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泪湿在母亲的疼爱里

眼镜哥

我的母亲，是一个平凡得让人心疼的女人，每每想到母亲对我们兄弟姐妹的疼爱，不觉就泪满衣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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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娘家很穷，14岁就以童养媳的身份送到我家。什么都不懂的母亲从此开始侍奉着三个人：比自己大近10岁的丈夫、30岁就死了丈夫性格怪异的守寡婆婆和丈夫的哑巴哥哥。婆婆的脚是三寸金莲，大伯子是半个残疾，丈夫开始在湘潭钢铁厂上班4年后回家支农在大队当干部、琐碎事情多，她就成了全家唯一的"全劳力"（虽然在队上计工分时只算半劳力），家中所有的脏活、重活全落在她的身上。先是吃大锅饭，后是责任田到户，再后来是开放搞活，不管政策多好与多坏，家中反正只有她一个"全劳力"。一年到头她只有出大力流大汗的份儿，根本没有时间坐下来歇息一会，哪怕是学点针线活的空档。

母亲不会针线活，因此她婆婆我奶奶总是骂她蠢，天底下哪有不学就会的手艺！我工作后主要是坐在机关办公室，母亲怕我冬天冻着双脚，于是在稍闲时学着稀一针密一针地把我们拉了两双布鞋。哪晓得鞋底面上只有粗硬的鞋底麻索露在外面，她不知道还要蒙一层棉布或绒布，根本无法穿！她媳妇梅子笑她时，母亲像小学生写错了老师所教汉字的笔顺一样，窘羞至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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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一生中披麻戴孝送走了三个人：30多岁时大伯子因病去世了，家里又少了半个劳力；40多时丈夫又因病去世了，这时她的大女儿刚刚出嫁，女婿从部队转业回来白手起家事业才起个头，大儿子在读高三正往高考独木桥上挤，小女儿和小儿子还在念初中；50多岁时送走了自己侍奉40余年的婆婆，这时我的奶奶已经93岁了，那年我刚刚参加工作，每月工资333.80元，而弟弟正在湖南大学学习。在农村办丧事，是要赔钱的。有些人家办一次白喜事所欠的债务，整个家庭好几年恢复不了元气，有些甚至从此败落。母亲却没有倒下，咬着牙一步一步挺过来了。那年奶奶去世，我奔完丧正要往单位赶，离开的那会，母亲什么话也没说，紧紧握着我的手，紧紧地握着我的手......看着母亲已经没有泪的双眼，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父亲去世后，是母亲一个人支撑着这个家。母亲靠着父亲留下来的手艺、喂养几头猪、收获千儿八百斤红蓍粉，积攒的几个钱，一个人省吃俭用、节衣缩食，送我读完学业，替妹妹选婿成家，也送弟弟读完了大学。大四的最后一个学期，我因为毕业找工作不顺利，心情十分糟糕，就冒然回了一趟家，当时早过了午饭时间，我进到屋里，看见母亲一个人在光线十分暗淡的灶屋吃饭：她端着的碗里是剩饭和白开水，桌上放着的碗里，盛着一砣霉豆腐和几根咸萝卜，我的鼻子一下子就酸了。母亲发现我后，有点窘态，连连说"懒得搞"。其实我知道，哪是懒得搞，在我们那穷山沟，日照时间少，稻子一年只能种一季，土里头的青菜要到六、七月份才能上桌，哪有什么东西可搞呀。平时待客主要靠鸡鸭屁股几个蛋和在下村没卖完偶尔上山的扁担豆腐，而赶一次集至少要步行十五里山路。

次日，母亲给我留了早饭就出去了，临近中午带回来了一大盆田螺和河蚌。母亲一上午忙活，就是为了给我改善一顿伙食！没等母亲做好饭，就有几个男男女女连闹带骂，往我的院子逼过来，说我的母亲在他承包的池塘摸田螺弄坏了他的鱼。到了禾塘坪边上，他们见我这个村里的"问题少年"回家，正坐在院里看书，有些害怕赶紧抽身缩了回去。事后我说母亲何苦呢，儿子什么饭菜都能吃。我了解我的母亲，如果不是为了我，是万万不会去犯别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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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女长大成家以后，母亲依然勤俭，不愿给儿女添麻烦。山沟沟里的老屋太破旧了，一年四季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吃不上蔬菜，加上山里交通十分不便，有个什么病通，上医院都来不赢，我就与姐姐商量让母亲住在她哪里。母亲说我的房子太小，语言不通不愿来株洲。姐姐家房屋宽敞，就住到了姐姐家了。姐夫在镇上建了房开了个体专科医院，名气不错生意也还可以，经常有手术病人留住，由母亲提供床单被褥收取租金，并开了个病号小食堂，两块、三块钱一餐。这样下来，母亲一年也有五千八千的收入。

