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生活回忆（一） ——纪念沈阳市第二十九中学上山下乡五十周年

茂豫

　　目 录

1、前言

2、莲花砚台沟下乡记事

六六届初二二班 孙晓红

3、我的兵团生活回忆

六六届初二四班 王英

4、知青生活随笔

六六届初三三班 王泽华

5、我的塔子沟乡亲

六六届初三一班 陈仲超

6、我的知青生活记忆

六六届初三三班 杜建琪

7、知青生活回忆

六六届初二一班 刘琦

8、知青生活点滴

六六届高三一班 杨茂

9、回忆录：我的知青时代

六六届高二二班 杨爱群

10、知青生活回忆

六六届高三四班 刘春生

11、知青人的牺牲与担当

六六届初三二班 左禄顺

12、难忘的集体——盘锦记事

六六届高一三班 穆长春

13、知青岁月

六六届初三二班 [周密]

14、上山下乡那些事

六六届初二四班 张涛

15、离家五十载，归来仍少年

六六届初一四班 尹久悦

16、在盘锦的岁月里

六六届高三二班 高平

17、我的知青生涯

六六届初二二班 王颖

18、我的知青生涯

六六届高三三班 于振为

        前 言

——做自己该做的事

杨 茂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日，是我们沈阳市二十九中学从初一到高三，一千四百多名同学上山下乡出发的日子。

        这是一个让我们刻骨铭心，难以忘怀的日子。从那天起，我们终止了学业，或是一年二年、三年五年，或是五年八年，都生活在辽北农村（或是盘锦、沈阳郊区）这块土地之上。

        我们从未如此近距离地接触农民，从未如此深入地了解农村，我们亲身体味到到农村生活的不易，我们感受到了农民劳动的艰辛！

        全国有数以千万计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对于这样一个全国性的浩大运动的评价，自有公论，无需我们再去评价。我们纪念九二零，是纪念我们的青春、我们的奋斗、我们的成长、我们和农民的友谊，当然也包括那些痛苦和不堪！

        二零零八年七月的一天，我们来自二十九中学各个班级的八位同学聚会到一起，商量如何纪念我们上山下乡四十周年。当时决定成立一个“沈阳二十九中学博客圈”（后演变为沈阳二十九中学老三届校友微信群），大家写一些回忆录、纪念上山下乡的文章，最好能出一本书，留给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孙后代。

        后来大家文章是写了一些，但由于时间太紧，出书的计划就搁浅了。

        今天，我们上山下乡五十周年之际，旧事重提，我们仍要完成我们未竟的事，于是就有了这样一本《知青生活回忆》。

        一共有26位同学提笔书写了当年知青生活的回忆，体裁有散文、诗歌，还有知青自己手绘的生活、劳动场景图画。这里有下乡到开原威远、莲花两个乡的知青，也有下乡到盘锦和沈阳郊区的知青，还有远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和四川成都的知青，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沈阳市二十九中学老三届知青。

        他们细致地描写了知青农村生活的不易、农业生产劳动的艰辛，他们也写出了知青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和与纯朴农民之间的鱼水真情。

        知青生活的这一段经历，奠定了他们的人生基调，有了这碗酒垫底，再苦再累的工作，再复杂的生活环境，也能从容面对。

        如今，这批知青已经是60～70岁了，垂垂老矣，逐步进入了自己人生的晚年。虽然都同样面临着疾病和衰老，但他们依然热爱生活，依然会昂扬面对一切，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2016年6月

老三届校友群与林茉莉老师、赵北原老师合影

莲花砚台沟下乡纪事

六六届初二二班 孙晓虹

(一)

1968年9月20日，我们坐着一辆带拖斗的大卡车到开原县莲花公社砚台沟大队插队，开始了我们的知青生活。

当天，到了公社便安排我们住下，心想，砚台沟大队一定还有很远的路程。第二天大队来马车接我们。过了河从莲花十队进沟，翻七队的大岭进了砚台大队。岭的北坡较缓，下岭南坡就有些陡峭了。第一次见把马车的闸锁死，轱辘基本不转，有段路几乎就是大石头，心里不免有些紧张。幸亏这段路不长，赶在吃午饭的时候到了七队。那顿饭吃的是猪肉炖粉条，至今记忆犹新。饭后，我们去一队二队的同学又走七八里地才到达目的地。后来才知道，从我们一队到公社倒不必翻七队的岭，直接从三队的沟里上大岭下去就是莲花十队，近很多。但这条路只能人走，马车必须走七队的岭。也可以从我们一队走岭后经唐房大队去公社。我们那比较偏僻，买东西最近就是唐房供销社。

我在农村干了两年，第三年，还没等到秋收就回城了。

（二）

记忆中，到农村遇到的第一个难关就是农活关。刚下乡，秋收就开始了。印象深刻的是割豆子，因为成熟的豆荚容易崩裂， 所以都起早带露水去割地，豆荚很尖，扎的左手心很疼，回到住处就赶紧用针挑出手心的尖刺。后来老乡教我们，不能满把抓的割，要用左手往前推扶着豆杆割。

最难的就是掐高粱头。高粱割好就码在地里，再拿镰刀把穗割下来。因为没有叶子比较滑，加上镰刀不快，高粱穗不但没下来，一不小心还把手割破了，现在我的左手指背还留有疤痕。记得庶欣一镰刀就把左手割破了两个指头。割好后，还要把高粱头用高粱杆捆起来，没有叶子的高粱杆相当滑，开始是老乡帮忙捆，后来自己捆，一遍遍散了再重捆，总算勉强完成了任务。

农活里比较难干的还有“开苗”。种地以后地里的各种苗慢慢长了出来。种高粱是“点葫芦”，出苖后有点密，必须按一定距离留苗，要用锄头把草和多余的苗铲掉。刚上手时我还信心满满，一下锄就蛮不是那回事了。锄头在老乡手里飞舞自如，而在我们手里就不听使唤 ，直伤苗，急得我们只好上手薅。只见我们弯个大腰，头都快贴苗上了，却还是怎么也跟不上趟。喜明最后不干了，扛着锄头回青年点了。好在高粱种的不算多，没干几天就完了。

妇女的专项活是薅谷子。老乡教我们要薅出“狗咬纹”，谷子也是“点葫芦”播种得太密不容易结穗，俗话说稀不扔嘛。我总是干不好，腰疼得厉害就在地上爬，草和苗刚开始还能分清，干到最后眼花缭乱，别人都没影了，还得老乡来接垅才完事。

铲二遍地就只用锄头了。我还是不得法，手握锄杆留出一大截 ，腰弯得就要贴地，唯恐草铲不净，偶尔还得上手，总是在最后"打狼"。不过，我把锄头杆保养的倒是挺好的，每天在小河边，用沙石洗得光滑雪白，老乡调侃我:“活干的不咋样， 工具保养得不错啊。”

虽说技术活干不来，但力气活我干的比较得心应手。春天刨茬子，往地里挑粪（我们小队牲口少），夏天牛圈起粪，秋天往场院扛谷子，出工修道挑石头，都没的说。

那时候，小队穷，没钱买很多化肥。就是苞米、高粱上点儿。肥料不够，就扒炕，用炕洞土参粪的肥料上到地里。现在想想，还真的是绿色种植。我了解现在我们一队那里，家家用化肥，用除草剂，省事。

（三）

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小队的知青发挥作用还是在高二三班的刘富友和“五七”战士张学军来队以后。刘富友主意多又是农村出来的，了解很多种植事情。张学军我们叫他大哥，他举家来到我们砚台沟一队，他三个孩子大女儿才上小学，也是农村出来念大学，成熟稳重幽默。他们俩参加小队的一切生产活动方案的制定，从春播、夏锄到秋收打场，选种、育苗、积肥、看青，队有林地砍伐和土地种植轮换以及小队各种管理，让我们感到生活得很充实。后来随着喜明和绍健的陆续归户，刘富友念大学，我们小队人少了，其它小队的高二三班的同学也因为亦工亦农和参军人减少，大队把我们合并成立了大青年点，搬到了二队。张大哥和我们相处得密切，多年以后落实政策回沈阳，我们还经常联系，直至他离世。在我的知青生涯中，他和妻子给过我们很多生活上的帮助和思想上的开导，是大哥，是师长，是朋友。

我们小队青年点是轮流做饭。一开始是小队派人做饭，后来大家商量反正做饭也给工分，就自己做吧，人不多就5个。我和鸿翎提出轮流做饭，大家同意了。冬天，男劳力上山砍树 ，妇女用绳索往山下拽砍好的树，再有男劳力将其锯成段（也称木头柈子），马车拉到泉头卖掉，这就是小队的副业来钱道。记得绍健砍树把手震得都是口子，粘的胶布，他把手一伸，“这样别让我做饭了吧”，此后就变成我和鸿翎一替一周的做饭了。我们女的拽木头也爬山，有点危险，弄不好会让木头撞倒滚坡，脚穿的棉胶鞋，慌不择路时踩到梢条茬子，一扎一个洞，没扎到脚就万幸。小队会给我们一些卖相不好的木头柈子烧火，在寒冷的冬天，有热炕头真的就好过了。

记得那时天太冷，水缸在外屋地冻住了，每天早晨要用烧火棍敲开冰层才能烧水做饭、洗脸，我们好像都有过不洗脸的记录。挑水很费劲，井沿冻冰溜溜滑，水桶弄不好就掉井里，再捞就弄的鞋也湿了。如果用手摸到有水的桶梁，就会粘住，弄不好就秃噜一层皮。

写到冬天，就想起和王正红的一次爬山经历。那年，她在开原食品厂工作，我去看她后，她随我去了砚台一队。傍晚下起了雪，第二天上午还在飘雪花。我们怕她困在我们点里，耽误她回开原上班，而且等雪停了，上山下山路滑更难走，就赶紧送她回南沟。我们爬的三队那个大岭，上岭我背着她的两个旅行包，还推着她，怕她滑下来，手脚并用终于到了山顶，在山顶我们告别。过了好久才知道，当天她是打着“滑梯”下山的，根本就站不起来。那是我惟一的一次雪后爬大岭，我也是坐着滑下来的。

（四）

岁月像河流，记忆的闸门打开，痛苦和欢乐一起流淌，苦中也有乐。也许是凑巧，我们小队知青四个人，每个人的家庭在当时都有“问题”。鸿翎和我，父亲被打倒，我下乡时父亲被专政。绍健母亲和小妹被遣送回南方老家，他父亲和哥哥被下放到盘锦五七干校。喜明的母亲在他下乡后没多久病逝，全家除了结婚的姐姐，全被遣送回黑龙江老家。就连比我们晚几天来的刘富友，听小队指导员说，也是被审查过“文革”问题的。如临大敌一样。呵呵 ，好不热闹。

因为刘富友年纪比我们大，选他做点长。每顿饭吃饭前还要学习颂读毛主席语录，我们四个初中的，站在炕前面都不吱声，最后就只有刘富友主动承担了任务，每次他领读挑最简单的，他起头，我们附和，然后开吃。现在想起那一幕一幕，憋不住的要笑出声。

有一次，我回家拿来瓶洗衣液，那时刚刚有，绍健就用了半瓶，还跟我埋怨，衣服咋用半缸水洗还有沫，引得大家笑起来没完。

秋天，点长刘富友说怕冬天没菜吃，从小队借来俩大缸，积了一缸酸菜，腌一缸萝卜。白菜不够，他赶牛车去岭后昌图护林五队买白菜。小队杀年猪，水油给了我们知青，炼出荤油放饭盒子里，没成想，被狗给舔了一大半。后来，炖酸菜没啥油，铁锅下锈，吃的牙都是黑的，你看我，我看你，互相指着笑。更没想到的是，那缸萝卜，盐放的少了淹成了酸的，哈哈哈，堪比现在的泡菜了。真的感谢刘点长，那个冬天我们有菜吃，没有干啃大饼子。

刘富友不愧是点长，男生有担当。我和鸿翎在点里住东屋，他们男生和房东八爷八奶住在西屋，他们住北炕。后来八奶病故，我们到老乡家躲了，他们男生没处去。八奶的棺材在院里停着，直到下葬，三个男生一直住那里。八爷是盲人，他的儿子是开原县庆云公社社长，八奶去世后，八爷被儿子接走了。“五七”战士来了，又和他们住一屋，这回他们挪到南炕。“五七”战士张大哥、妻子和仨孩子住在北炕。现在想想当时的生活真不容易。刘富友当点长，操很多心。在不影响出工的情况下，带头种自留地菜园子，砍柴，起厕所，挑水---

他怕我们女生冬天冷，提议扎吊棚。用高粱杆子，用小钉子钉在房梁上，我们不懂，他就做给我们看，把高粱杆压扁，削薄一段弯过来正好可以夹住另一根横过来的高粱杆，他说根据物理原理可以承受一个人的重量，他站在炕上又搬上个桌子竖着钉好了棚骨，用手拽住打滴溜（纯东北话），没到两秒钟就掉在炕上，大家笑个不停。其实，他说的有道理，只是所用的材料和承受一个人不行，但吊棚是往上糊报纸，一点问题没有。我们还打趣他，别像相声里说的把自己扎到棚里出不来。在他的努力下，棚吊好了。刘富友手巧，他拿来个破篾的牛角尖，把梢条破开，编成筐、篓。绍健学会了，就编各种形状的什么高的、矮的、粗的、长的，还有猪腰子型的筐篓，送老乡，也给我们带回沈阳家里用。

（五）

当年知青都是热血青年都有政治上的追求。我的政治生涯是在砚台开始的。赶上“文革”后整党、整团 ，大家都写申请书，我也写。看高二三班的同学都写入党申请书，我也写了入党申请书。后来被告知，要先入团再入党，撤回入党申请，又写入团申请。最后只有刘富友入党了，我改申请入团被批准了。介绍人是刘富友和卜金昌。卜金昌在一队老卜家辈分靠前，是八爷下一辈的。

除八爷外我们对其他人都直呼其名，或者称呼队长、饲养员、老板子（赶车的）、打头的（领着干活的）。我记得当时卜金昌刚刚结婚不久，在我们点的西面盖了个土房，房盖是草苫的。窗口是塑料布，房门是麻袋片，水缸是金昌子去唐房供销社走十五里山路扛回来的。他们夫妻俩生活贫苦 ，他媳妇儿比他小很多 ，非常能干，上山、下地什么活都拿得起。我很感谢金昌子服从组织分配介绍我入团，同情他的遭遇，却帮不上忙，好像只送过他一双农田鞋。

我1971年回城后，听说他媳妇儿生完老二不做计划生育手术受罚，为交罚款上山搞小秋收（采蘑菇挖药材），大儿子在家扒火烤土豆失火，老大跑出去了，老二小没跑出来被烧死了。幸亏乡亲们救的及时小房还是剩下了。媳妇儿因此精神失常，真是难坏了这家老实人。

1997年我回了趟砚台沟，知道乡里后来给他媳妇儿落实了政策治好了病，她又生了一个儿子。他家盖了三间瓦房，院里停着小四轮拖拉机。我为他家的变化感到高兴！听说他家老二开小四轮给水库拉石头好像是没手续被罚款，我便给他们留了点钱，以解燃眉之急。第二天，金昌子媳妇儿炖了大鹅一早六点就喊我去吃饭，让我十分感动。这就是我与“入团介绍人”永远忘不掉的情结。

（六）

又是一年清明节，怀念那些离开这个世界的亲人和朋友。

我们班有个同学短笛吹得非常好，他就是我们青年点的田喜明。他原来是我们班的文艺骨干，歌也唱得好。每当那些欢乐的、曼妙的、悠扬的、悲哀的曲子从他灵活的手指间流淌出来，我们无不为之陶醉。印象最深的是《扬鞭催马送粮忙》，只要这支曲响起来，我们就充满了快乐。

记得来砚台两个月左右，他母亲病重离世。从此，再也看不到他的笑容，听不到欢快的笛声了。那时，青年点房后的山上会传来阵阵笛声，是他用笛子来消解心中的忧愁，合着风声让人感到悲悲戚戚。不久他父亲因“历史问题”带着四个孩子被下放回黑龙江老家。后来，他哥哥也病故了。生活所迫，他只能归户，担起照料家庭的重担。他后来在老家结了婚，落实政策他父亲举家回了沈阳。他为生活奔波劳作，一直住在临建的简易房。那么辛苦，还组织咱们班同学聚会，操心诸多事宜。

1995年夏天，田喜明病故。回想起来。他一生虽然艰难坎坷，但从没看到他流过眼泪。他虽然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的热心、热情、关爱、坚强和倔强都留在了我们的记忆当中，他的笛声永远回响在我们的耳边。

（七）

在砚台沟接触最密切的是孙鸿翎。我们一个班，“文革”参加一个组织，一起下工厂到高压开关厂工作，一起长征（就是徒步走）走到锦州，又一起下乡到砚台沟。

下乡后的第二年春天，小队里让我俩去果山干活。我俩都姓孙，大家便打趣说正合适（隐喻孙猴子）。果山是刘海富负责，他有点结巴，除了安排活平时很少言语。在那里我俩学会了果树嫁接：劈接，芽接 。果山品种记得有山楂、苹果梨，还有几棵栗子、葡萄。都刚刚开栽，还没到结果的时候。休息了，我们大声唱歌，自娱自乐，没人嫌唱的好不好。后来，我去干些杂七杂八的活，就离开了果山。只有鸿翎一直干到归大知青点的时候。她小时候练过体操，舞跳的好，小队开会前经常让她跳舞。

让我最感动的是，她陪我去开原老城看我母亲。那是1968年的国庆节，刚下乡第十二天。我父亲和妹妹从沈阳到开原老城精神病院看我母亲，我从砚台出发直接去。鸿翎为我担心，一定要陪我去。记得我们起大早坐小队马车到昌图泉头，坐火车去开原，再坐汽车到老城的医院和我的家人汇合。我的家人团聚在开原老城精神病院，接我母亲出去吃了顿饭，鸿翎陪着我难受了一天，还陪我掉眼泪。

去时候听老乡说，不用倒车，从老城坐小火车在南城子下车，过岭就是砚台四队。我们俩顺利地在南城子水库下车，一路走一路打听，找到威远公社南城子六队（可能不准）。这时天就暗下来了，问一个老乡，说翻过一座山就是砚台沟。原以为没多远，没想到走到山跟就黑天了。沿小路上去，没一会彻底黑天，心里直发毛，只听见风声呼呼的，刮得满山的树哗哗地响。不知道是天太黑，还是害怕紧张，伸手不见五指根本看不到路，只看到远处老乡家星星点点，隐隐约约的灯光。我俩决定返回去。于是，拉着手磕磕绊绊地下山，准备到队部对付一夜。找到队长家 ，直接就留我们住下了。和人家刚生完孩子还没满月的儿媳妇住一铺炕。和衣睡下，第二天天蒙蒙亮，我俩就千恩万谢告别队长一家人，很轻松上了山顶，下山就看到四队，再转个弯就到二队，也是大队办公地点。同学们见到我俩回来，才放下心。

鸿翎在2004年得乳腺癌也离开了人世。我们的友谊，她对我的关心爱护以及我们一起生活劳动的日子，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在纪念下乡五十周年的日子里，写下这些文字，尽管都是琐碎的小事，但通过这些点点滴滴的小事，不难看出我三年知青的生活轨迹。那段生活锻炼了我，启发教育了我，是我后来人生的起跑线。

我的兵团生活回忆

六六届初二四班 王英

（一）初到兵团

1969年12月25日，对于我来说是个难忘的日子。我作为昆明知青来到云南景洪，走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行列。

说实话，那时侯下乡没有去傣族寨子插队，而是到兵团做一名军垦战士，心里非常兴奋，对未来的兵团生活充满了美好的憧憬。 然而经过四天在盘山路上的颠簸，到达了目的地，眼前的一切让我们兴奋的心情一下子凉了半截。

我们所在的二连是在深山中新扩建的连队，严格实行军事化管理，每天出早操，每周不定时搞拉练，让我们这些刚走出校门的学生着实吃了不少苦头。我们住的是茅草屋，点的是煤油灯，到了雨季，草屋漏水，道路泥泞，没有菜吃，经常喝盐水米汤。七十年代初，边疆生活十分艰苦，物资匮乏，市场上连肥皂、卫生纸、糖果都买不到。每月我们发了工资，交了伙食费，剩下的工资却买不到需要的东西，大家都十分苦恼。

在营部小学校，我既是班主任也是科任老师。有六个年级，每个年级一个班，学生几十人不等。学校设施简陋，竹芭草房，竹子和木头做的桌椅。在学校工作三年，1973年5月我调回昆明。

（二） 苦乐年华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兵团生活十分艰苦，市场物质匮乏。所以每当有知青探家，都要当“运输队长”，从家里往边疆带些咸菜、肥皂等吃的、用的，可是不长时间就光了，还得再熬上一年（外省知青两年）, 才能再当一次“运输队长”。

虽然生活这么艰苦，但正是来自北京、上海、重庆、昆明的知青，给兵团的建设带来了勃勃生机，也给这偏远、闭塞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带来了城市文明的春风。

那时我们在兵团，每到晚上，知青们有唱歌的，有朗诵的，有讲故事的，也有弹乐器的，还有的男知青学着做木工活计。整个连队热热闹闹，充满了无尽的活力。

记得1970年7月，当时营部正在搞扩建，路面泥泞，在我们知青住的草屋前，我坐在大树根上像模像样在弹琴，战友给我拍下了宝贵的照片。

在兵团时，我结识了几名战友，分别来自沈阳、牡丹江、昆明和太原。我们作为好朋友，平时互帮互助，是公认的、令人羡慕的“小集团”。工作之余，我们常聚在一起聊天，谈理想，谈友情；节假日休息，我们会在一起聚餐，品尝各自家中寄来的食品。有时，我们还到与连队相邻的傣族寨子里游玩。

我们曾一同到景洪参观热带植物研究所，饱览美丽的热带风光。我们借来相机，拍下照片留念。美丽的版纳，版纳的兵团，留住了我们的青春，也留住了我的苦恼，更留下了我们共同拥有的欢乐。

（三） 一条新裤的故事

我收藏着一条裤子，普普通通，已经褪色。每每看到它，一段往事就会跃在眼前……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十七岁的我初次离家，远离父母，乘坐大汽车，在盘山路上颠簸了四天，来到距昆明六百多公里的云南景洪县，成为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员。在知青上山下乡的年代，当上军垦战士是幸运的，自豪的，甭提我多高兴了，对未来的兵团生活充满美好的憧憬。

然而，现实却让我的心凉了半截。兵团实行军事化管理，出早操，搞拉练，上山砍坝种地……这还不算什么，特别是生活极其艰苦，物资贫乏，住的茅草房，点的煤油灯，吃的"韭菜一汤"。虽然，艰苦的考验磨炼我们的意志，但艰苦的条件也让刚出校门的我们非常苦恼，吃了不少苦头。我时常流泪想家，最期盼的就是收到家信。

一次家里来信了，父亲告诉我，母亲想我，让我拍张照片寄回家。现在拍张照片很简单，算不上什么难事，但在那时可不容易啊！为解母亲的思念，我请假坐拖拉机赶到三十多公里外的景洪县城，在景洪电影院前定格了这张青春的身影。

后来，又收到家里寄来的包裹，看过来信我恍然大悟。原来，母亲见照片上我穿的裤子打着补丁，特意买了一条新裤寄给我。我知道那时家里生活并不宽裕，这是父母二老的心意，一条裤子饱含的是深厚的亲情啊！可怜天下父母心！

如今，兵团生活已成为历史。但那段被家书母爱传递亲情的岁月并没有随风飘逝，父母的关爱依然温暖我的心灵，那是我永远难忘的啊！

（四）兵团生活小插曲

人老了，就会有怀旧心理。如今，退休的我就是这样。适逢上山下乡50周年，时常会想起青春年少时在兵团的一些往事。有些生活中的小插曲，现在想起来仍然感觉是哭笑不得。

（一）山羊破门而入 1970年我在兵团营部小学校工作时，生活条件艰苦。住的是“三怕”茅草屋，“雨天怕漏、刮风怕倒、晴天怕火烧”，晚上就用锄头或铁锹把门一顶完事，那时这样关门入睡也很安全。一天中午，我照例午睡，正在熟睡中突然被惊醒，睁开眼睛一看，一只山羊站在我的床前，正用羊角挑着蚊帐，吓的我连忙跳下床，惊慌中把山羊赶了出去。我一看，诶呀，忘了用锄头顶门。

（二）水淹草屋 刚到营部时，没有新的住房，领导安排我和另一位知青暂时住在一间旧草屋里，地势低不说，隔壁还是给猪熬猪食的地方。正值夏季，煮猪食（煮的芭蕉杆）散发出一股异味，每天烟熏火燎的，熏的蚊帐也变了颜色。有的知青说我们，和猪做＂邻居＂怎么行呢。可是那时没有办法，新房没有建好，不行也只能挺着。记得有一天，下了一夜大雨，第二天一早醒来一看，满地是水，水深到了小腿肚，我们的鞋都漂到门口那边去了，装衣服的箱子差一点也被水淹了。住在这样的草屋里，感觉就是度日如年。我俩在这个草屋住了约半年，新房盖好后，我们才得以搬家。

（三）半夜打鼠 搬进新的草屋，三人一间。新的草屋比较宽敞，四周围的是竹笆，屋顶铺的是草排，躺在竹床上透过草排可以看见星星，透过竹笆依稀可见隔壁。更不隔音了，邻居说话、吵架听得一清二楚。没办法，当时我们把四周的竹笆都用报纸糊上。一天夜里，邻床一声尖叫把我们惊醒，打开手电一看，王曼萍已经从床上跳了下来，站在地上喊打老鼠。原来，一只老鼠钻进了她的蚊帐里咬她的脚。我最怕老鼠了，看着在蚊帐里上窜下跳的老鼠，虽然心里都害怕，此时也只能壮着胆子，三人七手八脚总算把它赶了出去。那个夜晚，我们都没睡好觉。

来自各地的兵团战士

在营部和部分教师合影

一条旧裤子

知青生活随笔

六六届初三三班 王泽华

（一）打场

场院上，碾压豆子的磙子，咯吱咯吱响……

寒冬长夜打场忙，

人盼入梦驴想粮，

手握扬叉仰天望，

三星咋还不下岗！

注：那时候，没有手表，就跟乡亲们学着看星星，掌握时间。三星，是天上的一组星星，在冬日晚上的星空中，它最亮，好认。三星西沉，天也就快亮了。

（二） 薅谷子

清晨，地头，

我们一字排开，

双脚，岔开，

齐刷刷垄沟里站好排，

妇女队长一声令下，

我们弯腰，低头，

双手飞舞着向前，

先冲出去的总是立范，

一会儿，队形就拉开。

我不敢抬头，

只管手下猛拽，

快到歇气时，

听耳旁声音渐远，

汗水顺脸淌，

手已经不分瓣，

无奈，一屁股坐下，

“马儿你慢些走……”

喊了出来……

地头那边，立范转身迎来，

一会儿，七八双手也相握在垄间。

就这一霎那，大家一起躺倒在沟里边，

兴奋得叽叽喳喳说起来。

风，能听见我们心里的秘密，

阳光，能把我们拢成一个团，

大地，接着我们的笑脸，

那一刻，一切苦都去了天边……

尽管，接下去还有无尽的大田。

（三） 打柴火

每年冬，农闲，是青年点里最忙的时刻，忙着将菜下窖，忙着积酸菜，腌咸菜，还得备好明年烧火做饭用的柴火。场打完了，雪下了，就到了打柴火的日子了。除了做饭的同学外。青年点全员出动因为那天的饭 ，是慰劳自己，也要和节日一样丰富！男生，女生都打上绑腿，戴上帽子，穿上大棉袄，带上叉棍，绳子，镰刀，向目的地进发。割柴，是力气活，也是技术活。力气不足的我，想在技术上补齐。于是，我请教了留丫子（房东的孩子）他说，到地方后，你先仔细观察，尽量找好点的位置（背风，阳坡，小棵子多）在山脚下，要备齐腰（yao4声）子，山上不好找；割柴火，茬口高矮必须差不多；捆柴火别贪大……那天，还帮我把镰刀磨的飞快，说，手巧不如家什应手！

第二天，自以为得到要领的我，和同学们一起信心百倍，奔向曹家沟。到了山脚下，照葫芦画瓢比划开始挺有样的。左搂一把，右捎一把，约摸够捆了，就翻身绑上；慢慢地，有点力不从心了，赶上树棵子密，还好，若是稀疏地儿，连走带割，那可真费老劲了。看起来，力气就是王道！尽管是冬天，一会儿功夫，身上已是满汗，割着，割着，那枝条断裂的啪啪声，像七个锣、八个钹在我心中敲打！旁白（赶上稍粗点的棵子，全身压着割，那也不一定能割下来，只好换个位置，砍）不过，对我来讲，有苦就有乐，正是打柴火，让我亲眼见到了“狍子”。

那天，我已经快割到山梁子啦，突然，耳边响起了“狍子，狍子”的喊声，我猛一回头，狂奔的它，正好跑过我的领地，一片“打”声中，我甩出了手中的镰刀，瞬间，刀飞了，狍子闪过……山上嘘声一片都说白瞎了，离那么近……只有我在心里想，我那刀才是白瞎了。

该捞（lao4声）柴火下山了。按着留丫子教的，我把柴火用绳摞好，穿上叉，搭上肩，憋着一股劲终于顶起，向前，脚猛蹬地，身背后的柴火压着我，让我想起了五行山下的孙悟空每向下一步，都要屏息奋力的挣（zheng4声）。我割过柴火后，留在山坡上的，高低不一的树茬，让我吃尽了苦头！连人带柴，一起拖过去，是我唯一的选择。(写到这里，我不知自己说的，能不能让人听懂，求人画了幅示意图)我踉踉跄跄地向下拽，眼睛盯着脚下的地，好在没有发生事故，树茬没扎脚，柴火没扣倒，用尽吃奶力气总算拽到山底。卸下绳套，再回身瞧，那树茬子上，还有刮下的柴，站着呢。无奈，再上，肩扛，手拉，总算把柴火都弄下山来！大家把割好的柴火，堆成垛。都挺开心，明年的柴有了。

（四）我和狼的故事

我下乡的地方，开原威远白家窝棚，它位于开原与西丰交界的地方，处在长白山余脉中，被鬼门关，棒槌沟，曹家沟，哑巴岭，东南沟这几大沟合围着。沟里一共有几十户人家，分成二个生产队（四队，五队）我是沟里四队的。

刚下乡那会儿，我们都是随队里的女劳力干活。活也零散，像割麻，沤肥，拔萝卜，下山楂，下梨，扒苞米……经常走山转岭。

行走的路上，爱说爱笑的妇女队长白玉范，看见啥就给我们讲啥。比如:

榛子长成褐黄样的就是成熟了；

白蘑菇，它长成圈状。特珍贵，一般生长地方固定，不好发现；

还有松磨和黄面团，哪个更好吃；

山里红掰开后，粉里比白里甜；

唯一没有眼见，却从她口中讲出来，是山上有狼。

下乡的第二年，春天，种地的时节。一大早，我刚走进队部，玉范就拉着我走到没人处小声说，“你听见没有，昨晚梁岗上，那一声声的狼嚎，你们青年养在场院的小狗仔，不会是小狼仔吧？”是吗？我不知道，也没听见啊！我回应一句，转身就往男生点跑……

点里没人，我就去了场院，原来这儿正热闹着……杜春和咱点的男生正在挨训呢。听了一会儿，我知道了大概……

原来昨天，五队杜春和我们点几个男生，翻山去了岭南。在山上，看见几只无主的小狗，他们就抱回来了，说反正场院空着，先养养看看……没想到，狼妈妈夜里循着气息，也翻山找来，一阵哀嚎，叫醒了村里的人。所以清晨，队里管事的人一路问，一路寻，就跑到了沟里……一顿教育是不可缺少的。结果是，哪里抱来的送回哪里去！

由此，我懂得了，万物皆有母爱！

转过年的秋，轮到我的饭班。午饭后，眼见粮没有多少了，就去队里借了头驴，驮着半袋子苞米去五里地外的大队加工厂磨粮（我们那儿的方言，就是去磨面）！ 那驴不太听使唤，统共五里地，磨蹭了好一阵才到！

一到了那儿，我感觉就像到了大地方。听着机器轰轰响，看见全副武装，只露眼睛的同学，在那儿忙着，心想，这就是工人的生活吧，挺羡慕的！等了一会儿，轮到我，磨好了苞米面，立马牵驴回家！

太阳在缓缓西沉中，和风扑面，一路心情不错，随边走边唱，“我有一只小毛驴，从来也不骑，今天我高了兴，骑它去赶集……”

走到铁家窝棚，天色有点暗了，还有二里地呢，我想，得加快脚步啦！

到了村口，那驴突然不走啦，拉，拽，喊，全不管用。它身子向后挣，四只蹄子也往后蹭，似乎前方有啥可怕的东西。我向四周看看，啥也没有啊！它这么一折腾，背上的面也往下滑，我是，顾上就顾不了下，汗都下来了……

偏偏此时，一个同路人没有，我只好拉着驴向后转，找到附近一老乡家求助。也许是见到主心骨啦，这驴安静下来了，我们一起向村口走去。他边走边告诉我，近日闹狼，这驴一定是意识到危险了，才会这样。人多，气场就好。正说着，我看见点里的男生接我来了，随与老乡道谢，告别，从此，再不一人走夜路！

由此事，我知道了，狼，在暗处。

后记

我下乡七整年，那片土地，留下了我最美的青春年华！

撷取点滴一一

在咱的东南沟里，果树最多，每到秋来，那是我们的领地。

下山楂和梨那天，因为没有小半拉子（就是年龄小的男孩子）来晃树，我只好爬上那棵最高的山楂树，脚下踩的树杈断裂，摔到地上，起来后自嘲，说是牛顿的万有引力！（真是少年不识愁滋味啊）

长垅地附近

铲地，

干完一天活，吃饭时，手拿不住筷子，还想着明天去哪块地！

春天，我们挑粪上“瞪眼岭”。晚上，俩腿挪不动步，真想，给山，按上部电梯！（幻想中……）

秋天，劈苞米时，赶上大雨倾盆，我浑身湿透，还能张口唱出，“大雨落幽燕……”想的是曹操的霸气！（是不是有点革命英雄主义……）

夏天，我们去岭南林场，捎树场子（就是把大树附近的小树割掉，不影响大树长）。清晨4.00就出发，回家已经是夜里10点了，这样连续半月余。每到歇气时，我就放声唱，和对面岭上的朋友对歌……想象中，是和刘三姐在一起！（自我感觉良好……）

冬天，和老乡一起满山遛野鸡（都是被氰酸钾铝毒死的）漫天洁白，白雪铺地，老远看见那美丽的羽毛时，心里总是想哭泣！（为美丽的结局……）

七年时间里，我看尽沟中四季更替，

七年风雨中，我穿梭劳作于山间沟里。

七年生活中，我遍尝人间苦辣酸甜，

整整七年啊，我把青春和激情奉献给了那片土地！

说不尽的旧事，

叙不完的情缘，

过去了的，

都存放在，

我的生命长河里，

那是最珍贵的记忆 !

