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逝水年华

老明

和孝营村

信阳市西郊的和孝营村位于现在的312国道旁，自古以来是信阳通往南阳的必经之路。而对于我们来说，这里是父亲的老家所在。儿时的我们经常到这里走亲戚，看望父亲的乡下哥哥，嫂嫂（按信阳话我们喊做老爹，老妈的）。现在每年清明，还要回到那儿的青山绿水祭扫爷爷奶奶，还有姥姥。竹林深处祭先祖，多少往事上心头。

记得小时候我们弟兄几个，经常在星期天，还有寒暑假时到和孝营乡下走亲戚。儿时走的路如今还清楚记得。从信阳市的西郊坦克营旁穿过，就是那时叫白坡的一条简易公路。白坡大约有40多度的坡度，长约一千多米。这是到乡下的第一个艰难之处，因为一路上坡，路上尽是石子，很累人，走上去就得坐下歇息一会儿。再往前走，有一个大的弯道。远处群山连绵，苍翠欲滴，道旁不远，有一个自然形成的大石头，仿佛一条大鱼，跃跃欲试往上跳腾，当地人叫做“鲤鱼跳龙门”，是一处天然景观。在此处歇过脚，再往前走，是一条既陡峻且弯度大的上下坡公路。路先往下，坡度很陡，不能走得太快，否则可能把握不好平衡，要摔倒。到了最底处路右侧，有很大的一方水塘，当地人叫“大塘角”。从这儿再往上走，前面就基本上比较平坦了。路两旁到处层层梯田，山坡上有零星的农家茅舍。眼前一棵又粗又高的大树，树下有一座那时全国各地常见的“语录碑”，上边写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毛主席语录。树上有好些鸟窝，有喜鹊，乌鸦，盘旋飞翔，还有各种不知名的鸟儿，唧唧鸣叫。每当走到这里，心里就轻松起来，因为前面就是营儿了（当地人叫和孝营村委所在地为营儿。）过了营儿，再走不多久，就到老爹老妈家了。在那里可以吃到可口的饭菜，可以和亲戚家的小伙伴们玩，到河里捞鱼捕虾，到山上尽情奔跑。

儿时下乡时的无忧无虑转瞬即过。对我来说，如今还记忆深刻的，有两次单独的下乡经历。一次大约是在69年，刚上小学五年级。那时父亲因为解放前在国民党军队的当兵的一段经历，在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受到冲击后，又迎来“文革”一劫，进了当时流行的“学习班”，家里就老母亲撑持着。父亲在学习班里，工资也削减了。本来一家六口人，父亲在国营百货公司上班，是固定工资，母亲在街道童鞋厂，是多劳多得。父亲的工资是家里主要生活来源，这样一来，生活立马显得窘迫。记得母亲把平时做的干饭（信阳人爱吃大米饭，把蒸米饭叫做干饭），经常煮成稀饭，再用瓜菜代替，就这还紧张。一天母亲对我说，你去你老爹那儿，看能背点米不能？我为了不耽误上学，放学后就一个人来到了乡下老爹家。老爹家那时成分高，也怕的不行。就连夜给我准备了半袋米，两个老南瓜。还怕有人看见，第二天早上四点多，我就背着东西往回赶。一路上阒无一人，路两旁到处有坟头，萤火磷磷。我那时很崇拜毛泽东，读过一本《毛泽东的青年时代》。其中写到毛年轻时为了锻炼自己，曾经在湖南一师上学时，半夜冒雨爬岳麓山，还专门在乱坟岗睡觉练胆量。我就这样以伟人鼓励自己，快步行走，迎着初升的朝阳，回到家里，把东西交给母亲，又匆匆吃了早饭，就去上学了。记得进校门后，我们的班主任肖老师，站在教室门前，正和我微笑招呼呢。

再一次就是我下乡以后，大约76年。那时搞“农业学大寨”，冬天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我带领着我们红卫大队知青突击队，来到和孝营（那时叫东方红大队）挖水库。每天繁重的体力劳动，在刺骨的寒风中，一大群人用锄头挖，铁锹铲，再用大箩筐抬土。远处指挥部的大喇叭放着高亢的革命歌曲，身边到处是猎猎飘扬的红旗，劳动强度非常大，但大部分人都干劲十足。而伙食是集体大伙，有大米饭，有熬萝卜，煮白菜，偶尔有粉条猪肉，毕竟我们正年轻，总觉得没有油水。我们知青中有一个叫周三的，是个比较调皮捣蛋的，但对我的话还是能听的。他爱和我在一起，我为了帮助教育他，也不拒绝他。他知道我有亲戚在这儿，一天晚上收工后，要和我一块去我亲戚家打牙祭。我们来到离工地有几里地的老爹家。老妈给我准备了炒鸡蛋，炒豆腐，还有腌的良姜等，乡下大哥还拿出酒。这个周三毫不客气的又吃又喝，嘴里很甜的叫着我的亲戚。我也很高兴，两人酒足饭饱往回走。一路上，我兴致勃勃的跟他大讲知青下乡的意义，他当然洗耳恭听（然后该咋咋的），回到宿营地，倒头便睡，哪一觉睡得是真是香甜无比哇。

买菜往事

居家过日子，每天要吃喝。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买菜是几乎每一个家庭每一天的最重要生活内容。而小时候，母亲是我们家每天买菜的主角，现在回想起来那时买菜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那时还是计划经济时代，商品短缺，购买各种东西都需要票证。此外，还需要排队。每天，大约清晨五点左右，母亲就起来了，趁着朦胧晨曦，㨤上菜篮子。或者去我们家附近的东关菜场，或者到火车站前边的老菜场。再远些，会去到西关的文化街菜市场。母亲每天早晨为此需要奔波一两个小时，买好一家人一天的菜蔬。因为父亲是家里最重要的成员，母亲在买完菜回来时，要顺路去炸油条摊处，给父亲买上几根油条，回到家里再给我们做早餐。我们吃完上学后，母亲简单吃完饭，收拾干净碗筷，再去上班。天天如此，无日不是。

我有时会在星期天不上学时，陪母亲到文化街的副食品商场买菜（上世纪70年代，文化街副食品商店是当时信阳市比较大的一个菜市场）。先在南边的蔬菜营业部，购买青菜，萝卜，豆芽等蔬菜，然后再到北边的肉食店排队买肉。那时家家每月油的供应有限，买肉都想买肥肉，这样可以炼些油。排队晚了，就可能买不到称心的肉。母亲让我先在买肉处排队，而往往肉店未开门，队已曲曲弯弯排到街边。我顺着队伍缓慢往前挪动，快排到卖肉窗口时，母亲也买好菜来了，这样可以买到想要的肉。

而过年买年货，母亲更是要比平时更加操劳。年前一个月几乎就天天出去采买，回来再收拾，准备。那时过年家里都会准备豆腐，如水豆腐，千张豆腐等。母亲在街道童鞋厂上班，有个好姐妹，我们叫她陈阿姨。母亲是个勤劳善良，实诚能干，不善言辞的人，朋友不多，但是和陈阿姨很要好。每年过年买豆腐，票证会比平时多一些，当然要想办法买些好的豆腐制品。陈阿姨或许家里有这方面的关系，能买到很好的豆腐，尤其是千张豆腐，又薄又韧还筋道。每年临近年下，比如阴历腊月二十七八，都会给我们送来。母亲很高兴地让陈阿姨坐，接过东西，简单的却是很亲近的聊几句话，陈阿姨就走了。母亲和陈阿姨的关系，令我感到高兴。

说起买菜，我非常清楚的记得自己的一次买菜经历。大概是我小学高年级或者刚上初中时，一次要上新华书店。我从小喜欢读书，买书。平时家里偶尔会给零钱，也就是一毛，两毛的。天长日久，会积攒上几块钱，就去市中心的新华书店买些自己喜欢的书。那时文革，书店里除了马恩列斯毛的书，就是些政治书籍。一本书也就一两毛钱，能上块的书就很少。现在我还保留着几本那时买的书：吴玉章《论辛亥革命》，0.10元一本；涂厚善《古代两河流域的文化》，0.13元一本；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0.18元一本；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0.19元一本；杨兴顺《关于中国哲学史中的唯物主义传统》；0.22元一本。

那次刚要出门，母亲叫住我，给我一张菜票，让我到新华书店斜对过同乐戏院旁边的菜市场买菜。我进了菜市场，只见里三层外三层，挤满了买菜的人，根本就没有队。眼看里边的菜快卖完了，怎么办？我只好也跟着人群往里边挤。我因为要买书，背了一个书包，自己攒的五块钱放在书包里。买菜的钱和票证握在手里，高高举着，好不容易挤到前排，买了几斤黄心菜，赶紧的往外走，想去新华书店买书。谁知一摸书包，里边的钱不翼而飞，登时懊恼不已。再进到菜市场，眼巴巴地望着剩下的人群，哪里去找那可恶的小偷哇？

由于对买菜有这样深刻的记忆，更由于长大了，认识到母亲每日买菜为全家操劳，既是慈母情怀，也是母亲生活的重要内容和最大乐趣。后来结婚成家住在外地，每次回家探望父母，我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早上和母亲一起去买菜。帮母亲提着菜篮，陪母亲说着话，缓缓来到菜市场：看母亲如鱼得水地在各个菜摊前挑挑拣拣，和菜贩们熟练地讨价还价，最后成交，付钱。然后把挑好的新鲜蔬菜，鱼肉，豆腐放入菜篮。我提着满篮的菜，陪着母亲回家，看到母亲愉悦开心的笑容，内心里是无法形容的欣喜。如今，母亲已然离开我们十多年了，每次想到不能再陪母亲买菜，说话，就觉得是心里最大的遗憾。如果有来生，还陪母亲逛菜市场，还给母亲提菜篮，还和母亲去买菜！

晚年的父亲母亲

父亲母亲

人生在世，父母生养。正如诗经《蓼莪》里说的：“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劳。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劳瘁。”父母养育之恩，何敢稍稍忘怀？我们看父母对待后代，用尽全身心的力量去抚养成人，绝少看到抛弃子女后代的。但是再看孩子对待父母，自古以来就有不孝子女，对待垂垂老矣的父母双亲，任其老去。何其对小对老态度如此不同？皆因哺育后代，乃动物本性；而孝顺父母，才是人类良知。所以，从人类的发展来看，孝顺父母乃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最重要的特征。

据父亲的回忆，我父母是于1952年国庆结婚的。母亲小父亲九岁，是一个心地善良，勤劳淳朴的城市姑娘。当初介绍人向她介绍我父亲时就明确告诉她，我父亲的家庭以及当过国民党兵的情况。而我母亲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是看的他的人！父母结婚后，相亲相爱，以极大地坚韧和努力，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养育我们兄妹四人长大成人。记忆清晰的是，小时候，我姥姥住在我们家。父亲像对待自己老人一样对她，姥姥有什么事，对我父亲都是直呼其名“光道”、“光道”的叫，我父亲也拿她当自己老人看，从不嫌弃。

母亲以勤劳吃苦坚忍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从小到大，都是母亲操持全家吃穿。而母亲每天早晨买菜最重要的，是要给我父亲买几根油条，让我父亲吃好上班。而母亲从来没有自己吃过，好东西不是给我父亲，就是给孩子。不仅如此，母亲白天上班，下班做饭。晚上在灯下缝补衣服，星期天去浉河洗衣服，浆被子。天天如此，年年如此，从来没有任何怨言。

母亲没有多少文化，也不善言辞。而父亲儿时接受过短暂的私塾教育，加之天资聪颖，酷爱读书，所以文化素养很高。父母在这方面的差异，很明显的表现在对待我的态度上。我由于从小比较听话，爱学习，在从小学到大学的各个学习阶段，表现都令父母比较满意。母亲对我表现出慈母情怀，言谈话语虽然不多，一言一行却透露出多少怜子心思。

记得当年我因恋爱问题，一次出去很晚才回家。当我走到家门前，透过天边朦胧月色，看到母亲一人坐在一把小靠椅上，看见我就说“小二（我在家里排行老二），饭在锅里，吃饭吧。”说罢，赶紧进屋给我端饭。我当时眼泪夺眶而出，想：都怨自己，让母亲担心了。天已凉，这么晚还坐在外边等我。

记忆最深的是毕业分配到信阳地区教育局工作。一次，快下班时，下雨了。当我走到楼下时，看见母亲拿着伞，守候在传达室外。见我出来，赶紧递给我。我心不忍，说“妈，你咋不到我办公室坐坐呀？”母亲说：“没事，我就来给你送伞，别淋着了。”这轻声细语的一句话，令我深受震撼。母亲好像就是为了孩子，丈夫操劳服侍而活着，从来没有一点觉得自己应该享受些什么。

而父亲更关心我的成长，进步。我从小养成记日记的习惯，父亲有时看我的日记，了解我的情况。更由于文革期间父亲的历史问题也影响了我，我感觉父亲似乎担心我。我试图通过诗来表达自己的内心情感，父亲就常常和我诗词唱和，对我鼓励，鞭策。1977年高考，因为父亲历史问题，我没有被武汉大学录取。我不甘心，第二年，以同等学力报考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生。因一道题偏题而落选。自己也没有当回事，又继续参加高考。

谁知不知什么时候，父亲把我自己写的一篇关于矛盾的同一性问题的论文初稿，还有父亲写的介绍我自学情况的长信，一起寄给了湘潭大学研招办。我是多年后，整理自己的东西时，才发现湘潭大学寄回的这些东西，还有同时寄来的我的考试成绩，才知道这件事情的。想到父亲是多么希望自己的儿子能有上大学的机会呀。父亲别的不能帮我什么，就用这种方式来替自己受时代影响的儿子起而一鸣！

后来我们工作了，慢慢我们条件好起来了，想，也有能力好好孝敬父母。谁知，1999年8月31日，母亲在妹妹家中输液时，突然脑溢血，更残酷的是，病后母亲再也不能言语，而且精神烦躁。为了怕影响老父亲，我们只好把母亲送进敬老院。母亲备受疾病折磨，四年多以后溘然长逝。但父亲在我们兄妹的照料下，更由于他自己顽强而乐观的生命毅力，又健康充实的生活了十多年，于这月13日在我们家人的簇围下，安然辞世，走完了94岁的普通而不平凡的一生！

父子之间

俗话说“每逢佳节倍思亲”。年年有节日，节日必思亲。虽然母亲因病走了十多年，但父亲还健在，所以逢年过节总可以回去看看老父亲，一慰思亲之念。而今，父亲也离开了我们，如何慰藉子女后人的思亲之情？于是，打开电脑，回忆的闸门缓缓打开，往日的点点滴滴也慢慢浮现在脑海……

我对父亲最早的记忆，是小学时偶然翻开父亲珍藏多年的一本日记，听父亲说是解放初在解放军部队时的奖品。扉页上用工整的毛笔字题着：奖给明光道同志：要推广先进经验帮助落后同志赶上先进水平！落款是：刘心忠题。这个日记本应该是父亲珍爱之物。记得开初几篇日记记的是父亲在解放军部队学习时的心得体会，那种参加解放军后，通过学习提高思想觉悟，积极要求进步的心情跃然纸上。这本日记后来没有再写，是因为父亲在解放军部队的前途遭小人诬告而中断，复员回到信阳。然后就受到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还要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养活一家老小，又怎么还有心情写日记呢？

但是正是仅有的这几篇父亲年轻时的日记，让我认识到父亲是一个正直上进的人。所以不管任何时候，我都坚信这一点，从不怀疑。即使自己因为父亲的所谓历史问题，从初中开始到七九年考上大学前，在入团，入党，参军，到考大学，历经磨难，社会仿佛有一堵无形的墙，挡住我的所有出路，我仍然一点也不怨父亲。要知道在文革中有多少人，为了自己的前途，痛苦但又决绝地同自己的亲人“划清界限”，从而酿成多少人间悲剧啊？一九七八年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正是因为把这样的悲剧以小说的形式宣示与众，从而轰动一时，并为后来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开了先声！前几年张艺谋的《归来》也以电影艺术为载体，艺术地再现了类似的历史，让我们的电影不再令人感到那么商业媚俗浅薄无聊。

大约在2002年时，国内某大报开展全球华人网络诗歌大赛，我把自己上山下乡以来所写的几十篇小诗加以整理，以《心路历程》的篇名编辑成册，在寄出去之后，又自己打印了一些，我给父亲寄去一本。诗集的第一部分，是写我上山下乡时的所思所想。诗后有些注，即“诗作背景”，反映了当时自己的处境和思考。如1977年3月12日的《自题乱诗.又十首》的诗作背景写到：“时‘文革’刚结束，但时局仍不明朗。‘知青’政策亦属未定之天。我已二十一岁，下乡已一年半。由于父亲的所谓历史问题（解放前当过国民党的兵），我不论如何努力，只可以当“模范”。入党，不能入；参军，不能参；推荐上大学，也不可能。自己的命运一点也不由自己掌握。真所谓‘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身处山沟，何去何从？心中苦闷，其谁能知？只有在诗中袒露。但我绝不悲观。我用高尔基在自传三部曲里的话勉励自己：‘我得努力，要不然我就要完蛋了’！”

这时父亲已经退休快20年了，历史问题早已平反昭雪。前半生饱经沧桑的父亲享受着晚年的难得的安详幸福，也很少激动。谁知父亲看完诗集后,立即给我打电话。那天我正在从外地赶往开封的火车上，只听父亲略显激动的声音，并且有些颤抖的对我说，“不知道我的历史问题给你带来了这么大的影响，我真对不起你们啊。”我听了后，深深感觉到父亲是真诚的在向我表达歉意。但是这怎么能是父亲的过错呢？父亲从小失去父母，15岁跟随国民党军队参加抗日战争，在日本人的监狱里死里逃生。解放战争时期投诚解放军，在解放军部队学习时积极要求上进，还得到嘉奖。如果不是遭人诬告，以父亲的天资和努力，或许也能为国家做出较大的贡献。又是谁对不起父亲和他们这一代人呢？这一切只能诉诸历史来回答了。写到这里 ，我想起了从小时候起，父亲母亲对我们儿女的抚养的艰辛，还有在清贫生活中的家庭的天伦之乐。父亲母亲给了儿女一个家，就是给了儿女们一方无忧无虑自由成长的天地。此恩浩大，如日在天。寸草之心，如何报答？

我心交响

多日绵绵秋雨，一旦天气转晴，心情随之开朗明畅。周末休息，看窗外天色干净，阳光普照。屋顶有喜鹊快乐的喳喳鸣叫，阳台上各色花儿在秋阳下蓬蓬勃勃，米兰散发着阵阵幽香，玻璃海棠红翠欲滴，颇无古人悲秋伤秋之感，有的只是洋溢的感动和莫名的激动。打开手机里的QQ音乐，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那行进在山川河流乡间草场的熟悉旋律从耳机里缓缓流淌，一种对田园农家大自然的依恋之情，和宁静而安逸的情绪便慢慢弥漫全身心。

我们这一代人可以公开听西方交响乐（当然是从广播电台里）是在文革结束后，改革开放的帷幕渐渐拉开之时。而我最早听说交响乐，还是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开始进行文化交流时。那时我刚上初中，从广播里听说美国费城交响乐团访华，在人民大会堂演出，广播电台还破天荒地转播了费城交响乐团在人民大会堂演奏的贝多芬《田园交响曲》。那时我们还没有自己的收音机，是从家里的有线广播里听到的。这是我第一次听交响乐，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奇和震撼。

再后来听交响乐，就是上大学后的事儿了。那时有了学习用的袖珍收音机。每天下早自习，吃过早饭后，就拿出收音机，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会在7点半到8点时段播出的文艺节目。里面常常会有西方交响乐节目播出，最爱听的是贝多芬《命运交响曲》。音乐伊始，那命运咚咚咚的敲门的悲壮节奏，接下来音乐主题表现的是与不公的命运不屈抗争的精神，那种不被命运压倒，而“要扼住命运的喉咙”的精神状态和深邃的哲理，往往使我联想起自己从上学到下乡到考上大学的坎坷经历，不由自已的热泪盈眶，内心里充满精神力量，和音乐主题产生高度共鸣。

《命运交响曲》之外，贝多芬第三《英雄交响曲》，第六《田园交响曲》和第九交响曲尤其是其第四乐章《欢乐颂》也是我非常喜欢的。贝多芬的交响乐的大背景是法国大革命后，在资本主义以压倒性胜利的姿势席卷欧洲形势下，对德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憧憬和欢呼。贝多芬一生反对专制，不与黑暗统治势力妥协，追求自由平等解放，上述几首交响曲分别表现了这几方面的主题。《英雄交响曲》里反对黑暗统治的英雄形象，《田园交响曲》里对大自然的美好向往和热爱，尤其是《欢乐颂》里表现出的“通过苦难得到欢乐”，“通过斗争得到胜利”的思想内涵，和人类在自由平等博爱的新世纪里欢呼的类似于宗教情感的高亢咏叹，听后每每思潮澎湃，激动不已。

