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原创）

肖瑾

　去年冬天连下两场暴雪，这两场暴雪送走了一大批老人，还送走了一些年纪不大但身患重病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两场暴雪是上天的催命雪。

现在想来，和往年的雪比较起来，这两场雪没有多大的特殊性，一样的狂风暴虐，一样的纷纷扬扬，一样的天昏地暗。所不同的是雪下得更大，持续的时间更长。

积雪三尺，汽车、三轮车和自行车统统不能行走，小县城交道瘫痪。但却没能阻挡火车的通行，光山的火车道管理得好，沿途有工人清理积雪。火车到了光山站后，不想和暴风雪纠缠，停几分钟后就赶忙向东南西北各个方向呼啸而去，留下了送行者的一声声叹息。

母亲是在去年冬天第二场暴雪过后去世的。母亲的生日是冬月十八日，在她生日的前三天，我已经给母亲准备好了生日礼物，衣服、鞋袜什么的，还有吃的，猪肉、羊肉、鸡啊、鱼啊、米啊、面啊之类的，这些礼物，都是母亲日常生活所不可或缺的，没有高档的点心，也没有昂贵的首饰。母亲年迈，我得确保她衣食无忧。一切准备就绪，只等冬月十八日这天去给母亲祝寿了。

可是天不遂人愿，冬月十七日夜晚，我睡到半夜被吵醒了，北风夹着雪粒，击打着玻璃窗，摇撼着窗棂。我一听，坏了，别是下雪了吧？我赶快起床，打开窗户一看，可不是下雪了？大片大片的雪花被北风卷到我的脸上、身上和半间屋子里。当时我就急了:老天啊，我明天怎么回娘家啊？
下雪这事儿，要搁平时，我不仅不会生气，反而会欣喜若狂的。我是多么地向往下雪啊！我对雪的记忆还停留在三十年多前的儿时，那时的冬天特别特别冷，一场雪下起来就是十天半个月的，老天如扯棉絮般把大片大片的雪花抛洒到人间。山披银装，江河冰冻，积雪封道。

下雪是孩子们的节日，十多岁的孩子是不安分的，他们会带着弟妹漫山遍野地跑，去捡被雪压断的树枝，或者撵野兔和野山鸡。野兔和野山鸡是山里的精灵，平时是难以捕捉的，但下雪天就不同了。大雪把它们的窝覆盖了，把它们的食物也覆盖了，它们没有吃的，只能外出找食物。可是膝盖深的积雪，把食物深埋在地下，哪是那么好找的？况且天地苍茫，一片雪光，连人都要迷路的，野兔和野山鸡能不迷路吗？这可便宜孩子们了，他们一旦发现野兔和野山鸡，就拿着棍子撵。野兔腿短，积雪又深，跑起来困难；野山鸡倒是有翅膀，可是天上下着雪，树上堆着雪，飞也飞不动，树上也不能落脚。撵到最后，这野兔啊，野山鸡啊，就都成了孩子们的胜利品、家人的盛宴。那是多么好的野味啊！

所以我对雪的记忆永远都是鲜活的。每逢下雪我都莫名的激动。

　　
但是去年冬月十七日夜晚的这场暴雪却遭到了我的诅咒。死天爷，这个时候下什么雪啊？我明天怎么回娘家啊？老母亲的生日呢！ 第二天一早，出门一看，积雪封道了，五六十里的路程，不能开车，走着去是不现实的。无奈之下，我只好给母亲打电话。母亲一向开明，体贴我们，一听我的声音就说千万别回了，积雪太深，开车不安全；说她好的很，有吃有喝的，不要挂念。

　　十多天后，天晴了，积雪消融，勉强能走车了。我回娘家看母亲了。母亲一脸笑地迎接我们，看到我买的东西，直责怪我乱花钱。大弟准备了一桌丰盛的菜肴，一大家子围桌而坐，其乐融融。但我没有想到这竟是我和母亲在一起吃的最后一顿饭！午饭后，我和母亲叙家常。一会儿，看看时间不早，还要赶回家上班，就和母亲告辞。母亲十分不舍，想留我们吃完晚饭再走。又怕耽误我的工作，不好强留。那时我不知道这是我和母亲最后的一次相聚，不然我会续假的，我会紧紧抓住与母亲在一起的最后时光的！我太粗心了，总以为母亲虽然年高，但身体康健，没有大毛病，日后相聚的日子有的是。谁知道这次竟是永诀呢？回家之后我在整理照片时，发现临走时给母亲拍的六张照片中有五张是闭着眼睛的，我心里隐隐感到不安，觉得很不吉利。后来我又觉得是自己太敏感了，想多了。觉得母亲会成为百岁老人的，没想到母亲会走的。