打场

向山下拉（Lao'）柴火

牵毛驴去磨面遇见了狼

（此三图均为王成功手绘）

地图上的白家窝铺

我的塔子沟乡亲

六六届初三一班 陈仲超

一、会计王宏学

在农村，生产队的会计可以当生产队的半个家，掌管着生产队的全部财务往来，比如像信用社贷款买种子、化肥和其它生产资料，每年生产队所有主、副业的进项和支出（我们队的副业有铁匠炉、粉坊、豆腐坊、卖柴禾、拉脚等），年底卖公粮的各项收入，日常生产队杀猪、宰羊分肉和生产队为社员谋求福利的费用记录（农村都是赊账，年底算总账）全都反映在会计的账本上，会计主宰着社员一年的口粮和分红，他的笔杆子决定了每个人一年付出血汗的价值。在生产队，会计就是个大知识分子，是真正的实权派，半脱产，偶尔也会随大帮下地干活。

知青时期，我插队到威远塔子沟大队第四生产队，会计叫王宏学。他的父辈哥儿三个，老大叫王文福，别名“过山炮”；王宏学的老爹叫王文禄，排行老二；老三是生产队的老羊倌。王宏学在家里是独苗，下面还有一个妹妹，已出嫁到外村。王宏学比我们大个五、六岁，和他的老婆尤其恩爱，私下里常同我讲与老婆行房事之幸福感受。他的老婆有个外号叫“姜豆角子”，性格活波，泼辣，在农村都是按辈分或亲戚关系称呼人，比如姐、姨、嫂子、婶子等，唯有对她，队里人都直呼其外号，她却满不在乎，愉快地应答着。别看她平时大大咧咧，在生产队干活，就爱和男青年打闹嬉笑，年轻轻的两口子儿子都三个了，大的四五岁。我们刚到塔子沟时，王宏学一家和他的父母同居一室，可能是独苗的缘故，其父母对他看管的比较严。王宏学家和他三叔家同住南山坡上的一座三间土坯房里，他家居东屋，三叔家居西屋，中间屋是灶房。

　

王宏学是个自来熟，即使是生人，和他见面没说上两句话，两个人就好像是多年的朋友

一样。王宏学对长辈挺尊重，三叔、二大爷地叫着，可是对晚辈，在说笑的话语中总是爱骂骂唧唧的，动不动还踢上两脚。他天性好热闹，好喝酒，喝完酒就撒酒疯，又打又闹的，多少次同我讲，陈仲超以后你要是再看见我酒后撒酒疯，就打我，我谢谢你。王宏学品烟的能力堪称一绝，不用看牌子，吸上一口就知道是八分钱一包的白条烟，还是一毛多钱一包的白猫烟、万里烟，还是两毛多钱一包的迎春烟，大生产烟，而且无一猜错。刚和王宏学接触时，感觉他很滑头，说话不靠谱，虚情假意，不可深交。四年下来，我却和他成了生产队中的至交。

我们刚到农村时，赶上秋天割地，虽然上学时我们经常有支农劳动，包括秋天收割，春天种地，但同学们在一起干活，不必忌讳谁干得快、慢，可是和社员们一起干活，只要一上趟子，大家就撒了欢一样的向前猛冲，都要比个快慢高低。农家说，人怕上趟子，土坯怕上墙，就是这个道理。刚开始我们干活的手法不熟练，动作没有那么快，加之长时间哈腰割地，腰酸背疼痛苦无比，所以我们落在大帮的后面是绝对的，说的悬点，一趟下来，能和大帮社员差小半条垄远。每当王宏学跟着下地干活，他干完自己的，有时就会过来帮我们一把，和我们套近乎。

割地之后进入打场阶段，就是在场院里碾压割下来的大豆、高粱、谷子，进行粮食生产的最后环节。生产队长安排社员们白天扬场、装袋子、屯粮；晚上压场、翻场、传堆，一天24小时连轴转。我们下乡的头一年吃的是供应粮，这样大的劳动量，一个月35斤粮根本不够吃，一个个饿的跟野狼似的，脸是青的，走道直打晃，两眼发绿，有时候饿极了在场院里拿着个生苞米棒子啃。看这架势，老乡们心疼，劝我们悠着点，但我们毕竟是接受改造，接受再教育的，人格和自尊驱动我们不能让老乡瞧不起，200来斤的大豆袋子照样扛在肩上上垛，用大木锨扬豆子、扬高粱（俗语称“扬场”），不管多重多累的活儿，样样不落。我们的作为让老乡感动，彻底改变了他们对城市青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偏见。这种时候王宏学常常会从家里拿个苞米饼子塞到我手里，让我充饥，这个大饼子就如同过去刘宝瑞相声段子里的“珍珠翡翠白玉汤”一样，奇香无比，什么山珍海味都不如这个饼子好吃。

　　每年临近年末，是生产队会计最忙的时候，他要将全年所有来往账目拢好，尽快将每个社员一年的劳动所得结算清楚。大家都眼巴巴地瞅着会计一举一动，盼望着分红的那一天。每当此刻，王宏学就会喊上我帮他打算盘、算账。我们两人在生产队队部，分坐在小炕桌的两边，没日没夜地忙活着，不时看见社员在屋外晃动的身影。年终结算简单地说，就是生产队全年的收入扣除全年的消耗和预留后，被统计出来的工分总和所除，计算出每个工分的分值和每个社员全年工分的应得钱数，然后再统计出每家每户一年支出的应扣数，剩下是分红钱。家庭人口少，劳动力多，自然分得多。这些基本上都是由王宏学计算，我核实，两人配合默契，从来没有因为哪个环节发生过争执，我在小学学的那点珠算知识全用在这儿了，也只有这时候我才会感觉到像个知识青年。

每年的年末我们必有一次合作，这个合作不是生产队指派的，而是王宏学私下邀请我帮忙，四年中我们因为共同的经历促进感情不断地升级。现在我所知道财务上的一点点东西都是王宏学所赐，又譬如用珠算做除法，背除法口诀比较困难，他教我如何用大扒皮的方法实现除法运算，在同王宏学的合作中我是受益者。

有一件事使我对王宏学看法产生了重大的转变，在生产队，“会计”管记账，“现金”管钱的支付和保管。我们队里的会计王宏学和现金耿井武是一对冤家，两人常为账、钱不符闹得不可开交，而其他人并不知缘由。现金耿井武，表面上没有出格的举动，和一个哑巴媳妇过日子，两人没有孩子，而王宏学平日的表现，给人有些不着调的感觉，所以有的人对他管理财务早就心存不满。事情出在1971年的春天，队里发现有八百多元的公积金不翼而飞，当时的八百多元对农村生产队来说是个不小的数目（可顶现在的几万元），会计和现金各执一词，都说对方有问题。事情闹到大队，大队会计王希斌最终也没能分出子丑寅卯，于是大队革委会决定让知识青年插手调查，委派我和赵鸣东负责此事。在调查中，王宏学提出的观点是，耿井武家里只有他一个劳动力，哑巴媳妇什么都不能干，耿井武的媳妇经常有新花布衣服穿（那时候农民家一人一年能换一套新衣服穿就很不错了），耿井武平日里隔三差五往家买果子（点心）吃，何况那年头他们家又添丁，耿井武的花销大大超过了他的正常所得；而耿井武提出的观点是，王宏学贪污生产队所得，做假账有意陷害他。两人各说各的理，一时难辨真假，也有人持观望的态度，希望通过这次事件将王宏学整下去。调查一溜十三招没有结果，我和赵鸣东也有些束手无策，其实我们如果有一点点财务知识，将两人的账目拿过来做一下核实、调查，可能很快会有结果。最后公社介入了，公社领导让武装部解决此事，武装部的人把他们两人叫到大队部，枪往桌子上一拍，耿井武全撂了。王宏学在大是大非面前没有瑕疵，赢得了我的尊重，此后再没有人能够动摇我们之间的友情。

1972年王宏学在刘廷义家的西边盖新房，向我借钱，我毫不迟疑将全部家底的五十元钱拿出来，帮他解决燃眉之急，第二年他就将全部借款如数偿还，由此说明了我们之间的信任程度，与王宏学的结交也是我在塔子沟四年时间中最大的收获之一。

但是在王宏学面前我有愧疚，这是一辈子都难以消除的阴影。我抽调回沈阳两三年之后，大概是74或75年间，一天王宏学的大爷，就是“过山炮”突然到沈阳找我，说是王宏学得了肝癌，经检查已到晚期，现在浑身上下发黄，疼痒难忍，每天脱光衣服用苞米核蹭，惨不忍睹，问我能不能借他1000元钱，帮他住院治疗。我知道他已处于生命的最后关头，即使没有挽救的办法，也应该伸手拉一把，可是我每月17元的学徒工资，难以启齿，1000元对我来说就是个天文数字。我曾向父母阐述我的想法，通过他们借钱给王宏学，却遭到了拒绝，对此我无能为力，当时真是愧对王大爷，愧对王宏学。最后我用了一个月的工资买了几斤白糖，几斤点心，和回程火车票送王大爷回塔子沟了，据说没多久，王宏学与世长辞，而我没能、也没脸前去送行，回顾此事常常触动心头之痛。

说到知青岁月，就不能不表表我的好朋友王宏学，在我的心里，塔子沟和王宏学就是一个地方两个名字。四十多年之后我写这篇文章，回忆过去的点滴，并以此来悼念我的良师益友王宏学。几十年过去了，当年塔子沟四队的老乡多数都已过世，王宏学的音容笑貌和他的一举一动在我的脑海中却依然是那么清晰，他说话的嗓音和语气都记忆犹新，其实他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普通农民。

　　二、徐敏中其人

1968年9月我们四个男生加一个同学的妹妹，和高二四班的两个女同学在威远公社塔子沟大队第四生产队插队。在狠抓阶级斗争的年代，到生产队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摸清农户的阶级成分，这关系到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明辨是非的头等大事。我们生产队除了有一户地主家庭和一个富农子弟外，剩下清一色的贫下中农。队里所谓的那个地主家庭，是四世同堂，家里的老太太是个地主婆，每当大队和生产队开阶级斗争会时，老太太自然是批斗的对象，似乎这些年她一直与广大的贫下中农为敌，妄想复辟、翻天。她下面有个五十多岁的儿子，加上孙子、孙媳妇和重孙子，全家共5口人。儿子，地主子弟徐景卿是个文化人，早年毕业于满洲国的国高，先前在黑龙江某地的一家单位做会计，好像文革前有点经济问题被遣返回乡务了农，文革的几年中就成了陪斗对象。孙子，徐敏中，家庭出身地主，同属地主子弟，孙媳妇姓贾，是外村嫁过来的富农家的女儿。68年我们刚到塔子沟的时候，村里的住户多为土坯房，唯有徐景卿家是一溜五间的青砖茅草房，房子坐落在生产队部旁。当年下乡时每个知青都带有几百块钱的建房费，用以解决知青的住房。当时我们不知道生产队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将徐景卿家的五间砖房一分为二，西边的三间房做了生产队的青年点，东边的两间房仍归徐景卿家5口人居住。至于他们一家四代如何挤在一间屋里过日子，我们不得而知。

地主子弟徐敏中比我们大个3、4岁，那年20岁出头，虽然出身不好，常受欺负，但是天生是个乐观坯子，从来不知道愁，队里的人不时拿他逗个乐子，开个玩笑，他也不在乎，和大家同喜同乐。徐敏中中等个儿，瘦瘦的，长的一双大眼睛，高高的鼻梁，一双灵巧的手，是个干活的好把式，除了种地外，他在家经常编个筐，织个篓，特别机灵能干。当时农民除了在生产队种地打粮年底分红外，平时就靠在山里砍点柴火，秋天抢着採些榛子，家里养几只鸡下个蛋，以及拿编织的筐、篓到老城镇或开原县里卖几个零花钱。徐敏中每次上街（念gai）里（到老城镇）抓挠零钱时，适逢晌午就到路边的小饭馆，买两角钱一碗的大碗面吃，吃得比年夜饭还有滋味，第二天一早到生产队，准会眉飞色舞地向大家宣布，我昨天到老城又吃了一碗大碗面，最后他落了个“大碗面”的绰号。

那个年头我们队里徐景卿、徐敏中爷俩加上史永春（富农子弟）三个人，因为出身不好，所以队里有什么又脏又累的活，都分配给他们干，而我们来了之后，属于再教育对象，自然受到特别照顾，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每年上秋挖牛粪坑、清羊圈、收拾马棚等别人不愿意干的活儿，都归到我们的名下。春夏之交，是农村盖房的季节，这时队长就分配我和徐景卿同挑一担，将一摞摞几百斤重的土坯挑到大工跟前，给他们供料。此刻我的心里总有一股人格受到侮辱的感觉。其实和他们一起干活，没有什么思想负担，他们不会嫌弃我们干多干少，除了史永春好拉点大春（就是拿女人说事、寻开心）外，那爷俩很少和我们搭讪。

地主子弟徐景卿的房子改造完，我们搬进生产队的青年点住，就和他们家成了邻居，毕竟是一趟房的两个门，进进出出经常碰面。可能是出自于避嫌的顾虑，徐家父子从来没有到我们这边来过，老太太平时也几乎难得见面，唯有徐敏中的媳妇大大咧咧，无牵无挂，不时过来和我们的女生打个招呼。

入住后第一年年底进入腊月时分，农村家家户户开始拉黏米面，包粘豆包，几家关系密切的女子凑在一起，相互帮忙，将一冬吃的豆包包好、蒸熟，放到外面冻起来，以后随吃随热，一直吃到开春。腊月开始包粘豆包的时候，老乡就会请我们（知青）到家里去吃新鲜，说句实在话，新做的粘豆包酸不拉几，没有什么好吃的，但是老乡们的热情令人感动。而徐敏中家做了粘豆包知道我们不会过去吃请，就叫他老婆端一小盆送过来，尽尽邻居之谊。那时候我们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特紧，绝对是抗腐蚀永不沾，于是坚决预与回拒。我还以“一碗粘豆包”为题材，编写了一篇警惕阶级敌人拉知识青年下水，睁大双眼密切注视阶级斗争新动向的小品剧本，经过排练，那年的春节在村里演出。虽然没有点名道姓的说谁，但是明眼人一眼就能看透原委。

几十年过去了，这件事在我的心中落下了深深地痕迹，时常反问自己，给别人造成了心灵上的扭曲和伤害，这是什么，这就是“与人斗其乐无穷”吗？2008年，我们下乡40年之际，我和苗建中、冯东伟、臧尔昌、谈小章回到阔别四十年的塔子沟时，分别和我们原在生产队的老乡叙旧，见到了当年的老队长耿井斌，顺便问起了徐敏中现在何方，老耿凄凉地告诉我，徐敏中在扒他家的下屋时，山墙倒了，他被扣在里面，砸死了。瞬间，我的心咕咚一下，一股悲情直冲心底。

一晃又是四年过去了，我的脑中时时重复着一句话：“地主子弟徐敏中，扒房被砸死了”。

初稿 2012年2月21日

再审 2018年4月7日

我的知青生活回忆

六六届初三三班 杜建琪

（一）山村生活记忆

今年是二零一八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五十周年。五十年前，我们带着文革的印记，别无选择地，随同上山下乡的浪潮，奔赴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正是这段经历，使我们这一代人，成为了最能吃苦耐劳，最了解中国社会底层现状，特别不服输，勇于发奋图强的人。上山下乡时的点点滴滴，虽然已过去了半个世纪，但至今，许多场景，我仍记忆犹新。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日，一辆拖着挎斗的解放牌汽车，载着我们，沈阳市二十九中66届初三三班27名同学，带着部分弟弟妹妹，一共32人，来到开原县威远公社周家大队插队落户。

周家大队，位于威远堡南侧十五华里的丘陵中，周家大队共有八个小队，分布在各个沟叉，六个自然村中。周家窝棚是一、二队，也是大队部所在地，瞿家窝棚是三队，白家窝棚是四、五队，据白家窝棚一华里的椽子沟是六队，铁家窝棚是七队，蔡家窝棚是八队。其中，安排知青落户的是周家窝棚一、二队，建立一个青年点；白家窝棚四、五队和椽子沟六队，建立一个青年点，我被分到白家窝棚五队。

白家窝棚距周家五华里，距铁家三华里，距椽子沟一华里，距威远堡二十华里。我们四、五、六队的知青点，伙房设在白家窝棚五队,村西头老张头家。我们分散住在其他老乡家。下乡第一年，我们吃的是粮库供应的商品粮，做饭是由四队派的工。

白家窝棚，这个小山村，被两山夹在中间，是个很闭塞的地方。听许多老山民说：在这里生活了半辈子，连开原城什么样都不知道。突然间，平静的小山村里来了这么多沈阳的小伙子和大姑娘，乡亲们都感到很新奇。我们的到来，给这个小山村增添了一缕新鲜的色彩。各队队长和乡亲们都来接待我们，山里人很热情，给我们做好了饭，烧好了热炕头，嘘寒问暖，我们也感觉很亲切。

几天的时间，从拉家常到一起秋收劳动,在不长的时间里，我们很快就融合在这个小山村中。刚进村的那种陌生感，逐渐消失了。同时，也认识了许多新朋友。乡亲们，热情地帮助我们，购置各种劳动工具，教授我们各类农活技巧。山里的年轻娃子，也是十分渴望了解外面的世界。劳动之余的交流，也是天南海北。有知青居住的农户，成了每天晚上聚会的场所。

六九年的春节过后，我的房东弟弟要结婚了，需要改装房子。我和同学郭玮，就私下搬到白云龙家去住了。白云龙、白云喜哥俩，住在我们房东家街对过，在半年的时间里，和我们知青相处的不错。他们虽然是富农出身，但在队里人缘非常好，老实忠厚，农活一流，也很仗义。当年也都是二十六七岁的小伙子，娶的媳妇，还都是本队贫下中农的女儿。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这也是一种认可啊！对于我们来说，敢住在富农子弟家里，那也是需要点勇气的。

夏天挂锄后，我和同学郭玮，得到社员们的认可，挣到整劳力的工分，我还当上队里的记工员。回忆起来，我们小队每天能出工的劳力，算上半拉子，最多也就三十来人。有时组长不在，作为记工员，我还要领着劳力干活。我们那里都是山丘地，地块都不大，上趟子干活，使点劲就可以跟得上，一会儿就到头了。再说，我领工干活，也没有人敢超过我，节奏由打头的掌握，这也是规矩。

那个时候，实行的是集体经济体制。生产队地里的庄稼亩产很低，再加上山里的土地也不多，全队一年的粮食产量，也就六万多斤，自己吃都不够，每年还要申请返销粮。那时的农村苦啊，一个整劳力，一天挣不了五毛钱。队里没办法，只能组织劳力搞些副业，秋冬季割柴火卖。每年冬天，都有生活在平原地区的生产队，出车到我们山里买柴火。队里也组织劳力，上山伐树，劈成柈子，拉到开原老城，卖给工商企业做烧柴，能换点现钱。我们在山上间伐的树木，主要是柞树，按当年的经济价值，它只能当柴火烧。

咱山里赶大车的车把式，个个都是高手。劈好的木头柈子，往往都堆放在半山腰。装好几千斤木头柈子的大车，平安赶下山来，可不易啊！是个胆大心细的活，那叫一个惊险。山外的大车进了山，即便是拉软柴火，别说人，就是他们的马都不敢走。每次都是我们的车，从山上倒腾到平地，帮他们装车，再拉走。我们山里的人和马，那就是不一样了，我尤其佩服，我的房东白云龙，赶起大车，那叫一个绝，技术老道 ，真是能达到人、马、车合一的境界。

那个时候生产队，卖这种木头柈子，是违法的。未经批准，是要受到“盗砍滥伐”处分的。所以每次出车，都是半夜出发，早晨赶到开原老城。队里派我跟两台胶轮马车，我当掌包的，去老城做交易。两车七八千斤柈子，拉到老城，每次能给队里收入一百多元钱。就这样干一个多月，到春节前，年终社员兑现才能有点现钱。记忆中我在农村干一年，扣除口粮钱，还能剩八九十元，基本不用家里负担。

我跟车当掌包，那么多次都是平安无事，唯有一次例外。那大概是六九年的冬天，我们队的两辆装满柈子的大车，下半夜两点在威远堡上了县道，经过四家子时，突然从县道两侧的沟渠中，冲上来十五六个 手持棍棒、锹镐的人， 劫住我们的大车，说要没收我们的木头柈子。当时，我以为这些人是公社林业站的，可是，他们硬将我们的大车赶进四家子村一个院里。进院就卸车，黑灯瞎火的我们啥也看不清，等我进了他们的房间，才知道是青年点。这其中也有我认识的同学，我好说歹说，谁也不答应放行，场面很尴尬。我想想他们烧柴也够困难的，劫了就劫了吧，他们也是无奈之下，割一回资本主义尾巴，就这么着吧。当天我们返回白家窝棚，又装了两车，夜里再出车，也就畅通无阻了。

　　青年点建房子时，我们希望三个小队合作，建一个大青年点。估计是房基地和一些其他的原因，形成各个小队自己建自己的。我们青年点是三个小队知青组成的，各队房子建好后，椽子沟六队知青只好自己一个点，从我们大点分出去了。我们白家窝棚四、五队的知青仍坚持还是一个点。由于我们五队盖的房子坐落在村中部，因此，两个队六名女生都住在五队盖的青年点西屋，五队男生住东屋，这里作为伙房，女同学轮班做饭。四队三名男生，住在四队盖的青年点房子里（在沟里）。当时考虑房子不能空着，否则两个生产队就不平衡了。

一九七零年，我已二十周岁了，在同班同学中，我已从中小个头长成一米七六的大个头了。经过一年多的劳动锻炼，每天同乡亲们摸爬滚打，身上再穿件破棉袄，腰间系条小麻绳，俨然就是一位老农民了。此时，我的同队同学郭玮，主动担当生产队的饲养员，他就住在队部里，夜间喂马填料，更像一位老农民了。我们同队里的队长、组长、社员关系处的相当好。那时，公社要求搞密植、修梯田、修厕所，都是我代表队里去公社学习，领会精神，回来具体落实。

春天，大地开化后，备耕工作就开始了。春耕的农活，我觉得最累的活，就是刨地里的苞米、高粱楂子。在我们山里头，刨楂子是用大镐刨，刨出来，搂到一起，就地点火烧掉，还原大地。不像平原地区用小镐刨，收起来后，分给社员家当柴火。我们山里不缺柴火。翻地的时候，我最愿意干的活，是跟着犁杖，向车把式们学习，使唤牲口，扶犁杖蹚地。这也是我认为最翘的活，活不累，还有成就感。记得第一次学扶犁杖，车把式告诉我，这个活很简单：手扶把手，眼看坨头，左右平衡，就像骑自行车一样，熟练工种，我也是心领神会，上手走过两趟，立马就学会了。这也是我经常跟车，帮车老板赶空车，熟悉驾驭牲口的结果。一来二去，夏天带苗蹚地我都能干。

夏天，铲完三遍地，活就不多了，这时，大队开始组织活动了。头一年，组织篮球比赛。我们五队也组织了篮球队，队员有我和郭玮，加上白云龙、白云喜哥俩，我们几个打的不错，再凑合一个是谁就忘了。总之，连个替补都没有。就这样，参加大队的比赛还行，虽然得不了第一，还不算最落后。等我们组成大队代表队，参加公社的比赛，好像一场也未赢过。

第二年，大队组织文艺汇演，要求各队出节目。我们五队，实在是缺少文艺方面的人才。但是，队里的年轻人都很有热情。再加上还有知青参与，我就按着文革期间忠字舞的模板，自编自导小型歌舞《红军不怕远征难》参加演出。现在记得，当时最好的节目，是二队知青高东生的手风琴和关福长的笛子合奏，那是出尽风头。

搬进青年点以后，每年从秋天到上冬这段时间，就要解决一年的烧柴。除了做饭外还有取暖，我们也和社员一样，要为自己割柴火。每年秋末，青年点全体同学，留下伙夫做饭，集中全部人力，分别在两个队的山场割几天柴火。那时，我们已经都很能干了，半片山场，我们一字排开，一天就给割光了。每个人再将割好的柴火，用绳子码成溜，捞到山下，在能进车的地方码成剁，什么时候需要了，再由队里派车，拉回青年点。

我们青年点，知青的集体劳动，除了打柴火，还有就是种好自己的自留地。自留地以种菜为主，要解决大家一年的蔬菜供给。上冻前，还要挖菜窖。储存过冬的大白菜、萝卜、土豆等。这些活，都是我们的集体劳动项目。

青年点就是我们的家，我们点的男同学,也同其他社员一样，在下地干活休息的时候，也会就近割一些稍条，就是那种编筐编篓的材料。下工后，扛回青年点当烧柴，这种东西最好烧，做饭的女同学，都喜欢用它点火。

　　秋天，是一个收获的季节,收割的间隙，社员是收什么，就在地头烧什么。烧豆子、烧苞米、烧花生，烧熟了，大家就趴在地上捡着吃，一个个吃的小嘴黢黑。吃完了，再卷上一袋老旱烟，吧嗒吧嗒吞云吐雾。我就是在那时学会了抽烟。

秋收最累的活，在我脑海中，记忆犹新的就两样，一是场院里，扛不扎口的立袋上跳板，并将肩上近200斤的高粱，倒进茓子里。二是，给各家各户送粮食。一个人负责一辆车，大麻袋装的粮食，一袋袋背到各户指定的储藏地点。这两样活，我当时都能干。那时的体格确实是好啊！老乡家和泥拓坯盖房子、打柴火请帮工，我都去帮工干过。干完活，东家的好酒好菜吃的美。那个年代，只要炒盘土豆丝，鸡蛋炒韭菜、馏盘豆腐、蒸个鸡蛋糕，沾点荤星，人们就很满足了。

村子里，哪家办红白喜事，我们也都跟着掺和，记得刚下乡那年的冬天，队里保管员的老伴去世了，发丧那天，早晨听到有人招呼，我们几个男生都去了。白茬棺材周围绑了十六杠，我们要帮着抬，有老乡说;你们太年轻了，别压坏了。末了，主人家让我们抬最后那几杠。我们抬起来，觉得没有多少重量。但是，看抬前八杠的肩头，真是死沉死沉的。

小山村办红事要吃八大碗，记得我赶上一回。人去的多，轮到上桌，一看只有八个小碗，每个碗里除了汤,只有四片肉、四个小丸子......四个人一桌，每人只吃了八口,就完事了。这就是那个年代的情景，人家办喜事，你只要送五毛钱，全家都来吃八大碗。对于当时的农村经济，乡亲父老们，也只有在参加这样的活动时，遵循这样的习俗，才是欢乐的。

我们的白家窝棚，从威远堡南侧山沟进山，是走到尽头的小山村。在当时看，山上的植被还是不错的。夏秋季节，是各种山货的采摘期。乡亲们，尤其是妇女，纷纷上山采蘑菇、摘野菜、摘山里红、采榛子等。在我们那个小山沟，由于交通不便，又没有市场，能换点钱也不容易。所以，在我们那，即便到了三九天，沟里的山里红，仍然挂满枝头，被霜打过的山里红更好吃，酸味变甜了。人们劳动之余，就近吃树上挂着的山里红。山里人的牙，普遍不好，除了卫生习惯，可能还和常年吃山里红有关系吧。山里红是野生植物，是一种长满刺的灌木，除了果实能吃外，没有其他经济价值。人们割柴火都绕着它走，妇女烧火做饭都不愿烧它，忒扎手了。山楂树，就是利用山里红的根茎嫁接，长成大树的，经济价值也会高出不少，也可以改变山场的质量。这需要技术和资金的支持，那个年代，我们那山楂树不多，听老乡们说，这少量的山楂树，都是县林业站的技术人员，试点时嫁接的。每年山楂熟了，也就迅速被摘净了。

我在这小山村，生活了三年，和同学、老乡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一九七一年九月，当我和其他两位同学接到回城的通知时，我心里感慨万千。我深深地感受到，乡亲们和知青伙伴们对我的情意。

回城前，因为我需要到出民工的地方办辞工，村里的老乡将新买的一辆自行车借给我。一天时间，我骑行一百二十多华里，先跑到清河辽建一团办手续，然后绕道开原、威远堡再回到白家窝棚。

我们四、五、六队在点的全体知青，为了欢送我们三人。一九七一年八月十日，从椽子沟（六队）出发，翻山越岭徒步五六十里，走到开原城，照了一张合影留作纪念。这种情谊一直存放在我心中，永远不能忘记！那时，我们就料到，知识青年逐步回城，离开我们第二故乡的趋势已成定局。迎接我们的将是一个，孕育新时代的开端，新的历史使命，将赋予我们这一代人，更多、更高的责任。

　　（二）我的知青民工生涯

一九七一年是我们知青下乡的第三个年头了，四月份在清河水库施工的辽宁省水利工程建设一团以抽临时工的方式在威远公社征集民工，摊到我周家大队要四人，我就代表五队出民工，我班同去的知青还有：黄相伯、关福长，他们分别代表六队和二队。在这批民工中知青并不多，从威远公社去的民工估计二三十人，一共只有四名知青，我大队就派了三个知青，还有一个好像叫王海波初二三班的，代表哪个大队记不清了。

来到清河水库才知道是参加建设国家备战项目，代号211工程即清河地下火力发电厂。我们威远公社来的三十多人住在一个工房里，南北板铺，吃饭到职工食堂。在这里是我第一次享受工人的待遇，穿上全新的劳动工装，同国营的正式职工混编在一个班组工作。

整个工程十分浩大，实行三班倒，我们被分配到地下水泵房施工。黄相伯分到联动线班，在地面用各种机器设备搅拌混凝土，利用高压气体向施工作业面输送。我和关福长、王海波和部分同来的伙伴分到衬砌班（水泥班）。我们这个水泥班有两个老师傅和两个小师傅，一个老师傅姓徐，另一个想不起来了，小师傅一个姓方，娶一个南城子水库的姑娘，另一个姓李，好像是南方人。水泥班的工作，说白了就是在新掘进的掌子面向绑好钢筋支好盒子版的空间灌混凝土，用振捣器搅拌好。工作在水库下40多米深的洞库里，刚下来也觉得很恐怖，湿漉漉的环境得穿着雨衣和雨靴干活，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一个多月也就变成熟练工种了。

我们施工的地点距离水库大坝不远，风景十分秀丽，水面清澈透底。五月初的一天，我和黄相伯、关福长利用休息时间横渡清河水库。刚下水还好，等游到水库中间才发现水太凉了，水库表面半米是温的，下面是哇凉的，游的速度稍微慢一点，腿就在凉水中，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时候，关福长告知一条腿可能抽筋了，经过商量还是继续前进，我和黄相伯在关福长两侧预防意外，老关还是凭着毅力和我们登上彼岸。