大学毕业后，自己对音乐尤其是交响乐的初心不改，喜爱有加，唱歌，听音乐，欣赏交响乐成为业余爱好。大约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一天下午逛新华书店，看见音像柜台里有新进的德国著名指挥家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奏的全套《贝多芬交响乐》曲集，标价大概80多元。那时我每月工资也就一百元左右吧，但是毫不犹豫的掏钱买下。回到家里，放入收录机，按下Play键，一个人坐在那里，静静地欣赏，忘了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忘了给家人做晚饭，如痴如狂，似癫似醉。那种陶醉于心爱的音乐意境里的精神状态真是美妙无比。如今回想起来还是那么甜美。

音乐伴随着人类产生，喜爱音乐是人类的天性。音乐可以表达思想，音乐可以抚慰心灵，音乐可以抒发感情，音乐可以安顿身心。短短的人生含蕴着太多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灵魂折磨；内心感触，意识潜流……真是说也说不清，道也道不明，这既是人的不幸，也是人的大幸，惟其如此，我们才能体会到真实丰满充实的人生。只是在这样的人生面前，语言文字的表达真往往显得苍白无力，所以才有音乐，才有歌唱，才有交响曲。让我们热爱音乐，热爱生活，热爱交响曲。

读书生涯

记得上小学不久，就喜欢上了读书。那时，父亲有信阳市图书馆的借书证，每当借书时，爱领着我去。图书馆在工人文化宫里，这是当年信阳市的唯一一个文化场所。文化宫大门朝东，进去一条东西向水泥路。路两边是长得高大茂密，枝叶相连的法国梧桐树。路南，东侧是公园，里边花木扶疏，杨柳依依，青草萋萋，鸟鸣啁啾，是人们休闲散步的好地方。西边，是篮球场，平时供人们活动，锻炼，周末会有单位之间的篮球比赛。路北，西边是工人电影院，东侧就是图书馆。

进得馆内，人们都静悄悄地在阅览大厅看书看报，大厅里头是借书窗口。借书者先在两边的书签架里挑好自己要借的书，就拿着书签，连借书证一起，递给一个长得秀气的女管理员。只见她袅袅婷婷地走进书架里。一会儿，手里拿着书回来，登记后交给借阅者。父亲除了借自己看的书以外，还给我借些书，现在能记得到的大概是《中国神话故事》。从书里第一次知道了“夸父逐日”，“女娲造人”，“嫦娥奔月”，“精卫填海”，“羿射九日”等神话故事。神奇的图书向我打开了一扇了解外部世界的窗口，从此爱书不已，受益终身。

谁知好景不长，小学二年级下学期，“文革”爆发了。首先，图书馆里不再借书了。因为要“破四旧”，查“封、资、修”，图书馆里的书不能外借了。其次，红卫兵走向社会造反有理，资产阶级的奇装异服，封建阶级的残渣余孽，统统都在打倒之列。家里的书都要自觉交出来，或者，被抄家后查出来。然后，大张旗鼓地在街口要道堆得高高，付之一炬，表现出史无前例的破坏精神。一天放学回家，见父亲悄悄地把用破报纸包着的几本书藏起来。我偷偷一看，是一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四卷本的《红楼梦》，也是谁家交出来的藏书。正要被烧之际，父亲趁围观的人多，无人注意，把这套珍贵图书拿出来。这套书从此成为父亲最珍贵的精神食粮，也成为我最喜欢的一本书。

无处借书，家里也没什么书，怎么办？父亲有一个姓高的朋友，单身一人，也爱看书。父亲在他那里借了不少书，记得有《鲁迅选集》，《武松打虎》等。半懂不懂看鲁迅，儿时的记忆里最深刻的是《娜拉走后怎样》。最近看东方台的《我的前半生》，还能联想到娜拉。可见女性的经济独立，是一个囊括中外经久不息的话题。《武松打虎》是一本说书脚本，从这里，第一次知道了梁山好汉的故事。随着年岁渐长，读书的欲望可谓如饥似渴。而那时正是文革如火如荼狂热之时，去哪儿找书读？找同学借，找邻居借。家里平时给些零花钱，攒起来，去新华书店买。当然，书店里也只有马恩列斯毛鲁迅，另外就是政治书籍。这种阅读经历使我从小对政治，对文史哲养成特殊的兴趣。

后来升初中，上高中，渐渐到了文革中后期。政治环境略微宽松，学校图书馆可以借书了。初中，在信阳七中，是个刚组建的学校。图书馆实际就是几个箱子，有一个年老的女教师李老师负责。李老师对我特别关爱，每到假期，书随便我挑。高中，在大名鼎鼎的信阳高中。学校坐落在风景秀丽的西郊谭山包，图书馆里藏书丰富，琳琅满目。碍于学校对学生每次借书数额有限，敬爱的班主任张克元老师，就用他的借书证替我借书，每次20本，看完再给我借。还有一个教政治的赵明经老师，知道我喜欢哲学，把他的藏书借给我看。还帮我争取到刚刚复刊的山东大学《文史哲》的订阅机会。高中阶段可以说是我除了大学时期以外，集中读书最多，最博的时期，奠定了我人生的坚实基础。

回想起来，给我影响深刻的几本书。一本是北京大学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一），这本书使我第一次深深地喜欢上了中国古代文学。而记忆最深的是，大概是68年读这本书。当时，父亲因为解放前参加过国民党军队的经历，进了单位办的学习班。不经允许，不得回家。那时我小学三年级，见每天母亲一人，操劳全家，异常辛苦，很思念父亲，盼望父亲早日回家。

一天，翻开这本书，读到其中写屈原的一章里，有《楚辞·离骚》:“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一句 ，大受感动。这句话意思是“我让天帝的看门人给我打开天门，（他却）倚着天门看着我（意思是不搭理我）。”我却不停地念叨着“倚阊阖而望予”，把它理解成了自己倚着门口遥望，希望父亲早早回来。现在知道，当时自己对原诗理解错了，却也可以看出一个孩子对父亲的依恋，这句诗很好的帮我舒缓和释放了这种感情。由于这份机缘，1962年高亨陆侃如注释的《楚辞选》成为伴随一生的书，屈原也成为我第一个人生楷模。

另外一本是萧三著的《毛泽东的青年时代》。这本书写的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他的博览群书，追求真理；其次，就是他在年轻时代为了将来要干大事业，刻苦锻炼身体。我那时边看边学，把风浴（刮大风时站到操场任风吹），雨浴（下大雨时站到操场让雨淋），雪浴（下大雪时在操场上雪地里打滚），太阳浴（晴天在操场上晒太阳），冷水浴（每天用冷水浇，然后用干毛巾搓身体），都模仿了一个遍。还学毛泽东年轻时练习挨饿的样子，几顿不吃饭。为了学游泳，到浉河，到南湾水库，还差点淹死。我还在书里，密密麻麻的写下了读书笔记。可惜的是，高二时住校。一天晚自习后，放到课桌抽屉忘带走。第二天，再也找不到了，让我整整怅惘了好几天。

由于这种读书爱好和经历，在1975年8月上山下乡时，我几乎什么都没带，只带了满满两箱子书，就满怀信心的奔赴农村的广阔天地，开始了自己人生的新篇章。

书和信阳毛尖茶是我一生的最爱

初中散记

1971年2月的一天，我走进了信阳市七中的校门，开始了初中生涯。七中是一所不大的学校，位于信阳北塘坡东边，几排简陋的平房在坡上，下边的操场还是填平一个臭池塘后才有的。七中的老师虽然教学水平不错，但是当时相当一部分却背着“右派”帽子。我们同学们也来自附近的几所小学。当时还按部队叫法，一个年级叫连，各个班叫排。

那时还是文革期间，上的有语文，数学，英语，政治等课程，内容也都是当时的文革风格。记得英语主要学的是“朗立吾其而麦貌”（我们当时用汉语拼写的英语读音，毛主席万岁的意思）之类，政治就是天天跟着老师抄报纸社论。此外就是劳动课，学工学农，挖地道什么的。记得一年级时，我们教室后边就有个地道出口，一些调皮学生会在上课期间突然从地道口出来，影响老师上课。虽然如此，年幼的我们中的大部分仍然是努力学习，也留下了那时的温暖记忆。

我们班主任一年级时是教英语的戴影老师，二年级先是教数学的林炎熙老师，后来换成宋宗德老师。任课教师印象深刻的有教物理的王国绮老师，教语文的徐香英老师，陈春华老师，还有教体育的鲁国政老师。徐老师是我们的“红卫兵”辅导员，她是部队家属，一口湖南腔普通话，很是亲近学生。一次学校运动会，我参加3000米，结果落在最后。我还是坚持着跑，同学们都给我加油。徐老师也在主席台的大喇叭上使劲高喊：“明开瑜加油，明开瑜加油”，激励我坚持下去。几十年后老同学见面，还说当年上学记忆最深的，就是开运动会时，我一个人在操场中一瘸一拐的跑到终点。

同学中间，朱跃杰爱学习，是个守纪律的好学生。我的72年的日记里还记着和朱跃杰等同学，一起在学校里劳动的场面。吴大为同学和我一直有很紧密的联系。高伟是我记忆很深的一个同学，我上学时爱看书，可是那时候很难找到书。高伟就把他爸的书拿来给我看，直到现在我的书柜里还保存着他爸的《列宁选集》第二卷。这次朋友圈里联系上他后，我还向他激动的回忆起这一幕。

女同学里李宝霞，赵秀梅，党宝玉都是班干部。三个女生性格鲜明，宝霞开朗，秀梅爱笑，宝玉泼辣。蔡胜琪是我印象较深的一个女同学。记得有次我们到三里店学农，排着队从南关大桥上过，大家唱着样板戏《红灯记》的歌，正高兴呢，突然她的书包一下子掉到河里去了，她惊慌失措，大家也不知怎么办，我毫不犹豫的跳到河里，把书包捞起来交给她。受到了徐香英老师的表扬，心里乐滋滋的。

我们毕业那年考高中，好像这是文革中仅有的考试升学的情况。因为林彪事件后，周恩来主持工作，试图逐步扭转文革对国家各项工作造成的破坏局面。一些同学因各种原因未能考上高中，就面临着上山下乡。十几岁的初中生，要离开父母家乡，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为此我还帮学校到同学家里做工作，从此同学们各分东西南北，走上了各自漫长的人生路。

1975年5月鸡公山留影。左前是班主任李老师，李老师后边是作者，右后是汪幸福同学

高中生涯

我是1973年元月底初中毕业的，1973年春天来到信阳高中。说起我们这一届高中生，那是“文革”期间林彪出事，周恩来主持工作后，抓教育，想收拾“文化大革命”对教育战线的破坏性冲击。于是，我们这一届学生有了一次考高中的经历，才进入了位于信阳西郊谭山包的信阳高中。三月开学，第一课是挖防空洞。我们每天在长满马尾松的郁郁葱葱的谭山包的山脚下挖防空洞，同学们分为两班，一班挖土掘洞，一班抬筐运土。半个月后开学，好不容易有了两学期比较安静的上课。

谁知第二年春天，就先有北京小学生黄帅写信批判老师，再有河南唐河马镇扶学校学生写下“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懂abc，照样干革命”的话语，接着是辽宁“白卷先生”张铁生大闹考场，对上大学考试提出挑战。小学、中学、大学的刚刚有所起色的教育局面，重新陷入混乱，我们的高中生涯也打上了“文革”后期的深深烙印。

虽然高中的学习生活显得混乱，不正规，我们同学们却仍然在那种环境里追求着学生时代的乐趣。记得学校图书馆每天下午课外活动时都开放的，同学们在图书馆里可以借阅图书，杂志，还有画报，图书馆的阅读给我们的高中生涯留下了美好的记忆。在班级集体活动中，印象最深的是二年级时，一次参加学校文艺汇演，我们班有一个大合唱的集体节目，十几个男女同学利用课外活动积极排练，大家齐心协力，取得了较好成绩。我和一位同学还奉献了一曲二人合唱《真是一对亲兄弟》，其中唱到“我叫王小义，我叫买买提，今年都是十八岁，个头差不离。”35年过去，这首歌我还记忆犹新。我们班还有几个学校男、女排球队的队员，虽然由于时代的原因，不能有正规完整的学习生活，但是学生时代的文体活动还是丰富多彩的，这也是信阳高中的优良传统。

我们的校园坐落在谭山包的怀抱，依山面水，校园里树木葱郁，花草满径，虽然是“文革”期间，我们的学校还是有比较浓的校园氛围。记忆清晰地是，每天早晨和下午课外活动时，学校广播站会准时播出广播，最常播出的是一曲反映“军民鱼水情”的优美歌曲“我为亲人熬鸡汤”。歌中唱到“蒙山高，沂水长，我为亲人熬鸡汤。续一把蒙山柴，炉火更旺；添一瓢沂河水，情深意长。愿亲人早日养好伤，为人类求解放重返前方。”多少年以后，我一回想起高中生涯，这首歌曲的优美旋律总会响起在耳边！

我们的班主任先有教数学的张克元老师，带了我们大约两个多学期。张老师家是湖南郴州的，由于要解决家庭分居和孩子教育问题，张老师不得不回到湖南老家。张老师对我们同学很亲切，大家对张老师的调走恋恋不舍。临走那天，我们很多同学自发去送张老师上火车。张老师走后，学校派教英语的李世孝老师任我们的班主任，李老师年轻有为，很热情，我记忆最深的是临毕业时李老师带我们去鸡公山。

那是高中生涯就要结束的时候。在1975年代，对于我们这些应届高中毕业生来说，上山下乡是我们的不二选择。想到就要分别了，我们这些涉世未深的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不管前面有什么坎坎坷坷，沟沟坎坎，我们还是想高兴高兴，在大家的要求下，五月份的一天，李老师组织我们同学上鸡公山去玩了一次，成为我们高中生涯中令人难忘的温暖记忆。

那天在鸡公山头，我们眺望远处，青山绿水，层层叠叠，树木葱茏，云遮雾罩，白云飘飘，山路逶迤。晚上，下起了小雨，在濛濛细雨中，我们寄居在鸡公山众多闲置别墅的一层空楼里（那时的鸡公山有很多这样的闲置的空空别墅，都是解放前达官贵人们修的，解放后就空在那儿了）。男生在左边屋，女生在右边屋。晚上没有电灯，我们点着蜡烛。天冷，同学们相互依偎，男生还把外套送给隔壁的女生披着挡寒。

夜深人困，大家就唱歌。男生唱完让女生唱，女生唱完，再叫男生。歌声、笑声，冲破了室外的雨雾，散开弥漫在鸡公山的山山岭岭。第二天，下得山来，大家从此各奔东西，上山下乡，开始了各自的漫漫人生路。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如今回想起来还是历历在目。

所为者何

记得刚上大学不久，在上海《文汇报》文艺副刊看到一篇小说，至今记得作者郑义，小说题目《枫》。小说以一个老师的视角写了在文革初期两个年轻的中学生红卫兵的悲剧。1966年，一对正在热恋的青年学生卢丹枫和李红钢，热血沸腾地投入红卫兵运动。两个人因观点对立，卢丹枫参加了井冈山派，李红钢参加了红旗派，成了你死我活的敌人。担负红旗派作战部长的李红钢，被井冈山派俘虏，卢丹枫设法放走了他，但事后又谴责自己对“革命”不忠。逃回去的李红钢，一面部署血洗井冈山派的战斗，一面又在为坚守据点的卢丹枫担忧。革命与爱情的矛盾，折磨着这一对单纯、幼稚的青年人。一天，残酷的武斗开始了。井冈山派寡不敌众，伤亡惨重。卢丹枫毅然面对李红钢开枪。李红钢身负重伤，仍率众猛冲，攻下了井冈山派在高楼顶上的据点。李红钢在堆积的尸体中找到了昏迷的卢丹枫。这对恋人互感悲伤，但却坚定地规劝对方投降。最后，绝望的卢丹枫高举井冈山派的战旗，跳下高楼。李红钢从此万念俱灰，当了逍遥派。谁知两年后井冈山派掌了权，李红钢作为谋害卢丹枫的反革命凶手，被处以枪决。

几十年过去了，依然记得当初读完这篇小说后，那种惋惜悲伤沉重无比的复杂难言的内心感受。这是作者亲历的真实，可不是想当然的虚构。想起来儿时也曾经旁观过这样的场面，大概是1967年左右吧，那时我还是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学生。我们家住在信阳市东南边的友谊街，往南尽头处是当时信阳第一座6层大楼——尚未完工的信阳酒厂生产大楼。一天下午放学后，听说酒厂正在武斗，我跟着大人们来到酒厂前边的空地上，只见密密麻麻围了很多人，都在引颈观望。只见尚未拆除的脚手架上，一个个工人造反派正在往上爬，手里都拿着枪，不时还往上打枪，清脆的枪声吓得围观者纷纷后退。而抬头看，六楼顶上一派红卫兵——有男有女，听说是信阳高中的红卫兵——正在顽强抵抗，大喇叭里传出高亢有力的声音：打到某某某，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这时只听身边有人说，快看快看，冲上去了。我忙往上看，果然工人造反派身手矫捷，领头的已经上了六楼。正在大家都替楼顶的学生担心时，只见几个男女学生高喊着当时最响亮的革命口号，从楼顶一跃而下。啊......咦......唉......周围一片如此声音，如今仿佛还在回响。

文革之乱，不但城里人卷入，连老实巴交的农民也荷担上阵。大概68年初夏的一天，我正在家里吃饭，忽然听外边有人喊：武斗了，武斗了，郊区的农民打起来了。我出门走到路边，只见一个个平时老实巴交的农民，分成对垒分明的两排——大概是观点不同的两派——手里拿着冲担，棍棒，锄头，铁锨，你追我赶，正在打的激烈。只见墙角边倒着一个受伤了的农民，身上还在流血，而其他的农民早已冲上大街。这个可怜的受伤者眼里流露出痛苦的神情，初夏中午的阳光温暖刺眼，照着这个满脸皱纹两手老茧的受伤的农民，四周一片寂静。此种情景很长很长时间难以磨灭。正是因为这些儿时亲眼所见的血腥场面，再加上三中全会后思想解放的时代潮流，使我对儿时所受文革时期的那些宣传教育开始深刻反思。下边抄的我的这首受当时流行的朦胧诗影响的小诗，正是那时我的思考的不成熟表达，《一颗孤魂的断想》：

引子 

一片寂寥的原野， 开着几朵野花。天是混浊的，山佝偻着腰。我飘浮在历史的沙滩上， 河水依然流淌。岸边却没有树木，没有小草，只有无际的安谧在放肆地飘、飘……            

荒野

曾经容纳千军万马在这里摇旗呐喊、凶猛厮杀。那时候你多么兴奋，扭动着身躯，搅起了弥天风沙。今天为什么这般孤寂，落寞，成了一片荒凉的场所。鸟儿也不来栖息，马儿也不来蹓跶，蜜蜂也不来喧哗。也许你正沉重的叹息，我当初的狂热：毁了大树，毁了青草，也毁了无忧无虑的鲜花…

野花

 骄傲的昂着头，开放在寂寞的时节。没有宜人的清香，没有鲜媚的色泽， 却是荒野心灵上强有力的慰藉。啊，渺小者的宽容，被蹂躏者的轻蔑。

 天

你会风和日丽，会雷鸣电闪，像个长者，君临人间。当人们凶狠地自相残杀，你却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如今白骨已黑沃了黄土，草儿又抽绿了塞边。霞光云色，也掩饰不了你的沉浊叹息，忏悔容颜。

 山

年轻时，气冲斗牛，神威峥嵘，如今却俯首躬背，形态像个老翁。面着脚下的流水，呼吸着眼前的清风。感叹岁月的利刃，消蚀了曩日的光荣。

河

女娲抟土造人，曾在你怀里掬水和泥。留下了黄土小人，酬谢过你的滋润之力。此后你自命是人类摇篮，功德无比。蔑视岸边的泥土，涘崖的树丛，茵茵的草甸。今天你背负沉重，呻吟叹息，烦躁不安。只剩下浑浊的黄水，光秃的沙滩...... 

