换新名“跃进亭”。文革开始,学校被认为是美帝国主义对中国文化侵略罪证,立场鲜明地改作“反帝中学”,石亭随之叫“反帝亭”。 1980年,老教室楼拆除,石亭被划在在新建教学楼之地基圈内,便一拆了之。</p><p> 1990年,在一些热心校友的呼吁和资助下,石亭得以修复。恢复“民主亭”名字,只是位置稍有挪移。好在当时被拆时保存了些尺椽片瓦下来,故曰修复而非重建。亭门两边石柱刻了陶行知语:“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千教万教教人求真。” 2004年,学校搬迁江南新址,亭校分离,天各一方。</p><p> 2007年,江南新校区模仿原亭样子,建了新的石亭,重新启用最早的名字,“福丽亭”得以重生!</p><p> 去年暑假,石亭的对面,一座洁白的李福丽半身塑像落成。 亭子、塑像便成了金华五中校园环境文化的点睛之笔。听说母校已将“作新成美”定为新校训,提出极具精髓传承的“作教育之新、成师生之美”治学理念。两幢教学楼也分别命名为“作新教学楼” 和 “成美教学楼”…… </p><p> 愿李福丽在天有灵,魂归校园,一起见证百年老校今天之厚重与清新,同赏芳华!</p> <p> 我们是1970年春季入学的,学校时称“反帝中学”。这个校名实在别扭,因为人们通常用两个字指代学校。环城小学叫“环小”、婺江中学叫“婺中”,简洁明快,朗朗上口。而“反帝”俩字取任何一字都无法和中学的“中”组合,因为会产生歧义,故而许多金华人仍然习惯称其 “一初”。</p><p> 刚解放之时,“作新”、“成美” 两校合并,成立了 “私立新成初级中学”。1953年改为公立学校,不久被政府定名为“金华第一初级中学”,简称就是“金一初”。 十多年下来,金华人早已耳熟能详。</p><p> 我们这一代人生不逢时,该读书的时候没能好好读书。 小学基本是“停课闹革命”,因中学不招生,到七年级才毕业。 进了初中,又赶上“学制缩短,教育革命”, 初中只有两年。</p><p> 那时是政治挂帅,阶级斗争为纲,靠强制的说教,简单的灌输,以期达到坚定的政治方向。校园里没有师道尊严,学生们没有功课压力。有开不完的“讲用会”、“批斗会”、“忆苦会”,说是“三天不开会,回到旧社会”。每天用大量的时间来朗读最高指示,并要求整篇整篇的背诵。语录本更是片刻不能离身,否则会迷失方向。记得有次去乡下学农劳动,快到目的地了,发现语录本没带,当场被勒令跑步回去拿。来去又是三个钟头,同学们已经吃完中饭了。</p><p> 学校没有校长,管理学校的是工宣队和革委会。 工宣队因为肩负着工人阶级要永远占领上层建筑和意识领域的使命,所以是长期驻扎。记得有位是汤师傅,上海口音,对学生很友善,好像是来自金华造漆厂。 革委会主任是姓丰的汤溪人。 当时我们很不喜欢开全校大会,因为丰主任逢会必讲,逢讲必长 。他普通话极度不准,起码三成听不懂。他声音高亢,但语速很慢,有时还会停下来,环顾台下,侧耳细听,确定一派寂静后,才继续讲,绝不马虎! 学校还来过两个军代表,有个是络腮胡,听说是营长。教过我们唱歌,歌词开头是“天下无产者是一家,不分什么你我他”,曲调很难听,和说话差不多。他还组织我们背着棉被行军拉练,要我们 “练好铁脚板,踩死帝修反”。</p><p> 学校有两个门,都朝西开在天长巷。校园为阶梯式地势,南低北高,三个层次。最低是田径场,操场的司令台为第二层,石亭基本就是学校的中心。再往北上了坡,就是礼堂,教工食堂也在这里。</p><p> 如从东西方向看,校园基本为两个层次。西低东高,高得突兀,相连处如垂直峭壁,需走几十步台阶。</p><p> 学校里基本为民国建筑,都是砖木结构。有三栋二层教学楼。东边的高地上,也是几栋小楼。对着石亭的那栋是办公楼,领导和老师好像都在此楼办公。我曾在校文宣队学拉小提琴,音乐陈老师规定我每天课外活动去练琴。她办公室就是这栋楼的二楼,屋内有门通着阳台(其实就是隔了段朝西的走廊),在那可俯瞰大半个校园。每次我都会趴在栏杆上看上半天:郁郁葱葱的树梢,黑瓦白墙的教室楼,…… 再往北过去,地势更高,也有一栋楼。我们音乐课就在那儿上的,因为此处离其他教室楼远,唱歌不会影响别人上课。