清河水库放养了大量的胖头鱼，个大的有三四十斤，好像是六月份的一天，我们下夜班早八时交班后坐车回宿舍的路上看到水库岸边到处是人，水里的胖头鱼成群向岸上蹦，人们呼呼的去抓鱼，几十斤重的鱼力量相当大，好几个人都按不住，水库的汽艇开到岸边向回拍水赶鱼，这种情景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据当地人说这是胖头鱼春天反群现象。当天晚上我和黄相伯发现关福长不见了，据工友们说，老关回沈阳了，因为他抓到一条大鱼。

辽建一团食堂的伙食很好，晚餐去早一些排队就能两角钱买一二大碗胖头鱼头，三碗鱼头加一瓶酒就够我们三人小酌一顿了，晚上再到礼堂观看辽建一团文工团演出的现代京剧样板戏，那时的日子是我知青生活最惬意的时候。

我们在清河干这个临时工是有工资的，在那个年代工资给的还不少呢，月工资40多元，我只干了四个多月，除去吃用还买了一块新产的上海牌手表（120元）。

八月份就有消息，知青有返城的指标了，各个大队都开始做前期工作了，第一批名额有限，我已经在清河干临时工了，再说我家走五七又不在沈阳，抽调回沈的机会都不存在了，因此也就没有这个奢望的念头了。知青抽调是个大事，我们在清河的三个人还是决定回青年点看看。

谁想我们三人回到各自的青年点，抽调的人选已经决定，我做梦也想不到，全大队抽调六人我在其中。听说给我们周家大队六个名额，先经过在知青中提名投票，我虽不在大队，同学还是提了我，大队干部召集各个小队队长参加的决定会议上我又顺利通过了。

九月十八日知识青年正式第一批抽调，我和张龙二、郭伟被沈阳电业局从开原县威远堡公社周家大队接回沈阳。进了沈阳电业局，我心里十分惆怅，当天跟我一起进入沈阳电业局的同学大家都有家可回，而我没有，我变成我们家第一个又回到沈阳城的人。

当晚，在人事科一位好心人的帮助下，我提前住进局独身宿舍，后来同住的还有高三四的毕国华和苏家屯的一个外校回来的同学，从此我的知青生活结束了。

一九七一年在清河出民工（临时工）的伙伴们，凡是坚持干的，后来都转正了，许多人从事技术工作，成为辽宁省第一水利工程局正式职工。

知青生活回忆

六六届初二一班 刘琦

入团

在学校时没想入团的事，到了农村想入团。入团需要政审，还要看现实表现。我母亲有一段历史问题，大队派人去外调，头一次回来说不行，后来又去了一次。

我是怎么入的团，得从头说起。我母亲是医务工作者，愿意让我学医，我也喜欢学医，于是利用农闲回家的时间，母亲托人介绍我去五院中医科学习针灸。由于平时看了一些有关医学方面的书籍，有一定的基础，学习半个月左右，常用的穴位和针法就掌握了，又在门诊实际操作了一个星期。一个月的时间一晃过去了，我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医院。

回农村后，在劳动中得知，一个当地的同龄好姐妹，经常头疼，吃了不少药，也不管用，我连续三天给她扎了太阳穴、合谷穴，她觉得轻松多了。在她的宣传下，有不少人来找我针灸，我一一满足他（她）们的要求，每天中午都“出诊”，经过我的治疗，大多数人的症状有所缓解。

有一次，大队赤脚医生不在家，住在青年点前面的八哥（米振学，米姓排行老八）来找我，说八嫂在打青霉素，不能停，请我帮忙注射。我虽然没有注射过，但凭着我学习的理论知识和针灸基础，觉得自己能扎好，就答应了。我首先把药稀释，然后局部消毒，找准部位，迅速进针，慢慢推药。八嫂说：你扎的挺好，不太疼。

为了感谢我，过春节回家的时候，八哥送给我自己编的两个盖帘子（摆饺子用的）。贫下中农还给我拿了不少粘豆包子，我把两个旅行袋用绳子连上，然后，前一个后一个，搭在肩上，手提那两个盖帘子。妹妹到车站接我时说：姐，我都快认不出你了。是啊，农村真改造人啊！

我是1972年入团的，当时，我的入团介绍人是小队妇女队长，大队团支部委员米振芳，她在推荐表上写的，我印象最深的那句话就是：热心为贫下中农服务。

在农村，我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了贫下中农的认可，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定情

廖家大队紧挨着寇河，由于地势低洼，也叫廖家洼子。

廖家不仅是我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课堂，也曾经有过我们伴着革命理想的爱情。从廖家走出的情侣中有六对修成正果，而且至今都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

我和高二一班李为是在廖家相识的，他在四队，我在一队。下乡的头几年，我们接触不多，时间一长熟悉了，见面时还互相挤对，呛呛一气也就拉倒了。有一次，我和几个同学进城（其中包括李为），那天，他穿了一件警察式的皮夹克，我感觉跟他在一起走挺提气的。从那以后，我的思想上有了微妙的变化，特想知道他的一些事情，记得有一次填知青调查表，我特意看了他填的那张，得知他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从城里回来后，没过几天，李为就离开廖家，到开原修路去了。

直到1975年春节，大部分同学都回家过年去了，每个青年点留1—2人看点，在四队青年点做饭，合并在一起吃饭。当时，只有我一个女生，自然是由我做饭了。有一天，吃完午饭，几个同学都回自己青年点休息去了，屋里只剩下我和李为，我看机会来了，该表白了，于是大胆的说：我对你印象挺好的，我俩处个朋友，可以吗？李为说：我对你印象也挺好的，我一直以为你有男朋友。我又说：你以前不是也处过女朋友吗，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事情就这么简单，几句话搞定。第二天，我穿上了平时最喜欢的衣服，早早来到了四队青年点，李为早已帮我抱来了柴火，在厨房等我呢，我深情的望着他，当四目相对时，他情不自禁的说：我就喜欢漂亮！晚上，我们去大河套遛达，一开始俩人还有点距离，一会儿就手牵着手了。“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月亮代表我的心”。

冬天是寒冷的，青年点是冷清的，生活是艰苦的，劳动是繁重的，而爱情却能和命运抗衡。“没有青春的爱情有何滋味？没有爱情的青春有何意义”。

1975年四月份，抽调开始了，李为回城了。临走的时候他对我说：你要是抽不回去，我再回农村来。没有甜言蜜语，没有海誓山盟，仅这一句话，足以。

后来，我也于1975年9月抽回沈阳，又过了一年，有情人终成眷属。

感谢廖家，在这里我收获了爱情！

抽调

抽调回城是有关每个知青前途命运的大事，而这样的机会，我一等就是七年。我不断的反省自己，可能是我吃苦耐劳的精神不够，每次干上趟子的活总是拉兜，几年也没有什么长进，农村拼的全是“实力”，我认了。

在这之前也并不是没有抽调的机会，而是当机会来临之际，我却让给了别人。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74年，廖家青年点只剩我和三队郎玫丽（高二一班）两名女生了，公社给了两女一男三个回城名额，这就是说，我和郎玫丽都可以抽回去了。当时，高二一班还有两名男生，一队的戴啟朋和四队的李为（我的男朋友），在这种情况下，我毫不犹豫的选择了让名额，让高二一班的三名同学一起走。我去大队找，又去公社找，最后把抽调名额换成了两男一女。

记得李为临走的时候，我写了一首诗：

满怀喜悦送君来，

惜别之情脚下踩。

今日分别何日聚，

时间一到有安排。

距离那次抽调，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时间的流逝抹不掉心头的记忆。七年的农村生活，健壮了我的体魄，磨练了我的意志，同时也奠定了我的人生观、世界观。在农村我有收获也有遗憾，有温馨也有苦涩，有欢乐也有泪水，悲欢离合都曾经有过。人生的种种经历，使我拥有了更加良好的心态面对现实。回忆过去是为了更好的前行，我要永远做一个遇事替别人着想，简简单单生活，乐观向上的人。

知青生活点滴

六六届高三一班 杨茂

（1）前言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四十周年，改革开放使中国走上了富民强国的道路。大家不要忘记，2018年也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整整五十周年。

当年的十五六岁到二十左右岁的青年人，如今已是两鬓斑白，行将或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的人了。不管我们愿意与否，知青生活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都是不可磨灭的一页！

时间过去五十年了，我们暂且不去谈论当年这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的对与否，功与过，只是回过头来看看自己曾经的这段生活，无论是总结我们的个人人生得失，还是对我们后代的启迪教育，都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大多数知识青年在农村度过了他们宝贵的青春年华，或是三年、五年，或是十年、八年，或是一辈子，这对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我们的身体素质，都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

回忆我们在农村的苦与乐，悲与欢，回忆我们的“乡村爱情”… …这，也许是对我们自己灵魂的又一次检验。

让我们共同走进当年知识青年的生活吧！

（2）差点去新疆

一九六八年的八月末至九月初，大规模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接近尾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动员已经开始。

当时我所在的沈阳市二十九中学（原沈阳市回民中学），也和沈阳市的其它学校、单位一样，文革中分成了三派：辽联、辽革和八三一。辽联派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八三一红卫兵在文革后期是受压制的，我和一些同学都感到很郁闷，也不想和学校大多数同学一起下乡，于是我们就自己联系，准备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正好高三三班有个同学的舅舅在新疆石河子兵团，于是由他联系，我们十几个同学准备一起去。

就在学校的上山下乡动员如火如荼进行，我们也都做好了去新疆的准备之时，突然有一天，那位负责联系他舅舅的同学哭丧着脸对我们说："新疆去不成了！我妈哭着说，她也是辽联的，本来就受压，如果她儿子再不跟学校一起下乡，恐怕更说不清了。我妈已经和舅舅打招呼了，不让给联系去新疆。"

这下完了，联系人变卦了，新疆是去不成了。这时，学校下乡的分配已经落实到最基层的生产小队了。听说当时在学校负责的支左军训小组，有意将我们几个在各派负点责的头头暂缓下乡。我也不管那一套，到教室，看到班级同学下乡分配名单写在黑板上，挑了个有几个说得来同学的小队，填上自己的名字。

到了出发那天（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日），我把行李往车上一扔，就来到辽宁省铁岭地区开原县莲花公社东屯大队第七小队。我们小队有我们高三一班同学五人：张克强、翟子敬、包英、宋晓彬和我，还有一个夜中同学（初一）李杰。

据说，著名笑星赵本山就出生在莲花公社莲花大队，我们学校有同学在莲花小学任教，就教过赵本山，这是后话。

（3）下乡第一课

九月下旬，开始秋收了，这时辽北的农村已经有霜降了。我们下乡经过短暂的两天休整，体会了农民式的热情之后，就是艰苦的劳动了。

农村有三大劲儿：春种、夏锄、秋收。这是关乎农民一年收入、吃饭的大事情。

我们下乡的地方，说是属开原县的，但离吉林省四平市比开原还要近，是个开原、昌图、西丰和吉林梨树县四县交界的山区。主要农作物是玉米、高粱、大豆、谷子、糜子（大黄米）和水稻。

刚下乡，热情和力气是有的，但不会使用工具（镰刀），不会使巧劲。结果，力气不少使，效果却不佳。农民并不笑话我们，而是充分理解我们这些城里孩子，手把手地教我们，经常在地头干完自己的垄，再去接我们。晚上记工分时，虽然我们连半拉子都不如，还是给我们记了一等工分。

刚刚下乡，就赶上秋收。每天天不亮就下地，伸手摸高粱秆，一摸一把霜，高粱叶子像一把把小刀，把手上很快割出一道一道口子，长长的高粱大头沉，农民一把能抓十几棵，我们才几棵就开始耍叉。

最让我们难受的是割豆子，山区的豆子长不高，豆杆坚硬割不断，我们都是边割，边砍。很快刀就钝了，豁口了，就更割不动了，陷入恶性循环。秋天的豆荚，有着坚硬的刺尖，扎在手上，刺尖就断在肉里。还有就是腰痛，长时间的哈腰割地，到地头上，腰都直不起来，一下就平躺在地上，不管是土地还是荒草，甚至是掺着牛粪的土地。

看到农民轻松地干着活儿，嘴里还不时唱起他们喜爱的二人转小调，我们彻底扭转了看不起农民的想法，在农村这个领域，农民就是老师，就是一个强者。

我们第七生产队打头的四哥张富，十六七岁和二十来岁的青年人霍雨庭、吕成、吕德、霍春庭、王忠诚、王忠友、张荣等，都经常把自己活儿干完，自己不休息，来接我们这些知识青年。就是在生活上，他们也经常到青年点，给我们以实在的帮助。

在你最困难的时候，给你以帮助的人，你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后来我回城之后，自己办工厂，开发旅游区时，经常有些木匠活、盖农村式房子、旅游区种菜和苫房等活计，我都是找下乡时这些伙伴来干，活儿也干了，也让他们赚点钱。

生产队长郑连英，因腰伤，后来干不了农活了，就在我开发的满族民俗村打更，直至七十多岁去世。

农村这些叔叔大爷们，兄弟姐妹们，很多已经去世了，或是远走他乡了。今年是上山下乡五十周年，大家计划九月份回去一趟，不知还能看到谁呢？

（4）珍贵的粮食

粮食的重要性，古人知道。《汉书．郦食其传》说：“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

粮食的重要性，我们这一代人也知道。因为我们在六十年代初期，挨过饿，吃过树叶，喝过棒子面粥。还因为我们下过乡，经历过春种、夏锄和秋收的艰苦劳动，知道粮食确实是来之不易，是汗珠摔八瓣换来的。

粮食的重要性，我们孩子这一茬人不知道。孩子们还经常告诉我们：这剩饭不能吃，如果吃了，坏肚子，花钱打针吃药，哪多哪少？我反问他们：为什么不能做少一点？为什么不能及时把剩饭给“搭拾”了？

当年，青年点的粮食也普遍不够吃。你想想，每人毛粮（指代皮壳的粮食）600斤，按7扣（指磨出70%成品粮）算，也就420斤，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是不到一斤二两粮食。按那时的劳动强度，不够一顿吃的。更何况那时，油也少，肉也吃不着，肚子空空的。

我们的青年点还算可以，不仅没有挨饿，到小点并大点时，每人还分到结余粮食200余斤。我们的做法有几点：

一、男女生不分餐。当然是男生吃得多，女生吃得少了，但是，青年点的重体力劳动，也以男生为主，比如伺弄自留地、菜园子，挖菜窖，打柴火等等。这样谁也没有意见。

二、不管是谁，回家不拿粮食（春节回家还是要拿些大黄米、绿豆等稀罕物）。主要为保障在青年点时，有粮食吃。

三、种好自留地、菜园子，每年养一头肥猪。这样，既给剩饭剩菜和磨米糠找到出路，又解决了做菜油水不足的困难。

四、向社员学习，“闲时吃稀，忙时吃干，冬天吃两顿饭”。我记得很清楚，每年分的十几斤大黄米（糜子），我们舍不得吃，都留到春季种地，刨茬子时再吃，特禁饿！

农村的劳动艰苦，劳动量最大，我从自己吃饭的饭量变化有体会：

在农村春种、秋收时，我每顿要吃高粱米饭，上尖的三大碗，约有一斤半以上；回城以后，开始做装卸工，劳动量也很大，吃大米饭，每顿要两二大碗，约八两左右；后来转行当了车工，一顿饭要吃一二碗大米饭，约四两饭；当了干部，搞管理后，一顿饭也就吃一小碗，二两饭。当然，这要扣除副食，油、肉多少的影响。

我真心希望，有机会送我的孩子实实在在地下乡劳动一年，让他们了解农民劳动的艰苦，让他们知道粮食的珍贵！

（5）兴会茅屋暖

一九六九年初春的一天，我和翟子敬从生产队干完活回青年点，还没有走到家，就听小孩告诉我们：青年点来客（qie）了！我问：哪来的？小孩说：不知道，好几个人呢！沟外青年带来的。

到青年点一看，原来是沟外三队的田大中，带来客人是我们沈阳回民中学（二十九中学）初三三班的黄相伯和高三．二班的于永君。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打破班级界限，交了很多朋友。于永君为人豪爽，仗义，只要他认准的事，会毫不犹豫地去做。高三二班，他是个实际的领袖人物。下乡和我们一个公社，开原县莲花公社，离得很近，我们常见面。这次是专门陪黄相伯来串门的。黄相伯是初中的，个头不高，说话慢条斯语，但文章写得很犀利，并且写得一手好隶书，还会画画。黄相伯下乡在开原县威远公社，离我们较远，这次是专门来看我们的。

下乡以后，一直忙于应付繁重的劳动。这回好朋友来了，我们赶快张罗做点好吃的，招待招待，我们也借机改善一下生活。虽说是早春，菜窖里土豆、萝卜、大白菜还有的是。

宋晓彬说去年打柴时采的白蘑还有一点，翟子敬又去我们队的老炮手王大山家里买来一只母野鸡（只有一只）。当时，买一对野鸡才两元钱，公野鸡一块二，母野鸡个小一点，八毛。

田大中和宋晓彬都是青年点做菜高手，他们一起动手，很快就弄出来好几个菜。又从小卖店里打来半斤白酒，虽然没人真正能喝酒，但也都做比成样地喝一点，无酒不成席嘛。

青年点里简直像过年一样，八个菜一个汤，尤其是“白蘑炖野鸡”，鲜美的不得了！于永君大口喝着汤，不怕烫，直叫好！黄相伯少年老成，笑着、坐着，不怎么说话。

酒过三巡，大家谈起下乡后的感受，和将来的前途，一阵唏嘘。不过这些人还是做好了在农村干一辈子的准备。

临走时，黄相伯让我拿来纸和笔，没有宣纸，白报纸凑合，毛笔也是很一般。黄相柏用隶书写了一首诗相赠（可惜没有保存下来）：

兴会茅屋暖，

恨别春日寒。

松子不择土，

何期风云天。

几十年过去了，我们虽然没有风云际会，却也在各自领域做出自己的贡献。

于永君在重点中学沈阳二十七中学任教，是物理学的高级教师，始终跟着高三毕业班。这不，退休了，学校不放，还得继续带毕业班，有他在，高考就有保障，权威。可惜于永君前些年因过分劳累，心脏病发作突然去世了。

黄相伯曾任东北电业管理局档案馆馆长，能写会画，还是音响专家，发烧友，帮人选配音响，一万元以下配置的免谈，专搞高级的。

（6）吉林三道沟

我们下乡的开原莲花公社位于开原的最北边，西临昌图县，东接西丰县，北连着吉林省的梨树县。我们所在的东屯大队第七小队，进入沟里，翻过一道山梁就是吉林梨树县的三道沟。由于是近邻，娶媳妇、嫁姑娘，两边时有来往，两边的生产队干部和老人几乎都互相认识。但是，我们知青不知道这些情况，不时闹出点事来。

我记得有一年秋冬季节，生产队安排我看山。当时，沟里的山场按段分给了几个生产队，有计划地分几年砍伐做为取暖、做饭用柴。由于柴火的短缺，山场就格外珍贵，安排专人看山，不让人随便砍伐。

看山的活很不好干，严了，得罪人；松了，山上的柴火没了，队干部、社员都不高兴。

知识青年一般比较主持正义，又在当地无亲无故，常常被选为看青、看山的。其实，我们知识青年也愿意干这种活，比较自由，还不太累，天天夹个镰刀，到处溜达，只要负点责任就行。

有一天，早上进沟后，远远看见山上有人在打柴火，已经剃光了一大片。我赶紧从旁边树林里爬上山梁，再顺山梁迂回到偷柴人的后边。我大喝一声：哪来的？上这儿偷柴火！

打柴人是个中年汉子，先是吓了一哆嗦，后看我就一个人，说：我是三道沟的，上山打点柴火。我质问到：打柴火？怎么上我们这边山上来了？

那人回头一看，好几十捆柴火凌乱地扔在我们这边山坡上，也无话可说。只好求情似的说：我们那边没你这边长的好，不知不觉就打过了头，实在对不起。

以前几次丢柴火，没抓到人，也没办法。这回人赃俱获，正好交到大队。于是我没收了他的镰刀，让他背起几捆柴火，跟我到大队去，交大队去处理。可没想到，偷柴火的人虽然满口认错，说啥就是不背柴火跟我走。

我急眼了，拿着镰刀，逼他跟我下山。没办法，这个人只好背上柴火，极不情愿地，慢吞吞地走下山来。

一路还好，可快到我们生产小队时，他又不走了。给我气坏了，上去照他屁股踢了几脚，偷东西还怕丢人！就这样，走几步，踢几脚，再走几步，终于走过我们的小队部，来到大队部，交给了民兵连长。

过后，我才知道，我抓的偷柴火贼，原来是三道沟的生产队长，和我们小队的许多人都认识，还和我们的大队长有点亲戚关系。怪不得他说啥也不愿被带到大队部。在路过生产小队时，许多社员出来看热闹，但没人敢出来和他说话。

还有一次，我与队里团支部书记霍雨庭一起看青。接连好多天，发现沟里路边的玉米地丢了许多玉米棒子。队长命令我们一定要抓住小偷。

连续几天，我和霍雨庭藏在路旁山上的一棵树上，午间吃饭时也不断，我俩换班吃。终于在第三天午后，秋天的阳光下，远远小路上走来一个头上蒙着一块毛巾的五十来岁妇女。

只见她左右看看没人，钻进玉米地里，其里卡嚓地掰起了玉米，我俩赶快下树堵在路上，等她抱着玉米棒子，跑到路上傻了眼，束手就擒。

但是，当大队民兵连长把玉米棒子挂在她的脖子上，让她在村里游街，边走边喊：三道沟老绳太太偷苞米喽！三道沟老绳太太偷苞米喽！我们看了，心中还是有些不忍。

（7）关于吃的趣闻

一圈野生白蘑

秋收时“看青”是个游游逛逛的好活，但要有责任心，不怕得罪人。主要是夜晚和一早一晚多加注意，白天没什么事。不仅体力上不那么累，不时还会有一些格外的收获。

有一天，我到沟里看庄稼，中午休息时，看到有一片蒿草长得很高大，于是决定利用午休时间，把它给割下，这叫“秋板柴”。留在冬季做饭、取暖。一片蒿草快割完了，也已经横七竖八地捆了十几捆。忽然发现前边有一堆白蘑菇，摘下一个仔细观看，并聞了闻，好清香呀！原来是野生白蘑。听人说，白蘑都成圈长着。于是我扩大搜索范围，结果在一个直径大约十几米的圆圈上，找到上百个白蘑！

我先把蒿草捆戳起来，让它自然晾干。又装白蘑，把草帽装满了，又脱下衬衣装。真是大丰收了，晾干了，够我们青年点吃几顿了！白蘑炖野鸡，味道那才美呢！

一只大刺猬

还有一次，是在夜里“看青”。我夹着镰刀，走在山坡的一片谷子地里。突然，脚下踩上了一个软乎乎的东西，四周黑黝黝的，我吓出了一身冷汗！ 赶忙跳到旁边，用手电筒一照，原来是一只大刺猬，被我踩了一下，它也吓了一跳，紧紧地缩成一团。不能白让它吓了一跳，我撅了一根柳条，将刺猬捆上，拎了回来。 第二天，听社员说，刺猬也能吃，只是有点土腥味。我们已经好长时间没见肉腥了，都快馋疯了。

正好白天我休息，将西瓜大的刺猬像杀鸡一样处理，开膛破肚，扒皮，剁成拇指一样大小的块状，加上土豆、干豆角炖了起来。吃饭时，我们还把沟外的同学找来会餐，一点也没觉得什么土腥味，好吃极了！

一条大鱼

我们大队位于南城子水库上游，每到夏秋之交，水库里的鲢鱼、鳙鱼都要到上游产卵。只见浅浅的河水中，一个黑色的隆起从远处迅速驶来，一看就知道是条大鱼来了。村里的年轻人在午间或早、晚时候，站在水里，手握五齿扬叉，看准鱼来的地方，狠狠扎去，一条大鱼就叉上来了。

还有的人，在用柴火叠成的栏水坝前，知道里头有鱼，将崩山石剩的炸药放进酒瓶里，点上导火索，扔到水坑里，只听“碰”的一声闷响，看见几条大鱼水里胡乱翻滚。大鱼并没死，只是震晕了。

村里的小伙子跳进水坑，抓住一条大鱼，将手从鱼嘴里伸进去，从鱼鳃里伸出。挎上，这有这样才能防止鱼跑了。上岸之后，鱼是抓住了，胳膊上全是血道子。

我们知识青年没能力抓到大鱼，实在想吃了，就向社员买。夏天的鱼容易放坏了，社员也乐得卖点钱用。有一天，我们花2角钱一斤，买了一条17斤的大鱼，整个青年点美美地吃了一大顿。好像我还喝醉了，到现在我也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就睡在打头的四哥家里了。

一只大黄狗

紧沟里的老许家，因为家养的大黄狗咬了邻居家小孩，准备处理了。自己舍不得杀，就指名要卖给知识青年，只要五块钱。我们一商量，决定买下，因为能出二十几斤肉和一张黄狗皮，太值了。

找了打头的四哥张富，由他帮助勒狗，并答应将黄狗皮送给他。这次我们又是叫上了沟外三队的田大中、白玉福、李慕光、崔巍、张素琴，加上我们队的五名知青来个大会餐！要知道，那时连饭都吃不饱，非年非节更是吃不到肉了，人人都是肚里没油水。

田大中和宋晓彬主勺，煎炒烹炸，竟然做出了十四道菜！狗真是够大的，十个人吃了一大顿，还剩了许多，足足让我们青年点吃了一个星期。

我们发现，狗肉做热菜，并不怎么好吃，相反等放凉了，蘸点酱油、蒜泥，狗肉还是很好吃的。

现在说起来，因为狗成了宠物，杀狗、吃狗好象挺残忍，当时我们可没有那个感觉。

                     （8）豆油风波

        下乡到开原的同学都知道，那时农村没有食用油，只是每年每人分15斤酱豆，只够用于农家下大酱用，这可是全家一年吃的大酱呀！农民的副食主要是大酱，没菜时，吃葱叶蘸大酱；菜下来了，土豆拌茄子，放大酱；炖菜没油，锅里也放点大酱。总之，农村离不开大酱。

        我们那地方出产大豆，每年几万斤、十几万斤上交给国家。“陈三两”时期，城里人还每人每月三两豆油，而生产大豆的农民却一年连一两食用油都没有！

        但农民自有农民的办法：其一，每年打豆子的时候，故意不太好好打，将混有许多好豆子的扬场尾子，都称作“破半豆子”，只配留做饲料。待过了秋收送粮紧张时期，再细细打一遍、扬一遍，拿较好的豆子换豆油。

        其二，干脆以换豆饼做饲料名义，预留一、二千斤好豆子。春节前后，换一些豆油和豆饼，豆油给社员分了，豆饼给生产队喂牲口。

        其三，农民个人家养猪少，主要是饲料不够。生产队不能多分粮食，就用破半粮食、豆饼喂几头猪，春节时杀了，给社员分肉，也相当于变相分粮、分油。

        这些小伎俩，人人都知道，大队、公社干部也知道（因为他们家也在农村，也会分到豆油、猪肉）。但人人都假装不知道，因为农民实在太苦了。

        当时知识青年还是比较听从上级领导规定，讲究政策的。

        有一天，七队生产队长郑连英找到我们知识青年，说队里换了点马料，同时也有了点豆油，每家分一洗脸盆豆油，青年点算一户。队长再三强调，分油是为了换马料。

        青年点马上开了一个会，专门研究生产队的豆油能不能要？两种观点：一个是不能要，按政策规定，生产队里不能留豆子，更不能换豆油分给大家；另一种观点是，农民是生产豆子的，却不能吃豆油，这不合理，分点豆油不算什么，更何况大队长和大队书记家都在我们队，他们能不知道分豆油的事吗？

        最后，还是决定派包英同学去大队请示一下，可不可以要这些豆油？包英刚走，队长已经派人把给我们的豆油送来了。

        队长听说我们去请示大队了，心急如焚，一个人站在村头，眼巴巴地遥望着大队的方向。   

        峰回路转，包英去大队请示回来，告诉大家，大队书记许生说，生产队分了，你们也领了吧（其实许生家就在我们小队）。我们青年点也有豆油吃了！

                  （9）艰难的下放户

        当年在农村中，外来的人员有五七干部、知识青年和城市下放户几种，我们知识青年和五七干部总的来说还是受政策保护、照顾的，但下放户的待遇却是很糟糕。

        下放户在城里接受动员离开城市时，表面上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披红戴花一时也很风光。实际上是挑一些所谓“有历史问题的”人，动员下放到农村，并且将他们所谓“历史档案”也一同带到农村。

        我们东屯七队的老黄家就是典型的一家。老黄家的老头是个老手艺人，从旧社会来的，当然也有一些难以说清的历史问题，一家有五个儿子，一个小姑娘，老大三十多岁，已经结婚了。一经社会动员，黄家哥五个一商量，与其在城里受气，不如就下乡，几个大小伙子，不信养活不了自己和一家人！

        到了农村，实际更艰难。首先是农活不会干，大小伙子挣的工分还不如半拉子多，对他们，社员可没有对知识青年那么宽容。在我们看来，老黄家无论是干农活还是和社员相处上，都很努力。然而，没有文化的社员就看不上他们，他们怎么做也不对！

        举一个小例子，黄家老二为了给家里挖菜窖，几天没有上工。队里气得够呛，开会批判。黄老二说，别人也有挖菜窖、打柴火没上工的，怎么没事？就看我不顺眼！说着说着，把手表一撸，放到井台上，一头扎进了生产队院里的水井里。

        大家七手八脚把黄老二捞了出来，队长、指导员说，这还了得，这是向贫下中农示威！于是下令，把黄老二捆上，装在大车上，送公社保卫组处理。后来公社教育教育，放了回来。黄家被彻底征服了。

        再后来，下放户也找到了翻身的门路。当时的大队也一心想发展农村第三产业，赚点钱。下放户一般在城里都有一技之长，办个乡镇小企业不费力气。于是一些有技能的下放户，又成了香饽饽。

        我们东屯大队五队的下放户老白师傅，就帮大队办了个砖瓦窑，专烧青砖。我还在砖窑干了一段活，先是和泥、脱坯，后来会计兼打更，每天收木头、卖砖。

        后来黄家老大，也帮大队办了个“弹簧厂”，做沙发用的弹簧，给大队赚了不少钱，一举改变了全家的处境。

        我们知青和下放户、五七战士都是外来的，惺惺相惜，处得都很好。后来听说老黄家也都回沈阳了，只是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

                    (10)   贫下中农印象

        现在的农民，当年大多数都叫贫下中农。其实，我感到当知青下乡最大的收获就是经受了艰苦劳动的锻炼和了解了农村、知道了当农民的不容易。

        山区里的农民确实是非常朴实、能吃苦耐劳的！除了有点小小的自私之外（那也是环境使然），很多方面都值得我们去学习。

        虽然五十年过去了，他们的音容笑貌却时时萦绕在我的脑海里，但提起笔来，却又不知如何下笔。我写不出他们的思想、行为的全貌，只能谈一些印象吧！

             生产队指导员——“尿罐子”王修林

        指导员王修林是我们的房东，刚下乡时青年点还没修成，我们就住在指导员家的北炕上。指导员家有四个孩子，上边三个小子，老大比我们小几岁，已经在队里干活了。最小的是个丫头，刚刚不到一岁，天天夜里啼哭，我们也睡不好觉。后来干活累了，也就听不见孩子哭了。

        当时我们还有点埋怨情绪，现在一想，指导员如果不是当干部，自己家就六口人，谁愿意北炕上还住几个大小伙子，整天乱马盈花的！

        当时，农村基层干部确实不容易当，管理严了，农民有意见；松了，就要侵害国家利益，上级不让。农村基层干部经常夹在国家政策和农民利益之间，还不多挣一分钱，唯一的好处是可以半脱产，经常出去开个会（也就是大队和公社）。再就是当干部，满足了一些人人都有的虚荣心。

        指导员的“尿罐子”绰号，主要是说他当干部几上几下，挨“嗤”没够。

         由于干部难当，我们在农村经常看见干部“撂挑子”。指导员王修林就多次“撂挑子”，发狠誓，说如再当生产队干部，我就是你儿子！

但是生产队里有点文化，有点威信的人实在太少，也找不到合适的人来当指导员。上级工作组和大队干部找来老贫农和知识青年，半宿半宿地开会劝说，熬了几宿之后，终于又干上了。

                  生产队长——郑连英

        在农村当生产队长，首先得是个庄稼把式。一年什么时候种什么，哪块地该种什么，队里哪个人擅长干什么，全得心中有数。另外人品还得好，第一不能自私。农村本来就是亲戚套亲戚的，稍有不公，天下大乱。再就是会做思想工作，什么人什么对待，使人人各得其所，各得其用。

        郑连英，就是这么个好队长，虽然早年因病一只眼睛看不到了，但多年来连选连任。他的媳妇，我们叫大姐，对知识青年极好。知识青年开始不明白在农村怎么过日子，她就教我们，怎么煳豆做大酱、怎么养猪、怎么磨面做粘豆包、怎么选地儿挖菜窖……什么都手把手地教我们。

