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关木

　　我父亲和母亲一样，不管是在单位还是在家里，父母都很少讲起他们过去自己的事情，可能是性格使然吧。但我觉得应该把父亲过去的事情至少把它记录下来，从别人告诉我的和自己所知道的，以及父母以前曾经陆陆续续直接或间接地告诉我的一些过去的情况，我的父母已经去世已多年了，现在只能亡羊补牢。

解放前生活极其艰难

老家籍贯在陕西省礼泉县南坊镇郑家岭村，父亲出生于1925年2月16日。陕西是典型的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比较严重，郑家岭基本属于半山区地区，因此这里的生活条件较为艰苦，住房绝大部分都是窑洞，居住条件较好的人家才会建有平房。所以郑家岭过去一直属于需要脱贫的地方。

爷爷名叫郑生玉，从小不识字，但只认识自己的名字。奶奶的小名叫仓娃，在过去女人往往只有小名很少有大名，在家里甚至在外也很少称呼其名，或者称为家里人、娃她妈等等。爷爷和奶奶家里是文盲，亲戚本来就少，家族情况到现在我们几乎一概不知。

爷爷奶奶家里自己没有土地，生活收入主要靠给地主当长工，因此家里非常贫困。当父亲在11岁的时候，奶奶因病而撒手而去，在我出世以后至今，在我的脑海中奶奶的形象几乎是个空白。以前父亲本来还会应该有一个弟弟，就在1岁的时候因病饿而夭亡。还有一个妹妹，在出嫁后生小孩时可能是难产的时候不幸去世，于是只剩下父亲和祖父俩人相依为命。我们的家庭寿命竟然如此的短命，当然主要的原因是极其贫困，连饭都吃不上，更不要说用钱治病了。

如何为了一日三餐哄饱肚子，这是父亲过去对此最为刻骨铭心的事情了。因此在我还小的时候父亲就对我说过，你以后如果能考上大学的话，你就应该去学农业大学，希望就是我们将来不再为饿肚子而发愁。

我爷爷也曾告诉过我，有一年我们当地发生了极其严重的灾害，人们都饿极了没饭吃，就像蝗虫一样抢到哪吃到哪儿，也被就作吃大户，当时爷爷也在其中，跟着大家一起到处要饭抢吃。

除了当时的农业生产效率低下之外，其重要原因就是自己没有土地，也就是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只能是任人宰割。在解放前我们国家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像我们的悲惨家庭情况在全国也是一个缩影，如果不造反不革命反倒不正常了。

求学

过去许多人都认为人生是注定的，那时父亲还说不出什么道理来，就是想改变自己的生活状况，同时也有新的追求，不愿意得过且过地度过自己的人生。就在他十二岁的那年，向父亲提出要学习认字的要求。在当时要学习文化只能在乡村里，都是以旧式的以私熟的方式进行。祖父虽然有些免强，但还是同意了，就去当地的地主家那里去当长工，来换取学习的学费。我们国家现在都施行免费教育，解放前的老百姓生活都非常艰难，有多少人家谁家有钱学的起文化？又有多少人家有意识愿意主动去学习文化？

后来父亲觉得不饥渴，也想走出小山村，想往外面的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在父亲一再要求下，便来到县城在新式学校里系统性地学习。祖父只能咬着牙关继续供给父亲学习的学费，因为要到地主家里去当长工，就会受到无数的白眼、歧视和欺负。

从家到县城距离约有45公里，一般都是一个星期回一次家，每次回家都会背一袋干粮，基本都是干粮就着凉水去生活。自古以来学习文化知识向来都是枯燥和单调的，要看是不是对学习文化产生浓厚兴趣？就看能不能坚持下去？否则父亲恐怕一辈子只能在农村里修理地球了。

当到了县城以后眼界开阔多了，于是逐渐懂得了更多做人的道理，看到了那么多的不公平，看到了现在的黑暗社会。在学校里学习的时候结识了许多的热学青年，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社会问题。其中谈论最多的就是共产党，由此看到中国的未来和希望，也就是在那个时候父亲就开始萌生了去延安的想法。

