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历史的足迹——电视片《戏剧大师陈白尘》拍摄散记

陈虹

　　前后整整一年的时间，三集人物传记片《戏剧大师陈白尘》终于杀青了。 记不清一共多少次走进南京电影制片厂的办公楼，却清晰地记得和厂长郭晓伟是如何一遍又一遍地修改剧本，以求写出真实的历史。 记不清一共与编导解翔、于志刚通了多少次电话，却清楚地记得针对片中的每一个细节是如何斟酌，如何推敲，以求拍出历史的真实。 这是一次洗礼，一次灵魂的洗礼，跟随着摄制组的镜头，我重新走进了历史，走进了那段凝聚着无数戏剧先辈们的心血与奋斗的历史。

人物采访：倾听历史的声音
　　剧组最先进行的工作，是人物采访。北京、上海、重庆、南京、淮安……凡是当年与父亲陈白尘有过接触的人，都一一列入了名单。这无疑是件“抢救”性的工作，刘厚生、李乃忱、秦怡、黄宗英……如今均临“期颐”，但他们是历史的亲历者，是时代的见证人。于是在病榻前，在轮椅旁，摄影机开始转动了起来。 老人们的身体已渐瘦弱而衰老，老人们的头脑已近杂乱而无章。但是只要一提起80年前的那段岁月，那段剧运的风云，一双双眼睛都会放出光来。

　　97岁的李乃忱先生是当年国立剧专的第三届毕业生，因为最近的两次跌跤，记忆力已基本丧失了。但他记得他的老师，更记得他的老师于1939年写的剧本《魔窟》。他拉住我的手反反复复地说道：“我演过，演过里面的一个配角。那年我才17岁。”

　　95岁的秦怡阿姨，因骨折而住院治疗。当摄像机对准她的时候，她急忙喊停——她让我们将她的病床摇起，坚持着坐直身体接受采访。抗战期间的艰苦卓绝，在她的嘴里成了不值一提的往事；话剧运动的筚路蓝缕，在她的口中成了甜蜜美好的回忆。“每天晚上是我们最愉快的时刻，大家坐在破烂不堪的木板房前读书，念剧本，分析角色，互相出点子。白尘同志最擅长讲故事，他把许多知识传授给了我们。”

　　黄宗英阿姨因脑部缺氧后遗症已经不能长时间进行交谈了，她用点头，用微笑，一一回答着我们的问题。曾经先后出演过由父亲编剧的《幸福狂想曲》和《乌鸦与麻雀》的她笑容依然那么灿烂，她的每一个表情都告诉我们：那段历史，那段为了与国民党当局拍摄“勘乱”影片而作斗争的历史，她永远都不会忘记。

　　不少“文二代”，也成了我们的采访对象。为了父辈的过去，这些也已七八十岁的老人，或是凭借着童年时代的记忆，或是奉献出家中的珍藏，一丝不苟地坐在了镜头的前面。 郑大里是郑君里的儿子，而郑君里则是父亲1928年在南国艺术学院读书时的同窗。对于恩师田汉的回忆，以及南国社的重大影响，则由他详尽地娓娓道来。他保存了大量的史料，并用各种巧妙的方法避开了文革中的疯狂抄家。那天，当他小心翼翼地捧出当年田汉主编的《南国》月刊时，我的手颤抖得不能自持。

　　应大白是应云卫的次子，而应云卫则是父亲1941年组建中华剧艺社时的老搭挡。那段艰难的历程，给时年六七岁的他留下了深刻的记忆：“贫病交困的前台主任沈硕甫最终倒毙在重庆的街头，他无儿无女，送葬的那天为他手捧遗像的是我——我充当了他的孝子。”耄耋之年的大白兄，讲到此处老泪纵横。

　　……吴祖光的儿子、徐韬的儿子，赵丹、贺孟斧、黄佐临、刘曦、杨钟岫的女儿，以及田汉的孙子……全都将其当成了任务，向我们认真地讲述着他们看到的或听到的故事。吴欢的话代表了大家：“这是义不容辞的，必须将上一辈人的历史告诉给后代。”