        所以我们多少年以后，还经常有来往。大姐去世之后，农村土地也承包了，不再需要生产队长了，郑队长就到了我们开发的风景区，干点力所能及的工作，直至去世。他挣了一点工资，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每天就吃我们员工中午一顿免费午餐。积攒了一点钱，最后还是给了儿子、孙女花了。

                   打头的四哥——张富

        生产队队委会五个人：队长、指导员、会计、打头的、保管员。

        打头的就像工厂里的生产车间主任，不脱产，每天带领大家干活。可别小看了这个打头的，从春种到夏锄，再到秋收，活计安排的怎样，干活的质量如何，全在于打头的一双手。

我们七队的打头的是张富，家里大排行老四，我们也就随大家叫四哥。当年的四哥，正直三十多岁，活计好，身体壮实。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干活从来不知什么是累。

        四哥对我们知识青年也好，干活照顾我们，告诉我们要慢慢来。评工分，坚持给我们一等分。并且还能说服那些不满的社员。他常说：你们都有文化，是国家的宝贝疙瘩！现在上我们这儿锻炼锻炼，将来还有大用处。只是，你们知道农村的艰苦，将来不要忘了我们！每每想起了四哥的话，不禁心中惭愧，潸然泪下。

                     老贫协——霍学忠

        霍学忠个子高高的，眼珠子也大，说话嗓门也高，膛音好。社员们叫他“大眼珠子”或“老贫协”。我们下乡后，农村也搞了几次运动，霍学忠每次运动都是“贫农代表”。

        平时在生产队里，霍学忠威信不高。霍学忠紧跟形势，能说能讲，也有的领导想让他当生产队指导员，但他脾气急，说打就骂，再加上自己不爱干活，光爱开会。总干不长，没几天就叫社员轰下来。

        前些年，上山下乡三十周年时，我们回到了曾下乡的山沟。说来也巧，在来到老队部的院套时，正看到霍学忠从家里出来。已经六七十岁的老贫协依旧斜背着一个黄书包，肩上挎着一个粪筐，说是上乡里开会。别人说，他就那样，书包和粪筐是他的行头！

             老把式——“王大山”王修山和他的儿子

        王修山是指导员王修林的哥哥，但两个人脾气秉性截然不同。王修山从没有当过干部，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庄稼把式。说他是庄稼把式，是指农村庄家院的活计，样样拿得起来。种地很多人都会，咱不说，说说苫房吧！当时农村还很少砖瓦房，大多是泥坯草房，房子漏不漏，全在于苫房的技术了。一伙人苫房，你看吵吵八伙的准是“王大山”，房上、房下十几个人全听他指挥。并且不仅指挥，还自己亲自把守最见技术的房檐和房脊。

        下了房，眼睛一眯，掉掉线，手一拍，完活儿！这时，如果有人逗他话：说房子苫得好或苫得不好，他都会滔滔不绝地跟你讲他的活怎么怎么好，保你房主使用三年！那股自信，那股骄傲劲儿！王大山还有一个技能，就是上山用老洋炮打野鸡（那时还没讲保护野生动物）。我经常在队部附近碰到扛枪走下山来的王大山，我说：大叔上山了？王大山经常是笑眯了双眼，故作轻松地说：上山“取”（qiu）了个母野鸡儿！

        王大山的技术和自信也传给了他的儿子王忠友。一样的出色的庄稼活，一样的苫房大师傅，一样的“吹牛”，一样的对一切人不服气！

        那年，我在开发沈阳满族民俗旅游时，要修建十几间泥坯草房，就是找的王大山的儿子王忠友。当然，结果是泥坯草房修的非常地道！

        东屯七队还有老谋深算的老毛—毛玉清；爱扯哩戲的吕成；爱唱二人转的霍春庭；总也吃不饱的大友庭；嗑磕巴巴的团支部书记霍雨庭… …

        噢 ，我的乡亲们！你们现在还好吗？

回忆录 :我的知青时代

六六届高二二班 杨爱群

将我的人生分解，可以大致划成这样几大块 : 读书时代，知青时代，当兵时代，编辑时代，退休时代。知青时代最短，三年。其后依次是当兵时代十年，读书时代十三年(小初高把文革两年加进去)，退休时代十八年(还没结束)，编辑时代二十年(包括在职读专硕)。

时间最短的，却是印象最深的，刻骨铭心，挥之不去。几十年前，只觉得到处都是苦脏累;几十年后，却感到那苦脏累如同下肚垫底的一杯抗毒的好酒。

知青，是整整一代人聊不完的话题。酸甜苦辣，冷暖自知。我的知青时代，与大多数人一样，平淡无奇，但，遇困苦而没有低头，遇磨难而没有退缩，遇挫折而没有颓废，坚持着一个知青应有的良知与操守，这是直到今天还让我得以心安的基石。

以下三篇回忆录，是十年前写下的，这次重发，一个字也没有改动，放在这里，做为对上山下乡五十周年的纪念，顺便向我的难忘的知青时代致敬。

　 （一）920 ·前马青年点

1968年的 9月20日，注定会成为一个标志性的记号——那一天，我们，沈阳二十九中学初一到高三6届同学，1500多名学生，同时毕业，集体被送到开原县的威远、莲花、三家子和盘锦及沈阳郊区等地农村，带着户口本插队落户去了。

这个历史性的转换来得如此突然，使我们这些人促不及防，使全国的所有老三届都促不及防。一时间，中国大地出现奇观——远非张艺谋们所能导演的乾坤大挪移，一千多万的16岁至20岁左右的中学生转眼间淹没在六亿农民的汪洋大海之中，接着是大批干部，再接着是城镇居民……并伴有口号：“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五七道路，越走越宽”，“也有两只手，不吃城里饭”。

我有幸没有被历史抛弃，也成为这一恢弘景观中的一分子，亲身体验过了个中酸甜苦辣种种滋味。比起我的同学们，我插队的时间不算长，但也足以改变我对人生、世界的固有看法；比起我的同学们，我吃苦遭罪不算多，但也确实完成了“脱胎换骨”的改造锻炼。

威远公社，地处辽宁省开原县北部，属半山区；前马大队，地处威远公社寇河流域的南部平原。我们高二二班大同学带领初一一班部分小同学安营扎寨在这个大队的六个小队里。我所在的是第五小队，和我一起的还有另外5个男同学5个女同学，我是点长。我同时还有社会兼职：公社再教育委员会成员，大队再教育委员会成员，但都是虚的。

在那个荒唐变形的年代，人们对角色的转换早已司空见惯——前天还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中学生，昨天就成了“誓死保卫毛主席”的红卫兵，今天则是“脚踩污泥，心怀天下”的知识青年新式农民；这不奇怪，君不见德高望重的开国元勋转眼间都会变成“叛徒、内奸、工贼”吗。但我这个小小的点长，却遇到了新问题：柴米油盐酱醋茶，一个家庭所能遇到的事，都被我遇到了——十一个人每天须吃三顿饭，留谁操持家务；队里分了点菜地，派谁出工；小小队伍里若有人情绪不高身体欠安，得有人过问；男生与男生、女生与女生、男生与女生、知青与社员之间产生了摩擦与纠葛，应怎样解决……太具体了，太具体了！此前两年间，我做过学校一派群众组织的领袖，当过学校革委会副主任，任过区红代会副主任，可从未在这种具体事物上费过心思。更令人尴尬的还在后面。我本一介文弱书生，在那个“文攻武卫”的年代，我极力推崇文攻，因尚喜涂鸦；绝对退避武卫，实乃心中不忍加之体力不支。来到农村，场景一变，我的长处顿时无用武之地，而短处却暴露无遗。似乎“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等蔑视小知识分子的用语都指向我，所有的优越感都荡然无存。广阔无垠的大地田头，小伙姑娘一字排开，打头的一马当先，只见镰刀闪亮处，即是高粱倒下时。而手忙脚乱、满头大汗的我，几乎永远是浩荡秋收队伍落在最后的一个，只能远远听着地垄田头社员们歇气嬉笑声。许多次，都是我的那些身体壮、悟性高的知i，又惭愧——这个点长还当个什么劲儿呢？我自惭形秽。好在社员们都很宽厚，而同学们都很友好；好在这种尴尬时间不算长，随着我的以勤补拙而逐步解除。

有些记忆是永远磨灭不掉的。在接援我的知青战友里有个小女孩，那年才16岁，是跟着我们班下乡的初一同学Y君——一对短发鬏，一双大眼睛，天生爱笑，性情爽朗，心灵纯净。她小小年纪，身体却棒，农活学的地道，大田地里，真的是“巾帼不让须眉”。一次玩“拔河”，我竟败在她的手下，丢人哪。那时，我能感到，她对我有着一种小妹妹对大哥哥般的崇敬的热爱，一双大大的笑眼，总是盯着我看。一次，我从沈阳回来，坐在开原通往西丰的小火车上，路过我们前马大队时，我向外眺望，正巧被在地里干活的Y君看到，她顿时欢呼雀跃，拔腿就向车站跑来，像接亲人似的接我回点，一路上与我说这说那，真像个小麻雀。多少年后，李春波的《小芳》风靡大街小巷，伴着那个旋律，我的脑海浮现出的是Y君的笑脸和笑声；又多少年后，同学聚会，我与Y君并她的丈夫碰杯，郑重其事地对其夫L君说：“当年我若有半点邪念，今天就没你什么事了。”我和Y君，至今还是纯洁的兄妹情。

一个农民的辛苦绝对是一个城里人所无法想象的。割高粱仅仅是轻松的开头，割豆子才是对意志和肉体的考验。豆荚尖利扎手，豆秧低矮及膝，收割之人既得忍受皮肉挨扎之苦，还得忍受90度大弯腰脊椎之痛，时不时磨得飞快的镰刀还要把手划破、将腿砍伤。每个人拼到地头，都仰面朝天一躺，半天不说一句话。能与割豆子相媲美的则是刨茬子，这活倒不像割豆子那样伤手，但劳动强度却远远高于前者，你要大弯腰一手抓住苞米或高粱茬子，一手紧握短把小镐，一镐下去将茬子刨出——试想，我这种体格的人，在此期间，一顿都吃2斤大米饭，还感觉不咋的，即可想而知了。冬季刨粪，是个最让人爱不起来的活儿，又冻又累又脏不说，还没有成就感。偌大的粪堆，冻得像花岗岩，一镐头下去，手臂震得发麻，粪沫迸的满脸，粪堆上却只留下一点印痕。还有和泥脱坯，那时，农村盖房是用土坯的，老百姓的一句口头禅是“脱坯盖房，活见阎王”，可见脱坯这活儿的分量了，而帮助老乡脱坯盖房也是我们经常要做的事。加上春种夏锄，体验一遍，谁也不敢轻视这些与我们并肩劳作的农民哥们了，而其中的一些能干、活儿好、为人也好的突出者，更使我们为之心生敬意。

年关结算，同学们多少不等地领到了钱，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我拿到属于自己的几十元钱（因第一年不扣口粮钱），乐滋滋地跑到社员家，看着杀猪，等着选满意的部位；去社员家收购新鲜鸡蛋，收购大蒜（铁岭葱开原蒜有名），收购粉条，收购土豆，收购大黄米，忙的不亦乐乎。然后大家成帮结伙，大包小流，起个大早，搭上队里进城的马车，颠簸40里地，来到开原，挤上南下火车回沈阳老家；如能有幸拦下一辆直接去沈阳的大卡车而司机又是富有同情心的，则喜出望外，因为能省1.9元的火车票钱，而1.9元能买到4斤猪肉，或4斤鸡蛋，或两辫大蒜，或三斤粉条，或20斤土豆，或10多斤大黄米等。那个年头，沈阳的物资供应极端匮乏，在绰号“陈三两”的省革委会主任的治理下，每月只有三两豆油的老百姓只能勒紧裤带闹革命；当数以几万计的知青肩抗手提这些好东西随着火车汽车涌入沈城，流向各自的家庭，敲开房门，可想而知，他们的亲人是何等的喜出望外。那个时候，“家”，这个极普通的字眼对于每一个漂泊在外的知青来说，都有极其浓烈的感召力，因为，那是最温暖的港湾，也是心底最温柔的角落。

从小队会计手中拿到了钱，使我在懵懂中清醒过来：这次的下乡，决不同于往年在校的为时半月的下乡劳动；与身边的老乡一样，我们是农民了，是能挣工分并把工分变成钱的农民了，是能改天换地的农民了，是自食其力的农民了，是工农兵里的农民了，是五星红旗里的一颗星了！如果说，人生是个大运动场，读书是在做热身的准备活动，那么，站到广袤农村大地上，就是我们的起身腾空一跃，这一跃，可能只有10厘米，没关系，毕竟这是人生的第一跃，天高海阔，任你闯荡，“天生我材必有用”！

上山下乡，改变了一代青年的生存环境，改变了他们的生存观念，也改变了他们的生存习惯。我也是。但有一个小小的阵地我却一直坚守着，那就是禁烟。在校时，好人坏人泾渭分明：学生抽烟者，不是流氓，就是流氓习气；下乡后固守这个观念，对外点有染者痛加贬斥，以至我点青年无此现象。时间一长，周围同学抽烟者众，尤其开会，浓烟迷雾，人手一支，大个烟簸箕放在炕上随便卷，我点一直处于秘密地下状态者也浮出水面随行就市，我成孤家寡人，处境尴尬。观念不得不改变：抽烟者未必流氓。我能接受与抽烟同学共处共事了，但自律防线仍未打破——绝不沾烟，包括喜烟。在以后漫长的人生道路上，最艰难苦累的日子里，同伴抽支烟解乏神情怡然，我不为所动；与文字打交道经常要熬到天明，同伴抽支烟提神解困，我就硬挺着；朋友相聚，别人掏烟，敬烟，点火，吞吐烟圈，有式有派，对比之下，我举止呆板，不成风度，却也不悔。

今天，掂量着当年前马馈赠给我的这个礼物，感慨颇深：人的意志能有多坚强，40年的岁月可以证明了。

下乡头一年，来不及盖房子，安排我们住老乡家。女生住暄大娘家，男生住后院她儿子暄大哥家。辽北的农民房屋格局为南北炕，风俗为主人住南炕，客人住北炕，南炕挂个布帘隔开即可。入乡随俗，我们很快适应，并很快与这家人家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们帮我们做饭、蒸粘豆包，我们帮他们挑水、劈柴打扫庭院。这种情感，绵绵延续，让人无法割舍，我们自己有房子后，仍然常回家看看，拉拉家常，亲如家人。4年前，暄大娘80寿辰，我们还专程前往祝寿，眼已失明的大娘耳听着我们说话，竟能准确地叫出每个人的姓名，回忆每个人的趣事，脸上仍展现着几十年前的慈祥；谁曾想，这次会面成了我们与大娘的永诀，不久以后，大娘与世长辞。

我们那个青年点，挺不错，挺让人留恋的。它虽比不上十几里外的靠山青年点的红红火火热气腾腾，但却远比那些房屋破败炕凉灶冷的点要温馨得多，比那些偷鸡摸狗打架斗殴的点正派得多，比那些勾心斗角以邻为壑的点团结得多，比那些颓废无聊庸俗不堪的点振奋得多。与有些老三届知青战友的回忆有所不同，青年点，留给我的是青春时光很不错的记忆。

（二）我与《920战报》

1968年的9月，体弱多病并有残疾的老父亲和同样体弱多病的老母亲，亲手打点行装，把他们3个念中学的儿子送到了农村，只留下了一个读小学的小儿子陪伴自己。爸爸妈妈根本想不到，1969年刚过，林彪就发了个“一号命令”，借口要打仗，将连走“五七道路”都不符合条件的他们自己也送到了农村劳动改造。从此，我们全家在沈阳已无立锥之地，我们被净身出户了。

以现在有些人的思维，彼时的我，应该进入迷茫、悲凉、疑虑、颓唐，从而苦斗、反思、觉悟，走上思想解放的道路。可惜，没有，甚至经历了一年后的“许平事件”差点被打成反革命也没有。我依然如刚下乡前后，目标明确，信念坚定，精神振作，以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检讨自己，尽管我不是共产党员，甚至连共青团员都不是。当然，偶尔也有苦闷失落，就是不知道整天除了劳动改造吃饭睡觉，还应该怎样积极投入眼前这个社会，发挥一下主观能动性。其实，我的许多同学与我的状态差不多，正因为如此，才会有下面的《920》战报。

虽然我空挂着再教育委员会成员的牌位，毕竟有机会接触各级领导层。大队党支部书记关纯振，是个挺有水平的领导，很愿意与我们知青打成一片。有一次，我不经意地表露出想办个小报活跃活跃气氛的念头，他很感兴趣，表示赞许，研究拍板，拨出经费，支持我们干。办报，对我们这些刚从那个口诛笔伐的战场上下来的小知识分子来说，并非难事；何况，我班人才济济，在学校时就赫赫有名。和志同道合的同学们一商量，没有疑议，分头行动，各司其责。

于是，1969年的9月20日，一份名叫《920战报》的8开小报在辽宁开原县一个叫前马的村子里新鲜出炉。这个创刊号的第一版和第四版，刊登我撰写的本报编辑部文章《无限风光在险峰——热烈庆祝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一周年》。小报不设总编辑、编辑、记者、编务、制版、印刷、发行等职，只有五六个甘愿出力但不拿工分的同仁，我记得有Y君、H君、Z君、D君等加我，我的任务一是组稿，二是每期写一篇社论或本报编辑部的大块文章。这个不定期小报我主持了10期，以后我被调县报道组，由l君（即Y君丈夫）接手。

《920战报》的创刊确实给有些枯燥的知青的精神文化生活增添一抹亮色。大家在小报上发表言论，研讨心得，报道优秀，批评不良，刊登创作，发布公告，很是活跃。我也找到了感觉，一扫相当长时间的一段精神沉闷，让自己本来就很活跃的心情重新放飞，让自己活的有价值，有兴趣。

YMX君（即于茂相）是我的同班同学，加上初中也是同班，我们之间足有8年的情谊。他是那种典型的既不酸腐又不张扬的才子：画得一手好画，写得一手好字，作得一手漂亮的文章，钢板更是刻得令人叫绝。办报，他是我最好的搭档。我们在一起，总会有无言的默契。突然，有一天，他告诉我，他要离开前马，跟随父母回山东老家。这消息让我半天说不出话来。别人走可以，我最不愿他走，我愿有他在我身旁——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的伤别离，第一次体会到什么是朋友。

于茂相离开后，我情绪消沉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后，我们一直隔海相望，鸿雁传书，多年未断。直到我去出版社工作，有了出差的机会，第一个念头就是去山东看他。以后，便是每隔一两年就要见见面，而每次都有说不完的话......

今天，翻着这些油印小报，看着这些潇洒飘逸的字体，我不能不再一次想起我的老同学老朋友，想起我们在一起的岁月。

　 　(三)我与"许平事件"

　　大概是1970年春夏之交的一天，我正在一个老乡家帮工盖房子，忽听有人来告，四家子许平上吊自杀了！这不啻是晴天霹雳，让我一时说不出话来。反应过来后，我撂下手中的活儿，撒腿就向四家子村跑去。

四家子，一棵孤零零的大柳树下，一张草席覆盖着一个人，周围零散地围站着一些人。我向其中一个打听，许平怎么了？没有回答。我走上前，弯下腰，揭开草席，是许平，他静静地躺在那里，对这个世界已没有仼何知觉了。我又去他的青年点，想问个究竟。青年点里都是些陌生人在忙碌，没有我认识的知青。我不知如何是好，再呆下去也没意思，只能原地返回，继续帮人盖房子。

时过不久，消息传来，许平是畏罪自杀，罪名是反革命，罪状是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据说许平画了个漫画，把林彪画成了蛤蟆。还说许平办的小报里有影射攻击之嫌。又有消息传来，与许平接近的几个男女同学也被专政，大队、公社开什么批斗大会都要把他们带上，以致其中一个女同学被斗得精神都不正常了。

又时过不久，我感到我的周围有点不对劲 : 过去，我挂着公社大队再敎育委员会成员牌子，经常开个例会什么的，现在，没人找我了;连小队里的事与我也无关了，只有青年点的事还由我操心，情形很尴尬，我自觉已成另类，这是我从未面临过的局面，现在想来，那就是所谓被悄悄地剥夺了政治权利吧。而那时的我，完全不知是怎么回事。

在这种奇怪的氛围中，度过了三个月的时光。一天，大队通讯员来通知我去大队，我很纳闷，很长时间没人理我了，啥事呢？走进大队部，关书记还用他惯有的口吻对我说，收拾收拾东西，明儿上县里报到。同时交代了些事项。在他平淡的表情里，也看不出是何征兆。其实，这不是我第一次上县，半年前，县报道组曾调我和其他学校的几个知青去办一个新闻报道学习班，实际是跟着他们跑报道。而这一次又是干什么呢?

来到县上，才知道调我的部门叫"知识青年办公室"，我又纳闷 : 报道组调我正合我意，这个"知青办"为啥调我呢？不久，同屋的一个五七战士Z君拉直了我的一个问号。他在下青年点走访时，无意中听到我校的一位高三同学（张育才）聊我的情况，就挺感兴趣，记在心上。回来后便与"知青办"负责人说起，负责人也感兴趣，立即打电话向威远公社要人，公社当即拒绝，说此人牵扯一个重大案子，正在审查，不能放人。几次商调，都是这样答复。这次我能来，可能是审查结束了。一听原委我火冒三丈，凭啥呀，凭啥审查我！此刻，我才第一次把在村里受到的冷遇与"许平事件"挂上钩，原来如此！但是，还有一个问号 : 凭啥呀?

我的老校友YGZ（喻国政）君此时正在县上任职，他为我打开了第二个问号。原来，事情发生的当天，去看望许平的，我是第一人，也是最后一人，自投罗网，此为一; 二，在清点许平遗物时，从中翻检出我主办的几张《920战报》，与他主办的"反动小报"《广阔天地》放在一起; 三，在校时，他和我是同一派组织的，又是"反军"的。这三条就足以为我立案，开展审查。看来，审査进行得十分秘密，不漏风声。十几年后，遇到一位初三的同学，她说，她当时就在公社专案组，我因家庭背景没有问题，文革中也没有打砸抢行为，与许平没有什么可疑的联系，我的平时表现以及《920战报》文字内容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就把我排除了。

了解了全部内幕，我已无火可发，只觉背冒凉气，浑身冷汗。在那个荒唐而又没有法的年代，我没有最后被裹挟进去，被冤被批被斗，实属万幸！许平被打成反革命，凭啥？许平的几位同学被批被斗，凭啥？遇罗克被枪毙，凭啥？张志新被割喉管，凭啥?设想，专案组里如有一位好大喜功、执意打开缺口扩大战果者，凭空想象，罗织罪状，无限上纲，那，我还有跑吗？我还有好吗？

不由我不想想我与许平的联系。谁都知道，在校的许平是个体育明星，一米八几的大个子，孔武有力，校手榴弹、铅球记录保持者，校足球队守门员。他可不是所谓的"四肢发达，大脑平滑"那种，而是情感丰富，才华横溢，漫画画得惟妙惟肖令人捧腹，文章写得洋洋洒洒气势磅礴，为人诚恳，心地善良，天性乐观，幽默风趣，到哪都有极旺的人气。

那个岁月里，我们两人因观点相同彼此欣赏而走近。除了在社会上"反军"，我俩都厌恶"血统论" ，他比我更厌恶，因为他身受其害。他是独生子，父母都是著名的医学专家，可是他的爷爷成分不好，由此他就变成"黑五类"，他想不通，一篇篇写文章辩析申述，最后，这件事已在他心中打了个结，一直带到农村。许平是个很有思想的一个人，这是相处久了，留给我最深的印象。至于许平出事自杀的详细情况，我一直不甚了了，还是近来在校友杨茂兄的博客上得以了解。下乡后，我与许平只见过几面，聊了些什么记不清了，但至少能谈到办报，因为送了他《920战报》。可能受此影响，他也于1970年3月20日(下乡一年半纪念日)出版了油印小报《广阔天地》第一期，並送我一份，我只有这一期，后面不知他出了多少期，也可能只出了这一期。

我手上的这份《广阔天地》，几十年后，显得弥足珍贵！

许平，我的好同学好战友，今天，是我们共同下乡四十周年，你也离开我们三十八年了。我想祭奠你，但又不知到哪里去祭奠，只好在网络博客上向你致意。现在，我的手上正捧着你创办的《广阔天地》，读着你撰写的代发刋词《我们的一生都要为人民而战》，我真不明白那些给你定罪的人怎么能从中读出"反动"来，这里明明奔涌流淌着一个知识青年精忠报国的满腔热血！在此，我节录最后一部分以昭示世人，看看，谁见过如你这样的"反革命"！（至今未见许平临终前留下其它文字，我便只能将这些许平的白纸黑字当成他的最后遗言）

" ..........

我们是革命的知识青年，革命，是我们的惟一的信念！不要堕落，不要涣散，不要悲观失望，不要顾影自怜，不要放任自流，不要庸俗不堪！一切不利于革命的东西，我们都要它远远的滾蛋！萎靡不振的，精神起来！倦(蜷)曲着的，挺直接(腰)板！裹足不前的，迈开双腿！目光如豆的，擦亮双眼！'泡'字当头的，再走危险！误入歧途的，回头不晩！同志们啊，人类的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我们任重道远！我们要献身于革命事业，我们的一生都要为人民而战！

'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同志们，勇敢地向前冲吧！革命需要前仆后继，革命需要举旗接班！我们要永远奋斗，我们要永远向前！为了全人类的彻底翻身解放，我们就是要不顾一切拼命干！跟着毛主席，永远拼命干！直到剥削、压迫、贫穷、苦难统统一去不复返！直到把一切害人虫砸得稀巴烂！直到全世界的每一块土地都进入阳光普照的春天！

勇敢地为人民而战吧！随时准备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一代青年！"

　知青生活回忆

六六届高三四班 刘春生

迟到的下乡

我插队比同学们晚了四个月。因为我是回族，公社想安排我在威远大队，那可是公社所在地，但我希望和同学们在一起，因此到了双城子大队。

　 刚下乡时我被分配到双城子大队溏坊沟，同点的有五个同学，初二的王信昌，张家庆。因我晚来四个月，因为没打柴，所以他们不欢迎我。没办法我自己立伙。同班的姚秀隆和她妹妹姚秀萍俩人一伙。我们是整个大队，甚至于整个公社最奇葩的。后来张家庆在扎草时扎断了手指，回沈治疗，我还去看了他，因为我和他哥哥张家恕曾是同班同学。一次我在厕所看到王信昌家来的信，大致是他家出了问题，被专政了的意思。那时王信昌很红，我要是告诉大队，他就会完了，我没有告诉大队，对谁也没说。

后来马家沟小队的卢政安，渠路波，王琦，崔铮等欢迎我，我向大队申请到了二队马家沟。我们都喜欢文艺，王琪会手风琴，我会二胡，卢政安笛子，渠路波会唱，我们常在一起玩。后来青年点并点，他们走了，我因当老师留下了。最不幸的一件事是，是一次到公社开大会，因寇河涨水，大家轮流坐拖拉机过河，我和大家一样上拖拉机，被人拽了下来，并现场批斗，我莫名其妙。后来我们大队一个干部干预才把我放了，当时在场的知青都很气愤，有些要造反的意思，我安慰大家。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公社书记叫刘纪春。他的姘头是公社妇女主任。她和我一个队，常提起我，其实我根本与她不熟，因此引来祸害。想起这事我心里还不是滋味，真想有一天遇到他削他一顿！

我们的邻居姓许，他家有个姑娘长得有点像印度电影里的美女，黑黑的眸子，十分的漂亮，她总是亲切的叫我刘叔。她找了个对象在二队，小伙在外务工，道班，也就是修公路的，小伙长得挺帅的。事情出在姑娘的母亲不正经，到亲家钻进亲家公的被窝。亲家母很生气，就把气撒在姑娘的身上，把她赶回家。回家后大家议论纷纷，人言可畏，她用镰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我真的很为她难过。

那时我已当了老师。原先那个学校（二年四年复式班）在一所小茅草房，并点后我们的点变成了教室，一明两暗的房子，一间是教室，一间是灶间，一间是我和另一个老师的办公室兼我的卧室。我这个人很随和，晚上孩子们到我这我都会给他们拿些糖果。孩子们也没亏待我，把采来的新鲜野菜送给我，那蕨菜是很好吃的。

一次，队里的牛被狼咬死了，队里把牛肉给了我，我大吃了很长时间。孩子们却觉得膻。我像孩子一样爱玩，课间我领着他们玩丢手绢游戏，很多社员都来看。我和社员处的很好，谁家做豆腐，做粘豆包都会找我。我每次回城都会给社员的孩子带些东西，包括小玩具。大队的书记很爱喝酒，我和他还有姬广东总在一起喝酒，书记总是喝多有时就在我这住下了。书记是个转业兵，对我们青年不错，但得罪了很多社员，据说后来他家的柴火垛被烧过好多次，后来他搬家了。

那时因为我下乡了，母亲没人照顾，到抚顺姐姐家去住，所以每次到沈阳都先住在卢政安家，再到抚顺姐姐家。在我当老师之前，我还当过林业员（看山的），但我是大队林业员，管十个小队的林业员。我是很尽责的，有一次我半夜发现有偷山的，我组织社员一举逮住了五六个人，得到社员的赞扬。

在这段时间，我的内心是很空虚的，渴望着爱情，但那个年代，基本上还没有摆脱男女受授不亲。那时空虚时就唱流行的“精神病患者之歌”。那时，我暗恋过一个当地的女孩。那是每天晚上我都到王会计家去，这个女孩也去，她从不吭声，默默地听我们唠嗑，时间长了，一天不来，我的心里就有些惆怅。

那时，每到农闲时大队都要组织文艺宣传队，我就是“导演”了。到各队演出，是很受欢迎的，那时文化是很匮乏的。是啊，知青的岁月是我生活中永恒的记忆！在这里我得说，王信昌和张家庆两同学确实是很能干的，这一点我不如他们。

一起冤案

一九七〇年我涉及一起冤案。那是九月五日，派出所把我从家中带走，在派出所折腾我一宿，第二天把我送到和平分局。因是半夜，免除一场暴打。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因每新进一名犯人，得先挨犯人们的暴打。在那里一天两顿饭，一个窝头，一块咸菜，一碗开水。因为我刚进去，吃不下去，把窝头给了别人，还好这个人是号长。这是一个外号叫斜门子的过来打我，因窝头没给他。正在这时，管教员打开窗户，说在这里还敢打仗，进来要收拾我们。这时号长说不怨我，我免去了挨打，那个斜门子被管教员打了。那时管教员是打人的。在和平分局呆了一个月，一些问题不大的到工厂劳动，并住在一个封闭的小院子里。在这里我认识了小英雄谢荣策的哥哥，他参加革命后改名张震，他是因生活问题进去的，在那个时候是真是假很难说。还认识了后来成为全国拳击总教练杨金亮。我和东北跤王董永山是一个预审员。在这里连同拘留所计一年零二十天，尝尽了屈辱，经常被拉到工厂学校去批斗，还好没有拉到母校，那样我可掉老架了。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五日我被无罪释放，一个姓董的管教把我送回大队，说明了情况。在那个年代无罪释放实属罕见。从那开始，我很长时间都少言寡语，生怕再出事。

我们自打一九六六年毕业后，我们就陷入忧虑彷徨之中。历来毕业的同学都在街道办事处等待安排，然而安排的人少之又少，也只能在冬天烧锅炉而已。等到我们毕业时，积压的毕业生，和我们这一下子六届毕业生，又多了二十万。我们常常讨论为什么有下乡运动，其实很简单，城里没法安排，只能抢农民的饭碗。但这也给农村带去了文化。我们到了农村也确实受到了教育，知道了粮食来之不易。记得有一次我吃饭吃到了沙子，吐到地上，房东很不高兴。以后再吃到沙子，也要咽下去。是的，在插队的年代里，锤炼了我们，回城之后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困难了。所以，知青岁月是我们新生活观念的开始，受用至今！

　 知青人的牺牲与担当

六六届初三二班 左禄顺

今天把去年我与老同学相聚时激动的心情及感悟重写出来，与同窗学友校友分享，并以此记念知青运动50周年。

今与老同学相聚，

使我想起了四五十年前的过去。

那熟悉的面孔，

那熟悉的称谓，

正是当年风华正茂的青少年的花季。

你听，

从教室里传出的朗朗读书之音，

是那么的清澈悦耳和甜蜜。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的醒目标语激励着我们，

学习的劲头一个比一个刻苦努力。

你看，

操场上的同学们一一

那欢快地跳着皮筋打着口袋唱着歌的女生，

笑逐颜开的表情，如同天使般的美丽，

她们的身影又是那么的婀娜多姿，

她们的歌声更是激情荡漾，令人陶醉。

而这边尽情跑着跳着相互嬉戏的男生，

正可谓是上下飞舞，恰似蛟龙在戏水。

那边足球场上的比赛更是激烈无比，

虽看不清他们的容貌，只见他们的脚下盘带的足球被传来踢去。

那时的我你他，

真可谓快乐纯真幸福无比。

那时的我们都有一个待放飞的梦想：

“刻苦学习，增长才智，思想进步，强身壮体’。

时刻准备着：

“一棵红心，两手准备”，

“时刻听从党的召喚，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我们要为了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奋发学习，努力进取！

