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上梁中学（三）

梧桐

　　（接上文）

1970年隆德办的一批戴帽中学，普遍规模很小，都是一个校长管到底。上梁中学在1971年年中，公社曾发文成立过一个“上梁中学贫下中农管理学校领导小组”，李钧同志（公社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任组长，李克哲、陈西征为副组长，成员有郑玉吉、徐耀武、王海兰、刘万吉等人。好像也没管过什么事。只是在学校开过1--2次教工会，讲讲什么：贫下中农大老粗就是要管理学校；只许你们规规矩矩，不许你们乱说乱动之类的报章性语言。以后便没有下文了。1973年初，马锡凡同志接替陈西征同志任校长，正是学校大搞基建的时候，上梁中学能从零起步，由小到大，快速发展到鼎盛，马老师出了大力，功不可没。1977年，裴克义同志调任校长时，正是落实、贯彻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时候。一切开始拨乱反正。我突然间红了起来，被任命为上梁中学教导主任。新官上任，总的干点什么吧，竞异想天开地要在上梁中学开设英语课。听说大里队有个“文革”中从银川迁赶来的个什么什么分子，叫谢经文，原银川市工业局留用老技术人员，住在生产队废弃的一座砖窑中，他会英语。就把他拉了来，试了试，还可以。于是，在上梁这个深山里，传出了读英语的声音。好景不长，一学期后，这位老兄回银川落实政策去了，没人代英语了，更主要的是我头脑清醒了些，感到太难了，根本是不可能的事，赶快退出。英语在上梁是昙花一现。只留了个笑柄在上梁。到1979年秋，调来张文廉同志接任校长，这个时期学校开始逐步走向正规，发展较平顺。同时，公社文教专干李克哲调出，神林人王浩学老师接任。1980年秋，我调离了上梁。

　　上梁中学尽管发展很快，初步形成了规模，但困难仍然很多。比如吃水问题，冬天取暖问题等。上梁后沟那眼小泉，供上梁几十户社员人畜用水本就很紧张，一下子增加一所中学，小二百号人，根本不够，经常枯竭。在学校东北方向新化境内，有很大的一眼泉，出水量充沛，且一条盘山大道直达，只是路远，大概2、5公里。1973年，文教局给配置了一台2、5马力双轮手扶拖拉机，并带有拖斗。学校又从供销社买了一只旧油桶，稍微改装了一下，便是个水箱了。解决了学校师生生活用水问题。拉水事由炊事员负责。二是冬天师生取暖煤炭问题。原先小学时人少，都是雇牲口去县城驮运。一个牲口一次只能驮大几十斤，一趟一整天，还得两头摸黑。小200人的取暖煤，靠驮根本不是办法。从上梁进城，有条盘山简易公路，从上梁向东到具马岔梁，接隆德--庄浪公路。进城全程有30多公里，其中盘山简易土路大概有20公里，是前些年社员为改变山区面貌，战天斗地，自己动手，劈山开路修的一条盘山简易大道，宽不过3米，没有路基加固，路面全是年久分化的碎片石，滑坡很严重，一边靠山，另一边是100---200米深的、近乎80度的陡坡，山大沟深，路面很窄，湾又急，根本不符合通车标准，谁敢走？一直废弃没用。这次公社也是逼得没办法了，只能大胆利用这条路闯一闯了。决定雇用15马力轮式拖拉机去甘肃安口煤矿买煤。校长打发我去。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么重的担子会落到我头上，我人生地不熟，又没干过这种事。可又不好说。校长托人给我写了个条子，让我去神林公社去找个某某，他会帮我找车、雇司机的。他们甚至连价格都谈好了，我一点劲也不费，就把事办好了。我根据他们建议，只买了几个油饼子揹上，这是我们路上的干粮。到了安口，天快黑了。买煤排队的车很多，我们就坐在驾驶室里把队排上。一切都很顺利。我都不记得是谁交的款了。往回返的时候，当拖拉机翻过六盘山，通过隆德县城，上到具马岔梁时，司机停下来检查了一下车，就把车开上了去上梁的盘山土路。这是有史以来在这条路上头一次通载重车。一路上司机表情庄重严肃，车子开得很慢，只听见马达轰鸣声在山谷中回荡。进入新化境内，路宽了好多，我一颗提着的心才祘放下。我这时突然兴奋了起来，驾驶员好像就是我，是我驾车沖破了崇山峻岭，唤醒了沉睡的深山。总祘到了，我得意洋洋地望着前来围观的群众和学生。好像我是凯旋而归的英雄。自此，这条路开始了经常通车，上梁公社才买了台轮式拖拉机。

