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文学奖获奖作品：失忆者

赵树义

授奖词

赵树义的《失忆者》是一篇沉淀在内心深处的散文，文字朴素、从容、沉稳。作者将隐匿在情感与意识深处的心理碎片打捞并呈现给读者，这既需要勇气，也值得反思——这是一篇关于一个人的记忆与失忆的体验与记录，作者的写作态度诚恳坦率，本文也是他从童年到成人的复杂历程中阅历与心理纠缠的曝光——人，也许可以选择性地记忆与失忆：在擦亮自己记忆的同时，也可以在生活的艰涩与黯淡之处关掉记忆这扇大门。

1

冬天很冷，记忆中的火便有些明亮。在叙述童年的时候，我不得不小心翼翼地用“有些”来限定“明亮”，因为我知道，这句话一旦说出，无论我用词多么谨慎，它都是残缺或失真的，就像我看到一个奔跑的人突然坐在椅子上抚摸自己的假肢。是的，记忆中的“明亮”就像假肢在“奔跑”，这并非真实的情形，却很可能以真实的方式存储在记忆当中。是的，当我回望童年的时候，我的确看到了亮光，不过，记忆中最温暖的地方却与火无关。或者说，火留在记忆中的温暖是局部的，是分层次的，就像一盏酒精灯，它有暗淡的焰心，有明黄的内焰，还有飘忽不定的外焰。在初中课堂上，老师告诉我，酒精灯火焰温度最高的部分是外焰，其次是内焰，再其次是焰心；在大学实验室里，我让一根火柴棒横穿整个火焰，用被外焰炭化了的火柴棒验证了这个结论。我对此深信不疑，因为告诉我这个结论的人是我的父亲，我也亲眼目睹过火柴棒由白变黑的全部过程。可尴尬的是，继这一定性分析之后，掌上实验室通过数据采集器、传感器和计算机技术进行定量分析，居然发现三层火焰温度最高的部分是内焰，而非外焰。精确测量的数据最有说服力，何况它与我日常观察到的现象——内焰部分最明亮——相一致，与事物通常的变化规律——低潮，高潮，低潮——也相一致。火焰温度的起伏就像山峰，就像潮水，就像做爱，高潮之前是低潮，高潮之后也是低潮，它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也是一个由低（焰心）到高（内焰）再到低（外焰）的过程。我们拥有太多这样的生活经验，却依然被一个错误结论蒙蔽很多年，仅因这个结论披着实验的外衣。我原以为对事物进行定性分析是靠谱的，却原来并不这么简单，就像跳跃在记忆中的火，它虽然明亮，却只摇曳在它所在的位置，且只能辐射到周边很小的范围内，譬如门后，譬如炕头，譬如墙角，可我们却觉得整座房间都是因火而温暖起来的，尤其当火炉摆放在屋子中央的时候。火炉温暖了整间屋子，火炉放置在房间中央的情形——这种情形要么发生在办公的地方，要么出现在很小的房间里——加深了这一印象，只不过，乡村没有办公场所，我记忆中最温暖的地方，其实是窑洞和牛圈。

窑洞冬暖夏凉，这是乡村生活常识，每个在乡村长大的人对此都不陌生，却很少有人想过窑洞为什么冬暖夏凉。我从前也很少关心这样的问题，但有一点我敢肯定，窑洞的冬暖夏凉一定与地气有关。窑洞通常建在一堵很大、很厚的土墙的向阳处，是这堵大而厚的土墙遮盖了季节的变化，是这堵大而厚的土墙让窑洞里的地气几乎保持恒温，而洞内洞外的温度落差，轻易便给人造成冬暖夏凉的错觉。不论春夏秋冬，窑洞几乎都保持在恒温状态，冬暖夏凉不过是我们的错觉，这错觉产生自我们敏感的肌肤，就像火焰温度的错觉来自易炭化的火柴棒，我们对肌肤的信任显然要远过对眼睛的信任，这种错觉便根深蒂固。至于牛圈的温暖，恐怕很多人都不会想到，或许，在一些人的印象中，牛圈位置偏僻，结构简陋，墙壁和屋顶走风漏气，应该是乡村最冷的地方吧？单从建筑角度来讲，这样的想法并无过错，可有过牛圈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牛圈的温暖既与建筑质量无关，也与牛毛长短无关——虽然牛毛给人的印象总是温暖的。无须绕圈子，牛圈的温暖来自牛的粪便和气息，在牛圈里，你不仅可以看到牛一层一层叠加起来的花糕一样铺满多半个牛圈的热乎乎的粪便，还能感觉到从牛的鼻子和口腔里呼出的粗重且响亮的热气，这沉浮在地面或半空中的混合气息仿佛一股热烘烘的气浪，它与牛的咀嚼声以及昏沉沉的夜色搅拌在一起，便足以驱赶所有的寒冷。每次走进牛圈，我都会感到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眼前好像浮着一团雾，这雾仿佛从埋在粉坊火炉旁的湿粉缸里浮出的湿气，雾气弥漫，热气腾腾——对了，粉坊其实也是个温暖的地方，只是粉坊既有明亮的火光，又有雾蒙蒙的湿气，我不知道它该是温暖的，还是潮湿的。想起牛圈热烘烘的气息，我便会想到牛甩来甩去的尾巴，想到牛尾巴周边飞来飞去的牛蝇。牛圈的温暖是有生气的，是一种发自动物体内的热源，这种气息在牛圈里运动开来，虽然有些难闻，甚至是臭烘烘的，却可以被人感觉到，甚至触摸到。