几年后我换了房子，母亲因为有带孙女儿的乐趣，在株洲这个与人交流十分困难的城市终于连续住了两年。可随着孙女上了幼儿园，每天车子接送到家，留给母亲的工作没剩多少，我与梅子又没太多时间陪她，母亲就呆不住，回到了老家，从此待在老家不肯再来城里。

后来，我调到边远县里工作，母亲特别担心我两件事，一是县里应酬多喝酒伤身体的事，另一件就是每周往返市县路上的行车安全。每每见面的时候，想念儿子打电话的时候，免不了叮咛再叮咛。母亲不晕车不晕船，却几乎没有出去旅游过，说我们兄弟在外面闯荡挣个钱不容易，怕我们浪费钱。弟弟大学毕业后一直在深圳创业，母亲只去过一次，那是她添孙子、儿媳坐月子的时候。我在县里工作多年，好几次邀请母亲去看看儿子工作的地方，她也只去过一次，生怕耽误我的工作、增添他人麻烦、影响儿子形象。直到第五个年头的夏天，一日我突然接到她的电话，说想儿子了想来看我，问我欢迎不。其实那段时间我真是忙，也刚好是一个事情的关键节点，但我没犹豫丝毫，立马答应了，这一次是她主动提出来看我的呀！也不准我去接，母亲与小外孙一起坐火车到的。就这么一次，我也没好好陪她，只陪了她半天时间，借朋友的车带她在县城和周边一些地方转了转。不过拍了一些照片，这是她最喜欢的，回到村里，她逢人就把照片拿出来，说"崽带她出去旅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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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家的老屋到了破烂不堪的地步，我几次提出是不是要重新修建一下，都被母亲拦下。不是那年那场山洪把老屋母亲住的那间房子冲跨了一面墙，她是断然不允许修缮的。于是我们兄弟凑了些资金，母亲硬是把村里卖山开矿分得的两万块，以及平时我们兄弟姐妹给她的生活费省下来的钱全部贡献出来，终于把母亲守了几十年的老屋翻了新。房子是她小儿子亲自设计的，虽然很小，但光钱很好，特别是很好地解决了方便如厕的问题，并确保了天天有热水供用。从此，我也不用担心在寒冷的冬季，母亲用冰冷的山泉水洗衣洗菜，把那双本来就容易郓裂的手冻得青紫异常了。

　　母亲不识字，除了钱之外，她不认得其它任何平面的东西，电视也看不懂，她几乎没有文化生活，精神极其空乏。我每每一想到我那可怜的母亲，内心世界的苍白和精神生活的枯燥，就不禁黯然伤心。好在待在株洲的那两年，在我极力鼓励和怂恿下，她才学会了纸牌和麻将。翻新了老屋后，母亲更加不愿来城里了。如今，母亲守在老家，每天锻炼一下身体，打打跑胡子，输赢五块、十块的，自得其乐。

唐孟郊有诗云："萱草生堂阶，游子行天涯。 慈母倚堂门， 不见萱草花。" 奔波在外的儿女很少膝下尽孝，愧疚的心难以释怀。好在七十有五的母亲精神不错，身体尚可，我心纠结方有些许安然。母亲早年受的苦实在太多太多，现在我依然无法让她精神上过得如何充实，除了每年母亲生日这天，我雷打不动地陪她吃顿饭、守着她拉一夜家常，默默地听她唠叨了千遍的陈年旧事，就只能虔诚地祈祷上苍保佑母亲，少些病痛伤害，多些快乐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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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母亲注重饮食"养生"，这也不吃那也不吃。荤菜类，除了对草鱼和猪身上的东西不忌口外，鸡鸭还是吃一点，其他的，即便是牛羊肉，母亲也一概不吃。我记得，在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母亲可不是这样的。