　　1971年秋天，文教局为解决上梁山大沟深、交通不便的问题，给我们派配置了一辆自行车。也是我去办的。在县城百货公司提货。我挑了一辆加重飞鸽，在馆子改善了一下伙食就返回了。沿着隆----庄公路，到具马岔梁上了简易公路。一路上，上坡推着，下坡骑着。这是我一个人骑自行车第一次走这条路，这辆自行车也是上梁的第一辆公用自行车。深山中孤身一人，还有点紧张、害怕。在快到校门口时，有一段下坡路，车子越来越快，我有点控制不住了，一下子沖到了崖边，下边是近2米高的断崖。我猛地往里一拐，还好，上了门口小路，算是躲过了一劫。其实，自行车在上梁一点用都没有。

　　1972年，文教局还给各中学配备了一批化学实验试剂和一些简单的实验器材，酒精灯、试管、试管架、烧杯、量杯之类。为此，还专门办了一期全县各中学化学老师培训班，隆德中学的何昌年老师主持，我参加了那期培训班。有了这些东西，化学课就可以作些简单的演示实验，学生实验条件还不具备。

1975年前后，文教局拨过几次有限的购置费。主要是解决文体用品。上梁中学先后购置了部分体育用品，有篮球、排球、排球网，羽毛球网、架，木马、体操垫子，跳绳、拔河绳，还有象棋、跳棋、康乐棋等。还作了一副比较标准的乒乓球案。是我亲自调色、油漆的，油了一遍又一遍，为啥？我要跟余老师学打乒乓球。文艺用品有锣、鼓 、扁鼓、钹钗，二胡、秦胡、三弦、小提琴、手风琴、脚踏风琴等，还有一架扬琴。还买过些零碎小东西 。十年中，只是没有拨过图书购置费，没买过一本图书，上梁中学百十本藏书，都还是原来上梁小学的。

1976年，文教局又给学校配置了一套别人淘汰下来的电容发电装置，用手扶拖拉机带着发电。我代物理课，就领着学生边讲、边学、边干，让学生自己动手，设计并安装线路。左一遍，右一遍，生怕出事。半个月才祘弄好，还真亮了，校园里一片刺眼的亮光。上梁各机关、社员群众都来看稀罕，整个上梁山头都沸腾了。这是上梁公社历史上最早的照明电，连公社、卫生院都没有。上梁从此结束了無电的历史。学校规定：每天晚上7--9点发电两小时，停电后大家仍然点煤油灯。 有了电以后，文教局又给我们配置了一台宁夏产的20寸的六盘山牌晶体管黑白电视机，领导让我去取。我不知道该怎么拿回来，问别人说，雇个驴，领几个学生，能驮就驮，不能驮就让学生抬上 。拿回来后，天就快黑了，可谁也顾不得休息，大家都急于想开开眼，看看电视到底是个啥东西。我就开始安装，让学生拿根长杆子，高高举着天线，满院子到处找一个理想的接收点，总是不理想。过后，又找了几次，也不行。是电视机的质量问题，还是地形关系？一直也没搞清楚。电视机就成废物了。