讲述温暖的时候，我其实是在讲述冬天，夏天的温暖如此富足，在记忆中便是多余的。可说到冬天的温暖，我总是先想到火，这并非记忆欺骗了我，而是火的光亮误导了我。很奇怪，人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生活在黑暗当中，却常常忽略黑暗，却常常依赖一些发光的东西来印证自己的存在，似乎只有光才可以证明我们像人一样活着。更奇怪的是，这个世界大部分处在黑暗当中，所谓白昼只不过被光照亮的部分，它本来也是黑暗的，人在黑暗中睡得又如此踏实，却总在怀念光，总在对光中的影子忧心忡忡，人有时确实难以捉摸。

2

我无法完整地回忆童年，或者说，我无法把童年记忆完整地连缀起来，即使一半也做不到。虽然如此，在此之前我却很少怀疑我的童年记忆，这让我多少有些惊讶。或许在记忆中，童年就该是片段的，在一个又一个片段之外，留下一大片又一大片的空白，就好像把一幅风景简化到一条小溪、一座桥或一枚叶子。我喜欢这般简洁的画面，它确实像童年一样美好，或者说，童年只有如此简洁才会显出几分美好。这样的逻辑是说得通的，但想起童年竟然留下如此多的空白，我便对童年时光充满疑虑，有时甚至想，我真的是一天天长大的吗？这样的疑虑无疑是杞人忧天，但我仍会不由自主地去这么想，这一现象显出几分滑稽和残酷，同样让我感到疑虑。我并非一个充满好奇心的人，也不觉得自己是个行为古怪的人，但我确实时常会产生一些稀奇古怪的想法，我想，这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吧——生活有时就是无厘头，就是想入非非。还有，我童年记忆中的空白几乎空到一贫如洗，白到大雾弥漫的山峰，仿佛在这个时间段里，我是隐身的，是不存在的。而在这片空白的天空下，我能够回忆起的片段却又异常清晰，仿佛空旷的田野，仿佛清澈的流水，仿佛站在村口的老槐树，它们就这样层次分明地站在我的眼前，让我感到惊疑。要么彻底遮蔽，要么清晰如初，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童年特有的记忆方式，但我显然就是这样一个人。

在童年里，冷似乎是主色调，有时甚至强大过饥饿。这并不奇怪，我的童年虽然很瘠薄，或者说我童年所处的年代很瘠薄，但我的确没有品尝过饥饿的滋味。20世纪60年代初，我的父亲曾因为饥饿被学校“肄业”，我显然比父亲幸运，也比同龄人幸运，这要感谢祖父和祖母的勤俭持家，也要感谢故乡的偏僻。有时候，偏僻也是一种保护，虽然这种遮蔽式保护更像被遗忘，但它毕竟允许你与时代不同步，允许你藏有小秘密或发生例外，就像文明社会允许个人隐私的存在。父亲显然不想被命运遗忘，他努力读书，他通过读书从乡村挤进大城市，可在一座饥饿的城市，没有谁可以是不饥饿的，饥饿的时代又把父亲抛回乡村。在父辈的字典里，乡村似乎是苦难的代名词，城乡之间天然存在一道鸿沟，乡村的安逸无法遮蔽城乡的命运落差，我的童年经历大多从记忆中抽身而出，显然与此有关——我不愿被安逸蒙蔽，也不愿被苦难压倒，便只能选择遗忘。

