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父亲

愚者

忆父亲

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

牧童遥指杏花村。

今年清明前后又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虽然老父亲已过世三年了，但乍暖还寒的清明，还是让我再次想起了他，父亲的音容笑貌久久的浮现在面前…… 忍不住提笔，写了一些那年那月的陈年旧事。

一、

父亲在我眼中是一个很帅气的男人，中上个头，白皮肤，略瘦，浓眉大眼高鼻梁，面目清秀，由于浓眉，清秀中还透出一丝英气。最欣赏的还是他的性格，在部队工作了一辈子，虽然上下级关系都不错，但接人待物永远是不亢不卑的，没有丝毫世俗之气。文革时军队也搞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虽因红色基因没有遭到迫害，但却遭人排挤，51岁就离休了，他平静的接受了现实，倘徉于山水之间，打猎钓鱼，安享晚年，活到了97岁，平淡的走完了余生。

父亲的老家在四川省达县碑庙区青宁乡天断村，一直是我头脑里很神秘的地方，父亲生前多次说到，老家是一个山清水秀，鸟语花香的小山村，前年回老家安放父亲的衣冠冢，才看到了她的真颜。原来老家并非是狭窄的山沟，而是群山中，由一个个坝子形成的小平原的地貌，视野很开阔，坝子一边有很深的峡谷，峡谷两边山势奇俊，云雾缭绕，往老家去一路景色美不胜收，家乡的小村庄桃红柳绿，静谧安祥，仿佛世外桃源。

我这时才明白，为什么父亲刚离休时，老是唠唠叨叨要到四川去休养，还跟我说回老家要带小时候一起放牛的小伙伴到成都去吃四川小吃。原来家乡虽然贫穷，却风景如此秀丽，在父亲的心中郁结成了浓浓的乡愁，给孩子的起名也体现了这种乡愁，从川江走进大山，看到了凤凰，闻到了花香……

故乡达州市内有一座凤凰山，有一个美丽的传说，这是山顶上的遗迹。

风景秀丽的山水城市四川达州

对面山坡喊话能听见，但隔山跑死马。

坝上风景

美丽的小山村

　　父亲跟我讲，一九五六年他第二次回老家时，三个孩子在凹口院子里玩，他三岁订娃娃亲的女孩母亲在院子外打猪草，父亲的警卫员去叫她进来玩，她又高兴又难受，双方聊天时聊到抗战第二年（1938年，父亲那时20岁），她女儿通过父亲四叔写信叫父亲回家结婚，父亲回信说，什么时候打败日本人我再回家结婚。后来又来过好几封信，父亲都回信解释，当时部队规定团以上干部才能结婚，父亲一直到1949年渡江战役前，已是团级干部时才结婚。
    父亲还跟我说：“记得我6、7岁读私塾时，她家就在学校隔壁，我中午就在她家吃饭，每次吃饭她爸爸妈妈都叫她给我盛饭，就像现在小孩子做娃娃家游戏一样，现在想想都觉得很有意思。其实我知道她后来出嫁到廖家，那年回家路过墩子河，因河床浅，很多鱼随着水花翻腾，我叫警卫员用卡宾枪打，他打了两枪没打着，我拿过枪，第二枪就打了一条大鱼，我一是打鱼，二是告诉她，我回来了! 她家就在河对面岸边的斑竹林旁．．．．．．”
　　父亲陷入沉思，我催他往下讲，他却不讲了。此时，我的眼角悄悄的湿润了，脑海里突然浮现了一句毛主席的诗词，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
 

