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 在东营市广饶县收藏着1920年8月出版的我国最早的《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这看似平常的一本书，却被称为“国宝”，它的保存与流传，经历了世纪的风风雨雨。 <br></h3><div><br></div><div>档案揭开版本之迷 </div><div> 许久以来，人们多认为我国最早的《共产党宣言》全译本是1920年4月或春季出版的。毛泽东同志在谈到他的思想转变时，曾多次讲到他在1920年春第二次旅居北京期间，阅读过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陈望道本人也曾回忆说，该书是1920年4月在上海出版的。但是，至今没有发现这样的版本，现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陈列的中文译本是浅蓝色封面的1920年9月的“再版”本，中共中央编译局保存的也是九月本。北京图书馆保存一本1924年6月的“第三版”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共产党宣言》早期版本的发现情况，大致如此。后来上海发现了1920年8月“出版”的全本，在上海档案馆保存。198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党史资料丛刊》第一辑上，刊载了该版本的介绍文章和照片。上海本的发现，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认为在很大程度上说明《共产党宣言》的中文译本最初出版的时间不是1920年4月或春季，而是同年的8月。1983年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时候，《光明日报》对此曾作过报道。但是，由于上海本是一个孤本、孤证，仍有人认为《宣言》中文译本最初出版时间是1920年5月或4月。 </div><div> 1975年《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在广饶的发现，可谓石破天惊。它提出了新的情况并作出了新的说明。广饶藏本，系平装本，长18厘米，宽12厘米，比现在的32开本略小一点。书面引有水红色马克思半身像，上端从右至左模印着“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上署“马格斯、安格尔斯合著”、“陈望道译”。全文用5号铅字竖排，计56页。封底印有“一千九百二十年八月出版”、“定价大洋一角”、印刷及发行者是“社会主义研究社”。经调查和研究得出：第一，广饶藏本纠正了过去在上海藏本报道中的不确之处。广饶藏本的封面标题是“共党产宣言”，而不是“共产党宣言”。《党史资料丛刊》所刊载的上海八月藏本的介绍文章和照片，都标明上海本的封面标题是“共党产宣言”。经过对照，广饶本和上海本完全是一个版本；第二，广饶本打破了“孤本”和“孤证” 的局面。过去，认为《宣言》全译本在我国出版是1920年8月说，只有上海档案馆一本实物作证，被称为“孤本”、“孤证”。有了广饶藏本（另上海图书馆尚有同本），再加上北京图书馆保存的残本，至少是有了4本8月的版本。现在可以证明，《共产党宣言》全译本是1920年8月出版的；第三，进一步弄清了出版情况。从广饶藏本及上海档案馆、上海图书馆的收藏本封面标题都是“共党产宣言”这一情况来看，8月版本封面标题之误并非发生在个别印本之上。这个封面标题错误，显然是因排印或校对疏忽所造成的 ，而非什麽译法或其他原因所造成的。因为，扉页上竖排的标题清楚地印着“共产党宣言”五个大字。可以断为，正是因为发生和发现了这一版封面标题的行文词序错误，又加新书售罄，故在9月间进行 “再版”时纠正了封面标题错误。从现有已发现的各版本分析，1920年8月版本，就是最早的版本。而且八月版本封底分明印着“出版”，九月版本印着“再版”，中央档案馆收藏的1924年6月版本印着“第三版”字样，也足可说明。假定八月版本之前还有一个版本的话，则8月本就应为“再版”，9月本为“三版”， 1920年6月本成了“四版”，但这种情况并不存在。</div><div> </div><div>奇书的由来与传播 </div><div> 广饶收藏的这本《共产党宣言》先是在济南共产主义者手中，后又传到了广饶，不成想经历了一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div><div> 由于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的导火线是山东问题，故而，“五四”时期山东的爱国反帝斗争特别高涨与广泛。这就促使马克思著作《共产党宣言》在山东传播开来，那时《每周评论》向几个学校寄售。