童年的冬天很冷，尤其童年冬天的夜晚，因之，童年的故事便大多与火有关，或者大多是在火炉边听来的，火炉既可以让我消遣时光，还可以让我远离恐惧。我喜欢挤在一群大孩子中间，听他们讲荤素参半的故事，但在这一刻，我仿佛火光投射在墙上的影子，我仅是听众，而非参与者。其实，并非我甘心做一个听众，而是我的年龄比他们都要小，我只能当一个听众。大男孩的故事大多与听窗有关，听新婚小夫妻的，听老夫老妻久别重逢的，也听寡妇的，狗吠声远远传来的时候，他们仿佛几只南瓜吊在窗台下，又仿佛几只麻雀一哄而散。他们讲这些故事的时候，大多沉浸在回忆当中，你一句，我一句，东一句，西一句，故事断断续续，有时候我根本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可他们却笑得前仰后合。很显然，他们的故事一直放置在一个特定背景当中，而这个背景于我是陌生的，故事于我便是支离破碎的。同样的故事，同样的碎片，每天都在重复中，就像挂在火炉侧旁的煤油灯，天黑时点亮，天更黑时吹灭，冬天漫长的夜晚便这样一天天过去。突然有一天，他们神神秘秘地说起村后光棍的故事，我听后既吃惊，又害怕，还有几分羞惭。这里我必须隐去光棍的名字，这不仅出于对乡人的尊重，还因为在乡村，光棍本身便是一个内涵丰富的符号，与城市的单身汉并非同一层面的概念。总之，他是一个光棍，家住村后离牛圈最近的地方。记忆中，每到冬天，生产队便会安排光棍住在牛圈里，让他下夜，让他后半夜给牛添草料。故事也就发生在后半夜，光棍实在难以忍受没有女人的日子，便与牛做了那种难以启齿的事。这个故事的细节是模糊的，甚至从来就没有人谈过细节，但他们说起这件事的时候，却是眉飞色舞的，却是信誓旦旦、不容置疑的，好像每个人都是亲历者。总之，在他们眼中，这就是一个事实，但从来没有人说起过细节，也没有人怀疑过细节。这件事发生在我去县城读书前一年的冬天，之后，这件事很快便在村子里传开了。再之后，这件事又很快被人们遗忘了。故事如此不可思议，又如此简单，它属于乡村，也只能属于乡村。

3

我的童年记忆仿佛一个断续的梦，醒来时，我知道曾有一个梦存在，知道缠绕在梦中的情绪是纠结多变的，譬如惆怅、紧张、焦虑、惊惧、窒息，偶尔也有祥和等等，仿佛无数条盘在脑海中的蛇，个个具有柔软却难以接近的形态。梦醒时刻，这些情绪是具体的，我被它飘散的气息摄住魂魄，不知道自己此刻是身在梦中，还是已回到现实，也无法把梦中的片段过电影一样次第呈现出来。梦总是无逻辑的，不过，以我的经验，梦醒的瞬间如果身体保持一动不动，梦中的情景大多能够钩沉起来，再静静地、不断地在脑海里反复回想几遍，还有可能把梦中的情景还原。但也仅是一种可能性而已，若在此刻翻一下身，换一个姿势，梦便会在瞬间变成一片空白。是的，梦是易碎的，它传导给我的更多是一种情绪，即使醒来后某个细节依然清晰如初，这种清晰也多是情绪的清晰，如果没有情绪存在，梦便可能不存在。当然，可以拿来与童年记忆做类比的梦，仅是大多数情况下出现的梦，有些梦——譬如与生理有关的梦——并不在此列。

我记不起哪一年上的小学，也记不起在小学读过什么书。某天早饭后，祖母把一个花布书包斜挎在我身上，说你该上学了，我便跟着邻家的孩子去了学校。我不记得那一年我几岁，也不清楚送我上学的人为什么不是我的父亲、母亲、姑姑，或者姐姐。父亲是老师，姑姑和姐姐当时正在读书，可我不清楚领我到学校的，为什么不是他们当中的一个。当然，这些问题是我现在想到的，而在童年，这些问题根本不是问题，或者说，在乡人的眼里，上学就像去河里逮鱼，去树上掏鸟，你想跟着谁去，便跟着谁去，不需要祭奠祖宗似的弄出很大的动静。乡村仪式只与生或死有关，与读书无关，我的小学就像去哪儿玩了一趟，我玩累了，想起该回家了，便回家了，大人不关心你干什么去了，你也很快便忘记自己干什么去了。我的确是去玩了一趟，我甚至连出门时候自己多大年龄都记不起来了。后来，当我开始在文字中回忆童年，开始试图把童年梳理出头绪的时候，竟发现很多关键环节都是模糊的，尤其关键环节的时间。在乡村，四季是分明的，年份却是模糊的，很多事情我能记起发生在什么季节，却记不得发生在哪一年，我的入学年龄便是这样一个谜。我曾试着从中学开始向后倒推入学的年龄，我尽量把各种可能性和合理性都考虑在内，可当我倒推出一个年龄时，我却开始怀疑这个年龄的真实性。没有档案可以佐证，别说小学档案，就连出生档案也没有。我试图到长辈那里求证，答案似是而非，我分不清他们说的是虚岁，还是实岁，他们说出的话也时常前后矛盾。好在这并非原则问题，至少在他们看来，除了出生年月日，其他都不重要。乡人的计时方式既直观又模糊，诸如鸡叫三遍、日上三竿、点灯时分等等，我在童年曾感觉十分清晰的时间，后来却发现都是模糊不清、甚至混乱的。譬如我出生的时辰，母亲说我是歇晌时候出生的，可在乡村，歇晌包括吃罢午饭之后到睡醒午觉之前的全部时间，在这个时间段内，一点之前、一点和三点之间以及三点之后，便分属三个时辰，出生时辰不同，命运便不同。或因这个缘故，我从来不去算命，也无法算命——我总不能因为时辰模糊，便给自己算出三种命运吧？且不管算命是科学，是迷信，还是游戏。