我们老家属穷山僻壤，人均水田三四分，那个时候亩产又低，稻谷是远远满足不了一家老少吃的，尽管后来政府每年下拨一点"统购粮"给村里，可分到每户就少得可怜了，村里的主粮全靠红薯。那时的地窖，保鲜储存作用真是不错，秋天收藏的红薯，到次年的五六月还不会烂、完好如初。因此家家户户一年有大半时间是吃红薯，煨红薯、蒸红薯、煮红薯丁、红薯饭、红薯渣子炒剩饭，变着法子吃。真是吃得人心里发荒，红薯又不易消化，每天响屁不断。如今，无论是网络上，还有什么营养博士怎么宣传红薯是千年灵芝，我也是不会吃的。

　　经过原始的红薯粉加工沉淀后，剩下的薯渣子确是味同木屑。晒干后灰黑灰黑的，和着米饭一炒，黑白分明。母亲总爱把炒好后的薯渣子饭，精心捏成一个个团子，我和姐姐戏称这是"黑白丸子"。而母亲吃的"黑白丸子"却总是黑多白少，有的时候甚至看不见一点白色的饭粒。

那时候，我们那里有"一年三饱"的说法，过春节、过生日、出新米的时候才可以吃饱。可见，吃饱都成问题，更别想吃上什么肉了。喂的鸡鸭是用来生蛋、招待客人孝敬老人的，养的头把猪也是用来杀年猪、熏腊肉做坛子肉的。所以，要是谁家碰运气夹了一头山猪，打了一只野兔，就会像过年一样开心。对关系好、或属亲戚的人家，可能会送上半斤肉、一碗汤，别的人家就只能羡慕、干咽口水了。我有印象的是，一次"护生"堂哥捕获了一只野猫，他把老爸叫去吃肉喝酒，还另外给我家送了一小碗，害得母亲千感谢万感谢的。那个晚饭，奶奶只用筷子在猫肉碗里插了插，什么也没夹上，咪了一小口汤。而母亲却始终没动筷子、只是看着，看着我和姐姐狼吞虎咽把饭吃完，最后她把饭倒进我们吃光的猫肉碗中、反复拌合，吃得是津津有味。其实，猫肉腥臊得很，怪难吃的。

母亲连难吃的野猫也能吃，如今却这个不吃那个不吃。可能是母亲年岁渐渐大了，身上的毛病多起来，加上一些传统医方的误导，哪样哪样菜品吃不得，吃了"发"，容易促使病变或者老病反复，可能是这样的缘故。因此，喜欢露一手厨艺的我，过年过节回家掌厨，也只能围着猪身上的东西做文章，再怎么费尽心思，也难以弄出多少花样来。

那是几年前的一个春节，我从工作的地方、山区县带回了一点野猪肉和水鹿肉。水鹿外形像野山牛，又叫土麝、香獐，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不能捕猎，不是碰到不小心自己摔死的，是很难吃得到的。平常县里招待客人吃的，基本上是水牛肉或者外调的驴肉作的替代品。到家的当晚，趁着肉新鲜，我照搬别人的方法，小炒了一碗，端到桌上，看着就鲜嫩，闻起来真香，吃起来当然可口。我很自然地舀了两勺给母亲，说这是儿子联点农户家送的土猪肉。她试着尝了一口，说："这猪吃的什么呀，这么鲜嫩！"我说，农户家穷，买不起饲料，喂的都是野草。母亲不停地说"难怪、难怪"，吃得非常开心。后来这些年，每每碰到母亲不吃这个不吃那个时，我就拿这件事说她，她"呵呵"笑着，还是固执地不吃这个不吃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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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是在14岁的时候，以童养媳身份来到我家的。家里穷自然没有读书。尽管我家的隔壁开办过私熟学堂，因为我家也穷，厉害的奶奶担心她读书后有了文化会跑路，一看见她蹭到学堂边上偷学，就没完没了的打骂，甚至不给她饭吃。而这个时候，对奶奶孝顺、还年少的父亲也没怎么帮着说话，母亲就有些失望，久而久之，也就死了这份心，再也不去挨学堂的边了。后来，国家提出扫除文盲，父亲是大队支书，要带头落实政策，好说呆说，母亲就是负气拒绝，最终也没去大队组织的识字班、学过一天文化。

没有文化，最麻烦的是出远门，认不得路牌。可母亲却一个人去了一趟湘潭，这事她经常提起，言语中流露出无限的自我骄傲形色。是大跃进大炼钢铁的年份，父亲与很多老一辈一样，被征调到湘潭钢铁厂上班。母亲陪奶奶留守在老家，由于有一餐断一餐、营养跟不上，加上农村没什么医药，导致母亲身上某种疾病越来越严重，人也变得越来越消瘦，奶奶担心万一母亲有个三长两短没法跟父亲交代，遂发了大善心、开了大恩德，准许母亲上湘潭找探亲。