墩子河边

家乡的小桥流水

1950年第一次探家时的照片，左一是警卫员，右一是父亲。

1956年第二次回老家时的全家福照片，右一是作者。

1956年第二次回老家时，两位警卫员叔叔。

2016年清明，作者与胞妹和故乡的亲戚留影。

2016年，作者在老宅前留影。

二、
　　一九三二年底，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打到了四川通南巴（通江县，南江县，巴中县）地区，建立了革命根据地，红军一支部队就住在老家的集镇里，父亲两次报名参军，因年龄太小都被婉言拒绝了，第二年八月，红九军25师政治部宣传队在镇子里进行扩红宣传，父亲通过宣传队的小兵，找到了队长，再次要求参加红军，队长同意了，15岁的父亲就成为一名光荣的红军战士，在革命队伍里战斗生活了一辈子，再也没有离开部队。
　　父亲小时候由于家贫生活条件差，十一岁时就患过伤寒病，当时无钱少药，全家人急的哭，天佑我父，最终还是活了下来，但从此落下了伤寒病根。
　　一九三三年参加红军后，部队行军至通江洪口时，再次患伤寒，住在王坪的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平易近人的陈昌浩政委还去慰问了这个15岁的小红军，嘱其好好养病，但这次病情十分严重，几天几夜人事不省，以为已死准备入棺时，一个护士长说还能听出微弱的呼吸，坚决不同意装棺，当夜出了一身大汗，第二天竟然活了过来。
　　一九三五年六月，一、四方面军在西康懋功县达维镇胜利会师，四方面军给一方面军让住房，父亲受凉感冒了，在南下返回阿坝茂县的路上，（因张国焘错误的南下政策）第三次打摆子患伤寒，部队走的急，丢下父亲及好几名担架员在后面赶路，饥寒交迫，风雨交加，在牺牲了一个担架员后，父亲滚下担架，让最后两名红军战士自己赶路，两个战士商量用石块把父亲掩埋起来，否则会被草原上的秃鹫活活的吃掉，正在此时被最后一支红军的收容队发现，又是一个护士长说我们红军都是阶级兄弟，决不能丢下这个战士，要么大家死在一起，要么大家一起走出草地，就这样父亲再次被红军这个大家庭挽救了生命。

巴中红军陵园

陵园编撰的《红军故事》里记载了父亲七次大难不死的经历

碑亭

碑文，在这里红四方面军老战友再次集结。

长眠在这片红色的土壤里

　　一九三八年三月间发生的神头岭，响堂铺伏击战（129师386旅打的经典伏击战，已列入我军教材）中，父亲时任129师386旅771团9连副指导员，在向包围之敌发起冲锋时，日军子弹击中父亲的枪壳，端枪冲击时这是要害部位，幸亏这支枪的遮挡，保护了父亲的生命，有惊无险！

　　一九三九年九月，在山东聊城与冠县之间的一场拔据点战斗，父亲时任129师386旅771团一营特派员，负责指挥一个机枪排和两个步枪排战斗。当晚，部队利用夜色掩护，向敌人的碉堡发起猛烈的攻击，日军依靠坚固的碉堡和外围伪军进行顽抗，并打开挥照灯来回照射，敌机枪发疯般地从碉堡中喷出一串串长舌，我军则把部队分成几个突击队，从几个方向向碉堡突击，父亲与战友们扫清了外围敌人，一直攻到碉堡底下，这时碉堡中鬼子的一发子弹击中父亲的左手，打断左手无名指，炸碎左手的拇指、食指，父亲咬紧牙关，和战友们冲进围绕碉堡的伪军院子，和敌人拼刺刀，敌军大部被歼。由于敌增援部队已接近，盘踞在中心碉堡的日本鬼子并未全歼，但意外缴获了栓在院子里的几十匹东洋战马，说到这里，父亲脸上还露出了意外缴获的惊喜。

　　抗战时期在冀鲁豫地区的德州与伪军作战时，还有一次受伤，由于抢救及时保住了性命，这一次父亲的叙述我记忆的不清了，但从父亲骨灰中拣出弹头及弹片的遗留物来看，体内绝不止一个弹头。