是年秋，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子等在济南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学习和研究的主要文献也是《共产党宣言》。会员马馥堂回忆说：“当时的主要学习资料是《共产党宣言》。我把《共产党宣言》、《向导》带回家去，我父亲看了，极为称赞，说马克思是圣人。”广饶收藏的这本《共产党宣言》最初就是在济南共产主义者中流传、学习的。 </div><div>在广饶藏本《共产党宣言》的首页右下角盖有一方“葆臣”朱红印痕，而这位“葆臣”是谁呢？经调查，他是济南的早期团员和党员张葆臣。中央档案馆保存的1923年12月15日《济南地区团员调查表》表明，张葆臣是江苏无锡人，1922年1月1日入团，后到济南工作，从事青年运动。中央档案馆还有档案说明他是济南团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主管“教育兼发行”工作。据1922年曾任济南党的代理书记的马克先回忆，张葆臣是当时在济南的七名党员之一。据王辩、刘子久等济南地区的早期党员回忆，张葆臣当时在“道生”银行做职员，在党内管党、团刊物的发行工作。“道生”银行是沙俄在中国开设的银行，总行设在上海，十月革命后仍继续开办。张葆臣是该行济南分行的职员，常来往于上海、济南之间，又在党内负责党团刊物、马列书籍的发行工作，因此，他能收存这个最早版本的《共产党宣言》。那么，它又是怎样传到广饶县刘集村的呢？原来是通过另一名早期女共产党员刘雨辉。</div> 刘雨辉是广饶县刘集村人，曾先后就读于济南女子养蚕讲习所和苏州女子产业学校，1925年夏毕业后回济南女子职业学校任教。在济南期间，她结识了济南女师的王辩、侯玉兰、于佩贞、刘淑琴、王兰英等许多共产党员，同年由于佩贞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常和延伯真、刘子久、李云生、张葆臣等男同志一起学习和活动。这样，那本盖有“葆臣”印痕的《共产党宣言》就辗转到了刘雨辉的手中。1926年春节，她和同乡延伯真、刘子久一同回家省亲时，就把这本《共产党宣言》和其他许多马克思主义书籍、党的宣传材料带回了广饶县刘集村。从此，这本革命文献，便在这个偏僻的农村经历了不平凡的50个春秋。 <div>广饶刘集党支部，是在1925年春建立的。刘子久在帮助组建刘集党支部时，也曾从外地带回过一本《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和党的宣传文件。</div> <h3> 这本《共产党宣言》当时由支部书记刘良才保存。其后，一九二六年春节期间，刘雨辉又给刘集支部带来了那本盖有“葆臣”印痕的《共产党宣言》。这样，刘集支部六七个党员，就拥有了两本《共产党宣言》。这在当时的一个普通的农村党支部来说，委实难能可贵。支部书记刘良才，经常在晚上召集党员们，在他家的三间北屋里，于煤油灯下学习《共产党宣言》和其他文件。入冬农闲季节，党支部还举办农民夜校，由刘良才或其他党员宣讲革命道理和文化知识。《共产党宣言》又成了刘良才等同志备课的好材料。现存《共产党宣言》可以看出，由于这本书当年被经常翻阅，以至于在书的左下角留下了明显的指渍痕迹和破损。农民出身的刘良才，只读过几年私塾，文化不高，但他勤学好问，眼界开阔，加之对农村的阶级压迫、阶级剥削有很深的体会，所以能很快地理解马列著作的基本原理，并能深入浅出地宣讲给农民弟兄们。他从《共产党宣言》等著作所阐述的无产阶级劳动人民求解放的道理中，认识到只有进行革命才能摆脱贫困，穷人才有出头之日。他经常给穷哥们讲：“现在世道不改个样子，穷人就难以改变贫困的命运。穷人家是走得慢了穷撵上，走得快了撵上穷，不紧不慢朝前走，扑通掉进穷窟窿，永无出头之日。穷人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就得全国劳动者团结起来跟着共产党奔共产主义。”他说：“共产党主张实现共产主义，将来不但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都要实现共产主义。”他常拿出《共产党宣言》，指着封面上马克思像给大家说：“这些道理都是他讲的”。大家听的津津有味，而且深深被感动了。大家说：“大胡子”（指马克思）说到我们心上了，我们照“大胡子”说的去做，没错。 </h3><div> 于是，在党的领导下，革命的星星之火很快由刘集、延集燃烧到全县。1928年12月，中共广饶县委成立，1929年初刘良才担任县委书记，下辖八个支部，党员发展到70多人。党领导的贫民会会员达500余人，能影响五、六千农民。此外，还成立了青年团、少先队、工会等组织。党领导群众进行了“觅汉增资”、“吃坡掐谷穗”、改造“红枪会”、“砸木行”等斗争，一次次沉重地打击了敌人，鼓舞了人民。 </div><div>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中国传播得最早、最广泛的一部宝书。