　　那天在吴欢家中，一个陌生的电话打了进来。对方自我介绍说，他是张乐平先生的儿子张慰军，有一件藏在心中多年的秘密必须向我公开。“如果没有时间，我专程去南京找你们……”是那样的急切，那样的诚恳。于是对他的采访临时安排在了次日的中午，借用的是现代文学馆的一间办公室。没有客套，直奔主题：“电影《三毛流浪记》的编剧实际上还有陈白尘先生！”——1949年的春天，阳翰笙因身份暴露转移香港，陈白尘便接替他写出了第二稿；不久陈白尘也遭到追捕，李天济又将这一剧本接了过来。但是电影公映后，编剧一栏只有阳翰笙一个人的名字，“我问过李天济，他说，陈白尘这么大的作家都不署名，我怎么好意思写上去？”

　　作为张乐平的儿子，他最有发言权，而三毛的扮演者王龙基也于后来再次证实了这件事情。——这真的是个“秘密”，电影史上无人知晓的“秘密”。我被他感动了，更被上一代人的精神感动了……

　　24位被采访者的讲述，将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带入了那段历史。它是有声的，依然那样清晰，那样洪亮

外景拍摄：捕捉历史的身影
　　为了使片子更具真实感，必须要有实地拍摄的镜头。于是我跟随着摄制组，从淮阴——父亲童年生活的地方，到上海——父亲青年立志的地方，再到重庆——父亲中年战斗的地方……一路拍了下来。时值隆冬，滴水成冰，摄影师郭洋的手冻得没有了知觉，却始终握紧摇杆，一遍又一遍地拍摄着。这条小路，这座木桥，这栋旧宅，这爿老店……无不在悄悄地述说着当年的历史，更在默默地指引着我们去逐一寻找那一代人的足迹。

　　……我们找到了于艰难竭蹶中诞生的南国艺术学院。上海的西爱咸斯路，如今更名为永嘉路，但371号的门牌没有变，房屋的格局也没有变，仍然是那排普通到极点的六幢临街铺面房。对照着90年前的照片，对照着父亲写下的回忆文章，我在努力地遐想，遐想着1928年的春天田汉先生是如何“在大门上用红春联纸写了一个招牌，学院便宣告成立了”；遐想着20岁的父亲和他的同学们是如何在这所被人们嘲笑为“三等理发店”的学校里，一步步走上了戏剧革命的道路。他的老师田汉是这样向世人宣告的：“无恒产者也要讲学，无恒产者也要读书，南国艺术学院就是由这种无恒产的师生们的努力而结成的学园！”……欧阳予倩来了，徐悲鸿来了，洪深、徐志摩、孙师毅也来了，他们不要一分钱的讲课金，就连车马费也自己掏腰包。后来，父亲毕业了，郑君里、金焰、塞克、张曙、吴作人等一大批艺术界的新秀也都从这里毕业了。它成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也成了中国戏剧史上的奇葩。

　　……我们找到了成立于1938年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位于重庆张家花园的这处旧址，如今只剩下一扇破旧的大门。它似乎在见证着日本飞机的无数次轰炸，也见证着当年的进步文艺队伍是如何从这里集结起来共赴国难的。父亲说过，创办中华剧艺社的蓝图就是在这里绘制的——这是皖南事变后，由中共南方局和周恩来同志作出的决定：以话剧为突破口，继续坚持斗争。在“中艺”的带领之下，重庆的其他各个由国民党控制的剧团，也都纷纷行动起来，共同将大后方的戏剧运动推向了繁荣的高潮。周恩来不无兴奋地宣布道：“在连续不断的反共高潮中，我们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空子，在戏剧舞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 那一夜，文协三楼的灯光一直亮到天明；这一刻，我则伫足着，凝视着，久久不愿离开。我似乎看见了阳翰笙与父亲等人伏案策划的身影，我分明听见了他们那激动的开怀的笑声。

　　……我们找到了位于重庆曾家岩的周公馆。工作人员不知依据着哪条规定，硬是阻拦着我们的器械不许进去拍摄。制片主任辛毅反复地向她讲述着当年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周恩来同志曾经在后边的餐厅里招待过文化界的诸多友人，并且亲自下厨，烹制出家乡的名菜——红烧狮子头。我默默地离开了接待室，独自一人踱进了后院，踱进了厨房。那锅，那灶，那勺，那盘……依然等候在那里，似乎在向今天的人们证实着曾经的那场盛宴，那场温暖了在座的所有文化人的盛宴。周恩来握着父亲的手说：“我们是同乡。我的外祖父姓万，就住在淮阴十里长街的西头，我10岁以前曾随婶婶在淮阴读过书。”那双手是那么绵软，那么温暖，那么有力。数十年过去了，父亲已经忘记了红烧狮子头的味道，但他永远也忘不了那双手给予他的力量。