在上高小的时候，有个同学名叫李益杰，两人经常讨论问题，受他的影响非常大而且形影不离，两人便成为莫逆之交，这才知道李益杰就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在三国有一个桃园结义，在人生的道路中，能够碰到一个或到几个知心的朋友，那将是一件幸事。后来父亲来到了新疆，李益杰调到了甘肃省任一县委书记，两人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直到退休后李益杰才回到了西安。

在县城里学习毕业以后回到村里，就在当地作了教书先生，每月轮流到学生家吃饭，每个学生每年给父亲二斗粮食作为报酬。

在当时的规定，凡是想要当老师，都得到县政府教育局办理许多手续，其中必须填表参加“三青团”所谓的组织，才能得到职业资格，才能端上这个饭碗。后来才知道“三青团”是国民党的外围组织，也就是国民党的后备干部。在文革中这件事情就给翻了出来，本来参加革命的时候就已经交代的一清二楚，这下可了不得了，我们挖出了一个历史反革命，这些人兴奋不已，这就成为父亲的罪证和文革的功绩。

义无反顾参加革命

当地有一个保长，他的儿子是一个作恶多端的坏东西。有一次不知为什么事把父亲给惹急了，就把保长的儿子给饱揍了一顿。事过以后才发现大事不好，因为保长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家伙，而且他自己就有枪支，这还会有自己什么好果子吃吗？

于是就和一些村里关系要好的朋友一起商量，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参加共产党吧。于是立马连夜找到李益杰，在他的带领下他们连夜翻过封锁沟，于1948年6月5日就跑到边区参加了共产党，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父亲当年年龄是23岁。

水浒传上有许多逼上梁山的故事，有的时候需要豁出去的，一念之差就会改变整个人生的道路。当然也有必然性，如果不是在之前学习文化打下基础，而且本来一直在酝酿着想去延安，否则也不一定就敢走出去，要想走这步路也是需要很大的勇气。

到了边区先是到乾县，后又到宜君县后柳树村干校学习，在这之前父亲的名字一直叫郑宏林，参加革命后便把自己的姓名改为孙自力。改变姓名最重要的原因是，如果被国民党发现家人有人参加了共产党，很有可能对其家属进行迫害，解放前参加革命后改变姓名也是不在少数。如果毛泽东当年参加革命时改了姓名，杨开慧很有可能逃过一劫。当时改变自己姓名还有一考虑，如果党组织安排去敌占区执行任务，参加革命时心里就有准备隐蔽身份。

多少年来很多人看到我和父亲竟然不是一个姓？往往在别人的眼光会出现惊异、疑惑的口气，是抱养的还是其它原因？这时我只会笑笑了之，也不想做任何解释或说明。

其实参加革命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浪漫，到那里一看才发现这里的生活条件竟然非常艰苦。和父亲一起参加革命的人说，这里的生活太艰苦，劝父亲和我们一起回家不干了，父亲说我铁了心决心和共产党坚持到底。最后其他和父亲一起来的人，有不少人当了逃兵。其它人离开边区后跑回老家，结果被人知道后，让国民党被人抓了起来，然后给暴打了一顿。

1948年12月22日，在干校负责的老红军刘云山、陈家林俩人作为介绍人，父亲参加了共产党。这时国民党这时已经是风声鹤唳了，干校其实就是为培训干部建国作准备，父亲本人参加革命好像是赶上了最后一个末班车的感觉。这和许多老红军和三八式等老革命不计其数，资历等都简直无法相比，到边区干校不久就被提为管理员，不到一年后被提升到总务科长。主要原因首先要有文化，我所知道的好多老红军一直到最后还是一个大头兵；其次尤其是新成立的国家特别缺乏干部；第三竭尽全力去工作。

没过多长时间全国就解放了，干校撤销后，父亲便被调到麟游县任财政科长。中国经过多年的战争和灾难，本来应该赶快发展经济，但1950年发生了朝鲜战争，只得各行各业竭尽全力去支持抗美援朝。父亲被抽调到一个名叫“竹林寺”的山沟里，带领了一帮人制作“牛肉粉”。即派人到各地购买大批活牛，经宰杀、煮熟、烧干、碾成粉、打成小包，最后装箱运往朝鲜，供志愿军食用。将近有一年的时间，任务完成后县政府给父亲记了一等功。