 孤魂

没有形体，不，不要形体，只是一团会思维的空气。飘逸不定，游移不息，再也没有了骨肉的缚羁。清晨，来到山林，思索着远去的历史。傍晚，回到河边，吟咏着未来的诗句。

1981年3月28日下午

虽然幼稚，却是亲历。不禁要问，所为者何？

胡发云《迷冬》，国内凤毛麟角般反映文革初期红卫兵运动的小说之一

哲学哲学

人既是动物性的存在，又是社会性的存在。动物性的存在，关键是人的基因。社会性的存在，就是人生活所处的历史、时代和家庭环境。基因经历漫长时期，才会有缓慢的进化。几千年前的人和现在的人几乎一样。而历史、时代和家庭环境，却往往会在短时期里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何况我们恰逢“三千年未有之巨变。”身处其中，其谁能逃？

小学二年级时，文革爆发。毛泽东当年天安门上大手一挥：“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多少人热血沸腾，纷纷响应。我虽然那时只有十一二岁，也开始对国家大事特别留意。留意的结果之一，就是非常热衷学习政治，尤其是哲学。这也跟潜意识里想探究人到底是怎么回事，社会到底为何，如此一类人生意义问题有关吧？那时社会上除了马恩列斯毛鲁迅和政治读物外，基本无书可看，无书可卖，在客观上也强化了我的这种行为惯性。

大约在小学末期和初中前期，我开始似懂非懂地开始看的这一类书有：吴玉章《论辛亥革命》，涂厚善《古代两河流域的文化》，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杨兴顺《关于中国哲学史中的唯物主义传统》。这是从我那时购买保存到现在的藏书里知道的。初中后期，一个同学把他父亲的《列宁选集》（第二卷）拿给我看，重点读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尤其是读《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物质的无限可分”这一观点及关于物质的定义。

高中时期是大量阅读的时期，读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自然辩证法》等。也尝试看马克思《资本论》，为了能够读懂，看了不少关于政治经济学方面的通俗读物。受当时风气影响，通读了《毛泽东选集》四卷，用功最多的是《矛盾论》，《实践论》。说到这一点，还有一个故事呢：大约1974年秋，在北京的小姨又一次回到信阳。千里之外，专门带给我的礼物，就是一套崭新的，红塑料皮精装的《毛泽东选集》四卷。我非常高兴地收下了，由此可见当时的时代风气之一二。

为了进一步搞懂哲学问题，除了马列经典以外，在当时的情况下，尽可能广泛的阅读有关书籍。现在回想起来，有艾思奇，孙定国五十年代在中央党校讲课的《历史唯物主义讲义》，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前苏联科学院哲学所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前苏联哲学家尤金编的《简明哲学词典》，《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俄国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

此外，看了西方哲学史上一些著名哲学家的著作和评述，如关于德国黑格尔，康德，英国休谟，法国笛卡尔的等等。当时正是批林批孔时期，广东中山大学杨定国的《中国古代思想史》颇为走红，也认真看过。为了搞懂哲学原理，还要学些自然科学知识。那时，全国只有上海有一本很有名的杂志叫《自然辩证法》，几乎见到就买。里边的马克思《数学手稿》，还有经常在杂志里发表文章的数学家谷超豪，印象深刻。还借阅了心理学方面的书籍，如巴甫洛夫等。甚至买了爱因斯坦唯一阐述相对论原理的著作《论相对论的意义》，现在还在家里保存着。只是除了翻翻，从未读过，又如何能读动？据说当年全世界能看懂爱因斯坦相对论的科学家没有几个人。

现在想来，那时全国一片混乱，自己看书，完全是凭着兴趣和精神，既无人指点，也无可参考。什么都想看，什么都有兴趣，正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后来读到陶渊明的夫子自道：“好读书不求甚解”，感觉仿佛就是说自己的。当然，也从自小养成的爱读书习惯里受益匪浅。所谓“开卷有益”的习语，所谓“人是精神性的动物”的哲学定义，大抵都是说，人最重要的存在和需要是精神的，心理的，思想的，情感的。这些你天天吃山珍海味，猴头燕窝，住豪宅别墅，穿名牌服装，，也很难得到，只有靠阅读，广泛的阅读，构筑充实的内心世界。此种习惯，从小至今，已成自然。

保存了几十年的陆侃如高亨等注释《楚辞选》扉页，上边钢笔抄录的是我最喜欢的屈原诗句

诘问历史

我们从哪里来，又往那里去？穷根究底，似乎是人的天然本能。探究自然，有了科学，探究人类，就是历史。我最早接触历史，是从小学时期读游国恩的《中国古代文学史》开始的，而对历史的兴趣，则来源于文革初期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那时的大字报无论对权重位高的倒霉当权派，还是普普通通的知识分子，都爱刨老底，恨不得把人家的祖宗八代都给揭出来，当然对伟人的光辉历史也是不遗余力的宣传。

无书可看，就去看大字报的我，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不知什么时候，我得到了一本北京大学游国恩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一），黄皮，简洁的封面，很干净。第一编是上古至战国时代的文学，一直写到清末文学。读这本书不但使我喜欢文学，也喜欢上了历史，知道了中国历史从上古到明清以来的大概。对于一个小学生来讲，胸中的天地也渐渐宽阔起来，进而渴望知道更多的历史知识。

后来，从一位军人家庭出身的发小处，得到一本《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简史》的书。只记得是红皮的，封面也很简洁，忘记作者是谁了。这本书使我比较系统的知道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情况，可以看做我读的第一本断代史吧。现在回想起来，在儿时那种大的历史环境下，我读到的书，就像是在漫无边际的历史洪流中，偶尔飘来的一根木头，一捆稻草，我则如获至宝，立即抢来，饥不择食的填进肚子。

初中时期，开始接触到了人物传记，第一本是《居里夫人》。读这本书的深刻印象，是书中开头部分写到的，失去祖国的幼小的波兰小女孩，童年时期的居里，刻苦学习数学的情节。接着，在新华书店买到了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的《列宁回忆录》。又借到弗兰茨·梅林《马克思传》。高中时期看到萧三的《毛泽东的青年时代》。爱看伟人传记，既是时代氛围，也是有意为之，想从历史伟人身上汲取力量，而最初的起因却是屈原。

因为儿时看《中国古代文学史（一），里边屈原楚辞是专章。仔细读来，对屈原的遭遇深深同情，想了解楚国和屈原的历史。后来找到一本高亨陆侃如注释的《楚辞选》，就反复阅读，爱不释手，尤爱《离骚》。一日逛新华书店，见到屈原《天问》一书，虽然艰深难懂，也是立马掏钱买来。这一切使得屈原成为我最重要的人生榜样，尤其是在下乡后期，我靠翻译《离骚》，度过人生最艰难的日子。现在我的微信个性签名“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就是《离骚》里的名句。

下乡时期，最喜欢看的是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这是我读到的第一本中国通史读本。我的历史知识，历史观点，历史学养，从这本书得益甚多，当年参加高考，历史基本就是靠这本书。还看了杨荣国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这是思想通史。批林批孔时期，武汉大学有位叫冯天瑜的教师，写了本小册子《论孔丘》，名噪一时，我也买来一睹。凡此种种读书经历，使我在人生的道路上逐渐成长。记得英国哲人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这句从小耳熟能详的话可以借用做我的读书心得吧。

游之泳之

信阳依山傍水，浉河穿城而过。浉河古称訾（zi）水。原为小溪，传说古时候有一位隐士叫胡超，居住此小溪边，很有威望，众人赞之为师，称小溪为师溪，南北朝时期改名为浉溪，齐建武二年改称浉水，后称浉河。它发源于信阳市浉河区谭家河乡与湖北省应山交界的韭菜坡，为淮河的主要支流。儿时浉河的记忆浮现在脑海里的画面，是清澈见底的河水，干净细小的沙子，河中鱼儿游弋，岸边水草青青，是我们玩耍，戏水，游泳的好地方。

记得小学时候，每当暑假期间，中午饭后，邻居小伙伴们，常常趁父母午休时，偷偷从家里溜出来，跑到浉河。就在河边水浅齐腰的地方，先把头浸入河水里，练习憋水，看谁憋的时间长。慢慢的，再把头和全身都钻进水里，在水里扑腾扑腾练习游泳，实际上就是所谓狗刨。每个人都使出浑身劲儿扑腾，尽量在水里多浮一会儿。就这样，几个小时高高兴兴过去了。回家时怕大人看出来到河里玩水了，就耍些小儿的聪明，用泥巴把身上弄脏。回到家里父母严厉询问“又到河里了？”当然说没有。“手伸出来！”大人用手指在手臂上轻轻一刮，露出一道白痕：“这是啥，还说没有下河？”就只好乖乖地低头认错。只不过下一次照样如此。

浉河是我们夏天游泳的好去处，瞒着家长偷学游泳也是孩子们的天性。不过由于上游是南湾水库，夏天雨季水库放水，水位突涨，也给我带来今生难忘的一件事，如今回想起来依然后怕。那一天我们几个小学同学放学后到浉河游泳。因为刚学，就在岸边水浅的地方狗刨似的游水。游着游着，我突然觉得脚下的沙在下陷，而水却越来越急。“不好，水库放水了，快上岸！”一个同学叫着，大家赶紧往岸边跑。我由于离岸远，越使劲跑，脚下的沙土越下陷，水就越深。看着就从胸口处到了颈下，我忙喊“救命呀！”这时河对岸有一个洗衣服的叔叔，听到后站起来对我说，“别动了，我过去。”说着就从对岸往这边游，我急得大喊，“叔叔，快点呀！”边上的同学也大喊“叔叔快点!”只见叔叔很快游过来，用臂夹着我，几下子就到了岸边。惊慌失措的我们连谢谢都来不急说，赶紧往岸上跑去。

高中在谭山包，学校对面隔着一条柏油马路，往前不远就是浉河。那时浉河还是自然状态的存在，有很多沙洲，小岛，我们几个住校的好同学，会在午休时到这里游泳。水流湍急，站在沙洲上，跳起进入水中。在水下潜泳一会儿，浮出水面，快速游到岸边，有一种“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感觉，和年轻的心境很吻合。上山下乡后，我们的知青点就在南湾水库边的五峰岭。从半山腰的住处到水库汊子，大约十来分钟。夏日午后，我们会来到这里游泳。两岸青山起伏，夹住一潭绿水。水很深，很干净。在水里蛙泳，仰泳，累了就在一个旧的汽车轮胎上躺着，任水漂浮。阳光照在身上，热呼呼的；身下是清水，凉幽幽的。天上是蓝天白云，耳边有鸟啁风吟。什么也不思，什么也不想，仿佛和大自然融为一体，简直如羲皇上人。天人合一，悠哉乐哉，那种感觉真是美妙极了。

如今回想起来这一切，感觉人生和游泳何其相似乃尔！你从儿时起就跃跃欲试地想试试人生这条河的滋味。你不顾父母双亲的叮咛嘱咐，你偷偷摸摸地什么都想尝试。而人生这条河就和真实的河流一样，曲折坎坷，起起伏伏。有漩涡，有急流；有风平浪静，有风高浪急。你在这里高兴过，畅快过；也在这里忧伤过，悲哀过。慢慢地似乎摸清了河水的脾性，好像弄懂了人生的道理。但是真的是这样吗？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说过："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是的，河水一直在流淌，“逝者如斯夫”；人生也一直在变化，“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大概我们只有永远保存内心的那份纯真，那份初心，才能在这变化不定的人生之河，游好我们的人生之泳！

今日浉河

苏联小说

谈到自己的读书经历，不得不说小时候看过的苏联小说。苏俄文学对近现代中国具有很大的影响。早在民国时期，鲁迅就翻译介绍了苏联法捷耶夫的《毁灭》，绥拉菲靡维奇的《铁流》。建国后，苏联文学的影响更是全面深入，出版了大量的苏联小说。虽然我小时候喜欢阅读时，碰上了文革的特殊环境，当时中国跟苏联已经交恶。但是由于上述缘故，无论是单位，学校，还是一般家庭，若有小说藏书，除了中国小说外，外国的就主要是苏联小说了。这就使得在我儿时那种无书可借，无书可读，只能找同学借，找邻居借，后来到学校图书馆借的环境下，读到了不少苏联小说。

提起苏联小说，首先要提的当然是高尔基的小说。记得我最早读到的是一本也不知在谁那儿借的《高尔基短篇小说选》，里边基本上是高尔基早期的作品。现在还能记得的一篇是《丹柯》。写丹柯带领族人，穿过幽暗森林的包围来到美丽的草原的故事。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幽暗无边的森林中，丹柯为了给族人照明，找到走出森林的路，扒开胸膛，掏出自己的心，高举着这颗熊熊燃烧的心，为族人找到了逃出黑暗的道路的形象。另一篇是《鹰之歌》，是一篇散文诗。通过鹰和蛇的故事，塑造了两个对比强烈的鲜明形象——只会爬行的蛇和永远高飞的鹰。其中鹰在受伤后坠落到海边山崖上，和蛇的对话里说道：“我虽然快死了，但我痛快的活过了”印象非常深刻。我小时候学画的第一幅画，就是临摹《鹰之歌》里的插图——画面主体是受伤的鹰仍然扬起高傲的头，下方匍匐着一条带着不解的眼神看着鹰的渺小的蛇。

大约小学五年级时，看了高尔基的《母亲》。这是高尔基成为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旗手的代表作，也是建国后中国文学界很推崇的一本书。写了20世纪初俄国革命的故事，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主人公巴维尔，尤其是他母亲——尼洛夫娜的形象。这本书，还有高尔基著名的散文诗《海燕》里，“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的名句，留给我深刻印象。初中时期看的比留科夫的《海鸥》，里边记述的苏联英雄共青团员柴金娜的事迹，以及茹尔巴的传记小说《亚历山大·马特洛索夫》里的普通一兵马特洛索夫（有苏联电影《普通一兵》），卓娅和舒拉的母亲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写的《卓雅和舒拉的故事》里的卓雅（有苏联电影《丹娘》），当然最主要的是奥斯特洛夫斯基著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里保尔．柯察金等英雄形象。这一切，加上当时文革那种“激情燃烧的岁月”的大背景，使得年轻时的我，有很深的英雄情结。

到了高中，系统的看了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对人生的认识比以前深了。因为我从初中时期就已经感到了，父亲解放前参加国民党军队的一段经历，对我个人的影响。记得初中时，林彪事件后，停止活动已久的共青团开始发展团员。我是学校第一个递入团申请书的，但是第一批入团却没有我。领导找我谈话，说主要是我父亲的政审问题。高中时入党，学校张同藩书记亲自找我谈话，遗憾的告诉我，主要原因是因为外调政审无法通过。直到上山下乡后仍然如此。大队书记告诉我，公社里知道我的表现是够格的，但就是政审无法通过。７７年高考仍然因为这个原因，武汉大学放弃了录取我。在那些艰难孤独的日子里，我在南湾五峰岭的夜晚，一个人面对天上凄清的月亮，无数次地默诵《在人间》结尾里少年高尔基的话：“我得努力。要不然，我就得完蛋了”，来激励自己，警策自己！度过了人生最困难的时候。

写到这里，记起了上中学时，文革批判“封，资，修” 如火如荼，当时大张旗鼓的批判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由此记住了肖洛霍夫，记住了《静静的顿河》。工作多少年后，搞到了一套《静静的顿河》，却由于工作，教学，家庭等等繁忙的人生俗务，偶尔看了几页，就搁进书架上，任它在书橱里躺了十多年。上个月，决心还了这笔夙愿，在暑热的天气里，在楼上书桌边，一口气把整整三部（不知什么时候，丢失了第一部，只剩下二，三，四部）《静静的顿河》看完。然而，看这部书的感觉却和儿时看苏联文学的感觉完全不同。正如辛弃疾词里所写“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因为，百多年来世界的变化可谓是天翻地覆！我们个人的变化又何尝不是如此？从这本书写的俄国十月革命后，顿河地区哥萨克暴动，悲剧主人公葛利高里——麦列霍夫的遭遇以来，俄国——苏联——俄罗斯，一百年来整整一个轮回。而现代以来受俄国影响巨深的中国，则在文革的噩梦醒来以后，勇敢抛弃了苏联模式，坚定走上了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阳光大道。此时，看肖洛霍夫和看高尔基的感觉，简直恍如隔世！

一路歌声

歌声伴随着我们成长，歌声唤起我们美好的回忆。暑日炎炎，读书稍疲，斜卧躺椅，思绪纷纷。忽然一首优美抒情的曲调浮现出来，这首歌我几乎从未唱过，但印象深刻。现在有互联网，检索方便，我只记得开头一句是“在乌克兰辽阔的原野上”，就输入手机浏览器，立刻就出来了。原来歌名就叫“在乌克兰辽阔的原野上”，是建国初期根据乌克兰民歌德聂伯尔改编，孙维世填词的话剧《保尔·柯察金》的插曲。我打开播放器，那优美熟悉的旋律立刻回荡在耳边 。随着这旋律，不禁回想起几十年前的往事。

我从小喜欢唱歌，因为从小学二年级直到高中毕业，都处在文革期间，所以，那时候，听的唱的都是文革歌曲，最经久不息的当然是样板戏了。那种慷慨激昂，大气凛然的旋律，如血液般浸透全身。我尤其爱唱的是沙家浜里的《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智取威虎山里的《迎来春色换人间》，红灯记里的《雄心壮志冲云天》，光看歌名，就可以知道那豪迈的气势了。高中时，处于文革后期，文艺氛围也稍微缓和了些，开始有一些带点抒情味儿的歌曲，比如《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红星照我去战斗》，《北京颂歌》，尤其是电影《创业》里主题歌《满怀深情望北京》，虽然歌词仍然是政治色彩浓，但旋律有了优美的抒情感觉。当然，歌词仍然是那时候一统天下的颂歌基调，但毕竟有点感情色彩了。所以，就不再唱样板戏，而爱哼这些曲调。

1975年8月底上山下乡，来到信阳市南湾公社红卫大队（现在是南湾乡谭庙村）的五峰岭茶场。我们这一批一块下乡的，大部分是所谓的清退社会青年（参阅追忆似水年华之下乡前夕），而此前已经有一批知识青年在这里，分别是来自信阳市一中、二中的学生。当时我们茶场在五峰岭半山腰，老知青就住在这里新建的红砖瓦房的小院里。小院的上坡处一排两间房，分别住着男女知青。下坡处一排两间，一间是厨房，一间是炒茶房。上下两排房之间用土坯围起来，就成了一个小院。我们这一批新来的男知青，住在这个小院上边的山坡处，一大排通间泥墙草房。房后是一片片的松树，麻栎树，房周围有竹林，房前山坡到处是各种野花野草，还有玉竹，茜草，鸭跖草，黄精等中草药材。在这里种茶，采茶，炒茶，对于我们这些城里的孩子来讲，既新鲜又有趣。又是吃食堂大伙，男男女女，每天也热闹得很。上工时，收工后，也是一路歌声，像《我是公社的放牧员》，《赤脚医生向阳花》等都是那时候爱唱的。

记忆最深的是1975年的冬天。那一年雪下的特别大，几乎一夜之间，漫山遍野，大雪覆盖。早晨起来，站在门前，放眼望去，脑海里立刻出现了“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唐诗名句。而且那一年的冬天用信阳话说是下的“光头凌”，也就是先下雨，气温骤降，再下雪。第二天清早起来，山路都成了冰凌路，其滑无比。当时，我们用水是取自房前山坡下边拐弯处一眼山泉。由于路太滑，只好用稻草缠在脚上，手上，趴着下去取水。就这，仍然压不住我的豪情满怀。饭后，我用稻草系在腰间，手提一把斧子，去爬山看雪景。因为上山路太滑，只好先用斧子砍在树上，借着劲儿，一步一步往上爬，就这样，一直爬到山顶。站在山上，面前是浩瀚的南湾湖水面，放眼望去，远山近峦，白雪皑皑。抬头看天，莽莽苍苍的鹅毛大雪还在飘飘扬扬的下，我不禁放声高唱起最爱唱的《沁园春·雪》来：“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一曲终了，余兴未尽，又放声嗷啸，那真是少年壮志不言愁哇。

怀着一腔热血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浑身充满正能量的我，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第一次邂逅了“在乌克兰辽阔的原野上”这首歌。那是从比我们先到的老知青，一个叫张敏的那儿听到的。他在当时算是比较调皮的，用当时的眼光看，也是落后分子吧。他唱这首歌比较投入，关键是这种明显和当时文革时流行的铿锵豪迈的旋律不同，是很抒情优美的俄罗斯民歌旋律，更关键的是他在唱时出现了“可爱的姑娘”，在当时被认为是所谓靡靡之音的。现在看这首歌原词是这样的：“在乌克兰辽阔的原野上，在那青青的小河旁，长着两棵美丽的白杨，那是我们美好的家乡。”他看来把最后一句改成“那里有我们美好的姑娘。”因为这我还专门找他谈话，进行批评。虽然如此，这首歌的优美抒情的旋律却深深地印在脑海里。后来，随着文革结束，中国文革前的一些优美歌曲重新流行，如“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珊瑚颂”等等。再后来，美好的爱情，可爱的姑娘，优美的旋律，成为中国从文革的动乱和反常回归正常社会时，和谐繁荣的文化生活的的常态，再唱这样的歌就很稀松平常了。

而今，人过六旬，阅尽人间苦辣酸甜，每天清晨锻炼回来，爱唱的还是年轻时候最耳熟能详的老歌。今日暑热，躺在床上，偶尔想起这段往事。就凭着记忆把当年的所谓靡靡之音的第一句，“在乌克兰辽阔的原野上”输入电脑，果然找到。打开播放器，随着那熟悉的旋律响起，多少已经淡忘的往事一一浮现眼前，不禁感叹我们那逝去的如花岁月，似水年华！

电影电影

电影是工业革命的产物，是技术与艺术结合的典范。电影甫一出现，就以它无与伦比的现场感和震撼力，加上无需识字也可欣赏的大众文化特点，产生巨大的心理和情感激动，感染人，吸引人，迅速成为超越传统艺术形式的综合艺术。发展到现在，更出现了如美国好莱坞大片般文化产业，成为文化软实力的最好体现。而中国改革开放到现在，也出现了《战狼2》电影现象。真是孩童时代的我们连想也不敢想的。