这就是那时我们的志向和唯一！

正当我们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和期盼之时，

一场无情的“倒春寒”文革运动来袭。

它冲垮了我们的校园，我们的梦想亦随之被击溃。

国家的政治进程和经济建设出现了倒退。

社会的安定和民主文化几乎损伤殆尽。

迷茫之中的我也只能隔空相望，各奔西东。

这就是那时的我――一个无限忠于毛主席，听党的话，跟党走，干革命的中学生，

对那段历史的摸糊记忆。

怎么也涂抹不掉，挥之不去。

随着群众运动发展，

逐步演变成运动群众。

我在不知不觉之中，

开始了思想上的激进，导至行动上的狂热和盲动。

成了派性之争的急先锋…… ……

这场运动，

它贻误了我们的青春年华，

也给我留下了深深的余悸和伤痛。

从此同窗的友情也只能深深地埋藏在心底。

…… ……

星转斗移，光阴流逝。

终于让我们等到震天巨响的春雷。

历史迎来了拨乱反正的大旗，

消除了动乱，恢复了稳定，使国家秩序走上了正轨。

我们心中的报负与理想又一次被唤醒，

历史的重任再次落到了我们4050后的肩上。

知青下乡务农田，

辛勤劳作背朝天。

汗滴和泪吞咽苦，

思想情感得巨变。

迈进工厂成脊梁，

三产大旗知青扛。

当兵入伍扛起枪，

为国为家站稳岗。

找准机会去赶考，

绩优走进大学堂。

改革开放做主力，

转型创业我成章

下岗失业做贡献，

经商下海我们闯。

这就是我们知青人的选择与贡献；

这就是我们知青人的牺牲与担当！

是我们这一代知青人扛起了中国历史深入发展的大旗；

成就了共和国如今的盛世与辉煌。

谁说我们这一代知青人平庸无为没有理想，

这就是我们这代知青人在自觉践行着心中的梦想！

这也是我们这代知青人对国家的无私奉献和始终坚守的唯一信仰！

现如今我们虽都已光荣退休，

面对夕阳。

但我们人老心不老，

我们还要重塑自已，

去寻找新的梦想！

我们现在已经获得了充足的时间与空间，

去孝敬父母，

照顾儿孙，

享受天伦之乐，

沐浴着火红的夕阳之光。

我们要更加珍惜，

每一天的生活，

每一天的希望。

让我们永葆年轻态的健康，

生活得更加阳光。

感谢国家，

感谢共产党！

愿祖国日益昌盛，

万年瑞祥！

我真诚地希望共同保护好老同学的这份情和爱，

常聊微信，通话视频，常来常往。

最后，

我衷心地祝福老同学及其家人：

始终健步在平安吉祥的大道上。

让我们共同举杯许下美好的祝愿：

祝愿老同学，老校友晚年幸福，身体健康！

祝愿我们的同窗之友谊，

永世不忘，地久天长！

与同学合影

难忘的集体——盘锦记事

六六届高一三班 穆长春

序

我们这个“集体”是一九六七年底，在“工农兵上舞台，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滚下台”的那个特殊的年代组建的。最初，是我校一个 “派”的文艺宣传队。一九六八年初，经 校“军宣队”和“大联合委员会”决定，为：沈阳市第二十九中学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那时，我校有足球队和排球队，唯独没有文艺宣传队。可以说，填补了我校的一项空白）。六八年下乡时，这个集体共23 人，由来自我校初一到高二的同学组成，最小的十五岁，最大的二十岁。我任队长，栗胜利和马为民任副队长。下乡后不久，这个集体为：盘锦垦区新开农场革命委员会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

第一部分 在苦中 在乐中锤炼

五十年前，响应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上山下乡，我们宣传队这些涉世不深，天真幼稚的少男少女们满怀美好的青春梦想，一头扑进了辽南这片毫不熟悉的盐碱滩——盘锦。

一、挑来挑去，选择了盘锦

一九六八年十月中旬，我们代表沈阳市革命委员会圆满完成了最后一场演出。回校后，校军代表宣布，市革委会为鼓励和表扬我们在慰问演出中的出色表现，建议学校让我们自己选择下乡地点和方式。两个方案：其一、宣传队解散，队员各回各班，跟班走；其二、宣传队不解散，集体走。下乡地点可挑选。第一、铁岭开原；第二；市郊白塔铺；第三、盘锦垦区。大家讨论决定，宣传队不解散，去盘锦。要到艰苦的地方去。虽然离家最远，但，能吃大米，还有大片芦苇荡，可抓螃蟹、鱼虾，捡野鸭蛋抓野鸭子等（这些都是听别人介绍的）。这样，我们这个集体与盘锦垦区就结下了不解之缘。

二、新开农场张家大队第一小队

盘锦垦区新开农场张家大队第一小队，是我们下乡的目的地。我们二十三人，于10月16日早,乘火车离开沈阳。因那时盘锦没通火车，只能在沟帮子车站中转，下了火车上了一台来接我们的解放牌汽车，让晕车的女同学郭杰坐到副驾驶位置，其他同学都坐到车箱上。车站距张家大队有七十公里的路程。

我们的汽车在来往车辆很少的公路上颠簸着。路两边是一片片的苇塘，秋风中的芦苇在汽车卷起的烟尘中起伏，被惊扰的野兔不时地从道边窜出，几只野鸡或野鸭“扑啦啦”地从苇塘或草丛中飞起……虽然天已凉，但，眼前的景象还是令人兴奋的。我们不自主地唱起“迎着晨风，迎着阳光，中华儿女志在四方”的军垦战歌，在欢声笑语中前进。过了很久，汽车停下啦，张家大队来接我们的人说：“这是盘锦垦区革命委员会的驻地盘山镇，离新开农场还有30公里呢。”停车休息，看了下周围，基本都是平房，只有两栋楼房（三层楼），一栋是垦区革命委员会，另一栋是垦区人民武装部。看不出和农村有多大区别。我们继续前行。同学们在颠簸的汽车上打着瞌睡。傍晚时分，于“颠”到了第一小队的队部。

卸下行装，我们列队进入食堂。食堂里，一面墙上贴着毛泽东主席的彩色画像，另一面墙上贴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横幅标语，几张破旧的桌子，没有凳子。第一小队王队长念了段毛主席语录后，简单地说了几句，欢迎仪式结束了。饭后，大家分别被分配到第一小队的几户“可靠的贫下中农家”住下。因张家大队几个青年点已被先到的知青住满（我校高一二班、初三五班和初二六班就在此）。以后，我们吃饭回小队青年点的食堂，劳动就在第一小队。

（一）第一次会议 凡重大活动前、后，我们必须要开会统一思想和总结经验教训。下乡后的第一次会，更不能例外了。因并没遇见具体问题，所以，这次会就是一次小型的誓师会，大家的决心大，热情高，都表示， 要学习解放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向贫下中农学习。大家还表示，要和老乡搞好关系，每天起床后，都要担水和打扫卫生，要使我们居住的老乡家“水缸满， 院子净”。要给我们这个集体增光，给母校增光。

最初几日，生产队把我们分了几个小组，干些零活。劳动强度不大，就是闲不住，简单单调。没过几日，对吃、住和劳动，我们就习惯了。

（二）背运 十月，正是收获的好时节。因为我们晚来一个月，没有买到靴子和镰刀，生产队分配我们背稻子，要把割下来的稻子用肩膀背运到场院。需背运的稻子，大都在马车进不去的地方，自然就没有路了，有的地方需在田间绕行很远，才能走到稍平坦的路上，最近的离场院也有2里地。

背运的第一天，生产队王队长带我们，他发给每人一根绳子，教我们怎样码垛，捆绑、插肩，一再强调，头一天，要慢慢来要少背一点。

开始，我们按着王队长教的办法，每次背运七八捆。不停地穿梭于稻地和场院之间。以前从来没有走过这么多的路，一天下来，腰酸腿疼，肩膀红肿，汗湿的衣服第二天也不会干透。每天回到住处，躺下就不爱动弹了。

后来，大家摸索出了经验，逐渐加大背运量，如，刘伟润在男生中应属个子最矮的了，可他背起的稻子量，是全体中的前几名。几名女生也不例外，不亚于男生。在背运中，除几名身体弱的女生外，每人都达到背运力量的极限了。大家不偷懒不耍滑，一次要背起十几捆甚至近二十捆的稻子，若没有别人在后边帮忙，谁都站不起来！站起来，把腰弯成近九十度，才能迈开脚步！侧面是看不见人的。当你停下喘息时，会看见砸落在地面上的大滴汗珠。有的同学开玩笑地说，你看，稻垛都长腿啦！是啊，我至今还记得背运时的清晰画面：远远望去，夕阳中的田间路上，一个个移动着长了腿的稻垛，拖着长长的影子，构成了一幅和谐的水墨画......当然，这其中也有个体弱身体差的女同学，每次只能背一捆，最后发展到一次背两捆。当时有两怕，一怕稻堆里突然钻出个耗子；二怕在欲背起的稻捆中有没被割下的一撮稻子。

背运，是我们刚刚下乡时最累的农活了。我们闯过来了，当时的心理状态就是要踏踏实实一个心眼地干农活，好好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对于什么前途啊，扎根啦，干脆没兴趣去琢磨。这段时间，我们不仅受到苦累的磨练，也得到第一小队和附近生产队老乡们的好评，他们对我们刮目相看，赞不绝口。

（三）烧炕 那时，分配给我们的住处基本都是“西屋”或“北炕”，下工后，各屋要自己烧炕，烧的都是稻乱子。住王队长家的几名男生，因没经验，加上连日劳累，睡前又多塞两捆稻草到炕洞内，几人倒头便睡。睡至半夜，睡在炕头的一同学，总感觉腰部烫得很，就翻个身，继续睡，如此翻来覆去几次，实在受不了，这才迷迷糊糊地翻身下地，拿了一面演出用的大铜锣扣在上面，又接着睡。清晨起床，发现被铜锣扣在底下的褥子和席子已烧了个圆圆的洞。若不是铜锣隔断了空气，后果不知会怎样呢。

（四）下乡后的第一场演出 六八年底，主要农活基本结束，新开农场要举行文艺演出，庆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的新胜利”。因农场没有文艺宣传队，要求下属各大队分头准备文艺节目。我们所在的张家大队，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二十九中新来的那些青年吧。”大队对我们演出的节目，也不审查，演什么，全交给我们自己定。接受任务后，大家表示：绝不给二十九中学丢脸，绝不辜负张家大队的信任，摩拳擦掌，决心打好这一仗。

张家大队离场部大约有近4公里， 晚饭后，因没有车送我们，我们就背的背，扛的扛，把乐器和自己做的一些道具运到了场部礼堂。

场部礼堂，是一幢东西走向的大土坯房子（建筑用的红砖和大石头奇缺），房顶是用芦苇搧苫的，能容纳一千人左右。舞台是用土木搭起的，上面是一层没有漆过的木板铺成的木地板，舞台的底幕正中悬挂着毛主席像，两侧各悬挂两块边幕条，台前没有大幕，舞台上方的三只碘钨灯把舞台照得通亮。台下是前边低后边高的土地，观众座全是一排排由厚木板做成的凳子，每条凳子约五六米长，都由两条深埋地下的圆木棍做腿，你想搬动那是不可能的。这样的凳子，四根为一排，由前到后，由低到高循序排列。

当时的农场，文艺活动是很少的。听说场部礼堂演节目，十里八村的老农、青年不管路有多远，多难走，都要来看一看，热闹热闹。可见，那个年代，人们对文艺生活的渴望。我们到时，天已快黑了，礼堂里黑压压坐满了人，连过道都站满了，礼堂外边还围了一些人。

场部有关领导的讲话结束后，按节目单的次序开始演出。 我们被排在大约是第三个，当看过前面两个大队的节目后，觉得水平差些，因他们必定是临时搞的节目，而我们是在沈阳演出多场的一套节目，所以，担心我们演出后，别的大队节目可能不好办了，所以，马为民出面和会议负责人联系，建议把我们的演出放在最后。我们的建议不但没被采纳，还遭到负责人的批评！

轮到我们演出啦。报幕员曲亚莲和高兴之一出场，闹轰轰的礼堂顿时静了下来，接下来就是时时爆发的热烈掌声伴随我们近一个半小时的演出。我们张家大队的节目成了本次大会的最后的节目，因为参演的其它大队都主动退出了演出。演出结束了，礼堂里还有很多人不愿离去，我们成了他们议论的焦点：“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演出，真好！”“听说是沈阳29中学来的？”毕竟很多人是头一次在农场看到这样的节目。

在返回张家的路上，大家非常兴奋，不仅是演出成功，一炮打响，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演出结束后，场革委会一把手说：“祝贺你们演出成功。听大队领导说，你们下乡以来表现也不错。刚才经过我们场领导碰头，决定，你们今后就是新开农场革命委员会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了。”然后，负责知青教育的军代表刘处长笑着跟我们说：“在你们身上，看到了知青的活力和朝气蓬勃的力量，希望你们戒骄戒躁，健康成长!”

回到张家，已是深夜。第二天，我们照常出勤劳动，当然，个个精神焕发。

（五）到垦区演出“一波三折” 距第一次演出后没过几日，场部政工组通知我们，到盘山镇为一个会议演出。盘山镇，即盘锦垦区80万人的首府所在地。次日，场革委会一副主任带我们去了盘山，在盘山镇招待所住了两天等待演出。结果，垦区革委会宣传干部告诉我们，会议安排较紧，不演了，当天返回。我们高兴而来，败兴而归。后来才知道，没能演出的原因是，节目没经审查。

几天后，在张家大队部食堂，我们通过了垦区领导的节目审查。告诉我们，几天后参加垦区三级干部会议的慰问演出。那天，我们这一队穿着打扮普普通通的二十三名知青，和上次一样，带着我们有限的几件旧乐器和一些自制的道具，步伐整齐地第二次来到盘山镇。得知，这次三级干部会议，会期三天。期间，由代表三级水平的三个文艺宣传队参加演出。首场演出的是代表垦区级的，第二天演出的是代表农场一级的（即，我们新开农场），自然，第三天安排的就是大队一级的了。

看了第一天垦区宣传队的演出，他们的乐器质量之好，品种之多，令我们垂涎三尺！第二天演出前，我们把垦区宣传队的主要乐器，如，小号、中号、黑管、大提琴、手风琴都借来了。大家士气高涨，抓紧分分秒秒进行排练。

在那个年代，凡隆重的活动，每场演出开始时，都要同唱东方红歌曲。那天晚上，当舞台的大幕徐徐拉开之后，我们演奏的一曲“东方红”乐曲震撼了全场！刹那间，会场轰动了。情绪是可以传染的，台上表演得越精彩，台下掌声就越热烈，台下越热烈，台上就越精彩， 良性互动，热潮一浪接一浪。梁丰、杜德信的独唱和其他几个舞蹈不断返场，杜德信返场没有准备的歌了，只好唱“语录歌”。舞蹈演员栗胜利、李东颖、吴晋怀、郭杰、刘伟润、马为民、王涛、吕京宁等，演出服都湿透了，每次下场后，都上气不接下气……演出结束后，观众们站起来为我们鼓掌。

我们的演出成功了！并赢得了垦区领导和与会者的高度好评。新开农场的各级领导，都喜出望外，和兄弟农场谈起我们时，总是“我们的宣传队”如何如何。

回到张家的次日，如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一样， 我们又投入到劳动之中了。只是每人心情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愉悦。

第二部分 在泪中在笑中成长

转眼，已到一九六九年了，年初，场革命委员会决定，我们宣传队迁入场部直属单位“五七连”，接受 “五七连”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把场部招待所及旁边的仓房改建成我们的集体宿舍和厨房。要求我们这个集体“既是战斗队又是宣传队”，“要劳动和排练演出一肩挑”。后来，拨款给我们购买了几件乐器，并订做了演出服。在这之前，场部已接到通知，我们还要作为盘锦垦区的文艺宣传队，要随时代表垦区接受慰问演出的任务。从此，我们这个集体走上了一条边劳动边宣传 “能文能武”的道路。这对于我们这个集体来说，在“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形势下，如何完成“能文能武”的任务， 谁也说不清。如果说，初到张家大队是我们知青生活的开始，那么，我们迁到农场场部后， 则是我们知青生活的深入，也是我们最劳累最快乐的全部。

一、 告别张家

要我们离开张家，大家还真有点不愿走。因以后怎样，我们还没来得及去琢磨，一切都是空白。可眼前的人和事，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下乡三个月来，我们逐渐习惯了农村的劳动和生活，我们与老乡的关系也融洽多了，尤其是我们住宿的几家，相互间建立了深厚感情。有的老乡替我们晾晒衣服、替我们烧炕，见有的同学身体不舒服，主动把做好的大米饭端过来。他们很体贴地对我们说，“你们离父母这么远，不容易啊！有啥需要的只管说。”老乡们逐渐了解了我们这个集体的每个成员，都亲切地称我们：“咱宣传队的。”

王队长得到我们要迁到场部的消息是比较早的，特意为住在他家的马为民、王有思等六名男同学杀了一头猪，开膛后，发现是一头豆猪！他如实告诉了大家，问大家，“已做了高温处理，你们能吃吗？”怎么回答呢？不吃，冷落了人家的一片热心，吃？这可是豆猪啊！最后，决定，吃！高高兴兴地和王队长一家饱餐一顿。饭后，摸着这缺油水的肚皮，大伙可就犯核计啦：豆猪肉不能吃啊！这都进肚了，咋办？赶紧去找对医学略懂一二的梁丰同学咨询，看能得到一些补救办法不。梁丰一听他们吃了豆猪肉，大吃一惊，一本正经地告诉他们：“豆猪肉是绝对不能吃的，因这肉里的豆，就是虫卵，吃到胃肠会变成绦虫，绦虫会钻进大脑，后果……你们自己想吧！”呜呼，完啦！他们几人面面相视，傻了。这时，有人自我安慰：“王队长都说了，都经高温处理了。没，没事。”有人附和：“开水那么热，煮不死它？还反了呢！”嘴上这么说，心里可在不停地打鼓呢！马为民和司玉民俩思来想去不放心，愣是跑了八里路，到场部卫生所，通过吃药把胃里的东西全部吐了出来。这事虽已过去半个世纪，估计，王队长一家至今也不会知道吃肉后的故事。当然，这几名同学也没因此而发病。我们走的那天，小队安排了一辆马车给我们拉东西。大、小队的领导和不少老乡到路边送我们，有的老乡把我们一直送到场部。我们到场部后，还经常有人带着东西来看我们呢。

这里还要说明一点，我们曾带下来一个“家属队”， 她（他）们是：王有思的妹妹、刘抗援的妹妹、刘伟润的姐姐、吕京宁的姐姐、王涛的弟弟，和校友高平大姐。这六人被我们带到了盘锦，我们走了，把她（他）们留在了原地。离开了哥哥姐姐和这个集体的照顾，她（他）们在以后的劳动和生活中遇到很多困难......这事，至今还是我心中抹不去的内疚，因当时没有去争取这六人与我们同行。

二、“扎根”五七连

事实证明，巨大劳动强度与身体承受能力的反差，天真的理想与严酷现实的错位，造成了痛苦的精神压力，同学们的思想开始活跃了，不再像在张家时那么单纯，很多问题才真正暴露出来。应该说，在“五七连”期间，我们受到的教育和锻炼最大，对每个人的成长，影响也最深远。如，吃不饱饭，喝大水坑的水，插秧、割稻、背运、脱粒等累得腰像断了一样的痛，七、八月挠秧拔草，巧战“蚂蟥”等等，我们都体验到了。

在张家大队，我们因没有“营地”散住老乡家，吃饭要去青年点，劳动吧，今天干这，明天干那，大家总有点“知青游击队”的感觉。这回，场革委会决定我们到“五七连”安营寨，“游击队”也就要变成“知青正规军”了。“五七连”，文革前叫“三八队”（当地老乡也称“巴子队”）。顾名思义，基本都是妇女，由场部直属单位的家属组成。男性只有党支部杨书记、马车张老板儿和几个还乡青年。到“五七连”时，原场部的招待所已腾出，这是两排土木结构的小平房（土屋、土炕、土墙），南北朝向的一排，是我们的宿舍。靠宿舍西头的一排，后来被我们改造成食堂和库房（东西朝向）。改造厨房和库房那天，在“五七连”有关领导指导下，打扫卫生、垒猪圈和“砌围墙”。猪圈，是用土坯垒成， “围墙”，是由三米多高的芦苇编制成。“围墙”圈出空地一百五十余平方米做院子，五米多宽的大门留在北边。“四合院”看起来还是蛮规范的。另外，俱乐部就在我们院的北边，和我们只隔一条小道。为我们的排练创造了良好条件，这真要感谢农场革委会领导的良苦用心啊！

三、安家容易持家难

我们宣传队这个大家庭—青年点，终于建起来了。住的问题很快解决了，女生、男生各三个房间（包括厨房），最大的困难是吃饭问题。

刚到场部，是在场部食堂吃。为解决吃饱问题，决定自己做饭。开始，一切吃的全是现吃现买，不仅开销很大，大家还吃不饱（饭菜的质量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要吃饱）。做饭菜用的是一个大铁锅，烧的是稻草。做饭得先有炊事员。因谁都没在这种条件下做过饭。谁来做炊事员？根据条件，只能从十名男生中产生（去除我和马为民），大家议论半天，无结果。最后，高兴之主动承担了第一任炊事员的担子。潘永和担任保管员。下一步是饭该怎么吃？一般青年点都使用饭票，“饭票”是直接关系到每个人切身利益的重要票据啊。我和栗胜利、马为民，分析了同学们的现实思想状况及觉悟程度，大胆提出不用饭票，而用炊事员给大家平均分配饭菜的办法，我们叫分饭。经大家讨论，多数人同意，通过！下一步进入实质操作。高兴之信心满满，经常请五七连的阿姨到现场指导做饭菜，和请教主、副食搭配和粗细粮搭配的方法。做饭忙不过来时，大家主动帮厨。我们到粮库买麸糠回来掺到玉米面里贴饼子吃，有的同学自己买玉米面，加工油茶面。还有一段时间，我们去水线岸边挖青蛙拿回煮着吃（现在想起来不应该，但当时实在是没有办法）。按下葫芦起了瓢，问题层出不穷：烟道倒烟、稻草不着；串烟饭、夹生饭、半生不熟的馒头、又酸又硬的大饼子；有时，下工了，饭还没好等现象不断出现。在分饭的事上，有的男生吃不饱，饿着，有的女生吃不了，倒掉。炊事员有了思想包袱，个别同学有了情绪。在这些困难面前大家想了很多切合实际的办法，结合思想的沟通，很多问题 得到解决。如分饭，有的女生饭量小，主动少要，炊事员每次总要在锅内留一部分，留给吃不饱的人自己来添，自己来添饭的人又主动留一些给后来的，吃多少，全由自己掌握。可贵的是，谁也不放开肚皮可劲造。常常出现炊事员喊：“还有饭呢”“还有饭呢！”有时收工回来，饭菜还没做好，梁丰、祁淑琴、王涛等同学会自觉到厨房帮厨，没有人和炊事员过不去的。后来，在五七连阿姨的帮助下，“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我们养了两头猪，第二年宰杀时，一头出了豆，埋掉了，另一头达四百多斤。我们还种了茄子、辣椒、地瓜、白菜等蔬菜，解决了吃菜问题。菜地的侍弄，靠下工时，大家去突击。

四、使出通身解数挖水线

挖上、下水线（水渠）一般使用机械“挖沟机”，效率高速度快。若用人工挖，那可是个较真的活，没有点真本事是干不了的。听说“挖沟机”出了故障，队里决定要我们去挖，因我们必定还有十余名男性嘛。那天一大早，大家扛着新发的崭新的筒锹，个个把锹头蹭得锃亮，有的在锹把上还系上一块红绸子，看得出，大家都很兴奋，认为今天才是到“五七连”后的真正的劳动。因这之前的几天，也和在张家第一小队一样，总是分配我们干一些零杂活，真有些枯燥和乏味。

出工啦，我们二十一人的队伍，每人右肩上扛着锹，仍和往常一样，排着整齐的队伍，迈动着整齐的步伐，喊着口号，象解放军战士扛枪上战场一样，雄赳赳地出发啦。党支部杨书记把我们带到一片白茫茫的旷野里停下，在杨书记的指点下，我们明白啦，远处，翻着波浪的是芦苇丛，眼前，泛着白光的是盐碱地，脚下，是割掉芦苇之后留下的苇茬子……这是一片待开垦的处女地。杨书记在地头讲解并示范挖水渠的要领和技巧，并提出水渠的宽度、深度及两壁坡度的要求，看来，这活并不复杂。大家刚刚散开，忽然，“哎吆”！一名女同学尖叫起来，只见她两手捂着右脚蹲在地上直哎吆。原来，苇茬子穿透了她的胶鞋底，刺破了脚掌。这时，我们才细细地看了看地面上这些不起眼的东西，呵，它们都是两叁厘米左右高，顶端尖硬的象钢针一样直立在地面上，踩上去，怎么能不叫你鲜血直流呢？难怪， 吓得几名女同学都不会迈步啦。杨书记又教我们在苇茬子地里走路“要蹚着走”的方法，大家一试，还真灵。

接下来，可就是真枪真炮的干啦！谁也没想到，留在地下的才是最大的难题。土里的芦苇根，盘根错节，韧得很，铲也铲不断， 砍也砍不折。一个多小时过去啦，一米深的沟都没挖成。看似很简单的活，却让大家一筹莫展，在一把筒锹面前，个个又显得是那么笨拙和无能！ 有人甚至怨恨筒锹的设计者是“闭门造车”。这样下去，我们今天肯定要打败仗。这可不是我们这个集体的作风。不行，按男、女、力大、力小进行劳动力重新组合，下定决心，决不能在困难面前低头！你看吧，那真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有的用脚蹬锹头，有的用肚子顶锹把，还有的干脆抡起筒锹向下劈，好不热闹！一天下来，一个个累得筋疲力尽，有的鞋底裂开了口子，手掌磨出了血泡，有的衣服扣子碎了，还有个同学，因用肚子憋气过大过久，出现了严重的疝气症状，第二天送进盘山医院，立刻作了手术。因其父母在“蹲棚”改造，未通知，由王涛的弟弟护理。以后的几天里，我们认真地学习琢磨，终于掌握了使用筒锹的技巧，觉得臂力大多了，筒锹一下去，就能入地半米左右，同时， 还能听见“咔咔咔”苇根断裂的清脆悦耳之声。每天，我们不仅能合格地完成劳动任务，而且，还能超额。

五、插秧会战

在盘锦，抓农时是很重要的，生产的每个环节都有时间限制，如：育苗耙地、插秧、挠秧、锄草、施肥、收割、背运、晾晒、脱粒、入仓等，环环相扣，不能耽误，否则就要减产。插秧，是关键环节。当时的口号是：大战红五月，不插六月秧。因六月插的秧，要减产。所以，育苗和耙地等前期准备工作必须在“五一”前做好。

一九六九年四月初，我们参加育苗。都说春寒料峭，一点不假，北风 “嗖嗖”地吹个不停，水面上结着一层薄冰，水田地最浅的也要到小腿肚子，深的则达膝盖处。带我们劳动的几位阿姨都穿着插秧靴陆续地下水开始操作并给我们示范，可岸上的同学面对闪着寒光的水面却傻了眼，因我们没有水靴，要下去，就只能挽起裤腿赤脚下。试想，当你双腿插入冰凉刺骨的泥水之间是个什么滋味，真是不寒而栗！带队的老农看出了大家的心思，她们有的脱下插秧靴赤脚站在刺骨的泥水里，把靴子让给我们。大家怎能穿？她们毕竟年龄比我们大，再说，十多人怎能穿几双靴子？但，她们的精神却鼓舞了我们，“下！”不知谁喊了一声，男女同学几乎一同冲进了水田。当第一只脚踏入水田的一刹那，“唰”的一下，一股冰凉刺骨的感觉从脚底直凉到大腿根，这才叫透心凉啊。还好，过了一阵，就没感觉了。现在想起来，那时，真是“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了”。有意思的是，多年后，很多同学患上腰痛、关节炎等疾病，谁也说不清是怎么得的。

王有思和我被分配去耙地，没有牛，用马。每人一匹马拉一个拍子（一块约三米长厚厚的宽木板），我俩要当回“马老板儿”了。这马可不同牛，它反映机敏速度快。看到威风凛凛的大马即将在我的指挥下俯首劳作，心里好不惬意。可是，我刚给它挂上拍子，还没发号，它已四蹄蹬开小跑了（估计这家伙以前肯定干过这活），四蹄溅起的泥水高高腾起，立刻溅得我满脸满身，我片刻的惬意早已化作紧张和胆怯。为了让马走直线或者去我需要它去的位置，就只好在马一侧，一手抓紧笼头，“啪叽啪叽”地和它并排齐步跑，偶尔，你会感觉到马蹄子和你的脚几乎挨上啦，我不敢看，也没时间看。不管你怎样发号施令，它都置若罔闻。这“马老板儿”哪是我啊，分明是它！我迅速瞥了一眼在另一块地的王有思，他的处境也不比我好。多亏了我俩都没有水靴，赤脚还能跟上“老板”的步伐，再加上下乡几个月的锻炼，身体强壮了，否则，不是被马踩伤就是摔倒，让你和土地一样，接受一下“被耙”的洗礼。眨眼的功夫，我俩早被溅起的凉飕飕泥水从头顶浇遍了全身，头发上淌着泥水，眉毛上滴着泥水，脸上、脖子上淌着泥水，已成了个泥人。后来，“马车张老板儿”过来，帮我们完成了任务。马在他的面前乖得很，让它走，它不敢跑，让它跑，它不敢停。下工后，回宿舍端来一盆冷水，先洗头洗脸，然后，擦洗身上，几盆水过后，洗浴结束。赶紧换上内裤，这时，冻得牙齿早就打颤了。后来再耙地，用塑料布包裹上半身，就只湿下半身了。

四月末，关键的“插秧会战”打响了。天没亮就起床，来到地头时，几米外还分不清对面人的眉眼。最紧张时，早早起来，不吃饭先下地干活，待天明时，炊事员把早饭菜送到地头。我们按老农教的方法开始插秧。也学习她们吃苦耐劳的精神。一名阿姨，怀有身孕还下地插秧，一天上午，发现不好，送回家后便生啦。这种精神，对我们影响很大。为了赶进度，有的同学凌晨两点起床到地里干一会，再返回和大家吃早饭，女生苗小柏因过度劳累，插秧时一头栽倒在水田里。很多同学，在地头休息时竟躺在满是泥水的坝塄上睡着啦。同学们的脚、腿被泥里的苇茬子或其它碎玻璃等硬物划出道道血口子，上岸休息时，冷风吹过，沾满泥巴的腿脚上，又增添了新的裂口，殷红的血水和着泥水在伤处变成了淡红色。插秧的同学手指肿了不能握拳，有的指甲都磨掉很多，挑秧的同学肩膀肿了不敢碰，每天，在田间劳动十五六个小时是常事，那是真正的腰酸腿疼全身都难受啊。每天下工后，累得躺在炕上连吃饭都不愿去食堂了。古诗中的“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大家有了刻骨铭心的体会。我们的表现，深深感动了“五七连”上上下下的老农。

六、排练与演出

排练，为宣传演出作准备。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除春节慰问演出结束后能休息十余天外，其余时间，我们就象一台机器一样，一直在不停的紧张地运转着。排练时间，基本都是在天气不好，不能劳动时进行的。别人盼着刮大风或下大雨等，可以不出工，在家休息啦。而我们却不能，我们必须利用这个时间抓紧排练。每当农活稍有一点松闲或节假日来临时，我们演出任务的帷幕也就拉开了。不仅要代表新开农场革命委员会去慰问演出，还要代表盘锦垦区革命委员会去慰问驻垦区的驻军、生产部队、省五七干校、会战农工和修筑“沟盘”铁路的铁路工人及铁道兵指战员等。每逢垦区有大型的政治或经济活动，都要前往演出，我们走遍了盘锦大地。有时正在田间劳动，接到通知，马上回到宿舍洗掉身上的泥巴汗水，拿上演出的服装道具，赶赴演出地点。白天还在稻田里挥汗如雨，晚上在舞台上高歌劲舞啦。