母亲，我最亲的人，是我想终生陪伴的人。我一不留心，她就撒手走了。带着辛劳，带着艰苦，平静地走了。

　　其实，回顾母亲的一生，真不是“辛劳”与“艰苦”这类词语所能形容的，她所承受的艰难困苦是无法用词语来形容的。母亲十七岁时与父亲成亲，那时父亲虚岁十五岁。父亲两岁时，祖父去世；六岁时，祖母去世，成了孤儿。没有叔伯依靠，没有兄姊扶持，家产荡然无存。好在祖母在世时买了几亩薄田，父亲不至于饿死。我的舅爷——父亲的亲舅舅，宅心仁厚，可怜他的外甥孤苦伶仃，将年幼的父亲接到他家，和舅母一起教养父亲。代父亲管理这几亩薄田。舅爷舅奶不仅把父亲抚养得高大健壮，还把父亲送进了私塾，读书识字。父亲聪慧早熟，深得他的先生宠爱。那时母亲的三姨——外祖母的亲妹妹，就住在这家私塾的隔壁，很欣赏父亲的才学，就亲自做媒，把母亲介绍给父亲，成就了这一对姻缘。  

在父亲和母亲刚刚懂得一些人情世故的时候，他们结婚了。父亲向族兄借了一件黑色的长袍和母亲拜堂成亲了。喜事过后，父亲亲自把这件长袍洗得干干净净的，送还给族兄。这时母亲才发现，父亲连一件象样的衣服都没有，连拜堂成亲都要借别人的旧衣服穿。好在母亲已经过惯了穷日子，也就认命了。从此，一个十五岁，一个十七岁，两个孩子搭伙过起了日子，两双稚嫩的肩膀共同扛起了一个空荡荡的家。

　　其实，母亲是在十二岁以后才受穷的。十二岁以前，母亲不但不穷，而且还背着书包上学来着。母亲出生于一九二六年，那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前呢。那时因为贫穷，也因为封建思想，女子很少进学堂读书的。但也有一些家境较好的女子走进了学堂，母亲就是其中之一。但不是所有的富家女都进学堂读书的。母亲能走进学堂，足见外祖母和外祖父的见识之高。外祖母姓王，她的娘家是做油纸伞的，在光州（今潢川）城里开着一家作坊，家里有好几个伙计，生意红火。每当我读戴望舒的《雨巷》:“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的诗句时，就觉得那油纸伞是外祖母娘家制作的，他们用双手创造了浪漫美好的生活。

外祖母兄弟姐妹共六人，都进过学堂。而文化最高的是外祖母的大姐，母亲的大姨。但母亲叫她大姑。母亲共有三个姨，母亲都称她们为姑。母亲的大姑能写会画，尤其是在绘画上相当有才，大雁从空中飞过，野兔从眼前跑过，她瞅一眼，立马画下来了，非常逼真。母亲非常崇拜她的大姑，小时候一有时间就来到她大姑身边，跟着大姑学习，读书、写字和画画，听大姑讲故事。母亲记忆力好，识字多，凡她大姑读的书她都拿来看，这些书大多是文言，有《诗经》《史记》《资治通鉴》《红楼梦》《三国演义》《聊斋》等，看不懂的，她大姑会给她讲解。读书之外就是练字和画画。由于年少时打下的功底，母亲用毛笔写的小楷工整漂亮。我虽然大学毕业，但我写的字没有母亲写的字好看。母亲会裁衣，会画花，会剪花，会用纸或布扎花。她画的猪啊、狗啊、猫啊，青蛙，小鸟，蝴蝶，蜻蜓等等，都栩栩如生。她画的花草树木也都很逼真。母亲尤其爱牡丹花，画牡丹，剪牡丹，扎牡丹，配上色彩，雍容华贵，艳丽迷人。