记得上小学时，包场看电影是儿时的我们最高兴最兴奋的集体活动。那时大概每个月看一场电影（记不清楚了）？反正每当这时候，戴着红领巾的小学生们排起整齐的队伍，如长龙般从学校蜿蜒而出，来到大街，一路上不停地唱着歌，引得路人羡慕相望。来到电影院，在老师的指引下，于暗黑中怀着朦胧兴奋坐到位子上。在等待电影开演的间隙，开始唱歌，各班学解放军般拉歌比赛，真是歌声如潮，喊声如雷，一浪更比一浪高。须臾，影院里全暗，电影要开演了。大家立刻静下来，屏息以待。随着电影故事情节的推进，或哭或笑，“咦”、“唉”连连。大喜大悲，大喊大叫，情绪反应起伏跌宕，十分鲜明，直到电影散场，仍然余波未了。

数数那时印象较深的电影吧。前苏联故事片《丹娘》，描写苏联卫国战争中女英雄卓娅一生的故事。电影里丹娘在风雪中赤脚走向绞刑架的的形象，于今依然历历在目。这部电影应该是小学一、二年级看的。还有美国3K党的印象，这是反面形象。那时在放正片前往往有加演的新闻纪录片。一次看电影，加演的新闻纪录片描写美国国内种族歧视：3k党成员穿着黑色长袍，头戴高耸的白色帽子，戴着面罩，露出两只凶狠的眼睛，手里拿着熊熊燃烧的火把，令人恐怖。胆小些的同学吓得闭上眼睛，胆大些的就喊叫“打倒美帝国主义”。

除了学校包场，自己要想看电影，就得多方想法子了。那时电影票虽然只五分，一角钱，也不是一般的家庭能够随便满足孩子的要求的。一些同学便跟在大人身后蹭票，机灵点的往往可以瞒过检票员，溜进影院。还有的就去电影院围墙打主意，翻墙看电影。这样危险不小，弄不好会摔着，或者翻下去让影院人员逮个正着。小学有个同学就是因为这摔伤了，一只手臂上至今留有一道疤痕。当然家长有好单位的，会有周末在单位露天广场放电影的。有这样机会的同学，会通知好伙伴，一起提前到场，就可以看免费电影。

文化机构也会在城市公共场所放电影，当然这里放的都是过时电影，不能跟单位相比的。记得高中时期，一天放学，家在武汉军区陆军学校（学校设在信阳）的一个同学告诉我，晚上有电影《闪闪的红星》。这可是那时很热门的电影，外边看不到。我跟他一起进了警卫森严的军校，在他家吃了饭。来到操场，冒着零星飘雪看完了电影。虽然如此，回家的路上仍然是激动不已。李双江演唱的《红星照我去战斗》的主题曲，也成了那时我的最爱。

由于文革的特殊历史原因，我们在最需要精神营养的青年时代，却没有相应丰富的文化食粮。偌大的中国，当时的电影，中国的经常演的大概有：《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半夜鸡叫》。外国的除了《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就是几个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如罗马尼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还有亚洲的朝鲜，越南。这里边南斯拉夫的电影最好看，如《桥》，《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精彩异常。阿尔巴尼亚的《海岸风雷》也不错，里边的经典台词：“墨索里尼，总是有理”家喻户晓。曾经风靡一时的朝鲜电影《卖花姑娘》，是在初中二年级看的。可以说是最早的煽情催泪哭片，堪比改革开放以后在大陆催生滔天泪浪的台湾电影《妈妈再爱我一次》。记得看电影的过程就一片哭声，女生更是涕泪交加。看完电影的当晚，语文老师组织座谈会，我一口气谈了几十分钟。正是文革高潮时期，这部电影在那时很适时地成为阶级教育的活教材。更由于这部电影的感情细腻，主要演员的精彩演出，使得《卖花姑娘》这部电影成为文革期间许多人的难忘记忆，《卖花姑娘》的主题歌也成了那时最哀婉感人的歌曲，传唱一时。上边说的都是文革特殊历史时期的观影记忆，放映的电影也都是那时清一色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片子。

大约在79或80年的某一天吧，当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一天，我的高中好同学，父亲在公安局任职的汪幸福，神秘地来找我，说有内部电影。我们赶紧来到市中心的人民电影院，在周围无票人员的羡慕眼神中走进影院。刚进去一会儿，电影开演了。只见宽银幕的影片，缓缓拉开镜头，出现了日本东京，熙熙攘攘的街头，一个身材魁梧硬朗，浓眉大眼的男子，迎着镜头走来，眼神似乎在寻找什么。突然，一个画外音“就是他”。紧接着这个男子飞快地奔跑，几个人凶狠地追他。背景响起电影主题曲，画面推出片头字幕《追捕》。从未见过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繁华下面掩盖着的罪恶。警察成逃犯，美女救英雄，快速闪回的蒙太奇镜头，构成紧张刺激的电影节奏，真是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观影带来的感官和心理冲击！现在回想起来，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改革开放给我国带来的深刻的历史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不可逆转的历史冲击，也从那时候开始了。

缘来缘去

人生是很奇妙的过程，其中最奇妙的是人和人之间的缘分。打从记事时起，在我们的人生旅途的来来往往中，我们曾经有过多少次的缘分结识他（她）人，邂逅他（她）人，遥望他（她）人，暗恋他（她）人……这一切构成我们生命的过程和美好的记忆，使我们的人生有意义，有价值，有回味，可咀嚼。

在《太平缸里》那篇回忆里曾经说到，儿时的我曾和邻居家一个乳名叫“小妮”的女孩，有过类似古人所谓“青梅竹马”的混沌嘻玩时光。其他的记忆早已无影无踪，只有这个乳名，和挺舒服的感觉，隐隐约约还在我的潜意识深处藏着。大概五、六十年代的童男童女都会有这种经历，谁小时候没和谁玩过呢？恐怕早已忘到爪哇国去了。我却愿意在这里记上一笔。只是搞不清这算是结识？邂逅？当然不是遥望，更不是暗恋的。

小学时，我们班有个女生，大眼睛，圆脸庞。能歌善舞，性格开朗，是班里的文艺委员。三年级时已是文革混乱时期，调皮男生，顽性难改。下课后，一些男生用弹弓将纸团射向女同学，把女生吓得哇哇叫，挤成一团。我是班长，也是“大王”（那时小学生把班里打架第一的叫大王）。当时就把这个男生的弹弓缴过来，使劲弯成一团，扔了。别的女生虽然高兴，都不敢表示。她却走到我面前，大大方方送我一块糖，以示支持。虽然过不多久，她就转学了，从此再无音讯，但我却一直难以忘怀。四十多年以后，我辗转联系并和她见了面。事后赋诗一首，揭示心迹：“童心未泯会春城，见了才了一缘因。从此更悟万般事，亦幻亦真皆因人。”

还是小学时，一次开大会听当时流行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一个高我一年级的外校女生，名叫石秀华。我记得她讲的是不顾个人安危，勇敢救火的先进事迹。虽然由于人多，我并未看清她的模样，却对这个不怕危险，勇敢救火，保卫国家财产的比我高一年级的女生，产生了敬意，这个名字就此留在我的记忆里。后来上高中，一次学生干部开会，主持老师介绍到一位高年级女生说：“咱们团委副书记石秀华”。“石秀华”？我猛一震惊，抬眼瞥去，是一个很文气的女生，中等个，圆脸，短发，白净的皮肤，大大的眼睛，挺好看的一个女生。这就是我六年前见过的那个女生吗？我觉得比起小学生的她，高中时的她不但还是先进，而且还有了成熟女学生的气质和魅力，一种发自内心的好感油然而生。我们从未接触过，除了这次，只是在放学回寝室的田间小路上，远远的看见她在女生寝楼前的大树下读书的身影，我想这应该算是遥望的缘分吧。

高中时，最要好的一个男生，叫汪幸福。他比我小，个子也不高，我们无话不谈，他跟我几乎如影随形。一次放学后，我们谈到上山下乡问题时，他忽然流泪了。原来他父亲不准备让他下乡，正想让他退学参加工作呢，而他的想法是和我一起下乡。这个小个子同学的泪，令我感动。下乡以后，虽然我们的知青点分别位于信阳市的东西两端，除了通信外，他还常常到我们知青点。我们谈理想，谈形势，在1975,1976的特别年份，在那个文革末期的动荡时期，两个年轻人的心，充溢着一种理想主义的精神。后来工作后，我由于要解决两地分居问题，调动离开信阳。分手的头一天晚上，我们彻夜畅谈，依依惜别，他又流泪了。俗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幸福同学的两次泪水，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谁知皇天不佑好人，幸福同学罹患癌症，20年前就与世长辞，令我怅惘徘徊，痛惜不已。

想想我们的生命中遇见的，正在遇见的，和将要遇见的所有人，我们都应该珍惜，好好相处。因为遇见就是缘，有缘就是福。不珍惜，一旦失去，你将无可追悔，而成心痛。所谓缘起缘落，缘去缘来，其实起落无痕，来去无踪。借用李建的歌《假如爱有天意》里唱的：“当天边那颗星出现，你可知我又开始想念。有多少爱恋只能遥遥相望，就像月光洒向海面。年少的我们曾以为，相爱的人就能到永远。当我们相信情到深处在一起，听不见风中的叹息。谁知道爱是什么，短暂的相遇却念念不忘。用尽一生的时间，竟学不会遗忘。”大家想想，是不是有点这个意思？

骑自行车

我们家第一辆自行车是大哥买的。大哥辍学比较早，早早的给人打工，帮父母担起了家庭重担。大概我高中前后，大哥用自己的积蓄，买了家里第一辆自行车，以为上班之用。下班以后，特别是星期天，我就推着这辆车练习骑车。刚开始学车时，先用一只脚踩着左边的脚蹬，另一只脚在地下使劲后踹，使车轮快速转动。然后，这一只脚离地，享受滑车的乐趣。慢慢的，这一只脚就夸过车后边的承重座，坐在上边，解放了的双脚，就开始蹬车。然后，就上车坐在车座上，使劲的蹬车，行走在信阳的街头。

第一次骑车远行，是高中时期学校召开的一次学生会，具体什么内容一点也没有印象，只记得是在初夏的下午召开的。我们高中在信阳市谭山包，当时是郊区。我得到大哥的同意，第一次骑他的车走远路，那种高兴劲甭提了。会议直到傍晚才结束，散会后，我骑着车，得意的往回走。一路上，两边的稻田里，散发着稻香的微风轻轻拂过，远处农家炊烟袅袅，昏黄的灯光传递出家庭的温暖。骑在车上的我，有一种年轻人特有的青春活力，哼着歌，脑子里充满幻想，蹬车毫不费力。那种骑车的快乐，终身难忘。

后来上山下乡，虽然只是在信阳的远郊，并非路途遥远的异地他乡，但是当时交通非常不便，回家全靠徒步。虽然从我们知青点到南湾，有公共汽车。但是那时五分钱一张车票钱，我们都不舍得掏。走路实在太累，怎么办？那时只有大队部有一辆破旧的公用自行车，平常是大队干部骑车开会用的。我好不容易从大队借得一次，骑着车，沿着简陋的乡间公路往回走。两边是山峦，绿树，梯田，池塘。有母鸡领着小鸡雏在农家户外琢食嬉戏，有鸭子在水面轻轻的潜游仰行。一派田园风光农家乐景象，也忘记了在田间劳动的劳累和辛苦，只有一路的轻松欢快。

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当时的信阳地区教育局工农教育科工作。一次，科长老吴说，局里从外贸公司搞了一些自行车票，一个科室一张，谁有需要，可以申请。我写了申请，分得一张飞鸽牌自行车票，并用自己的工资买了回来。平生第一次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名牌自行车，在那时是多少人羡慕不已的事啊。我骑着车行走在信阳的大街小巷，根据国家改革开放的需要，到各个局委，工厂，进行青工高中文化课的补习指导工作，以弥补十年文革给广大青少年造成的学习上的损失。为改革开放尽了一个大学毕业刚参加工作的青年的一份力量，这其中自行车实在是功不可没。

再后来，改革开放全面深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中国人的出行开始有了新的代步工具，先是摩托车，曾经风靡一时，穿行在中国的城乡街头。慢慢的家用轿车进入普通百姓家庭。接着是电动自行车，电动三轮车，电动汽车等等等等。层出不穷，不一而足。而我对所有这些从未动过心思，永远骑着我心爱的自行车，既锻炼身体，又环保节能，又领导潮流。唯一的变化是从原来的自行车，变成了变速自行车。看到现在共享单车布满神州大地，又扑向海外攻城掠土，并受到越来越多人们的接受和喜爱。不禁要说：让我们为了自己，为了人类，骑自行车，自行骑车吧！

流行歌曲

我们的青少年时期是在文革那种社会环境下，读的书大多数是铿锵有力理直气壮的，听的歌也是雄赳赳气昂昂的。这种氛围，好处是培养了我们这一代人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能咬紧牙关挺下来。不足之处是，当生活一旦摆脱了那种动荡不安的特殊时期，在平平常常的生活中如何安顿我们的心？人都是血肉之躯，有感情有心思，就要有感而发，压抑不发，则会带来痛苦和不安。有感而发，或者发而为诗，或者发而为歌。而歌曲应该是人们抒发感情的最好载体，尤其是流行歌曲。

记得最早听到的流行歌曲是邓丽君的歌。文革结束，思想解放的潮流渐渐在神州大地激荡，各方面的管控也渐渐松了些。当时台湾电台经常播出邓丽君的歌曲，文革时期若有人听，必以“偷听敌台”论罪。这时候渐渐有人晚饭后，把收音机搁在门口听了。邓丽君那甜美，柔情，如泣如诉，如梦似幻的轻柔旋律，对于刚从文革的严酷现实走过来的中国老百姓，不啻于一股温柔的春风，潺潺的溪流，使人感到舒服惬意，温情脉脉。《甜蜜蜜》，《小城故事》，《恰似你的温柔》，《月亮代表我的心》，《在水一方》，《北国之春》，《一封情书》等，都很喜欢。而印象最深的是《小路》，这首歌写少女初恋的内心情愫，那种激动幸福又忐忑不安的心情，以简单而又婉转的旋律流淌出来，好听，好记，好唱，令人难忘。

邓丽君的歌曲尤其是那种轻声、气声唱法，很快在大陆有了回应。影响最大的是李谷一的《乡恋》。李谷一的演唱充满深情，那缠绵悱恻、不绝如缕的乡思，那低回凄婉、如泣如诉的离愁，感人肺腑，撼人心弦。虽然刚开始还有“左”的声音对此大加挞伐，但很快这种风格普遍为人们接受。连军队文艺团体也推出风格清新的《军港之夜》。1984年的春晚，香港歌手张明敏一曲《我的中国心》，迅速红遍大江南北。台湾校园歌曲随即风靡大陆，《外婆的澎湖湾》，《走在乡间的小路上》。人们终于有了多种多样的文艺风格、演唱风格可以选择、欣赏，在听歌哼歌的惬意中释放心灵，慰藉情感，宣泄情绪，表达思绪。

台湾电影《搭错车》的插曲《酒干倘卖无》是那时我的最爱。这部电影反映了在台湾社会经济起飞初期，城市的快速扩张给下层社会带来的影响，实际上就是工业化对原有的社会生活习惯，风俗道德，淳朴民风的毁灭性扫荡，而新的道德法制，人的素质又远远跟不上这种迅速的社会变化。《酒干倘卖无》唱出人们的心中的对人性的善、美的怀念和留恋，结尾那苍凉高亢的声音更撞击着人们的心灵，令人深思。苏芮的演唱一下子打动人心的柔软处。我买了一盘苏芮的原声带，经常听，为之倾倒。不仅如此，对这首歌的喜爱，还给我带来了一段美好的回忆。那是1987年初，随着《酒干倘卖无》唱遍大陆，《搭错车》在全国风头正劲。山海关外的沈阳歌舞团排练了歌舞剧《搭错车》，兵分两路，南北商演，风靡大江南北，一时成为文艺院团改革先锋。

三月底沈阳歌舞团北路来到开封。那时我在开封电大工作，一天接待了一个来自沈阳歌舞团的叫许平的演员。她因为在上电大，全国电大是一家，所以到开封电大借考。我热情的接待并帮她办好相关手续。为了表示感谢，她给我送了几张《搭错车》的门票。我和爱人很高兴的到大众剧场观看。我们还邀请她到我们家做客，鼓励她克服困难，完成电大学业，言谈甚欢，我还帮她找了复习资料。她考完后，又赶到洛阳，继续跟团演出。回到沈阳后，几次给我来信，谈她电大学习的情况，也谈她家里的情况。这件事令我体会到当教师的自豪和快乐。

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绩，香港已经回归20年，大陆台湾的差距也迅速缩小。随着大陆经济，科技，社会，文化的发展，当年港台流行歌曲对大陆的影响力今非昔比，许多港台和外国艺人纷纷来大陆谋发展，大陆的综艺节目《我是歌手》，《天籁唱将》影响力与日俱增。唯一遗憾的是，在我们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像《搭错车》这样在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对前工业化时期淳朴风气的反思，对工业化过程中的种种弊端进行批评，并产生过广泛影响的文艺作品,迄今未见，也可见出我们文学艺术的现状难以令人满意。

我爱美学

在此前的回忆文章里多次写到自己从小爱读书，尤其爱政治、哲学的读书经历，如今回想起来，当然是受儿时社会风气的影响。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潮流之下，谁不风靡？那时我们年轻，那时我们幼稚，我们跟随着社会前进的步伐，也在苦苦思考着自己的前途，未来。经过几年上山下乡的磨难，一个淳朴学生在社会的最底层，看到了劳动人民的善良，质朴，也初尝文革政治动荡，人人自危的世道艰难。考上大学后，适逢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时代潮流，全社会对刚刚过去的“十年浩劫”反思蔚然成风，文革期间的世道浇薄，人心不古的“假恶丑”受到抨击，全社会呼唤着“真善美”的回归。风气之下，在国内大学早已被取消的美学，又回到了大学课堂，又回到了社会，成为当时一股浩浩荡荡的美学热潮。

在这样的潮流面前，我当仁不让的把课外的业余时间都献给了美学。记得我买到并认真阅读的第一本美学书，是复旦大学施昌东的《美的探索》，这本书对美的探索，在我面前打开了一片阅读的新天地，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北京大学朱光潜教授是国内著名美学家，文艺理论家，他的《西方美学史》一直是国内著名大学文科生的最爱。我辗转寻索，求之不得。那时新华书店有读者预定书服务，有空就跑书店的我得知消息，毫不犹豫地交了定金，预定了一本。当从书店拿到上下两册朱光潜《西方美学史》时，内心充满了幸福感。轻轻翻开，细细阅读，西方美学史上各派美学理论，各位美学大家，纷至沓来，目不暇接。让我感到知识的泉水汩汩而来，滋润心田。

我还坚持购买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美学室和上海文艺出版社文艺理论室合编的《美学》期刊。在这本当时全国美学研究的前沿领域的期刊里，我非常兴奋地读到了朱光潜先生节译的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当时这篇马克思早期的哲学论著受到国内哲学界，文艺理论界和美学界的高度重视，在全国理论界讨论热烈。其中关于“异化”问题的讨论如火如荼。建国后文艺界历经多次文艺运动沉浮的主要领导人周扬，还专门就“人的异化”发表长篇文章，结果还引起了一场风波。但是我从此对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喜爱有加。大学毕业工作以后，还专门购买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刘丕坤译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为珍藏。

而在美学方面给我最大影响的莫过于李泽厚先生的《美的历程》，这本在当时国内大学风靡一时的书简直可以说掀起了一股李泽厚热。几十年过去，还清楚的记得我在教室自习时读这本书的激动兴奋幸福心情。我从来没有看过一本书，这样充满诗情画意又文采斐然的谈论中国几千年的文学艺术。看看它的标题吧：《龙飞凤舞》，《青铜饕餮》，《先秦理性精神》，《楚汉浪漫精神》，《魏晋风度》，《佛陀世容》，《盛唐之音》，《韵外之致》，《宋元山水意境》，《明清文艺思潮》。李泽厚先生是湖南人，真可谓“惟楚有才”。从此我对他的著述行踪格外留意，他的美学文章，思想史著述，只要找得到，就先睹为快。记得1984年暑假前夕，在开封二中的图书馆，当我一下子发现有李泽厚的《批判哲学的批判》时，马上借来。那个夏天，我又沉浸在哲学阅读的喜悦中。从小喜欢哲学的我，第一次从这本书里接触，了解到李先生的“主体哲学”思想，对人生有一种从来没有的通透舒畅的感觉。

我们几个高中同学送张老师回湖南的留影

老师老师

作家柳青有一句话挺有名，大意是，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年轻人往往这时候，会面临着方向的选择，人格的养成，心理的积淀等，这些对人的一生产生持久而深刻影响的关键要素。而年轻人实际上很难自己把控影响这些东西形成的外部因素。如果人在成长的过程中能有幸遇到较好的外部因素，如父母家庭，如学校老师，朋友知己等，则会对人的一生产生良好的影响。由此想到我的几位老师，感到值得一写。