于是，母亲带了些干粮，就独自乘车出了门。母亲确实认不得字，听不懂外地话，还没到目的地，早早地在板塘埔就把车下了。这下可苦了母亲，全靠别人也听不懂的方言、加上手势比划，不停地问路，步行二十多里，临近黄昏，才走到父亲工作的地方。她说，"快黑了，终于看到一口好大的塘，叫岳塘，才放下心来。"到了厂区，听到一个说家乡口音的父亲同事，径直走过去，没有人引路直接进了父亲的宿舍。而这个时候，父亲还在外面左等右等，担心母亲怎么还迟迟没到呢。在湘潭待了半个多月，经过厂医务室的药物治疗，加上定时定量的食堂饮食调理，母亲的病很快康复，人还发胖了，据母亲说，大姐就是那个时候怀上的。母亲返回家乡后，父亲担心母亲受不了奶奶的刻薄对待，想来想去，放弃了留在城里继续当工人的机会，不久也回到家乡，当了一辈子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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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文化，特别难以打发空闲时光。那些年，母亲勤恳地干着农活、做着家务，每天忙碌着，家里的大事小事有父亲把着舵、作着主，没有文化也没觉得怎么不好。再后来，父亲很早就离世了，接着四个儿女一个个成家、陆陆续续也离开了她的身边，这个时候母亲才开始觉得，没有文化看不了书，看不懂电视，是多么的无聊！

好在是在我家照看孙女的两三年，我教会了母亲打牌。其实那时的我，麻将、扑克、纸叶子，什么牌都不会。自从孙女上幼儿园后，母亲白天一个人在家非常无聊，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怎么办呢?有一天下班的时候，看见一些婆婆子在树荫下打麻将，我突然想到一个办法，就是教会母亲打牌。我先是买了一本《麻将入门》，晚上还和老婆在床上背口诀。不久就去钏钟鼓岭买了一副麻将，周末在家我们三个一起打，我出两方牌。教会母亲怎样跟上家顶下家、怎样快速听牌、怎样规避点炮，训练一段时日后，我就鼓励母亲与小区的婆婆娭毑们去实战。这样一来，孙女上幼儿园的时候，母亲就不会觉得时间难熬了。又后来，我还教会了母亲数"纸叶子"，说得准确点，是我与母亲同时学会的。纸叶子牌花样特多，现在回到老家陪家人玩，有几样打法，母亲会、我却不会呢。

有一次，孩子的满舅到我家，刚好碰到单位发奖金，我给每个人发了500块钱，一家人切磋了一场麻将。母亲嫌大了，我抝不过她，最后只打300块的码子。结果满舅和我输了，我输得最多，母亲大笑道，"师傅还打不过徒弟！"

学会了这门消遣，母亲回到老家后，开始还有点牌瘾，经常主动找邻居们一起玩。考虑母亲的年岁和身体状况，以及安全问题，于是我跟她"约法三章"：不能打连场牌，怕身体受不了，一天只能玩一场；不能晚上去别人家里打牌，黑灯瞎火的、回家不安全，晚上只能在自家玩；不能与牌友为钱生气争吵，要玩得高兴，输得开心，气坏了身子划不来。母亲最节俭、舍不得钱，绝对不会打大牌，这一点我不用担心。每次回老家，经常有人在我面前讲到母亲的牌德，说什么母亲出牌很快，数钱爽快，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一场牌打不多久。因为母亲如果觉得当天手气差，输了几十块，就会立马刹车，甩下一句粗话，就会放弃继续打下去。我记得是大前年，崽女、孙子外孙们都回来陪母亲过年了，上午她与三个孙辈在玩纸牌"撮撮"，十一点不到就收了兵，跑到我们这一桌观战、亲自收取中庄"台子费"来了。一问，原来是母亲输了，"上午战事结束，约到下午再玩。"