　　牡丹花是花中的上品，过去多栽种在皇城，我们这里是没有牡丹花的。我小时候从未见过牡丹花，所以我老是以为母亲画的牡丹花是她自己想象出来的。直到我参加工作后，有一年去洛阳出差，抽空去了牡丹园，此时正值六月，牡丹花期已过，满园翠绿，牡丹枝叶茁壮茂盛，绿油油的。虽然没能欣赏到牡丹花，但能看到牡丹的枝叶也颇感幸运，而且我发现母亲画的牡丹叶和真正的叶子是一样的。于是我就和园艺师商量，“偷”了一枚牡丹叶，作为礼物带给母亲。记得当时，母亲看到牡丹叶就笑了。她说她也没有见过牡丹的花和叶子，她画的牡丹花和叶是跟她大姑学的。母亲一直珍藏着这枚牡丹叶，生怕一不小心弄碎了。直到去年母亲去世时，我才把这枚牡丹叶连同烧纸一起烧给了母亲，让这枚牡丹叶永远陪伴着母亲吧！让母亲永远活在牡丹花盛开的世界里！

　　母亲识文断字，知书达理。在她生命的前十二年里过的是无忧无虑的生活。外祖父是个生意人，在光山县晏河街上开了一家铺子。外祖父精明诚信，生意做得顺风顺水，他家的铺子很快成为街上最大的一家。那时的晏河街没有现在面积大，但也算是五里长街，逢集时人很多。就是在今天，晏河街的人流量仍然很大，汇集了周围六个乡镇的村民。

当外祖父的生意做到很兴隆的时候，就开始发行票子，我们这里方言叫开票子，属信用行业，相当于现在的银行或信用社。由于有实体店支撑着，有很多顾客认购了外祖家的票子，顾客拿着票子，可以到街上任何一家店铺购买物品，信用极好。然而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外祖父的生意做的太顺了，把其他人的生意挤垮了。他几乎垄断了一条街的生意，挤碎了别人的饭碗。于是就遭到了同行的忌恨，有人就造谣说外祖父快破产了，资不抵债了。接着就发生了挤兑。顾客拿着外祖家开的票子，在门前排起了长队。外祖父将这些票子一一兑现，没有坑害任何一个顾客。挤兑过后，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外祖父就把铺子盘给了别人，带着外祖母和他仅有的一双儿女——母亲姐弟俩，去了山西太原，在太原开店做生意。

后来日本军入侵中国，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世道混乱，人民流离失所。外祖父的生意做不下去了，又把铺子盘了出去，毅然从军了。很快就当上了军官。母亲生前曾多次谈到外祖父从军的事，说外祖父身着军装，威武雄壮，气宇轩昂。母亲每次谈起都无比自豪。

　后来，抗日战争到了白炽化的阶段，炮火不断，交通阻隔，外祖母与娘家的通信断了。世道不太平，加上长期在外漂泊，使外祖母非常思念亲人。于是外祖母带着一双儿女，历经千辛万苦回到了河南老家光州（今潢川县城），与她的娘家人团聚。但外祖父是个军人，不得脱身，仍留在太原。外祖母回到家乡后，靠书信和外祖父保持联系。两年之后，外祖父断了音信，从此生死不明。外祖母也断了生活来源。外祖母就靠纺线织布来维持生活，抚养我的母亲和舅舅。这种孤儿寡母的生活非常艰难，但外祖母硬是撑了下来。

　　母亲经历的事情多，把什么都看得的很淡，为人沉静，性情平和，不争名夺利，不好出风头。解放初期，百废待兴，新中国正是用人之际，因为母亲识文断字，当时的区政府工作人员曾多次到我家来做母亲的思想工作，让母亲到新成立的区政府去工作，但母亲坚决不去。母亲遵循的还是封建思想中“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那一套，她所读的书，没有用来服务社会，只是在家辅导我们兄弟姐妹读书，我常常为母亲感到可惜，感到不值得。但母亲从没有后悔过。她觉得在农村种田，满眼青山绿水，花繁叶茂的，很美。而且靠双手劳动，日子过得踏实。我觉得是母亲过怕了曾经和外祖母靠纺线织布来度日子的生活，过怕了那种吃上顿愁下顿的没有保障的日子。对于一个农民而言，双脚能站在土地上，双手能收获自己播种的粮食，有一种温饱的生活，过一种太平的日子，就是幸福的生活。母亲的追求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母亲和父亲结婚之后，生活仍是艰难，但母亲已经习惯了，不觉其苦。母亲是解放脚（即最初包了小脚，但不久又放开，没再包），能下地干活，这多少能帮着父亲。逢着下雨天，不用外出干活了，母亲会和父亲一样捧着一本书津津有味地读着。有时候也练练字。父亲上过私塾，文章写得好，书法也不错，以行草见长。他们在读书写字之余，总是相互切磋，取长补短，相互促进。所以日子虽然清苦，但也乐在其中。