我对推算出来的上学年龄充满怀疑，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便是我记不起我在小学到底读过几年书。我上小学的那些年，一年级、三年级和五年级坐在一个教室里，二年级和四年级坐在一个教室里，我坐在他们中间，甚至分不清自己是几年级。那些年不存在期中期末考试，就像一条高速公路没有设收费站，我一不留神便从一年级直奔五年级，早已忘记路旁立着什么站牌。我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往前走，仿佛无数小溪汇成的河流，我只看到河流走向远方，却不知道它来自哪里。那时候，放了春假放秋假，放了秋假放寒假，即使不放假，在该上课的时段里，我坐在教室里的时间也远远低于晃荡在教室外的时间，而教室外的空间如此广阔，参照物便失去参照意义。老师说这样的教学方式叫“以学为主，兼学别样”，而事实上，我们却是以“别样”为主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工勤了，学俭了，教室里的时光便荒废了。说这番话的人自然是我的父亲，但父亲仅是传达和贯彻这番话的人。有一次，父亲去公社开会，母亲顶替父亲给我们上珠算课，或因这堂课是母亲讲的缘故吧，我便印象深刻。现在回想，除了识字之外，我在小学课堂上只学会两样东西，一是珠算，一是乘法口诀。我曾在夜校的马灯下拨拉过算盘珠子，速度绝不比扫盲班的大爷姑姑们差，他们都说我长大后可以当会计，可我这辈子从未用算盘计算过任何东西，这门原指望养家糊口的手艺便算白学了。我的乘法口诀倒是倒背如流，可现在想来，即使我不上学，也能学会口算的，祖父的口算就很好，可他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战斗在“广阔天地”里，我的小学课程便剩下两个字：劳动。拾粪，挖药材，为学校的试验田翻土、送粪、浇水、插秧、间苗、除草，还有看秋和收秋……总之，农忙时候劳动，农闲时候也劳动，写作文的时候还在写劳动，而劳动是不需要分年级的。有一年，他们说我是初中生了，我便是初中生了，就像小学入学不需要登记一样，我小学毕业也不需要颁发毕业证。现在可以肯定的是，我上过小学，也没有跳过级，如果以高中毕业证上的时间为节点倒推，我应该是六岁那年上的小学，但这件事我至今不敢确定。

4

很奇怪，在我的记忆中，能够把时间、地点、人物和过程大体还原的事，大多发生在初高中，而我的初高中几乎都是在县城度过的。换句话说，在县城发生的事我差不多都能回忆起来，而发生在县城之前和县城之后的事，却大多模糊。在此之前，我一直把记忆力好坏理解为对生活压力的折射，而现在，我更愿意把它与空间关联起来——乡村因空旷而广大无边，城市因堵塞而盘根错节，在乡村——县城——省城的坐标轴上，似乎只有县城是直观的，是可以具体把握的，而我也的确把它握在手中过，自然便记住了它。这是人之常情，就像我们平时津津乐道的，都是我们日常熟悉的。当然，这一判断也不过一种经验推测，说到直观和具体，任何地方都无法与乡村相比。乡村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几年如一日地站在我的童年里，她鲜活如一口浅浅的水井，随时波动在我的视线里，以至于我根本不需要关心它有几多涟漪。是的，乡村本身就是活生生的记忆，仿佛我呼吸的空气，仿佛我回家的路，仿佛我的手纹，它是如此熟悉，我根本就不需要把它记在心里。

