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叶犹忆滴翠时

杨合祥

春晚严顺开小品《粮票》，我看过多遍。提起粮票、布票、肉票这些旧时物件，总会勾起经历者对当时情景刻骨铭心的回忆，还欲一吐为快。翻出昔日的老照片，历历往事仿佛就在昨天，它是我当时生命的见证，虽是过去，但未来仍可斟酌。下面的文字，就以《红叶犹忆滴翠时》为标题，喟喟夕阳红叶，叹叹春日翠绿吧。

这样小的面值，在日常生活中是无法称量的，可以想见当年人们生活的艰难。饥荒年月活下去能救命的是粮食，谁还奢望食油和肉食呢？难怪当年吃到过包子的人抱怨说，二两粮票买的8个包子吃光了，没尝到肉味啊。

好像是1960年吧，整一年没见过肉了。除夕，生产队宰了一头猪。大一点儿的猪，卖了征购（上级下派的外卖任务，必须完成，用于供应市镇人口）。这头猪身上没肉，就一个骨架子，宰杀真可惜的。薄薄的像两片不规范的白纸，躺在门板上，等待分割。那天晚上，生产队的男女老幼凡能走动的都来了，把门板围了个水泄不通。4个柏树皮火把，把门板照得如同白日。大伙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好像要把那门板上的猪肉钉进眼睛里去。宰猪匠把猪肉按户数和人口分成20来份，摆在门板上。分肉委员再一番调整搭配，然后过秤再调整记账，每人约半斤肉，全队百多口人，肉就60来斤,这头猪活称也就百把斤。最令人落泪的一幕，是在肉分光之后，一群五六岁的小孩呼啦一下围住了门板，捡起粘在门板上的白色肉粒，放在嘴里吧嗒着，家长拉不走自家的孩子，要不是火把走了，孩子们是不会离开的。我家三口人，分得了一斤多肉，一次性炖了汤，我几乎把舌头都吞下去了。

那年春节，还有件令我难忘的事儿。春节三天的早餐我吃饱了，生产队食堂每人供应三斤熟红苕，那情景现在还记得，红苕在喉咙好顺溜，几分钟就捡了个精光。应该说是吃饱了，只是还想吃。

我就这样没衣食（理想、本领），一生都在为温饱奔波。甲申年（1944）腊月初二，查万年历这天是1945年1月15日，我出生在瞿塘峡西奉节县城走马街一个张姓铜匠家庭。生长在国家多灾多事之秋。我出生时全民抗日救亡，县城西坪惨遭日本飞机的轰炸，我幼儿时是改朝换代，执掌朝纲的蒋介石还沉浸在抗战胜利的兴奋中，就被毛泽东赶到台湾去了；我少年时是超英赶美，一天等于二十年，提着头发想上天的大跃进时代；我青年时是天天阶级斗争，反帝反修战天斗地，以捍卫江色江山永不变色为己任的毛泽东时代，直至1980年代以前，我生存的每一天都在体味“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滋味。1950年，我5岁时，为了不被饿死，我被送到朱家坝石膏弯一个杨姓农民家庭。那种被父母舍弃的撕心裂肺的痛楚，有几人体会过呢？从此我失去了天真活泼，少言寡语的苟活着，过上了田地里出什么就吃什么的温饱生活。石膏弯水田少，想吃大米盼过年 ，一日三餐红苕、洋芋、豌豆糊当家。

我感谢我的养父母，他们养活了我，还送我读了书。我养父杨祥栋老实巴交，少言寡语，读过私塾，能写毛笔字。每年7月鬼节他写一次字，是在祭祀先人，封包时在冥钱纸的封皮上，书写先人名讳，后人奉上钱币等语。后来我能写字了，他便把这事儿交给了我，从此他的手就只跟挖锄、犁头等劳动工具打交道了。我养母冉宗兴，目不识丁，但她知道读书重要，为了让老师光顾我，他让我拜发蒙老师周治星为干爹。1960年，养父饿死后，即使她拿不出一分钱学费，她也没说过“不读了”那样的话。

