溜号集

逍遥白

《溜号集》序——兼忆剑锋、萨埵

2007年，我和剑锋、萨埵一起在内民大参加为期一个月的自治区骨干教师培训。给我们上现代汉语语法课的是内师大大名鼎鼎的李淑章教授。

老人家年逾古稀，却精神矍铄，讲到精彩处常常旁征博引，口若悬河，极其投入，奈何我们三位都是对语法不感兴趣的学生，说白了就是觉得语法没用，记得我当时还写过一篇文章，把语法知识比喻成“屠龙之技”，对之大加挞伐，这是后话。总之当时我们是一个字也听不进去。

于是，每上李老师的课，我们三个就集体溜号。

形神“绝类弥勒”的萨埵，摸着下巴上几根黄褐色的胡须作恭谨聆听状，还时不时点点头，砸吧砸吧嘴，以示对李师观点的认同或有所领悟，其实这家伙是在构思古体诗词，早已是精骛八极思接千载了；高大帅气的剑锋，偏偏又坐在前排，生怕李老师看不见他似的。害得后边个儿小的同学只能侧着脑袋歪着身子听课。我敢说，李老师一定以为剑锋是整个班级做笔记做得最认真的一个学生，因为他整堂课都在奋笔疾书。可能直到现在他老人家都不知道，这厮哪里是在做什么听课笔记而是在写教育博客。他后来出了一个集子，叫《心灵摆渡》，里边有不少文章都是那个时候写成的。其实当时李老师只要提问他，他立马就露馅了，可惜那时候李老师只管讲课，很少提问学生。

那这个时候我在干什么呢？我就躲在山一样高大的剑锋同学的背后，研究“扒灰”啊“吹牛”啊“王八”啊这样一些无聊的俗语——它们的来历以及由此生发的一些问题。

十几堂现代汉语课，居然促我写成了十几篇“俗语源流”。当我把这些“成果”拿给剑锋和萨埵看时，他们笑说，这都是课堂上溜号”溜”出来的，我就借用他们的话给这些文章取了个大俗的名字——《溜号集》。“溜号”本身就是一个俗语，与里边的内容倒也名实相符。

溜号“溜”出来的东西，自然谈不上有什么学术的成就，文字、内容、思想上也多有不禁推敲之处。今借美篇结集发布，仅为纪念我与剑锋、萨埵的一段过往，或博读者一哂。是序。2018年5月15日。

俗语源流之”混账”

“混帐”是句骂人的话。据考证，这个词语起源于中国北方。很早以前，北方的少数民族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碰上水草丰茂的地方，便支起毡帐，暂时定居下来。白天，男人们去放牧，只留下老人和妇女看守帐篷。这时，有那偷懒在家的小伙子为了找姑娘谈情说爱，就伺机混进人家的帐篷里去。有时候，混帐的人碰上了严厉的老头儿，老头儿就会愤怒地骂一句：“你又混帐了！”或“混帐的东西又来了！”小伙子自讨没趣，急忙退出帐篷。后来，“混帐”，“混帐东西”这些词语就逐渐传播开来并成为一句骂人的话。

如今，随着农村外出打工者的增多，一些地方出现了“青壮进城去，留守多妇孺”的情况，情形与当年的草原有些相似。于是，“混帐东西”便格外的多起来。这些家伙不务正业，好吃懒做，不出外挣钱养家糊口，却每天把自己打扮得油头粉面，四处游荡，钻寂寞的空子，捡女人的便宜。个别女人因为长期与丈夫分离，加之感情基础不甚牢固，便难免三心二意，半推半就，给“混帐者”以可乘之机。近年来农村因这类事情闹纠纷打官司甚至出人命的事是越来越多了。

前些日子出差，在火车上听几个民工兄弟说起这么一件事——某某“混帐”被捉，被人家绑在电线杆上揍，许多人围观，却没有一个站出来制止或报警。在农村，像这种“混帐”行为一旦被人捉了现行，只要不打残他，村干部是乐得睁一支眼闭一只眼的；只要没有人报警，派出所就是知道了也不会出面干预。这说明人们对这些“混帐东西”是比较憎恶的。

城市里有没有“混帐”？自然也是有的。看过不少城市板的“留守女人”，里面多有“混帐者”的影子。电影《大撒把》里面那个顾颜应该也算一个吧？只是感觉不那么讨厌罢了。据专家讲，近年来城市留守家庭的婚外情发生率和离婚率呈现双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混帐者”的存在。

如果说“混帐者”占有别人的女人，是钻了男人不在家女人难耐寂寞的空子，那么时下一些手中握有一定权利的人，钻法律的空子、管理的漏洞，非法侵吞国家财物，这是不是一种“混帐”的行为呢？我看非但是，而且是大大的混帐，这比钻人屋、占人妻的那些家伙可可恶多了。要教训这帮混帐，仅仅依靠舆论或者动用私刑是不够的，一定要拿起法律的武器将他们绳之以法才行！

俗语源流之”傻瓜”

