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上梁中学（二）

梧桐

　　二 我和上梁中学

上世纪60年代末期“文化大革命”进入收尾阶段。当时在教育战线有两条重要的最高指示。一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二是“方便贫下中农子女就近入学”。结果是大批大、中专毕业生，同时还有大批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从城市奔赴农村。在农村，为适应这一变化，应运而生，各地创办了一大批中学和医院。隆德县原只有四所中学，一下子变成了21所，每个公社一所。上梁中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创办起来的。我呢，刚好由宁夏大学农学系毕业，于1968年12月分配隆德接受再教育。在张程、城关劳动锻炼一年多后，于1970年元月分配到新成立的上梁中学任教。冥冥之中，与上梁中学结下了10多年的不解之缘。

　　接到通知时，我正在神林公社双村大队搞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业已结束，等待分配。队长通知我后，便安排房东给我烙些干粮，又和我商量，说是后天才有牲口，才能给我送行李，让我多等一天。我还是决定第二天出发，因为明天是礼拜天，星期一怕学校有事。行李可以后天送过去。

第二天，下了几天的毛毛雪停了，可也没放晴。云层不厚，压得很低，狂风呼啸着卷起雪花漫天飞舞。我穿一件蓝面羊皮大衣，那是我在张程劳动锻炼时，在西吉兴隆集上花30块钱买的，又在银川花20块钱翻新了，在隆德一直陪了我14个年头。头戴一顶很大的皮帽子，军挎包里装着毛主席语录和干粮。又找了一根得心应手的木棍以助脚力，其实，主要还是路上防狗、壮胆。吃过上午饭，大约10点多就出发了。单人獨行，顶风冒雪，翻山越岭，大有杨子荣打虎上山的气势。心里还想，这有山、有沟、有雪、有风，只是缺原始森林了，要不然，真还是场打虎上山呢。唉，别说虎了，出来只狗怕也应付不了。就这样，一路走着，一路胡思乱想着，憧憬着美好的明天。明天，我就要正式开始上班了，要当老师了，要成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了。一路都是漫漫上坡，山越来越高，傍晚时分，总祘跌跌撞撞捱到了上梁。

找到了学校，见到了和我同时分配到上梁中学，先我而到的宁大同系同学徐耀武。他为我引见了当时在校的几位老师。有许秉龙（1936--1992？）老师，宁夏永宁李俊乡许家桥人，宁夏大学数学系第一届（1962届）毕业生，由沙塘中学调来。问他到隆德几年了，他一句“八年了，别提他了”，惊得我半天说不出话来。这是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常宝爹的一句唱词。真不知许兄是如何熬过这漫漫岁月的？我自己也不知道要熬上几年？还有郑玉吉老师，他是本地李山人，当时不到30岁，固原师范毕业。还有李积山老师，20来岁，是当地知青，这个学校的元老，家就住在学校下边。徐告诉我，郑老师是公社指定的学校临时负责人。还有几位，周末回家去了。当晚，因我的行李未到，就在回家去的老师房中住了一夜。

　　第二天上午，我才有机会巡视了一番学校。在长不过80米，最宽处不过20米的一个近似于梯形的平台上，背靠北崖跟，一排低矮的平房，大概12间，就是整个学校的全貌了。和山区大多数民房一样，土打墙，前低后高，单面斜屋顶，挂小青瓦。前房檐高2米许，后墙高4米许，净深丈许，近乎方形，每间面积大概10平米左右。两通间的作教室，单间的是老师的办公室兼宿舍。屋内一桌、一椅、一凳，和一盘1米x2米的土坑，上铺一块木床板。桌子上放一盏带玻璃灯罩的可调亮度的煤油灯（那可是山区最好的照明设备了）。学校东边，在低一个台地上有一较大的平地，西北边靠马路处是上梁广场，广场西端有个黄土夯实的舞台，大不过4米x6米。广场中，是标准的篮球场，栽一副自制的木篮球架。再往东依次分布着公社机关大院、供销社和卫生院。当时，全公社机关干部、教师、医生加一起30几人，都在公社大灶开伙。

　　