两年之后大姐出生，那时正是解放战争时期。大军南下，刘邓大军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军队展开了拉锯战，家里经常住着队伍，有时是国民党的军队，有时是共产党新四军队的军队。从军阀混战到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中国的经济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无论是国民党的军队还是共产党的军队，军需都很紧张，士兵们穿的衣服几乎都是一样的破旧。但只要有队伍进村，母亲和村民们能很快判断出来的哪一方军队。凡是一进村见到老百姓的鸡、猪就宰杀，见到老百姓的粮食就抢，闹的鸡飞狗跳的，准是国民党的军队。这时母亲就会跟着村里的长辈们一起躲到村后的深山老林里；凡是来后主动打扫卫生，挑水劈柴，一路说一路笑，客客气气地和乡亲们打招呼的，准是共产党的军队。母亲和村民就不用躲进深山老林里了。据母亲回忆，国民党的队伍往往只是路过，而共产党新四军的队伍有时会停留几天，部队休整。共产党的军队在村里停留期间会卸下门板做案板，烧火做饭。饭煮熟了，会给主人家一人盛一碗，和老百姓亲热得像一家人。 家里除了卧室之外，其它的屋子都住满了士兵。大姐还在襁褓中，有时夜里会哭，吵得战士们睡不着觉。这时他们会轻轻敲着房门问:“老乡，小孩怎么老是哭啊？是不是饿了？”关怀备至，令人感动。母亲说，她那时就知道共产党必胜，能夺得天下。

战争从来都是残酷的，也是惊险的。有一次，母亲与父亲正在锄地，新四军和国民党的军队发生了遭遇战，子弹带着哨音从父亲和母亲的耳旁飞过，一个解放军战士命令父亲和母亲就地卧倒才免遭误伤。对于一个普通农民而言，突然身处枪林弹雨中，惊慌恐惧自是难免的，所以母亲对此事记忆深刻。也常常对我们说，战争永远是灾难，无论是正义战争还是非正义的战争，咱老百姓都不欢迎！能生活在太平盛世是一件无比幸福的事，咱要珍惜天下太平的日子。

　母亲过日子非常俭省，新衣服总是舍不得穿。母亲穿衣服很讲究，总是非常合身，不大不小，不长不短，合体大方。母亲会裁衣服，如果衣服稍有不合身，她会将衣服拆了，重新裁剪，再一针一线地缝起来。母亲居家过日子总是穿旧衣服，但如果出门，比如上街，或走亲戚，母亲会换上新衣服，非常体面地出门。她出门一般会带上我。看看母亲干净整洁的俏般模样，再看看别人母亲的邋遢窝囊，我常常很自豪。只是母亲一辈子不爱上街，也不爱走亲戚。由于父亲是孤儿，我家的亲戚不多，母亲偶尔走的亲戚有父亲的舅舅家，那是对父亲有养育之恩的人；还有母亲的娘家。后来姐姐大了，出阁了，母亲也很少去她家。她一年走亲戚的次数很有限，就连我舅舅家，她往往也是几年才去一次。

母亲性格孤僻，不好与人交往，从不串门子，不惹是非。左邻右舍有啥红白喜事，母亲也不会去凑热闹。当然该送的礼还是会送的，但她不爱去别人家吃酒席，因为她觉得不自在。农村妇女，农闲时节总是三个一团，五个一堆，谈论东家长西家短的，但母亲从不参与，也不说别人家的闲话。拿她自己的话说:太忙了，自家的活都干不完，没有时间说别人家的闲话。