“傻瓜”一词的来历，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曾做过考证，说它与“瓜子族”有关。据《左传》记载，范宣子对晋国国君说：“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离于瓜州。”意思是说：“姜戎氏的祖先吾离,被秦军赶到瓜州”。瓜州在今秦岭一带，人们把聚居在瓜州的这些姜姓的人称为“瓜子族”。瓜子族人老实、勤劳。受人雇佣时，一天到晚不停地干活，绝不偷闲，有些人把他们看成“傻子”，又因为他们是“瓜子族”，所以就称他们为“傻瓜”。清朝一位文士写的《仁恕堂笔记》中也说：“甘肃人谓不慧曰‘瓜子’”。现在甘肃、四川一带还叫不聪明的人为“瓜子”、“傻瓜”、“瓜娃子”。

从这个词语的来源看，被称作“傻瓜”的瓜子族人其实并不傻，他们是淳朴憨厚的一群。那些当地人讥他们傻，不过是因为他们为人老实、勤快、干活不会偷懒罢了。倒是笑人傻瓜的那些所谓的聪明人，不仅看问题的角度和方法需要商榷，就连人品似乎也值得怀疑了。因为照常理推断：说老实人傻的人他自己必不老实；说勤快人傻的人他自己必不勤快；只有惯于投机取巧耍奸玩滑的人，才会视老实勤快不会偷懒者为傻瓜。这样看来，那些所谓的聪明人究竟是怎样一副嘴脸，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其实，称老实、勤劳的人为傻瓜，也并非甘人的专利，中国的其他地方老早就有这样的恶俗。别的且不说，我们所熟知的那个挖山不止的愚公，不就曾被智老头子嗤为“不慧”吗!

时代发展到今天，人们的价值观和审美情趣与古代的那些“聪明人”相比，理应有所不同。然而，在对“傻瓜”这个概念的认识上，却保持着惊人的相似。甚至还扩大了这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一些勤勤恳恳为祖国为人民做事的时代楷模居然被纳入“傻瓜”的范畴。比如雷锋，曾几何时，他是为人民服务的典范，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的助人为乐的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而现在，当站在讲台上的老师再提起雷锋的时候，底下是一片嘘声：“雷锋是谁呀？”“谁还学雷锋？”“那是个傻瓜！”……千万不要以为这是杜撰，这是发生在２１世纪中国校园里的真实而可悲的一幕。

更为可悲的是，就连战争年代为新中国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们也被某些人当成了傻瓜。把英雄当成傻瓜，自然也就丧失了对英雄们应有的尊重。一双双戏弄的黑手伸向红色经典，恶搞英雄的闹剧一幕幕上演，于是董存瑞被歪曲了形象，刘胡兰被搞大了乳房……呜呼，那个崇尚英雄的年代真的离我们渐行渐远了吗！

有良知的人们不禁要问：这倒底是怎么了？是老实勤快的人傻，为国为民的英雄傻，还是把老实人、英雄看成傻瓜的人脑袋出了毛病？我觉得有一句话说得很好：把别人当作傻瓜的人，他自己往往是最愚蠢的！

俗语源流之”东西”

中国人习惯于用“东西”这个词统称一切物体。但为什么称“东西”，而不称“南北”呢？

原来，我国古代把木、火、金、水、土称为“五行”，分别代表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把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称为“天干”；又把“五行”、“天干”对应起来，组成“五方”，即东方甲乙木、南方丙丁火、西方庚辛金、北方壬癸水、中方戊己土。从上面可以看出，东方属木，代表一切植物，如花草、树木、蔬菜、庄稼等；西方属金，代表一切金属矿物，如金银铜铁锡等等；南方属火，火是一种化学现象；北方属水，中方属土，由于水、土、火是最常见的物质或现象，以致被古人忽视。而木（植物）和金（金属矿物）最受人们的重视，可以代一切有用物质，于是，人们就把代表“木”和“金”的两个方向联在一起，组成了一个词——“东西”，用它代表世界上的所有物体。

这所有物体，自然也包括创造了“东西”这个词的人。比如，我们见到一个小孩，觉得他很可爱，便拍拍他的小脑袋，叫他一声“小东西”，那小孩会很开心，因为这“小东西”里包含着无限的爱意。然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人们开始用“东西”这个词骂人了，无论说你是东西或不是东西，都不是什么好话。比如，我奶奶不高兴的时候，就骂我爷爷是“老东西”，我爷爷自然很不高兴，又不愿意跟我奶奶一般见识，便一个人鼓起腮帮去一边吹气去。前几年，赤峰地区流传着一个笑话：说某校长听一位地理老师的课。老师指着讲桌上的地球仪启发学生说：同学们，今天咱们教室里多了个什么东西啊？学生的注意力还在刚进来的校长身上呢，哪注意老师手上的动作啊，于是齐答：校长。师大汗，忙呵斥道：胡说，校长是东西吗？生便改口说：校长不是东西！校长亦大汗。你看，无论怎样说，作为当事人的校长听了都觉得不爽。如果这件事是真的，而校长又是个心胸狭隘的人，那我们真该为那位地理老师的无心之过担忧了。