一个是小学毕业班时的班主任肖庆德老师，是我们小学时期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男班主任。记得那是1969年的暑假期间吧，肖老师刚接我们班。我小时候个性比较强，在班里年龄偏大些，个儿高，又一直当班干部。同学们尤其是男生，比较听我的。老师也喜欢我，有时候我有些问题，也从不批评我，这使我有些骄傲。肖老师从原来的班主任那里似乎了解到这些，就在暑假期间到我家找我了解班级情况，询问我对搞好班级的意见。那天肖老师到我家时，是午后，我穿着短裤，在家看书。由于我小时候发育早，腿上有很多汗毛。肖老师来时也穿着短裤，可是我一眼看到，他的腿上白白净净，一点汗毛没有。当时我就不好意思，赶紧并拢两腿，用书搁在上面，心里想给新老师来个下马威的意思一下子跑到爪哇国了。

开学后，肖老师既重用我，又敢于批评我。一次，我和几个同学到乒乓球室打球，一个同学不小心，把玻璃打烂了。肖老师找我谈话，说我没有起到带头作用。要我写检查，并要求写在日记里，给我深深的震动。为此，1969年10月18日，我写下了人生第一份日记：“在这一周，我犯了错误。15日中午，我和几位同学翻窗户打乒乓球，把玻璃打破了。我不但没有很好地向老师承认错误，而且还跟老师吵，这是不对的。毛主席教导我们，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如果我们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今后，我一定虚心接受批评，改正这个缺点。”老师在全班表扬我勇于承认错误，并在工作中更加重用我。去年老师寄给我他的回忆录，还提到我说“我们班的明开瑜同学经常在全市活动中代表我们班发言”。这件事以后，我就坚持记日记，“每日三省吾身”，一直坚持到现在，受益匪浅。

初二时，我们班主任林炎熙老师，据说是广州军区黄永胜的教官，转业到我们学校教几何。林老师讲课，板书可以说是超棒，就是脾气有点爆。谁不好好听课，他就会大声批评，严厉呵斥，一口湖北腔，震动全班。那时正是文革中期，学校很乱，很多学生根本不好好听课。林老师天天批评人，也得罪不少人。我是班长，尽量管理班级纪律，林老师对我极好。以致我有点得意忘形，骄傲的老毛病又出现。当时我们还有副班主任，叫王国琦，女老师，东北人。物理教的也是超级棒，对作业要求也严。一次，我没有按时交作业。没有想到，王老师把我叫过去，厉声批评“你是班长，为什么不按时交作业？”搞得我很没有面子。这可是上学以来，挨的最不留情的批评，前所未有（可以说我上学以来从未挨过老师批评，都是表扬。就是肖老师批评我也是婉转提示的，没有义正辞严的）。这下深深震动了我，我辗转反侧，考虑两天，觉得自己错了。王老师敢这样批评我，是真为我好。于是，我写了一份自我批评信，送给王老师，表示接受老师的批评，一定要在各方面起带头作用，得到王老师的首肯。

高中时，我们班主任是教数学的张克元老师，湖南郴州人，个子中等，皮肤黢黑，脾气温和，说话爱笑，对同学们一视同仁，富有爱心。对我很好，也很看重。我是班长，常常到他寝室汇报，请示工作。无论何时，张老师都是先笑眯眯听我说话。我说完后，他简单几句，表示肯定，支持。然后，放手让我去干。张老师人缘很好，许多老师爱去他寝室聊天，他也让我参加。记得一次我去他寝室，正好数学组的龙德森，郭淑云老师（这是一对夫妻教师，讲课很棒。巧的是他们正好是我小学同学龙莉莉的父母。不过当时我没有说明，二位老师也不知道）在他那儿说话，大概是关于学校的派性（那时还是文革时期，老师里边也有派性的残余）。龙，郭二位老师我也熟悉，他就叫我也一起谈谈看法，师生关系很融洽。张老师知道我爱看书，特别支持。那时信阳高中藏书丰富，学生每次可借阅5本，我不过瘾。张老师就每次按我开的书目，给我借一、二十本，让我看（老师一次可借20本）。后来，张老师为了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调回湖南老家。临走那天，先是老师送别。然后是我们班，男同学，女同学，分别都去送，分别合影留念（那时同学中还有男女界限的）。师生情深，依依不舍。他到湖南老家工作后，我们还通信一年多。后来我下乡了，就没有他的消息了。但是这个湖南小个子老师的高大形象，至今留在我心上。

信阳毛尖

据史书记载，我国茶叶生产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周朝之前就已开始。茶树原产于我国西南高原，随着气候以及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等方面的发展变迁，而传到祖国各地以至外国。陈椽教授所著《茶叶通史》中就这样记载着：“西周初年，云南茶树传入四川，后往北迁移至陕西，以秦岭山脉为屏障，抵御寒流，故陕南气候温和，茶树在此生根。因气候条件限制，茶树不能再向北推进，只能沿汉水传入东周政治中心的河南（东周建都河南洛阳）。茶树又在气候温和的河南南部大别山信阳生根。”1987年，考古学家在信阳地区固始县出土的古墓中发掘有茶叶，考证距今已有2300多年，可见信阳种茶历史之悠久。至宋代信阳茶已经是全国名品，宋代大文豪苏东坡说过“淮南茶信阳第一。”

我在这里先介绍这些，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说明，茶叶和信阳的悠久历史，密切关系。由此饮茶也成为信阳人的生活方式，待客之道。信阳人大概都不记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喝茶的，反正从会喝水的时候就喝茶吧。我关于喝茶的记忆，则是大约小学高年级或者是再大一些时候。那时候，年龄稍长，同学之间开始相互到家里走动。大人不在家时，自己俨然有主人的感觉。模仿着大人的样子，给同学，朋友让座后，搁上茶杯。拿过茶叶盒，撮起一撮茶，放入杯中。倒水沏茶，端茶相奉。然后，坐在那里，边喝边聊，意甚自得。往往一暖瓶开水，很快就喝罄了，还意犹未尽。这种儿时以茶待客的情景，很多信阳人的记忆中应该都有，而喝茶的终生嗜好往往在这时已悄悄埋下，再难更改。

城里人如此，信阳农村人在喝茶上也不遑多让。儿时到住在信阳西郊和孝营村的老爹老妈（信阳人对父亲的兄嫂的称呼）家玩，乡下亲戚招待我们也是喝茶。虽然茶具不如城里人家精致好看（但也不是所谓大碗茶），但乡下水好（城里的自来水怎能相比），清冽甘甜。自己炒制的茶叶，泡出来的叶片固然没有买的茶叶纤细多毫。但原水泡原茶，新鲜如昨，馨香浓郁，喝起来自然别有一番感觉。当然也有信阳农村人家招待来客用泡炒米冲鸡蛋荷包，但这大约不是纯粹信阳人的做派。记得高中时，我和好友汪幸福去看望住在信阳东郊青龙街某大队的他姥姥。我们一到她的小院，姥姥就高兴的招呼我们坐下。然后，进屋。一会儿，端来两大碗热气腾腾，堆得冒尖的冲炒米，里边还卧着一个大大的鸡蛋荷包。吃（喝？）得我们俩肚子发撑才了。但我记忆中幸福的老家大概不是信阳市，所以说这不是纯粹信阳人的待客做派。

说到茶，当然得说我下乡时的故事。1975年夏天我高中毕业后，8月底，和当年全体下乡知青在信阳市人民广场开完欢送大会，就乘车来到位于南湾水库西北缘五峰岭下的谭庙村（当时叫红卫大队）知青茶场。既然是茶场，主业就是种茶，炒茶。然后，把茶卖给国家。那时山上已经来了一批知青，有一些茶园。我们来后的1976年冬，正好刚开完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议精神一传达，轰轰烈烈的冬春开山造（茶）林运动就拉开序幕。这样以来，茶园面积大幅度增加。我们几十个知青，大队又派来原二小队黄队长当茶场场长。每天上山除草，松土。经过一个夏秋的辛勤劳动，第二年初春，开始采摘明（清明）前茶，雨（谷雨）前茶。收获季节，天刚蒙蒙亮，也就凌晨4、5点吧，男女知青就上山采茶。吃完早饭后，开始炒茶，烘茶，焙茶。近水楼台先得月，炒茶师傅赵修华虽然严厉，也不得不让十来岁的知青们先泡茶喝，尝头鲜。

这时候我们带队的老师（当年福建李庆霖，因为儿子下乡后的遭遇，给毛泽东写信，获老人家回复“此类事全国甚多，容当统筹解决”。1976年后，知青下乡开始学“株洲经验”。由父母单位和农村大队建立联系，孩子下乡后，父母单位还需派人带队），也想买些新鲜回去喝。我当时担任茶场知青场长，不同意，因为这样不符合国家政策（当时农村产品要卖给农村供销社）。卖给个人（比如我们的带队老师）是市场价，10元1斤。卖给国家（供销社）则为2元1斤。那时充满理想主义的我，背着一大袋茶叶，坐队里的拖拉机到南湾，再乘公交车到信阳。时近中午，就先回家里吃饭。满满一大袋子新鲜茶叶，连家里人都不让尝一下。饭后，直接背到四一路南头的供销社院里，全部卖给国家。觉得办了一件正确的事情，当天又返回茶场了。如今屈指一算，已近40年矣。

我的第一篇日记（1969年10月18日，小学五年级）

日记日记

《论语》记载曾子的一句话非常有名，这句话是：“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三省”说了两个方面。一是修己，一是对人。对人要诚信，诚信是人格光明的表现，不欺人也不欺己。替人谋事要尽心，尽心才能不苟且，不敷衍，这是为人的基本德性。修己不能一时一事，修己要贯穿整个人生，要时时温习旧经验，求取新知识，不能停下来，一停下来，就会僵化。由此可见，我们中国的君子人格，几千年来习惯于反思内审，以此来构筑自己内心的道德屋宇，来抗衡外界的各种风雨侵蚀。孔孟以下，君子之风泽被华夏悠久深远。我们这一代人由于历史的原因，从小无从接触到这些优秀的文化传统，而是在文革这种要“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语出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所谓破“四旧”的狂风暴雨中，以完全另类的方式来领受这些的。

那是在小学二年级以后，文革爆发。此后，全国各级学校正常的学习秩序完全打乱了。在当时“革命”的大背景下，革命之事是头等大事。如我们小学生也是如此。怎么算革命？首先的任务是学习革命思想，紧跟时事，关心国家大事。如学习《毛主席语录》，学习老三篇（时称《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为“老三篇”），学习“两报一刊”社论（时称“《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为“两报一刊”），自是每天上学的必修功课。此外参加各种批斗大会，忆苦思甜活动，办学习班，也是上学时的重要内容。我们小学班主任让我们学习雷锋等英雄模范人物。其中一项内容是写日记，斗私批修，从灵魂深处闹革命。其后随着文革深入，再到粉碎四人帮后文革宣告结束，这些曾经流行一时的活动烟消云散。但是坚持写日记，经常反省自己，不断自我砥砺前行，则是一直坚持到现在，成为了伴随终生的一个习惯。

说到写日记，因为当年学雷锋，除了雷锋的大做好人好事以外，《雷锋日记》也是给人们很大影响的模范行为。记得学习雷锋在全国成为潮流后，其后但凡出一个学雷锋的英雄人物，报纸杂志在宣传其事迹外，必宣传其日记。我记得小学时期就有过《欧阳海日记》，《王杰日记》，《金训华日记》等等。班主任老师也经常在课堂上给我们念这些英雄人物的日记摘抄，并号召同学们向英雄人物学习，经常写日记，斗私批修，争取进步。我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开始学着记日记的。1969年10月18日我写下了人生第一篇日记，内容是为自己没有尽到班干部的责任，受到老师批评，通过学习毛主席教导，提高了思想认识，决心改正缺点云云。现在翻看早期的日记，整个从小学到上山下乡初期（大约1969年10月至1976年10月，正是文革时期），大多是这些自我批评，反思，以及学习心得，学习体会之类。阳光上进，朝气蓬勃，自我批评，不断反思。这些幼稚的文笔，看的现在的我都不好意思。却是当时一个青少年的真实内心写照，从中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时代烙印。

日记的画风嬗变开始于1978年。我1975年8月底下乡，在信阳市南湾乡谭庙村（当时叫红卫大队）茶场当知青。但是当时农村的现实和全国一样是严酷的，那就是文革的“左”的思潮和政策。从我初中入团开始，后来入党，参军，无不受父亲因解放前参加国民党军队抗日的所谓历史问题的影响。但我从不气馁，相信自己，要学贝多芬“扼住命运的喉咙”。1977年底的高考，我信心满满，发挥出色。后来，果然如期接到通知，参加体检。然后在家等待录取通知，幻想着踏进自己心仪的学校。谁知时间一天一天过去了，录取通知书却杳无音信。还不灰心，继续等。来年（1978年）初春，第二批补录的学生都开学了，仍然没有我的消息。这才明白，十年文革的“左”的强大惯性，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消除的（改革开放后，父亲问题平反。单位政工人员告诉他，77年武汉大学准备录取我，因为到单位政审不合格而作罢）。于是此后的日记里，出现了对二十多年人生的反思。我痛苦而不消沉。那些日子，屈原，李白的人生遭遇和光辉诗作给我力量，而从儿时起，对我影响甚深的高尔基自传三部曲之《在人间》一书结尾里的一句话：“我得努力，要不然我就要完蛋了。”则成了日记里激励年轻的我不向命运低头的座右铭。

如今岁月流逝，往事如烟。而从小至今的日记，已经整整17本，一百多万字。每当我临窗独坐，翻开日记，提笔书写的时候，它成了我似水年华的最好载体，也是我可以随时抚摸的精神自我，更是我自我倾吐交谈的无言对象。李白有诗曰“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我面对日记，常常觉得和李白的心是相通的。每当想到这一点，在遗憾十年文革给我们这一代人带来坎坷的人生经历的同时，也庆幸它以另类的方式，让我们以记日记的形式每日“三省吾身”，记下人生的悲欢离合，记录自我的心路历程。并以此承载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这正是文化的力量，文明的力量。人生百年，白驹过隙。如此而已，夫复何求？

一根芦苇

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在《人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这篇欧洲近代哲理散文三大经典之一里这样说：“思想形成人的伟大。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才能毁灭；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因而，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正是由于它而不是由于我们所无法填充的空间和时间我们才必须提高自己。因此，我们要努力好好地思想；这就是道德的原则。”帕斯卡尔的名言：“人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正是出自这篇著名哲理散文。上大学时，当从一本介绍18世纪欧洲人道主义的作品集里，第一次读到这句话时，感觉仿佛一道思想的闪电，照亮了我年轻的心。

我从小便喜欢读书，喜欢思想。只不过由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境遇，我们所读的书，包括我们的思想，早早便被限制在很狭窄的渠道里。记得小时候我在文革的红卫兵小报里看到一篇毛泽东和侄子毛远新的谈话。其中他对侄子说，读书的范围要开阔，马克思要读，蒋介石也要读（大意）。我对此深信不疑，但严酷的现实是在文革时，在中国，在豫南小城信阳，哪里去找多种多样的书读？谁才拥有这样的权利？对读书和思想如饥似渴的我，对一切文字都感兴趣，却很难如愿。下乡第二年，大队调我到学校当代课教师。那时刚粉碎“四人帮”，思想钳制渐渐放松，新华书店里也有了以前见不到的书卖。我既教小学，还代初中几门课（文革时农村大队都带帽办初中，教师奇缺。所以大队才把我抽去当代课老师）。对学校说需要买些参考书，这样可乘机买些书看。更重要的是，学校里有为老师订的《光明日报》等报纸。这报纸平时基本没有人看，因而成了我的独享精神大餐。

 一天下课后，我又拿起刚到的《光明日报》，头版醒目的通栏大标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下子吸引了我。我赶紧正襟危坐，认真阅读。随着文章的进展，心情越来越开朗兴奋，文章立论和文革时通行的理论迥然不同，对我来说却仿佛醍醐灌顶，郁积于心的许多想不通一下子烟消云散。从此渴望知道更多的新思想，读到更多新书的愿望，也更加迫切。隐约听说有所谓官方的内部参考书，但我们普通人从何而得？于是我有空就跑新华书店。一天见一本书，是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的。名字是《巴苏陀史》，作者是法国D.F.埃伦伯格。扉页写有：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云云。这下子找到一本内部参考书了，我如获至宝，赶紧买回。回到学校找财务报销，管财务的鲁老师对我说：明老师，你这也不是咱们要的参考书呀？我说，怎么不是，这是历史方面的呀？因为我当时带有初中历史课，他只好给我报销。实际上翻开一看，是一部巴苏陀人的部落史。巴苏陀人是怎么回事？是19世纪的巴苏陀兰部落建立的王国的人民。巴苏陀兰王国1966年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宣布独立后，改称莱索托王国。可是这本书和我教的初中历史有什么关系呀？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为了能够读到自己想读的书，为了能够自由思想，为了思想的尊严，我们曾经是如何走过来的！

往事随想

如今消费社会，资本大行其道，唯利是图，激烈竞争，看谁能引领消费风头，方能赚的盆满钵满。消费者满足了内心欲望，纵使举债消费，月光一族，也图高兴一时，乐不思蜀。于是，拜资本魔力所赐，消费者欲望所推，科技发展，时时变化，传媒广告，推波助澜。各种产品升级换代，琳琅满目，数不胜数。消费者忙不迭的弃旧换新，在用的好好商品，在升级换代产品面前亦弃若敝履。消费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大自然不堪重负，资源频频告急。看世事变化，如白云苍狗，令人目瞪口呆。绝大多数人只能随波逐流，懵懵懂懂跟着走。能够抱定本心，守住初衷，耐得寂寞，过自己所要的生活，真可说是寥若晨星。  

不禁想起来儿时的情景。那时候父母辛苦养家，除了吃穿用度和我们的上学费用，并无什么娱乐项目可言。平时除了偶尔看看电影，听音乐只能靠单位学校的高音喇叭，或者家里的有线广播，什么收音机，电唱机等等从未见过。大概十多岁时候，社会上兴起自装半导体收音机之风。大哥很有聪明劲儿，喜欢捯饬无线电，用积攒的零花钱，买了些二极管等，自己组装了一台简易收音机。那天早上，我从这台收音机里平生第一次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的声音，那种兴奋劲儿久久难忘。

大约在1977年左右吧，第一次看到电视。那时候我们友谊街住处前边临街，是地区防疫站大楼，属地直机关，听说有电视看。一天晚上，和小伙伴偷偷溜进大楼顶层，看见许多人围着一个不大的长方盒子，盒子的屏幕上正播放样板戏，有图有声，活灵活现，像是小电影，原来这就是电视。只不过这是机关单位才有，普通人家很少。随着改革开放深入，人们的收入水平慢慢提高，少数家庭也开始买电视，那时候就是九吋大的黑白电视。夏天晚饭后，有电视的人家，把电视机搬到门口，放在高桌上，邀请邻居看电视，颇有炫耀意味儿。而左邻右舍亦纷纷搬了小凳子坐在跟前，远些的就站着，里三层外三层，围成一圈，津津有味的边看边议。

我们家大约在1980年购置了第一台电视机，是一台国产凯歌牌12吋黑白电视。记得那年寒假回家，饭后全家围着电视，兴致勃勃的看电视剧《水浒》。电视成了家庭娱乐中心，一家人围着电视吃饭，聊天，议论，感慨。从电视看国家大事，天下风云，新闻联播成了每日晚饭标配。然后是电视连续剧，往往是一剧热播，顿成焦点。剧已播罄，讨论未央。那时节，一部热门电视剧，往往会使万人空巷，路无行人，社会秩序为之井然。改革开放，正四十年，如今想来，恍如隔世。

资本一经启动，便会自我复制，倒退是没有出路的。欲望这门一开，就会欲壑难填，这山望着那山高。从此，人们沿着消费社会之路，义无反顾。有了黑白电视，要有彩色电视。电冰箱，洗衣机，空调机。收录机，录像机，游戏机。电话机，大哥大，手机。电脑，互联网，智能手机。摩托车，电动车，小汽车。飞机，大飞机，无人飞机。数不胜数，举不胜举。社会在进步，人类在梦幻。物质享受成为人们普遍追求，经济发展成为政党执政利器。尚未摆脱贫穷者，要求过上美好幸福生活，天经地义，任重道远；物质享受已经满足者，念念探寻幸福之本，孜孜以求，何处是家？

诗意人生

中国是五千年文明古国，诗歌是中华文化的主要精粹所在。自从《诗经》以降，文人骚客莫不欣然从之，“不学诗，无以言”，“诗言志”。正如《毛诗序》所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情动于中，怦然心动，形于语言，和于节律。抒发生活渴望，歌颂纯真爱情，抨击人世不平，实现人生价值。凡此种种，无论文人雅士，抑且凡夫俗子，凡我中华儿女，谁人无此雅兴，谁不属文吟诗，而为自己的平凡人生增添一抹诗情画意？

我从小学二年级，文革开始，就随着时代潮流，被诗歌完全震撼感动，盖因为那时大字报里随处可见的毛泽东诗词金句：“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等等等等。古老汉字的千变万化神秘莫测的组合，产生的强大魅力，令我幼小的心灵完全折服。跃跃然觉得心中滔滔不绝的思绪念头只有以这种方式释放，才能平静下来。

