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韵知乎笔记》那年的昨天！ 一一让实践见证四十年辉煌……

淡然秋韵

　　时间定格在这一刻。

中国上百台印刷机转动，不同的报头之下，出现了同一个标题；校园的阅报栏前挤满年轻的面孔，无数学子闻风而至，阅读同一篇文章；千百人重新铺展稿纸，千百支笔重新抖落尘埃，准备书写同一个主题；被一种沉重的沉默笼罩的中国大地，随着第一声响动，忽然爆发出轰鸣。

　　这是1978年5月，一篇名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在《光明日报》一版刊发。它掀起了席卷中国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成为那支撬动改革开放的哲学杠杆。

　　短短六千字，激荡四十年。

　　这场讨论，成为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哲学宣言，不但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凝聚了思想共识，而且确立了中国改革进程中的理论原则和思维模式。

　　这场讨论，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深入，既成为改革开放的前奏，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奏，使中国在道路探索上实现了理论创新与实践检验的良性互动。

　　这场讨论，成为中国社会思想现代化的重要一环。解放思想的力量、实事求是的精神，强有力地推动着中国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演进，从封闭型社会向开放型社会过渡。

　“中国人民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现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相互激荡、观念创新和实践探索相互促进，充分显示了思想引领的强大力量。”2018年4月，在中国全面对外开放的窗口海南，习近平主席如是说。改革开放的破晓之光，同样普照改革开放再出发之路。

一一纪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刊发四十周年

　　40 年前的 5 月 11 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吹响了思想解放的“集结号”，由此成为改革开放的历史起点。

重温这篇历史性文章，不仅是对改革开放 40 周年最好的纪念，而且对今天如何继续推动改革开放可以带来历史的启迪。

<1>

两个凡是

1976 年 9 月 9 日，毛泽东主席逝世。

10 月，“四人帮”被粉碎，举国喜大普奔。

10 月 26 日，华国锋在听了中宣部的汇报后说：

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

根据汪东兴的提议，1977 年 2 月 7 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提出“两个凡是”：

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毛主席与华国锋

<2>

邓小平表态

“两个凡是”出炉后，尚未恢复职务的邓小平表态反对。

1977 年 4 月，邓小平致信党中央：

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

5 月，邓小平与两位中央领导谈话时表示：

“两个凡是”不行。

7 月，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的党政军职务。

▲1977 年邓小平与叶剑英

<3>

胡耀邦酝酿

1977 年 1 月 1 日，胡耀邦对团中央干部严如平说：

现在的问题是，只要是毛主席说过话的，点过头的，画过圈的，都要一切照办，都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继续“批邓”，继续“文化大革命”那一套……与其去做违心事，不如在家抱儿孙吧！

1977 年，胡耀邦担任中组部部长，在叶剑英元帅的支持下，胡耀邦主持为习仲勋平反，并安排习仲勋赴广东工作。

1977 年 3 月，胡耀邦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刚到中央党校，他就想来一个翻天覆地，要把林彪、“四人帮”颠倒的东西再颠倒过来。

3 月 28 日，他就开展读书活动对学校教员说：

这次读书必须有针对性，针对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东西，我们再把它颠倒过来。……抓住被他们颠倒了的几个根本问题，和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照，马克思主义是怎么说的，四人帮是怎么颠倒的，这样，战斗性、思想性就强了。

要把颠倒的是非再颠倒过来，是要冒极大的政治风险的。胡耀邦展现了巨大的历史勇气。

1977 年 5 月，在党校教学会议上，胡耀邦语惊四座：

现在北京有一个政治漩涡。你们敢不敢进这个漩涡？我是想进的。……我准备办三个刊物，一个叫《理论研究动态》或叫《理论动态》，……一个叫《中央党校校刊》，……第三个是《中央党校简报》，……这三个刊物都由我亲自抓。 　

办这些刊物的目的何在？胡耀邦提出了极具历史穿透力的思考：

禁锢我们这个民族创造力的，一个是精神枷锁，……还有一个是组织枷锁，……这样一个精神上、组织上被禁锢、被压制的不自由的民族，怎么可能与世界上的发达国家进行自由竞争呢？

▲微财经作者刘胜军与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在一起

<4>

雄文诞生记

1977 年，主持党校工作的胡耀邦同志明确提出：“一个是完整、准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一个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当时正在党校高级班学习的杨西光参与了这些讨论。