　　一九四六年八月，山东野战军8师和华中野战军第9纵队（打配合），向驻守在安徽泗县的国民党桂系第7军172师发起进攻。8月7日午夜时分，8师以5个营的兵力发起攻城，连续爆破勇猛攻击，不到10分钟突破大北门和西北门攻进城内。但敌守军顽强反扑，攻击部队准备不足，伤亡甚重，是夜八师又投入预备队3个营接替，仍因力量不足难以发展，形成对峙局面。八师战士与敌拼杀竟日，血流遍地，河水被染红，但战斗仍呈僵持消耗状态。8月9日夜，指挥部下令八师停止攻击。曾被称为“陈毅军长袖子里的小老虎”的八师，从未打过这样的窝囊仗（桂系第7军的顽强由此可见）！是役，父亲在山东8师二十三团二营任副教导员，负责指挥六连和重机枪排进行战斗，战斗中左腿被打伤，由于子弹头卡在胫骨和腓骨之间不好取，至今弹头还留在腿中，火化时在骨灰中拣出。

　　这次战役后，因父亲腿伤组织上安排他转业到地方工作，父亲坚决不同意，后来上级组织就给他配了一匹战马，一直用到1957年到北京解放军政治学院学习时才弃用。父亲一生参加大小战斗不下几十次，这里仅引用他多次遇险三次负伤的战斗经历，展现他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血染的风采。

解放战争时期，母亲与战友合影。

1949年渡江战役前的照片

20世纪50年代初在舟山海防前线

　　战火纷飞的年代，不仅仅有出生入死流血牺牲，也有胜利的喜悦。在此节录网上古今谈数据库中，父亲口述，刘华清，海生整理的《亲历长征的故事》中一段文字，描述了红一、四方面军会师达维镇的历史场景。
　　．．．．．．打过嘉陵江以后，我们又一鼓作气，打过涪江、岷江，一直打到夹金山下，１９３５年４月，到了西康的懋功县。５月间，我们红九军的２５师驻扎在达维镇。三个团分别驻扎在地势险要的夹金山、牛头山等要地上警戒敌人，因山那边是国民党部队。
    ６月中旬，红一方面军到了。首先发现的是我们放在夹金山下面的"排哨"，因为雨雾天气的原因，看不清对方，当时以为是敌人。我们的"排哨"开枪报警，与对方交上了火，一个哨兵受伤后被红一方面军"俘虏"了，一问才知道我们是红四方面军。对方赶紧吹号联络，可我们又听不懂号声的意思，后来红一方面军干脆把标有镰刀斧头的红旗举起来了，这下子才知道是中央红军到了。哨兵大叫：“山上不要开枪，中央红军到了！”夹金山上的部队由战斗阵势变成欢迎队形，山上山下一下子沸腾起来了！
    我们宣传队当时正奉命上山给部队唱歌演戏，刚爬到半山腰，突然通信员跑下来说："发现敌情，不要上山，快回去，部队要打仗了。"我们回到达维镇后才知道中央红军到了。宣传队敲锣打鼓，军司号连一百多个司号员吹号欢迎，号声响彻云霄！部队夹道欢迎，振臂高呼：“欢迎党中央，欢迎中央红军。”走在前面的是前卫团，接着是中央首长机关，毛主席前面是一匹马，后面是一副担架，主席走在中间（因为毛主席有肺病，光骑马不行），还有其他中央首长，当时我们都不认识，后来才知道是朱总司令、周恩来副主席和苏联顾问等。由于从夹金山下走过河沟，再进达维镇的路很窄，两边一站人，中央首长和红一方面军的同志就紧挨着我们面前经过，看得很清楚。中央红军到达后，我们就把达维镇让给了党中央、中央红军住，我们师直部队搬到了镇外的喇嘛寺。
     晚饭后，在喇嘛寺召开了联欢会，演出前，我们宣传队在后台准备，朱德总司令到后台看大家，宣传队队长给朱德总司令一支演出用的香烟，我赶紧拿出火柴给他点火，他点点头，很随和。虽然我和朱总司令是四川老乡，但因为我当时是个小兵，不敢和这么大的首长打招呼。后来，朱总司令给参加联欢的会师部队讲了话，随后我们宣传队表演了歌舞《八月桂花遍地开》，我是跳舞组长，我们２０多个人都是男的，没有女演员，就由男同志化装。中央红军宣传队表演了江西调：“啊呀来，大家同志在这里，我报告你一个好消息，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了……”
    这段经过小时候父亲跟我讲过，其中有两个情节印象深刻，一是男扮女装，父亲是舞蹈组长，由于长得清秀，往往充当女演员，扮演小姑娘。想必当年在一、四方面军会师的联欢会上给毛主席朱总司令表演《八月桂花遍地开》时，父亲扮演的是一个小姑娘。二是演出前，朱总司令到后台来看望大家，队长递上了一支香烟，父亲赶紧拿出火柴给他点火，父亲说，总司令很和蔼，坐在一张长条凳上给跟大家聊天，父亲点烟时，总司令弯下腰凑过来接火。这一幕感动了父亲一辈子，红军总司令没有一点官架子，红军内部官兵平等，红军真正是穷人的队伍！这深深的烙刻在一个17岁红军小战士的心里。其实这个故事还有延续，抗战初期，在太行山上的辽县（左权县）同玉镇和朱总司令打篮球时，他一眼就认出了父亲，还亲切的叫父亲小老乡。后来父亲在延安特派员集训时就住在朱总司令隔壁的窑洞，天天晚饭后跟朱总司令打篮球，有时故意不传球给总司令，气得他大叫。