还记得1968年南京长江大桥胜利通车的消息传来，那天我一人在家，在一个小本上，“啊，伟大”，“啊，巍峨”等这些刚刚从报纸里学来的大词，一行行的写下来。盛夏的暑热仿佛完全不再，只有幼小心灵里那些澎湃的豪情。几十年过去，那时的涂鸦早已不知去向，只有这些朦朦胧胧的意象在记忆深处若有若无的闪现。如今想来，青少年时期的豪情满怀，大概是每一个学生在童蒙初开的时候都要走的歪歪斜斜的人生路。只是我们在文革这样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场景下，也就和辛弃疾笔下的“少年不知愁滋味，为赋新诗强说愁”的风格有迥然不同的开场了。纵然如此，喜欢诗尤其是旧体诗（虽然毛泽东告诫年轻人旧体诗不好学）的爱好却从这时养成了。

​后来，从初中，高中，上山下乡，到文革结束，恢复高考，改革开放，现实的人生路充满了艰辛曲折，坎坷不平，没有一点罗曼蒂克，和书里讲的完全不是一码事。这才想起，那些写进史书里的诗人，似乎没有几个在现实生活里活的自在。除了《诗经》不知作者伊谁，你看屈原，曹植，陶渊明，李白，杜甫，辛弃疾，苏轼，关汉卿等等，哪一个不是“国家（诗人）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正如锺嶸在《诗品序》里所说：“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反，女有扬娥入宫，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在那些得意或者失意的日子，夜半辗转反侧，遥望天上明月，天上地下，古往今来，人世沧桑，浮想联翩。不禁诗兴大发，于是提起笔来，涂涂抹抹，修修改改，推敲吟咏，誊抄成文，纵然不能传至后世，也可稍抒胸臆，一吐为快。

大学毕业后，工作、生活逐渐走向常态。改革开放的推进，思想解放的深入，仍然不时激起对往事和现实的反思。1987年五月底的时候，一连几天，不能自已，写了一组名为《山乡风景录 》的诗，回忆上山下乡时的往事。

当年知青住的山上那土坯垒成的茅舍，以这样的文字组合出现：“”半依翠修半偎松，  庭前玉竹戏葛藤。”舍前雨后的山泉：“蓊郁山林吐清岚，石上细流渗不断。野雨敲窗人未醒，阶前伫看风吹泉。”坡下饮用的山井：“石砌蔓绕卧山中，清泠不胜露华浓。端阳一餐足肥腻， 渴饮山井水半空。”下乡第一年的那场大雪：“千枝万桠若琼林，云开雪霁风初定。坡前雉鸡成蠢鹅，檐下冷燭参差行。”映山红盛开时的南湾五峰岭：“一簇春风一簇火，醉红醒绿笑山坡。”黎明山坡採茶：“雾锁五峰鸟未鸣，山蠕岭动若有声。天外朦胧成五彩，云中依稀採茶人。”远山夜行感受：“远山初眺星半明，清风徐拂夜未深。最是蛙声解人意，十里起伏伴君行。”乡村谷雨印象：“谷雨含情岭含青，龙舌乍吐暗香生。山气缭绕云低垂，斜阳一线割晦明。”

印象最深的还是刚下乡时在农民家里吃派饭，质朴的农民热情招待我们的情景：“青笋粉莲珍珠米，嫩虾囡鱼混沌液。笑饮知青勤斟酌，却谴妻儿远桌席。”以及农家年宴 的记忆：“粗蔬淡食寡肚肠，油鸡肥豚总瞻望。农家饕餮在年初，一筯滑膘尺半长。”如此以来，当年那平淡的往事，辛苦的劳动，艰辛的岁月，挣扎的感情，经过时间的漂洗，记忆的过滤，以平平仄仄的音律，精心挑选的词语的面貌重新组合，温暖了我们那潮湿的心，照耀着我们被岁月打磨渐渐苍白的感情。

这以后，或者是感慨人生，或者是抒发情怀；或者是老友重逢，或者是同学聚会；佳节思念亲人，夜半追怀往事；顺利得意洋洋，失意浅斟低吟。都会以精心挑选、反复琢磨的文字组合点缀，发而为文，这就成了诗：它伴随着我们的人生，照亮着我们的精神，构成了我们的生活意义，成就了我们的诗意人生！

小学伊始

人生上学小学始，我的小学母校是信阳市三小。

三小坐落在信阳市中心，儿时的记忆里，我们的学校校园树木森森，花草萋萋。如今回想起来还清晰如昨的是，通往老师办公室的路是青砖铺就，两旁绿树成荫，树下是融融绿草，开着点点红花，沿着小路走到头，就是老师办公室。办公室后边是花园，大树参天，开满鲜花。

那时上课的标志是铃声，记得进了校门，有一座半圆型的花坛，旁边有棵大树{什么树记不清了}，树上吊着一个大铜钟。一个姓徐的老校工每天按时站在树下拉绳敲钟，报告着上下课的时间。悠长的钟声“当当当”的响起来，学生们欢快的跑出教室，空空的校园立马沸腾起来，热闹起来，十分钟后，“当当当”的钟声又响起来，学生呼啦一下争着往教室跑，校园立马又回复安静，这就是我们儿时对学校的最初印象。

一、二年级的学生生活令人怀念的。我们上课，游戏，参加班级活动。一年级时的体育课是做游戏，一个姓方的老年女教师领着我们，印象最深的是玩“丢手绢”。全班同学团团围成一圈，一个同学拿着手绢在外围跑，大家唱着“丢丢，丢手绢，今天的方向，小朋友的后边，大家不要告诉他，快点快点捉住他。”绕圈跑的同学猛然将手绢丢在一个学生身后，若跑一圈回来，这个同学还没发现身后的手绢，就会被抓住，那只好拿起手绢接着跑圈圈了，直到再捉住下一位，游戏在大家的欢笑声中进行。毛阿敏有一首歌唱的就是“丢手绢”，看来这是那时全国儿童的共同记忆。

课外活动时打扫卫生，给小树苗浇水，学雷锋助人为乐，那是一段愉快单纯的欢乐时光。可惜的是二年级时“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我们的小学生活从此和全国一样进入无序和混乱的状态。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幸运的。因为我们碰上了好的班主任。一年级班主任是李久新老师，是一个很有朝气和爱心的女教师。四年级班主任是一位姓彭的女教师，是位部队家属，挺严厉，有干劲。印象最深刻的是带我们毕业的肖庆德老师。肖老师是男教师，五年级接我们班的。五年级是毕业班，我们上楼了，我们的教室在校门右侧的教学楼二楼最南头，是五一班。那时学军，改叫“五连一排”。

肖老师住校，每天黎明即起。一是巡查我们班谁先到校打扫卫生，然后将姓名写在黑板上，这是一种很好的激励方法，同学们都乐意被表扬，因此我们班很多同学争着到校打扫卫生。再就是在黑板上抄写许多类似名言名句的文字，同学们到教室后可以抄下来。在当时那种老师无法教书，学生无法学习的情况下，是一种有益的学习方式，这一点许多同学印象深刻。那时我们班在肖老师的带领下，在各个方面都争先进。当时盛行办“学习班”和谈心活动，记得女生在老师的鼓励下率先在班里办起学习班，工作搞的有声有色。老师在班里表扬后，激起我的好胜心，我也组织男同学办起了学习班。我们在学习班里搞了“忆苦思甜”活动，吃野菜，忆苦思甜，以此激发同学们的学习热情。

 当时的大环境是“读书无用论”，学生在学校里无法正常学习。倒是“学工学农”和“战备”劳动搞的轰轰烈烈。有一段时间我们每天下午都要活泥巴，托砖坯。砖坯晒干后，就在学校后操场用土法烧制成砖，然后用来砌地洞。因为那时落实毛泽东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部署，各地都在挖防空洞，我们虽然是小学，却一点也不含糊，我们的防空洞就在学校的后操场边缘挖，我们男女同学都挖过，大家干劲很大，有时干到天黑还不愿意回家。

临毕业前，我们加入了“野营拉练”活动。那是落实毛泽东的指示，向解放军学习。信阳市组织了一次拉练训练，有工人，中学生，还有我们小学生。拉练从信阳市出发，目的地是红区新县。每天我们按部队要求，白天行军，晚上宿营。行军时背着行李包，到宿营地自己挖地灶，用自带的行军锅做饭，吃饭还有时间要求。宿营时自己向农民借房子，铺地铺，早上起来打扫卫生，归还借物，“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还有半夜紧急集合，急行军，学解放军学的有模有样的。我们还和群众联欢，记得是在罗山楠杆铺。我们班男女同学表演“沙家浜”里郭建光和沙奶奶军民鱼水情和“智斗”片段，如今几十年过去，依然难以忘怀。

拉练结束回到信阳，已是1971年新年过后。那天我们是从东双河冒雨行军，经浉河新大桥，来到市区。进入市中心后，大家按老师要求各自分散回家的。现在想想，小学毕业班的学生，也就十二、三岁左右，自己背着背包，长途拉练行军，途经几个县，历时半个月，如果搁到现在，怕是难以想像的。

如今回想起来，虽然我们这一代人生不逢时，生下来才几年，就碰上了1960年代的三年自然灾害。小学刚上两年，“文革”爆发，直到高中毕业，尚在“文革”末期（我们1975年高中毕业，“文革”是1976年10月结束），整个青少年时期生活在动荡不宁之中。但是这一段特殊的人生经历，对于我们这一代人后来顺利度过从“文革”结束到改革开放30多年，历经“上山下乡”，“回城待业”，“重开高考”，“计划生育”，“国企改革”，“下岗失业”，“贫富分化”等等时代风云大变幻，大动荡，而仍然乐观、开朗、健康、向上，支撑着这个国，这个家。谁又能不说青年时期的这些磨难，也是颇为重要的人生砥砺呢？中国古语说“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行军日记》第一页。1970年12月20日，拉练前夕 ，认真抄录的毛泽东、林彪关于进行拉练的批示

玉汝于成

宋代哲人张载在《西铭》中说：“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贫穷卑贱和令人忧伤的客观条件，其实可以磨练人的意志，用来帮助你达到成功）。”后来演变成一句古话：“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最早听说这句话，记得是在粉碎四人帮后，叶剑英在一次讲话中说的。我们这一代人由于上学伊始，即遭逢文革之乱，缺乏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传统文化在文革时属于最早被扫荡的“四旧”之列，我们小学，初中，高中课本基本没有这方面的内容，一般家庭也很难找到这一类书），所以那时候知道的传统文化典故基本上是来自《毛泽东选集》，以及毛泽东或领导人的文章、讲话，属凤毛麟角，因此清楚记得。

说到“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就想起了小学毕业前夕的一次名叫“拉练”的集体活动。那是1970年底的事情，屈指算来已近48年了。那年我十四岁多，是信阳市三小的毕业班学生，由于有记日记的习惯，为了这次活动专门找了个作业本记日记，封面题写《行军日记》。在日记第一页工工整整抄下毛泽东1970年11月24日，因北京卫戍区野营训练报告而给林彪的批示全文，批示要求除了解放军外，大、中、小学（高年级）学生，还有工人（抽四分之一，保证完成生产任务的前提下）都要进行野营练习。还抄下了林彪完全同意，要求具体贯彻的批示全文。现在想起来在那时候，这是一项十分重大的政治任务，所以才把当时两位领导人的批示一直传达到我们这些小学生，我才可能全文抄下，保存至今的。

文革时期，最高指示一下，全国响应。信阳市迅速组织落实，记得工人是抽的信阳水泥厂工人，高中是信阳高中学生，初中是二中学生，小学就是三小我们班的学生，组成了信阳市拉练营。拉练需要自己准备背包，包括被子，床单，一两件换洗衣服，还有解放鞋，另外要交每天一元伙食费。除了一些同学家庭困难，交不起每天一元的伙食费未能报名，我们班大部分同学都报名参加了拉练活动。临行前，学校班级开了动员大会，我们还写了决心书。1970年12月20日的日记，我抄写了自己的决心书，题目就是《野营征途炼红心》。

经过一周的准备，12月28号，我们信阳市拉练营的队伍，浩浩荡荡从信阳市出发，我们拉练的目的地是革命老区——新县，途径信阳县，罗山，光山。拉练的内容和解放军差不多（除了没有枪），吃饭，走路，休息，放哨样样都练。吃饭是我们几个学生组成炊事班，他们要自己背着行军锅，炊事用具，每到一处，先找一处田埂，挖坑埋灶，然后做饭炒菜，统一开饭时间，排队就餐。走路是排成队伍，一字纵队，不管男女，都是自己背着行军背包，不少同学脚磨起了泡，仍然坚持自己走路，这叫“轻伤不下火线”。休息时，要专门找几个同学，到周围放哨，防止“敌人”偷袭。这些也是考验人的时候，因为人家休息，你不能休息。到了宿营地，都分配到农户家，还要学解放军，自己去搬稻草捆，打地铺，然后还要帮助农民打扫卫生，挑水干活。

我们这些十三岁出头的小学生就这样，和拉练营里的工人，高中生，初中生一样，每天按照营里的要求，自己打背包，自己做饭，背着背包行军，休息，宿营，天天如此，昼夜兼程，于1971年元月5号到达目的地新县。在新县的几天，我们开会休整，总结，还参观了革命烈士纪念馆，观看了专程赶来的信阳地区京剧团为庆祝拉练营胜利到达新县演出的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然后开始回程。元月18号早晨，我们在信阳县东双河起床后，全营集合，听营赵教导员总结前20多天工作。最后营长说：“我们前一段时间，别的东西都学过了，就是还有两个科目：雪天和雨天行军没有。昨天，老天爷下了雨，我们这最后一个科目也有了。”我们冒雨行军，跋涉泥泞，有的同学摔了好几跤，仍然坚持行军，于午后胜利到达信阳，然后按照老师要求，各自分散回家。

几十年过去了，当年十三、四岁的小学生的20多天长途拉练：急行军，夜行军，雨中行军，自己打背包，自己做饭，自己洗衣，一幕一幕，历历在目，难以忘怀。有了儿时的这一课，所以后来上初中，上高中，“学工学农学军”。然后上山下乡，然后改革开放，等等等等。我们这一代人可以说尝尽了人间所有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起落不定，世事无常。如今想来，对于我们来说既是历史的宿命，也是人生的历练。我们和国家、民族一起经历了艰难困苦，我们又和国家、民族一起经历了改革开放，走向中华复兴。如今六十开外，我们健康开心的活着，我们赶上了科技发达，物质昌盛的新时代。我们不再为吃不饱穿不暖发愁，我们要活的自由自在，我们要活出生活质量，我们要不枉此生，我们要玉汝于成。

上学上学

中国号称文明古国，文化传统源远流长，但是真正开普通国民教育先河，是在20世纪初。当时的清政府迫于形势,拟定了《奏定学堂章程》，并于1905年废除了沿用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制定新学制，普遍兴办学校，中国开始有西方意义上的学校。办学校的目的不外乎学习知识，掌握技能，开发智力，塑造人格。有良好的学校，才有合格的人才，然后有良好的社会，此乃国家之最雄厚的基础。如此，整个社会才能良性发展，使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得享其人生之乐。

我是1964年秋季上的小学，学校是信阳市三小。记得上幼儿园时，很不愿意，几次趁老师不注意往家里跑。现在上小学，却非常兴奋。一年级时，就对学校的一切充满兴趣，语文，算术都喜欢，体育课，唱歌课也喜欢。现在还记得的场景是，一年级体育课，老师领我们做游戏，同学们围成一圈，唱《丢手绢》，《找朋友》的兴奋劲儿。还有课外活动，打扫卫生，给树苗浇水。当班干部，开班委会。每天忙的不亦乐乎。那时候有学雷锋活动，一次放学时候，突降大雨。老师号召离家近的同学回去拿雨伞，帮助远处同学回家。我赶紧跑回家里，拿了雨伞，送一个离家较远的女同学回家，虽然自己在雨水里弄得裤腿鞋都湿了，心里却乐滋滋的。童年上学，其乐融融，一切都是新鲜美好的。

谁知好景不长，二年级下学期，文革开始了，随之学校和全国一样，进入混乱状态。正常的学习秩序完全没有了，老师不敢教，学校乱哄哄。关键是学习的内容完全变了，语文都是政治，算术勉强还有，也是纵使老师教，学生也不愿意学。而且上学很大一部分时间，要按最高指示要求，学工学农学军，还要批判资产阶级。我们上五年级时几乎每天都有如脱砖坯，挖地洞，修战备路，挖臭水沟等劳动，还去工厂劳动，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学校还有工宣队，一段时间，班主任也换成了工人师傅，学校更不像是学习的场所了。社会上流行“读书无用论”，一些家长干脆让孩子退学回家了。

1971年初，我们这一届小学生在延长了半年学制，又完成了20天的野营长途拉练锻炼后，正式毕业，进入初中学习。初中在信阳七中，开有语文，数学，外语，政治，体育，工业基础知识（物理？机械？），农业基础知识（生物？）等课程。从课程名称可以看出里边的内容，都是实用，简单，功利的知识。记忆最深的是教政治的老师，每天一上课，就满黑板抄报纸社论，抄完一黑板，擦了再抄。还有教育革命，学生上讲台，我就上台讲过一节农业基础知识课（当然备课是在教这门课的余老师手把手下进行的）。此外，学工学农学军和批判资产阶级仍然是重要的学习内容。林彪事件后，周恩来主持工作，这样我们的学习才稍稍正规些。记得我们那一届经过考试，通过升学考试的部分同学上了高中。于是我又来到位于信阳市郊谭山包的信阳高中上学。

高中第一课干什么？挖防空洞，挖了大约两个星期吧。同学们还没有上课，先在干活中熟悉了。信阳高中在豫南是远近闻名的好学校，老师业务都是顶呱呱，还有藏书丰富的图书馆。谁知过了一学期，1974年初，北京小学生黄帅的日记在《人民日报》发表，老师又成了挨批对象。接着发生唐河马振扶中学张玉琴事件。这姑娘学不好英语，留下“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懂ABC，照样干革命”几句话后，寻了短见。于是老师校长成了“资产阶级教育黑线回潮”的凶手，被抓入狱。秋天，再有辽宁张铁生“白卷”事件。在我的记忆里1974年是教育的大灾年。老师们可谓动辄得咎，于是战战兢兢。记得清楚的是，一次我们正上课，一群调皮学生从外边进了教室，老师刚要批评，一个学生拿了把刀扎在讲桌，惊悚得老师一时无语。

1975年上半年，经过在信阳柴油机厂几个月的学工劳动，又经过两月余等待（等待的是上山下乡新政策。因为1974年有福建人李庆霖上书最高领导人，反映儿子下乡后种种遭遇获批示，中央开始调整知青下乡政策。之后学株洲经验，以厂社挂钩形式安置知青）后，我随着成千上万的学生，社会青年一起上山下乡，我的学习生涯结束了，开始了上山下乡的人生经历。接着粉碎“四人帮”，邓小平复出，我考上了大学，有幸又回到校园。如今回想起来，我能够考上大学，很大程度上和自己从小酷爱读书，热爱学习有关。而我的绝大部分同学们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们大多数在该接受正规教育的年纪，却无奈遭逢文革，不能好好上学。于是，成了所谓社会青年，待业青年，后来又成了青工中学文化补课的对象（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信阳地区教育局，从事的就是全区青工中学文化补课的指导工作）。

从根本上说，人必须从小接受良好正规的学校教育，才能够完成正常的社会化过程。虽然自学很重要，社会实践也很重要，但是任何时候，任何社会，任何政府，给适龄人群提供基本的正规完整的国民教育（现在叫国民义务教育），才是一个社会正常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没有稳定良好的国民教育，哪来良好的国民素质？没有良好的国民素质，哪来的国家良好发展？国民教育才是千秋大业，人民幸福才是社会根本。古人所谓的载舟覆舟，虽然老旧了些，但是仔细想想，确实如此。因为没有人民，任何社会，从何谈起？

青青子衿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同学之情，自古怡然。中国是五千年文明古国，尊师重教自古有之。人们讲，在中国，最重要的人际关系有两种，一是师生关系，一是同学关系。无可奈何的是，在我们年轻的时候，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动荡拔地而起，强加在中国人身上。学生批老师，同学斗同学，人人自危，莫此为甚。好在天道人心，自有恒常，拨乱反正，回归根本。如今，在中华文明全面复兴的大背景下，人际伦常正在回到华夏初心。所以，才有了阔别几十年的老同学，欣欣然来赴同学会。

说起来，2009年我们大学同学聚会，是几年来我经历的第一次同学会。由当年的班长和郑州，开封两地同学共同发起，响应。我们在开封相聚，宴饮，游清明上河园，赏东京梦华。复又移师郑州，联欢朗诵，畅叙友情；畅游少林，夜观禅宗音乐盛典。每一个同学都笑语盈盈，仿佛又回到当年的学生时代。回来后，我赋诗记之：“三十年前汇汴梁，青春如梦谱新章。风华正茂读书乐，朝气蓬勃探索忙。一朝毕业如星散，几番拼搏做栋梁。更喜今朝重聚会，满目青山菊花香。”