1978年春天，杨柳扭动细腰的时候，我搭乘一辆拖拉机颠簸进县城。此前，父亲已由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幸福刚刚降临不久，父亲又接到一纸调令，匆匆下山进城，命运转折之快，绝不亚于父亲当年前脚进家、后脚便收到学校寄来的肄业证。我是长子，自然最先受到荫庇，容不得妹妹抗议，我便紧随父亲转到了他任教的学校读书。东方红学校也叫城关完小，当时是戴帽初中，是全县规模最大、师资质量最优、学生身份也最尊贵的，除了部分教师子弟和极少数干部子弟为农村户口，其余学生都是吃供应粮的。我第一次走进教室，感觉比乡下的房子宽敞，教室前后都是玻璃窗户，也比乡下的房子敞亮。尤其让我吃惊的是，学校的每个年级至少有三个班，每个班至少还有七八个学生家长是县长、局长、公社书记或厂长，我的小学根本无法与之相提并论。学校操场还是县城集会的广场，第一次看到上千名学生出操的场面，我有些眩晕。转学的第二天便遭遇考试，我脑中一片空白，除了语文勉强打了40多分，数学、物理、地理和历史都是“鸡蛋”。毋庸置疑，我是个“白卷先生”，班主任却鼓励说，新同学描写的烈日炎炎、热火朝天、汗流浃背的劳动场面很生动，虽然文字功底差一些。班主任是教语文的，他的第一堂课便让我领教到转折句的妙处，我对语言的敏感或许便是在这一刻苏醒的——委婉的羞辱是最好的激活剂，即便它是善意的。班主任未在课堂上公布我的各科成绩，也未指出我的语文考卷错别字连篇，我想他不只是卖父亲一个人情，也有惺惺相惜之意——毕竟他的子女也是农村户口，基础像我一样荒凉。走进新的教室，名义上我是初一学生，其实我只会背诵乘法口诀，根本没学过代数，后半个学期数学老师天天在黑板上写X和Y，我却觉得他在玩代来代去的数字游戏，就像我在老家的院子里捉迷藏。父亲看着我的第一份成绩单连连叹气，我却并不在意，进城前一天的晚上祖父便悄悄告诉我，认得自己的名字就行了，读再多的书也没用。紧接着祖父又说，城里人要是欺负你，你就回来，咱在哪儿不是种地。祖父一直认为种地才是正业，我虽不会像祖父那样思考人生，但我对所谓的前途也是懵懂的。天气渐渐热起来，我孤单地坐在同学中间茫然望着窗外，唯一的收获便是懂得什么叫枯坐。初中第一学期就这样熬过来了，我有些憋闷，每天盼着放假，盼着回老家，父亲却一再告诫我，“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你不好好读书，就只能像你爷爷那样种一辈子地。是的，父亲是个“臭老九”，除了供我读书，他什么也帮不了，而我除了学好数理化，似乎也无路可走。第二个学期，数学课从代数转到几何上来，我与同学终于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初二的时候，新开设了化学课，父亲便是我的化学老师。数学赶上后半程，化学不曾耽搁，1979年初学制由春季入学改为暑期入学，我的初中便多上了一个学期，在这多出的学期里，我把落下的代数也补上了。数学成绩后来居上，化学成绩一路领先，在数理化三大主科中，唯有物理让我挠头，好像一碰物理书我的大脑便会短路，即便假期父亲费尽口舌给我解释电的问题，我仍想不明白电到底是什么样子。电流，电压，电场，磁场，正极，负极，还有变压器，这些名词都像在变戏法，我能隐约感觉到电像水一样在流动，却看不到流动，它有时更像闪电，突然明亮，突然暗淡，而我也时而明白，时而糊涂。高一的时候，我的同桌星期天回家干活，被电打死了，班长告诉我，他是给牛圈装电灯时从凳子上摔下来的，死时手里还紧紧抓着电线，手臂被烧焦了。想到同桌被烧焦的手臂，我才相信电不仅像流水一样真实，还像火一样惨烈，或者说，电就是看不见的火蛇。

我学不好物理，但并不妨碍我认识物理世界，我觉得记忆中的一些事也是物理现象，或像光一样照亮我，或像电一样储藏起来。不过，记忆既不是光，也不是电，它更像光与电集聚的力量——闪电。