就这样，我们在服务于工农兵、演工农兵中，学习工农兵。

记得一九七零年春节前的腊月初八，民谚“腊八腊八，冻掉下巴”。我们代表垦区革命委员会去“省五七农场”慰问那里的“五七战士”。演出前，垦区领导带我们参观“五七战士”的生活区和劳动现场，我们目睹了这些曾为共和国作出贡献的老干部、老知识分子及老艺术家们，他们艰苦的生活环境和忘我的劳动热情，特别是，看到他们住的地窨子（一种半截挖进地下的简易房子）要比我们居住条件差得多，我们深为感动，深受教育。那天，天气是“嘎嘎”的冷。演出，别说舞台了，连一个能遮挡北风的高大建筑物都没有，只能在一块空地上进行。“五七战士”们在空地外围成一个半圆的大圈，席地而坐，中间的这块空地就是我们的舞台。为了达到演出效果， 表达我们对“五七战士”的敬意，我们拒绝了垦区和干校领导让我们穿着棉衣演出的要求，全都脱掉棉衣，换上演出服进行演出。因天太冷，不一会，拉手风琴的金鑫鑫、拉二胡和拉大提琴的王晓、潘永和等，手指僵硬，吹小号的李秀峰竟把嘴唇粘在了号嘴上，说唱的两腮发木，吐字不清……组织者见此，让我们停止了演出。演出只进行十多分钟，这是我们建队史上最短的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当宣布演出结束时，“五七干部”，摘下棉手套热烈鼓掌，台上台下感激之情尽在不言之中。垦区的带队领导满意地说：“你们真是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

七、“沟帮子事件”

在结束慰问省“五七干校”之后，我们马不停蹄的踏上慰问修筑沟盘铁路（沟 帮子至盘山的铁路）筑路大军的活动。大概是赞扬声听多了，在这次活动中我们 “走了麦城”，我们管这次事件叫做“沟帮子事件”。

修筑沟盘铁路的筑路大军，都是由来自锦州铁路局和沈阳铁路局的工人和沿线招募的民工组成，沿线长，演出点多，时间紧。这次带队的仍是垦区革委会的一名干部。他给我们下达任务，说：“你们将代表全垦区80万人民，沿着“沟盘铁路线”去慰问筑路大军，还要去锦州和沈阳慰问铁路职工。回沈阳过年。”这就是说，我们就要以盘锦垦区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名义，回沈阳，回家了！听了这个消息，谁能不高兴？

在沟盘铁路的沿线工地，我们豪情满怀，一路飞舞一路歌，每到一个工地就要演出一场，有时一天要连演两场，虽然很累，但，总还能保持旺盛的斗志，带队的同志很满意。古人云，乐极生悲，到沟帮子时，大家觉得离沈阳近了，心里都特别高兴，想着到家后见了父母怎样，见了同学怎样，就没想沟帮子的节目怎样演，结果这一场演砸了，大家的情绪和演出的气氛都没上来，打了一场败仗。垦区带队领导很生气。第二天在石山演出后，突然宣布，由于时间紧，锦州和沈阳不去了。我们听了，各个象泄了气的皮球，全瘪了。美好的筹划全泡汤了。只好打道回俯——新开农场。

回到农场后，我们立即召开总结会，垦区带队领导也参加啦。特别是对沟帮子那一场演出，做了认真的分析，大家踊跃发言，对于自己的错误做了认真检查，这种敢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分析会，感动了垦区带队领导，他说：“这几天跟你们在一起，特别是通过这一次总结会，更进一步了解你们了，要是早知道你们是这样好的一个集体，我就带你们去沈阳了。”这一次的教训是沉痛的，在以后的演出时，大家常警示：别忘了“沟帮子事件”。

八、集体参军的“梦”

“向解放军学习”已是全国上上下下行行业业的热潮。我们这个集体，就是这一热潮的一颗水滴。大家敬仰解放军，时时处处以解放军为榜样，生活上，学习南泥湾的传统，劳动上，学习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组织上，学习一切行动听指挥的作风。到场部后，我们建立了“红哨兵日记”，每天一人，轮流记录当天发生的重要事情，褒贬实例。总之，以解放军为榜样， 影响着我们的一言一行。渴望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已成为众人之“梦”。这个“梦”真的就来啦。

农场军代表刘处长，他是一名来自沈阳军区六十四军年近五十岁的老军人，在农场专门负责对知识青年的管理教育，有时还参加我们的活动，对我们这支队伍，可以说了如指掌。他曾表扬我们说：“你们的精神，是共产主义思想的萌芽，要再接再厉，做全体知青的榜样。”

六十四军在盘锦有一个农场，“二、五”农场。我们曾多次去慰问演出过。那次，正赶上道路翻浆， 行走起来很困难。而部队偏偏又没有派车来接我们。刘处长说：“正好锻炼你们一下。”我们只好又背的背扛的扛，紧跟刘处长，步行 25公里，来到“二、五农场”。休息后，就开始准备晚上的演出了。因下乡一年来，我们无论思想和身体素质，都得到锻炼和提高，白天虽然很累，演出时大家却精神抖擞，整场节目欢快活泼，使台上台下的气氛融为一体，战士们看得士气高扬。在演出即将结束时，突然，军号响起，灯光熄灭，台下的战士纷纷撤离会场，我们也在几名战士带领下迅速撤离舞台。几分钟后，军号再次响起，灯光亮了，原来这是一次突发事件的疏散演习。刘处长对我们“一切行动听指挥”的表现感到满意。晚上在部队住了一宿，第二天回农场后，才知道，六十四军军部已经同意，接收我们“集体参军”！为此，特意安排了昨天的演出（包括步行前往），疏散演习，对我们进行最后的一次集体考核。

“集体参军”的消息，像一个五彩缤纷的梦，它来的太突然了，瞬间照得大家心花怒放！一段时间后的一天，刘处长和场部的一位领导找我谈，说，对于宣传队集体参军的事，除两名家庭政审不合格的外，其他全部合格。近期就可以办理参军的有关事情。我问，政审不合格的两人咋办？场部领导毫不含糊地说，留下！否则，谁也去不了。我思量一下，表态：“我们一起下乡，我们不能扔下一个人。”场部领导惊讶的反问我，“为了两个人，难道别人都不去啦！”我望了一眼刘处长焦灼的目光，犹豫片刻，小声说：“那就都不吧。”这么大的事，我没征求任何同学意见，就决定了，大家的“梦”破灭啦！“梦”真的就是个梦。

时隔多年，这个“梦”还总萦绕在我的心头，是我挥之不去的“噩梦”。总觉得自己太冒失，太感情用事，就没想想，将来大家（也包括我）的前途？我，能不能被同学们怨恨？近两年，此事解密之后，有没当上兵的， 对我还真有些微词。对个别人的议论，我理解，可是，这俩人，平日就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精神压力很大，有谁能知道？我是了解的。有人曾问我，“他们还能死咋的？”我说：“我不能拿同学生命做赌注！假如真的想不通，你当了兵，心能安吗？”根据那时的情况，若抛弃他俩，对他们的打击将是致命的。所以，我才做出了“不能扔下一个人”的表态。

后来发生的事，对我产生了一丝的安慰。它告诫我：当时若真把那两名同学扔下，他俩，至少一人可能会做出令人痛心的事情！更让我心安的是，栗胜利、吴晋怀、刘抗援、梁丰、高兴之、吕京宁、王涛、王晓、马为民和我十人（四女六男） ，陆续应征入伍穿上了军装，司玉民上了大学，祁淑琴、李东颖、刘伟润、杜德信、潘永和、曲亚莲六人被招工，李秀峰、王有思、金鑫鑫等其他几人（包括后期补充进来的人员），于一九七二年，全部跨入了辽河油田。且，大家在新的岗位都是骨干， 有的同学还成为统领一方的帅才。并且，晚年生活都很幸福。

九、稻海中的“浪花”

一九九八年十月，为纪念下乡三十周年，我们集体先后来到新开农场和盘锦市（以前的盘山镇），拜访了夕日农场和“五七连”的领导和乡亲朋友们。受到他们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如今的盘锦大地，改天换地一切都变啦， 唯有那迎风起伏的、沉甸甸的金色稻浪没有变，还似那无边的金色海洋，飞舞着令人难以忘怀的“浪花”……

(一)农场的“自来水” 凡六八届下乡到盘锦的知青，都喝过那时盘锦的“自来水”， 它不是来自管道，而来自“大水坑”。我们驻地附近就有一个半个足球场大小的“大水坑”，我们迁到场部后，和其他家家户户一样，就从这里担水回家食用。

“大水坑”的水需要多次蓄水，才能满足附近人们一年四季吃用。开春泡地时，从蜿蜒数公里之外的大、小干线引来夹带大量泥沙杂物的混浆浆的辽河水，蓄满。夏天和秋天，由大自然自动蓄水，每次大雨过后，冲刷过万物的雨水，汇聚在这里，大水坑已变成一片“洋”。春、夏、秋季时，经常还会看见群鸭在水中嬉戏，水蛭等浮游生物在水中游弋，不时的还有大猪带着小猪来坑边打腻。蓄水期间，一缸水中得沉淀出近半缸的泥浆。烧好的开水是淡褐色的，做出的大米饭，不是白色的，更不能细嚼。冬天，经沉淀，水质清一些，但，要凿冰破洞取水，洗脸时，冰块撞得脸盆响，索性洗洗手算啦。饮水的问题，使很多同学，特别是女同学思想产生波动。如，一名家庭优越的女同学，身体欠佳，有时一天只喝几口水，她想，整天很累不说，长期喝着这样的水怎么能行？她曾让家人开车送来两箱苹果。事实证明，苹果的功能是代替不了水的。她也曾想过，当逃兵跑回沈阳，但，又怕给这个集体抹黑，她忧虑彷徨着。她的行为，在同学中的反响很大。

水的问题，是整个集体的大事。大家群策群力，采取很多办法，如，向老农学会了往水缸中撒矾来净化水，炊事员每天提前烧好开水放那让泥砂沉淀，以备大家饮用，炊事员每天晚上为女同学温热水等。可以说，到此，水的问题基本解决了，笑容又绽放在大家的脸上了。由此，使大家更热爱这个集体，更关心这个集体。

（二）四根“大前门”香烟 我们演出前后，经常遇见主持单位的热情招待，那时，虽然山珍海味罕见，可是，好烟好酒还是经常有的。为了保护大家的嗓子，也为了培养一个好的形象，特规定这个集体内：“不准抽烟不准酗酒”。一次给海军4005部队慰问演出结束后， 住厨房的四名男同学，每人偷偷地藏了一根“大前门牌”香烟，带回了宿舍，睡觉前吸了起来，结果烟味从门缝泄出，被来打开水的女同学嗅到。第二天晚， 以此事为例，开会讨论（同学们称为“批判会”），统一了认识，“不抽烟、不酗酒”作为纪律，坚决执行。这四名男同学作了自我批评。从此，大家对各项纪律执行起来更加自觉了。

（三）二十四点前 有一次，派王涛和高兴之同学回沈阳办事， 他两人的时间是七天（包括路程）。当他俩办完事赶到盘山镇时，已是第七天的傍晚，到农场的车早就没有了。遇着这种情况，他俩完全可以等次日再返回农场。但是，为了不违反这个集体的严明纪律，俩人毅然决定，“一定在二十四点前赶回青年点”踏着夜色，他俩徒步三十余公里,回到了青年点。我看了下表：23点40分。

（四）炊烟袅袅 我们厨房屋顶上，直立着一根加长到近两米高由铁皮卷成的烟囱，那根烟囱冒出的炊烟，曾是我们关注的重要现象之一。它若黑烟滚滚，即使我们下工了，也别合计马上吃饭，若是丝丝袅袅，肯定能吃上饭了。由此，我们也就自然更关心炊事员了。每天的早饭前和中午下工后，是厨房最热闹的地方。总有一些同学自觉来帮厨，担水、洗菜、切菜、烧火等，大家边干活边唠嗑，很热闹。几名曾做过炊事员的，都很有感触。除第一任炊事员高兴之外，还有王有思、王晓和司玉民做过炊事员。王晓刚接手炊事员工作时，第一次蒸馒头，凌晨一点起床发面，开始，面稀了，加面，干了，再加水，又稀了，加面……应用八斤面，结果弄进十七斤，上锅后，烟道不畅，厨房内全是烟不说，他也被呛得泪流满面，咳嗽不止。开饭了，同学们吃的馒头，全是中间粘不熟且酸酸的，饭后，大家虽然没有任何抱怨，但，他的心里就像不好烧的烟道一样——堵的慌！心理负担很重。后经帮厨同学的帮助，他才轻装上阵，并把炊事员工作做得很出色。其他的几任炊事员也都有过类似的经历。每次集中排练时，根据排练的时间次序，大家轮流去厨房做饭，不管香臭，做熟就行，谁也不挑，因水平都差不多。不论何时，总见炊烟袅袅。

（五）互帮互助 这个集体中，互相帮助，互相爱护，已形成良好风气。刚迁入场部时，我们住在腾出的原场部招待所，吃饭到场部的食堂。记得第一年伙食标准是每天4角5分钱，每月45斤粮。食堂按标准发给我们粮票和钱票。这个标准，女同学还可以，男同学每月到下旬，就紧张了。常出现不买菜，用盐水泡饭吃的现象。女同学知道后，都慷慨解囊，资助男同学。大家还为家境困难的一女同学捐款。在插秧、除草、收割等农活中，总有一些落在后边的同学（我就是其中之一，拔草时，看的是粺草，拔出水面，往往是稻子），干得快的同学会放弃休息，又回头帮助拉后的。平日里，女同学经常给男同学洗衣服、拆洗被褥， 男同学则担负起养猪、种菜及其它一些体力重的活。那时，收入都是工分制，只有年底春节前，工分才兑换成现金，平日支出，还要靠父母。为减少同学们支出，王有思自费买回理发工具、补鞋用的针线、皮革和胶水等，给同学们补鞋粘靴和理发。那时，在我们面前展开的是一幅温馨的“男耕女织”的画卷。我们间，一直开展着“谈心活动”，同学间相互疏导，打开思想中一些打不开的结。有时傍晚，把乐器搬到小院子里，大家又拉又唱，经常引来附近的家属到这里同乐，往往一天的疲劳也就烟消云散了，好不苦哉乐哉。这个集体，还有一条规定：“内部不准搞对象”。大家都能自觉执行，尽管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感情深厚，可是，男女生感情方面的两条直线，始终控制在平行的轨道上运行。因此，而留下半个世纪的遗憾:没成一对。

（六）拾“趣” 1.剃光头。七八月份，盘锦的日照很足，干点活经常是满头大汗。“五七连”车老板告诉我们几名男生，说，把头发剃掉，经七月份盐碱地的太阳一照，长出的头发嘎嘎黑。有几名男生一合计，这农忙季节，估计不会有演出，都剪成了光头。还有两人，“搂草打兔子”竟然把眉毛也同时刮掉了。人若光头还可以，人若没有眉毛，那头简直难看的吓人。事真凑巧，没几天，一场临时演出任务来了，这几人在队里挨了批评。2.装饺子的盆。下乡时，吃饺子可是件稀有的大喜事。入冬不久的一天晚上，同学们一起包饺子，包的包擀的擀，擀面杖不够，就用鼓槌代替，欢天喜地好热闹。厨房里热气腾腾，一锅饺子一会就煮熟了，按房间人数进行分发，厨房的几人，顺手抄起一盆装好，围起便吃，盆内剩的汤也一起喝光，吃饱喝足，厨房的热气已逐渐散去，突然发现，装饺子的盆，竟然是昨晚的尿盆。那时，去厕所都要到院外一公厕，冬天寒冷，这几个男生夜间不爱出去，就用每人的脸盆代替尿盆轮流使用。3.特质酱油。我们吃的酱油，总装在一个放在锅台里边一角的坛子里，每次快吃完时，管理员都要去不远的供销社买来新的酱油把它装满。管理员口重，总喜欢弄点酱油泡在饭里或弄出半碗用大葱蘸着吃，“近水楼台先得月嘛”。一天，他吃着沾有酱油的大葱觉得有点特殊味道，没有在意，心思，天热了，酱油的质量变了应属正常。大葱继续蘸酱油，照吃不误。一坛子酱油快吃完了，这天，他又拿勺子去舀，觉得坛内有异物，捞出一看，啊，是只已泡掉毛的大耗子。

十、信仰之光

那个年代，“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和“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集体”是最高荣誉。四年来，这个集体，先后两次获得这一殊荣。 下乡期间 ，除生产 劳动有工分 外，排练演出，没有报酬，演出后，每人会得到一枚毛主席像章或者一本毛主席诗词。

那时，没有金钱，没有鲜花，只有掌声、欢呼声和群众赞许你的心声！

奉献与忠诚是我们生活和奋斗的“主旋律”。

第三部分 在回首中感叹

每当回首这段知青岁月，都令我心潮澎湃感慨万千。一九六八年，我们这个“集体”，如一条行驶在时代大潮中的小舟，承载着我们这些怀着纯真幻想的青年男女，穿激流越险滩，行驶在盘锦三十万知青大军的行列。我们的青春年华、我们的真诚情感、我们的辛勤汗水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这片浩瀚的盐碱地！这片盐碱地，锤炼了我们健康的筋骨，顽强的毅力；这片盐碱地，造就了我们高尚的苦乐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四年后，又是这个“集体”，让我们这些热血青年，披着历史的风霜，踏上那拼搏奉献的坎坷人生大舞台……

附记：从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二年，人员变化较大。我校吴淞江同学，下乡时，因班级需要回班了。后期，先后有一些外校的知青同学加入了我们这个集体，他（她）们给这个集体补充了新鲜血液，带来了生机和活力，是我们这个集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她）们是：霍英杰、王宝琴、刘丹、刘捷、孙红毅等等。这个集体，它，让我终生难忘。

仅以此文，献给我亲爱的同学们！

在此，向提供素材的同学们，一并致谢!

二零一八年四月

知青岁月

六六届初三二班 [周密]

回家的路

前些天，碰到单位同事C君，闲聊中，得知她和同学刚刚搞了920下乡纪念活动，还制作了光盘。谈着谈着，她提到下乡时回沈阳坐的小火车，现在早停运了，当年没有留下照片很是可惜。听到这，我突然兴奋起来，那小火车当年也是我们往返必坐的交通工具啊。我说，说不定那时我们曾经相遇过，只不过互不相识罢了。

我们都坐过的小火车，是从开原县通往西丰县的。它的轨道稍窄些，车厢也比较简陋。从开原县城开出，途经开原老城、威远堡、南城子、松树、郜家店等车站，终点是西丰县城。C君是沈河区86中学生，下乡在西丰铜台公社，下车后还要翻山过岭才能到青年点。而我是和平区29中学生，下乡在开原莲花公社，从开原县到莲花公社虽有公路但不通公交车，所以我们也坐小火车在松树站下车，过寇河，再走十来里山路到青年点。我和她的学校分属不同的区，下乡又是不同的县，但居然相距不远，又同走一条路回家，真是很巧又很有趣啊。

想起那时翻山过河回家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翻山就不算什么了，那时年轻，身体好，也不在乎。过河就难了，寇河上，平时是两三根圆木绑在一起的简易木桥，壮着胆子还能走过去，可是一到夏天汛期，圆木早被大水冲走了，需要搭过河的马车从河水中趟过去。记得有一年，挂锄后我们两个女生回家，正赶上上游下雨涨水，河水又宽又深，赶马车的车老板也不敢贸然下河。但看着我们急切回家的表情，他答应拉着我们趟河试试。就这样，两个老乡一前一后和我们俩挽着胳膊下了河，湍急的河水冲得我们站立不稳，河中央的水已经没到了我们的胸口，老乡大声喊“拉住了千万别松手！”我们咬紧牙关，一步一步趟到了对岸，上了岸心里不由得一阵阵后怕，这要是没拉住，肯定被大水冲走了。

还有一次是春天，我从沈阳回青年点，在神树车站（松树和郜家店之间）下了小火车，走到河边才知道当天刚刚开河，大块的冰排从上游铺天盖地奔腾而下，人和马车都根本无法过河。接我的两个同学已经到了对岸，我们隔河相望，毫无办法，我只好连夜又返回沈阳。后来我们开玩笑说，我们简直成了“牛郎织女”了！

四十多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现在，寇河上修建了坚固的大桥，从开原到西丰，到莲花，公路平坦顺畅，中巴客车来来往往，每天跑好多趟，我们下乡地的农民们出行再也不费劲了。回家难的经历已经成为久远的历史，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难忘的乡亲

1968年9月，我随着上山下乡的知青大军来到开原县莲花公社。这里是两省（辽宁、吉林）四县（开原、西丰、昌图、梨树）的交界处，贫穷的山区极少种水稻和小麦，只有旱田：高粱苞米谷子大豆，因此，黄米（糜子脱皮后的米）就算是唯一的“细粮”了。每年春节前，家家户户都要做粘豆包：把黄米碾成面，和好后略发一下，包上小豆馅，下面垫上苏子叶，上锅蒸熟。那时的豆馅都不加糖，既买不起也买不到，条件好的人家就加点儿糖精，这就是农家一年到头最好的食物了。孩子们都爱吃的不得了，所以，每家都要做很多，蒸熟晾凉后装在缸里，放在室外冻上，过年时拿出来熘了吃，一般可以吃一正月。包豆包的时候，要请同村的姑娘们来帮忙，大家团团围坐，有说有笑，边包边吃，也是北方农村过年的一景。

1969年初，是我们下乡后的第一个春节。虽然上边提倡“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但刚刚分别几个月的孩子和家长哪里坚持得住，何况冬天又没有活儿干。所以，还没进腊月，同学们就陆陆续续回家了，最后，整个大队的知青只剩下我一个人。

记得年前的一天，早上我刚起来一会儿，村里的赵二婶就来到我住的地方，她神秘地说：“孩子，上二婶家去一趟，有点儿事儿找你。”我很奇怪，有什么事儿呢？我问二婶，她不说，拉着我就走。一进二婶家的院门，就听见屋子里姑娘们的欢声笑语，我恍然大悟，原来二婶家今天包豆包。

进了屋，熟识的姑娘们都招呼我上炕。我为难地说：“二婶，我也不会包啊。”二婶说：“没事儿，一学就会。”我只好学着包起来。刚开始真有点儿费劲，这黄米面，蒸熟之前没有粘性，馅太小，不好吃也不爱熟；馅大了又容易裂开，豆馅会漏，看她们包得又快又好，真是羡慕。不多一会儿，头一锅已经蒸好了，大家高兴地吃着，吃完又接着包，不知不觉到了下午，也记不清包了多少锅。

离开二婶家时，我不好意思地说：“二婶，你找我来真不合适，也没包多少。”二婶爽朗地笑着说：“傻孩子，二婶哪是让你来干活儿呢，就是想让你来乐和乐和。三十晚上，你愿意就来这儿过年！”

二婶是村里最普通的农民，没有文化也不是干部家属。下乡五年多，我就是生活在无数这样的农民中。他们给予我的关爱和温暖，支持着我度过了最艰难的寒冬。近四十年过去了，许多往事仍历历在目，辽北农民的善良淳朴永远深深铭刻在我的心中。难忘乡亲！感恩乡亲！

上山下乡那些事

六六届初二四班 张涛

2018年9月20日是我上山下乡五十周年的日子！这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1968年，一場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全国各地展开了。9月20日，一辆辆"大解放"从29中学(现回民中学)驶出，我和我们初二四班的二十几位同学坐在了其中一辆车上。出了沈阳，一路向北，过了铁岭，过了开原、老城、威远，再往北，翻过一道岭，上了盘山路，进入了山区，叫山区，其实山不是很高，准确的说应该是丘陵。经过一天的颠簸，傍晚的时候，终于到了一个小山村，这里就是开原县莲花公社南沟大队，从此开始了我六年的知青生活。　　

南沟大队是由三个自然屯组成，每个自然屯就是一个小队，一条砂土路从莲花公社所在地孤榆出来，依次穿过南沟二队，南沟一队，开原县的先进典型王家大队，出了王家大队就进入西丰县了。从南沟一队出去往右转有一条小叉路延伸到山沟里，这里很偏僻，里面有个自然屯叫朴家沟，这就是南沟三队。

由于南沟三队自然条件比较差，我们二十多个同学被分别分配到一、二队。一队11人，八个男生，三个女生，他们是：王正红、马元、樊桂清；苏志强、巴军、吴仁林、郑广、周波、汪振威、翟一忱、吕为(已于2011年因病去世)。二队11人，七个男生，四个女生，他们是：苏钧、华英男、华伟男、吕铁军、张涛、张秋元、王金明；孙洁莹、朱鞍萍、朱鞍娣、于春莲。　　

我们所在的南沟二队是由一条沟叉从里向外延伸形成的自然屯，沟外连接到孤榆到西丰的路上，一条小溪从沟里流向沟外，穿过公路汇集到一条河叉里。 村子里只有三四十户人家，张家是村里大户，满族，主要分布在村口公路两边，再往沟里走就是队部、场院及其他各姓人家。走到沟的尽头，翻过东北角的一座山梁是吉林省梨树县。

刚到队里，知青的建房资金还没有到位，我们暂时被分到老乡家去住。女同学被分到村口的张家老大家住，条件稍微好一点，房子宽敞明亮；我和几个男同学分到道上张家老三家，后来又搬到道下老袁头家住了一段时间。张老三是个孤寡老头，一个人住下屋三间草房，中间一间灶房，两边各一间住房，我们去了，他把下屋把院门口的一间房腾给了我们。院子里的上屋三间房，左边一间是张家老四一家，右边一间是张家老五一家，这就算暂时安顿下来了。

我们南沟二队青年点第一任的点长是苏钧，69年底他当兵走了以后，由华英男任点长。

　　 割地

刚下乡是9月下旬，正赶上农村秋收的季节，最先接触到的农活就是割地，真正的知青生活才开始拉开序幕。

没干过割地的活，一切都那么陌生。社员们帮助我们准备镰刀、磨刀石等工具，手把手的教我们怎么割高粱、苞米、大豆。最不愿意割的就是大豆，又得哈腰，又扎手，干一天腰都直不起来。开始我们都愿意割苞米，因为技术含量低，割下来的苞米杆两三米一堆，不用打捆，但是忙叨人。而社员们更喜欢割高粱，有点技术含量，十几根高粱就得捆一个捆，打捆的时候，就有喘息的机会，不像割苞米那么忙叨人。

最初的几天，干活不得要领，忙活的满头大汗还是拉在社员的后面，社员干一天记十个工分，我们一天记八个工分，算个大半拉子。后来仗着我们年轻身体好，肯卖力气，慢慢掌握了干活的技巧，逐渐赶了上来，没过多久也拿到了十个工分。

割地的技巧在打捆，不怪社员们喜欢割高粱，打捆熟练的话，就能干到前面去。割高粱我最佩服的是老国头，老国头名叫国才，当年也有七十岁左右，牙都掉没了，嘴往里抠着，满脸苍桑，腰带上还别了个烟袋锅子。我心里话，这么大岁数的老头还来割地，和这些大小伙子们一起干，能行吗？等开始干起来，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打头的林有生从边上开割，其他人一字排开，刚开始是分不出来高低的，逐渐的队形就拉开了，我们几个知青刚学割地，还不得要领，渐渐的拉在后面，抬头一看老国头，步履轻盈，动作敏捷，不慌不忙，始终在前排里，时不时的摘下腰里的烟袋锅抽袋烟，我们跟在后面只能望其项背。我还纳闷，这老头怎么干的这么轻松还快？过去看看他有什么高招？跟他学习学习。不看不知道，一看他果然与众不同。队里所有社员和我们知青在捆高粱的时候，都是把镰刀撂在地上，捆好后再拿起镰刀，而老国头自始至终镰刀都在手上，不用哈腰就完成了整个过程，真是绝了！怪不得他总是割到前面，原来有独门绝技啊！后来我试着他的方法都没有成功，总怕割了手，只好放弃了。但是用老方法经过一段时间也熟练了，不比社员干的差啥了。

整个秋收的过程，收割各种庄稼的活都学会了，特别是掐高粱这样有点技术含量的活，一把镰刀，一扎长的刀把，使用的得心应手，以至于后来我回辽中(我家70年走五七下放到辽中)，我把这把小镰刀带了回去，掐高粱时我是真不含糊，一直都在前面第一集团里，有的社员全家老小一齐出动都不好使！全得益于我在南沟二队得到的锻炼。

打场

一年四季在于秋，农民一年四季就盼望着有个好收成！割完了地，掐完了高粱，扒完了苞米，大马车、老牛车把一车车粮食拉到队部对面的场院里，等候脱粒最后加工成毛粮，这个过程也就是打场了。

刚下乡的时候，山村里生产方式还是很落后的，还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原始方法，晾干的豆荚或高粱头铺在场院中间，一个石磙子套上牲口在上面转圈辗轧，等到豆子或高粱粒都轧出来了，把上面的豆荚杆或高粱杆用耙子搂到一边，然后把剩下的豆子或高粱堆成一堆，只有苞米棒子是由脱粒机脱粒的，接下来的工序就是扬场了。

扬场就是用木掀把轧好的粮食扬到空中，利用风力把夹杂在粮食中的杂物吹走只留下粮食，这活看起来简单，扬不好杂物吹不出去影响粮食质量。开始队里不安排我们干这活，怕我们扬不好，只分配我们拿垛叉装车或拆垛。看着社员在扬场觉得很潇洒，木掀往空中一扬，粮食散开，形成一道美丽的弧线，风吹走了杂物，干净的粮食渐渐的堆积起来，很是羡慕！后来跟社员试着练练，刚开始扬出去一团一团的，散不开，扬的可哪都是，动作是僵硬的，逐渐练的时间长了，动作也潇洒了，弧线也扬出来了，队里也把扬场的活派给我们了。

接下来打好的粮食装袋、封口、装车，然后往公社粮库送公粮。扛麻袋装车自然是年轻人的活了，我们几个男生也不甘示弱，虽然精神可嘉，不得要领也是不行的，两个人一搭肩，一百七八十斤的麻袋往你肩上一撂，忽悠一下，两腿直打颤，掌握不好平衡，踉踉跄跄强扛到车上，扛过了几回，逐渐掌握好了平衡，扛个扎嘴的麻袋还行了。

交公粮的粮食装马车送到公社粮库，其余的粮食要收到用席子围成的粮囤里，往粮囤里倒粮麻袋口是要敞开的，扛这种麻袋叫扛立肩，是有相当难度的，而且粮囤起来的时候，还要上跳板，要求不但要有力气，还要掌握好平衡。队里张老四的儿子张福清长得膀大腰圆，相当结实，扛着敞口立着的麻袋健步如飞，走着跳板稳稳当当，真是把好手，令人羡慕！我也试着学他，可是刚一扛起袋子，踉踉跄跄没走几步，身体失去平衡，一袋粮食洒了一地，真是不服不行啊！后来扛了一段时间，渐渐的找到了感觉，走平路没问题了，开始上跳板，起初一步一步往上挪，跳板上下晃动，心里胆突的，生怕踩空，一头摔下来就糟了，还好，挪动了几回，熟悉了节奏，扛起来逐渐自如了。

后来听说张福清到了公社粮库，成了一名专业的"小扛"。

抽烟

东北满族村有三大怪：窗户纸糊在外；大姑娘叼烟袋；养个孩子吊起来；我们下乡那旮沓也不例外，我们队里的大姑娘、小媳妇儿个个都会抽烟。到社员家串门，进屋盘腿上炕，炕上摆个炕桌，桌上有个烟笸箩，里面装着老旱烟和一沓卷烟纸，主人会招呼你抽烟。

我学抽烟是在地头上，干活休息的时候，社员干活干到地头休息，坐在地上就掏出来烟口袋，卷上一支烟巴哒巴哒抽起来，一付很享受的样子。打头的林有生看着我们不抽烟，就凑过来，递上他的烟口袋说："卷一支尝尝味道，抽烟解乏的。"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卷了一支烟，抽了一口呛的直咳嗽，太冲了！这是他自己家种的蛤蟆癞，怪不得这么冲，有的社员抽的是卷香烟用的焦黄的西丰大金星烟草，这个烟不冲，于是先从烟草开始抽起。

社员们在田间休息的时候，除了抽烟再就是闲扯，过去不知道什么叫歇后语，原来歇后语就是在田里干活累了，在地头歇着闲扯出来的！什么麻杆打狼两头害怕，什么四大绿：绿草地、西瓜皮、王八盖子、邮电局；什么四大舒服：穿大鞋、放响屁、坐大牛车、到老丈人家去……怪不得莲花出了个赵本山，这地方社员这些屁嗑多着呢！

刚学会抽烟时间不长，有一天，我躺在被窝里，哥几个闲唠嗑，边唠边抽烟，可能是烟抽多了，突然间就觉得天璇地转，头脑发昏，恶心想吐，幸好是趴在被窝里，一动不敢动，过了好一阵子才缓过来，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到醉烟的感觉！以后再也没出现过这样的感觉，随着抽烟时间长了，可能身体逐渐适应了。

我68年下乡开始学会抽烟，直到96年喉咙做了一个小手术，直接就把烟戒掉了，抽了28年的烟从此再也不抽了，一直到现在。

"糖水李子"

1968年底，我们迎来了下乡后的第一个冬天，山区里的冬天格外的冷！这种冷是我们在城里体会不到的。我们住的张老三家的房子是个下屋，以前没人住，房顶没有吊棚，房顶透风，窗户漏风，门缝漏风，可以说四面透风，一进屋感觉进了冰窖，阴冷阴冷的，晚上睡觉只能靠灶坑烧点火，炕上才有点热乎气儿。