建设新疆

在内地过去农村里甚至许多人连县城都没有去过，更不用说要去到和天边一样遥远的新疆，要是过去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这不是因为是共产党员吗？这还能讲条件吗？有再大的困难也得去完成，因为新疆更需要有人去建设和保卫，命令下来背起背包二话不说就去了新疆。1951年7月，和其他近百人一起踏上去新疆的路程，当时新疆还没有通铁路，当时最好的条件就是乘卡车，当时的车况及路况都不能和现在相比，就这样乘着卡车晃晃悠悠走了将近一个月，而且当时我母亲的肚子里已经怀着我，和父母一同才终于来到了新疆迪化。

来到新疆迪化市，被分配到新疆人事厅，先后担任副科长、科长、办公室主任。

来到新疆以后当时的当务之急就是土地改革，父亲便被抽调到南疆，先后在轮台县和疏附县，担任土改工作队队长。从古到今几千多少年来，在新疆还是内地都一样土地都是地主所有，或者是封建主所有，现在就是要前所未有的改变所有者。父亲在南疆地区的维吾尔农村土改中，看到农民兴高采烈激动不已，父亲和维吾尔农民庆祝解放，一起彻夜麦西来普载歌载舞，和维吾尔老乡产生了深厚感情。维吾尔性格淳朴对人热情，今天这家请，明天那家请，应接不暇，这也是父亲一生中留下终身难以忘怀的情景。土改工作父亲在南疆工作了3年时间，同时也正是父亲的工作能力，在自治区副主席高锦纯给于父亲了高度赞扬。

父母来到新疆后，因为爷爷孤独一人在老家，于是父亲便把爷爷接到新疆，主要是照顾三个小孩。

在自治区人事厅工作时，结识了人事厅张厅长（在我的印象中应该名叫张新），也是父亲的顶头上司，两人关系在工作中和家庭关系越发密切，在工作中相互支持工作默契，在人生中能遇到这样的上下级关系，非常难能可贵。父亲和大部分陕西人一样，一般都不善于拉关系或者溜须拍马，靠的是真诚和能力。文革结束以后，时隔十年以后再次来到乌鲁木齐，准备想回一趟老家，老上下级再次相见激动不已，张厅长专门开车去看望我爷爷的住地，在现场我自己也感动不已。

有的时候需要贵人拉一把，在参加革命的时候，李益杰是父亲的引路人；张厅长即是父亲的上级也是知己。

克拉玛依石油建设

当时国内一直都是贫油的地方，发展经济没有石油肯定受制于人，1957年在克拉玛依发现了大油田，这是多么兴奋的消息呀？四月份，新疆自治区副主席高镜纯决定，由父亲带领工作组赶赴克拉玛依筹备建市，当年父亲年龄是32岁。一年以后便选举成为克拉玛依市的第一届常务副市长及党组书记，秦峰同志任矿务局局长兼克拉玛依市市长。能够在这样世界著名的地方留下自己的痕迹，能为国家做出如此贡献也非常幸运，父亲自己的人生仕途也达到巅峰。。

在克拉玛依发现石油之前是一个不毛之地，是个无边无际的戈壁滩，在这里一切都要从零开始，生活设施极其艰苦，当时自然环境恶劣，人称：“天上无飞鸟，地下不长草，风吹石头跑”。饮水都是从40㎞以外的小柺地区，用卡车拉回来使用，为了省水一盆水先洗脸，后洗衣服，最后再洗脚。建设之初住房都是帐篷和地窝子，只能油田建设和建房共同并举。包括粮食、蔬菜、瓜果等一切物质，全部都得从外地购进，一切为了石油建设，竭尽全力井队在那里服务就跟在那里。

那时劳力都被抽去大炼钢铁，粮食都被雪盖住，粮食收不回来，时逢三年自然灾害雪上加霜。工人每人每天只有一斤粮食，又无副食品供应，许多身上出现了浮肿现象，甚至一些井队处于停产和半停产的状况。为此父亲常年奔波在伊犁、塔城地区，为了解决粮食问题几乎跑遍了所以的公社和团场，在大年初一还在调运粮食的路上。为了克拉玛依的建设可为殚精竭虑。