在农村实行联产责任制之前，母亲和其他的社员一样过着大集体的日子，每天要到生产队里干活。半晌午大家总会休息一会儿。女人们会挤在一堆儿打啊，闹啊，笑啊，尽情欢畅。但母亲会坐的远远的，拿出针线活做一会儿。也有小媳妇儿大姑娘知道母亲读了不少书，会缠着母亲给她们讲故事。这时母亲会边做针线活边给她们讲《红楼梦》，讲《聊斋》。往往她们正听得入迷时，哨声响起，又该干活了。第二天，她们会缠着母亲接着讲下去。这些小媳妇儿大姑娘对母亲非常敬重。母亲会画花，会剪花，会绣花，过去姑娘们出嫁，要做花鞋，要绣花门帘、花枕套。姑娘们会缠着母亲帮她们画花，剪花，教她们绣花。母亲爱花，总是不厌其烦地帮助她们。小媳妇儿要为小孩做花鞋，绣花兜肚，也要母亲帮她们剪裁，画花，也教她们绣花的技巧，帮她们绣个花心，绣个鸟腿什么的。她们看到母亲的绣活，总是赞不绝口。母亲凭着一双巧手赢得了大姑娘小媳妇儿们的爱戴。

但总的来说，母亲还是好静的。当下雨天不外出干活时，她会一整天忙东忙西的，一句话不说，就那么静静地干活。从不感到寂寞。有时我想，我的孤僻的性格，我的好静不好动，应该是母亲遗传的。母亲也常常说，她的五个孩子中就我最像她。

　但我有一点不像她，我不甘寂寞，关注周围人的生活，爱和别人比较，在乎别人对我的看法，做事患得患失。而母亲不，她活得通透，恬淡，自在。她从不和别人比较，从不谈论他人的是非，别人怎么说她的，她也不管。我总觉得母亲不属于农村，她不应该在农村生活一辈子的。她的性情，她的品格，她的精神，离农村人太远了！这应该是命运和她开了一个玩笑，让她这样一种脱俗境界的人当了一辈子的农民！如果不是当年遭逢乱世，如果外公的生意一直做下去，母亲应该不会嫁到农村，不会过着这种土里刨食的艰难的日子的。

　　但是，母亲对这种艰难困苦的农村生活并不感到厌倦，相反的，她好像乐在其中。记得我们小时候早上爱睡懒觉，母亲从不叫醒我们，她总是天刚亮就起床，一个人提着菜篮子，背着锄头到菜园子里去了，锄锄菜，除除草。回来时，不仅提着一篮子菜，还往往带回来一束带露的野花:金银花、野百合、映山红、野玫瑰、野菊花和野茶花等等，插在花瓶里养着。她常常边插花边自言自语:“外面青枝绿叶，野花盛开，空气又干净，看着都神清气爽，你们却在家里睡懒觉，真是可惜了！”然后她会对采回来的野花品评一番。母亲最爱采野百合花，一次就采一大捧。她会将百合花一一修剪，插瓶，并指着野百合花说:“看看这百合花，一大丛，朵朵盛开，带着朝露，洁白如玉，香气四溢，是其它的花所不能比的。”经母亲这么一点评，我们也觉得野百合花很美。但对母亲说的“洁白如玉”，我们却不能领会。那时我家很穷，母亲没有一件值钱的首饰，我们哪里见过玉？但母亲小时候是戴过首饰的，玉镯、玉项链、玉耳坠、玉戒指、玉簪等都戴过。后来日本军侵略中国，母亲随着大人们逃乱，这些首饰都遗失了。