　　经过几年的努力，学生上学方便了，学校条件也能凑合了，但山区孩子上学还是有不少困难。一是穷，没有钱。 每学期5毛钱的学费 ，加书本费，两块来钱，一些学生也交不起 。还得买起码的学习用品吧，书包、作业本、钢笔之类。再说娃们上学了，总的给收拾一下吧，女孩总的给买块新头巾吧。山里女孩的头巾很重要，一年四季离不开，挡风遮雨、保护头发、冬天保暖、夏天遮阳、还能防尘土。这都得钱啊。后来，国家给中学生发了3-5块钱的助学金，可解决了大问题，有的学生甚至还省下来补贴家用。二是山高路远，且都是崎岖山路。离校5公里以上的学生，差不多有一半，他们跋山涉水要走一 个小时以上。还有外公社十来个学生都在10公里左右，需要住校。学校做了几副床板，用木桩支起来，上面铺些麦草。娃们的铺盖极其简陋，冬天房子里冷得像冰窖一样；吃的干粮要从家里揹，多是各种杂粮馍和土豆；学校没条件开学生灶，也是爱莫能助，只能给他们烧点开水。真不知他们是怎么熬过来的。山里的冬天，对于上学的孩子来说，一者天寒地冻、衣服破旧不保暖；二者，更艰难的是，大山里的白天太短了，要两头摸黑。上学、放学路上，基本都是在黑暗中奔波，不仅要跋山涉水，还要披星戴月，时不时还要顶风冒雪，好在他们路熟，也倒罢了。学校取暖问题，烧煤国家都解决了取暖费，为节省开销，头几年，炉子都是自己泥的土炉子， 低年级的娃不会，要老师帮着泥。每到这时节，班主任老师，特别是低年级的班主任老师很辛苦。要在值日的学生来之前，先把自己办公室的炉子的火生旺，值日生一来就可以取火种去教室生火了。值日生有半夜往来跑的，生怕误了事挨同学的骂。教室比自己家里暖和，有火烤。在山区来说，这是有钱人家的象征，是一种享受。同学们来了，围着炉子，烤着洋芋，说说笑笑，打打闹闹，高高兴兴地准备迎接新一天的开始。三是，由于地域条件的限制，历史条件局限，上梁人很少能走出那个封闭的小天地。他们的子女同他们的前辈一样，几辈人生于此，长于此，从小在深山里长大，很少有机会接触到外部新事物，形成了一种对新事物不知道、不理解、甚至不接受的抵触意识，故对于中学课程和教学的理解、接受有一种迟钝。一个很简单的公式，背几天也记不住。我感到教学很吃力，常产生急躁情绪。有时甚至会骂学生笨。可望着他们那种对知识的期盼眼神，又不知该咋办了。教师，不就是教书育人嘛。教书简单，育人可就不简单了。有个词叫“开化”，正面理解不就是通过教育帮他们走出无知、愚昧吗？这是大事业、大工程，非下苦功不可。不要急，慢慢来，功到自然成。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1978年恢复高考，上梁中学一鸣惊人。共20几名考生，李来余考入陕西师范大学物理系，赵忠孝考入宁夏师范学院数学系，杨彩红考入中文系，柳双河考入中专，还有曹淑珍、李堆仓等。还是谁记不清了，好像一共考出去了7名。全县才考上了几名？有谁能想到，深山里真的飞出了金凤凰。隆德全县都震惊了。有我的同学、熟人见了面，总免不了要问我：你们能呀。怎么考了那么多？其实也不是我们日能，而是得益于上梁山高皇帝远，上级主管部门很少过问。怎回事？那时候的教材沒个准头，又要突出政治，又要表现工农，又要反资防修，用“工业基础知识”代替物理、化学。凡用外国人名字命名的公式、定律几乎都不会出现，课本中该有的沒有，不该有的却废话连篇，充斥其间。这不忱误学生吗？老师们内心很反感，又不敢抵制。我们上梁几个外地老师胆子够大，不约而同地、选择性地使用教材，把一些我们认为应该让中学生知道的，什么欧姆定律、牛顿三定律、比热等就介绍给学生，应该让学生掌握的，就作为重点讲。基本不受教材约束。这不，赶巧遇上了高考，收到了意外效果。

