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我的高一班主任易国兴老师

齐文

前几天，79班群里，侯延琳同学发了一张老照片，说是上次回株洲时找出的。的确是一张老照片，上面还有水渍的痕迹，但里面的人物却是那样的亲切和熟悉。风华正茂的同学们，看起来还很年轻的易老师，那熟悉而又陌生的慈爱笑容，一下子唤醒了久违的记忆。

侯同学说：“怀念易老师。”。

照片和这句话，顿时引起我的共鸣，我立即跟了一句：“想念易老师，有恩于我。”

黄珏华同学立即跟进：“想念易老师。”

远在加拿大的李红江同学@我，说：“可以写篇文章纪念易老师一下吗？我们可以一起来怀念昔日的良师们。”

几乎是毫不犹豫，我立即答道：“好的”。因为我有许多铭记在心的回忆。作为他的学生，我责无旁贷，当仁不让。

写一篇纪念易老师的文章一直在心中萦绕，年龄愈大，心情越是迫切。因为有很多话想说，想和老师说，想和同学说，甚至还想对外人说，在我的一生当中，一个至为关键的时刻，一位老师曾经关心我、爱护我、奖掖我，最终推动着我走向人生的光明之路。

1978年的夏季，我考上了株洲市第二中学高中部。我和11位来自于430子弟学校的同学一起走进了高一79班。一切都是那么新奇，对我来说，从430的郊区乡下，来市里读书，真是大开眼界。学校是新奇的，比如430的小学是前后两个水塘，这里却是在校园内有两个水塘，分列在通往教学主楼的大道两边。后来我才明白，这是仿建古代学宫前面的泮池，是过去学校的标配，仅此一项就可判断，二中是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学校。

还有一点，我发现我们的任课老师，无论是语、数、外还是物理、化学、政治，竟然都是清一色的男老师。后来我才明白，78级是二中文革之后恢复择优录取招生的第一批学生，配备的老师确实是传说中的市教育局从全市调配来的精英老师。我说这话，并不是带有歧视女教师的意思，看看如今的中小学，男教师还占多大的比例。学校已经吸引不了有志男生投生于神圣的教育事业。

当然印象更深刻还是我们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易国兴先生。毕竟我们上的是寄宿学校，白天上课，晚上晚自习，可以说是朝夕相处。当年的易老师正当年富力强，个子中等、五官端正，头发总是剪的短短的，俗称板寸。天热的时候，衬衣的袖子会挽得很高，露出强壮的胳膊，走起路来风风火火、行色匆匆。平日里不苟言笑，略显严厉。大概那个时代的老师，还有一些中国传统教育的流风遗韵，秉持着《三字经》里所说的：“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的理念，还想撑持着一点师道尊严。

课堂上，易老师讲起课来严肃认真，声音洪亮。他很崇拜苏东坡。那个时候，古代诗词并未普及，所以听到他讲起苏东坡的《赤壁怀古》，觉得特别新奇。易老师在台上满怀豪情、抑扬顿挫地朗诵到：“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慷慨激昂、激赏不已。强烈的画面感让我向往。

那时正值春汛期间，湘江大水。听了易老师的诗词朗诵之后，我时常在晚饭后，走到附近的湘江边上，去感受诗中波澜壮阔的场景。有时暴风雨即将来临，站在江岸上，但见江天乱云飞渡、江上恶浪滚滚，白色的浪花翻卷着，冲激着江岸，果然卷起千堆雪。

到了暮春时节，易老师又开讲《岳阳楼记》，声情并茂，如诗如画。于是风和日丽的时候，我又漫步江边，眼前江天辽阔、沙鸟船影，品味着文中所说的“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

我何其幸运，在改革开放的春天，遇到了这样的老师和求学环境，这一切，潜移默化，滋润着我的少年情怀。

我开始喜欢诗词和文学，也许是易老师启发了我的文学潜质，我本来就喜欢看书，于是更加喜爱文学，写作文时开始模仿小说的笔法和架构。易老师很快注意到了，每篇作文都批的很仔细，有很多红圈和批注，毫无疑问，这给了我更大的鼓励。有一天，打开批回的作文本，无数的红圈。后面用红笔批复道：“如果是抄的，得零分。如果是自己写的，可得95分。”

我去办公室的时候，易老师特意问了我作文的事，我说是自己写的，你若不相信，我再写一篇。

当时是1979年的3月，中国的西南边境发生了一场局部战争，歌颂自卫反击战的英雄事迹成了当时的主旋律。爱国情绪高涨的我，借用这个背景，写了一篇类似于儿童文学的作文，题目是什么我都忘了，反正写好后得到了易老师的高度评价。他把这篇作文作为范文在班上当众宣讲，然后又刻成油印发给大家。有一天，他和我说：“你把文中的地名改一下，写成X市，我准备把它投到《株洲日报》去。”我听了又惊又喜，自己的作文，能登上报纸，简直是不敢想象的事，我迫不及待地告诉了家里人。