我为物理纠结，我觉得物理课堂上讲的东西有些虚无，与我的童年经验相去甚远。其实，并非所有的物理现象都让我困惑，我理解力和光的概念并不困难，只有电在我的脑海里是飘忽不定的。其实理解电也并非多么困难，只要把电当成水，所有问题都可迎刃而解，可一遇到电的问题，我的想象力便迟钝起来，或者说，在电面前，我的想象力一直处于冬眠状态。电似乎是命运给我设的一道坎，是我理解力上的一个盲区，不过，电虽然让我感到吃力，我那时的记忆力却像夏天蓊郁的树木一样，一夜之间便生机勃勃起来。即使现在，我都很怀念中学时代的记忆力，过目不忘或许有些夸张，博闻强记却是事实。举个简单例子。我读到的第一篇古文是《捕蛇者说》，在此之前，我根本不知道世上还有一种文体叫古文，也从未听人说过“之乎者也”。初二早自习的时候，语文老师领读了三遍生字，便要求我们去背诵，谁背诵下来，谁回家吃饭。下课铃响的时候，全班只有两个人完成作业，我是其中之一。我虽然把这篇佶屈聱牙的课文背下来了，却根本不知道这篇课文在讲什么，在我的记忆中，这篇课文更像一条陌生的蛇，它昂着的头让我骄傲，也让我恐惧。多亏初中延长了一个学期，我才有机会补上短板，顺利考上长子中学，直到这时，父亲才对我说，他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到肚子里了。班主任也以我为傲，他对我父亲说，看到我的第一次考试成绩，他曾大摇其头：又来了一个差等生！我能想象出班主任摇头叹息的模样，就像流水突然从悬崖上跌落，就像电突然被掐断——写到这里，流水和电的形象突然一起呈现在我面前，二者的关联性如此自然，可在当时，我觉得电和水的关系就像男女生的关系，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在班主任的眼中，我显然是母鸡变凤凰的典范，就像开关一开灯便亮了，而我却依然把自己当作一盏煤油灯，对父亲和班主任的情绪变化浑然不觉。那个时候，我对许多事物都是迟钝的，一个乡下孩子浑然不觉地行走在成人的世界里，无所谓出身高低，无所谓歧视，仿佛一条不关心地势的河流，流到哪里便算哪里。

上了高中之后，我的身份发生了微妙变化。在新同学的眼中，我似乎是个城里人，身上有着自己不曾察觉的优越感。而在城里人的眼中，我却依然是个乡下人，藏着他人不易察觉的自卑。我介于城乡之间，貌似与同学相处和谐，其实更像一个独行客，我来去自由，既不同情弱者，也不羡慕强者，我觉得同情是一种变相歧视，甚至侮辱，就像老师表扬我是“深山出俊鸟”，我却以为他在说我的故乡是穷乡僻壤。我是敏感的，也是迟钝的，仿佛插在河边的柳枝，仿佛裹在电线中的电流，我随心所欲地生长，无意中被人伤害，也在无意中伤害别人。高中二年，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在外人的眼中，我的学习动力源自我的农村户口，是身份激活了我的潜能，于我，只不过正好遇到我记忆的电闸打开而已。我好像站在高压线上的一只小鸟，在城乡之间晃来晃去，既不知道风险，也不关心风景，高中班主任对我的特立独行先是冷眼相看，后是青眼相加。冷眼是因为我随心所欲的样子让随心所欲的他更反感（同性相斥？），他决定煞煞我的傲气；青眼是因为我的随心所欲如此不可救药，他不得不收起他的随心所欲，对我对症下药（同病相怜？）。班主任与我就像两块磁铁，先是排斥，继而相吸，我本来最讨厌政治课，可教政治的他在我心里更像一个心理学大师，至少在对待我的问题上，他用他的磁场营造了适于我的磁场。虽然自己并不觉得，我那时其实很叛逆，甚至桀骜不驯，老师表扬多了，便飘飘然，老师批评多了，便跟老师对着干。班主任显然号准了我的脉，无论什么时候，不管发生多大的事，他从不在教室里表扬我，也不在教室里批评我，好像我是教室里的空气。即使我闯了祸，班主任也只是把我叫到他家里，一边微笑着等我编造犯错的借口，一边黑着脸告诫我下不为例。班主任一边欣赏我的“诡辩”，一边敲打我翘起的“尾巴”，我俨然他精心雕塑的一件作品，可我不仅不反感，反而很享受他的“抚摸式修剪”——这个词仅是我此刻的发明，而在当时，我只知尽情享受他的心理“抚摸”，却从未想过为什么，更未想过班主任对个别同学的态度为什么会是冷暴力。高考预选我考了全县第一，“光荣榜”张贴在校园最显眼的地方，班主任因之走路也有些轻飘飘，脸上很是光彩照人，但他依然不忘把我叫到他家里耳提面命。师母看到班主任又在“训”我，便为我鸣不平，班主任却淡然一笑：你不懂，他还有潜力。类似的话，班主任不知说过多少遍，他总是循循善诱，我配合得天衣无缝，我俩天生一对师生黄金档，如果表演相声的话，肯定是绝配。中学生活已经过去30多年，任何时候回想起来，班主任黑瘦黑瘦的样子都会微笑在我的面前，他的目光仿佛一道激光，随时可以穿透我的心底，而我则是他眼中透明而易碎的瓷器。毫无疑问，这件瓷器是师生二人合力打造的成果，在这个过程中，他是窑，我是泥，他是外因，我是内因，我沐浴在他温暖的火光当中，自然而然便散发出天然的光泽。班主任对我呵护有加，难免遭人非议，只不过这非议都是冲着我来的。譬如我读书吊儿郎当，有人便在背后说我骄傲自满；我率性而为，有人便在背后说我心高气傲；我做的题难了，深了，有人便在背后说我好高骛远；我该学时学，该玩时玩，又有人在背后说我爱玩是装的，是故意诱导别人不学习，别有用心。不知不觉当中，我成为一只风暴眼，不过，有班主任强大的磁场在，我对身边的风暴便浑然不觉，我只管在班主任营造的磁场里自由旋转，风是别人的，寂静是我的。