　据母亲回忆说，她十二岁时随外祖母从山西太原回到河南，住在光州（今潢川县）城里，外祖母的娘家兄弟在光州做油纸伞，开着作坊，日子还算不错。但日本军侵入中国之后，首先遭灾的是城镇。上面有飞机轰炸，下面有日本兵拿着枪和刺刀，一路烧杀抢掠。大城市的人们携家带口到小城镇来避乱。刚开始，人们只是投亲靠友，后来随着日本军队入侵的深入，人们纷纷从大城市拥入小城镇。很快光州城的大小街道就住满了外地人。乱世，人们也顾不得体面与方便了，一家人有一间屋子住着已经很不错了。母亲后来回忆说，一条街，从东到西还没有走到头，你会听到全国各地的口音，有的好懂，有的难懂。五湖四海的人在光州城住着，这么多的人都是要吃要喝的。日本人占据了铁路，外面的物资运不进来，很快粮价暴涨，接着是食盐紧缺，人们的日子更加艰难了。
如果能在光州安定下来，维持着这种艰难的日子，也算是给人留条活路了。但是日本人狼子野心，他们是不想给中国人留活路的。日本军队从北往南，马不停蹄，攻城略地。国民党军队抵挡不住，如鸟兽散。1938年，日寇占领南京、徐州等地后，又大举向华中重镇武汉进攻。8月，进攻武汉的北路日寇沿大别山北麓向信阳各地大举进犯。1938年9月，日寇一路长驱直入，来到了固始，在固始的富金山上打响了入侵豫南的第一枪，信阳人民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但日寇来势汹汹，抵挡不住啊！眼看日寇就快到光州城了，再不逃跑就没命了。两个舅老爷各用两个箩筐，挑着行李铺盖，一点米面，一些衣物，带着自家老小，带着外祖母一家三口向南逃去，一路来到泼河镇。

　1938年9月17日。光州沦陷，日寇在光州城西门上欢呼胜利，而我的亲人们却流落到了泼河镇。母亲的四姨是泼河镇基督教堂的主持，两家人就来投奔我的四姨姥姥了。四姨姥姥的小教堂已经收留了很多乱民，里里外外都是人。四姨姥姥腾出了两间屋子。两个舅老爷一家和外祖母一家各占一间，两家人前脚刚到泼河，还没有安定下来，就有传言说日本兵快到泼河了，日寇从飞机上扔下炸弹，炸毁了泼河大桥。洪水汹涌地向东而去，沿途淹没了无数的村庄和良田。人畜的尸体、家俱、庄稼在翻滚的浪涛中沉浮，河水污浊不堪。

日本兵有没有到过泼河镇，我无从考证。但母亲说日本人怕死，每到一个地方之前，必先用飞机扔炸弹轰炸。只要日本人在哪里扔下炸弹了，日本的步兵很快就要来了。所以泼河大桥被炸后，两个舅老爷马上又挑起了行李，带着两家人和其他的乱民一起向晏河街逃去。

1938年，母亲十二岁，这一年是母亲的灾难年。这一年的夏天，外祖母抱着我的舅舅，挽着我的母亲，从2000多里外的太原回到光州，与亲人团聚。1938年10月，寒风骤起，大雪纷飞，外祖母带着一双儿女，跟着娘家兄弟一起向晏河街逃去。他们和其他的乱民一样，携家带口，顶风冒雪，一路向西南逃去。那时的路面还是土路，晴天人畜走过，腾起一路灰尘；雨雪天，路上泥泞不堪。孩子们体弱走不动，舅老娘和外祖母都是缠过的小脚，哪能走远路？舅老爷设法买了一辆手推车，走不动的人轮流在车上坐着，其他的人边走边推车，一步一挪，其艰难困苦情状可以想见。

舅老爷和外祖母他们还没到晏河街呢，就听说日本兵已经到晏河了，晏河街上的人都纷纷向乡下逃跑。也有恋家不愿逃乱的。有一个老婆婆，七十多岁了，家里凡是跑得动的都逃乱去了，她跑不动，也不愿逃跑，就坚定地守着自家的空房子。一天，她正在晏河街河滩上晒床单，被日本轰炸机发现了目标，投下了一颗炸弹，老婆婆被炸得血肉横飞，尸骨不全。这就是胆敢留下来的人的下场。我每次到晏河河滩上漫步，就会情不自禁地想:我的脚下有没有老婆婆的一片趾甲？一截白骨？一想到这些我就浑身寒毛直立。惨无人道的日本侵略者，你们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你们罪不可恕！