克拉玛依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风沙大，如果那天遇到风沙较大，上下学的时候，我们都得结伴一块手拉手行走才行，否则很可能被风刮的不知到哪里去了，风一停经常就会开着车满世界的戈壁滩上，去寻找被风刮走的人员。记得克拉玛依有一年发生了一场12级的大风，这场大风刮的昏天黑地，感觉是到世界末日一样，风一停出去一看，马路上的电线杆无一幸免全被风刮倒，广场上的篮球架被扔到100米开外以上。

在克拉玛依开发之初，各个方面的人员蜂拥而至，尽管如此人员还是紧缺。父亲在去内地出差时，抽出时间去了一趟陕西老家，便对村里的乡亲们讲，谁愿意去新疆克拉玛依，我们可以给你们找工作，结果一个个脑袋摇的跟拨浪鼓似的。最终只有一个愿意去，便跟着父亲去了克拉玛依，七十年代天津大港也是发现了油田，这位乡亲后被调到大港油田。改革开放以后，父亲也回过老家，这时村里的乡亲这才提出说想跟你们去新疆，可这时已经是时过境迁了。

石油管理局和克拉玛依市之间在工作中，经常会发生各种矛盾，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现象，谁知被上纲上线把父亲打成反党和右倾。为此自治区专门来克拉玛依市给父亲平反，不过留了个尾巴给了个党内警告处分。一直改革开放以后到1979年3月20日，才彻底给父亲平反，撤消当时的党内警告处分。由于身体又患上肺结核病，几年下来身体就垮了，于是就调到乌什县。

离开克拉玛依之后，父亲也回去过几次克拉玛依，每次想起当年的艰苦便感慨万千，当时种的树都长不大。改革开放以后，为了彻底解决克拉玛依的水来源问题，从阿勒泰边境额尔齐斯河，往克拉玛依市专门修建了一条人工河。当年的帐篷和地窝子早巳消失尽殆，眼前是道路纵横交错，高楼林立，现在是一个现代化的城市，人们早就发现克拉玛依们的风沙已经比过去小了许多。

2014年1月5日，家里忽然来了一些不速之客，原来是来自克拉玛依市政府的负责人员，带着摄像机专门来采访父亲，因为当时父亲是第一届副市长，多年是如何艰苦奋斗建设油田，同时筹备克拉玛依市建市60周年，凡是做出贡献的国家都不会忘记。

乌什与文革

我们要前往去乌什的时候，当时我母亲一直在北京治病，1964年八月是一个瓜果香飘的季节，要去的地方又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新地方。当时绝大部分人想去南疆，基本走的都是干沟这条路，但我们走的是南山到大阪这条路，父亲我们五人乘着一辆2.5吨的嘎斯卡车。过了南山以后基本都是盘山路，在山上往下看去山路曲曲弯弯，向下远处看去，公路上的卡车似蜗牛般和小火柴盒一样，煞是新奇好看。满山的松树令人心旷神怡，时而飘来一段像白纱一样的云彩云雾缭绕，我们随乘随云时隐时现，风景极佳。

只顾着看风景，不知不觉才感觉到肚子饿了，这才发现我们走远路没经验，竟然我们身上没有带任何食物，翻遍所以东西只找到了一点葡萄干，便全都送给了驾驶员。翻过大阪便是下山路，一直开到天都黑透了才到巴伦台，找了一家饭馆赶紧吃饭，谁知饿过了劲大家都吃不动，来到南疆这是我们第一次才知道这就是拉条子。

从气候恶劣的克拉玛依突然来到乌什县，这个差别也太大了，也可能是在人事厅工作多年的关系，才挑了一个气候温和山清水秀的好地方。如果说有世外桃源的话，那么乌什就算是一个了，这里泉水众多，温差较小。我还小的时候先后在乌鲁木齐和克拉玛依生活时，便患了支气管炎每年都要犯病，来到乌什后便自然不治自愈。