有一天晚上，天下起了大雪，我们哥几个怕晚上睡觉冷，抱点柴火烧烧炕，结果柴火是湿的，烧的冒烟咕咚的，炕也不咋热乎，就将就着睡吧。睡到后半夜，哥几个一个个都给冻醒了，都想上厕所，一出被窝，打个冷颤，太冷了！谁都不敢出去了，怕冻感冒了，怎么办？这么憋着不是办法啊！忽然有人发现窗台上有几个空罐头瓶子，那是我们从家带回来的水果罐头吃完了剩下的空瓶子，瓶子上的商标还在，上面是"糖水李子"的字样，对了，就它吧！哥几个一人拿了一个，就地解决了。完事了怎么办？总不能放在屋里吧，干脆把上扇窗户推开，直接就倒在了窗外。解决完了问题，钻进被窝接着睡，下半夜了，炕也不热乎了，四处漏风冻脑袋，哥几个都把棉帽子戴上，就露出眼睛和鼻子，继续睡觉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哥几个棉帽子上挂满了霜，都成了白胡子老头了！穿好衣服，走到了院子里，哥几个往窗根底下一看，都乐了！窗户根底下积雪堆上有几个黄色的洞洞，大家伙不约而同的想到了一块儿—"糖水李子"，于是"糖水李子"成了我们夜壶的代名词。

铲地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开春和社员们起早贪黑的播下了希望的种子，一场春雨种子发芽了！大地铺上了绿色！庄稼长起来了，草也伴随着一起长了出来，到了该铲地的时候了。

首先要准备铲地的工具，在社员的指导下到公社所在地孤榆供销社去买锄板和锄钩，锄板都差不多，没得挑，锄钩就不一样了，我看咱队里年龄和咱差不多的小青年张老大的儿子张俊清、张老五的儿子张万清，还有张宝田他们用的锄钩都是锃亮的，供销社卖的都是黑的锄钩，一问他们才知道原来他们都是在昌图下二台子买的，那里的锄钩都是亮钩，而且锄钩的形状也好看，瞅着顺眼！于是就托他们到下二台子买了亮钩。有了锄板、锄钩还得安锄杠，这个就不用买了，就地取材，按照社员的说法锄杠还是柳木的好，柔韧性好，弯到一定程度不易折断，最适合铲硬地，村边河套的柳树趟里就能找到。东西凑齐了，再往锄钩里放上两粒钢砂安上锄杠，铲起地来花啦花啦直响，还真挺牛的哈！

有了好家伙不等于就出好活，刚开始铲地，力气没少使，忽忽啦啦地跟在社员后面紧撵也撵不上，草和苗分不太清楚，下锄头也没准，明明是铲草却把苗铲掉了，锄头总是没撇，看来还是短练啊！于是跟在社员后面仔细观察，看人家怎么铲的，有没有什么窍门，你还别说，还真是有点窍门，下锄要准，锄不跑空，遇到草多地荒的时候，用锄尖拨开苗和草，清除掉苗周边的草，然后再铲垄台的两帮，赶上平地垄长不荒，再加上土质松软的地，可以偷点懒，锄头顺着左边陇用锄板推到前面，把新土泛起来，再从右边陇拉回来，按正常的顺序，锄头从左边陇过去是空走的，回来时锄板铲进土里拉回来，这样的话一个完整的动作要两个来回，而前面的左推右拉法只要一个来回，铲出来的效果差不多少，学会了这招果然速度快了很多，慢慢的撵上社员了。后来逐渐的熟练还学会了开高粱苗，这是铲地里最有技术含量的工作，技术熟练的最爱干这活，不用忙的灰土暴尘的，老半天也铲不出多远去，再后来开高粱苗也干的得心应手了。

有一次铲地，赶上一块大平地，垄比较长，一眼望不到头，我们几个男同学跟着打头的呼哧呼哧的干到了地头，社员们也陆陆续续到了地头，回头一看，我们几个女同学没有上来，她们体力上有点不支了，远远的只见几个头影在晃动，几个男同学二话没说回身去接她们，谁也没安排接谁，等接到了她们我一抬头，我接的竟然是孙洁莹！这也许就是缘分吧，后来她成了我终身的伴侣！

　　 青年点(1)

下乡以来虽说是青年点的人员算是配备齐了，但还是一直分散住在老乡家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青年点。

69年夏锄结束，挂锄了，这一段时间农活不忙了，我们青年点的建房资金到位了，包括有几户下放户的建房资金也到了，队里组织社员给我们和下放户一起建起了一排草房，那时社员家也基本上都是草房，管咋地有了我们自己的家了，这回才叫实际意义上的青年点了。

房子盖起来了，东西走向一排，从东面起依次是下放户老谢家，我们青年点，下放户老马家，下放户老富家，下放户老田家。

我们青年点是三间房，靠东边一间是男生宿舍，中间是灶间，西边一间是女生宿舍。房前屋后都有一大块空地，我们用柴禾捆围起来院墙，房后是队里划分的自留地，房前空地东南角是柴禾垛，挨着柴禾垛一小块空地，我们用木头做了一个半节的双杠，有了这个双杠，我们几个男同学每天都悠上几下，既锻炼了身体又调节了单调的生活。

有了房子青年点像个家样了，女同学主动承担了做饭的任务，她们几个轮班，还别说把我们点的伙食搞得真不错！我们男同学就负责挑水，抱柴禾，磨米磨面等力气活。那时当地还没有洋井，队里唯一的一口井在沟里，离我们青年点有好几百米远，我们灶房里的一口大缸能装六担水，一付水挑只能一次去一个人，一担水也有个百八十斤，刚开始挑水真是费劲啊！找不好平衡，前后直晃，水挑回来也撒掉了一半。那口井是一个天然的泉眼，水还不深，但你怎么挑水，水位还是那么高，井口是用石头磊起来的，一根木杆前面有个勾，水桶挂在勾上往水里一扣，在水里划一个弧线水就满了，左右手握住木杆，交替倒把，把水提到井台上，再打另一桶水。开始就是掌握不好往水里扣水桶这个火候，有好几次水桶直接就掉到井底，还得趴在井台上用木勾探到井底往上捞。到了冬天就更遭罪了，洒在井台上的水结成了冰，冻一层又洒一层，冰越结越厚，逐渐形成了一个像富士山形的井台，四周溜滑，上到井口挺费劲的，这时就有社员往井台周边撒上一些炉灰，防止滑倒，就这样我还摔过几跤，水白打了还弄湿了衣服和鞋。冬天看着有的社员挑着水双手抄在袖筒里，颤悠颤悠的样子很是羡慕！慢慢跟着学，时间长了，也掌握了技巧和平衡，挑起水来也不觉得吃力了，也可以双手插兜悠哉悠哉挑了。

73年一场大雨山洪暴发，水漫到了炕沿，给青年点的房子造成了很大的破坏，等到同学们都回城以后，队里把这趟房子都扒掉了。

青年点(2)

每天干完农活，吃完晚饭，坐在院子里仰望星空，有时想想家，有时想想将来，将来未可知，脑子一片空白和茫然，不敢多想。有时大家聚集在一起，吹着口琴，唱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山楂树》……

挂锄农闲的时候，哥儿几个到别的青年点串串门，南沟一队不用说了，离的近经常走动，东屯刘晓光、宋敏她们点去过，王刚、王继荣他们点去过，东北一队张志宏(我小学同学)、胡朝阳、张沈平、王阿利他们青年点也去过。

公社所在地孤榆也是我们经常光顾的地方，这里每天往返南城子有一趟班车，回沈阳就坐这趟车到南城子，再换乘小火车到开原，再从开原坐火车到沈阳，因此迎来送往都得到这里。孤榆街里有个饭店，也是孤榆唯一的一家饭店，去长了认识了饭店里的服务员，长的胖呼呼的，我们就叫他小胖子，每次去都点一个肉炒干豆腐，再点点儿别的菜。多年以后，02年我和华伟男回南沟从南沟回沈阳路过铁岭在一家饭店吃饭，邻桌有个人瞅着面熟，还是他先认出我们的，他说我就是孤榆饭店的小胖子啊！他当时介绍他现在铁岭纪委工作，全家已搬到铁岭，真是巧了在这里遇到他！多年不见，没想到这么出息了！

刚下乡时的口号是"扎根农村干革命"，当时大家也没有什么思想波动，反正大家都在一起干呗！第二年，一队王正红被抽调到开原食品公司，紧接着我们队苏钧在年底从公社应征入伍，大家的思想开始有了波动，眼见着同学陆续走了，谁不着急呢？70年底华英男也当兵走了，紧接着吕铁军、王金明都先后当兵去了，男同学走了一大半。71年张秋元投奔大石桥他亲戚家去了，在那里站住脚后，回到村里把村里最漂亮的姑娘马淑蓉给接走了，也不知道他俩什么时候搞上的对象！这时候男生只剩下我和华伟男俩个人了，女生一个也没走，只是孙洁莹被借调到公社人保组帮忙。

五个男生走后，青年点显得有些冷清，好在同学之间关系处得不错，伙食搞的也挺好的，只是干力气活的壮劳力少了，像打柴禾这些活多亏了王刚过来帮忙，他也成了我们青年点的编外成员。

70年我父亲走五七被下放到辽中县新民屯公社中村大队，家里都随他搬了过去，72年我也回到辽中家中，被安插在当地的青年点，因中村大队是回民聚集的地方，青年点也是回民青年点，入乡随俗我跟他们一起过了两年的回民生活，结果74年回城的时候，闻到猪肉味都受不了，腥啊！过了好一阵子才回到正常汉族人的生活中。我从南沟走后，华伟男也去了洮南军马场，至此我们青年点的男生全都走了，后来听说几个女同学和一队合并到了一起。

邱队长

邱队长名字叫邱明珠，是我们南沟二队的队长，40多岁，1米8左右的大个，长得有点黑，两个眼角有点向下耷拉，说话嗓音洪亮有些沙哑，往那一站，不怒自威，队里开会时，喝一嗓子下面立马鸦雀无声，我们刚下乡时对他也是惧让三分，但慢慢相处时间长了，觉得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一个聪明人，一个有着侠骨柔情的人。

下乡的头一年春节，公社号召知青在农村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可是我们这些人从小到大没在外面过过春节，每逢佳节倍思亲，谁不想家啊！我们青年点同学一起商量决定腊月二十三这天偷偷回沈阳，临走头几天同学们上供销社买了蘑菇、榛子等山货做好了准备，点长苏钧决定自己留下，其他十名同学一起走。腊月二十三这天凌晨三、四点天还没亮我们就悄悄地出发了。虽然小心翼翼但还是没能瞒过房东，我们走后就把这事告诉了邱队长，邱队长知道后也没有派人去追，等到了白天才把这事向大队做了汇报。到了腊月二十九华英男和我商量决定我俩回南沟，一个是换回苏钧，一个也算是我们点有人在农村过了革命化春节了。等我俩回到南沟见到邱队长才知道，我们走后，队里专门派车送苏钧到孤榆回的家，邱队长还说你们咋这么着急走，本来队里都给你们准备了一些大黄米等年货，过两天专门派大车给你们送到孤榆汽车站……一席话说的我们羞愧难言，当时把我们感动的一塌糊涂！

邱队长对我们知青的照顾、体贴表现在各各方面。青年点的房子盖起来后，虽然有了住的地方，但每年队里分口粮，每人都有六百斤毛粮，我们这些人好几千斤粮食也没地方放啊，于是邱队长决定把我们的粮食放在队部仓库里，和队里的粮食放在一起，叫生产队会计专门为我们设一本账，用多少粮现称现计账，这真是一个好主意！我们的粮食有地方放了，而且一点损失都没有！

青年点的房子盖好后，房子后面有一大块空地，一直到村边小溪边，邱队长把这块地都划给了我们当作自留地，我们把它种上菜解决了老大问题。冬天我们点的柴禾不够烧，邱队长专门给我们在山上划出一块区域，不准别的社员去打柴，我们打的柴禾由队里出车拉回来，想的真周到！

邱队长当队长多年，队里的生产、生活一直搞的不错，头几年曾经有人举报他有"经济问题"，把他拿下来，换了别人当队长，结果一连几年，年年亏损，社员们受不了了，一致要求他再回来当队长，他一回来局面立即改观，生产上来了，收入提高了，每个工分达到1角多钱。

邱队长对每个社员都很关心和照顾。70年夏天的一天，队里的车老板刘国香媳妇儿在公社卫生院生孩子，结果产后大出血，急需B型血，消息传到队里，邱队长听说后立即组织村里的年轻人加上我们青年点的几个男同学，套上大车直奔公社卫生院，经过验血我和华英男是B型血，加上队里几个B型血的青年每人输了二百多CC血，把产妇抢救了过来。回到队里邱队长特批我和华英男休三天假，刘国香家还送来一篮子鸡蛋，给我俩补补身体。

72年我回了辽中，从打那以后再也没见着邱队长。96年我和华英男、王刚回南沟，邱队长不在，没看着他。02年我和华伟男回南沟，邱队长上亲戚家串门去了，又没看着。08年我和华英男回南沟，特意准备了两瓶好酒和一些东西去看望他，结果听说邱队长已经去世了！多好的人啊就这么走了！心里感到很失落！一阵阵唏嘘！遗憾的是没留下一张他的照片，可他的音容笑貌却留在我的心里！

张组长

张组长是南沟二队的生产组长，名字叫张雨德，四十多岁，也是个1米8左右的大高个，瘦瘦的，说话慢条斯理的，给人的感觉是一个很纯朴值得信赖的人。他的老伴是个心直口快，非常直爽的性情中人。他们有两个儿子，老大年龄和我们差不多，患有先天疾病，智力有缺陷，都叫他五柱子。老二当时在孤榆上小学，大伙都叫他小山东，到现在也不知道他大名叫什么？

既然是生产组长， 队里的生产、农活都由张组长安排，而且他还跟社员一样干活。我们刚下乡时，什么活都不会干，是他手把手的教我们农活，割地的时候，帮我们准备镰刀、磨刀石，教我们怎么割地；铲地时帮我们准备锄头，教我们怎么铲地，怎么开高粱苗。在他的帮助下，我们学会了很多农活，我们也都非常愿意向他请教各种不会的东西，在他家里我们学会了编土篮子、编筐，学会了扎刷子、扎笤帚，编簸箕……

张组长和他老伴儿都非常好客，尤其是他老伴儿，我们每次去他家都热情招待，我们有事没事都愿意上他家串门，特别是华英男去的次数多一些，张组长老伴儿格外喜欢他，一口一个"干儿子"叫着，叫来叫去的，也就默认了。自从有了这个"老干妈"，华英男每次上张组长去都享受特殊待遇，"老干妈"做什么好吃的就叫小山东去喊他，我也没少跟着借光。

抽调回城后，华英男和我几次回南沟，每次去都到张组长家，他家也是我们回南沟的唯一落脚点！每次回南沟到他家，"老干妈"就打发小山东到孤榆去买肉，买菜，做几个好菜招待我们，最令我念念不忘的是"老干妈"炸的油炸糕，用的是自家的大黄米磨的黄米面，孤榆街里油坊笨轧的大豆油，炸出来的油炸糕黄澄澄的，香飘四溢，是我吃过第一好吃的油炸糕，没有第二。

96年我与华英男、王刚一起回的南沟。02年我与孙洁莹、华伟男回的南沟。08年下乡四十周年我与华英男、孙洁莹一起回的南沟，打那以后我有十年没回南沟了。头两年华英男和吕铁军回了南沟，后来听华英男说张组长去世了，五柱子也没了，"老干妈"也患了阿尔兹海默症，由小山东和媳妇照料，听到这些，心里感到一阵阵酸痛！今年是我们下乡五十周年，我们几个商量九月份回南沟，到时一定要去看看"老干妈"她老人家！

离家五十载，归来仍少年

六六届初一四班 尹久悦

在辽西北，有一片深情的土地！

生命，曾为你燃烧！呐喊！

谨以此篇，献给我的知青岁月！献给知青岁月，五十年的思念！

广阔天地

看！

那一片，山川田野！

多少情感，

留在了这片土地…

难忘，炊烟袅袅。

难忘，挥汗如雨。

岁月，你，不会忘记！

青春，曾耕耘过，这每一寸土地！

放眼望去…

处处，洒滿汗水的足迹…

刻骨，清晰！

那是，刻在心中的记忆。

轻掸岁月的尘埃，

找寻16岁的身影。

怎能忘！

青春，热血，写下的曾经。

挥汗如雨的艰辛，

点燃，岁月的征程。

泪水流淌过的土地，

悲壮，书写的人生。

今生的坚强，

早已在这里播种…

你看，如今。

我们迎着风雨，迎着，旭日东升！

这片山水

目睹，这片熟悉的山川。

感概万千…

泪眼…

再現当年。

那一日的黄昏，黎明。

那一日的滿天星斗，夜空。

岁月之河，

写满了少年的呐喊，奋争！

稚嫩的肩膀，

希望的人生。

山一程，水一程。

唯見冦水流淌，一片叹息声。

青春，

踏遍山山水水。

热血，

浸润着，脚下的这片土地，征程！

青年点

青年点，摇篮！

草屋，岁寒。

欲何人述说，成长之艰难…

一盏油灯照亮土墙，

两个窝头一碗菜湯…

早上三点半，晚上看不見…

梦中，偶然惊醒…

似曾，

上工的钟声，又再响起…

田野上，那一抹斜阳。

伴我，

渡过，雨雪冰霜。

月光下，低唱的歌声…

述说着，

多少迷惘，多少向往…

屋檐下，

你我，轻蘸岁月的泪滴，

写滿，青春的成长，坚强。

青年点，摇篮！

莫道，草屋，岁寒…

昨日，写下的诗篇。如今，依旧，光艳耀眼！

同学情

故地重游，

寻找岁月的踪影。

你我相伴，

曾走过那人生的纵横。

苦涩的年华，

情谊，曾唤醒多少黎明。

艰辛中，

总有陪伴的身影，伴我前行。

同学之情，

温暖了岁月，温暖了人生…

重返南城子

南城子，我已不爱你了…

也许是当年的无知，也许是漫长岁月的煎熬，心中酸楚…

当年，离开的背影…默默的告诫自己，不要回头…

我曾发誓，不要再踏上这片土地！是怨，是恨，还是五味杂陈…

总之，这里留下了我的艰辛，痛苦，甚至是悲伤的记忆。

随岁月漂泊，挥之不去！

它是我心中的柔软，多年來，一直不愿去回忆，去触碰。

无法细数的情感，一直在心中停留，涌动…

今天，

当汽车驶入村庄，突然间，是那熟悉的山川，田野，跃入眼帘，一幅震撼的画面！

那山，那水，那片片田地！

多么熟悉，多么親切…

心中，掩饰不住一种狂喜，跳动！

是泪水，是痴情，还是久别重逢的感动…

无法言表的冲动，令我热血沸腾！

空气中，弥漫着久违的气息…

耳边，仿佛听到了山野的呼唤声…

我，努力找寻16岁的身影…

山水之间，仿佛，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召唤我…

唤醒，我的记忆，尘封…

多少情感，都留在了这里…

难忘的岁月，难忘的征程…

我知道，这片土地，早已融入我的生命！

今天，当我，又一次地站在这片土地上，目睹，这熟悉的田野山川。

百感交集…

尘封的记忆在心中流淌…

最美的青春，年华，岁月，征程…

浮現在眼前…

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珍贵的难忘…

知青岁月，艰辛，一直与我相拥！

伴我在无知，迷茫，苦涩之中，渡过岁月，人生…

这里有苦难，泪水，这里有理想的呐喊声…

岁月，曾轻轻的告诉我，知青生涯，影响着我的一生…

雨飘摇的岁月中，我长大了！昔日的山峦，已无昨日的强势和伟岸…

站在这里。睹物思情，荡气回肠。心中，涌动着一种，无言的悲壮！

南城子！

我熟悉你山山水水的每一处沟沟坎坎，就像熟悉自己脉搏的跳动。

那里有我的青春，我的美好…

岁月之中，我曾一次次的奋起，一次次的跨越自己。战胜岁月的艰辛与苦痛。抚平心中的迷茫与躁动…

望着你，心中油然而生的情感，涌动…

此生，无人能与你比拟…

爱意，竟，如此坚定！

感谢你，南城子，生命中，不离不弃，曾与我风雨兼程。

我是在这里长大的！

这里有我刻骨铭心的记忆，

这里有我青春的呐喊，

这里有我对人生的痴情，

这里有我，春种，秋收，扶犁，点种…

沧桑的岁月，你给了我另一种征程。

不屈的岁月，让我读懂了人生。

五十年的别离，我领略过多少，万水千山的风情，都比不上你的山水征程，那样清晰，刻骨，使我动容！

感概，写满，我的人生！

此时的别离，竞有不舍…

车儿，慢点走，让我在这洒过青春，热血的土地上，再，多停留几秒钟！

　　 在盘锦的岁月里

六六届高三二班 高平

忆当年青春似火，

看今朝生命如歌 ！

记得学校组建女子排球队时，我有幸与李东颖苗小柏相识了。我们姐妹三人来自不同的年级，我高三，小柏高一，东颖初二，我们互相欣赏，共同志趣，相聚甚好，姐妹情深谊长。后来下乡，我们姐妹不想分开，于是我就跟她俩所在的学校文艺宣传队一起去到了盘锦。

（一）

1968年10月16日，我们下到盘锦新开农场张家大队一小队。一小队是大队部所在地，那里有礼堂，食堂，有吃喝用的大水塘，还有卫生所，小学校。青年点也建在这里，青年点有两排砖房，前面是女生宿舍，后排是男生宿舍。前期来的同学已经住进去了。我们到达后临时安排到老乡家里。我与东颖小柏和另外俩女生住进了当时任农场革委会付主任的家里，女主人很漂亮，干净利落，家里家外收拾得非常整洁，她的儿子是张家小学的学生，非常活泼可爱。

（二）

十月下旬正是背稻子的时候，我们住下后，就加入了背稻子大军的行列。小队长給我们发绳子，带我们下地。我望着地里无数的稻谷堆，与队长说，靠人背得背到什么时候啊，队里用马车拉多好啊。队长说稻田地进不了马车，我又说让马车在大道等，人只需要把稻谷背到道边上不就行了。队长不说话了，我似乎也明白不能再问了。

到地里，看老乡都单肩扛，我们不会，只能像背行李那样，双肩背。我们三人用绳子一起捆了三个‘行李‘’’，东颖先蹲下，把胳膊伸进两道绳里，我俩把她拽站起来，然后她再帮我俩人站起来，我们三人就一起走，不一会就满头大汗。放眼望去，一马平川的盘锦大地不见一棵树，没有任何可以靠着休息的机会，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一趟下来肩膀又肿又痛。第二趟时绳子碰到肩膀，钻心的痛啊。回到宿舍我们互相帮助涂碘酒，按揉放松。后来我们跟老乡学会单肩背，立刻轻松许多了，我们深深感到劳动人民真有智慧，就这样背呀背，不知道背了多久，终于把稻子全部背到了场院。望着高高的稻跺就想唱,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我们坐在高高的稻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事情。"

接下来，天越来越冷，北风刮起，脱谷就开始了。场院摆了一圈脱谷机，我们三人一组分别管一台脱谷机，一人负责解稻捆分成几份递给第二人，第二人负责在机器上脱粒，再递给第三人捆稻草捆，还有流动人运送稻草码跺。三个人适时换着干。场地中央是男生用木掀扬场，一掀扬出去，风吹走草屑，稻粒落下。还有装麻袋过秤的，一片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

由于时间紧，我们经常挑灯夜战。冰天雪地，冷风刺骨，我们把能穿的棉服都穿上，腰里系草绳子，头上戴棉帽子，全副武装，直到把稻子全部脱完。记不得干了多久，我们才完成这项任务。

我第一次感到农村农活几乎就没有停下来的时候，脱完谷，又到积肥的活了。男生都到大坝挖淤泥，女生在家清厕所和牛马猪圈，需要抡大镐，一镐下去只见个白点，真是难为这些女同学了。苦点累点都能咬牙坚持，可是脏臭关真难过，带口罩也挡不住啊！

（三）

到了年底，宣传队被调到场部五七连了，我依依不舍地送走了东颖和小柏。我们六个跟队來的同学住进了队里的青年点。

接下来的1969年，让我熟悉了种植水稻的全部流程，即从选种到收获入庫的全过程。初春一开始就开闸放水泡地，看滾滾奔流的渠水流进干涸了一冬的黑土地，瞬时辽阔的盘锦大地变成一块块水田了。等到大地喝饱水，人赶牛犁地就开始了。男生光脚赶着牛拉着宽大长木板平整水田地，同时老乡就开始修长长的苗床，为育苗做准备。这时我在小队选种，几口大缸装满水，我们往缸里倒稻种，将不成和干瘪的，浮在水面的稻子捞走，饱满的留在缸里，还要留一个不放稻种的缸。泡了一天后，第二天再把稻种倒进空缸，把倒空了的缸里水倒掉，再挑满水。就这样倒來倒去，不断地往空缸挑水，倒完缸再倒掉这缸里的水，再继续把缸挑满水，每天都这样继续轮回倒，直到队长说行了，选种就算完成了。

育苗可是个技术活，撒种子不能太密也不能太稀，一般都是老乡来撒。在修好的苗床上撒完种，再盖上一层干土，最后盖上塑料薄膜。待到小苗长到一拳多高时就可以插秧了。

五月是插秧大干的月份，那时的口号是"大干红五月,不插六月秧"。每天天不亮下地，晚上看不见了才收工。我们没有水田靴，从育苗到插秧，从水田还带冰茬我们就光脚下去了。插秧时一天十几个小时泡在水里，没地方可以休息，只能队长发话才能到水坝上伸伸腰，渴极了就在泡两脚的水里，用手撩一下水面，捧起来就喝，那里可什么都有啊！呵呵！适者生存啊！插秧时我和妇女队长一盘架，开始我使出吃奶的劲也追不上她，后来我摸到门道，规划到步伐和手的配合，就超过她啦，给知青争了一口气。

我们插完秧队里给我们放假回家了。记得回到家妈妈几乎认不出我了，我是越累越吃不下饭，所以我又黑又瘦，妈妈心疼啊！我可什么都不想，洗完澡倒头就睡，妈妈看到我的小腿被水泡风吹布满干裂的口子，一边给我涂油膏一边眼泪哗哗流。吃饭时妈妈叫醒我，我吃完接着睡，足足睡了五天才有点精神。

等再回到青年点，田间拔草又开始了。这活比插秧还难受，头上太阳烤，水面蒸气熏，水里蚂蟥叮，低头又弯腰。连续拔了三遍草，都快把我们拖垮了，好在我们还是坚持下来了。

我最后要参加的水田活就是割稻子。去年十月来盘锦，割稻子活已经结束，今年第一次参加，心里还是想不能输！我们每人五垄一起开镰，很快就分出胜负了，男生有力气，很快就割到前头了，他们又会磨镰刀，所以女生只能甘拜下风。好在我还没被拉下太多，居在中间吧，已经很满足了。

（ 四）

这之后我被抽调到张家小学，教五年级语文。我走出青年点，搬到卫生所与卫生员（营口知青）住一起。

刚到学校就受到孩子们的欢迎，老房东的儿子就在这班，由于熟悉，他格外亲近我，在我读课文时，他总是没听够，一再举手要求我再读一遍，下课都愿意围着我问这问那，我非常喜欢这些纯朴的孩子。

由于天天接触医生，耳濡目染也学到些医学知识，加上我胆大，我竟給呕吐的同学针灸，还真止住了。也是有缘，后来我到油田还帮助把卫生员调进油田呢！

更难忘的是我被抽到油田，临走时孩子们对恋恋不舍，他们每人都在我的日记中给我留言，令我难忘啊！

（五）

1971年盘锦很多知青都被招工到油田（原名大庆673厂）。我到了运输指挥部，小柏到了油建指挥部，东颖跟随老红军的爸爸去了瓦房店，我们仍旧保持书信联系。再后来我们到了适婚的年龄，小柏一直恋着学校高三的一位帥哥，她俩很般配，不知怎么没走到一起，后被她爸爸安排嫁给了一个高干子弟，去了青岛。东颖被我介绍的1.8米高品貌极佳的小伙娶走了，至今甜蜜幸福！我是爸妈包办嫁給他们老战友的儿子了，他是特招入伍的军区篮球队员。后来我因两地生活，调回了沈阳。东颖两口的父母都回大连，把他们一家带到了大连。

我因工作常去大连，每次都住她们家。一次我带队参加大连外贸交易会，当时正赶上大连万达和上海申花足球赛，东颖买了球票來找我，交易会給我两张主席台的票，我没想去，东颖听说兴奋地拉我去了，现场球迷一浪一浪的欢呼，东颖看主席台没人喊急得要命，后悔不该来主席台啦。呵呵，可爱的东颖太有激情啦！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那是二十年多年前，东颖患了肾癌，我跑去北京301医院看她，泪眼相对说不出话，只能鼓励她，临走时想不惊动她，在我快步走向电梯时，明明听到她送行的脚步声，却没敢回头。最终东颖手术摘掉一个肾，多亏她老公精心照顾，包揽了她的全部饮食起居，东颖奇迹般痊愈啦！他们夫妻恩爱幸福甜蜜，至今东颖都感激我这个红娘，她们宣传队都赞美东颖老公！称赞我成就这个美好姻缘，我也留美名啦！

小柏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她婚后不久就跟老公去了青岛。她工作努力，还做兼职，后来由于过度劳累，心脏病复发，2017年3月，小柏去世了，令人无比疼惜！他老公居然没告诉我们，我和东颖没能送她最后一程，愿亲爱的小柏天堂安好！

（六）

蹉跎岁月已经远去，幸福快乐才是当务。亲爱的同学们，让我们好好珍重，多多享受。继续绽放我们无怨无悔的生命，做一个个历史的见证者，一个个完美的爱国者，一个个知足的踐行者，一个个可爱的老者。

我的知青生涯

六六届初二二班 王颖

2018年9月20日是我下乡五十周年纪念日。人生的无数个第一次都是从五十年前的这一天开始！镌刻在骨子里的一些往事终身难忘。我写此文奉献给我的校友们、同学们，那是我们曾经走过的岁月……

（一）下乡

如果在繁华喧闹的城市住久了，去青山绿水安静的农庄生活一阵子，我会觉得生活很美好舒适。尤其是看到地里长出绿油油的禾苗，心里更是无限欢喜，这就是我的知青生涯留给我的独有情怀。

我下乡在开原县莲花公社东北大队二小队。这是一个环境优美的村庄。我们青年点建在不高的山底下，山上郁郁葱葱，有大片的榛子树、山楂树。树底下是茵茵青草，雨后还会长出榛蘑。门前不远处就是一条长流不息的小河，河水清澈见底，还有小鱼在自由地游弋，夏季我们在河里洗澡打闹玩耍……

记得下乡的当天，在莲花公社停留了一会儿，便有东北大队的马车来接我们。第一次坐马车，我们城里的学生都觉得很新鲜好奇好玩，还没等坐够过瘾，便来到东北大队队部。下车后看到好多女青年在大队部门前等候我们，她们衣着整齐，腰间系着红绸带，排着整齐的队伍，手里拿着红色的毛主席语录，一边唱一边跳：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有多少知心的话要对您讲……欢迎我们这群毛主席送来的知识青年。

天色黑下来的时候，二小队的马车来接我们。坐在马车上，看到眼前的一切都是黑乎乎的，唯有那微弱的灯光，在山底下星星点点……文革大串联的时候，我去过延安，在老乡家的窑洞住过几日。眼前的景色我隐隐约约觉得是来到了延安的窑洞前。

不一会儿，二队的队部就到了。队部院子里张灯结彩热闹非凡，男女老少挥动着手中的毛主席语录，喊着口号欢迎我们。我也没见过这样的场面，也没有精神准备，便情不自禁自告奋勇地带头喊起了口号：向贫下中农学习！向贫下中农致敬！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五十年后的今天，回忆起那天的场面，仍然十分地向往留恋，那是我们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年华啊！

（二）刨地瓜

下乡第一天的农活是刨地瓜。清晨，我们去队部领了自己的新农具——镐头。镐把挺长，白色的木柄，表面不光滑，还有稍许的毛刺儿。来到地瓜地，当时的分工是男社员刨地瓜，女社员在后面用蓝子捡地瓜。我觉得我长得人高马大的，也不比男同学体力差，就自告奋勇跟着男社员一起刨地瓜。

一开始我把右手放在镐把的前面，刨了几下使不上劲，我又把左手放在镐把的前面，还是使不上劲，一会儿站在垄沟上刨，一会儿站在垄背上刨，站在哪里刨都不得劲儿。还没有一袋烟的功夫，我细皮嫩肉的手就磨出血泡了，洁白的镐把落满了“血花”。那我也是没在乎继续往前刨，还没刨出二十米远，打头的社员来到我的身旁，他说：“姑娘，你歇一歇。找个土篮子在后面捡地瓜吧？”我心里纳闷：我干的好好的，怎么让我去捡地瓜？这时我挺直腰板往后面一看，真是闹个大红脸。别人垄沟刨出的地瓜，都是整整齐齐完好无缺地摆在垄背上。唯有我刨过的地瓜，东倒西歪豁牙乱齿，很少有完整的……