5

在瓷器一样易碎的高中时代，我凭借一颗什么也装得下的大脑所向披靡。可一入大学，我的大脑仿佛一块顽石，突然什么都记不住了。

高考一结束，我的记忆力便出现断崖式下跌。踏入大学校园后，我忘却的速度远远超过记住的速度，症状类似厌食症。站在楼前的丁香树下，早自习背诵30多个英语单词没有任何问题，可一顿饭功夫，我的脑袋仿佛我眼前的饭盒，眨眼便空空如也。最初，我以为是简陋的早餐把英语单词从大脑沟回排挤出去了，可食物的运动方向是向下的，肠胃蠕动不应该震动到大脑。后来我又想，或是身心过于放松的缘故，就像我入校体检时突然发现眼睛近视了。可这个理由也有些牵强，我的假近视就是高考松懈症和小说痴迷症双重作用的恶果，第二个学期我的视力便恢复正常了。直到毕业，我的记忆力一直处于随记随忘状态，英语单词也还罢了，熟悉的汉字和数字也慢慢从我脑海里远去，我有些惶恐。客观而言，大学生活比较轻松，可我的小学生活、中学生活也都处于放松状态，因放松而忘却显然不能成立，即便我有改变身份的压力，这种压力也仅是一闪念，我从未把这根弦绷紧过。就像我不曾为模糊的出生时辰算过命，我相信人间的某些事是有定数的，但这定数并非命运，而是环境、性格、时代和你所遭遇的人与物等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后来，我又把我的记忆方式归类于隐性记忆，我读过的书虽即读即忘，可如果哪一天需要，书中的场景和论述便会一一浮现，有的我甚至还记得具体章节。尽管如此，我的强制性记忆毕竟在衰退，这一意外让我顿时失去口若悬河、引经据典的兴趣，但它同时也给我带来一个好处，即我不得不把别人说过的话融会贯通，用我自己的方式表达出来。非我喜欢创新，也非我变相抄袭，是我实在记不住别人的话，而虚荣心又不允许我张冠李戴，在众人面前弄出笑话来。我必须放弃精确，学会模糊，我必须用我的方式去表达我所理解的一切，这样的思维显然不适合继续我的学业，这或许也是我弃理从文的原因之一吧。

能量是守恒的，记忆力衰退之后，理解力便强大起来，冥冥之中，能量似乎在我的体内发生了转换，兴趣也随之转移。在中学课堂上，物理一直令我头痛，可走出校门20多年以后，我却格外迷恋起物理学来。当然，我迷恋的并非初高中立体状态下的、不受外力干扰的光、电和万有引力，而是多维状态中的狭义或广义相对论，以及夸克、暗物质、黑洞、普朗克常数、超弦理论等构成的量子力学，我甚至觉得现代物理学就是通向当代哲学的必由之路。尤其遭遇霍金的《时间简史》以后，我觉得我记忆力的沉潜，就是在耐心等待一次邂逅，这邂逅并非记忆力的回光返照，而是理解力的绵延发散。

当然，这个发散过程并非一夜间完成的，它需要在阅历中慢慢发酵，而时光也在发酵中缓缓逝去。我跌跌撞撞地行走在城市的水泥和钢铁之间，终于学会把身边的是是非非都放下，这时再轻松回首往事，我突然意识到，忘却其实是一种自我保护，也是一种生存艺术，否则，我早被生活碾压成一地碎片。童年时代，祖父祖母把我捧在手中，我无疑是他们心中的瓷瓶；中学时代，班主任干脆把我当作瓷瓶，我无疑是他精心打造的艺术品；走向社会，我莫名成为某些人眼中的赝品，他们对我吹毛求疵，一直试图把我打碎……可因为忘却，因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我不知不觉便把自己修炼成一口埋在地下的瓷缸。是的，我变得越来越粗糙，越来越简陋，你想用来盛水也罢，你想用来盛土也罢，我都无所谓，即使那天碎裂了，我也是泥土的一部分。我在某些方面的迟钝恰是我在另一方面敏感的互补，当我进入自己的世界——比如文字——中时，我灵魂的一面被彻底关闭，另一面被彻底打开，我仿佛悬浮空中的乌云，在忘却的照耀下，迟钝竟在浑然不觉中折射出另一种光泽来。