　　乌什是个边境县，西北方向是苏联，那时中苏关系正在紧张的时候，父亲来到乌什后，便带领人员亲自去勘察巡查边境线，以防苏联是否有什么不测。中苏边境线那一带基本都是山路，也是无人区，公里也通不到边境，基本都是骑马，一些地方马也上不去那就步行。在巡查的时候突然发现同行的工作人员中少了一个人，这下大家紧张起来，难得这家伙想越境跑到苏联去了？因为那时经常听到有人逃苏，大家赶紧分头寻找，原来这人迷路了有惊无险。

来到乌什以后，没有多久便被地区抽调出去，作为工作队长去沙雅县搞了将近一年的四清运动。刚回到乌什还没有踹过气来，让所有人们都猝不及防，一夜之间乾坤颠倒，便开始了文化大革命。这不说是要触及人的灵魂吗？这不甚至连我们的中学老师都不能幸免，都受到了不程度的冲击，一个老师被“流放”到农场，一个老师被人吓跑的不知去向，一个老师被关到了监狱，文化系统和公检法也是一个“重灾区”。

当时乌什县的县委书记就被靠边站了，县长是一个老革命也被打倒和批判。一般来说凡是有工作能力的人文革中往往都是首当其冲，父亲在文革中却遭了大罪，受批判那是小菜一碟，批斗戴高帽子游街那是隔三差五，被炒家那更是不可避免。在我还小的时候，父亲就告诉我，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国家和我们家，长大以后要为国家多作贡献，这怎么会突然就变成“叛徒”“走资派”等，让我百思不得其解。从古到今总是有一些人是以整人来吃饭长大的人，造反派为了整人挖空心思竟然不惜一千多公里，从乌什把父亲拉到克拉玛依去批斗。从克拉玛依回来以后告诉我，我差一点就回不来了，要不是上有父亲，下有三个孩子，我真就不想活了。

文革结束以后，有一天父亲从克拉玛依收到一封信，在克拉玛依时和父亲是同事，文革中把父亲从乌什揪到克拉玛依批斗时，曾经打过父亲，当然这不止一个人。在信中他说到“我曾打过你，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罪过和最大的羞辱，特向您赔礼道歉和请罪”。在那个年代连国家主席刘少奇都会死于非命，类似这样的人更是不计其数，作为个人能算不了什么，父亲自然就释然了。

文革开始不久便把父亲的工资给扣掉了，只给了30元的生活费，这一家人如何生活可想而知。文革结束以后，便把欠我父亲的工资悉数返回，多少年来相当于帮助给父亲存钱一样，一瞬间这一下子就变成“万元户”了，在那个时候如果有一万元不管是谁都连想都不敢想，当时在县城里成了街谈巷议的头条新闻。

这样一来当地银行出问题了，忽然出来这一大笔钱，可银行里却没有这么多现金和资金，就算是有这些钱把它取出来，银行马上就周转不开就得关门，银行便与父亲商量，这笔钱需要用时间来筹备，直到翻过年以后，我们已经调到昌吉五宫煤矿了，一年后才把乌什的钱才转给父亲。

解放后父亲随着升迁也就当了官，自然奉承的人就多了，可在文革以后情况则截然不同了，当时见到我们家好像和看到瘟神似的，甚至更有人巴不得再踩你一脚。也有人一如既往，以前怎么来往现在和过去一样，但这种人比较少数，比如景坤、刘金香夫妇两人，而且关系更加密切了，所以我一直对他们家敬重有加，不管我们调到哪里和俩家人，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所以文革是看人心的一个试金石。

1976年底，“四人帮”打倒了，没有比这更欢欣鼓舞的事情了，大概一个月的左右的时间，很快父亲就被平反，这是父亲第二次解放了。这可是整个十年的时间呀，整个中国都消耗在内斗中，在一生中能会有几个十年呀？

改革开放

父亲在乌什总共工作生活了12年，其中有十年就在文革中度过。四人帮打倒后，到年底就安排工作调到昌吉，看来我们家的霉运终于结束了。

离开乌什县后调到昌吉州五宫煤矿，这个煤矿主要是采煤、炼焦，最重要的是给八钢供应焦煤，专门用于炼钢。父亲刚来昌吉应该就是一个过度，在五宫煤矿总共工作两年，八十年代由于经济调整，八钢钢铁产业萎缩，因为没有了市场，几年后五宫煤矿便被关闭了。

