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span style="color:rgb(1, 1, 1);"> 1954年的夏天，兰州军区调配了十几辆苏式卡车，每辆车安排了二十几位大人和小孩乘座。新疆军区派专人带队将军人家属及小孩约200多人安全地送到新疆的各个军分区。</span></h1><h1><span style="color:rgb(1, 1, 1);"> 姥爷望着即将远离自己的女儿和外孙女说到：“这一去恐怕再也不得见。” 母亲将银头簪取下，又从口袋里拿出部队刚发的钱一并交给姥爷。</span></h1><h1><span style="color:rgb(1, 1, 1);"> “瓜娃，上路的钱一定要含上（陇西土语：装好），可不敢丢了，路上用的着。” 姥爷边说着边擦着眼角的泪水。</span></h1><h1><span style="color:rgb(1, 1, 1);"> 母亲执意让姥爷拿着：“一路上吃住都有公家管着，额用不着。” </span></h1><h1><span style="color:rgb(1, 1, 1);"> 车开动了，姥爷双手紧紧攥着头簪和40元钱，望着车上的亲人渐渐的远去……</span></h1><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1, 1, 1); font-size:20px;"> 母亲带着女儿莲莲坐了一个多月的汽车，终于来到了阿勒泰军分区边防大队二连所在地-----群库。下了车，莲莲就要找爸爸，连队的王玉珍阿姨说：“你爸爸在后山的边防上巡逻呢，远的很，过几天就下山来看你们了。” </span></p><h1><span style="color:rgb(1, 1, 1);"> 母亲到了边防大队后，连长闫东辉在连俱乐部开会，欢迎到部队的几位家属们。几天后，连里就安排母亲在连队食堂工作。</span></h1><h1><span style="color:rgb(1, 1, 1);"> 当时，国家有规定：凡是部队的随军家属都属于部队在编人员。每人每月工资66元。母亲心想：工资这么多，在老家能买上一头牛都花不完。 部队上还规定：家中七岁以下的小孩每人每月奶费补贴60元。母亲领了自己的工资和女儿莲莲的奶费补贴，一下子就被这天上掉馅饼的好事“砸”懵了，一心只想：我要好好的工作，听领导的话，报答共产党、毛主席的恩情。</span></h1><h1><span style="color:rgb(1, 1, 1);"> 群库，是二连连部所在地，在阿尔泰山脉的中段，离阿勒泰军分区有80多公里，部队上供应的牛羊肉一年四季都很充足， 但是，有八个月除了海带、粉条、咸菜，吃不上新鲜蔬菜， 为此，母亲就与几位军属上山挖野菜、检蘑菇什么的，想着法子给大家改善伙食。</span></h1><h1><span style="color:rgb(1, 1, 1);"> 父亲骑着马从中蒙边境线上回到连部要走两天的山路。八一建军节的晚上，连里组织了会餐，母亲她们准备了丰盛的饭菜。晚上，连里搞文艺活动，要求每个人都要表演一个节目，父亲唱了一首“蓝蓝的天上白云飘”，大家鼓掌叫好！ 挨到母亲岀节目时，母亲什么也不会，只有让女儿跳一段新疆舞算是蒙混过关了。</span></h1><h1><span style="color:rgb(1, 1, 1);"> 来部队的家属基本上都是文盲，为此，连里成立了扫盲班，每天晚上组织家属们一起认字、学文化。 连队还经常给大家教歌，只要是集体活动，唱歌是必不可少的。</span></h1><h1><span style="color:rgb(1, 1, 1);"> 母亲被部队的生活感染着，每天脸上都洋溢着幸福和快乐。 从此，母亲每天乐乐和和地为战士们忙禄着饭菜，业余时间给战士们冼衣服、缝被褥…… </span></h1><h1><span style="color:rgb(1, 1, 1);"> 一年之后，母亲随父亲转业到了兵团的二十八团二营七连，又积极投入到了垦荒造田的紧张的劳动当中。 