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农轶事

漁樵

（一）

赶上了上山下乡的年代，但没下过乡，只学过农，虽然时间很短，但至今想起来还觉得挺有意思。

1969年3月下旬，迎着料峭的晨风，我们初中四排的同学们，分别站在两辆大卡车上，行驶在前往叶县农村的路上。初中四排，学校怎么会这种编制呢？因为那个年代，毛主席号召全国学习解放军，学校领导认为学习解放军就应该按军队的编制，一个班级一般40多人，与军队的排人数相近，所以就把班改成了排，于是，我们便有了“四排”这个具有时代特征的集体称号。

这次学农虽然只有一个月时间，但是对于这些十三四岁第一次离开家的城市孩子，都像鸟儿出笼一样，一路上说着笑着，异常兴奋。

汽车停在了村口的打麦场旁边，带队的工宣队赵师傅到村里联系去了，大家下车就地休息。就在这时候，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头公猪和一头母猪，不知什么时候跑到了麦场上，当着我们这些懵懂少年的面，竟然当众进行交配。这种情况在农村来说是司空见惯的，但对于城市长大的我们，可是第一次见到，甚至有的同学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于是男同学好奇的围着看，女同学不知发生了什么，也挤过来看，顿时羞红了脸，用手捂住了眼睛。没有想到，我们这些来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城里学生，下车伊始，就先接受了一次动物繁衍后代的启蒙教育(此精彩片段据玉东同学回忆)。

叶县龚店公社汝坟店大队，坐落于许南公路的汝坟桥旁，北面紧临沙河，村外有大片的柿树林，是一个有近两千人口的大村庄。大家站在大队部前的空场上，听女班主任汪老师宣布分组名单。汪老师给我们的印象就是一个“大”字，大眼大嘴大手大脚大个子，梳着两条短辩，去年师范毕业分配到我们学校，今年刚担任我们的班主任，这次学农活动由她和工宣队的赵师傅带队。

我、玉东、洛明、鹤臣、青桃五个男同学和五个女同学分到了第二生产队，全班的女同学都住在一间大房子里，男同学则由所在的生产队分别安排住处，队长领我们到了住的地方，一所三间的瓦房，是生产队的一个小仓库。靠墙的地上铺了一溜稻草，这就是我们的地铺，赵师傅也和我们住在一起。

吃饭是队里派到农民家里，每天换一家，队长领我们去农民家吃饭的时候总是说＂这是山上来的学生＂，我当时还奇怪，我们怎么是山上的人了？原来这是叶县这个平原地区的人对平顶山地区的称呼。第一天吃饭那家的主人很实在，拿出了过年才舍得吃的白面给我们烙馍，有的同学第一次吃烙馍，把烙馍像叠手帕一样叠起来吃，结果咬不动，惹得主人家的孩子笑了起来，女主人也笑着教我们怎么卷烙馍。后来听有的同学说，他们连一顿白面都没吃过，可见当时各生产队之间差别也是比较大的。

农村的夜晚，非常安静，远处传来一阵阵大声念诵毛主席语录的声音，当时农村没有电，街上很黑，走近了才看清，两三个农村学生，一个人蹲在地上，用马灯照着书，小声的念一句，另一个人站着，拿着用铁皮卷成的大喇叭，竭尽全力地跟着大声喊一句，用这样的方法起到广播的作用，当时心想，农村的孩子还真会想办法呢。

（二）

一大早，上工的钟声响了，那钟就是一段挂在树枝上的钢管，钟声响过一阵以后，社员们陆陆续续的来到街上，队长布置今天的任务是往地里送粪，人们开始向村外走去，男劳力们拉着架子车，大姑娘小媳妇们扛着铁锹，一路上说说笑笑，前后拉了好远，队长不时的催后面的人快点走。

干活的时候，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长得浓眉大眼、五官端正，见到我们总是微笑，干活也很卖力气，我们也喜欢跟他在一起干活。大约到8点钟的样子，队长喊收工吃早饭，农村是先干活后吃早饭。吃饭的时候队长告诉我们，今天和我们在一起干活的人是地主成份，以后不要跟他在一起，吃饭也不会派到他家。我心想：这个地主怎么一点儿也不像《半夜鸡叫》里面的周扒皮呢？想起建国同学说过：家庭出身不好的孩子长得都比较好看，因为他们家有钱，娶的媳妇漂亮，所以生的孩子也漂亮。看来这话有点道理。