用“东西”这词骂人，骂的最损的当推纪晓岚。乾隆戊申年（1788年），京城工部衙门失火，皇上命大司空金简召集民工重新建造。当时，京城中流传有一句上联云：水部火灾，金司空大兴土木。此联包含有金木水火土五行，因此很久没人对得出来。有某中书，是河北省河间府人，对人说：“这联除非找我的老乡纪晓岚先生，其他人是不可能对出的。”于是他登门请求纪晓岚。纪说：“这亦不甚难对。”想了一会，他微笑着说：“只是对出来有妨先生，您看怎么办？”中书急说：“无妨，无妨，只要对得出就好。”纪晓岚于是对道：北人南相，中书君什么东西！中书羞愧而去，一时传为笑话。从整个事件的过程看，中书君向纪晓岚求联似乎并无不妥，话里话外到颇以与纪晓岚是老乡为自豪。相形之下，倒显得纪晓岚玩笑开得过了。对联对得虽然工巧，却也难掩纪氏性格中某些不太高尚的东西。难怪纪连海老师在《百家讲坛》中批评纪晓岚为人过于尖酸刻薄。

而骂的最经典的莫过于１９１４年４月前清翰林、湖南巨绅王闿运骂袁世凯了。当时，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做了大总统，还不满足，还要做皇帝。估计王闿运是个“愤青”，身在湖南，心忧天下，对这位窃国大盗的做法很有些不满，便写了一副“嵌字联”贴到老袁的总统府去了：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横批：旁观者清。此联妙在上联和下联嵌入“民国何分南北，总统不是东西”，令老袁十分尴尬。特别是“东西”一词，用得恰如其分，骂得痛快淋漓。佩服！

俗语源流之”扒灰”

扒灰，民间指公公与媳妇发生不正当的两性关系。看过《红楼梦》的人对焦大骂街一段想必留有印象：“扒灰的扒灰，偷小叔子的偷小叔子。”其中的“扒灰”即是暗指贾珍与儿媳秦可卿的不正常关系。可见“扒灰”一词早在曹雪芹的时代就被人们广为使用了。

何以将翁媳乱伦称“扒灰”？其语源说法不一，流传较广的一说认为源于王安石的故事。

王安石之子王雱，早年辞世，其妻青年守寡，另筑小楼居住。王安石出于对儿媳的关心，经常去探望她。而媳妇却误解了公公的意思，以为王安石心怀不轨，于是提诗于壁，以明心迹。王安石见了题诗，颇为尴尬，即以指甲扒去壁灰。于是便有了“扒灰”之说。“扒灰”亦称“爬灰”，爬灰必污膝，“污膝”与“污媳”谐音，故称翁媳乱伦为“扒灰”或“爬灰”。

我对这个说法的许多细节都持有异议。

王荆公为人不择形迹，不拘小节这是事实；从关心的角度出发，去探望一下寡居的儿媳（假如真有这么一位儿媳妇的话）以他的性格似乎也做得出，但说到他对儿媳妇有什么企图却着实令人难以置信。首先，王安石是极爱王雱这个儿子的，据说他纵论天下人才，以王雱为第一，认为可以继他为相，可见对王雱的期待和赞赏。王雱死后，王安石痛不欲生，对他的怀念也与日俱增，始终不能释怀，又怎么可能做对不起儿子的事呢！其次，王安石人格高尚。对他的品行，即使是苏轼、司马光这样的政敌（注意，是政敌）也是只反对他的政策而不否定他的为人。前者称他“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后者称他“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可说是赞许有加。史书中还记载着王安石拒绝纳妾的故事，就连夫人主动为他买来的都坚持退回去，终身与夫人相守，这表明他对爱情是专一的，这在奉行一夫多妻制的封建社会里实在少见。试想，这么一个有着“卓绝之行”的人，这么一个有着“过人节义”的人，这么一个连妾都不肯纳的人，怎么会打儿媳妇的主意，做那种“污媳”的龌龊事呢！作为王安石的家人，儿媳对公爹的情怀和品行本应十分了解，怎么可能将公爹的好心探视看成是心怀不轨呢？这与理难合。

所谓儿媳妇另筑小楼守寡一说也大有可疑。因为王安石的时代还没有在社会上形成后世理学所倡导的“从一而终”的节烈观，妇女离异或死了丈夫而改嫁在当时是很寻常的事。即便是理学盛行的南宋，女人改嫁也并不罕见，我们知道的李清照、唐婉不都曾嫁了二夫吗？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下，王雱的媳妇是不是一定要“守寡”呢？就算她愿意守寡，守就是了，似乎也没有必要“另筑小楼”。史称王安石一生清廉，不置产业（包括房屋），就连家里的床都是借用官家的（后被收回），怎么可能为儿媳妇“另筑小楼”？这既不合世情亦不合实情。

再说“题诗于壁”的事。如果确有其事，那么题的什么诗？发布消息的人既然知道此事，那就应该也知道诗的内容，可那首诗又在哪里呢？怎么我们都看不到？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制造消息者的别有用心。我们知道荆公两次入相，锐意改革，得罪了不少人，许多人恨之入骨。他下野后，反对派当权，一些人对王安石极尽诋毁之能事，制造了不少有损王安石形象的流言，什么“眼中多白，乃奸臣之相”；什么“外示朴野，中藏巧诈”；什么“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把个政绩卓然文采飞扬人格高尚的王安石说得极其卑劣猥琐，那里还有著名政治家、文学家的半点光彩。中国人诋毁人的功夫那是世界一绝，落井下石的功夫也是罕有匹敌。当年东坡反对王安石变法，不是也受到很多人无中生有的诽谤和围攻吗？一个“乌台诗案”差点要了他的命。以彼推此，这个所谓的“扒灰”之说，估计就是朱熹之流那诸多中伤之箭中的一支吧？所以，说“扒灰”源于王安石，我是不信的。