是的，敏感是一种光泽，迟钝也是一种光泽；记忆是一种光泽，失忆也是一种光泽；人一生的磨砺，只不过让一种光泽转化为另一种光泽而已。

写到这里，我有些困惑。我在写失忆者，而我是真正的失忆者吗？或者说，失忆者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为如何结束这篇文字而纠结，甚至怀疑我的命题是否出现逻辑错误。从医学角度判断，除了偶尔醉酒，我从未出现过失忆现象，即使随着年龄的增大，我的记忆力越来越不如从前，也并不意味着我就是失忆者，可奇怪的是，这篇文字偏偏以失忆来命名，这不是很荒唐吗？整个春节，我都在纠结该如何“自圆其说”，恰在这时，网上开始疯传柴静的《穹顶之下》。说实话，在此之前，我对柴静是敬而远之的，我觉得她的《看见》是坐在云端的，是高高在上的，有时甚至冷静得有些冷酷。敬而远之，这是我对待一个知识女性的态度，即使《看见》登上新书排行榜，我也从未想过要去看一眼。我排斥柴静近乎冷酷的冷静，却以我近乎冷酷的冷静相待，显然对我的这位山西老乡不公。不过，柴静是公众人物，她必须接受我的排斥和不公，我并无内疚。但安静地看完《穹顶之下》之后，我突然喜欢上这个喝过汾河水、浸润过魏风的老乡，喜欢上她不怨天，不尤人，透着“坎坎伐檀兮”般的淡淡忧伤。仅仅沉寂了一年，这个瘦弱的女子便携带《穹顶之下》突然归来，她的现身仿佛撕裂雾霾的一道闪电，只不过这道闪电业已洗尽当年的霸气，像邻家女子一样平实，温情，从容，淡定，视野和叙事方式尽显魏风的阔大和坚韧。我知道，柴静的归来实际上是一种冒险，在她拔开雾霾的同时，另一种雾霾也会尾随而至。果不其然，先是喝彩和掌声，继而猜忌和质疑，或阴谋阳谋，或体制内外，或化学医学，甚至还有八卦。我不关心这种聒噪是否也是一种雾霾，但我知道善良一旦被污染，便是人间最大的雾霾，远比漂浮在天空中的化学颗粒还贻害无穷。器官坏了可以摘除，良心呢？柴静把她眼中的雾霾真相——或许并非真相，因为世上从来没有完整的真相，只有每个人眼中支离破碎的真相——打开的同时，又诱引出另一种雾霾，这雾霾从网络上漫延下来，铺天盖地，让我感慨人心不古的同时，又突然意识到，这人造的“雾霾”或许才是当今社会群体性失忆的病灶，利益逐鹿，田园消失，我，你，还有他或她，便在这雾霾的遮蔽下慢慢丧失了对美好的记忆……

《穹顶之下》勾起我的大学记忆。很奇怪，我是学化学的，每天站在教室或宿舍窗口看着灰蒙蒙的天空，我竟没有感觉到异样。大三那年，全班同学去化工厂参观，我看到了比市区还灰蒙蒙的天空，嗅到了空气中弥散的化学制剂的味道，我似乎穿行在一座更大的实验室里，却依旧浑然不觉。更可怕的是，大学毕业之后，我被分配到化工厂附近的一所学校教书，每天晚上，化工厂、化肥厂和热电厂直接排放到空中的废气把夜空弥漫成一座灰黑的穹庐，我就生活在这工业穹顶之下，不，我头顶的夜空有时简直就是一座毒气罐，可我依然不觉异常，久而久之，甚至习以为常。对，一切都在习惯中变成更顽固的习惯，这就是人的生活常态，人一旦坠入这样的惰性里，记住或忘却还那么重要吗？我仿佛一只天空下走来走去的青蛙，从不关心城市与乡村的天空有何区别，更没有时间去怀念童年温暖的火光或牛圈，即使某一天青蛙真的变成了癞蛤蟆，我似乎也无须担心。我终于告别乡村，终于生活在城市，城市的高楼大厦是文明的标签，工厂的烟囱是文明的标签，行走在众多的文明标签中间，即使我偶尔被挤压得喘不过气来，依然不妨碍我向往城市文明——我不断地读书，读书，读书，不就是要摆脱土地的束缚跻身到这文明中来，以此证明自己的身份或存在吗？用自己的一生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无非是在一件瓷器上贴上年份的标签，为了这个标签，我把天空中的灰当成了雾，把工厂排放的废气当成了雾，直到有一天，我突然发现这雾原来并非雾，而是霾，我已经老了。事实上，我每天行走在这霾的穹顶下，早已看不见这霾的存在，可如果不是我熟视无睹——另一种失忆——我还有勇气生活在它的下面吗？

活着，便需要失忆。这是另一种真相，而我是参与者，也是观察者。

2015年2月 初稿于太原

2016年5月 二稿于太原

2017年4月 三稿于太原

《安徽文学》：说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