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br> 又是一个母亲节，今年恰逢母亲去世20周年及诞辰100周年，总想为她做点儿什么，以慰藉母亲的在天之灵。<br> 当我再次打开为母亲做的电子相册，看到母亲的微笑，泪水似断了线的珠子，在脸上蔓延，抹不去的思念还在延伸。遥远的路程约束我不能为母亲的墓上献上一束康乃馨。只有拿起我笨拙的笔，用苍白的语言，回忆母亲坎坷的人生，倾吐内心的思念来聊以自慰。</h1> <h1> 母亲在常人眼里也许很普通，但在我们子女眼里，是一位伟大而坚强的母亲，她热情、开朗、善良、正直、豁达，一生坎坷，却总是乐观地面对人生，坚强地闯过一关又一关，终于在晚年迎来了安祥与幸福。</h1> <h1></h1><h3>母亲的少年时代</h3> <h1> 母亲生长在天津市一个封建的大家庭，她的祖父专横跋扈，对子孙十分严厉，是一位典型的封建家长。母亲16岁那年，正在上高中，她的祖父就将她许配给一个富家的纨绔子弟，所幸她的父亲——我的外祖父是一位具有新思想的开明人士，支持女儿抗婚，帮助女儿从天津逃到北京，让女儿一直留在北京读书直至祖父去世。在北京的辅仁大学，母亲接受了高等教育，成为一名具有叛逆思想和坚强性格的知识女性，同时也注定了她一生中坎坷的命运。</h1> <h3>母亲的初中时代 </h3><h1><h1><br></h1><h1> 母亲在辅仁大学读的是英语专业，在这所教会大学文化的熏陶下，掌握了一口流利的美音口语。母亲在学校很活跃，是体育骨干并担任学校女排队长，在她保存的辅仁大学纪念册中，学校的摄影师还记录了她的飒爽英姿。</h1> </h1> <h3>母亲保存的辅仁大学校刊</h3> <h3>辅仁大学教学楼</h3> <h3>辅仁大学教学楼</h3> <h3>学校女排队员合影，三角标注的是母亲。</h3> <h3>母亲注释过的女排队员合影</h3> <h3>母亲的名字赫然在目。</h3> <h1> 由于抗日战争爆发，母亲大四时学校停课，她被迫辍学，与同学奔赴延安准备参加抗日，结果到西安时，遭遇日军飞机轰炸，躲在防空洞几日米水未进，去延安的路也被封锁，母亲只好在西安亲戚的帮助下，无功而返。回家后，母亲由于没有及时找到工作，她的同学帮助她在一个国民党“金融机关”报了名，填写了一张报名表。但与此同时，她也找到了一份教师的工作，就再没有理会报名的事。殊不知，就因为这一张没有实质意义的报名表，几乎使母亲付出了一生的沉重代价，在十一届三中会以前，母亲没有过上一天安生的日子，每次的政治运动，都会受到牵连。她只能以代课教师身份站在讲台上，一到决定转正的关键时刻，就通不过政审。堂堂正正的大学毕业生，最后为生活所迫，不得不靠缝纫维持生计，历史开了母亲这样的玩笑，如能平淡的终此一生也罢，谁知文化大革命的厄运正在悄然降临到母亲和我们全家人的头上。</h1> <h3>五十年代的母亲</h3> <p>晚年中的父母 </p><h1><br></h1><h1> 果然不出所料，1966年的9月，母亲、父亲、妹妹和我被红卫兵遣送回父亲的老家——安徽桐城城关，两年后父母和妹妹陪着我这个所谓的“知青”，下放到了农村，在那里一呆就是十年。母亲是一个富家出身的大小姐，父亲也是从小读书，从未从事过稼穑，这样的两名知识分子，在那样偏僻的农村，经历过的种种艰辛和酸甜苦辣是可想而知的。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母亲为了生计，不得不拾起了畜粪，养猪，看鸡，用鸡蛋换些零花钱，吃着粗茶淡饭，住着牛棚（我家住的房子曾经关过生产队的牛），那时我们的日子过得与当地农民没什么两样，这场运动把母亲这样一个知识分子改造成了劳动妇女，使我们全家经历了不平凡的人生，也使我的人生轨迹有了转向。（关于我的经历不在此赘述，请浏览本人另一篇美篇“却顾所来径”）</h1><p><br></p> <h3>母亲在大学校园内 </h3><h1><br></h1><h1> 母亲虽然遭到了如此不公正待遇，但她依然坚守着善良的本性。当时我父母虽然没有了工资收入，却还有为数不多的存款贴补家用，再加上我全家唯一拿工资的哥哥，每个月给些零用钱，手头比一般农民宽绰，因此，她和父亲总是力所能及地帮助乡亲们。当有村民遇到困难，向母亲借钱时，母亲从不吝啬，慷慨解囊，有的借了还不起，母亲也不计较。记得当时有个邻居家的孩子生病，由于家中无钱医治，眼看不行了，母亲拿出家中仅剩的几块钱，把孩子送到医院，救了孩子一命。前些年我和妹妹回到下放的村子，当地的老人还在念念不忘父母的种种善举。