倒是清人王有光的说法比较可信。他在《昊下谚联》中说：过去，神庙香火旺盛。为敬鬼神，人们往往大量焚烧涂有锡箔的纸钱。天长日久，锡灰渐多，庙祝将锡灰出售，可获很多钱。消息传出，贪利之徒就往往到寺庙中偷扒锡灰。“扒灰”即偷锡。锡与媳同音，故将翁媳不正常的关系称为“扒灰”。

还有一种说法也有一定的道理。过去民间生活用具多为锡质。农民往往叫锡匠到家中来铸造。锡匠偷锡，只有将锡藏于灰中，待无人时扒出取走。锡、媳同音，人们便将“偷媳（锡）”称为“扒灰”。

俗语源流之”王八”

那天看了山旮旯子大哥关于越南的一篇游记——《河内印象》，谈到越南男人喜欢戴绿帽子，不禁哑然失笑。越南文化和中国文化虽然有着极深的渊源，但许多方面还是有显著差异的。就比如戴绿帽子，这个在越南男人看来很寻常的事在中国男人的眼里却是无法忍受的奇耻大辱。因为在中国，“绿帽子”是“王八”的代名词，只有老婆不贞的男人，人家才说他戴了“绿帽子”或干脆称之为“王八”。

那么，“王八”怎么会与“绿帽子”扯上关系呢？这就要先从该词的由来说起了。《史记·龟策传》记述了八种名龟，第八种叫王龟，所以，王龟又被称为“王八”，以后人们干脆把所有的龟都称作“王八”。本来龟与龙、凤、麟合称“四灵”，是长寿的象征，自身并无什么不好的含义，唐宋之前，“龟”是很受人们尊重的，许多人甚至用“龟”作名字，比如唐天宝年间的著名音乐人李龟年、著名农学家陆龟蒙等等。可是到了五代，出了个叫王建（前蜀主）的家伙，做皇帝前是个无赖，杀牛、偷驴、贩私盐、踹寡妇门，挖绝户坟……无所不干。因他在兄弟中排行第八，人们都叫他“王八”。虽然此“王八”非彼“王八”，但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害得老实巴交的龟儿们也受到了牵累，“王八”一词便由此出现贬义，成为一句骂人的话，特指那些忘掉“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八个字的人，所以有时也写作“忘八”。当年袁世凯窃国称帝的时候，就有人用歇后语的手法，写了一副对联骂他：

一二三四五六七

孝悌忠信礼义廉

这副对联把“八”字和“耻”字隐去，言外有意，弦外有音，讽刺了“满口里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袁世凯是“忘八”和“无耻”，还配上“五世其娼”的横额，骂得相当高明！

“王八”与“绿帽子”扯上关系是元、明两朝的事。元朝至元年间，朝廷不仅对各级官吏的服色有明文规定，连普通百姓的服色也做了统一要求。其中，特别规定，凡娼妓之家，其家长及亲属中的男性一律头裹青巾，以示与常人有别。这个制度一直延续到明朝。据梁同书《直语补正》引明人《杂俎》说：娼妓“隶于官者为乐户，又为水户，国初之制，绿其巾以示辱。”可见，有明一朝，娼妓家属戴的是绿头巾。而且戴绿头巾的也仅限娼妓的丈夫。为什么是绿头巾而不是其他颜色的头巾呢？原来，当时民间有一种传说认为，王八不能性交，公王八就纵容母王八去找蛇交配（哈，怪不得王八的头与蛇脑袋长得那么像呢），这与娼妓之夫容忍自己的女人与它人搞不正当的两性关系有点相似，加之王八的头是绿色的，所以，朝廷强令娼妓之夫戴绿头巾既是他们从事“贱业”的标志，也是对他们的一种侮辱。

古代的头巾相当于现在的帽子。所以现代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男人对“绿帽子”是相当敏感且忌讳的。除了军人和警察，生活中恐怕没有谁愿意买一顶绿帽子戴，否则，是要被人取笑的。曾听人说过这么一件事：正在恋爱中的某女孩辛辛苦苦地用绿毛线给男友织了顶滑雪帽。男友收到礼物后自是非常高兴，可他的爸爸妈妈不乐意了：好啊，还没结婚就想让我儿当王八，这样的媳妇咱可不敢娶！于是唆使男孩跟女孩分手……这虽是个笑话，却也反映了民间的一种观念，我们不妨称之为“绿帽子观”。这种“绿帽子观”甚至影响到人们的商业活动，在中国，如果哪家帽子工厂敢于生产绿颜色的帽子，那非得赔个底儿掉不可！呵呵。

俗语源流之”吹牛”