　　上海、重庆，以及淮阴的朋友们亲自作向导，带着我们一一寻访当年的旧址，带着我们悄然走进那段悠远的历史。但它又是那么的近——近到可以触摸，近到可以拥抱，近到让人听到了它的心跳。

情景再现：感受历史的重量
　　为了使片中的情节更加生动与形象，这一类的人物传记片，大多要配有情景再现。于是我又马不停蹄地跟随着剧组，先后来到常州、重庆和上海等地的影视基地，按照导演的设计，一个场景，一个场景地拍摄出由演员参加的情景片断，以重现当年的人物与故事。

　　15岁的父亲出现了，他正在油灯下撰写着自己的处女作小说《另一世界》；19岁的父亲出现了，他一把火烧掉了手中的国民党党证，从此跟随了共产党；29岁的父亲出现了，他的剧本《太平天国》被搬上了卡尔登大戏院的舞台，从此奠定了他话剧创作的道路；34岁的父亲出现了，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无理篡改了他的剧本《结婚进行曲》，他带领全团的演员以罢演而表示抗议……

　　1月7日那天，按照计划是拍摄父亲在狱中的那场戏，剧组天不亮就来到了已经布置成监狱模样的第×号场地。以前只在电影中见到，只在小说中读到，当我真正踏进这暗无天日的牢房时，一下子竟窒息了起来——墙壁是深灰色的，除了压抑还是压抑；窗户小到不能再小，除了黑暗还是黑暗。一堆烂稻草，是父亲的卧榻；一只缺了口的碗，是父亲的餐具。 身穿囚服的演员站在门边候场，“不对，不对！还有脚镣，他当时是钉着脚镣的！”我突然想起了这个细节，令化妆师立即给他套上。“会走吗？”我问那位年仅20多岁的片场演员，“铁镣有二十几斤重，只能拖在地上，一步一步地移动……”场内一片寂静，是真正地进入了角色，还是被残酷的现实给镇慑住了，连我自己也禁不住一阵慌乱的心跳。

　　1932年的镇江县监狱是个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我手上有的只是来自父亲当年的难友写下的回忆文章——“就在5号囚笼那昏暗的灯光之下，就在烟犯、赌犯及花案、土匪们的喧嚷声中，我们每天都能看到白尘同志就像老僧入定般进行写作的身影。他箕踞于自己的铺上，背后靠着一根爬满了臭虫的木柱，面前是用被子叠成的‘写字台’。由于台面太软，他用稀饭汤权充浆糊，把废报纸层层地粘起来，做成了一个垫板。那正是个挥汗如雨的季节，囚笼内又闷又热如蒸笼一般，无论是墨水还是墨汁，字迹写上去后立即便被汗水洇湿，于是白尘便改用铅笔书写，就这样艰难地写下了数十万字的作品。”

　　片场内外没有一点声响，所有的人都在静静地忙碌着——摄影师在调整机位，灯光师在布置灯光。道具师在喷洒烟雾，服装师在整饬戏装……演员站了起来，走向那唯一的窗口，仰起了头，直面那束射进来的阳光。这时的我却再也忍不住了，转身跑出了片场，也是唯一的一次跑出了片场，只因泪水夺眶而出，生怕无法控制的抽泣影响了拍摄。

　　牢房变成了书斋，囚犯变成了作家。我一遍又一遍地问着自己：“如果是我，如果是我，将会如何？”我终于明白了，坚强不是吹嘘出来的，信念不是伪装出来的。出狱后的父亲没有丝毫的悔恨与怨尤，他写下的是这样一句话：“我不能不感谢国民党的监狱，它为上海文坛制造了一个所谓的‘亭子间作家’——自愿投奔到左翼大纛之下来的小卒。”

　　摄影机在不停地转动着，囹圄中的磨难，苦痛中的坚忍，困厄中的不屈，黑暗中的企望……这是否就是片子所要表现的精神？这是否就是我们所要找寻的历史？——它并不遥远，它就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