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狂人日记》发表一百周年,可是鲁迅精神却淡漠了………

【南城思北安】

<h3>中华民国七年(1918年)5月15日是现代文学史绕不开的日期,甚至是中国白话小说史最闪亮的一个日子。就在这一天,一位作家以鲁迅为笔名,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现代体白话短篇小说,也就是《狂人日记》。在那之后,千百万中国人将这段话铭记于心:&quot;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大哥正管着家务,妹子恰恰死了,他未必不和在饭菜里,暗暗给我们吃。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自己,……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quot;</h3><h3><br /></h3><h3>鲁迅在小说末尾的呐喊简洁有力,细细读之,又勉为其难。事实上,如果不是钱玄同的几次&quot;怂恿&quot;,这篇白话文小说也许会胎死腹中,鲁迅可能也就不会被推上&quot;风口浪尖&quot;,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标志人物之一。其实,鲁迅对改造国民性、将中国救出深渊是不抱有太大希望的,这倒不是因为鲁迅对国家武力悬殊的绝望,而在于鲁迅骨子里对历史很悲观。他警惕循环往复的历史,昔日的革命者在革命成功后迅速腐化,重复上一个王朝的命运。他认为历史未必是上升的,启蒙也难以深入底层大众,至于国民性,更是根深蒂固、难以改变的存在。但即便如此,鲁迅仍要呐喊,为什么?因为他&quot;怒其不争&quot;,因为他胸中有块垒。</h3><h3><br /></h3><h3>如贾振勇先生所说:&quot;作为一个文人的鲁迅,当然无法左右革命的伟力。但他的冲冠一怒,为他那来自于存在本性的&quot;天真&quot;自我,划上了浓重而悲壮的一笔。&quot;回看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依然会有人为鲁迅这样的知识分子而心潮澎湃。时值三千内未有之变局,不少高校师生主动走出象牙塔,积极办刊办报,兴起舆论之火。有名者,如胡适,学成归国,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倡导组建一个开明的政府;如鲁迅,一笔惊雷,&quot;吵醒了铁屋中的昏睡者&quot;。知识分子曾有兼济天下之心、安邦定国之策,但现在,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走向了另一条道路独善其身。</h3> <h3>当鲁迅进入课本,他的精神被教师宣扬,但敢于实践他的不妥协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少了。今日之社会不缺乏专家和知道分子,但他们缺乏&quot;超越自己阶层的专业区分和国内区域性的、同利益相联系的部门的能力和责任&quot;,无法算得上是真正的知识分子。鲁迅作为一位知识分子的表率,绝不仅仅是因为他&quot;会批评&quot;&quot;敢批评&quot;,还因为他总是能凭借自己的智识指出问题的主要矛盾,给予混淆是非者严厉的回击。鲁迅并非完人,也曾出现失误,但他的热忱与气魄、学识与眼光难能可贵。</h3><h3><br /></h3><h3>鲁迅的勇敢是要付出代价的,他的朋友很少。闻一多曾说:&quot;和他认识的人,除了那些喜爱他那种性情的人以外,十有八九都是他的仇人。&quot;相比起来,更多人沉浮世俗,更愿意做明哲保身的泥鳅。鲁迅可以被敬重,但他们绝不会教孩子学习鲁迅。</h3><h3><br /></h3> <h3>自九十年代后期至今,知识分子群体内的一个趋势是专业化程度变高,但敢于驰骋公共领域的人变少;书斋式知识分子和商业化知识分子变多,知识渊博、具有动员能力的知识分子变少。陈平原在《八十年代》里判断:&quot;八十年代中国学界擅长批判,九十年代中国学界关注建设。&quot;八十年代,敢于思想的人更多;九十年代到如今,做学问的更多。二者并非泾渭分明,但的确有所区别,那些&quot;独立的思考,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超越学科背景的表述,强调独立的思考与自由表达&quot;,在今天正一点点变少。与此同时,知识分子在民众里的威信也在一步步下滑。王朔的市民小说与阎连科的《风雅颂》等作品都揭露出知识分子群体在新时代下的尴尬。</h3><h3><br /></h3><h3>但是,即便人微言轻,身为思想、文化和道德秩序的守护者。在一次次舆论事件中,知识分子仍要对狂热的声音和虚无的情景保持警惕,要通过自己的言说介入舆论的浪潮,阻止言论的一方霸凌另一方的同时,提供更多思考的方向。就像百年前的鲁迅先生,面对无辜者的死难不会无动无衷,对公共事务保持热忱。&quot;猛兽总是独行,牛羊才成群结队。&quot;多对眼前事过问一句:&quot;从来如此,就对吗?&quot;</h3><h3><br /></h3><h3>行文结尾,不妨引用章乃器的一句话作为结尾。那是他赠给鲁迅先生的挽联,用十二个字道尽&quot;大先生&quot;这一生,那幅挽联道:&quot;一生不曾屈服,临死还要战斗。&quot;</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