母亲在兵团连队工作了七个年头，年年都有获奖的“喜报”，母亲特别看重她争取来的荣誉。</span></h1><h1><span style="color:rgb(1, 1, 1);"> 后来，我们姊妹几个都先后在七连出生。</span></h1><h1><span style="color:rgb(1, 1, 1);"> </span></h1> <h1> 1959年10月1日兵团农十师正式成立。父亲作为先头部队来到了北屯，开始了建师部的工作。</h1><h1> 1962年5月，全家搬到了工程团。工程团有六个连队，主要的任务就是给北屯盖医院、商店、学校、机关办公室，修干渠、建水电站等。经过三年的建设，北屯才有个师部的样子。</h1><h1> 母亲来到工程团工作了不到半年，中央就下达了文件，号召兵团各单位所有女职工，凡是有两个以上孩子的必须要退职，主持家务，照顾孩子。俗称：“持家”。国家发六个月的退职费。母亲积极地响应党的号召，办了退职手续。</h1><h1> 退职的家属们除了一天三顿饭以外整天无事可做。</h1> <h1> 记得我们住的房子叫“地窝子”，即：一半在地面以上，一半在地面以下。地窝子没有房粱，地面以上是用苇子扎成20厘米左右粗的“苇把子”，长度大约在七、八米，一根一根地排好用木签子串起来拱成半圆形状，再抹上厚厚的泥巴，在房顶中央掏出一个方型的洞口，摆上一块玻璃用泥巴固定，窗户即安装完毕。为了防止玻璃破损，母亲还缝了一块棉窗帘护着，早上卷起，晚上盖好。 当听到房顶有响声，母亲就立刻喊到：“那个在房顶上跑上跑下？再上房顶看把你娃的腿打折。” 可是，孩子们依旧天天在房顶上“打仗”，也没见母亲打过谁一巴掌。</h1><h1> 地窝子内部面积大概是：3.50米X7米（24平米左右）。室内有两张大床，是全家八口人睡觉的地方，床下堆放着各种家什。门口的左侧有一个窗户，窗户下支一个面板，面板下放着面粉和清油。挨着门口是做饭的炉子，铁皮烟筒直通到房前窗外。</h1> <h1> 母亲早早就教会孩子们“摸鸡蛋”的方法，每当母亲问：“今天能下几个蛋？”时，我都会准确无误地报数给母亲。母亲总爱说：“我的娃心疼！” 以示鼓励。</h1><h1> 从我懂事开始，就喜欢跟着母亲走东家串西家，跟着她走我总嫌她走的太慢了。</h1><h1> 母亲的娘家是甘肃省陇西县碧岩乡后沟村人，1943年与父亲成亲时不满十七周岁。母亲不识字，是典型的“小脚女人”。 </h1><h1> 我曾仔细地观察过母亲的小脚：脚的大拇指朝前翘着，四个脚指头紧贴着脚心。我问母亲：“为啥你的脚是这个样子？” 母亲说：“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我的母亲用三尺粗布给我褢着脚，我痛的受不了了，母亲就往我嘴巴里放几颗花椒含着，忍着，晚上也不放开。” 母亲边说边比划着…… 当时，我还不能体会到母亲的内心活动，只是隐约地觉得她对旧社会制度的不满。 母亲叹气说到：“两只脚的四个脚指头都断了，再也伸不直了……” 我不解地问道：“为什么要裹脚呢？” 母亲说：“哪个年代，家家的女孩都裹脚，不裹脚嫁不出去。”……</h1><h1> 我们家在工程团的三年期间都住在地窝子里面，因为地窝子没有通电，母亲晚上岀门的时候都要把我喊上并帮她拿着捻毛线的工具跟着她。捻毛线的工具是用一根三十公分长的细木棍，上头绑着一个铁丝勾，下头插着一个土豆。操作时，先用两只手撕一段羊毛，再用一只手捻一下木棍，反复操作，羊毛加了捻度后变成一股毛线缠在木棍上，一晚上能捻出200克的毛线。</h1><h1> 我望着母亲与阿姨对坐着捻毛线，听着她们永远也说不完的家常话……母亲把我从梦中叫醒后一起回家。</h1><h1> 好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母亲是夜盲症，晚上走路看不清……</h1> <h1> 有一天，母亲对我说：“泰娃，过几天你要报名上学了，记住：你是1959年阴历二月二生的，阳历是3月13日。