同年，《光明日报》、《哲学》专刊组组长王强华出差去南京开会。会上，他请南京大学哲学系副主任胡福明为《哲学》专刊撰稿。

胡福明翻阅了大量资料，大约在 1977 年秋季，完成了两篇稿子，其中一篇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胡福明回忆了自己的心路历程：

• 1976 年 10 月，“四人帮”被粉碎, 举国欢腾。当时我感到,这是中国人民的第二次解放。然而 1977 年 2 月，“两报一刊”提出了“两个凡是”观点。我感觉不太对头。

• 但是面对“要不要写文章，敢不敢去发表”，我的思想斗争很激烈。我已当过一次“反革命”，劳动改造了好几年，戴过高帽子，扫过厕所，游过街，拉过板车。

• 但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有骨气有信念的，在时代更迭之时都有一批知识分子站在前面。更何况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发现了“两个凡是”的反马克思主义本质而不去批判，我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那个年代，顾准为知识分子守住一丝尊严

• 在当时的大背景下，批判“两个凡是”错误，不能直抒胸臆，这是我面临的难题。仔细推敲、琢磨分析后我发现,“两个凡是”的根据就是林彪鼓吹的所谓“天才论”、“巅峰论”、“句句是真理”等错误论断。

1978 年 4 月，经过胡福明和编辑部反复修改的这篇文章拼在了《哲学》专刊上准备发表。总编辑杨西光在审阅大样时决定将文章撤下来，进一步修改后再在头版发表。

杨西光将作者胡福明和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孙长江、《光明日报》理论部主任马沛文、《哲学》专刊负责人王强华召集到一起研究修改。

文章再经中央党校副教务长吴江同志修改定稿后送胡耀邦审阅，胡耀邦先后修改了 17 次。杨西光与吴江同志商定，为扩大文章影响，先在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第二天在《光明日报》发表，这个决定得到了胡耀邦的批准。

1978 年 5 月 10 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了经胡耀邦审阅定稿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

5 月 11 日，这篇文章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光明日报》发表。当天新华社转发了此文。

5 月 12 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全国绝大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报纸也陆续转载。

<5>

春雷惊大地

这篇文章应时而生，一石激起千层浪，引爆了一场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

报社一个月收到 1 万多封来信来电，文章作者两个月内收到的电报、信件可装满两麻袋。

胡耀邦事后评价说：

这篇东西的优点，最大的特点，就是敢于接触实际，……就是敢于接触几千万人的问题。我们党的干部几千万人。还是恢复到叶帅讲的，理论越敢接触实际，就越彻底，越能掌握群众，越能变成物质力量。……这篇文章接触了一个很大的实际问题，给我们搞马克思主义的勇气。做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心安理得的。

这篇文章更大的历史意义在于：在亿万群众的心灵上开启了正视是非善恶的良知之门。陈云说：

刘少奇同志是人不是鬼，毛泽东主席是人不是神。

▲毛泽东、刘少奇与陈云在交谈

从 1977 年 6 月开始，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领导广东全省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6 月 30 日，他在总结讲话中强调：

离开实践，理论一文不值。马列读得多，但不同实践结合，那有什么用处呢？

▲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

<6>

重温雄文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本报特约评论员

1978 年 5 月 11 日《光明日报》

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这是早被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解决了的问题。但是这些年来，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和他们控制下的舆论工具大量的歪曲宣传，把这个问题搞得混乱不堪。为了深入批判“四人帮”，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在这个问题上拨乱反正，十分必要。

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

怎样区别真理与谬误呢？1845 年，马克思就提出了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16 页）这就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

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真理的标准。毛主席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新民主主义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论》）这里说：“只能”、“才是”，就是说，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这是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所说的真理是客观真理，是人的思想对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因此，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就不能到主观领域内去寻找，不能到理论领域内去寻找，思想、理论、自身不能成为检验自身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标准，正如在法律上原告是否属实，不能依他自己的起诉为标准一样。