我在西部读书的时候，一次和同学骑车到黄河边上玩，曾有幸见识过一种水上交通工具——牛皮筏子。跟我们聊天的筏主人是一个有着古铜色皮肤、会唱“花儿”的老艄公，他告诉我们，他的这个牛皮筏子由５个牛皮囊组成，可以乘坐二三十人或搭载四五吨货物。他就是靠这个牛皮筏子载人漂流或运输货物为生的。那些牛皮囊里充满了气，本来就鼓鼓的，被浑浊的黄河水一泡愈发胀得酱紫发亮。那天，如果不是气温过低，我们又忙着返回学校去，很有可能就乘着他的牛皮筏子在母亲河里飘上一段了。现在想来仍有些后悔。因为从那以后，我就再没有去过那个遥远的黄河古渡，也就再没有机会乘坐那种原始而朴拙的牛皮筏子了。

不过，正是那次的经历，使我第一次知道了“吹牛”这个词的来历。

据老艄公讲，在很久很久以前，河套一带的人们就开始使用这种牛皮筏子做水上交通工具了。平时不用的时候，收放在家中，须用的时节，才往“牛皮筏子”里吹气，使之鼓胀起来，能够载人载物漂流于水面。这使我想起小时侯看屠夫褪猪毛前在猪腿上割一个小口然后将猪身吹胀的情景，想来这吹牛皮筏子也是一般的方式吧？

由于牛皮太厚，吹胀它是一件相当费劲的事，一般要几个人通力合作才能完成。所以，当时凡遇到说话口气大的人，人们便嘲讽他“有本事你到河边吹牛皮筏子去！”这样，“吹牛皮筏子”便很自然地与“说大话”联系在一起了。久而久之，“吹牛皮筏子”就变成了“说大话”的同义词，并且逐渐被省称为“吹牛皮”或“吹牛”了。

如今，吹牛皮筏子做为一种民俗记忆，早已沉淀在黄河滩头那厚厚的的泥浆里。筏工们再也无须用人力吹牛皮了，像老艄公家的那种由五个皮囊组成的牛皮筏子，一台鼓风机或几只打气筒只消一会的工夫便全部搞定。所以，走遍黄河古渡，恐怕也很难找到会“吹牛皮”“能吹牛皮”的人了。不过，生活中爱“吹牛皮”的人却日见其多了。远的且不说，眼前就有这么两位：

一位是个旅美的德国哥们儿，他利用电子邮件向外界发布消息说：“我将在*年*月*日杀死布什总统；有本事就来抓我；萨达姆万岁！”结果，联邦调查局不仅有本事抓住了他，还有本事将他送到联邦法院，判了他10年监禁并处罚金50万美元；

另一位是个姓潘的女大学生，据说该女孩哪样都好，就是爱吹牛。有一次去校门口的一个煎饼店买煎饼时对店主谷某信口诌道：“我爸爸开了一家建筑公司，不是一般的有钱，两个弟弟每人都有自己的房产和私家车，我本人近期还要出国留学。”谷某一听，心说生意来了，便和煎饼店的伙计一道，设计将这女孩骗至店内，残忍地杀害了她。实际的情形是，这女孩的家境远非她所夸耀的那么富有。那谷某也是利令智昏，他就不想想，一个经常到小摊上买煎饼吃的女孩，口袋里又能有几个大子呢！唉！这“吹牛”啊，真是害人又害己！

前面说过，吹牛皮筏子是一件很费劲的事。吹者一定要身体够壮，力量够强，底气够足才做得来。所以，后来又由“吹牛”一词衍生出“牛B”这个词儿。但凡一个人有能耐，有力量，够强悍，够厉害，够派，够拽，人们就说他很“牛B”。前几天在网上看到一个笑话，说有一农民大哥赶牛车进城，被110警察拦下，理由是没有车牌。农民大哥便愤怒地手书一牌挂在车上，警察看了差点没背过气去！只见上面写着：牛B-74110。哈哈，可笑死我了！敢跟110叫板并公然声称要气死之，那得有多大的气魄，多大的胆量啊，如果此事属实，那么我敢说，这位农民大哥应该是天底下最牛B的人了！

俗语源流之“破鞋”

小时侯，村里有个叫“魏大狗”的女人，是我们村小的老师。“魏大狗”是她的绰号，意思是没人要的女人，就只配“喂大狗”了——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以前一直把这当作她的名字。

她的年龄在二十七八岁左右。教大表姐她们音乐。大表姐经常领我去她们学校玩，听她在落日的校园里忧伤地拉手风琴，所以便认得她。高挑的身材，白净的面庞，乌黑的短发整齐地抿在耳后，整个人显得干净而利落，只是那双好看的眼睛不知为什么总是显出很忧郁的样子。每当她从学校出来的时候，村里的女人便三三两两地在她背后唧唧咕咕指指戳戳，有的还追着她喊——“破鞋！”。破鞋？她鞋破吗?我曾好几次刻意地去看她的脚，她穿着一双当时很流行的白色帆布球鞋，好象还打了粉，纤尘不染，完好无损。为什么大家说她是“破鞋”呢？百思不得其解。回去问母亲：“妈妈，那些人怎么总说魏老师是‘破鞋’啊？她的鞋也不破啊！”妈妈极严厉的瞪了我一眼，凶狠地说：“小孩子家家的懂什么，不准跟别人瞎起哄！”妈妈的话我一向是最听的，妈妈不让说，想必这“破鞋”不是什么好话，也就不再追问。但心里头始终对这个词儿很好奇。破鞋，为什么啊？

