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马兰一起远去的芳华 作者：陈爱贞

张卫杰

　　作为第一代马兰人，追忆起在那戈壁大漠工作28载，而又激情燃烧的岁月，迟暮之年怀着那种无比的荣耀和珍视军人情结，回忆起马兰许多有趣的故事，无比兴奋和感慨，因为那是那个年代所有快乐的源泉。那里的一草一木都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里，那种对马兰基地的无限眷恋都难以忘怀，那些让人魂牵梦绕的一山一水，总是挥之不去的萦绕在脑海里。耄耋之年，岁月不饶人啊，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每每追忆起在马兰、红山的军旅岁月，想起那些老战友、老同事、老领导、老邻居、老朋友……你们都还好吗？ 右边这幅字是爱人老孙写的引用唐代大诗人的警世名言、国训与家风，以示彰显那个年代的“两弹一星”精神，以示自勉。

　　1962年的初春，我奉命从北京总参第三门诊部妇产科调到新疆马兰0673部队,放弃了我原理想的工作和单位，离开了繁华热闹的大都市-首都北京。为了工作我把刚满五个月的老二燕子送到江西赣州她外婆家。怀着难以割舍的心情，带着简单的行李，领着三岁的老大小力，踏上了西去的列车，望着窗外茫茫的戈壁滩，心情仿佛荒野寂寥。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颠簸了三天三夜，火车终于到达吐鲁番——大河沿兵站。到达的第二天，又乘上了开往马兰的大卡车。沿途没有景点欣赏，只有弯延的天山耸立，在茫茫的大戈壁和尘土飞扬的搓板路上颠簸了整整一天，身心颇感疲惫。傍晚终于来到了我们的新家，结束了我和爱人老孙的长期分居，从此开始了新的生活。到了马兰我才发现，其实比我想象中要好多了，至少有水、有电、有床、有分男女的旱厕。听说老孙他们刚进疆时，人住的是干打垒和地窨子，喝的苦咸水，经常还是狂风肆虐，飞沙走石，想想比老孙他们刚进疆住地窖时要强多了。那时生活单调，人员不多。尤其是女军人更少。有一天我去开水房打开水，路遇两位当时不相识的同志，其中一位问；你是谁家的？没等我回话另一位答：她是孙大尉家的。后来才知道，这两位同志分别是赵景烈和励进同志。

　　上班后，孩子没人带，也没有小伙伴儿，更没有幼儿园。她经常坐在家门口的建筑材料木堆上，大声歌唱：“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她充满童真的歌声，时常给单调的营区生活带来了新鲜活力，有的叔叔上着班也出来逗逗这个会唱歌、更爱唱歌的小姑娘。记得有一次带她去了地窖式的猪圈，四只猪的打闹，把她高兴的跳来跳去说：“北京动物园没有猪啊”。一间狭小黑暗的军人服务社，卖着简单的生活用品。孩子记忆当中的北京动物园、人民大会堂、百货大楼慢慢被戈壁滩上的猪圈和正在建设的马兰礼堂、军人服务社所替代了。

　　当时顾不得离开大城市的惆怅，我立即投入了工作。门诊部当时一共三间不大的小土坯房和简陋的医疗设施也不分科室。工作一年以后，我们搬到了新盖的门诊部。隶属于基地后勤部。家也搬进了单元楼，有了正规的食堂，伙食还不错。包子大到一个饭盒装一个。

门诊部开始了有了值班制度。记得那是一个冬天的夜里，我去值班，老孙下连队，孩子没人看。我只得带着不满周岁还不会走路的老三多多去上班。夜里出诊时，我将她安顿在布置非常严密的床上，床边四周都用椅子挡着，等我出诊返回时，由于夜深人静，在很远的地方就听到了孩子的哭喊声，当我跑进房间，眼前的情景让我心里一阵发酸，孩子身上只剩下一块尿布，手扶着桌子的一角。脸上和身上到处都是鼻涕和泪水。一时间那种强烈的母爱顿时涌上心头，我一把抱起她，在也拟制不住泪水流淌。心里在想孩子啊天寒地冻的，又不会走路，你是怎么下床的呀？周围的椅子毫无动弹，身上又无任何受伤痕迹，此事发生已经49载了，我至今还是不得其解。

　　1970年，老孙调司令部直政处。我也随着上了红山，分配在红山门诊部妇产科，从此我“归队”了，我又重新干起了我的老本行，不枉我在学校学习了三年的助产专业，开始了我从事多年热爱的妇产科工作生涯。随后又有了好搭档张淑梅医生，她也是我的好姐妹和好战友，我们工作中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她干起工作忘我的精神，俨然就是一位山东女汉子，对每一个病人无为而治的关怀和细心，至今还浮现在眼前。还有那几位来到妇产科的战士，如吴建英，赵春红，徐苏萍，崔红卫等，他们工作积极，上进心很强，努力提高业务，在科里起了重要的作用。因为有了大家共同的努力配合，把妇产科搞的团结友爱而温馨至细的集体，一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既整洁又敞亮舒适的科室、病房和无菌的手术室，还拥有了一张那个年代认为的最高级万能的产床。