</p><p> 我们这一届有8个班。当时“全国学解放军”,班级划分也是按军队编制,分为三连、四连。每连四个排,各占一栋教室楼。比我们高一届是一连和二连,在最北边的教室楼,共7个排。由此推算,那时学校有15个班级,分成四个连,是部队一个营的建制。但人数基本够得上一个团,因为我们排就有54人,加上教职员工全校近千把人了。</p><p> 我们三连的教室楼是学校中间的那栋,课间10分钟还来得及在那石亭坐8分钟。我们的教室在楼下靠西,门口是总务(当时叫后勤)办公室。里面坐着位很胖的阿姨,力大无比。因为她去食堂打开水,一手抓四只热水瓶,一趟就是8壶。</p> <h3><font color="#010101"> 一入校,就听说学校刚出了位英雄,名叫汪金燕。她是下乡学农劳动时救落水同学而不幸溺亡的。巧的是她的妹妹就在我们排,爱屋及乌,同学们对她无不肃然起敬,于是众望所归进了我们排的领导层。后来发现,英雄的妹妹也很平常,也爱嬉笑打闹,受委屈也会哭,说明英雄不是天生的。刚才网上查到,汪金燕于1990年还被浙江省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这是她的荣誉,也是母校的荣誉。在此,谨向这位学姐致敬!</font></h3><h3><font color="#010101"><br></font></h3><h3><font color="#010101"> 那时学生中没有“男神”“女神”的说法,有文艺特长的才会是大家膜拜的偶像。</font></h3><h3><font color="#010101"> 比我们高一届的二连,有个班级,人人能歌善舞,是公认的“文艺排”。在我们眼里,他们排就是“革命圣地”。</font></h3><h3><font color="#010101"> 那时,除了“早请示、晚汇报”,朗读语录外。唱样板戏也是每天必做的功课。教室黑板上面挂着广播,由校广播室的播音员起音,顿时,整个校园成了歌的海洋。像“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我们全能唱下来,当然不是按“样板调”,那是需要有好嗓子的。我们能做到的是,歌词一字不差。 </font></h3><h3><font color="#010101"> 星转斗移,四十六年过去,当年那些任课老师的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font></h3><h3><font color="#010101"> 英语老师是我们班主任章老师。可是我们没有因为班主任的缘故就对英语格外用功。当时教材政治色彩太浓,不讲基础,急功近利。音标都没学会就开始读伟人语录,靠纯碎的机械记忆,因为语法、时态都不懂的。普通日常口语都不会,就开“英语讲用会”——抄几句口号式的句子上讲台念念。有些同学记不下来,就用中文来注音,一不留神翘舌音就出来了。 </font></h3><h3><font color="#010101"> 数学老师换过两位,印象较深的是叶老师,圆脸矮个,三角函数是她教的。几年后我参军,头两年是干炮兵指挥,就是利用三角函数原理进行计算来准备射击诸元的。想起叶老师课堂上翻来覆去的“对边、斜边和邻边”,亲切之感油然而生。 </font></h3><h3><font color="#010101"> 教化学的老师记得身体不怎么好,讲话气喘。每次来教室,总是提着一个木头篮子,里面插着一排排试管和五颜六色的试剂。上课内容记不起了,但他姓金绝不会错。因为有次课堂上集体背诵金属活动顺序,最后是“铜汞银铂金”,我顺势把他的名字接了上去。虽然很轻,他听到的,指着我笑了笑说:“调皮!” </font></h3><h3><font color="#010101"> 物理那时叫 《工业基础知识》(简称“工知”),老师姓邵。老是在黑板画线路图,串联并联之类。她教的电工知识和操作技能实用性极强。当时我家住房管所的公租房,整条里弄共用一只电表。根据各家灯泡数和瓦数收电费,灯头处会贴上封条以提防私自更换大灯泡。