红四方面军长征路线图

三、

　　一九五四年二月，我来到了这个世界，由于母亲身体不好，奶水少，大约三个月后就没有母乳了，我又不喜欢吃一些替代品，饿得嗷嗷叫。当时还是供给制，唯一的差别是干部按级别吃小灶，并没有什么钱，买不起奶粉。父亲情急之中，想起了跟着他一辈子的一个宝贝，就拿到银行去兑换，宝贝是一个像万金油盒大小的一个小盒子，内装一些黑色的物体，已风化成粉末状，奇香。银行工作人员用起子把该物体挖出倒掉，父亲急忙阻止，说那是宝贝呀！银行工作人员笑着说，就是名贵药物早已风化失效了，但这个小盒子是金的，可以收购。父亲喜滋滋的拿着兑换的钱，给我买了好几罐奶粉，解决了我的粮食问题。

　　我好奇的问他，这宝贝是哪来的？他说二次北上过草地前，在毛尔盖一带筹粮，由于中央红军过草地时已将这一带的粮食都买空了，所以当时部队铺开方圆几十里分散筹粮，他一个人走到一个喇嘛寺里，呼喊了半天，没找到一个人，忽见供台香灰炉中有一个亮闪闪的东西，就取出打开一闻，奇香扑鼻，好奇的收藏起来了。过草地时走不动路，有些红军战士走着走着就倒下了，再也起不来了，分散在各个战士身上保管的袁大头都摔了，父亲也没有舍得摔掉这个宝贝，几十年都贴身携带，有时候好奇的打开闻一闻，一直到解放后。