1979年，父亲被调到奇台县。奇台是北疆人口最多的农业大县，也有人被称之为古城。以前在铁路和公路没有建成之前，想去到北疆及乌鲁木齐，都是经过奇台才能达到乌鲁木齐，因此奇台是个必经之路，过去这里就商贸云集的地方。首先奇台自古就是粮食商品基地，另外这里商贸比较发达，因此奇台人说话就比较牛皮，骨子里面做人做事就透出优越感。每次父亲作报告或讲话，总是告诉奇台人，我们做事应该低调，要学会谦虚等。

七十年代末，国家打算把新疆的兵团撤销，团场和县市合并，同时把兵团的高级干部也并到相关地县。从农六师五家渠出一个干部，在奇台任县委书记，因为奇台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地方，昌吉地方需要出一个工作经验丰富的来当副书记，和兵团来的干部搭班子，于是父亲便被调来奇台。几年之后，邓小平觉得新疆地方特殊，主要考虑稳定新疆，便重新恢复了兵团机制，已经调到地方的干部再次回归兵团，同时把以前现有的地方农场，并全部都归并加强到兵团。

　　来到奇台工作以后，当务之急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冤假错案，父亲过去曾经自己就是受害者，主要精力都放在这方面。从解放后特别文革以来，积累下来的案子太多，全国都一样上访信访，这在历史上也是中国特色。

改革开放之初，全国都一样只有八个样板戏，其它文化娱乐方面非常匮乏，过去在内地从陕西移民来奇台的人不少，当地人又喜欢秦腔，于是父亲组织人马成立了秦腔剧团。

同时那么大的一个奇台县，只有一个露天电影院，更不用说开大会的地方，父亲跑去自治区要来资金，在奇台建起全疆规模最大的室内影剧院。这时国家电影解禁，这一下子解决了文化问题，甚至电影票一票难求的程度，当时电影竟然这么火红。

谁知道这个社会发展的也太快了吧，这才不过十到二十年的时间，父亲费劲巴拉办好的事情，这才几年戏剧没人看了，影剧院就变成摆设了。

1983年，父亲便调到昌吉州司法局，这和在县里的工作就大不一样了，工作繁杂压力很大，还要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而在司法局的工作则单纯简单多了。来到司法局后，按照上级的要求和安排，在昌吉市下泉子修建了一座劳教所，多年以后由于历史使命完成了，于是便关闭了。

来到司法局刚到一年后，本来还想好好地再干几年，国家要求年龄一刀切，或者退到二线，州党委与父亲商量，想先让来作调研员，即便如此父亲提出也无需过度干脆彻底退休。

退休生活

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后，西方的生活方式等铺面而来，思想方面一些地方出现混乱。州党委邀请一些资历较高的人员，到各单位去作报告，其中也有父亲。从1984年起一直到2006年。主要内容是：艰苦奋斗、优良传统、宪法与法律、形式报告、爱国主义、创业精神等。先后到各中学、技校、农校、联大、财校、石油公司、科委、检察院、棉纺厂、园林处、环卫处、预备役团等单位，作报告26次。

父母到内地旅游的时候，忽然发现正在拍摄电视剧的演员卢奇，是经常扮演邓小平的特型演员。如获至宝赶紧抓住卢奇，和父母共同一起拍了几照片。不仅是邓小平解放了父亲自己，更重要的是开启了改革开放，使得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非常感谢邓小平。

父亲曾经在克拉玛依工作过，那时工作压力大生活艰苦，几乎把身体都毁了，结果搞得全身都是病，得了肺结核病，胃口也不好。经过这次取得教训，就算你有天大的本事，没有好的身体一切都是枉然，因此在后来的人生中特别注意养生和锻炼身体。