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必须具有把人的思想和客观世界联系起来的特性，否则就无法检验。人的社会实践是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实践具有把思想和客观实际联系起来的特性。因此，正是实践，也只有实践，才能够完成检验真理的任务。科学史上的无数事实，充分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门捷列夫根据原子量的变化，制定了元素周期表，有人赞同，有人怀疑，争论不休。尔后，根据元素周期表发现了几种元素，它们的化学特性刚好符合元素周期表的预测。这样，元素周期表就被证实了是真理。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在 300 年里一直是一种假说，而当勒维烈从这个太阳系学说所提供的数据，不仅推算出一定还存在一个尚未知道的行星，而且还推算出这个行星在太空中的位置的时候，当加勒于 1846 年确实发现了海王星这颗行星的时候，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才被证实了，成了公认的真理。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承认为真理，正是千百万群众长期实践证实的结果。毛主席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实践论》）马克思主义原是工人运动中的一个派别，开始并不出名，反动派围攻它，资产阶级学者反对它，其他的社会主义流派攻击它，但是，长期的革命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终于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思想。

检验路线之正确与否，情形也是这样。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制订自己的路线时，当然要从现实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情况出发，依据革命理论的指导并且加以论证。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个革命政党的路线是否正确，同样必须由社会实践来检验。20 世纪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俄国工人运动中，都发生了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路线的激烈斗争，那时第二国际的头面人物是考茨基，列宁主义者是少数，斗争持续了很长一个时间。俄国十月革命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证明列宁主义是真理，宣告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路线的破产。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在一个时期内，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没有占主导地位。长期的革命斗争，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正确的，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是错误的。标准是什么呢？只有一个：就是千百万人民的社会实践。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有的同志担心，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会削弱理论的意义。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凡是科学的理论，都不会害怕实践的检验。相反，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才能够使伪科学、伪理论现出原形，从而捍卫真正的科学与理论。这一点，对于澄清被“四人帮”搞得非常混乱的理论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鼓吹种种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例如，他们炮制“天才论”，捏造文艺、教育等各条战线的“黑线专政”论，伪造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必然变成走资派的“规律”，胡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经济基础”的谬论，虚构儒法斗争继续到现在的无稽之谈，等等。所有这些，都曾经被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所谓“理论”，谁反对，就会被扣上反对马列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大帽子。但是，这些五花八门的谬论，根本经不起革命实践的检验，它们连同“四人帮”另立的“真理标准”，一个个都像肥皂泡那样很快破灭了。这个事实雄辩地说明，他们自吹自擂证明不了真理，大规模的宣传证明不了真理，强权证明不了真理。他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自居，实践证明他们是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政治骗子。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有力量，正是由于它是经过实践检验了的客观真理，正是由于它高度概括了实践经验，使之上升为理论，并用来指导实践。正因为这样，我们要非常重视革命理论。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列宁选集》第 1 卷第 241 页）理论所以重要，就是在于它来源于实践，又能正确指导实践，而理论到底是不是正确地指导了实践以及怎样才能正确地指导实践，一点也离不开实践的检验。不掌握这个精神实质，那是不可能真正发挥理论的作用的。

有的同志说，我们批判修正主义，难道不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去衡量，从而证明修正主义是错误的吗？我们说，是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批判修正主义的锐利武器，也是我们论证的根据。我们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去批判修正主义，这些基本原理是马、恩、列、斯和毛主席从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概括起来的，它们被长期的实践证明为不易之真理；但同时我们用这些原理去批判修正主义，仍然一点也不能离开当前的（和过去的）实践，只有从实践经验出发，才能使这些原理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我们的批判只有结合大量的事实分析，才有说服力。不研究实践经验，不从实践经验出发，是不能最终驳倒修正主义的。

客观世界是不断发展的，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新事物新问题层出不穷，这就需要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指导下研究新事物、新问题，不断作出新的概括，把理论推向前进。这些新的理论概括是否正确由什么来检验呢？只能用实践来检验。例如，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国家或少数国家可以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学说，是一个新的结论，这个结论正确不正确，不能用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一般理论去检验，只有帝国主义时代的实践，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实践，才能证明列宁这个学说是真理。

毛主席说：“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297 页）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

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

革命导师们不仅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亲自作出了用实践去检验一切理论包括自己所提出的理论的光辉榜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待他们所共同创造的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文献《共产党宣言》的态度，就是许多事例当中的一个生动的例子。

1848 年《宣言》发表后，在 45 年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在用实践来检验它。《宣言》的 7 篇序言，详细地记载了这个事实。首先，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不管最近 25 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发挥的一般基本原理整个说来到最后还是完全正确的。”同时，他们又指出，“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28 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新实践的不断检验，包括新的历史事实的发现，曾对《宣言》的个别论点作了修改。例如，《宣言》第一章的第一句是：“到最后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恩格斯在 1888 年的《宣言》英文版上加了一条注释，“确切地说，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51 页）这是因为，《宣言》发表以后人们对于社会的史前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特别是摩尔根的调查研究证明，在阶级社会以前，有一个很长的无阶级社会；阶级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并非从来就有的。可见，说“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并不确切。恩格斯根据新发现的历史事实，作了这个说明，修改了《宣言》的旧提法。