当时做饭是在门口屋檐下的,天黑就看不到。家家门外都接只等瓦数的灯泡,用双开关控制,哪里需要哪里亮,只是不会同时亮。我学以致用,先画草图论证推敲,认为可行,就开始带电操作(因为不知保险盒在哪)。加了一根电线,接在那双开关的两头,再安上个小开关。用外面灯,就启用新开关(因为线接的隐秘,不怕收电费的发现),屋内同时也亮了。说来不应该,虽是为给家里省点钱,但毕竟是挖了什么的墙角。实事求是说,那时学的课本知识远不如现在多,但我们那时的动手能力肯定比现在的孩子强。 </font></h3><h3><font color="#010101"> 《农业基础知识》(简称“农知”),相当于现在的常识课。老师姓方,瘦高个。记得有讲农作物种子的培育,有讲水稻小苗带土移栽。教我们唱“24节气”歌,曲谱就用《社员都是向阳花》。方老师把歌词一挂出来,才唱了一句,大家便都会了,当然得看着歌词。 </font></h3><h3><font color="#010101"> 那是贯彻“五七”指示的年代,学工学农劳动是家常便饭。学工去过金华制药厂和金华东方红电机厂。每处都不止半个月。制药厂我是分在制剂车间,给一种名曰“人造补血液”的药瓶贴标签。电机厂则是在翻砂车间给做机壳模子的师傅当下手。边上就是高炉,亲眼目睹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font></h3><h3><font color="#010101"> 学农劳动次数很多,目的是防止学生“变修”。以前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下,学生肩不能挑、手不能提。</font></h3><h3><font color="#010101"> 我不止一次听老师说这个例子:有城里学生去农村,看见牛在吃草,回来说:“今天我看到一只动物在吃一种植物。”意思是这样的学生就是废物了。现在想想,一个城市的孩子,因没见过牛而不认识牛很正常的。就像乡下孩子第一次进城不认识红绿灯一样,不值得大惊小怪。当时我可没这么想,也是认为如果我们这些接班人都像这个不认识牛的学生一样,就会亡党亡国啦。</font></h3><h3><font color="#010101"> 有的时候下乡,不仅仅只是劳动,还带有政治任务。那一年有个“5.20”庄严声明,是为声援西哈努克的。学校组织我们下去给贫下中农宣读。要接连好几天。一开始效果不好,农民们毫无兴趣,没读几句人就散了。老师就改变方法,让我们分组到农民家里,帮忙干活,再伺机个别宣讲。干活主要是挑水、扫地之类。那天我转悠了好久,终于在一个屋檐下看到一副水桶。当我挑着半担水(满了挑不动)回来,屋里出来个中年女人,连声说“不敢当,不敢当”。贫下中农这么客气,我更来劲了,又连挑了三趟。后来才知道,那家是地主,那女人是地主婆。结果被同组的女生骂了一顿,说我“反动”。</font></h3><h3><font color="#010101"> 常规的学农劳动主要是去金华农试站,每次一整天。记得负责带我们的是位叫郭正的年轻人,是来自城市的知青。他体格健壮,富有朝气,很具亲和力。不知他现在一切可好? </font></h3><h3><font color="#010101"> 音乐课(当时称唱歌课)老师也有两位,开始那位舌头有点问题,虽不影响唱歌,但吐字不清晰。后面那位就是陈老师,弱柳扶风般纤瘦,但唱歌非常好听。 </font></h3><h3><font color="#010101"> 体育课是曹老师,他皮肤黝黑,鼻子壮硕,有同学私下据此给弄了个绰号。我们学校曾走出去一位职业跨栏运动员,曹老师是他的启蒙老师,每当说起这位昔日弟子,他都是春风满面,喜不自胜。他先是把脸往右下一斜,猛地一个近180度向左转头,响亮地说:“我们的吴建伟……”</font></h3><h3><font color="#010101"> 多年以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深有同感:没什么比看到自己学生优秀更高兴的了,即便是青蓝冰水超过自己。 </font></h3><h3><font color="#010101"> 上面说的都是些不重要的课。我以为,初中两年,我们最被重视的课是政治和语文。</font></h3><h3><font color="#010101"> 政治自不必说,但我已经想不起政治课的课本长什么样,甚至怀疑是否有课本?老师有换过几位,最熟的是我们隔壁班的班主任,姓袁。他讲起课来引经据典,例举生动。当时,语录不仅贯穿所有课本,也要求贯穿整个课堂。记得有次袁老师上课的内容是形势教育,他先要解释下什么叫形势。按惯例,此处该出现一段伟人名言。我正担心他能否找出合适的语录,他开口了:”毛主席教导我们,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来的文明史。”这句同学们都熟悉,语录本上有的。他接着说,过几百年回头看今天,今天就是历史。所以,什么是形势,毛主席已经很明确的告诉我们,形势就是“一些阶级胜利了……”。接着通过演绎推理,得出结论:形势就是阶级力量的对比,现在形势大好,就是指无产阶级已取得了全面胜利。可见袁老师的机智和放射性思维能力。</font></h3><h3><font color="#010101"> 还有一位时间很短,姓什么没印象,记得有讲王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内容,那应该是党史。他喉结骨很尖,因语速急促,那喉结上下飞快游动,让人捏把汗,担心会破皮而出。 </font></h3><h3><font color="#010101"> 语文是我们更换老师最多的课程。大都记不得姓啥了,有的只想起来我们给起的绰号。绰号都是根据其上课口音,觉得好玩取的。</font></h3><h3><font color="#010101"> 如有一位叫 “美”,源于他上的一篇歌颂韶山的散文诗。课文开头是:“西湖的碧波漓江的水,比不上韶山冲的清泉美。” 先读了第一句,就开始介绍关于西湖和漓江的景色,正娓娓叙述的时候,声音突然高了八度:“尽管是这么美” ——这个“美”他是发第二声的(即“梅”的音),别具一格,很有特色。</font></h3><h3><font color="#010101"> 还有一位叫“图书”,因为他把d发成t,于是“读”就念成“图”了。而每次课前学习语录,偏偏都选择“要认真读书”这句。</font></h3><h3><font color="#010101"> 再有一位姓舒,有篇课文是讴歌杨水才的,课文中有:“为乡亲们出力,再苦再累,俺心里舒坦!” 他念得声情并茂,尤其最后俩字,更是有点戏曲味了。因为舒老师是单名,正巧韵母也是“an”。于是就叫他“舒坦”了。</font></h3><h3><font color="#010101"> 所有语文老师最出彩的那位姓雷,他眉细眼凹,长得很有喜感。我至今还清晰记得他朗读《蝶恋花》的精彩场景。他朗读说不上字正腔圆,但绝对激情澎湃。以这句“寂寞嫦娥舒广袖”为例:刚说到“嫦娥”,他的一只手就开始翩翩摆动,模仿小鸟展翅。到“袖”时立马展开双臂,作小鸟飞翔状,踏着碎步,教室里绕了一圈。那“袖——”的音起码持续半分多钟。“有图有真相”,让人忍俊不禁,课堂气氛相当活跃。</font></h3><h3><font color="#010101"> 初中两年,我们作文水平都有日新月异的提高,这是练出来的。那时每周都得写点文章:讲用稿、批判稿、各类总结,男生还时不时写检讨。那些现在看起来还是蛮生僻的词语,如“罄竹难书”、“冒天下之大不韪”、“是可忍,孰不可忍”之类,当时都是信手拈来。这也为我们后来的古汉语学习奠定了一些基础。</font></h3> <p class="ql-block"> 那天鼓楼里聚会,同学们谈论最多的是陈老师。他是我们的副班主任,但我一直想不起他是哪科的老师。</p><p class="ql-block"> 陈老师好像是温州人,不会翘舌,但后鼻音泛滥。再就是h 和 f不分,如吃饭,他说成“吃唤”。我们男生私下常学他的口音逗乐,还有模仿他的习惯动作:用两只手 左一下、右一下挪挪腰带,然后鼻子“吭”的一下。