我们现在的锻炼身体方式是各式各样，如太极拳、广场舞蹈、健身房等，可过去锻炼方式比较单调，基本没有别的可选择，因此父亲只能跑步。结果跑步跑的上了瘾，凡是长跑比赛都去参加，在奇台、昌吉、乌鲁木齐，不管人工作在哪儿，长跑跑在哪儿，而且每次长跑比赛都是前一、二名，在乌鲁木齐全自治区老年长跑比赛中竟得第一名。

八十年代父亲发现了更好的锻炼方式，就是门球运动为此乐此不疲，首先在昌吉发动了离退休人员进行门球运动，并由父亲担任教练和领队。先是带领昌吉州门球队参加自治区门球比赛中，并取得全疆冠军，进而以新疆自治区门球队的名义参加全国门球比赛。先后在十省区比赛中，取得一次冠军和一次亚军，在全国门球比赛中获得第6名。

退休以后积极参加各种公益和体育活动，因此被担任自治区老人体育协会副会长。

后记

在文革中不管是自己还是关心的人们，在文革中相互之间都不敢来往，就怕给自己或给别人找了麻烦，和外界基本都中断了联系。文革结束了时隔十多年了，很多人迫不及待的都想知道，这些人是否活着，都在哪儿在做什么？1977年初，父母和爷爷带着我回了一趟老家，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回老家。

父亲满怀信心地来到自己曾经生活的地方，来到老家一看有些失望，便问乡亲们：“我们解放都差不多三十年了，为什么这里还是这么贫穷？而且面貌基本没有什么变化？那我们要参加革命的目的是什么？”乡亲们自己也说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后来我们也明白了，这不是一个地方的事情，全国都一样，大家都在忙着闹革命和内斗，哪有时间去发展经济？一直到实现包产到户，这才一举解决了几千年来难以解决的粮食问题。那时人们住的基本都是窑洞，改革开放以后生活逐步改善，现在基本都建了砖房了。

父亲带着我去郑家岭、豆家村等地“访贫问苦”，亲友们在和我聊天时告诉我，你父亲小的时候就不爱说话，是典型的内向性格。那时我们并不知道这是好还是不好，后来才知道这叫做情商不高的表现，在当时全世界中情商最高的应该是周恩来了，当然父亲在后来的工作中自身取得很大的改善。可邓小平也是典型的内向性格，所以这不能一概而论，如果在保证智商的前提下，同时还能提高情商这是最好的事情了。

在父亲的眼中可能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只要听到有人做生意就非常反感，老家的一亲戚曾经想把礼泉的苹果销售到新疆去，因此父亲百般阻拦反对。可能是陕西人文化的原因思想守旧，总是喜欢守在家门口，不像其它省市到处闯荡。我也在深圳工作多年，每个省市的人都能见到，恰恰就是从陕西来深圳的人很少，我所见到的仅有的几个陕西人，后来都回到了陕西。改革开放后其它省市，又时办开发区，又是生产产品等，干的热火朝天、风生水起，但陕西人四平八稳，好像对市场经济没有这种基因，所以经济发展比较慢，甚至还不如新疆发展快。

父亲曾多次对我们说过，念念不忘想等我退休以后，到时我带你们回老家去吧，意思是说到时候也得落叶归根，而且还专门多次，去咨询陕西相关干休所。后来看到一些人回到内地的人，而现在不少人却相反，挖空心思又往新疆跑，后来父亲也想通了，在哪儿地方都不能埋死人？

在我们的父母还在世的时候，就给我们立下了遗嘱：将来我们去世以后，既不立碑，也不留骨灰。2014年1月14日母亲因脑溢血去世，一年以后父亲于2015年1月8日无疾而终。当我们父母去世以后，按照父母的遗嘱，他们曾经工作、生活和奋斗过的地方，把父母的骨灰一部分撒到克拉玛依市，一部分撒到昌吉市，一部分撒到乌什县。

父亲一生经历了苦难的旧社会，参加了私塾方式学习和对比新式学校，参加共产党亲自见证了人民共和国建国，为抗美援朝做出贡献，来到新疆人事厅工作，在南疆少数民族地区参加土改，参加克拉玛依油田建设，调到乌什县工作，参加农村四清运动，经过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参加了煤矿建设，在奇台县工作多年，在司法局工作。纵观一生经历较为丰富，我觉得父亲一生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