《宣言》还有一个说法，说到无产阶级要用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以推翻资产阶级。1872 年，两位革命导师在他们共同签名的最后一篇序言中，明确指出：“由于最近 25 年来大工业已有很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29 页）列宁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个说明十分重视，他认为这是对《共产党宣言》的一个“重要的修改 ”。（《列宁选集》第 3 卷第 201 页）

正如华主席所指出的：“毛主席从来对思想理论问题采取极其严肃和慎重的态度，他总是要让他的著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的考验以后再来编定他的选集”。

毛主席一贯严格要求不断用革命实践来检验自己提出的理论和路线。1955 年毛主席在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时候，写了 104 篇按语。当时没有预料到 1956 年以后国际国内所发生的阶级斗争的新情况。因此，1958 年在重印一部分按语的时候，毛主席特别写了一个说明，指出这些按语“其中有一些还没有丧失它们的意义。其中说：1955 年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决战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这样说不妥当。应当说：1955 年是在生产关系的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在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以及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即思想战线方面和政治战线方面，则或者还没有基本胜利，或者还没有完全胜利，还有待于尔后的努力。”（《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225 页）

革命导师这种尊重实践的严肃的科学态度，给我们极大的教育。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提出的理论是已经完成了的绝对真理或“顶峰”，可以不受实践检验的；并不认为只要是他们作出的结论不管实际情况如何都不能改变；更不要说那些根据个别情况作出的个别论断了。他们处处时时用实践来检验自己的理论、论断、指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毫无偏见。他们从不容许别人把他们的言论当作“圣经”来崇拜。

毫无疑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必须坚持，决不能动摇；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观点、新的结论，抛弃那些不再适合新情况的个别旧观点、旧结论。

关于哲学，毛主席曾经说过：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如果只有几篇原有的哲学著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那是不行的。实践、生活的观点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实践、生活之树是长青的。正是革命导师的这种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辩证唯物主义立场，才保证了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发展，而永葆其青春。

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

我们不仅承认实践是真理的标准，而且要从发展的观点看待实践的标准。实践是不断发展的，因此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它既具有绝对的意义，又具有相对的意义。就一切思想和理论都必须由实践来检验这一点讲，它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就实践在它发展的一定阶段上都有其局限性，不能无条件地完全证实或完全驳倒一切思想和理论这一点来讲，它是相对的、有条件的；但是，每天的实践回答不了的问题，以后的实践终究会回答它，就这点来讲，它又是绝对的。

列宁说：“当然，在这里不要忘记：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至于使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142 页）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关于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辩证统一的观点，就是任何思想、任何理论必须无例外地、永远地、不断地接受实践的检验的观点，也就是真理发展的观点。任何思想、理论，即使是已经在一定的实践阶段上证明为真理，在其发展过程中仍然要接受新的实践的检验而得到补充、丰富或者纠正。

毛主席指出：“人类认识的历史告诉我们，许多理论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又指出：“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实践论》）

马克思主义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强调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永远没有完结，就是承认我们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或最终完成，就是承认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我们的认识可能犯错误，需要由实践来检验，凡经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或者不符合实际的东西，就应当改变，不应再坚持。

事实上这种改变是常有的。毛主席说：“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不但在于当自己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有错误时须得善于改正”，“而且在于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实践论》）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胡诌什么“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实践证明，他们所说的绝不是毛泽东思想的真理，而是他们冒充毛泽东思想的谬论。

“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已被摧毁，但是，“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粉碎。毛主席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经批评过的“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这种倾向依然存在。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际工作中，“四人帮”都设置了不少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对于这些“禁区” ，我们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科学无禁区。凡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的“ 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

党的十一大和五届人大，确定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发展时期的总任务。社会主义对于我们来说，有许多地方还是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要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认识，去研究，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我们要有共产党人的责任心和胆略，勇于研究生动的实际生活，研究现实的确切事实，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只有这样，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才能够逐步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前进，顺利地进行新的伟大的长征。

实践拓路，

真理在前。

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改革开放再出发，

新的历史已经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