　　小时候跟父亲聊天时，不知道感动，长大后，每每想到这个事，鼻子就发酸，眼泪夺眶而出！我后来想，这个小盒子里装的可能是麝香，这是藏医常用的一种名贵药材。

1954年作者（拾姐姐的衣服）与父亲的警卫员

1955年授衔时的父亲和母亲

1959年全家福

　　小时候，母亲从未打过我，但她告诉我，父亲曾揍过我一次。原因是我把玩具小汽车拆坏了，讲了我几句后，我一下子把小汽车摔的稀巴烂，父亲看我这么倔犟，一气之下就狠狠打了我屁股几下，我居然没有哭，父亲一楞，怕打坏了，赶紧扒开我的裤子，看看有无伤痕，然后摇摇头笑着离开了。我想他心里一定想，这小子还有点男子汉的味道。
记得七岁时放暑假回家，在川埠五十八师师部，父亲第一次教我打枪，用的是一支20号口径的法制猎枪，目标是30米开外放在冬青树丛上的一个白萝卜，枪响后，白萝卜上留下了七个弹孔。从此，父亲周末在营区周围打猎时，都带上我这个小跟班的，给我的童年生活带来了很多的欢乐和美好的记忆。
五十八师师部后面有一个很大的茶场，晚饭后父亲喜欢到那个茶场转转，打到两个野兔后，我一手拎一只就回家了，那时候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野味成了我们家的主要肉食。
　　印象最深的是一次打了七只野兔，那天好像兔子特别多，不一会儿就打了两只。打到第三只时，父亲就笑嘻嘻的说，你拿不了了吧，幸亏这时师部警卫连有个战士听到枪声过来了，找了一根竹竿儿，用植物藤把野兔一只只绑到竹竿上，我和战士一人拎一头，把七只野兔拎回来了，记得他还把野兔摔到别的师领导家后门，自己留一两只够吃了就行。他打野兔的方法很简单，带一支五节电池的手电筒，沿着茶树行，一行一行的照过去，照到兔子后光柱不要移开，兔子的眼睛会看着光柱，在灯光中眼睛是红色的，这时悄悄地将枪拎起，顺着光柱瞄准射击，十拿九稳。有时候兔子也会转身跳开，但傻兔子只会顺着光柱跑，只要动作迅速仍会打中它。
　　这个方法我也学会了，80年代我在南京市郊的一个检察院工作，当时还有干警晚上留院值班制度，有一天我值班，事先将猎枪带到单位，晚饭后跟法警小殷说，走，跟我去转转，小殷兴致勃勃的跟我去了。单位紧挨着雨花台，雨花台山脚下有一片茶园，到了地头，不到20分钟就发现了一只野兔，枪响后我叫小殷去拿兔子，他还将信将疑，待走到手电光指向的地方，拎起一只野兔才哈哈大笑。我估计还会有，春天兔子成对，不到一百米开外，又发现了第二只野兔，第二次枪响后，叫小殷去拿兔子，他仍不相信。不到半小时，打了两只野兔，就回单位值班了。小殷高高兴兴的带一只野兔回家，另一只第二天早上送给办公室里大惊小怪的老王同志了。
　　还有一次跟父亲打猎的经历很有意思，也是傍晚，父亲没找到野兔，就转到较远处的大山上去了，在一个山脊处，父亲拉着我悄悄的蹲下来，指向远处一个高坡上的黑影说：小孩子眼睛好，你看看那是什么？我仔细望去，似乎是一个人蹲在那里的影子，父亲问我是不是一个猴子，我说不像，因为脑袋与身躯的比例非常不对称，脑袋太小了。说话间，那个黑影的小脑袋动了一下，马上父亲的枪响了，黑影不见了，我们走过去一看，那是一处悬崖，转到山崖下，找到了一只硕大的猫头鹰，父亲说它的头一动，我马上看出来不是人不是猴子，立即开枪。战利品拿回家后，父亲把大羽毛拔下来，鸟肉第二天早上送给警卫连的战士了，据说烧了一脸盆的肉。父亲的手很巧，用猫头鹰的羽毛扎了一个很漂亮的羽毛扇，我感觉比诸葛孔明的羽毛扇还漂亮！
　　父亲在58师工作数年后，大约是1964年的春天，调离了五十八师。行前请同事在家里喝酒，酒过三巡，忽听到屋后有公鸡打鸣的声音，打过猎的都知道，野鸡在发情期的鸣叫是短促声，不熟悉的人是不容易在大自然的一片背景声中听到的，父亲很敏感的捕捉到了。连忙放下酒杯，取枪到后窗，我也跟了过去，探头探脑的看见了一只公野鸡站在距后窗约70米距离的一个土坎上，父亲出手很快，枪一伸出后窗即开火，野鸡应声而倒，我跑过去捡回来，母亲即现烧上桌，父亲的战友目睹了这个过程开心极了，自然酒又多喝了几杯。
　　父亲调到绍兴军分区又工作了5年，我1968年初中毕业后，下乡在绍兴柯桥钱清人民公社当知青，第二年父亲安排我回四川老家下乡，谁知母亲送我回四川途中在南京变卦了（也许她事先有预谋），找了南京军区的一个领导（父亲的老上级）安排我去当兵了。现在看来父亲可能知道他要离休了，想回四川老家，也许是派我打前哨的吧。

离休后的父亲

虽然年迈仍精神矍铄

年愈古稀，慈眉善目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