由于组织上的关怀培养和自己的努力，我几次外地进修，提高业务能力，扩大门诊业务范围。目的是为患者服务，逐步的开展了包括绝育手术和正常分娩在内的各种计划生育手术。红山地区包括21所的妇女们可以就近治疗，解决了从红山到马兰40公里路程的交通不便，深受患者的信任和好评。那个时候不管节假日还是夜里休息时。经常有电话传呼“陈医生来产妇了！”，我们总是随叫随到，雷厉风行，以最块的时间为患者做好服务。孩子们说“家里的电话是妈妈的专属”，从司令部到红山门诊部，约一公里的山丘路程。中途要经过一条不大不小的河流，当时没有桥，只能踩着河里的石头跳着走，下雨涨水时还要脱掉鞋子，摸着石头过河，还要经过一个小山坡才能到达门诊部。有一次途经生产班。老远就看见四条大狗狂叫着向我狂奔过来，看见周边无人，我只能声嘶力竭的大喊：“救命啊！”这时赶来了几个战士解救了我，才没有发生意外。这是我生活中，最受惊吓的一次，从那以后老孙给我做了一条钢鞭，每次独自行走时，拿着钢鞭，壮着胆子去上班。在那段日子里，我们还担负起了红山哨所及周边缺医少药的少数民族妇女的分娩难产等急救处置。能行车的路，由王玉雄老司机开车前行。遇到崎岖的山路，不能开车，马就成了唯一的交通工具，从来不敢又不会骑马的我，壮着胆子也要上，当一跨上马背，牵着缰绳，走起来就不怕了，走的山路很窄，只有两尺，一边是山一边是悬崖，遇见山高徒坡时身子紧紧的贴着马背，生怕马失前蹄，摔到山崖下。就这样艰难的走了两个多小时的山路，才到达了目的地。

当我们就要到达时，老远看到了牧民们点着火把，急切地等待着我们的到来。还用他们少数民族的习俗，很恭敬的弯着45度的身子，双手掀开帐篷的帘子让我们进去，又马上在毛主席像前鞠躬。意思是感谢毛主席、“金珠玛米”是他派来的救星，感谢解放军医生。我们哪顾得上喝他们献上的奶茶，立即展开救治工作。

记得有一次我们救助的是一位胎盘滞留的出血产妇。处置完后天色已晚，只得留宿和用餐，我们汉族人不习惯吃羊骨头汤，也没有别的吃的，只能忍着饥饿睡在他们指定的“好位置”，毛主席像下的地铺是留给最尊贵的客人的。夜晚蒙古包里的虱子“欺负”生人，咬得人无法入眠。第二天天亮我们带着满身的包，回到家里，还没来得及抖掉身上的虱子，另一个牧区又传来了消息，有难产需要我们出诊。我二话不说同牧民带来了四匹马，哨兵、医生、护士、牧民各骑一匹，以最快速度赶到蒙古包外，帐篷内是一位双胎伴胎位不正的产妇，在当时现有的条件下，没有办法严格的消毒，我们只能按照程序处置好病人。

每当我们成功地抢救一位病人，看见他们转危为安，心中都有莫大的成就感和心慰，再苦再累也都值了。总之在包尔图牧区见到的，是贫困荒芜和严重的缺医少药。我们为牧民服务，感到无比的高尚。我们曾经多次抢救过很多类型的病人，如产后子宫外翻，胎盘滞留和胎位不正以及正常分娩。真正体会到牧民生活艰辛和顽强的生命力。这段历程是我一生中最大的亮点。是最值得回忆的一段经历。

在红山，我住在司令部家属楼五号楼。楼后面就是蛤蟆山。我们那一层共住了五家人。厕所和厨房都是共用。谁家有事儿都瞒不过大家，就连谁家改善伙食，飘散的香味都会香气满楼。一次下班回家的路上，在河边捡到一片新鲜的大白菜叶子，回家洗干净做汤，放点香油。那个香啊，满楼道都是。大家住在一起边做家务边聊天，其乐融融，现在想起来还是满幸福的。

　1978年我又随老孙调到后勤，回到马兰门诊。直到1988年退休。

1993年5月28日这一天，是我最不愿意提起的日子，作为“核二代”的孩子，我的老二燕子原在21所（核物理研究所）鈷源化验室工作，因患白血病医治无效永远的离开了我们。马兰的中专毕业她就穿军装了，1981年先在546化验科，后来调到21所上班。年年的模范党员，她工作的那个房间是个大铁门，厚厚的，每当别的战士要进去时候她总是说：“我有儿子了，让我去吧！”从事的工作是极其危险的放射性物质，也许是这个原因吧，她没能回到我们的身边，为了工作，她从几个月大时就离开我去了外婆家，现在正值邵华的她却早早地离开了我们，白发人送黑发人，多少年了，我们家人和千千万万的为了国家的核盾，为了祖国的强大，献了青春献子孙这是我们这一代的写照，也成了我心中永远的痛！

　　我和老伴，离退休后，入住了武汉干休所。老孙继续发挥余热，在所里担任党委委员、管委会主任等，18年里为老同志和所里做了大量的工作,后来由于青光眼影响视力才卸任。在任期间，曾多次被评为先进老干部，并出席总装部党代会，由于大家的努力，干休所被评为全军先进干休所，多次被总装部评为先进干休所，我也不断的学习，人老心不老，不仅学会了智能手机QQ微信，还学会了制作PPT，学会了光影魔术手修改图片。至今我们已在一起共同度过了美满的婚姻生活62载之余，每当回忆起我们这一生的军旅生涯，感触颇多，激昂慷慨。

谨以此文纪念我在核试验禁区的艰难并充实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