他每天清晨就到教室,用粉笔一笔一划地在教室黑板上书写标语,内容都是紧跟形势的口号,绝无雷同。等到临近上课,就全擦了。中午继续写,下午再擦。循环往复,乐此不疲。他阶级斗争的弦始终紧绷,一双火眼金睛注视着班里各种新动向。他经常组织班里开批斗会,从全国最大的走资派,到学校的走资派,最后是班里的小反革命,一个都不放过。</p><p class="ql-block"> 有位同学,据说在小学时写过反动标语,就被戴上了帽子。初中两年夹着尾巴,沿墙根低头走路,政治成绩还是没能及格。当时政治是不考试的,成绩是看政治表现评定的。陈老师擅长透过现象看本质,视角高人一大截。</p><p class="ql-block"> 一次政治课,黄同学悄悄剥了粒糖含在嘴里,被好事者告发了。陈老师立刻敏锐觉察到事情决不是上课吃颗糖那么简单。他对全班同学说:“突出政治吃甜头,不突出政治吃苦头!现在有人用吃糖来和我们突出政治比甜…….” 同学们立即义愤填膺,群情激昂,踊跃上讲台发言。可怜黄同学云里雾里,挨了顿批斗。</p><p class="ql-block"> 有一次,去农试站劳动,听站里职工说,今天要给猪人工配种。趁休息间隙,我们几个男生就溜去看了。事情被陈老师知道,责令我们写检查。可检查过不了关,说我们认识不深刻。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不光是违反纪律,这是破坏发展畜牧业!” </p><p class="ql-block"> 上面所叙述的这些记忆,本意没有诋毁陈老师本人的意思。一些现在看起来荒唐的事,是特殊的年代造成的。他是属于那种处事极度认真的人,恪守本职。其实他平时也有些生活情趣,偶尔也会说几句笑话,不那么一本正经。他还喜欢拉京胡,自娱自乐。有次学校汇演,我们排演了个“沙家浜”折子戏,京胡伴奏就是由陈老师亲自操刀的。</p><p class="ql-block"> 现在的初中学生,除“网瘾”外,最让家长和学校担心的大概是“早恋”( 学名:青春期恋爱)。学校密切看管,家长严防死守,还是防不胜防。回想当年,情况恰恰相反。老师教育我们是要“消除男女隔阂”,鼓励男女生要有正常交往,为此还安排男女生同桌。但还是没能 “正常交往”起来,反倒课堂纪律好了许多——上课再没人交头接耳了。</p><p class="ql-block"> 初中两年,班级里发生过许许多多事情,就是没有发生过爱情故事。</p><p class="ql-block"> 前几天,有位男生在群里回忆了一件当年的事情。说有一次考试后,任课老师把成绩册放在讲台上。下课了同学们都围上去查看。他个子小,踮着脚也看不到。这时,前面的一位女同学转过身,把位子让给了他,还莞尔一笑。</p><p class="ql-block"> 我们这位同学,是几年后恢复高考第一届就考进浙大的,后又去美国读了硕士,属于传说中的学霸。他说,这么多年来,他到过世界各地,在许多城市生活过,见过各种各样的微笑,从没有一个微笑给他留下这么美好的记忆。最后,他非常确定地说:“这是这辈子见过的最美丽微笑!”</p><p class="ql-block"> 此番话一发,群里同学不免惊讶。男生纷纷追问,“谁呀,她在群里吗?” 女生则大都不做声,估计是在按着胸口问自己:“会是我吗?” 我以为,此事不宜点破,就让这个“最美丽微笑”作为永志胸怀的珍藏吧。 </p><p class="ql-block"> 这几天,同学群聊人多起来了,很是热闹。同学的问候很纯,同学的友谊最真,同学的祝福更诚!</p><p class="ql-block"> 共同期待再次聚首,同窗咸集把酒言欢。在喜迎120周年校庆之际,祝愿亲爱的母校根深叶茂,桃李芬芳,青春永驻,再创辉煌!</p><p class="ql-block"> 噫嘻,遥襟甫畅,逸兴遄飞 !</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颜世亮 2018年5月20日於杭州桥西</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