随着年龄的增长，渐渐地知道，“破鞋”真的不是什么好话！它是北方地区的人们对作风不正派的女人的代称。可作风不正派与“破鞋”有什么关系呢？问过许多人，都说不出个子丑寅卯。记得上一年级的时候，学习“鞋”这个字，老师让我们用这个字组词：布鞋、球鞋、运动鞋、大头鞋、回力鞋……同学们七嘴八舌很卖力地组着词，把平时能见到的想到的鞋名都说出来了，就在老师以为我们再也组不出词来的时候，一个叫李志刚的大个子学生“扑棱”一下站起来，几乎是喊着说：“老师，我还知道一个！”“说！”“破鞋！”哗——全班哗然，年轻的女老师也禁不住扑哧一声笑了。那个时候，魏大狗老师已经调回镇上去了，她当然听不到我们的笑声。下课后追上女老师问：为什么把“坏女人”称作“破鞋”？女老师丢下一句“不知道！”便匆匆的走了。

是不是这个问题很愚蠢呢？怎么问谁都说不知道？我再也不找人询问。但是，许多年后，问题的答案居然自己找上门来了。

那是读大二的时候，我在校学生会任宣传干事，与几个同学主编一份报纸——《大学生活》。我享有与教授们一样的随意出入校资料室的权利。在一次查阅资料中，无意间看到了一条关于“破鞋”来历的资料，好象是在一种杂志的合订本上，是《辽宁青年》还是《读者文摘》呢？忘了！好在我有做读书笔记的习惯。又好在当年的读书笔记几经迁转，居然没丢。现翻出来，录如下：

“破鞋”一词出现于解放前。当时，大城市中一些为生活所迫卖身的下等妓女，红颜消逝后即揽不到生意，只能去煤矿、林区去寻那些卖苦力的单身汉。可是那里的生意照样艰难。他们每天奔走于矿区、林区的崎岖不平的道路上，很快就将软底缎面的绣鞋磨破。因此，矿区、林区的人一看见穿着破损的绣鞋的女人就知道她们是拉客的妓女了。逐渐，那里的人们就用“破鞋”来代称妓女了。解放后，我国政府取消了娼妓制度，“破鞋”一词便被代称作风不正派的女人。

在“第三者”“二奶”“小姐”这些词汇广为流行的今天，即使在农村，也已经很少有人使用“破鞋”这个词了。想当年，漂亮的魏老师只不过是与男友未婚先孕，就被扣上了“破鞋”的帽子，从镇中心小学发配到我们村小，从此在人前抬不起头来。现在呢？这还算什么事啊？现代人对很多过去视为洪水猛兽的社会现象都变得非常宽容，就连“昏外情”、“一夜性”似乎也能容忍了。世道人情真的是变了！看到这样的变化，想想魏老师当年的遭遇，怎不叫人顿生沧海桑田之叹！

我也终于明白：当年，魏老师的琴声为什么总是那样的忧伤，眼神为什么总是那样的忧郁了！

俗语源流之”倒楣”

那天看到一篇文章，记不得是什么题目了，大意是说汉飞将军李广是史上最倒楣的将军。一生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可谓功劳不小，却难得封侯之赏，因为每到关键时刻，他总是掉链子——不是战败被俘，就是行军迷路，再不就是私受将军印被人家告发……其实，在以奖励军功著称的汉武帝时代，封侯并非十分困难的事，李广的部下不就有好几个被封了侯吗？而他自己直到引刀自刭，都还是一个没有爵位的将军。史书上用“数奇”来形容他。什么是“数奇”？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不赶点儿”，“不走运”，换言之便是“倒楣”。

我引述这篇文章不是为了感叹飞将军多舛的命运，而是要和大家探讨一个词——“倒楣”。

该文作者在行文中多次使用“倒楣”这个词，无一例外地都写成了“倒霉”。殊不知这是错误的。不光这篇文章的作者，我们看到很多人在使用该词时也都习惯于这么写。我在百度上用智能ABC输入了“倒楣”一词的汉语拼音，结果出来的汉字就是“倒霉”，再查看搜索结果，居然全都是“倒霉”，随便摘录几条：

（1）有个叫凯•拉纳加的恐怖主义分子在寄邮件炸弹时没付足邮资。邮件被盖上“退返寄信人”的印戳退回。而他忘了那是炸弹，于是开信，被炸成碎片。这可真是个倒霉的家伙！

（2）妇产科医院的候诊室前，有两个准爸爸不安地踱着步，等待妻子生产。 其中一位叹气地说：“真倒霉啊！这事刚好碰到我在休假！”另一位则说：“我比你更倒霉，我现在还在度蜜月哩！”

（3）有一个倒霉透顶的人，看见远处有一群人朝这边跑过来，他想上次看人家打架自己头上挨了一砖头，今天跑远一点。可是不跑还好一点，他跑得越快后面的人越多，后来实在跑不动了，被赶来的人一阵拳打脚踢，突然有人喊“偷东西的人在那边”。