母亲就是这样的人，不贪不占，不卑不亢，晓得自立自强、自尊自爱。不贪多求全，够吃够穿就行，知道见好就收。不畏强人、不欺弱小，从不不占别人便宜，也不愿欠别人人情，不到万不得已绝不会低头去求别人。尤为可贵的是，母亲懂得知足，到了这个年纪，心态平和、心情舒畅，所以我常常高兴地说：母亲虽老，饭量冇少，纵有小疾，精神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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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没读过书，却是一个深知读书用处的人。母亲常说，在我们这样的穷山沟里，孩子们要想跳出农门，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是参军走出去，二是读书考出去。祖宗没留下什么家底，没法让崽女躺着享福，如果崽女们想有出息、想去打拼，我们做父母的只能尽力支持。因此，父母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送两个女儿读了中学、送两个儿子读了大学，这也成了母亲常常在别人面前吹嘘的资本。她说："看看周围上村下村，哪个屋里条件不比我屋好，都不舍得送崽女读书，哪个屋里出了大学生，我屋还出了两个呢！"这在那个年代，确实难以办到。

我们家确实比不上别人，主要是缺少劳动力。这在靠工分吃饭的年代，是最吃亏的。奶奶年岁大、出不了工，健壮女人出工算半个劳力，父亲加母亲全家才一个半劳力，可要养活七张口。等到农村联产承包到户后，父亲的身体已经不是很好，田里土里的重活就都落在了母亲身上。可山区的田土再怎么精耕细作，也生不出太多的收成，远远满足不了儿女求学的花费。无奈之下，父亲母亲跑到姑姑家学会鞭炮手艺，回家搞起了鞭炮制作营生。虽然是个最简陋的小作坊，却比种田种土来钱快、收益好。于是，在我们那个小山村和临近的几个村庄，经常会看到我母亲挑着鞭炮，货郎似的游走叫卖。父亲过世后，这个生意，母亲一个人还坚持了好长一段时间。

相对同村的其他人，我真的要感谢我的父母。父亲母亲靠着勤劳和节俭，起得比别人早、睡得比别人晚，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一心全在送儿女求学上。不像村里一些人家，儿子读完小学就辍学在家等着长身体，女儿没有成年就出去打工挣钱了。这一方面是做父母的没想过为家庭怎样计划开支，撑一顿、饿一顿，吃了上餐不管下顿的；另一方面是没想过替崽女怎样规划人生，总认为死山沟沟里，开门全是山，再怎么读书也跳不出农门。母亲多次跟我讲了同院子某户人家的一件小事。这户人家男劳力多，一个个养得胖墩墩的。我们村里每年的农历十一、二月，家乡特产红薯粉子被收购后，家家户户都会得到一些现钱。某年冬天，这户人家刚拿到卖粉子的钱，就从流动肉贩那里买了五六斤猪肉，回家一锅煮、一顿全吃了。这可够两个孩子一年的学费啊！母亲每次讲到这事，骂一句粗话，就会不停地摇头。而我们家，冬天卖红薯粉的钱，父母自己紧巴巴过着日子，积攒下来都留作春节后儿女上学用了。

并且，我们家没有重男轻女的思想，母亲总是说，"不管是崽还是女，哪个读得进、考得起，砸锅卖铁都会送。"长女念完高中后，眼红别人挣工分，自己也要挣那半个劳力的工分，没再去读书；次女年纪小些，可她中学成绩不好，又受同村同龄女孩都不上学的影响，最后自己也放弃继续念书。如果不是两个女儿自身的原因，我想，父母断然不会让她们辍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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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尽管家里条件不好，因为有从不亏待儿女的父母，我上学的时候，比起班上别的孩子，过得并不算苦。读初中的时候，由于上学路途远，早上六点多就得起床，山区的这个时间，特别是冬季，伸手不见五指，根本没有一点亮光。母亲早早地就把早餐准备好了，而且多数时候有米饭吃，经常有猪油炒饭，偶尔会加个鸡蛋。带到学校的中饭，一般是萝卜咸菜，偶尔也会夹进个把咸得要命的油豆腐，也算是沾荤了，这比起有些同学就一只红薯或一碗光米饭对付还是好多了。读大学的时候，因为学的师范，国家有生活补助，再打点暑假工，又有姐夫适时的接济，所以母亲给我的生活费已经够用了，偶尔还可以下馆子吃个7块钱的经济套餐（小炒肉+煎蛋饼+青菜）呢。