　　下午，回家的老师都陆续返校了。有城关的杨秀烨老师，女，当年固原师范毕业刚分配于此；有本公社李家沟的李映楠老师，是个有经验的老教师，长于音乐，不过30岁。还有公社的文教专干李克哲老师，他也是李家沟人。他主管全公社的文化、教育工作。新成立的上梁中学，更是他操心的重点，事无巨细，都通过他上传下达。偶然也代几节课。晚上，郑老师和李克哲老师召集大家碰了个头，互相介绍认识了一下。李克哲老师大体介绍了一下学校和公社的基本情况。当时所谓的上梁中学，实际是在原上梁小学的基础上，戴了个中学帽子。一切都还是原上梁小学的家底，可以说一无所有。缺教室、无老师、缺宿舍、没有操场、没有食堂。小学有1--5年级5个班，60几个学生；初一1个班，20多名学生，共80来名学生。老师7人。开头几天大家作些开学的准备工作。

　　没几天，就要开学了。公社宣布任命陈西征老师为上梁中学校长。陈老师原是魏沟小学校长，就是魏沟人，是个很有经验的小学校长。陈校长到任后，组织了开学事宜，安排了教学，排了课表。一共6个班、7个老师，小学班多老师少，中学班少老师多，大家也不分中学、小学。我和徐、许三人都兼代小学的语文、祘术课。

教室不够，就搞复式教学。复式教学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同一个老师，同一个教室，2--3个班的学生一起上课，这个难度比较大，李积山老师是这方面的行家。上梁还创造了另外一种形式：两个班的学生，两个老师，同在一个教室上课。学生在中间背靠背，老师在两头面对面。两老师同时上课，同时讲，各讲各的课，各唱各的调。看着对面的老师，忍俊不住要发笑。时间长了，也就习以为常了。办公室不够，两人一间，李积山老师回家办公。宿舍不够，家近的老师，回家住。再不够，两人一间，杨老师就和后调来的柳秀珍老师在一起住了很久。

就这样凑合了两学期。这期间，在平房前的较宽的空地上，与平房垂直方向在新建两栋面对面的大教室，进度缓慢。一年后，总祘有了两栋像样的四间大教室。一下子宽松多了。腾出一个两通间房子作伙房，学校就开始自己单独办灶。老师们轮流管灶，每人一个月。那时，教师的粮食定量27斤每月，（内有2斤白米），植物油半斤。上午一个半斤大的白面馒头，一碗洋芋菜，上面有点油炸葱花，能漂几个油花花；下午一碗洋芋面。十天半月还能带点肉，逢年过节，根据大家意见，还可以改善一下，那就是炸油饼或吃长面。每月伙食费多为7--8元，很少超过10元。那时候，山区机关、学校伙食普遍都是这个水平，大家也很满足。炊事员先后请的是当地社员赵志杰、王黒娃。他们都很辛苦，很认真。

　　1973年初，余开炎（1935--1993？）老师从桃山中学调入，弥补上梁中学没有语文老师的缺。余老师是湖南临澧县人，武汉大学汉语系1960届毕业。徐耀武老师同时调出。同时，马鍚凡（？--2002）老师调任上梁中学校长，他是城关八里铺人。陈校长同时调桃山中学任教。马校长到任后，首当其冲的任务，就是要尽快解决校舍不足的问题。在校园西有一块6--7亩大的坡地，前边坡度不大，比东边校舍低个平台。是分给学校勤工俭学的生产基地，可以扩建教室和运动场地。公社党委是全力支持，举全公社之力，也要办好这上梁历史上的第一所中学（也是唯一的）。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建校运动在全公社范围内展开了。在没有什么基建经费的情况下，“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是大庆王铁人的豪言壮语。白手起家，自力更生。材料由各大队分摊；搬运材料由学校组织高年级学生承担；技工、普工由公社统一抽调。老师们整天领学生下乡搬运建筑材料。大的檩条、大梁要几个甚至十几个人抬，小的椽子、檐子、打地基用的石料，由小点的学生和女同学依个人体力肩扛背揹。远处一天只能跑一趟，近处一天要跑两趟。此外，学生早晨上学时，顺便还得给队里带点分摊给他们的檐子、麦草之类的小东西，班主任老师组织验收。校园里到处堆满了各种建筑材料，像个工地一样。老师、学生累得够呛。哪还有时间、有气力上课呢。马校长干劲十足，校园里随处都能听到他的吆喝声。上课只能是挤时间了。师生和社员对此颇有微词，抱怨劳动太多，上课太少。现在回头看，要是当年不这样苦干，哪有上梁后来的辉煌。