　我对日本侵略者的诅咒发生在母亲逃乱的80年之后，在80年前，1938年10月，两个舅老爷和外祖母带着两家人满怀期望地向晏河街逃去。可是半路上就听说日本兵已经到了晏河，炸死了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婆婆。看来晏河街是不能存身了，舅老爷们和外祖母一商量，就抄小路回到了晏河的乡下田浦湾。田浦湾是舅老爷的故乡，当年太老爷带着两个儿子到光州去谋生，在那里站住了脚，发了家后就没有再回来。但故乡的老房子是在的，舅老爷们找人帮忙修整一下，他一大家子人免强能住下去。外祖母把她自己的棉袄、母亲的棉袄和舅舅的棉袄都脱下来，将棉袄里子的缝线都拆开，把藏在棉袄里面的银洋都取出来，一共还剩二十多块银洋，合计二十多两，这就是外祖母娘仨的全部家当了。外祖母拿出二十两银子，让舅老爷帮她在田浦湾买了三间屋子和一块地，剩下的几块银洋留作生活费。从此，母亲就开始了耕作生活，老老实实地做了一辈子的农民。那一年母亲只有十二岁。

　1938年10月24日，日寇撤出信阳，向麻城入侵。舅老爷一家都是以做油纸伞为生的手艺人，不想丢了手艺，在日本人走了之后，他们一家回到了光州干起了老本行。但外祖母累了，不想走了，就带着母亲和襁褓中的舅舅在田浦湾住了下来，这一住就是一辈子。外祖母后来再没有离开农村，成了名符其实的农民。外祖母和我的母亲靠纺线织布艰难度日，养育我的舅舅。母亲十七岁时和我父亲结婚了，从此就由外祖母单独养育我的舅舅了。直到把我舅舅抚养成人。外祖母非常疼惜自己的一双儿女，一直称我母亲为“姐姐”，从不直呼其名。一辈子爱财惜物，节用惜福。临去世前，她拿出几件浆洗得干干净净的衣服交给我母亲，说“姐姐，这几件衣服还有五成新，我死后别葬在土里糟蹋了，你留着穿吧。”母亲接过衣服，泪如泉涌。后来母亲常常回忆起这件事，总是一边说，一边流泪，一边叹息。按照我们这里的习俗，一个人去世时，凡他生前穿过的衣服要么塞进棺材里，带到地下；要么烧掉。有的人还有银洋、首饰之类的陪葬物品，以备亡人在阴间享用。但外祖母不相信这些，她认为人死如泥，把衣物烧掉或是放在土里烂掉是糟蹋财物的行为。外祖母毕竟不是一般的农妇，她活得通透，开明豁达。这些都影响到了我母亲。我们这里是山村。由于贫穷落后，由于认知的欠缺，也由于无力对抗命运，所以这里的人都非常迷信鬼神。但我母亲不是一个愚昧的迷信鬼神的人，她对于农村大办丧事一直持反对态度。她经常说:“儿女的孝心不在老人死后花多少钱，把丧事办的多么风光。老人活着的时候，好好赡养老人，不让他们缺衣少食，言语恭敬，尽心尽力就可以了。”