去年是我们同学聚会的双喜之年。先是高中，后是发小。有了微信群后，分别多年的同学们每日在群里问好，聊天，分享消息。远在北京的朱自成同学，多次表达了想和分别40年之久的高中同学聚会的愿望，信阳老家的熊德秀，张大明同学积极提议。作为当年的班长，我也和同学们一样的心情。于是，在班群正式提议国庆节期间举行高中团聚。一场同学聚会之约开始了。

当年因故只上了一学期就转学的赵玉珠同学，北京的朱自成同学，洛阳的白帆同学，还有信阳的大多数同学，都回来了。还有我们班主任李世孝老师和师母也来了。我们相聚在母校信阳高中谭山包旧址，同学们畅谈这些年经历。康志忠同学念了当年的日记。我们还来到当年的教室，合影留念。谭山隐隐，浉河淙淙，一天相聚，回味无穷。有道是：“谭山一别卌一春，花甲重逢殊可珍。世事沧桑已巨变，同窗友谊如初心。当年多少青涩事，如今都成白头吟。人间百味皆尝过，来年安坐细细品。”

11月，我们信阳三小的发小，举行“少小同学一世情，共庆花甲六十春”团聚会。远在内蒙的阮跃同学，郑州邢东华同学，驻马店刘建华同学，我们四个外地的同学和信阳老家发小，亲密团聚。信阳同学早早排练了文艺节目，我们在南湾五峰岭山庄，排成队列，唱小时候的歌，欢声笑语，引得游人驻足而望。李功成同学专门为同学们举行“生日宴”，全体同学戴上寿星帽，齐唱“祝你生日快乐”歌。魏智红同学特地为远道而来的外地同学践行，全体同学又一次沉浸在浓浓的同学情中。

这正是“垂髫入小学，童心正灿烂。上课比端坐，举手抢发言。下课真开心，欢声笑语甜。女生跳皮筋，男生斗鸡欢。绕圈丢手绢，迟钝要被撵。劳动浇树苗，观影齐声喊。开会行队礼，高歌要接班。匆匆一载过，来到六六年。文革风声起，从此天下乱。课堂无纪律，校园起波澜。革命成时髦，教育大改观。上午读语录，下午忙备战。挖过防空洞，烧过战备砖。为斗一〞私〞字，来办学习班。忆苦吃野菜，思甜表心愿。临近毕业时，长途去拉练。身背行军包，徒步到新县。年龄虽然小，毅力不一般。一走整半月，劲头未稍减。寒风细雨中，队伍往回返。跨过东双河，回到浉河边。嗣后一毕业，东西各分散。如今屈指算，四十又五年！”四十五年，一如当年。发小情深，由此可见。

想想我们只有初中同学尚未完此夙愿。但是，珍惜同学情，乃人之大愿。潮流滚滚，谁不风靡？今年年初，我们初中微信班群建立。几十年不通音讯，失去联系的老同学，仿佛一根红线相牵，一个找一个，如珍珠串线般，竟然找到大半。信阳的翟珍萍、李国华等几位同学组成筹备组，紧锣密鼓，周密筹备。“四十五年重聚首，岁月如歌唱大风”。信阳七中72（二）班同学聚会，今年重阳节在南湾恒阳生态园隆重举行。深圳的钟玉凡同学给女同学们请赠了佛缘之礼，为聚会祈福。我发表了班长献词，朱跃杰同学激情献诗，蔡胜琪同学发表幸福感言。

下午联欢，男女同学纷纷激情献歌，可爱的女同学更是载歌载舞，尽情欢乐。晚宴上，当年几乎不说话的男女同学，一一比邻而坐，亲密无间。我注意到身边的黄建民同学（当年他是我们班仅有的几个初中毕业就上山下乡的同学之一）频频给身边的女同学挟菜，心里高兴，却禁不住眼里湿润。此种情景，无乃人间最美风景乎？正所谓：“四十五年重聚首，岁月如歌唱大风。翩翩少年成栋梁，窈窕淑女育后生。历尽沧桑心不老，春华秋实夕阳红。更喜今朝又团聚，三生三世同学情。”

写到这里，又想起开头那首《诗经.郑风.子衿》的诗。几千年的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一定会在我们这里恢复元典，走向复兴。让我们轻轻吟诵：“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纵我不往，子宁不来！挑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亲情，友情，同学情；家事，国事，天下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环球同此凉热！

慈祥的姥姥

时光如梭

之前的回忆录《太平缸里》写过我们儿时的住所，那满载我们童年记忆的坐西朝东的一间平房，在1968年夏天的某一天夜晚，因为大雨瓢泼，冲坏墙基，后墙坍塌了，一家人无法居住。父亲几次去找信阳房管所交涉。那个身材胖胖，面相和气的叫别兆贵的所长，是个好人。他安排我们搬到房管所在城东边的友谊街的排房去住。友谊街在信阳市东方红大道从太平缸往东约五百米处，属东关地界。起先是城东南边的农田，后来拓展为新城的居民区。由北往南，东西分为两部分，中间一条路叫友谊街，路东西各有若干排平房民居。

我们的新家在西边第二排第三家。最初只有一间多一点（另外一间前后分割为两间，三分之一的是一小间，归我们家，另外三分之二归另一家居住）。这大约二十来平方的房间，住着姥姥，父母，还有我们兄妹四人。搬进不久，我们在门前种了两颗柳树，柳树长得快，几年后又粗又高，春夏里枝条扶疏，绿荫匝地。夏天晚饭后，家家户户都在自己门前柳树下，洒水扫地，摆上竹条编的凉床（信阳话叫竹帘子），旁边点上蚊香捻（儿时常见驱蚊之物，以软纸裹上掺入六六粉的锯末，卷成长条，放在木板上点燃，其烟可以驱蚊）。大人们拿着大蒲扇，坐在小竹椅上，聊天说话，孩子们在竹床上玩耍，温馨家常，这里是我们成人以前最亲切的温暖的家。

姥姥和我们住在一起。姥姥从小裹的小脚，要经常洗脚，剪老茧。每当我下午放学回到家，在门口晒太阳的姥姥都会叫我给她洗脚，剪老茧。我放下书包，从屋里端出温热的洗脚水，坐在小板凳上，先把姥姥的裹脚布一层一层松开，搁在一边。然后替姥姥洗脚，擦净。再把姥姥的小脚放到我膝盖，用剪刀小心翼翼剪去老茧。姥姥这时候会舒服高兴的夸我懂事，乖。

那时冬天很冷，记得每到快入冬时，父亲都会带我们到乡下老爹处，弄回来两大捆稻草，铺在床铺上，上面再铺上褥子被单。稻草铺床既柔软又暖和，睡在上边舒服极了。白天我们爱在南边窗户下边的地炉边活动。中午吃饭，一家人围着炉子，脚下热乎乎的。母亲蒸的香喷喷的大米干饭，黄心菜炖豆腐是儿时的最爱。信阳黄心菜，外绿心黄，肥厚细嫩。信阳豆腐，乳白细腻，入口爽滑。黄心菜炖豆腐满满一大锅，搁在炉火边，热气腾腾，香气扑鼻，诱人食欲。吃饭麻利的我，一碗米饭堆尖菜，一会儿就能扒拉一碗，又来一碗，还是堆尖菜。母亲常说我是“菜龙菜虎”。现在想想，话里没有责备味儿，有的是满满的母爱。

小时候都是烧散煤，而买煤是大事。经常去买煤的地方是在铁路附近新马路的煤建公司，有一段时间煤紧张，还得跑到很远的平桥买。记得70年代初期，一次星期天，我们弟兄几个和父亲到平桥煤场买煤。一大早拉着架子车出发，走了近二十里地到煤场，先往车上装煤，装完，开始排队，等待过秤交钱。队伍蜿蜒排了很长，一点一点往前挪，排了大约一两个钟头，好不容易过完秤交钱，父子一起拉着满满一车煤往回走，到家已经一点多了，母亲早已做好饭等候我们。我们把煤帮着父亲卸完，匆匆洗洗干净，端起饭碗就往嘴里扒拉。那顿饭真香啊，快五十年后仿佛还能觉得那种饭菜的诱人香味儿。

烧散煤，要想既省煤又火旺，就得掺煤土。拉煤土也是我们父子齐上阵。我们爱去京广铁路东边的青龙街前边的丘陵处挖煤土。早上拉着架子车，到了地方，先挑一处红土（信阳属南方，以红土为主）好的地方，好的标准是不要太胶紧，容易敲碎。主要是和煤土掺和后，浇水搅拌时，容易混合均匀，这样做饭时火旺，耐烧。做饭后，还可以接着炒菜，不用换煤等待火头再起。由于挖煤土要顺着山脚挖，上边的土有时候会往下滑坡，不注意，会出现土方垮塌，甚至把人埋进土里，所以要非常小心。我们那时候小，只觉得和父亲一块到乡下，风光别样：田里的麦苗稻穗，园里的青菜萝卜，山上的马尾松，河里的游鱼，池塘里的荷花，都会引起我们的惊奇，喜悦。哪里晓得父亲母亲养家的艰难辛苦。

时光如梭，是我们儿时上学课本里的古话。现在想想，时光岂不如梭，简直比梭更快。儿时给我们做饭，洗衣，缝衣，操劳不已的母亲，在我们心中还是五十年前那样慈祥和蔼的模样，可她老人家已然离开我们快十五年年了。顶着重负为我们这个家撑起一片天的父亲，虽然退休后过上了比较舒心的日子，健康开心的活到鲐背之年，也在去年九月离开我们而去。2018年以后的年年岁岁，将是我们儿女们既没有母亲也没有父亲陪伴下，自己度过的年年岁岁。这个世界要靠我们自己往前走。我们要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好好走过自己的人生之路，以告慰父母在天之灵。

下乡前夕

1974年年底时，我们高中的同学们，还未毕业，就已经面临着上山下乡的现实问题了。此前，学校召开大会，传达毛泽东回复福建李庆霖的一封信，其中说道“此类问题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我当时是学生干部，对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对于“反修防修”的重大意义深信不疑，报纸广播等宣传工具所宣传的模范人物，积极分子也被自己引为榜样，还常常和同学们意气风发，信心百倍的谈论着这一切，同学们也深受我的影响。

记得在这一年的12月7号星期六下午，没有课，我和汪幸福同学坐在教室里，有一次长时间的交谈。我们谈到了上山下乡，谈到了青年人的理想和前途。我正侃侃而谈，忽然，幸福默默流下泪水。

我问为什么？他说，“我爸想让我留在城里工作，已经给我找好了工作，下学期恐怕就不能来上学了。”幸福的父亲是当时信阳市公安局的老干部，而幸福是家里的老大。我就安慰他道，“不能上学，在城里只要好好工作就可以。”“我爸天天也不知我想的什么，一点也不了解我，就想让我留在城里。”我问他，“你爸和你提过上山下乡问题没有？”“没有。在他心里，根本就不存在我下乡的事！只想让我在城里找个好工作。我可不，我想去农村，为改变农村面貌做贡献。”

幸福是我最好的也是最能谈得来的同学，在那个学校随时局动荡，老师无法正常教学，学生也无法正常学习的70年代中期，我仍然意气风发的对前途充满信心和憧憬，幸福几乎是唯一受我影响和感染，并且有相同志向的同学。要知道那时候有多少学生为了躲避下乡中途退学，多少家长千方百计托关系给自己孩子找工作啊。

1975年春天，学校安排毕业班去工厂实习，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我们班去的是信阳市柴油机厂。五月，实习结束，学校通知学生回校进行总结，然后等待毕业分配和上山下乡消息。这期间，为了给上山下乡到农村后给贫下中农办好事做准备，我到学校教农业知识的翟老师处，学习中草药知识。又和幸福随着班主任李老师一起，到班里在郊区的几个农村同学家里走访，熟悉农村情况。

由于还有一段时间等待毕业消息，经翟老师介绍，我来到了信阳市医药公司新草药门市部实习，学习中草药知识。每天按时上下班，上班时和营业员一样，给来抓药的患者称药，这就要先学称秤，没有患者时看些医学方面的书和杂志。在我之前，有一个叫刘爱丽的女同学已经来了一些时候。当时很多同学为了给下乡时准备东西，出去打小工，挣些钱。如我们这样无偿的干活实习，为了下乡学习中草药知识的寥寥无几。

记得我在草药店干了约一个月后，一天晚上，我的一个在建筑队当领班的老表，向我爸提议让我去干临时工。他说：“快下乡了，挣点钱，将来也好添点东西。”父亲征求我的意见，我却没有同意。由于当时思想非常积极，又是受学校、老师器重的学生干部，关键是那时非常相信毛泽东和他对文革的那一套理论路线方针和实践。

记得这年（1975年）初，受毛泽东发表的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影响，很积极地学习了报纸发表的马、恩、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论述。4月1日，报纸上又有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文章，这些都成了当时的我的理论基础。年轻气盛的我听了老表的提议和父亲的征询不但没有同意，反而在当晚也即1975年7月12夜晚，用六页纸的篇幅，写下了《我为什么要去草药店？——答复一些人的疑问，并阐明自己对一些问题的看法》的日记，表明了心迹。

终于，这一年的8月30日，我和信阳市成千上万的应届毕业生和社会清退学生一起，在信阳市人民广场开完隆重的欢送大会后，乘车来到了我下乡的地点——信阳市南湾公社红卫大队（现已是南湾乡谭庙村）的五峰岭知青茶场，拉开了为期约四年的知青生涯。这一去，也使我的人生开始了崭新而重大的转折——这一转折从此将影响我的一生。

后排右是高中时期的汪幸福同学，前排是作者

下乡伊始

中学毕业下乡是当年城市知识青年的命运，无可逃逸。但是如何对待上山下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当年政府为了鼓励青年下乡（早期还包括农村青年中学毕业后回乡务农，文革之后演变为城市知识青年大规模的运动乃至法定专门去向），有意树立了不少典型模范人物供年轻人学习效仿。如河北的邢燕子，候隽等是全国的典型。河南也有自己的典型，我上高中时河南的典型是郏县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的郑州知青薛喜梅，这些对当时的我有不小影响。所以我下乡前是做了充分准备的，比如专门到信阳医药公司中草药店实习，又比如联合信阳市几所主要中学的红卫兵大队长（相当于现在的学生会主席一类学生干部，我当时是信阳高中的红卫兵大队长），向当时信阳团地委写决心书并受到团省委表扬等等。所以1975年8月31号在信阳人民广场开完欢送大会后，乘车来到位于信阳远郊的南湾公社红卫大队知青茶场，我是心情兴奋，颇有要大干一番的决心的。

到茶场不久，我们就被分配到各自户口所在小队（户口落户在小队，是为了劳动分配所需。当时属人民公社体制，所谓“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个队就是小队）参加夏收。我和一个知青分配在12小队，住在一个叫陈维耀的农民家里。随即投入紧张的夏收割稻子劳动中。割稻子既是力气活，又是技术活，俗话说“磨镰不误砍柴工”，所以早饭后，要先磨快镰刀。割稻子要弯着腰，一手挽着稻束，一手挥镰，贴近根部割断，放倒。伏天大太阳，晒得后背疼，又没有一丝风，还要不停地挥镰割稻，真是“挥汗如雨”。我很快就适应了这艰苦的农活，而且还学会了扎稻捆子。学会了用两头尖利的冲担，前后插进两捆百十斤重的稻捆，挑起来，穿过弯弯曲曲的田埂小路，来到打稻场。然后挑着稻捆，沿着稻垛子旁的木梯，一步一步上到上边，把前后稻捆取下，码好。这样我很快得到了农民的好评，而我也利用每天吃派饭（当时我们由队里安排，轮流到农民家吃饭）的机会，和农民拉家常，了解队里情况。由此，下乡不久，我就比较快的适应了农村的环境。

夏收结束，我们回到知青茶场，大队领导宣布我担任茶场司务长。司务长最重要的一是买菜，一是管理食堂。买菜当时是到几里地外的南湾街，要挑着菜担，来回走十多里地的山路。茶场知青是集体伙食，当时以大米饭为主，菜除了买的外，也自己种些。种的最多的是大路菜，夏天南瓜，冬天萝卜白菜。毕竟年轻，又是刚下乡不久，一切都新鲜，苦也不觉得。我在多年以后写的诗里回忆到“劈柴老灶蒸白米，乱切南瓜和盐煮。一声呼喊盛将来，至今犹觉香如故。”当时农村普遍贫困，知青点也是如此，肉很少能吃到，油也比较紧张。我们下乡前毛泽东给福建李庆霖的批示已经传达，中央开始调整知青下乡政策，我们这一届下乡实行的是“厂社挂钩”。我们都随父母单位所联系挂钩的农村，单位也会想法帮知青点搞些副业挣钱。我们当时是在南湾水库里边的浉河港公社买些木材，加工成包装箱，再卖给挂钩单位工厂，这样可以赚些钱，买菜，买油，买盐等等。

这些问题解决了，我这个司务长还有一个重要任务，那就是粮食。刚才讲过，我们虽然集中在知青茶场，但是每个人的户口是在小队的。我们在茶场干活的工分，年终决算时要放到各自队里参加分配，根据各队收入情况，分配相应的粮食和现金。那时农村贫穷，能保证粮食吃饱就不错了，现金则少得可怜。分配粮食后，就放在队里，我们需要时，到各自队里去取。一到这时，我就领着几个知青，到附近小队去拉粮食。茶场在山上，除了一个九小队外，其他小队全部在山外。架子车从队里把粮食拉到山脚下，要扛着百十斤的米袋，一步一挪往上走，上到山顶后，再慢慢往下挪，一上一下得几十分钟。那时年轻，不但自己往上扛粮食，上到山顶后，还要返下来帮助其他年纪小的或者女知青。一天上午从队里拉回粮食，我背着百十斤的粮食，上到山顶以后，突然腰一酸痛，失去知觉，一头倒在山坡。知青伙伴把我送回城里，在医院治疗了半个多月，从此以后，我就落下了腰疼的毛病，直到如今。

送知青同伴参军留影（前排左一是作者）

坚持乡村

我下乡大约十个月后，被南湾公社推选到市里，参加市知青办公室组织的知青理论报告团，主要是配合知青办进行全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动员活动，也就是到市内各中学对即将下乡的毕业生现身说法，宣传上山下乡的种种好处，鼓动大家积极上山下乡。因为这时上山下乡运动实际上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多。城市里家长和孩子心里越来越消极抵触，明面上不敢说什么，实际上想各种办法逃避，有权有势有门路者的“开后门”等种种不正之风也愈演愈烈。而上边仍然按照最高领导人的战略部署，继续要求搞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于是各级知青办就有大量宣传、动员工作要做。但是知青办的人去宣传已经没有多大效果，这样我们这些在农村的知识青年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解说上山下乡的好处，似乎更有说服力，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来到市里的。

我是1976年6月23号接到通知，到市知青办报到。上午还在茶场坚持劳动，下午赶到市里报到。知青办同志告诉我们，这次共抽调十一个知青，信阳市辖区范围内的南湾公社和双井公社各来两名，前进、五星公社各来一个，罗山青年农场四个，雷山茶场一个。到市知青办报道后，记得先开会，集中学习中央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和最新精神。在这之前，1974年时候发生了江青派浩亮（文革样板戏《红灯记》的主演，后来成了文革时期文化部负责人）来到河南省郏县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给知青送“坚持乡村的伟大胜利”的题词一事。以江青当时的威风，一时全国各地掀起“坚持乡村当扎根派，不当飞鸽牌”的舆论高潮，各地开始大树扎根农场的知青典型，鼓励知识青年在农村干一辈子，鼓励知青和农民结婚等等，而我们的任务是到各中学现身说法，宣传上山下乡的伟大意义。

学习完文件精神后，我们被分配到各个有毕业生上山下乡任务的中学去宣传动员。我当时被分到两个学校，一个是我初中母校七中，还有一个是三中。我们每一个人到学校，都有一个知青办的工作人员陪同。到学校后，学校都组织了声势颇大的全校师生大会，除了领导讲话外，主要是我们这些知青介绍自己下乡以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收获、体会，和自己感觉到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必要性等等。然后有学生代表发言表决心，有的学校还组织了座谈会。这项任务完成以后，我们这些知青中有九个人就留在知青办，帮助进行上山下乡的动员工作，任务是到各个机关单位进行下乡动员工作摸底，这九个人中现在能够记得到名字的知青，有前进公社的李克俭，青年农场的许玉玲，其他都没有印象了。我们每一个人和市里各局委抽出来的一位负责知青工作的局长分配在一起，分头到各机关单位去调查、动员。我和某局一个姓汪的副局长在一起，跑了军分区等不少单位，大约有一个月吧。没有出外任务时，我们就到知青办上班，干些杂活。 