生产队长是一个很有经济头脑的人，冬天农闲的时候，他带着大家在打麦场的边上建一个砖瓦窑，村里人把这个工程叫做鼓窑。我们的任务是往窑上掂泥，一块四方布，用两根绳子拴住四个角，叫做泥兜儿，用手掂着泥一趟趟地往窑上送。几个壮劳力在窑上面夯土，一个人扶着夯把喊号子，周围拉绳子的人一起“嘿哟”的同时用力把一块大石块拉起来再落下。喊号子的人很有才，会编顺口溜：“烧了砖呀，嘿哟！盖新房呀，嘿哟！有了新房，嘿哟！娶媳妇呀，嘿哟……”听的在下面干活的人都笑了起来，打夯的人也觉得格外带劲。这时有一个据说是大队干部的人从这儿路过，喊道：“停停停，都说的啥玩意，净是封资修的东西。”喊号子的人吓得不敢吭气了，那人走了以后，他开始喊：“下定决心，嘿哟！不怕牺牲，嘿哟……”现在一想起来这个场景，还忍不住想笑。后来学习企业文化的时候，发现当年那个农民喊的号子，不就是一种愿景激励方法吗？看来那时的农民，早已不自觉的掌握了这种先进的管理理念。

工宣队队员赵师傅，是从矿上来的工人，个子不高，一双笑眯眯的眼睛，他不用下地干活，白天见不到人，晚上还经常回来的很晚。一天夜里，我们正睡的香，外面传来敲门的声音，我们谁都不想爬起来开门，就都装睡不做声。赵师傅在外面敲了一会门，屋里没有反应，后来发现门槛下有一个猫洞，就找了一根棍子伸进来，把顶门的铁锹捅倒了，这门没有门栓，在里面用铁锹顶着。赵师傅进来也没说话，脱衣睡了，我们装睡也不敢睁眼。以后，赵师傅仍然回来的很晚，鹤臣是我们中间年龄最大的，他说：“今天咱们用架子车篷顶住门，让他捅。”这一晚赵师傅果然捅不开了，在外面又不敢大喊大叫，这一夜不知道他去哪儿睡了。

第二天一早，赵师傅回来了，对着我们大发脾气，说我们故意整他，大冷天让他在外面冻得够呛。我们针锋相对：你白天又不上工，我们一大早还得起来上工，你不会早点回来吗？赵师傅也是自觉理亏，就没再说什么。

我们住的屋子是三间房，比较空旷，因为夜里起来方便要到屋外去，天又比较冷，于是我们就在屋子的一角铺上一片黄土，就在那上面方便，第二天再把土铲到粪堆上，重新铺上新土。正巧那天我们上工走了以后，赵师傅在家刷了鞋，一看这地方挺干净，就把鞋放在那儿晾着。夜里黑咕隆咚的谁也看不清，照尿不误，结果到早上一看，那鞋里面全是尿，可把赵师傅气坏了，可我们真是好不容易才憋不住笑。

（三）

第一次离开家到农村，遇到了不少有趣的事。队里有个卖豆腐的老大爷，个子不高，人很和气，据说是大队贫协的贫农代表，我们都盼着轮到他家吃饭，这样就能吃上豆腐了，那时候吃上一顿豆腐菜，比在家的时候吃肉都香。有一天吃饭的时候，他神秘兮兮的问我：“那间房子睡着有啥动静没有？”我说：“没有啊。”他说：“你不知道，那房子紧的很。”我问他：“紧是啥意思？”他说：“紧就是有鬼啊，那么好的瓦房没人住，就是紧的很，没人敢住，那房子里连着吊死了两个人，可得小心点，要是睡觉梦见有人拿着圆圈说里面可好看，让你伸头看，你可不敢看，那是吊死鬼的套，你伸头一看，套住你就完了。”我笑着说：“哪有鬼啊，你吓唬人呢。”他还一本正经的说：“真的，小心点。”我回到屋里看了看，房梁上真的有一截黑乎乎的绳子提溜着，难道这真是上吊的绳子吗？不过我们从小受的是无神论教育，根本不信鬼神一说，所以也不知道害怕。