上梁中学一下扬名在外了。其实，扬名在外的还有文艺和体育。别看西海固地区穷，群众生活十分困难，吃肚子都要靠政府救济，但这里的老百姓，面对再大的困难，都有一种坚韌不拔的精神，乐观、大度、想得开。不论什么时候，对文艺表演和体育运动都有一种似乎是与生俱有的特殊喜好。几乎每个公社都有一个文艺宣传队，条件好的办得大的还叫剧团，有戏箱子，置有道具、戏服。过年时节，都要走乡串户，唱上十天半个月的。这几年，隆德的马社火表演和元宵节花灯，都上了中央电视台。群众文化基础很好，男女老幼，都能吼几句秦腔，唱两句眉户，隆德县还被评为国家级先进文化县。体育方面，几乎每个小队（村）都有一副简易的木制兰球架，栽在生产队的打麦场里，多为半个球场。工余饭后，队里的小伙子们就会在这里鏖战一场。常有男男女女、老人小孩围成圈圈鼓劲助威，喊叫声、笑声响成一片，场内场外浑然一体，气氛十分热闹。我常纳闷，肚子都吃不饱，哪来的那么大的精神。

　　各地的学校就是当地开展文体活动和文体人才汇聚中心。就拿上梁中学来说，首任校长陈西佂就是个秦腔迷，尤好武乐伴奏。自己有个扁鼓，走那、帶那、敲到那。每天放学后，一个人端坐房中，正襟危坐，神情凝重，便敲了起来。敲到得意处，摇头晃脑，忘乎所以，一切美妙尽在其中，好不愜意。又能导演、又会化妆，还能指挥文、武乐队，哪个队排戏都少不了他。后任校长裴克义，更是个秦腔行家里手，传其头胡、二胡演奏水平盖了隆德县，且长于导演、说戏、化妆，深谙秦腔精髓，后来调县剧团当团长去了。还有数学老师李映楠，是个少有的手风琴演奏家，还善于现代人物化妆。女老师王海兰，加上后调来的陈翠梅老师，都年轻靓丽、能歌善舞，喜欢文艺。除平时代音乐课外，还组织了校文艺宣传队，课余时间教唱各种难度较大的好听的新歌曲，排练各种舞蹈和现代样板戏，学校文艺活动开展得非常活跃。每逢节日，或碰到重要的要突出政治的事件，基本都有演出。公社经常组织，学校自己也组织，有时甚至班里也有组织。有一年，庆祝什么节日来着，晚上，在公社广场舞台上，演出“智取威虎山”，陈老师硬是把中学的所有男老师统统赶上台，临时充当八大金刚，真没把人笑死。文艺宣传队平时还要结合形势，下到生产队为社员宣传演出，受到社员的广泛好评。特别是那些自编自导的反映上梁当地群众生活的节目，群众更是欢迎。宣传队的女娃们，个个春风得意，劲头十足，走路都不一样了，衣着好像也鲜亮了。李家沟的李萍花、李国珍学跳舞入谜，放学出去拔草，见四下里无人，便在草地上练了起来。 功夫不负有心人，有一年全县举办中学生文艺调演，上梁中学的舞蹈竟被预选选中，要在县城“隆德剧院”的舞台上一展身姿。娃们连想都不敢想，平时能在这里看别人演出都很不容易。兴奋、紧张、害怕，个个臉儿紧绷，满脸严肃、表情就呆板了，结果没有进入前三名。可是，却惊倒了城里的观众。 啊，上梁的娃娃也能跳舞，真不简单。