说到"苦"，主要是读中学的时候，放学回家的路上有些阴森，生怕有鬼怪出没。我家离乡中学有十多里山路，随着村里原来与我同路上学的孩子陆续辍学，到后来，我基本上是形影孤单、一个人走这么远的山路上学放学。早上还好，越走越光亮，黄昏放学却是越走越黑。山路要经过一段几里路长的狭长山谷，脚边有小溪流水声响，头顶上面有野树杂草随风摇曳，不时有一只田鼠或什么小动物从脚边"嗖"的一声窜过，突然一阵山风"呼"的一声吹过，还会听到山鸡之类的野禽发出"呜呀呀"的怪叫，这时好像听到后面有人的脚步声，吓得我毛骨悚然、透体冰凉，不觉惊出一身冷汗。母亲告诉我一个诀窍，碰到这个时候，人要立马站住，但不能回头，用手将流海从额头往脑后狠狠地抹三下，说是可以迅速提升人的阳气。依照母亲的方法，确实即刻奏效。可毕竟山路太长，一路碰到的惊吓实在太多，我只得不停地大声咳嗽、大声唱歌，或者大声背诵古诗，比如岳飞的《满江红》"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还有《孟子·告子下》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天将降大任于其后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用以给自己壮胆。这样受惊吓的日子，不是一两天，过了星期一，还有星期二到星期五，总觉得不知什么时候是个尽头。也许别的孩子不愿读书，这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每每也有想打退堂鼓的时候，都是母亲连哄带劝，把我从床上喊起，守着我吃完早饭，把书包背到我肩上，一直送我出门。当回头看见母亲迟迟不肯进屋的身影，我似有所思，就这样，在父母的一再鼓励、引导下，我懵懵懂懂、跌跌撞撞、时反时复，最后还是坚持走过来了。回想起那段岁月，确实有些苦不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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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没读过书，却是一个特别开明的人。我们四姊妹的婚姻，除了对"二女婿"人选提出了"必须离她近点"的前置条件外，都没有给予干涉，她说，只要两个人"你我情愿、相互合适、彼此有缘"就行。我与弟弟的婚姻都是自己作的主，母亲只是丢给我们一句话：自己挑的，将来过得幸福不幸福，好坏都要自己受到。

大姐的婚事却经历过一波三折。那时父亲还在，如果没有母亲开明包容和强力支持，两个人是不可能走到一起的。大姐夫家兄弟姐妹多，家庭条件在村里算比较差的，而且姐夫本人又属于那种吊儿郎当、调皮的主，父亲听闻到传言，非常恼怒、坚决反对。可大姐认定了人，认死了理，怎么办呢，母亲心里急得寝食难安。姐夫当兵的时候，就和姐姐开始谈恋爱，母亲好几次偷偷帮大姐保管收藏过往来书信，唯恐被父亲发现，告状到部队去。不是母亲的极力赞成，父亲是不会答应这门婚事的。母亲对父亲说，"女儿是你的、也是我的，她两个人已经好上，不嫁给女儿喜欢的、嫁给谁。"最后虽然父亲同意过门，但直到结婚当日，还是铁青着脸，扬言与大姐断绝来往、永远不踏进大姐家门。父母好多年前就给我们姊妹每人做好了一个大衣柜，这个衣柜当然得作为嫁妆带走，当天是母亲设计把父亲哄到别人家中，帮忙做事的人才方便把柜子从二楼搬下来。后来，是姐姐生下外孙，母亲反复做思想工作，父亲才第一次走进大姐的家。好在姐夫姐姐还算争光，凭着自身努力，在镇上干起了个体，生意兴隆，日子过得越来越好，父亲的态度慢慢发生了变化，往来大姐家的次数也日渐多起来。后来，母亲不时会奚落一下父亲，说："你不是反对这门亲事吗，还好意思老往女婿家里跑？"父亲"嘿嘿"笑道："不说了。女婿，我们喝酒！"

母亲对"二女婿"人选提出要求，主要是考虑那时父亲已经不在了，而大姐早已出嫁，我正在读大学，老满还在读高中的缘故。但结婚办酒那天，母亲对二女儿两口子说，等我和弟弟学成毕业后，不会强留他们在身边，只要有想法、有本事，也可以跳出山沟沟、远走高飞。所以，因为这个事，我心里一直有一个疙瘩，觉得亏欠了她们。

母亲没读过书，却比好多文化人开明得多，有眼光得多。只是，母亲如此心疼崽女，懂得替儿女们着想，自己却受了不少的苦。我真是觉得亏欠母亲实在太多。有一首歌《妈妈》这样唱道：现在想想那时候的事，眼泪把我的双眼打湿，啊，亲爱的妈妈，让你过上好日子，是我一生最爱做的事。这也正是我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