它在大城市，在知识分子中，在革命的先知先觉者那里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象广饶藏本这样的传播情况，则是不多见的。它在当时山东这样只有百户人家的小村，在贫苦农民当中传播，发挥着实实在在的作用，这对认识“五四”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广度和深度，不能不说是一个突破。</div> <h3>奇书的传奇经历 </h3><div> 广饶藏本《共产党宣言》的传奇之处就在于，它不是被束之高阁在某图书馆或某个角落静静躺了几十年的一本书，而是同革命的风雨紧密关联，历经战火的磨难，饱浸着烈士的鲜血，辗转经过几代革命者的薪火传递，终于留给后世的珍贵文献。 </div><div>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逐步控制了山东，广饶形势越来越严峻。1930年11月，县委领导几百名党团员群众，在大王韩桥庙会上“砸木行”抵制敌人的苛捐杂税，引起了反动派的恐慌和仇恨。随后，他们加紧了对共产党的大搜捕。在白色恐怖下刘良才和刘集党支部不得不销毁党的机密文件和学习材料。但是他们却把印有红色马克思头像的这本《共产党宣言》包裹好，密藏起来。过了几个月，形势更加恶化，敌人多次搜捕刘良才未遂。1931年2月，山东省委调刘良才离开广饶，到潍县担任中心县委书记。临行前，他把这本《共产党宣言》转交给刘集党支部委员刘考文保存。刘考文把它藏在粮食囤底下，有时又封进灶头，有时则转移到屋顶脊瓦下面，一直没有暴露过。一九三二年八月，广饶邻县的博兴暴动失败，广饶党组织也受到严重损失。刘考文估计到自己有可能被敌人逮捕，就把这本《共产党宣言》转交给忠厚老实、不太引起敌人注意的老党员刘世厚保存。不久，刘考文等一批党员被捕，刘良才在潍县也遭杀害，广饶党的活动转入低潮。但是，刘世厚和刘集村的许多觉悟的农民，都坚信“大胡子”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讲的，敌人的灭亡和革命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刘世厚把这本宣言，作为对过去斗争岁月的缅怀，对未来革命胜利的憧憬，希望和寄托，精心收藏起来，因此未落入敌手。 </div><div> 国民党反动派，在其统治区实行法西斯专政，疯狂地大规模地进行文化“围剿”。从三十年代起，他们颁布了许多法令把676种社会科学书刊定为“非法”的“禁书”，《共产党宣言》被列为禁书之首。他们对保存或阅读马列著作者，加上“危害中华民国”等罪名，或判刑监禁，或处死，这样的事例全国各地时有发生。但是，敌人万万没有想到，在山东广饶刘集村的一座破旧民舍里，却保存着一本中国最早的《共产党宣言》。刘世厚精心地用油纸把它严实包好，再装进竹桶里，有时埋在床铺下面，有时藏在屋山墙上的雀眼里，一次次躲过了敌人的眼睛。 </div><div> 抗日战争时期，地处广饶、益都、寿光、临淄“四边”地区的刘集一带，斗争更加激烈残酷。在那艰苦的岁月里，日本鬼子和伪军三次“扫荡”刘集村，全村房屋几乎烧光了，但在刘世厚的保存下，这本《宣言》安然无恙。最严重的一次是在1941年8月，日、伪军1000余人突然包围了刘集村，见人就杀，见房就烧，全村立时成为血河火海。在敌人的暴行下，有83位同志被杀害，500多间房屋被烧，酿成了闻名的刘集惨案。已经逃出村的刘世厚，心里总惦记着这本书，又潜回村里，硬是在火海中，从屋山墙的雀眼里抢救出了这本《共产党宣言》，使之又度过了一次浩劫。 </div><div> 在解放战争时期，广饶刘集一带虽然已成为解放区，但形势仍然很不安定，时常受到国民党军队的侵扰。刘世厚还不得不想方设法到处藏匿这本书。全国解放后，天下太平了，人心安定了，直到1975年刘世厚才放心地把它从藏匿的地方拿了出来。 </div><div> 呈现在我们眼前的这册《共产党宣言》，虽然经过几十年的战争风云和数十载的峥嵘岁月，纸张焦脆了，装订开裂了，边角也破损了，但封面上那水红色的马克思头像依然那样清晰、坚毅，他在这本书中宣告的真理，在我们中国已经和正在成为现实。近70岁的刘世厚老人，端详着这本书，经常想起当年学习这位“大胡子”书的情景，想起在革命斗争中牺牲的同村战友刘良才、刘奎文等烈士，想起日本鬼子制造的刘集惨案和国民党的残暴罪行，想起新中国的成立和胜利来之不易……老人心情激动，感慨万千，他穿针引线，仔细地把这本快散架的书装订好，还在首页的左上角盖上了一枚“刘世厚印”，与最早收藏此书的“葆臣”印痕相映。然后，用一块老蓝布包起来，放进小漆匣里。老人常常拿出这个小匣子，打开包细细端详一番。这成了老人的一种享受，小匣子也成了他的“宝匣”，家里别人都不能动。一直到他84岁高龄时，才把这一“奇书”献给了国家。</div> <h3>刘世厚老人精心保存《共产党宣言》的东营市广饶县大王镇刘集村原地实寄封。</h3> <h3>现存最早版本《共产党宣言》的收藏地东营市历史博物原地实寄封。</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