我找了一个土篮子，乖乖在后面捡地瓜。一个女社员对我说：“这些地瓜都是分给队里各家各户的，你把好好的地瓜都刨成地瓜片了，谁家也不愿意要，只能分给你们青年点了。”

处处争强好胜的我，当时真是心灰意冷受到了打击。原以为身大力不亏，只要有把力气，什么农活都可以做好，实际上远不是那么回事儿。庄稼活儿里处处是学问！这刨地瓜真是个技术活儿。饭来张口，五谷不分的我，还真是要从一点一滴学起！

（三）做饭

我们青年点一共七个人，我们班五人，两个男生。夜中两个女生。我在学校的时候就是团员了，所以被大家选为点长。

做饭，尤其是做农村的大锅饭，我们谁都不会。大家商量决定女同学做饭，三天一换班。轮到我做饭那天，睡觉前我躺在被窝里，就开始算计：需要做多少个窝窝头？五个女生每人吃三个窝窝头是十五个。两个男生每人吃五个窝窝头是十个，做二十五个就够吃了。

清晨，我早早起来做饭。先把炉灶点着，青年点的柴禾都是湿的，我用了很多麦秆子才把柴禾点着，这时灶坑里冒出浓浓的黄烟，熏得我两眼不停地流眼泪。我把玉米面和好，开始蒸窝窝头。一盖帘我蒸了二十六个窝窝头，心想还多蒸了一个，肯定够吃了。

有一位男同学要去公社开民兵会议，他先吃早饭，其他同学出早工还没回来。我先在锅里给他捡了五个窝窝头，还没有一会儿的功夫，他就吃没了。他自己起身去锅里捡了五个窝窝头。我心里就开始算计，他多吃了五个窝窝头，我们每个女同学就得少吃一个。行啊，只能这样了！过了一会儿的功夫这五个窝窝头又没了。他起身又去锅里捡了三个窝窝头。这时的我真是有点坐不住了，想对他说：对不起！你不能再吃了，再吃别人就更不够吃了！几次想张嘴，话到嘴边还是让我咽回去了。他吃完这三个窝窝头，还想去锅里捡窝窝头。我实在憋不住了对他说：“同学，对不起！我今天第一次做饭，不知道你能吃多少？剩下的窝窝头不多了，大家还没吃饭呢。”他说：“啊！你就蒸这些窝窝头啊？那我不吃了！”我心里明镜似地知道他还没吃饱！

二零一四年我们班在沈阳聚会，庆祝同窗相识五十周年！我期待着在这次聚会上能见到这位同学。心里想：见到他我一定要和他多喝几杯酒，多吃几块肉，提提当年这十三个窝窝头的故事。我想对他说：你那时也不胖，咋那么能吃？是不是我做的窝窝头非常好吃啊？

（四）过年

上级号召我们知识青年在农村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

“每逢佳节倍思亲” 。农忙的时候一天三部曲：干活，吃饭，睡觉。基本没有时间想家。眼看着春节临近，有的同学回家过年，便不由自主地想起家来。平日里干活累，吃得不好咬咬牙都能挺过去，唯有这想家，咬咬牙仍是挺不过去的，魂牵梦绕在心头！

我十分地想念我的妈妈，在家里的时候，有事无事“妈，妈”地叫着，心里舒坦也心安。下乡五个来月了，第一次离开她这么长时间。天天没有妈叫着，心里嘴上都不得劲。想到妈妈做得一手好饭菜，还会做衣服，真是好温暖啊！想我的哥哥我的妹妹，我们天天在一起说说笑笑，还想邻居家新出生的小妹妹长什么样了？

做年夜饭的时候，有的同学提议：每人做一个拿手菜，并在一起就是我们的年夜饭。我自告奋勇地说我会做“红烧肉”，她们听了都兴奋极了，说“红烧肉”真好吃！说心里话我只是逞能而已，在家里看过妈妈做“红烧肉”，自己没实践过。我把肉切好，白糖准备好，让一个女同学给我当下手，负责灶坑里的火。这农村的大锅也太大了，做一碗“红烧肉”确实有点难度。我知道这道菜的第一道程序是把白糖熬出沫子，然后放肉放酱油。我没料想的是，灶坑里的火太旺了，我把白糖刚刚倒进锅里，瞬间就变成了“黑炭”。我忙说：“不好！快把火小点！”然而这一切都来不及了。年三十的晚上，我就给大家做了一道“黑炭红烧肉”。那我们几个吃起来也是有滋有味，吃得干干净净，盘子里剩下的是“黑炭”。

饭饱之后，我们几个天南地北地聊聊天，会唱歌的唱唱歌，会跳舞的跳跳舞，觉得也挺有意思的。我们谁也没掉眼泪，如果有一个人掉眼泪，那我是非得跟着哭的……

（五）春耕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唐代诗人李绅的这首诗，无论男女老少所有的中国人都会背的。然而，没下过乡的人，与下过乡的人，感受是不一样的。

二十四节气中的“谷雨种大田”，我们便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春耕。凌晨三点半的光景，便有生产队的打头的，在青年点的窗前把我们从睡梦中惊醒：都醒醒，醒醒。到队部集合，拿着自己的农具去种地。

我们睡眼朦胧地来到地头，眼前还是黑乎乎的一片，什么也看不见。打头的说道：“你们先在地头上休息，等天亮了能看到地了，我们就开始干活。”他的话音刚落，我们便一屁股坐在地头上，用胳膊垫着脑袋开睡。四点来钟的光景，东方破晓刚刚能看到垄沟，就开始春耕了。一个社员牵着一头小毛驴走在前面，用犁耙把垄背划出一道沟，我在后面把种子撒到沟里，然后用脚把泥土踩在种子上。后面的社员，用个石磙子把我种的种子再压一遍。都是几百年原始的耕种。一条垄有多长我也不知道，望眼欲穿也是不到头儿，盼着到地头喘口气，休息一会儿。天黑了我们要干到七点来钟，直到什么都看不见为止。俗话说，累得拽着猫尾巴上炕，一点儿不过分！日复一日的春耕，需要干二十来天。

当地的女社员很少早起参加春耕的，有的知青嫌累告假回家休息了。我们点的同学都挺过来了。当时我也没有太多的想法，觉得下乡就是来吃苦的，就是来向贫下中农学习的。但是，这个“扒层皮”一样的春耕，我还是没有思想准备的。整个春耕下来，让我深切地感受到，饭碗里的饭真是“粒粒皆辛苦”啊！农民的形象在我的心里也高大起来，他们祖祖辈辈长年累月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起早贪黑、任劳任怨、辛辛苦苦地种地，养活全国人民……

春耕农忙季节，我们都是在地头上喝水、吃饭、休息。有一天，我们看到送饭、送水、送种子的社员，是用扁担挑着送来的。大家奇怪地问：怎么没用队里的马车啊？有个社员说：“队里的马车都去给队长家盖房子去了，还去了好多人。”“这是什么时候啊，还盖房子？”“劳动力本来就不够用，这不是让大家挨累吗？”在场的人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

晚上回到青年点，我们几个同学也议论队长家盖房子的事。大家觉得应该发挥我们知青的作用，给队长写张“大字报”。此时，青年人的激情、冲动，在我们的胸口涌动……我们七手八脚地从老乡家借来毛笔、墨汁、还有纸。文革时期我为班级抄过“大字报”，也没觉得怎么难。毛笔一挥《春耕大忙季节生产队的马车，应该用在哪里？》我们没点名地把队长批评了，建议他把盖房子的事停下来，队里的马车要用在当务之急的春耕生产上。

我们把“大字报”贴在队部门前的墙上，每个社员都能看到。只见有的社员边看边读边议论……第二天，生产队里所有的马车都用在春耕生产上，队长家的房子停工了！

队长没想到我们几个小青年，还敢给他写“大字报”，嘴上没说什么，对我们还是有看法的，穿“小鞋”的时候还是有的。那时我们的态度是，如果他对我们有过分的行为，我们就把他告到大队去。

现在想起来，当时我们很单纯，也很冲动，身上还有文革初期的造反精神！“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现在检讨自己，如果我们背后找队长私下谈话，效果能比“大字报”更好。队长也会改正自己的错误的。值得安慰是，当时贫下中农是支持我们的，觉得我们知识青年做的对，称赞我们正义、勇敢！在我们“大字报”的作用下，队里的春耕生产顺利地完成了……

（六）孙老师

在第二年秋收的季节，我们在地里扒苞米。指导员领来了一位陌生人，他自己介绍说：“我是莲花中学的孙老师，来你们队里劳动实习！”说完话便随和地坐在我们中间，非常熟练地扒起苞米。

孙老师中等的个子，微胖的身材。丰满的脸上带着微笑。他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分配到莲花中学做教师。孙老师是海城县人，父亲过世得早，是母亲一人辛苦劳作，供他上学学习。在那个年代能考上北京大学，更何况是海城那个小地方，真是万里挑一的凤毛麟角啊！我想孙老师念书的时候一定非常刻苦用功。让我心生崇拜和尊敬。

半个多月的时间里和孙老师天天在一起劳动，逐渐地熟悉起来。觉得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没有一点知识分子的架子。对任何人都能真诚主动的帮助！言谈话语间给我们讲了许多知识。

我们青年点的几个同学，都是中学还没有毕业，就来到了乡下。思想思维都很单纯，每天干活吃饭睡觉，其它事情基本不去想。有一天，孙老师和我们聊起了哲学，他说：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是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世界是物质，而人的意识是社会的产物，它是在劳动中伴随着人和人类社会一起产生的……这些深奥的知识我们都是第一次听到，不解其意，但是很愿意听他讲。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名字，我都是从他那里知道的。

孙老师还和我们说：你们有时间还要认真读些书，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不读书不看报，久而久之就会目光短浅。生活艰苦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理想和目标。可怕的是身在山沟里，忘记了国家大事！孙老师的这席话对我触动很大，我突然明白了知识对于一个人的一生是何等的重要！我十分感谢孙老师，他的几句话我铭记了一辈子！从那以后我让父亲给我邮来了许多书籍。其中就有《什么是辩证法》。

有一次我去开原县城开会，会议规模挺大。各个公社大队的知青都去了代表。“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会上好多代表都发了言，谈了自己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体会。当会议主持人说道"下面请莲花公社莲花中学的孙忠信老师发言”,我心头一愣，这不是到我们小队劳动的孙老师吗？孙老师的发言真好！他文化底蕴深厚，语言朴实生动，又能理论联系实际，博得全场与会人员热烈的掌声！会后我和孙老师见面了，孙老师仍然那么热情亲切，向我打听青年点的每位同学。

会议结束后没有几天，我们青年点就收到孙老师的来信。他在信中告诫我们：要踏踏实实地扎根于贫下中农中间。生活中要向前看，做一个有远大理想的，朝气蓬勃的一代新式农民！还说：我是你们的老大哥，有责任关怀你们的进步和成长。以后学习上遇到什么困难不要客气跟他讲……

回城多少年后没有孙老师的信息。我有时在想：凭着孙老师的能力，学历，资历能干到省里的教育厅长吧？然而省里市里都没有孙老师的名字。我又觉得孙老师骨子里有那种常人没有的品质：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

时至今日，我内心里一直崇拜敬重孙老师！感谢他对我的教诲与帮助！

（七）回城

在我下乡的第三个年头，东北大队成立了广播站。我被调到大队工作，播音员兼职财务现金员。在大队工作一年的时间里，天天和大队干部在一个队部里工作，在他们的再教育下，我的思想也逐渐成熟起来。他们的一言一行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大队书记是一位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干部。他高高的个子，黑黑的脸堂。说话山东口音，能有五十多岁。他的家在我们二队，老书记的腿不好还有严重的气管炎，走路挺吃力的，听说在战争年代负过伤。他每天拄着拐杖走几里路来大队上班。来到大队办公室，要坐在椅子上喘老半天气。由于他的资历老，为人又正派，在群众中有极高的威信！

有一次，老书记找我谈话。他说：“你来大队工作有一段时间了，又参加了整党运动，怎么没写入党申请书？”当时我的想法很单纯，觉得自己年轻，只有像董存瑞、邱少云、黄继光、雷锋那样的人，才能做共产党员。我说：“我做的很不够，等够党员条件了，我会写的。”老书记还和我说：“做人要诚实厚道，不能华而不实。有些人做事虚头滑脑，你不要学他们。”老书记的话语重心长，我感受到了他对我的期望。谈话后我写了入党申请书，然而没有多长时间，我就抽调回城了。回城没有多长时间，听点里的同学说，老书记病故了。我心里难受了许多天！

还有一次，我陪着大队妇女主任去小队检查工作。我穿着一件妈妈新给我做的棉大衣。灯芯绒的面子，深咖啡色。大队主任看了说：“你去基层检查工作，不要穿新大衣，要在思想上、行动上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这件棉大衣我再也没穿，把它放在箱子底下，继续穿我原来的破旧大衣。

那时的贫下中农穿戴都很破旧，棉衣里面不穿衬衣衬裤。开会的时候，坐炕头热了，脱了棉袄就是一丝不挂的膀子。有一件像样的衣服，平时舍不得穿，都留着有重大事情的时候穿。农民的一贫如洗，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它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海里，也影响了我的一生。无论是吃饭还是穿衣，我都不敢浪费不敢奢侈。告诉我的女儿，外孙女要勤俭节约，过艰苦朴素的日子。

在下乡整整三年的时候，上级下来文件，抽调部分知识青年回城工作。我们二队就一个名额，贫下中农、知识青年背靠背选出的都是我。当时我的心情很平静，如果选不上我，我就继续留在大队工作，我已经不是很累了。

走的时候，我让家人给大队干部买了礼物：有的送付花镜，有的送支钢笔，表达我对他们的感恩之情！

九八年纪念下乡三十周年的时候，我们青年点的几位同学回到了这久违的第二故乡。我们从村西头到东头，挨家挨户都送了礼物。我和同学在南二市场买了各种布料，让她们自己做件衣服穿吧！（想起他们光膀子的场景）不成敬意的礼物，略表我们的感恩之心！

在农村的三年，虽然艰苦，但是我还是有收获的！还是感恩的！劳动让我有了健康的体魄，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我都有了亲身的感受。四体勤劳，五谷都分，有了朴实的劳动人民感情！贫下中农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潜移默化在我的生命中血液里！回城后我入了党，为党组织工作。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农村贫下中农对我再教育的结果！感恩东北大队领导对我的栽培！感恩二小队贫下中农对我的再教育！

感恩！感谢！

我的知青生涯

六六届高三三班 于振为

1968年9月20日那天,，我校（沈阳市第二十九中学）送知青插队的汽车进入开原县县城时，受到群众夹道欢迎。到威远公社大家下了汽车，上了二道河子接知青的马车。到了二道河子大队，休息一会，有人将研究好的各队知青名单公布：我和我班王铁、李福仁三名男生还有初一夜中的王亚平、赵会林、刘大龙、刘国强、高秀兰、高秀荣姐俩、朱秀琴10人分到一队。我班李光模、吴全臣、邹绍业三名男生和女生徐力群、赵玉云、佟秀岩、周宝云分到二队，还有几个初一夜中同学。我班两名女生刘福凝和洪雪光及其他几名初中夜中学生分到三队。

我们七名男同学住进了社员艾景春家北炕，七名男同学，炕头炕梢，排成一溜，一个星期串一个铺位，大家轮流住热乎炕头。南炕住着艾景春夫妇和七个儿子。大女儿艾素云，大儿子艾明清（和我同岁）已结婚搬出去了。家里剩二儿子艾明生、三儿子艾明国、四儿子艾明理、…… 八儿子艾明德。 后来我班陈文国、杨志忠也下乡来到我一队，再后来我班孙来芬来到我大队二队。我班还有同学去了威远公社南城子大队、威远大队、纪家大队。开原西三家子公社及沈阳市郊区。有的同学参军了，有的就业了。

我班陈文国同学是新民县农村的。当时我校每班都有五名左右同学是新民农村的。他来到我青年点参加队里劳动后，立刻给知青大放光彩：一次秋收他和队里打头的暗中比掐高粱头，打头的掐一传，他跟着掐一传，打头的掐到第六传，他也掐到第六传。打头的越干越快，他越追越猛，但绝不超过，这是有规矩的。后来此事长时间成为队里佳话。69年春陈文国参军走了。

“十.一”后我和王铁被安排看青,还有两个在乡青年程金龙、岳连军。二道河子一队700亩地，面积大，和威远大队六队地接壤，他们也有两个看青的张金，老王。累了，我们就上六队电井房歇一歇，冷了，就拢把火烧点毛豆，瞎苞米。二道河子是靠山大队和二道河子大队南北山之间狼道。晚上经常有狼两山之间串。看青时看见狼是常事，两眼像灯泡，与你对峙。那时秩序还挺好，没有偷庄稼的。粮食进场院后，社员打场，我和王铁又开始看场院 。年终分红十分一元一角钱。9月20日下乡到11月20日分红，俩月我分了74元六角，全部上缴给老妈妈。

68年深秋，我们插队不久，青年点里没有柴火。队长让同学每天上队部柴火垛往青年点里抱柴火烧。时间长了，一个个大小伙子真不好意思。

我们那是平原，没有山，社员都烧苞米秆子。房东大爷给我们出个主意说：水库水没区有的是蒿子，没人打。你们这么些小伙子，打点柴火不像玩的。

我当时在青年点是伙食长。 第二天，我在一社员陪伴下，骑着车子，经过南城子北沟，沿水库边，来到了茶棚大队。进村就找青年点，管他哪班的，反正都是29中的。

青年点院里站着初三、二班孙永孝同学，一见面，在校都认识，非常高兴。说明来意，孙永孝马上找来刘希之同学。没说的，马上找队长请示。桑国友队长非常热情，说你们的同学要来打柴火，行!来吧！

第二天起早，我们小队青年点里4名高中男生，4名初一男生，三名初一女生，拿着行李，大米白面（插队头一年，我们吃粮站供应粮，干活就得吃细粮），镰刀。队里派个车，把我们一行人送到莲花公社茶棚六队。男同学住到民兵连长朱文波家，女同学住到沟里桑队长岳父刘姥爷、姥姥家。队里还给拿些烧柴。

留下朱秀琴同学做饭，其余人马上到水没区战斗。钻进没见过的一人多高的蒿子里，大家很高兴。也没打过柴火，专挑高的割，也不成片，互相谁也看不见谁。怕谁走远了掉水库里，不时就喊一声。收工一报数，大小300多。够一车了。大家一研究，第二天接着打，并派人回去找车拉。

第二天后半夜，我拿把镰刀（防狼，护身），不敢走水没区，那里背，路不熟，怕掉水库里。绕远走黄土岭。走进黄土岭，山高、林密，天黑，很吓人的。走着走着，我听到了马车铃声，莲花社员上威远粮库送粮车赶上来了，我紧跟着他们小跑，后来他们得知我的情况，让我上了送粮马车。经过保安、松泉，天亮时到了生产队。大约能有小30里地。队长马上派车，我又跟车返回莲花茶棚。我就打一天柴火，光跟拉柴车来回跑了。三天拉了三车蒿子，上千捆。最后一天去俩车连柴火带人都拉回来了。那个高兴劲，社员都说：“看人青年点那柴火垛！“ 走时，我们把剩余大米白面留给刘姥爷了。

青年点没有油水，热情的二队生产队长籍恩民领我去买猪肉，我们走到松树公社玉璞，会文等村，籍队长专门看各家烟囱，说：大白天谁家烟囱冒烟，谁家就是在杀猪。我们买回十多斤猪肉，切碎熬了一大盆荤油加碎肉，每天做菜时㧟一勺，“三两油”的困境暂时解决了。

一天正在寇河边秋收，有外队社员用雷管炸药崩鱼，上游不远处想起炸药崩鱼声。社员喊：“崩鱼了，捡鱼去！”我们跟着社员跑到河边，我们青年点小伙子都是体育场“百米”合格者，上游漂来一层被震昏的鱼，我连秋衣，秋裤都来不及脱，跳入河中，下班每人手里一条大鱼，甴队里安排的炊事员烹调，吃了几顿鲜鱼美餐。

前些日子看电视剧《知青》里周萍在村子里到个人家挑大粪，送到队里大粪场。我想到了这个工作69年春我也做了几个月。和一个社员，两个人，本应一人记账，掏粪，一人挑，后来我们俩都挑起来了。一桶大粪35斤，一担就是70斤，2分钱一斤。两桶大粪钱社员可收入一元四角。社员对积肥是很重视的，但有人又不愿干这脏活。在缺一人的情况下，我举手报名了。习惯了，也就不怕脏了。

69年春快种地时，又让我当生产队仓库保管员。每天离不开生产队。起早马车出门要拿绳子、马料，我就从青年点搬到队部去住，吃饭时再回青年点。好种出好苗，好树结好桃。我利用当保管员的便利，把开春队里要种的所有种子做一个发芽试验。发现在队部屋里房梁上晾的玉米种子发芽率好。而在队部房盖瓦上晾的玉米种子几乎不发芽。虽然干，但种脐都烂了。我分析房盖瓦上的种子经太阳嗮，石棉瓦烤，种脐已经熟了，没有生命力了。我马上告诉队长，并通过公社从外大队买来玉米种，没有影响春天播种。从此后，生产队再也不往房盖瓦上凉种子了。当保管，我学会了编土篮子，插（音）套，带锯，磨猪饲料等生产队院里的活。

我队700多亩地，340多口人，男女100来个劳力。1969年年底去掉600斤口粮款，我分了300元。我小队12个知青（陈文国参军走了，来个投亲的知青付洪超）共分了3000多元，使生产队工分由68年十分一元一角，降到十分一元，知青每人600斤的廉价口粮占了7200斤。

70年春送粪，生产队劳力多，走形式，我们一帮青年小伙子就是人拉车，让耕牛闲着，我体力好年龄大，驾辕，挨家齐炕洞土，当时个个小队都有人拉车，一帮青年，说说笑笑倒挺热闹 —— 后来队长看我干活实惠，让我赶了一年牛车。种地了，我的活又是点种。我还是挺认真的，点过去后，我要回头看看，一个脚窝，大约多少粒高粱种子，匀不匀。一条垄用多少高粱种。点谷子、糜子，你得对出来的苗负责，厚了，不好开苗，社员骂娘，稀了，缺苗，减产 —— 国家不满意。所以队里有些难的，需要认真的人去做的比如“点种”，点谷子，点糜子，点高粱就找我，我成了生产队第一号点“种子”选手。

那时有个口号叫“四个一不过十”。4月1日育稻苗，5月1日插秧，6月1日结束，每项工作不许超过当月10日，一切赶早。我领女劳力——还有一位看水的男社员程会林育稻苗。在每畦上先用喷壶洒水，再撒稻种，稻种用笤帚拍实。一畦几斤稻种是有数的，再撒化肥，最后撒一层土盖上种子。再搭架子，盖上塑料，用绳子拦好，以免被风吹开 —— 此时，我已当上了小队农业技术员。

生产队秋天分玉米等口粮过称时，会计记账我在旁边打算盘。菜园把头按人头分给社员各种青菜时，我记账，剩菜由我挑到公社所在地“门街”去卖。一天我挑了满满两土篮刚割下的社员分剩的韭菜，园子把头告诉我卖三毛钱一斤（社员分五分钱一斤）。挑了五里地，到公社街上，刚放到道边，就围上一群29中知青和社直干部，都认得，问我多钱一斤，我说：“三毛！”。“两毛两毛，大伙包了！”，不知哪位同学喊了一声，他三把我两把一抢而空，自动称重，自动交钱。我挑着空土篮回到队里，“园子把头”说：“怎么这么快？”我一讲经过，社员笑了：你在那坐一上午，慢慢卖菜，中午回来算半天工，还能卖出价。—— 这是我第一次卖菜。

我当过记工员，保管员，赶过牛车。后来慢慢专为技术型，70年代初，一些地方开始探索提高畜禽养殖效果的方式和方法，逐步改变用原粮、糠麸或饲草等单一饲料养殖的习惯，推行糖化饲料。如玉米、高粱等，一般都含有丰富的淀粉，约为70%左右，而糖分的含量仅为0.5%～2%。通过糖化处理后，可把其中一部分淀粉转化为麦芽糖，使含糖量提高到8%～12%，使饲料带有甜香味，这样不仅可以改善饲料的适口性，而且也容易消化。

威远公社技术负责人是纪家知青高三、四班王平，靠山知青杨素英。各大队派一人到供销社办班学习推广，前马派了兽医关承保，赵家沟派了兽医王金……，我们二道河子就让我去学习。办班七天。

威远公社糖化饲料负责人，纪家知青王平从县里取来黑曲霉和酵母一代曲种。教我们如何用琼脂熬培养基，接二代试管曲种。再教我们如何把二代试管里的曲种接到培养基三代曲种麦麸中，做成糖化粉，就成了。供销社卖的糖化粉就是这样做的。

回大队后，我做了第一批糖化粉，供给生产队发酵猪饲料。打开封着的饲料缸，把发酵好的猪饲料擓给猪吃时，我立刻闻到一股由糖转变成酒的酒香味。能不能把饲料里的酒香味先提出来？社员们提出了这种想法。

　　我用高粱壳子粉碎的猪饲料100斤，蒸后拌入我做的黑曲霉粉和酵母液，发酵三天。我们利用生产队十二印锅，上面扣个大地缸，地缸底敲掉，扣在十二印锅上。锅沿封严不让透气，放上锅箅(bi)，把水烧开。打开发酵好的饲料。用手一把一把，像撒年糕一样，把“猪饲料”一层一层，哪见气往哪撒。气上足了，锅上地缸里也撒满了。然后往饲料上面放个小木架，上面坐个小盆，盆里固定个细管。管的另一头在地缸上转个眼伸出来。没有冷却器，怎么冷却呢？我们找了个生产队粉坊用的粉镟（xuan）子，尖朝下盖在没有底的地缸上，缸沿封好不让透气。粉镟上面倒上凉水。含有酒的蒸汽遇到装着凉水铁制的粉镟子，变成水珠，粉镟子底是尖的，像尖朝下草帽。水珠流到中间放的盆里，顺管淌到缸外。火在烧着，大家屏住气，都看那根细管，下面接个桶。“出酒啦！”有人大声喊起来。只见细管哗哗往外淌酒。我乐得直蹦，差点没喊“毛主席万岁！”我很紧张，那么些社员在那看着呢，知青又搞什么花名堂。成功了，正巧公社张荣库书记路过小队门口，见队部屋里热闹进屋看一看，见是我，青年，默许了。那时无证开酒厂违法，罚。生产队粮食更是不许动。“酒淌的少了，换水！”有人喊起来。大家又把粉镟子里热了的水换成凉水，蒸汽见凉水凝固，酒又淌出了。“看看多少度！”有人喊。我把在威远供销社借来的酒度计放到接酒的桶里一量，75度。一尝，真辣。先后勾兑均匀，“60度了，停，不接了，”有人提议。我把低度酒单接到一个缸里，留作烧二锅头。那时社员守规矩，只有几位老社员尝尝，自言自语：“是酒，是 酒。”

　　因原料是高粱壳子粉碎的饲料，酒里飘着蚂蚁般红色细丝，只辣不甜。人家正规酒厂是把酒沉淀，并添加香料。我当时不懂这些。我只会做酒曲子，酵母。干活的事都是社员干。

酒出来了，下一步，卖。我开始一天烧一锅。100斤高粱壳子粉碎饲料可出15斤酒。后来改为上午一锅，下午一锅。一天出30斤酒。

70年代初，过年过节，社员每户发一斤酒票。我一天出30斤酒。从出酒开始，生产队的炕上就排满了酒瓶子，酒壶，上面写着名。一元一斤，随便买。因我不会喝酒，且每天在队里做曲子，籍队长就让我负责卖酒。那时，谁家有个红白喜事，找我走后门，买个10斤20斤的。酒糟更是排队，队里猪吃不了，卖给社员家喂猪，2分钱一斤，湿的，又是一笔收入。那时，社员出去打工：小工一天一元五角七，大工一元八角六，还得给社员补助费。一挂马车，两个牲口，十五元七，三个牲口十八元六，还得带牲口料，个人补助，活还不好找。这一天光酒钱就卖30元，还有酒糟。那一冬，队里现金确实宽敞不少。

我是负责做曲子的。从供销社王平那拿来曲种，试管，琼脂。我自己做二代试管曲种，再做三代曲子。作曲子需木盘子，没有木头就用秫杆扎，又省钱，还透气，就是不好刷。做曲子需27度-32度左右室温，我一冬天就埋在曲子房里看温度，倒盘，观察曲子的生长情况。每天还要做一缸酵母。把曲子酵母倒到饲料里发酵。三天起出烧酒。队里给我的工分是略比整劳力高，比木瓦匠低，但每天都画满勤，挣了不少工分。我也成了远近闻名的酒匠师傅。

再后来队里买了十八印大锅，用段木做了甑(zeng)桶,这里还一段故事。李木匠在队部西屋炕上做了十八印锅大甑桶，锅在队部外屋，安装时拿不出去了，队部门小，现把队部门和间壁墙拆了，把甑桶坐在队部外屋十八印锅上，把间壁墙再砌上，门再安上。又打了甑盖，用水泥砌了几个发酵池子，以便流水作业，天天有发酵好的原料可供烧酒……

再后来我又去公社学习做5406菌肥，公社技术负责人是靠山知青初二、二的马志……

再后来我去县里学习5406菌肥技术，遇到莲花公社来学习的知青高三、一班崔巍，高一、一班刘万吉……

后来我又加两个官衔—— 大队农业技术员兼小队农业技术员、小队种子员。

公社农业站在我队搞个小实验：在一块地里种了10样玉米品种，10样大豆品种，由我负责。秋天，公社三级会议在我队开了个现场会。我一身农民打扮，手握镰刀。在地里面对公社社直机关干部和105个小队的队长指导员现场回答关于农作物品种的各种知识问题。比如面对各大队、各小队队长提问，我现场对答如流：你们周家大队地薄早霜，适合种植铁单3号玉米，铁丰2号或铁丰3号大豆;你们靠山大队土地肥沃，生长期长适合种铁丰18号大豆，高产，旅北系列玉米……还有哪种玉米乌米多，减产，哪种大豆脚高（颈高），适合机械收割，哪种大豆脚矮防风不易倒伏；哪种大豆是圆粒的，圆叶的；哪种大豆是尖叶的；哪种大豆是黑脐的（参有白脐就是品种不纯，要挑出来）；哪个品种大豆是白脐的……我当时订了《新农业》杂志，买了一些农业知识书。后来我上学时，公社农业站的同志在我那挑了一大旅行袋子农业书。公社卢悦祥书记在公社三级干部大会上说：“如果咱们的农业技术员都像二道河子于振为那样，那么……”

过了些日子，威远中学校长通过大队请我去中学讲座：《杂交玉米育种》—— 当时教育改革这叫“请进来，走出去”。我带个狗皮帽子，绑腿带，农田鞋，农民打扮，就是没拿镰刀，拿起了粉笔。学生两班并一班上大课。我在黑板上：一、二、三……有大标题，小标题，八股文式，从遗传学“孟德尔.摩尔根”理论 —— 29中生物老师孙景泰老师教过的知识讲起，有理论有实践地给学生上起了杂交玉米育种的理论实践知识。不时我举例各大队育种失败和成功的事例，有的大队种子员就是学生的哥哥。后来后排学生都站起来听，场面很热烈，一气连讲两堂课。中午学校供饭，中学贫宣队长纪家老徐头陪我吃了一顿大米饭，猪肉炖粉条子—— 大饼子肚子解馋了。

这次去中学讲课后，在威远中学代课的靠山知青刘恩义抽调回城，空出一个代课编，中学校长找我，公社农林站同时也向我征求意见。我打听别人得知：公社农林站转正是大集体，中学转正是国家干部。当时的中学很好，都是老熟人：靠山29中知青赵守成，侯佳丽，梁萧海，黄敬丽。双城子知青：29中高三、四班高永林，徐丽，吕秀娟。纪家知青：高三、四班刘玉芝……

到中学后我成了名符其实的“生产队长”。管中学的牛车，两晌地的春种、秋收，仓库保管员，还得去学生的实习基地，周家大队沟里蔡家沟培育杂交玉米种，三亩稻地的育苗，插秧，拔草，看水，当然都是由各班主任领学生劳动，我每天像生产队长那样派活，指导，哪块地该铲了，哪块地该镗了，种子田人工授粉啦……哪班明天停课劳动 （那时学工、学农劳动课高于文化课，且还有貧宣队在那看着），还有全校所有十几个班的农业课授课，讲授孟德尔-摩尔根学派遺传理論。

77年恢复高考，我离开了我已经熟悉的，并为之努力奋斗的“新农业”,转而在中学数学教学战线上继续耕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