属猪。” </h1><h1> 事隔四十年之后，我上同学家玩儿，无意间看到了一本“黄历”，查出结果：1959年的农历二月二对应到阳历是3日10日。后来我想：也许母亲记得阴历没有错。</h1><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1965年的3月1日，哥哥领着我报名上学，过后还发了两本书和两个深灰色的作业本，我都装进母亲缝制的新书包里，背着回家给母亲看，母亲说：“好好念书，长大了上大学。”</span></p> <h1> 父亲调到了新筹建的团场-----三场八连工作（后称188团）。八连离北屯有十几公里左右，父亲大概一个月回家一趟，当时因为自行车很难买到，所以回家全都是步行。</h1><h1> 1965年下半年，看着孩子们渐渐的长大，父亲通过熟人在师部大商店边上的“工五团家属院”找了两间平房全家搬了进去。母亲高兴地说：“总算不住地窝子了，娃娃们上学也方便了。” </h1><h1> 这一年，大姐工作了，分配在北屯医院工作。母亲的身体恢复也比以前好多了。</h1><h1> 母亲被选为家属队的妇女调解委员之后，对于邻居之间吵架，夫妻之间闹矛盾等一些锁事极为上心，而且，都能圆满地处理好，为此，母亲在家属院的威信很高。</h1><h1> 母亲擀面是最拿手的，特别是手切面又细又匀称，谁家要来个人吃个“哨子面”啥的，总是请母亲去帮忙，母亲也乐意帮忙……</h1><h1> 全家人一年四季的穿戴都是由母亲亲手逢制的。</h1><p class="ql-block"> </p> <h1> 1966年，“五.一六通知”下达后，“文革”开始了，因为父亲是连领导，自然归类到“牛鬼蛇神”队伍中，精神和皮肉的双重摧残迫使父亲偷着跑了。父亲一跑就是三年，家中唯一挣钱的人没了，家中原有的存款也被造反派们“冻结”了。 </h1><h1> 全家人都望着母亲……</h1><h1> 母亲没有叹息，也没有掉泪。</h1><h1> 母亲连续三个夏天，带着我们兄弟三人到十几公里外的麦田去检麦穗，没面粉吃就煮麦子吃，一吃就是三个月。</h1><h1> 母亲六年连续给别人家带小孩，因为，带一个小孩每月可以挣15元钱，以补贴家用。</h1><h1> 母亲连续三个春秋到工厂男青年多的住地去收盖脏的被褥和穿脏的棉衣棉裤，收回来后洗净、晾干、缝制好后再送回，每件收五角、捌角、壹元不等的辛苦费。</h1><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记得，我七岁多一点的时候得了胃病，经常胃痛的双手抱着肚子或背靠着火墙，嘴巴里不停的吐着酸水，母亲从医院里买的“胃舒平”、“胃痛散”等药都吃了不少，仍然不见好转。有时，半夜痛的床上翻滚，母亲看着不忍心，背起我深夜往医院里赶…… 其实，我常年胃疼的原因：一是文革年代吃粗粮，二是冬天穿的单薄保暖性差，三是室内温度太低，四是胃着凉后造成的胃酸胃寒并伴有经常性的胃痉挛（俗称胃疼，医学称：肥厚性胃炎）。</span></p><h1> 1969年，父亲从乌鲁木齐回来了，很快工作也恢复了，家里收入有了保障之后，母亲从此再也没有出去挣过钱。</h1> <h1>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始终没有与邻居发生过矛盾，更别说吵架了。在母亲的眼里：别人都是对的。</h1><h1> 母亲经常教育我们说：“遇到事，先找你自己的毛病，别管他人。” 这句话，我记了五十多年。</h1><h1> 母亲留给我的记忆很深，故事也很多……</h1><h1> 母亲走的日子是2009年的12月22日，那天是“冬至”，天非常地冷，雪下的很大……</h1><h1> 母亲享年83岁。</h1><h1> 母亲走了，走的很远，很远……</h1><h1> 想起母亲，总觉得她就在我的身边……</h1><p class="ql-block"> 我把这个美篇献给我的母亲----安玉英。</p> <h1> 寻找到了一组母亲的相片，想母亲时拿出来看看，母亲的脸上永远是笑容……</h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