后来报纸并未登出这篇作文，毕竟是幼稚之作，不登大雅。但从此事中，可以看出易老师对我的鼓励、栽培，用心良苦。

通过作文的事，我发现，在易老师表面严厉的后面，有一颗谆谆教诲、和蔼可亲的苦口婆心。以后我才明白，这大概就是《论语》中所说的：“望之俨然，即之也温。”

易老师严肃的表面，还有对同学们的严格要求，有时会有一种过于刻板的印象。78年是改革开放的年代，社会上的新鲜事物也会影响到身居校园的同学们。有个别女生穿着打扮，稍涉时尚，就会招致易老师的严肃批评。

有一件事我印象深刻，班上的马骏同学，写了一篇作文，纪念在对越自卫还击战中英勇牺牲的一位430子弟杨**，他比我们高三届，曾经是马骏家的邻居。文章写得很好、情深意切、感情真挚。易老师让马骏上台朗读他的作文。当马骏读到杨**回家探亲，经过部队的锻炼，更加健康，看起来就像……, 他突然停住了，看了看台下的易老师，易老师皱着眉头，做了个往下走的手势，于是马骏跳过这一段，接着读了下去。

事后我很好奇，我问马骏省略的是什么字啊？他说：“美男子。”

即使当年，我也会觉得这不算什么，但从那个时代走过的人，又容易理解。那是一个很批私自一闪念的革命时代。

比如，在我们的毕业合影照中，上方悬挂的标语是：“兴无灭资，又红又专。”，今天的年轻人看到这个标语，光看“兴无灭资”，估计会摸不着头脑，以为是什么道家的四字箴言。你若解释说：“兴无灭资”，是兴无产阶级，灭资产阶级的缩写，他一定会哑然失笑，因为后来的口号已经变成：“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大部分地区，然后达到共同富裕。”，而今确实是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许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都已变成了资产阶级。

时光在紧张、繁重的学习当中飞逝而过，转眼间高一即将过去，高二即将到来，人生最关键的时刻—高考年如期而至。那个时期，还是毛主席教导的“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时代，初中2年，高中2年。而我开始面临着一个重大抉择：文理分科。在此之前，我并没有改学文科的念头，但令人无法回避的事实早已摆在面前。从入学二中开始，我就沮丧地发现，我的数学成绩总是排在班级的后面。以前在430子弟中学的时候，并未感到差距明显。而在79班，这个好学生云集的地方，始终徘徊在后面几名。我很想改变这一状况，但总是力不从心，无论如何努力，数学成绩就是提升不上去。渐渐地，我感到自卑，开始变得不和群。

易老师大概觉察到了，不时地鼓励我，找机会表扬我。记得那时放学后，每组同学轮着打扫卫生。因为地板是木制的，扫起来灰尘满天。同学们又好学，放学了还在教室里做作业，赶也赶不走。于是打扫卫生的时候最好使用拖把，这样灰尘不会扬得到处都是。教室里的门后放着两把大拖把，一个水桶。轮到我们组打扫卫生时，我主动拎着水桶、带着拖把去教学楼外的水池冲洗，然后再上楼，进教室拖地。也许这个动作比较大，几次在楼上楼下遇到易老师，没想到过了几天，他在班上点名表扬我，说是不能光看成绩什么的，还要注重品质。颇有些现在大肆宣传素质教育的味道。

我体会到了易老师的良苦用心，但数学成绩不好还是一件令人羞愧的事情。但接下来的事情更加重了这种感觉。易老师让我去读文科！那个时代，对高考都不算了解，更何况考文科。在我的印象中，学文科的就是学中文、历史、地理，毕业后只能当中学老师。而当老师是我最不愿意做的事情。文革中反潮流、造老师的反，打倒师道尊严，老师的地位和形象一落千丈，谁还愿意当老师。眼前的易老师就是一个例子，正牌的华东师范大学毕业生，工作如此辛苦，收入微薄，老婆还是农村的，孩子也是农村户口。怎不让人心生凉意。

我不想去读文科，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会让人觉得我是因为数学学不好才去上文科，当年可是流行：“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但易老师坚持让我去读文科，分班前夕，学校开家长会，他找到我父亲，动员我去文科班，他说：“我们要办一个真正的文科班。”，父亲有些犹豫，他也知道我数学不好，他本人学的是工科，大概也有重理轻文的思想。但他没有意识到我之所以文强理弱，有他的遗传因素。他本人也是爱好文学，曾自诩当年是班上几大才子之一。在430厂文艺宣传队中，除了拉二胡，还编过剧本。对他来说，只要能考上大学，不管是文科还是理科，都行。毕竟那个时代，高考入学率是100:7。但父亲觉得这是我的人生大事，还是由我决定的好，因此他说：“你自己决定。”