　　辛苦的直接回报便是又两栋四个宽敞明亮的大教室拔地而起。这回就更气派了，青砖墙基、墙柱，人字形屋顶，白灰墙面，又高又大，巍然屹立。每间面积足有50多平米，成了上梁最漂亮的建筑。与此同时，在原一排平房上头还有一小块平地，又在那盖了一排教工宿舍，好像是十间，面积也大了点，师生们都称“楼上”。也是青砖墙基、墙柱，白灰墙面，高高在上，很远就能看见。至此，校舍的问题祘是基本解决了。 接着要解决的是运动场地。还是西边的那块地，继续向西平整，断断续续一年多吧，师生们轮流着上课、劳动，总祘是平出了一块长百米有余，宽大约30多米的一大块平地。新教室靠东占去40米左右，剩下的地方，划出一个标准的篮球场，做了一副较为标准的木篮球架。四周较宽处，除划出100米跑道，还捥了个跳高、跳远两用坑；又栽了两根粗木桩，上边打了两眼，找了根铁棍，便是一副简易单杠。隨后，1974年前后，沿校园周边还打了围墙，依地形走向蜿蜒曲折，上下起伏，把整个校园围了起来。这回，总祘有个校园的样子了。遗憾的是找不到个合适的修大门的地方，只有一条可以进出小型车的坡路。

　　这期间，县文教局不断地给各个学校充实和调整教师队伍。1976年9月，宁夏大学化学系毕业的马仲民老师分配到上梁中学任教，他是城关人。十年中，先后调入上梁中学的有王文举（神林人）、王海兰（城关人）、任永安（城关人）、陈翠梅（城关人）、魏玉梅（城关三里店人)、邵鞠德（女，崇安人）、殷立国（中宁人）、马选成（联财人）、刘万吉、柳秀珍、高俊德、王瑞花等。还有位神林人，记不住姓名了，呆一学期就走了，据说还有位温堡人陈森林老师，没啥印象了。有部队转业的李鸿儒老师，有重庆下乡知青李华萍，叔父是上梁人，后被招工。还有从本公社各小学先后抽调了几位有经验的老教师，有李正兴（李山人，总务、财会）、李维凡（上梁人）、李振甲（上梁人）、李智军（李家沟人）、马俊才（上梁人）等。1976年后，又先后选本校高中毕业生李金驹、李宏喜留校任教。1979年，被公社推荐上大学的本校学生伏殿君，由宁夏大学数学系毕业回到母校任教。一时间，人来人往，热闹非常。在岗的老师常保持在15名左右，其中，有大专学历的4--5人。那是上梁中学的第一个发展高峰期，可谓兵强马壮，一派兴旺景象。于是决定乘势而上，谁决定的？不知道。只听说没有上边的批文。于1975年办起了高中班，25名学生，余开炎老师任班主任。在这之前，还有个传聞，说上梁中学要改为农业技术学校，不知什么情况？可就在办高中班的同时，确确实实增加了一个“农技班”，我被宣布为班主任。我思想上毫无准备，不知怎么办。上边也没有任何人和我谈过有关农技班的事。目的是什么？开设什么课？要不要试验田？等等。我左思右想，也理不出个头绪来。教材发下来，一看还是中学的“农业基础知识”、“工业基础知识”（当时代替物理、化学）之类。好在当时没人管，没人问，校长排的课表也和高一的一样，我也就不多想了。只是在教学中，有意识地给农技班的学生偏重讲讲“农业八字宪法”，介绍些农田调查取样的方法，测测发芽率、测测产量、自然选种之类。这些也只是纸上谈兵，黑板上画画而已。第二年，农技班即停办，除却了我思想上的一个大负担。接着，1979年，办了四年的高中班也被叫停。此时的上梁中学达到鼎盛时期。全校有小学五个年级五个班，初中三个年级（1978年初中由两年制改为三年制）三个班，高中两个年级两个班，共10个班（没有祘农技班），人数记不清了，不会超过180人的。

（未完待续）

　　文/图 梁 海 编辑 梧 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