</h1><h1> </h1> <h3>母亲在安大阅卷留影 </h3><h1><br></h1><h1> 母亲在农村经受了十年的煎熬，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以彻底平反。这场恶梦终于结束了，可此时，母亲已经整整60岁了，人生最美好的年华就这样白白地流失……</h1><h1> 1978年，高校师资青黄不接，高等教育百废待兴，各个高校都在挖掘人才，母亲也就在这个时候，被一所大学聘用，与母亲一起聘用的这批老知识分子当时都已过了退休年龄，但当时的政策不主张他们退休，所以母亲一直坚守教学第一线，直至68岁高龄，我调到了她身边。</h1> <h3>母亲在菱湖公园 </h3><h1><br></h1><h1> 母亲在大学英语系从事英语口语教学，重新捡起几十年已束之高阁的专业。当时大学才恢复招生，沒有现成的口语教材，母亲自编教材，每天备课到深夜。她说，那段时间是她人生中最充实的时光。真要感谢辅仁大学当年的教学质量，为母亲打下了坚实的专业功底，母亲课堂上漂亮的英语书法和一口流利的美音英语口语深受学生们的欢迎。经过多舛的大半生，母亲终于在晚年迎来了春天。</h1> <h3>母亲的英文签名。</h3> <h3>母亲的备课笔记。</h3> <h1><h3>九十年代的母亲</h3> </h1><h1> 母亲在大学里工作生活了二十年，她的热情和豁达有口皆碑。她在单位不争名夺利，不计得失，从不沾公家便宜，更不愿欠人情。记得有一次，人事处将她的工资发错了，多发了十几元，十几元在当时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她拿到工资后发现了，主动跑到人事处将多发的钱退了回去。人事处的经办人感到不可思议，说经常有人为发错工资来吵闹，但都是发少了来找，还真没见过发多了还来找的。母亲的这一举动成为了当时的美谈。</h1><h1><br></h1><h1><br></h1> <h3>九十年代的母亲 </h3><h1><br></h1><h1> 母亲待人热情友好，因此落下了好人缘。无论老人孩子她都能交朋友，她的口袋里总装着零食，看到认识的孩子，就逗上几句并送上零食巧克力，孩子们都喜欢慈祥的黄奶奶。她生病住院时，还会有孩子专门带着礼物，去探望她，我们看了都很受感动。</h1> <h1><h3>晚年中的母亲</h3> </h1><h1> 母亲在晚年与病魔作斗争中表现出顽强的毅力。她75岁时，因下楼时不慎，摔成股骨胫骨折。医生在家中为她做了牵引术，并嘱咐她不能动，结果她在床上一躺就是半年，前两个月不能翻身，这其中的痛苦可想而知。当时很多人为她担心，怕老太太从此倒下去了。然而，母亲几个月后咬着牙，扶着板凳，艰难地移动着脚步，硬是又重新站了起来，在后来的几年中仍然散步逛街，竟然沒有留下后遗症。</h1> <h3>晚年中的母亲 </h3><h1><br></h1><h1> 1998年初，母亲被诊断为白血病时，我曾背着母亲哭过多次。我和家人为了不增加母亲的思想负担，一直对母亲隐瞒病情，我们也以为母亲的确不知道自己的病情。直到有一天我们无意中发现母亲实际早已知道自己患了不治之症，只是为了安慰家人才佯装不知。化疗对于病人来说是件非常痛苦的事，但母亲在接受化疗的日子里，显得很轻松，从不把痛苦写在脸上。从生病到去世十个月时间，我们竟然没有看到母亲流一滴眼泪，母亲的这种坚强的性格在女性中实属罕见。</h1> <h3>母亲的幸福晚年</h3><h1> </h1><h1><br></h1><h1> 在母亲生病期间，有很多同事和学生来探视，带来了不少的营养品，她总是叫我及时去回礼。母亲在与同事和学生交往中，恪守“君子之交”，这可能就是母亲的修养。母亲生病时，毅然要求回到北京，一是想落叶归根，更主要的就是不愿去世后还要背负人情债。</h1> <h1></h1><h3>母亲的遗像，摄于1985的北京</h3> <h1></h1><h1> 离退休工作处处长在母亲去世后跟我说：你母亲在生病前，好像有预感，曾三番五次到老干处要求后事从简：不开追悼会、不留骨灰、不张帖讣告。生前她也曾跟我们提过这几点，并要求我们不收任何人的礼。我们除了在北京为她买了一块墓地外，都遵照了她的遗愿，后事从简，亲属们只在八宝山告别厅为她举行了一个简短的告别仪式，没有惊动组织和同事们，母亲就这么默默地走了。</h1><h1> 母亲一生两袖清风，留给子孙们的是善良、豁达，开朗和刚毅的品德，也为子孙们留下了无限的思念…… </h1> <div><br></div><div><br></div> <h1> 谨以此文，献给天堂100周岁的母亲，并祝母亲节日快乐！🙏🙏🙏🌷🌷🌷</h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