这使我想起自己刚参加工作时的一件事。有一次我让学生听写这个词，全班40多个学生，竟然没一个写对的，多数学生都把“楣”写成了“发霉”的“霉”或“眉毛”的“眉”。可以说，“倒楣”是汉语词汇中书写错误率最高的一个词了！“倒霉”几乎被约定俗成为正确的写法。

但“倒霉”这种写法实在无法解释。而“倒楣”则是有来历的。据说科举时代，民间有“揭竿悬旗”的习俗。应考的读书人，乡试、会试榜上有名时，便在门楣上揭竿悬旗报捷；后来，富有的人家花钱买得官爵功名，秀才纳捐取得贡生资格，也都“高竿大旗，飘飘云汉”，炫耀一番，一时间，“每入城市，弥望不绝”，竟成一景。有一个词儿叫“光耀门楣”大约就是从这来的吧？到了明朝末年，江南一带的举子在赴京参加科举考试之前，为了求个吉利，也在门前竖起一根旗杆，当地人称之为“楣”。竖者，立也，竖旗杆的寓意那是再明显不过的，无非是希望自家的举子一蹴而就，从此立身、立命、立业。考中了，旗杆照竖，它就像一面骄傲的旗帜，一家人乃至一族人都感觉颜面有光；考不中，那还有啥说的？悄悄把旗杆放倒吧，这放倒旗杆的过程便称之为“倒楣”了。是啊，对于那些皓首穷经的书生们来说，还有什么比名落孙山更叫人羞赧和沮丧的呢！于是，“倒楣”便成了不顺利或运气坏的代名词，被人们广泛地运用到口语和书面之中，直至现在。

我们知道，每年的高考语文试题中都有一道错别字辨析题，3分呢！指不定什么时候命题者就会把“倒楣”这词儿搬出来考我们！现在，我们既然知道了它的来历，还会写错吗？

俗语源流之”二百五”

古时候一千钱为“一吊”，五百钱为“半吊”，比“半吊”更差的称“二半吊”，也就是二百五十钱了。于是便有了“二百五”这么一句骂人的话，用以讥刺那些做事莽撞，有点儿傻里傻气的人。

从“二百五”的这个来历不难看出，它与我们通常所说的“傻子”并非同一个概念，这一点是须要弄清楚的。“傻子”是智力上的残疾，而“二百五”则是“二半吊子”，也就是没有傻透的那种，民间也有叫“半瓶子醋”或“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荡”的。因此，被称作“二百五”的人智力上通常没有太大的问题，有些甚至还是高智商者。但是他们却常常在特定的条件下(比如利、欲面前)做一些愚不可及的事。比如，我以前有个同事，你拿她当朋友，时时处处回护于她，她却反不领情，把你的好心当成驴肝肺，这种不识好歹的人在现实中可多了去了，是典型的“二百五”；又比如安徽的女贪官尚军（性贿赂）、湖南的女贪官蒋艳萍（巨额受贿），明知道行贿受贿为国法所不容，却还是忍不住去做，全不把“手莫伸，伸手必被捉”的训诫当回事，这可能就是人们常说的“利令智昏”吧？利令智昏者，当然是“二百五”！

前些天在网上看到一则消息，说有个叫王千源的中国女孩，在旧金山的奥运火炬传递期间，她没有和自己的同胞站在一块儿，而是现身于藏独分子的雪山狮子旗下，是非不分，敌我不辨，在错误的时间用错误的方式表达了错误的观点，以致激起了所有爱国华人的愤怒——网上对她连篇累牍的挞伐就是一个明证。我甚至担心起她的人身安全来：今后，这女孩还敢回国吗？据说此女学业还不错，人长得也很漂亮，算得上聪明人一个，然聪明人做傻事，非“二百五”而何？

比王千源更“二百五”的，还有台湾那个喊台独喊得最凶的女人——吕秀莲。她的祖籍在福建的漳州，可她自己却死活不肯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也不知其祖上造了什么孽，繁衍出这么个SB后代来！听说她遭到过枪击，不知道现在死了没有。

写到这里突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怎么今天我举的例子全都关乎女人呢？难不成这“二百五”竟与女人有什么关联？于是便想起了民间对“二百五”的另一个叫法——“2B”。呵呵

俗语源流之”一盘散沙”

中国有一句俗语叫“一盘散沙”，用以形容个体或集体不团结、缺乏向心力。从语法的角度说，其实，那个“散”字极其多余，因为沙的本质就是“散”的，它们可以互相堆叠、互相挤压，却永远不会粘连！除非有外力的作用。比如粘土，比如粘合剂。记得有一次在海边看沙雕，看到那些奇巧的造型，惊讶得嘴都闭不上：一堆沙子，是怎么聚合到一块的呢？一打听才知道，原来，那上面是喷了胶水的。

中国人就是这样一盘互不粘连的沙子。人们常说“文人相轻”，其实在中国，哪里只是文人相轻，应该是人人相轻才对。比如：北京人轻视外地人，城市人轻视农村人，南方人轻视北方人，有钱人轻视无钱人，开车的轻视走路的，走路的轻视扫路的，吃饭的轻视要饭的……因为彼此轻视，互相挤兑，所以“凡是整中国人最厉害的，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凡是出卖中国人的，也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凡是陷害中国人的，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柏杨《丑陋的中国人》）“中国人是一盘散沙”，连孙中山先生都这么无奈地说！