这近一个月时间在各单位跑和在知青办机关上班，是我第一次接触社会现实，以前从书本里，报纸上学到的，看到的，和实际接触到的完全不是一回事，使我第一次对现实产生了某种疑惑。比如上山下乡是像报纸杂志上说的那样好吗？老百姓是打心眼里拥护，积极参加吗？农民是那么欢迎城市里的知识青年到农村来吗？在1976年7月19日的日记里，我写了很大篇幅的观察思考，来反思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问题。少数知青典型有理想，值得宣传表扬。可是作为党的现行政策，面对的是全国上千万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现在，老百姓是如何看待这件事呢？普通工人、干部、教师的子女下乡，而部分领导干部却想方设法很容易地把子女安排在城里工作，即使子女下乡了，也能通过参军，招工，推荐上大学等渠道很快回到城里，真正老老实实待在乡下的都是普通百姓子女，因此每一年的上山下乡动员工作难度很大，这就是我一个月来接触社会观察到的现实。

虽然心里有疑惑，但是我们这些人都是各知青点抽出来的典型，对自己上山下乡的意义并没有怀疑，对上山下乡的正确性更没有怀疑，而是把这些都归纳为是不正之风。加上当时大力宣传“扎根农村”的典型，比如辽宁的知青柴春泽等。而我们这些知青里，光是青年农场来的四个知青，就有两个也是表示扎根农村，而被青年农场树为典型的，其他人也都是先进模范，要在农村干一番事业的。由于看不惯知青办机关里的无所事事，一杯清茶一张报的风气，不少人陆陆续续都回到农村去了。我勉强呆到了8月24日，再也受不了这种闲适无聊的机关生活，在日记里写到：“不能再在这里待下去了，用我们大伙的话说，再在这里待下去，就要把我们给磨钝了，给搞疲沓了”。于是，当天下午，我也毅然回到了茶场。

南湾南湾

南湾是信阳的名片，南湾闻名盖因南湾水库。南湾水库是建国后苏联专家援助我国首批建成的治淮大型水利设施，位于信阳市西南风景优美的南湾水库管理区。她碧波万顷的一池绿水，滋润着信阳的风土人情，莽莽苍苍的青山叠翠，涵养着申城的人文底蕴。南湾水清澈源深，是信阳饮用水源地；南湾鱼肉质细嫩，肥美可口，是信阳人的口福；南湾的鸟岛，每年春夏约有10万只以上的白鹭和鸬鹚为主的鸟群盘桓于此，蔚为壮观。生于斯，长于斯，信阳人对于南湾感情深厚，南湾牵涉着我们多少美好记忆。

儿时记忆中的南湾，是大约五十多年前，父母带着我们兄弟坐人力三轮，到南湾的二姑家，参加表姐邢国慧的婚礼，那时候我才五、六岁。二姑家在南湾公社松树塔大队，位于水库北边原信阳水泥厂后边。三轮车出信阳西关，沿着公路往南湾，一路上的风景是儿时第一次出远门所见，虽然年代久远，仍然有印象：路边成片的稻田，浉河蜿蜒，白鹭翔集，山峦起伏，郁郁葱葱。车到二道桥，一路往上，车夫吃力的蹬车，一旁的的红旗水轮泵站（当时的引水灌溉桥涵设施），凌空而立，蜿蜒而来，令我惊奇。过了二道桥，路旁是一片片竹林，秀竹挺立，随地势连绵逶迤，直到南湾街前的小山坡。

和南湾的亲密接触，则是上山下乡时候了。1975年8月底，我下乡来到南湾公社红卫大队知青茶场（文革时期，南湾公社的造反派兴起改名风，号称南湾公社一片红。我下乡的谭庙大队改名红卫大队，二姑所在大队改名红兵大队，我老爹所在的和孝营大队改名东方红大队，等等），茶场就在南湾水库溢洪道西边的五峰岭北侧山腰处。从南湾到茶场有两条路，一条是到大队的简易公路，从这里要翻两座山才能到茶场。另一条路近些，从五峰岭山下红专大队的知青点门前过，是一条弯弯曲曲的山路。下乡没多久，大队让我担任知青茶场司务长。每天下午我都会挑着菜筐沿着这条路，到南湾街上的国营菜市场买菜。那时买菜如打仗，买菜的人围成黑乎乎一大圈。菜运来，刚卸掉，买菜的人便一拥而上，抢到蓝里就是菜，然后过秤，交钱，赶紧挑着往回赶。七、八里山路，菜筐压得肩膀疼，往往回到知青点天已昏黑。多年后我写诗回忆这一幕，“淋漓十里挑菜瓜，月色微茫草径狹。伙伴闻声上山来，碗里菜食口中话。”

我们知青点在五峰岭北坡，南坡就是水库库区，上了山顶可以遥望南湾湖碧波万顷的气派。刚下乡那一年冬天，雪下的特别大。清晨起来，站在茅舍前，放眼望去，脑海里立刻迸现出“千树万树梨花开”几个字。那年的雪是“光头凌”（信阳话，意思是先下雨，再下雪，由于气温寒冷，路上结成冰凌，其滑无比）。当时，我们用水是取自房前山坡下边拐弯处一眼山泉。由于路太滑，只好用稻草缠在脚上，手上，爬着下去取水。就这，仍然压不住年轻人的豪情满怀，我决定上山看南湾水库的雪后景致。上山路滑，我用稻草绳系在腰间，手提一把斧子，每走一步，先用斧子砍进树干，手握紧斧子，借着劲儿，一步一步往上攀。就这样，来到山顶，眼前是一望无际的南湾湖水面，清水深邃，辽阔无边；天地之间，莽莽苍苍；鹅毛大雪，飘飘洒洒。面对此情此景，我放声高唱“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一曲终了，余兴未尽，又面向群山，放声嗷啸。

1977年夏天，我们下乡知青组成农民大队，参加纪念毛泽东畅游长江11周年军民横渡南湾水库活动，是我第一次横渡南湾水库，记忆深刻。我虽然从小喜欢游泳，但从未游过南湾水库。那天我们先乘船到水库对岸，稍事休息，便开始下水，解放军在前，农民大队居中，后边是工人大队。全程有一二十里远（记不清了），下水后，游了一段距离，水深，浮力大，感觉挺舒服。游到中间，觉得有点累，但问题不大。水面辽阔，人流汹涌，我记得由于累，上了救生圈，可是翻开日记，并没有记这一点。总之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横渡南湾，颇为兴奋，于是在当天日记中总结，通过游南湾“检验出了我的水性和耐久力，使我充满了在大风大浪中激流勇进的信心”。

大概也是在这一年，我们知青点搞副业，接到了到南湾水库水轮泵站，给管道除锈涂漆的活。夏天天热，我们几个知青光着膀子，弓着腰，蜷缩在半人高的管道里，一天下来，浑身酸痛，还要走十来里路回知青点，第二天再来，继续干活。大约干了有两个星期吧，挣了多少钱，如今了无印象。但那在炎热夏天，挥汗如雨，弯着腰，光着膀子，蜷缩在水库管道里干活，又酸又累，直不起腰的感受，至今难忘。也正是因为这，今年初一回到信阳，给去年过世的父亲烧新香祭奠后，我专程来到水库大坝前当年干活的水轮泵站机房前，流连徘徊。种种记忆，印象，感受在脑海中川流不息，感慨不已。人这一辈子故乡的山水，故乡的人事，是一个人无论到什么年龄，走到什么地方，内心深处的最柔软也是最厚重的地方。故乡在心里，道路在脚下。于此，所有命运皆可承受，所有苦难皆为财富。

人生转折

人这一生，大概很少有人没有经过挫折。挫折使人对此前的经历产生困惑，迷茫，纠结，反思。反思的结果给人震撼，痛彻心扉，恍然大悟。人生道路从此转折，对过去相信的东西，不再盲信，从而渐渐成熟。当然，有些人此前也遇到过挫折，从此沉沦下去，什么都不相信，随波逐流，度过一生。想想人这一生，苦难当道，挫折可谓如影随形。叔本华说苦难的人生，佛说人生有四苦，可谓参透人生。关键是如何对待苦难，挫折，这里最重要的是坚守自己内心，任何情况下都不放弃。大约三十年前，一部叫《雪城》的电视剧深深的打动了我，它描写的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故事。剧中人物及其坎坷命运，使我想起自己的下乡岁月，不禁潸然泪下。而它里边人物对命运的抗争，又引起我深深的情感共鸣。此后它的由刘欢演唱的激昂，悲怆的主题曲《心中的太阳》也成了我喜欢唱的一首歌。这一切也构成我从知青办回茶场后蹉跎岁月的背景基调。

记得从知青办回到茶场后，大队支部就决定让我到大队学校教书。那时候，大队学校除了小学，还有初中年级，可是到哪里去找老师，尤其是教初中的老师？而对知青来说，能去学校教书，当然是好事。可是当时的我，一心想的是在农村干一番事业，就请大队考虑还让我在茶场，不去学校。当时的茶场老场长也给大队提意见，不同意调我去学校。后来大队就同意我还留在茶场，并且任命我为茶场副场长。我一心扑在工作上，平时安排知青每天的活儿。下雨时，不能上山干活，就组织知青集体学习，除了读报。我还爱在学习时宣讲自己喜欢的哲学，虽然我们那里的知青绝大部分都没有正儿八经上过学，我仍然讲的津津有味。冬天农闲，我就组织知青宣传队，排练一些文艺节目，到各个小队去演出。虽然水平有限，一定程度上也活跃了农村的文娱生活。总之，我是在积极的履行当初自己主动要求下乡时的初衷，要当一个好的知识青年。

然而，现实却是残酷的。因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走到那时，已经是问题层出不穷，弊端多多了。让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城里人当然不乐意，而农村人更不乐意，为啥？本来农村就穷，来些知青小青年，干活不中，还又多了吃饭的嘴。1977年八月，又有一批城里的清退知识青年来到我们大队。上面的动员口号是：上山下乡是领袖的伟大战略部署，城里不下乡，是对领袖不忠；农村不接收，也是对领袖不忠。城里执行政策，把人清退，送到农村来了。可是，大队让下边小队来领分到的知青，小队长却在大队部吵作一团，嫌分给自己的人多了。那天我接到大队通知，到大队部去接新来的知青，正好赶上这一幕。由于大队一直摆不平这件事，十来个城里敲锣打鼓送来的知青晾在一边无人搭理，几个女知青正在哪儿暗自抹泪呢。这件事使我内心受到震动，同时也开始想自己该怎么办？因为那时对下乡知青，也有招工，参军，推荐上大学等出路。可是我虽然一直表现积极，但是由于父亲解放前当过国民党的兵，在那时的政审政策下，这些就几乎成了奢望。

天无绝人之路。这时候，邓小平复出，主动要求分管科学教育。1977年底，国家宣布重开高考，我们可以考大学了。于是我积极复习，由于自己一直学习很好，下乡后也没有放弃看书学习，所以，第一次高考，顺利地通过体检，信心满满在家等候通知。谁知等来等去，直到来年二月，补录的学生都去上学了，还是没有我的录取消息。（1980年代初父亲的历史问题平反，单位政工人员告诉父亲，1977年高考，武汉大学要录取我，到单位政审通不过，就放弃了录取）。高考没有录取，招工家里没有后门，参军由于我父亲的所谓历史问题，大队领导虽然同情我，但也无法可想，无招可使，于是支书对我说，参军你就别报名了吧。我彻夜难眠，我辗转反侧，我该怎么办？我在日记里，记下了自己在残酷现实面前的迷茫，困惑，痛苦。但是绝不向现实低头，我用俄国大文豪高尔基的在他的自传三部曲里的话勉励自己，要努力，要不然，我就该完蛋了。皇天不负有心人，经过努力，1979年9月我告别上山下乡四年的南湾五峰岭，告别信阳，踏上火车，要去上大学了。火车汽笛长鸣，列车缓缓驶出车站，从此我的人生和已经驶向改革开放的正确轨道的这个国家一样，发生了根本转折，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外三章

血糖血糖

这个题目写下来就有点瘆人，因为现在人民生活水平普遍好了，原来中国人很少听说的各种“富贵病”就纷至沓来。到医院体检，血糖检测也是常规项目。一听说血糖高，就联想到糖尿病，就打胰岛素，就服二甲双胍。记得我是2008年6、7月份进行年度常规体检时，查出血糖高，后来医生让我专门又查相关血的各项指标，诊断我是早期糖尿病。说住院，打胰岛素，容易恢复本身胰岛素功能云云。于是，那年八月，正是北京奥运会期间，我住院治疗，每天打胰岛素，服二甲双胍。一个星期后，血糖指标恢复正常，就出院了。出院后，我遵医嘱，一是每天坚持跑步锻炼，一是注意饮食调节。从此，以前自恃身体好的不在乎心理没有了，也更加重视锻炼身体了。

这是我第一次跟糖尿病相遇，也记着了血糖高不好。谁知几个月以后，这血糖高还救了我，使我免于一次开刀手术的大难。那是2008年的11月，一次我下班骑车回家，谁知在家门口的大街上，让一辆出租车给撞了。到医院后，医生检查，说我左腿大腿股骨头粉碎性骨折。需要开刀后，加一块钢板固定，让骨头慢慢长好，再锻炼下地行走。开刀还是不开？我爱人和亲戚们咨询了病友和一些医生，有主张开，有说不能开，莫衷一是。但主治医师坚持要开刀，爱人虽然不太同意，也只能听医生的。

于是，术前各项准备工作一一进行。第二天一早，进行术前检查，结果血糖指标高，无法手术。于是，打胰岛素。第二天再量，血糖仍然高。无法，医生只好采取保守疗法。我因此免去了开刀伤元气，插钢板的厄运。由于保守疗法，不开刀，我在病房里整整躺了两个月，打针用药，等待骨头长好。出院回到家后，在床上，光是练习腿打弯，坐起，就练习了一个多月。然后又借助拐杖练习站立，蹒跚学步。再丢掉拐杖，练习走路，慢慢练习慢跑，凭着坚强的毅力和不懈的锻炼，十个月以后，我终于能像以前一样，行动自如了。连主治医师都说我，“明老师，没想到你恢复的这样好。如果不是知道你经了车祸，还真看不出来你的腿有啥问题呢。”

经历过这次生死劫，我更加注意锻炼身体，养成严格的生活规律。每天晚上九点半睡觉，早晨五点半起床跑步一个多小时。中间做二十分钟自己编的锻炼身体，脖颈，眼睛和头部的操。再喊喊嗓子，唱几首歌。每天吃饭，也渐渐改变了吃的过饱和油腻的习惯，清淡些，多吃蔬菜。但是这以后，每年常规体检，血糖指标仍然略高。从2010年开始，血糖指标一般在6.3至7之间波动。我仍然以坚持锻炼和饮食调整来应对，不吃药。可是，去年体检时，血糖指标达到了7.35，让我一下子警觉起来。我仔细回顾了自己平时的作息，锻炼，饮食等等，觉得可能问题出在主食上。我是信阳人，从小爱白吃米饭，一天三顿，乐此不疲。问题是不是出在这喷香可口的纯白米饭上？

此后，我每次做米饭时，只放一半白米，剩下一半是黄豆，黑豆，红豆，芸豆，薏米，糙米，黑米，红米，燕麦，荞麦，这样蒸的混合米饭。刚吃时虽然不如白米饭香甜。但是，那一种淡淡的豆香，唤起儿时三年困难时期瓜菜代的回忆，很亲切。慢慢吃起来，也习惯了，依然是香甜可口。菜以青素为主，偶尔也吃肉。饭前，小啜半杯自己泡的养生酒，这餐用起来甚是惬意。今年五月份体检，血糖指标一下子只有6.35。初战告捷，我以改变主食结构为主要发力点，初步证明能有效降低血糖。是不是长期有效，还需要继续努力。我继续坚持这样的主食结构，每天吃的又香又甜。

十月份，在每年的例行体检后，我到医院拿体检报告。看来看去，竟然找不到血糖指标。我去咨询医生，医生说，你的各项指标都正常啊。你看，血压，血脂，血糖都不高。我心窃喜，血压，血脂我的指标一直正常，但血糖指标正常，可是九年来第一次。我完全是通过坚持锻炼，再加上这次改变多年以来的主食结构，才得到这个结果。我还是不甘心，回来后，反复看体检报告，哇，血糖指标6.11。正在正常范围的上限。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哪。

想想人们常说“病从口入”，换一换思路想一想，谁又能说不是“健康口入”？你每天吃的东西，饮的东西，都进入你的体内，补充营养，新陈代谢。“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何尝不可以说“吃病得病吃健康得健康”？你饮食无度，你酗酒成习，你喜怒无常，你暴饮暴食，你这样对待你的身体，你的身体又焉得安好？你饮食有节，你生活规律，你优雅安详，你安步当车，你拿你的身体当最好的伴侣，你的身体又怎能不报以健康？人活的是一颗心，身体是人心的屋宇。身体好，心安好。让我们善待自己，活好此心！

难忘芳华

昨天和夫人一起在东京艺术中心影院看了冯小刚导演的电影《芳华》。好多年不看电影了，记忆中最近一次看电影大约是在1997——1998年时在相国寺旁的人民影院，看的是美国电影《泰坦尼克号》。近二十年来第一次在影院观影，当年的影院早已不存在，而今的影院则归属于最新的院线系统。物是人非，追忆芳华。电影中熟悉的往日情景，和观影带来的的内心之流正可慢慢回味。

我们这一代人都是从剧中那个年代走过来的，怀着虔诚的心唱着英雄颂歌，谁都有这样的青春芳华。记得高中时期，学校每天的高音喇叭里播放的都是《沂蒙颂》里的歌曲，“蒙山高，沂水长，我为亲人熬鸡汤”。而另一首《洗衣歌》，则是那时候非常流行的有着欢快轻松色彩的藏族歌舞曲。歌曲的最大特点是都是在军民关系的框架里，装着男女之间的喜悦和好感。因而在那个革命高于一切的特殊年代，构成少男少女最美好的记忆旋律。而那首打小就喜欢的《英雄赞歌》，“风烟滚滚唱英雄，四面青山侧耳听”。年轻的心唱起这首歌，洋溢着的则是充满身心的英雄崇拜。

中越自卫反击战时我们在上大学，那时流行的军旅歌曲如：《再见吧妈妈》，《血染的风采》，依然使我们产生青春时期的激动。然而印象最深的却是是李存葆的小说《高山下的花环》。因为小说里写到了以往文学作品里没有触及到的现实的不平等：普通军人为了祖国奔赴血与火的前线，高官的子弟却想法调往后方机关。这部小说对我的意义，就和之前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署名“潘晓”的《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这封读者来信一样，使我们不再单纯相信别人高调宣扬的一切，而决心保持自己做人的良心。

然后我们就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时代洪流，英雄色彩渐渐褪去，利益之心回归平常。当年在革命氛围浓浓的外表下面，和电影里所描写的部队文工团一样，人和人之间存在着的实际的形形色色的不平等，不公平，在经济建设的霓虹闪烁下，依然存在，甚至更显外在。革命也好，建设也好，都是为了一个更美好的社会。然而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以及平等公平，关心弱者等等美好价值，是不会自然来到人间社会的。而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如何做一个人，做一个好人，一个善良的人，却取决于我们的一念之间和良心所在。

写到这里，电影里刘峰，何小萍的故事使我同情感慨又凄凉心酸的同时，也让我想起了当年上山下乡时，我们知青点有一个叫王敏成的农民。他是一个无儿无女无老婆，信阳话俗称“光棍条子”的，50来岁左右的农村男人，在我们知青点负责种菜。他一个乡下人，生性单纯，无忧无虑。知青点除了我以外，不少男女知青平常爱和他开玩笑，逗他说乡下的民间“土黄笑话”。他也乐此不疲，在逗得年轻人哈哈一笑的同时，自己也无心无肺的开心一笑。我在自己的《山乡风景录》里这样回忆他：“种菜老农本姓王，一杆旱烟尺半长。挑粪浇水常嘻嘻，无妻无子无愁肠。”现在感觉像他这样无知无识，乐乐呵呵，或许也不算多悲苦？而刘峰和何小萍这样的人生遭遇，但愿它早些消失于我们这个社会吧。

四季骑车吟

去夏，购永久变速车一辆。日日骑行几十里，上班下班甚如意。春去秋来，已近一载。似应有文，以为纪念。偶得几首，行于笔墨。车乎车乎，不亦乐乎?

其一   春骑

桃红柳绿艳阳天，一骑飞驰赛神仙。春风吹拂精神爽，底气充盈车轮圆。满目匆匆人疾走，一路红绿灯开关。老骥伏枥身手捷，小曲漫哼心地宽。

其二    夏骑

夏日炎炎似火烧，骄阳不恤气温高。车轮飞转风乍起，清风拂面人逍遥。偶然飘雨衣或湿，曾经酷暑汗如浇。疾徐由我心平和，一片凉意过小桥。

其三    秋骑

秋风秋雨愁煞人，我骑单车逐飞尘。片片枯叶堆街角，行行归雁掠白云。晴空万里天如洗，冰心一片行无垠。谁言秋日多悲苦，漫卷西风是良辰。

其四    冬骑

大雪纷飞是严冬，北风呼号何其凶。迎风而上车如堵，顺势就坡耳生风。琉璃世界天地一，美好人生甘苦中。骑却混沌心欢喜，湖畔迎春隐隐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