1957年。我读初中时，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我转了户口，转了粮食关系，成了城市供应人口。三年大饥荒后的1962年，我上高二时，我这样的农村来的学生，户籍被转回农村，吃饭变成自带补差，所谓自带就是带什么吃什么，所谓补就是读书期间政府每月补助12斤粮。又过了十年后的1972年，我转正为公办教师时，再次成了城镇户口。为那张牛皮纸粮食供应证折腾了我近30年。那个年代，农村真不是人呆的地方。劳动一天的价值，分不回一斤粮食，一日三餐汤汤水水，下饭菜是泡酸萝卜。来了贵客或是过年，才会出现像样一点的饭菜。

那个时代，苦得食不果腹，还天天折腾。1972年的夏天，我代替妻子参加了一次生产队的午间会（不去开会是要扣工分的），内容是忆苦思甜，要忆旧社会受剥削的苦，思新社会当家作主的甜，还特邀老代表邓远英作中心发言。这位贫协代表在1950年可是响当当的人物，她在解放前在地主家当帮工，真资格的受过剥削，响当当的雇农，当代表就是当家做主；在当年她虽目不识丁，说话顶用，盖上她印章的字条可以到粮站买大米。我清楚的记得，1954年1955年我就写过这样的纸条，我这初识字的小学生在乡下青黄不接的三四月当起了邓代表的文书。在这七十年代的忆苦会上，邓代表首先仍是解放初众口一词的开场白“感谢党感谢政府”，然后开始忆苦，回忆帮工时的繁忙情景：地主家一叫，丢下自家的活就赶忙到地主家忙活，大多是中饭前后，地主家让他吃饭，他总是说我家的饭也好了，干完活就回家，但打牙祭的时候就只好在地主家吃饭了，因为饭前饭后，要忙活两个时辰，忆着忆着，邓代表竟然嚎啕大哭起来，哭诉的是1959年大饥荒饿死人的悲惨情景，全场惊得目瞪口呆。冉支书高声阻止都拦不住她的诉说。驻队干部杨传国和冉支书只好搀扶着悲伤不止的邓代表离开会场。邓代表让我真切的体会到什么叫刻骨铭心。邓代表的老伴李宾贵就饿死在大饥荒的1959年，感受自然是比打短工更悲苦。

1957年我上初中了，感觉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来到奉节中学，登上校门前的石梯，我见到巍峨的关帝牌楼，五个门洞一字排开，牌楼正中，“仁至義盡”（义尽），四个大字分外耀眼，四周镶嵌着陶瓷壁画，如桃园结义，三英战吕布，单刀赴会。只要目之所及，就一定会产生一种敬仰之情。可惜这牌楼，在1958年的大跃进岁月里，被当作四旧铲除了。

　　这张正装工作照，我把它放在这本相册的开头。当时，2000年吧，奉中百年（1903一2003）校庆筹备正紧锣密鼓展开，办公大楼门厅右边的墙壁上，办有一个专栏一一“名师风采"，这张照片就忝列其中。拍照所用行头是学校统一定制的校服。

在“名师风采"专栏处，1957年秋的专栏标题叫“思想改造"。那年我到奉中读初中。开学不久，我心怀敬畏地走进办公大楼门厅，胆怯地扫了扫张贴着的部分老师的心得文章。记得有篇文字开头一句写的是: “践一李先生，收拾打扮美郎君。"，心头不由一惊，这说的不就是教我们历史的李践一老师吗？李老师头发后梳，油光闪亮，与毛主席发型相类似; 他衣着整齐，风度翩翩。每每见他，我总会挺挺身板，扯扯衣角，正是跟啥人学啥样，虽没有像样的衣服，但人得昂首挺胸，有模有样。就这样一个学生的偶像人物，怎么就不招人待见，难道思想有问题？ 后来我逐渐明白，那是资产阶级的装束打扮，没有工农气息，要从内到外接受改造。我庆幸我比李老师晚生十多年，那个运动没涉及到我。

这张正装工作照我经常用，比如社保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