　　上梁中学的男子篮球队也很是有名，给我的印象很深。至今，我还能记得他们的名字和运动场上的身姿。主力队员马刚刚、王仁需、李国凡、张英鹏等，尤其那个马刚刚，身体素质好，个人技术全面，带球过人、跨步上篮、如入无人之地 ；争篮板球，弹跳力特好，且总能把握最佳的起跳时间，有超强的制空权。他和王仁需打配合 ，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很少失手。队员里还有几名老师，李鸿儒老师、王文举老师、李克哲老师、马俊才老师等，也都是主力。球队教练前期是鄭玉吉老师兼；后期是王文举老师 ，是专职体育老师。在王老师没来之前，校球队虽然也有训练，但常是队员们自己练习为主，存在着有体力、无技术，有技术、无战术，有个人、无集体的情况。队员们上场蛮打猛冲，不讲战术、不讲配合。根据球队存在的实际情况，王老师着重讲解战术配合，培养队员集体主义精神 ，训练如何打配合 。中学球队在王老师的训练下，提高很快，可以打败上梁各篮球队无敌手。 水平越打越高，士气越打越旺，在上梁无对手。就想着拉出去，见见世面。四邻有桃山中学、凤岭中学，还有在隆德赫赫有名的老牌球队山河中学篮球队 。彼此间相互邀请，你来我往，互相学习交流，热闹了那么几年。成绩吗，常是互有胜负，上中总是差点。

那些年讲突出政治，文体活动开展得很多，有声有色。逢年过节不是运动会就是文艺演出。有一年，过什么节，公社举办全公社篮球比赛 运动会。公社八个生产大队，有八支篮球队，加中学队、机关联队，共10支篮球队。运动会少说2--3天，多则4--5天。上自领导，下至社员群众，都很看重。各生产队放假，让社员去观看、助阵。社员探亲访友要请假 ，有的生产队干脆规定，看运动会的给记工分。吃过上午饭，人们便成群结队从四面八方涌入上梁广场。人人喜气洋洋，个个欢言笑語，真是热闹非凡。虽说只是个公社组织的篮球赛，但都很严肃认真，像模像样，甚至还有入场式。有一年比赛，不知谁出的主意，竟然也要搞个解说员，强行把我拉到了主席台上。面前放着一个社员家都有的小喇叭，代替麦克风，连在扩音机上，再接个高音喇叭，挂在高处。这突如其来的袭击，一下把我搞蒙了。我脑子里一片空白，真是赶鸭子上架，我哪能干了这个。再加上我眼睛不好，盯不住运动员，更为甚者 ，根本认不得运动员，叫不出名字。嘴里不知说什么好。看见传球就念叨“5号传给2号”，看见上篮就说”8号带球上篮”，不过，到精彩处，也会忘情高叫”好球”、”进了”。

　　说到体育，在上梁有两件小事，让我始终难以释怀。1972还是1973年，校长临时指派我带学生上县城参加隆德县中学生田径运动会。在女子100米赛跑中，我校的李存儿遥遥领先，快到终点时，面对眼前出现的一根绳子，竟不知所措，慌乱中来了个急刹车。真把人急死。我真是无颜面对，无地自容，我这个领队竟然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场面。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让我深感农村教育的落后、空白，以及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另外一件事是，大概1972年，公社举办运动会，设有乒乓球比赛项目。那还用说，冠、亚军肯定都是中学的。余开炎老师无人可敌，郑玉吉老师当过体育老师，乒乓球也打得相当可以。下边生产队没有几个会打的。决赛那天，我们也没当回事，几个人坐在屋里聊天。陈校长突然垂头丧气地进来，连说完了、完了。说李山的李某，胜了郑老师。下一场余老师对郑老师。我说，还来得及，赶快告诉余、郑，让余故意输给郑，要多输几个球。陈一听马上跑了出去。结果，三人各胜一局，计小分余第一，郑第二，李第三。过后我常想起这件事，做得太不厚道，感到很是对不起李山那个农民小伙子。

未完待续）

　　文/图 梁 海 编辑 梧 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