我说：“我还是学理科吧，即使考不上大学，将来招工考试，还是考的理科。”

春节过后，高二很快开学，报到的那一天我至今记忆犹新。我拿着10元钞票，新学年的学费，一张崭新的工农兵，熟门熟路，来到了79班门口。易老师坐在门口收钱，见我来了，也不理我。等同学们都进班了，他站起来对我说：“你去文科班，这里不收你。”说完，合上本子，转身进了教室。我呆立了一会，眼看无望，只好沮丧地向文科班走去。

文科班的气氛截然不同，明显地女生多于男生，叽叽喳喳地活跃多了。班主任兼语文老师罗老师坐在台上，笑眯眯地表示欢迎。我看到几个熟悉的从79班过来同学，心下稍安。

因为文科班是第一次成立，因此正式上课前还开了一个简短的动员会，副校长、教导主任、班主任相继发言。然后还让我发言。我毫无准备，只好表示绝不辜负老师的期望，努力学习，迎接高考。会后宣布班长、各类委员人选。我被选为语文课代表。显然文科班的语文课代表是个技术含量比较高的职务，我有一种受到重视的感觉，开始跃跃欲试。事后我才知道，这都是易老师向罗老师大力推荐的结果。

文科班的日子好过多了，我开始明白人确实是各有所长的。不学物理、化学，改学历史、地理，对我来说，太简单了。因为我本来就喜欢看书，那个时代，穷极所能，到处找书看。这样一来，知识面就宽广了许多。也喜欢上了文科方面的知识。人只要有兴趣，学什么就简单多了。我记得高二一年，历史4本书，地理4本书，一年全部学完，我几乎是看一遍就会了。

至于老大难的数学问题，难度明显降低，我开始听懂老师的讲课了，而且自信心逐渐增强。每次单元测试，我常考100分。这回对着卷子抓耳挠腮、愁眉苦脸的学生不再是我，而是别人。有时，我上台交卷，看几眼老师的标准答案，不禁拍手叫到：“来神，又是100！”忘乎所以。

一进文科班，为了锻炼同学们的写作能力，罗老师立了一个新政—写日记。每天上学后，同学们把昨天写好的日记交到我手里，再由我交到办公室，由罗老师批阅，放学前再由我收回，发还给同学们再写。因为数学突飞猛进，我不禁得意洋洋地在日记中写道：“想当初在79班数学垫底的我，如今到了文科班，总拿第一，可见文科班数学差到何种程度！”。罗老师看到我的日记后，立即批注说：“是你的数学进步了。”我去交日记的时候，他说：“易老师说了，是你进步了，以前你的数学并没有那么差。”。我看了一眼坐在办公室另一则的易老师，依然不苟言笑，埋头教案，也不看我。

临近高考，各班级开始组织照毕业照，一天，易老师匆匆赶来，让我们几个从79班过来的同学下楼去照相。几个同学高兴地出门，他依然不苟言笑，快步走在前面，我们得加快脚步，才能赶上他的步子。

检验同学们和老师们两年刻苦攻读的高考终于来临，高考第一天的早晨，充满了严肃、紧张的气氛，连平时总是笑嘻嘻的罗老师都没了笑容。送同学们入场的人群中，我看到了易老师，一脸严峻。也许是因为紧张的缘故，第一门考语文，我竟然把造句看成了解释，结果6道题，一共12分，一分未得。考完后对题，脑子嗡的一声，才知道犯了大错，罗老师得知后，急的直跺脚。说也奇怪，我并未受此影响，接下来的考试进展顺利，特别是数学考完后，有人问我考的怎样？我都说：“数学太容易了。”

考试连考三天，最后一天的下午考英语，那一届，英语成绩按30%算分，有些同学干脆不考了。入场的时候，教英语的何老师看到了我，他大声说道：“好，我保证，你们这些来考英语的同学，一定能考上大学！”

我认真地答着考卷，凭着一点英语基础，加上连猜带蒙，全部答完卷子，直到交卷的铃声响起。

我从考场出来，突然意识到，这么重大的高考竟然结束了，就好像两年的轰轰烈烈，一朝曲终人散。参考的学生都快走光了，经过79班时，发现同学们又回到了班里，易老师洪亮的声音传了出来，我想，高考都结束了，对同学们还有什么要求吗？真是一位严肃、认真的老师。

我回到宿舍，收拾好简单的行李，打了一个包，背着出了校门。那一刻，我才意识到我在二中的高中时代即将结束。我在门口看了一会，突然发现430厂送文科考生的车就停在不远处，虽然同学们都是我的小学、初中同学，老师我也认识，但我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不好意思去搭他们的顺风车。于是我背着包裹，向贺家土汽车站走去。一路上如释重负、轻松快乐。