但是，世界上有些民族就不是沙子，而是粘土。比如，日本。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一向很仇视和极其瞧不起这个东瀛小国，称之为“小日本”。日本也的确很小，国小，人也小，所以中国古代又称其人为“倭”。“倭”者，矮人也！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小人”的国度，却曾经侵占中国东北14年。他们的铁骑几乎踏遍了我们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四万万中国人用了整整14年的时间，才把他们赶回海上去。为什么呢？

就个体而言，粘土的颗粒也许不如沙子粒大、晶莹、坚硬和耐看，但是他们有着极强的粘合力，它们从来不以个体的形式存在，而总是攒聚在一起，特别是被水浸湿后粘性尤强，如果你是一位优秀的陶工，你可以用它们塑造任何你想塑造和你能塑造的器皿。

不仅如此，它们还常常把粘土之外的东西给裹挟进来，以我为胎，以你为骨，骨为胎用。据说著名的紫砂陶器就是以粘土为主料，掺以紫砂、云母、赤铁矿，经过手捏、轮制、模塑等方法加工成型后，在800－900度左右的高温下焙烧而成的。

由此我想通了两个问题，那就是：1.为什么中国人不团结？2.为什么中国历朝历代总出汉奸？答曰：因为我们是沙子，而人家是粘土。于是常常天真地想，中国人如果是一盘粘土就好了！

俗语源流之”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

大凡美女嫁了赖汉，比如潘金莲嫁给武大郎，人们就说“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原以为这样一句俗语，应该发端于民间，是老百姓的创造，却不料它最早竟出现在一位古代诗人的雅作中。这位诗人就是又有才又有钱钱多了没处花便跟人斗富的石崇。

石崇可能是较早在文学作品中描写王昭君的人了，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这位才高八斗富可敌国的石先生绝不是王大美女的知己。他的《明君怨》（见《昭明文选》第二十七卷；明君就是昭君，因为晋朝避司马昭的讳而被人称作明君或明妃）肆意歪曲王昭君的形象，把一个有胆有识、自愿远嫁的刚毅女性，写成了一个受人摆布、被迫出塞的薄命佳人；把一个促进民族团结、友好的红颜使者，写成了一个歧视少数民族的典型；把一个深明大义、值得崇敬的巾帼英雄，写成了一个忍辱含羞、偷生异域的悲剧形象。

在他的笔下，昭君出塞是悲悲切切、哭哭啼啼的。在陪同她的一行人马中，人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地离开汉宫，连马也禁不住悲惨地嘶鸣，舍不得走：“仆御涕流离，辕马悲且鸣。”而主角昭君呢，就更是伤感了，过分的哀怨和悲伤使他的五脏六腑都破碎了，泪水把帽缨子都沾湿了：“哀郁伤五内，泣泪湿朱缨。”由于她怀有民族偏见，到了匈奴之后，虽被拜为阏氏，但她总觉得不是滋味，认为异族之邦不是安身立命之所，虽然贵为阏氏，也并不感到荣耀：“殊类非所安，虽贵非所荣。”她为自己不得不适应匈奴当时的风俗——夫死再嫁而感到羞惭心惊，而且已经到了痛不欲生的地步：“父子见凌辱，对之惭且惊。”她多么想寻求一死，可是死也不容易，只好默默地忍辱偷生：“杀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所以，她怨恨无穷，后悔不尽。

特别是诗中“昔为匣中玉，今为粪上英”一句，更以昭君的口吻，将自己比喻成一朵鲜花，而将呼韩邪单于比作一堆牛粪。

昭君是“鲜花”，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但你要说呼韩邪单于是一块“牛粪”，恐怕许多人都不会赞同。但凡了解一点这一时段历史的人就知道，呼韩邪单于虽然算不上匈奴人的一代英主，但至少也是个有点作为的人。他先后击败握衍朐鞮单于和右地屠耆单于，统一漠北，后来又遣子入汉，对汉称臣，虽然本意是想借助汉朝的力量保全自己，但客观上却开了胡汉交好的先河，为胡汉和亲与北方的和平准备了条件。像这样一个对历史有贡献的少数民族首领，怎么可以与武大郎之流相提并论呢！

很明显，石崇在诗中把他自己歧视其他民族的思想和封建的伦理观念强加到了王昭君的身上，这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是应该摈弃的。不过，诗中“粪上英”一词却演变成为一句俗语，被后人广为使用，也算是石氏对丰富民族语言宝库所做的一点贡献吧。

据说，石崇有一宠妾名叫绿珠，美艳且善吹笛，石崇为解绿珠思乡之情，建“金谷园”，筑“百丈高楼”以供其凭眺。不幸的是，这位楼头上的美女被赵王司马伦的亲信孙秀看见了，惊为天人，便向石崇索要，石崇怎肯割爱？自然是拒绝了！这就为后来留下了隐患。永康元年（300年）司马伦专权，石崇因参与反对赵王伦，被孙秀大军包围在金谷园。石崇见大势已去，对绿珠说：“我因你获罪，奈何？”绿珠流泪道：“妾当效死君前，不令贼人得逞！”—— 可怜一朵鲜花，虽未插在牛粪上，却一头栽入金谷园百丈楼下的尘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