　这是母亲88岁时的照片，那是2013年，当时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到晏河乡帅洼村视察新农村工作，走家串户看望老百姓，随从记者给母亲拍了照片，顺手给了母亲一张。
母亲为人自律，凡事多为别人着想，一辈子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包括自己的子女。母亲一辈子身体羸弱，经常生病。在她十二岁那年因为逃乱而得了头痛病，落下了根，动不动就头痛得抬不起来。有时会吃饭吐饭，喝水吐水，一连几天，卧床不起。由于母亲身子太弱，我们兄弟姐妹不想让母亲太辛苦，都学会了洗衣做饭。逢年过节，家里来客人了，大多是父亲和大哥做饭，这在农村很少见。农村的男人是劳动力，哪里会干洗衣煮饭这类活呢？但平时的一日三餐还是母亲做的，当我放寒暑假时也主要是帮助母亲做饭。
在我离家求学的日子里，我对母亲的身体格外担心。那时父亲是初中校长，住在学校；大姐出阁了，她婆家离我家远；大哥有时会外出打工，家里还有两个不懂事的弟弟。所以我很为母亲的身体忧心。记得我上高中时，学校离家三十多里，我就住在学校里了。但如果我哪天夜里梦见母亲病了，第二天就向老师请假回家。而每次回家一看，母亲果真病了。我那时就相信亲人之间是有感应的，这与迷信无关。
在我大学刚毕业的那年冬天，父亲因患结肠癌去世。那一年母亲六十一岁，我和两个弟弟都没有成家。我看到母亲躺在床上流泪就心如刀绞。等到我孩子出生后，我就把母亲接到我家帮我看孩子。母亲在我家这一住就是十年。后来母亲得了高血压，身上浮肿，她怕死在我家给我添麻烦，就坚决要求回家。我扭不过母亲，就把她送回乡下老家。从此由哥哥和弟弟轮流供养母亲。我每隔一段时间去就看望她，给她送去一些生活必需品。
那时母亲已经七十多岁了，我看着她浑身浮肿，总觉得她会不久于人世。但事情出乎我的意料，母亲回到乡下之后，经常去地里干活，锄地，种菜，摘茶叶，砍柴；在家煮饭，洗衣服，喂猪，没有一刻得闲。幸运的是母亲渐渐瘦了下来，血压也降了下来，身上消肿了。母亲的身体又渐渐恢复了健康。她耳不聋，眼不瞎，走路有劲。除头痛之外，没啥大病。有一次母亲感到身体不适，我和大姐带她到医院做了一次全身体检，从脑电图、心电图、血压血脂什么的，全都查了个遍，最后医生说了一句:没病，年纪大了就是这样的。从那以后，母亲再也不愿去医院看病了。她说自己能吃饭能睡觉，没病，不乱花钱了。但是随着岁月的推移，眼见的母亲日渐衰老，腿上没劲，走路时挪着碎步，摇摇欲坠。每次去看望母亲，我都反复提醒她走路别急，千万别摔倒了。我担心她一摔下去就起不来了。但母亲很少摔跤，她一直稳健地活着。每每想到这一点，我都非常感谢母亲，她一天也没有拖累我们。直到去年腊月去世，享年92岁。母亲在去世的前一天，还在做饭，洗衣服，扫地。去世时，她还穿着白色的衬衣，衬衣的领子和袖口干干净净，洁白如新！母亲到死都是非常讲究的，一点也不邋遢。

　　母亲一生历尽磨难，但她性情平和，恬退隐忍，克己为人，安分守己，遇事不急不躁，藐视困难，一切事儿在她眼里都不是事儿。对儿女要求不高，不求名不求利，只求一家团团圆圆。生活俭省，从不大手大脚地花钱。但她不看重钱财，凡事都为别人着想，从不为自己打算。哪怕她身上只有十块钱，如果看到我们生活为难，她立马掏出来塞给我们。她对左邻右舍也是能帮就帮。她从不给湾邻添麻烦，也不给子女添麻烦。她去世时，户族里方圆二十里的人家，无论过去和我家有没有往来，家家来人祭奠；前村后村，所有的湾邻都来磕头致哀。这在我们村里是从来没有的事儿。有时，我想起来就感到惶惑，母亲就是一介村妇，我们兄弟姐妹也都是平常之人，没有一官半职，没有大富大贵，这么多人来祭奠母亲，绝对不是看在我们的面子上，那是母亲的人格魅力啊！母亲虽然是一介村妇，但却不是一个无知无识的村妇，她活得明白，豁达。

母亲品行纯正善良，修养好，为人聪慧，不从俗沉浮，人格独立，她在骨子里是高贵的！她永远是我的学习榜样！

注：母亲于2017年腊月14日去世。

简评——母亲，一个多么崇高，多么伟大的称谓!每个人都有母亲。每个人都爱自已的母亲。读了作者饱含深情的《我的母亲》，一个开明豁达，贤良智慧，任劳任怨的伟大母亲形象跃然纸上。这是千千万万个伟大母亲的缩影。母亲一生历经磨难，经历坎坷，子女众多，生活压力山大。而这些都没有难住坚强的母亲，默默付出，坦然面对困难，在自己并不宽裕的情况下还时常接济乡邻。这些优秀的品行赢得了四邻八村的乡民们的爱戴。

此文主人公虽然是一位平凡的母亲，但从洋洋洒洒的篇幅中可以看出，作者为了写好此文，搜集了大量的素材，且非常细致认真。例如，文中写到日本鬼子是1938年从固始富金山打响了入侵豫南的第一枪!如此详实的资料，足以看出作者的认真态度。同时也说明了作者与母亲间的母女情深。

愿平凡而伟大的母亲天堂安息!

陈世祥

2018年6月16日

陈世祥简介——陈世祥，河南省光山县人。河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楹联学会会员。中国农民书画研究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书法注册中级教师。信阳市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