在家过了一段最轻松愉快的暑假之后，高考成绩出来了。我竟然考了412分，总分名列株洲市文科第二名，这实在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也出乎我的意料，其中数学考了90分（满分100）,语文只考了67分。

79班则是捷报频传，黄珏华名列株洲市理科第二名，彭琚理科第三名。理科第一、文科第一分别被县一中、八中夺走。但按曹校长的话说，他们都是复读生，我们是应届第一名！

很快，《株洲日报》登载了株洲市理科、文科前三名的名单，我大名在上，荣耀一时。

不久，高校的录取通知书陆续发下，黄珏华去了北大、彭琚去了清华，我去人大。79班其他同学的录取通知书如雪片般的飞来，易老师心中大慰，不辞辛苦，一家一家地去送。据同学说，高中两年，他的头发由黑变白。高考后，又由白变黑。

入学后，曾经回校看望过老师，但基本上是看望文科班的老师，对于79班的易老师，我还是有一点自愧心理，心想，79班有那么多好学生，有他们围在老师的身边，我就不用凑这个热闹了。我记得当年上高中的时候，虽然易老师看起来严厉，但是很多男生和他的关系很好，以班长曾昭涓为首的几个男同学还去过他家，好像在宋家桥某个乡下，师生关系很是融洽。

毕业之后，我留在北京工作，好像是86年的春节，我参加了一次79班的同学聚会。这次，我见到了易老师。我发现易老师完全换了一个模样，以前略显严厉的面容变成了慈爱的笑容，和同学说话时常常笑声朗朗、眼里都带着笑意。他不用把我们当成他的学生了，而是变成了朋友。他看到我，关切地询问着我的工作情况，还问我写不写文章。我说不写了，我现在的工作是做化学工程，还是工科。他想了一下，说很好，不过爱好不要丢了。我当时一时糊涂，不知什么原因，突然称他赵老师，旁边一个女生立即说道：“你连老师姓什么都忘了，当年还是易老师的得意门生。”我羞愧得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

此后，由于工作、家庭的原因，忙忙碌碌，终于没有再看到易老师。

曾经有一次回株洲的时候，我在炎帝广场，经过新二中的大门时，我骄傲地跟守门的保安说我曾经是二中的学生，不知我的老师是否住在里面？他问谁？我说：“罗泽贤、易国兴老师。”他说就住在里面。我犹豫了一会，想着是否进去看看两位老师？又觉得什么都没准备，既然知道住在这里，下次再来吧，顺便叫上几个同学。

再后来，随着QQ、微信的流行，同学聚会成了常态，谁知打听老师的结果，却是噩耗传来，易老师已经去世了，死因心脏病。

没有再多的消息，只知道易老师走了，死因说明肯定是积劳成疾。二中英年早逝的老师不少，我毕业没多久，曾经教过我数学的文科班陈老师就去世了，重点中学的教师成了高危职业。也许这正是因为为何用“春蚕到死丝方尽”来形容辛勤工作的老师。我很后悔，为何在这之前，不去看望一下老师，那时总觉得自己一无所成，没有达成老师的期望，不好意思去看望老师。其实，在这个社会，老师引以为傲的只有他培养的学生还想着他、能回去看他，并不在乎你是否是一个成功人士。

老师走了，留下的只有回忆和感激。过去的教诲、音容笑貌，只能慢慢回忆。如今，我才意识到易老师当年极力推荐我去读文科，甚至采取决然而然的态度，是认定了我在文科方面的潜质，出于一种老师对学生的教导之情，扬长避短、因材施教。事实上不光是我，从79班去文科班的同学几乎都是如此。比如杨静芳、袁璐之、何向东、毛行，都是当时文科班的尖子生，其他班去文科班的同学几乎没有可以匹敌的，他们在随后的高考中都取得了辉煌成绩，证明了易老师的眼光和推荐之功。但这并不说明其他班没有类似的好学生，只是他们的班主任没有易老师这般用心罢了。比如80班的梁霞，当年的学霸，还有78班的曹林海，曾经作文大赛第一名，她们也喜欢文科，只是囿于当年重理轻文的风气，又没有老师从中参谋，只能与文科失之交臂，如今再看文科，又有多少热门的专业可以选择啊。梁霞曾经跟我说起她的遗憾，我大笑着说：“好啊，辛亏你没来文科班，否则，哪有我的戏。”。此时此刻，我多么庆幸有一个识我、爱我的好老师。

常言道：“桃李无言，下自成蹊。”易老师从教几十年，桃李遍天下。我不过是亲承师恩的万千之一，但他对我，却是影响巨大的老师。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老师的教诲，当铭刻在心。我不会辜负易老师对我期望，薪尽火传，报恩德于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