那时候是文革后期，盛行“三忠于、四无限”等个人崇拜，村里的主要街道上，在房头的地方修了一些类似小庙一样的小房子，有一人高左右，里面有毛主席的塑像或是画像。一个家住在旁边的社员在那小庙前面放了一捆玉米杆，队长看见了喊道：“你弄啥哩，叫毛主席给你看柴火哩不是？！”吓得那个人赶紧出来抱着玉米杆跑了。

农村的孩子有时候也挺顽皮，那天我们在地里栽红薯母，是一种叫下蛋红薯的种植方法，一个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农村孩子，我们一起蹲在地上往土里埋红薯母，他拿了一个大土坷垃放在坑里，我说你不放红薯放它干啥？他说你不知道吧，种啥长啥，种一个大土坷垃长一窝小土坷垃。正巧他后面有个年长的农民听到了，照他屁股上踢了一脚骂道：“放恁大那屁。”那孩子赶紧做了个鬼脸把土坷垃拿了出来。

我们住的屋子中间放了两口大木箱，我们就琢磨这里面装的什么啊？有一天我们看了看那锁头很小，找个小棍使劲一拧竟然开了，打开一看真是喜出望外，里面满满的都是书，好多大厚本的小说，还有连环画。那年代文学作品都受到批判封起来了，这可能是生产队当做“毒草”收缴封存的图书。煤油灯光线太差，看小说费劲，就看小人书吧。于是，每天吃完晚饭，我们就趴在煤油灯下看书，其中有很多《西游记》系列的连环画。有一次看到一本《西游记》，封面上的名字写着“平顶山”三个大字，以为是说我们平顶山呢，看了以后才知道，此平顶山非彼平顶山。

1969年4月1日，中共九大召开，喜讯传来，举村沸腾。天还没亮，人们就敲锣打鼓的走上街头，欢呼党的九大胜利召开。然后我们就与贫下中农们一起，高举着红旗，徒步向叶县县城进发，一路上都是这样的队伍，不断地汇入奔向县城的洪流中。县里在一个大空场上举行盛大的庆祝仪式，第一次看到如茶缸般粗大的炮仗，锣鼓声、鞭炮声，真是震耳欲聋。

（四）

一个月的时间很快就到了，在这儿不用上课，不用做作业，没有父母管束，赵师傅和汪老师也不管我们，除了白天上工以外，想干什么干什么，那真是马放南山，自由自在。

回城的那天早上，赵师傅忙着招呼集合的事，让我们把他的行李带到大队部去。鹤臣是我们几个中年龄最大的，总是有好多歪点子，这时候他又坏坏地说：“赵师傅整天三更半夜才回来，害得我们觉也睡不好，咱们把这事写到他被子里，回家让他老婆看见收拾他。”平时大家对赵师傅就没有好感，听鹤臣这么一说，大家就把他的背包打开，用钢笔在被里上写了“赵师傅，你为什么总是三更半夜才回来，干什么去了？”一行字，然后照原样把被子捆好。

出去一个月，终于回家了，我母亲张罗着找衣服让我换，她把我的背心掀开一看：“哎呀，怎么全是虱子，快到院子里脱了。”我脱下背心，才看清上面爬了好多虱子，这才明白身上怎么这么痒呢，尽管它们在我身上住了这么长时间，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它长什么样。于是在院子里放了一个大盆，把衣服全放在盆里用开水烫。

第二天下午的时候，有同学领着赵师傅找上门来了，他把我喊出去问：“谁在我被子上写的字？”我说“不知道，写的什么字？”他没说写的什么，让我跟他一起去找另外几个同学。后来找到同屋住的几个同学谁都不承认，他非常气愤地说：“反正跑不了你们几个，中午回家一进门老婆上来就是一耳光，弄的我都不知道咋回事，闹了半天才知道是因为你们几个捣的蛋。”赵师傅看我们都不承认，也没什么办法，毕竟不是什么好事，他也不敢大张旗鼓的追究，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了。过了几天赵师傅不见了，听说是调回矿上了，不清楚是不是跟这件事情有关。

学农这段经历已经过去快五十年了，但是在我的记忆中仍然非常清晰，因为这是我们在城市长大的孩子第一次零距离接近真实的农村、真实的农民。城市的社会关系是松散的，每个家庭之间都没有太多实质性的联系，而农村则不一样，一个村庄就是一个小社会，所以也是我们第一次接触真实的社会。一个月的时间虽然很短，但是这个经历有没有对我们的人生产生一定的影响？也许有，也许没有，但回想起这些往事总是快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