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拐拐头

老猫逮鱼

文：张昌勤

图：张昌勤

儿时的我

　　上世纪50年代初，龙舟坪集镇很小，只有一条街，东起罗家老屋，西至向王庙，即现在的老街。街道分为三部分，叫一街、二街、三街，由三个居委会管理，常驻人口也就几百千把人。二街在西门东边拐了一个“Z”形弯，拐弯的这一带，人们叫作“拐拐头”。这里是我生长的地方，留下了许多童年的记忆。

龙舟坪向王庙

我出生的时候，家里很穷，一家7口人住在“拐拐头”10多平方米的木屋子里，前头是堂屋，中间用竹子夹了一间房，糊上旧报纸，放着两张对合床，中间要侧着身子才能过人，婆婆和我们四兄妹住在这里，后面是厨房，刚好容得下一个土灶和碗柜。堂屋大旁门有一张木梯，上去有一个小阁楼，是父母住的地方。二婆婆和我们四姊妹住在楼下房子里，虽然拥挤一点，冬天倒觉得很暖和。夏天赤日炎炎，屋里没法住，晚上就用木板在石板街上搭个统铺，我们兄妹睡在统铺上，仰头数着天上的星星渐渐入睡，夜晚醒来，万籁俱寂，伴随着一丝凉意，听得见清江河潺潺流水声。

老街一角

　　我虽然少不更事，无忧无虑，但母亲却承担着巨大的生活压力。她在镇办企业弹花社里上班，每天用人工的弹花机弹棉花，为单位加工棉套提供成熟的材料。弹棉花是一种重体力劳动，弹的时候双脚要交替快速地踩着下面的踏板，以此带动齿轮飞快地旋转，上面双手要不断地往机子里喂皮棉，力气要用得大，手与脚动作要协调，才能弹出细软蓬松的白棉花。这种事无技术含量，单位的男人都不愿意干，为了养家糊口，又小又瘦的她日复一日地干着，每天回家都累得筋疲力尽，早早地上楼去歇息。

小巷深处

　　母亲不仅勤劳，而且善良。生存的压力，让她沉默寡语，不勘重负，但每次街道主任安排她到拐拐头上路灯时，她都欣然接受。当时，龙舟坪街上还没有电灯，为了给路人照明，街上照明的路灯都是由居民轮流提供。轮到我们家点灯时，母亲总会提前下班，备好煤油，把玻璃罩子灯擦得通亮，点燃后牵着我一起到街对面的棕床厂屋檐下去上灯，把灯挂好后，她还不愿离去，要检查放得正不正，灯亮不亮，仿佛比弹棉花还重要。

我和祖母

　　“拐拐头”挨着西门，我记事时，西门的城墙还在，门外的护城河与清江河交汇的地方，是一片面茂盛的柳林。我和街坊覃学成、李元喜及兵役局（即人武部，旧址在拐拐头）的10来个小伙伴经常到柳林去捉迷藏、到城墙上去“打仗”。有一次，我们在城墙上的地下还发现了古代打仗用的刀和剑，我们把它交给了文化馆，当时也不知道它有什么收藏价值，只知道地下挖出来的东西不是自己的，应当交给国家。

游戏“杀羊儿”

　　到了读书的年龄，我和我的伙伴们去上学，小学在西门外街头向王庙的一个老屋里，离家有一里多路，街上的学生都是跑读。我们姊妹多，母亲忙里忙外，没有时间来做鞋，我夏天上学经常打赤脚，早中晚一天几个来回，在石板街上烫得脚疼；没有电扇，更没有空调，夏天我热得混身是痱子，额头上还长着大包，化脓后还要灌捻子，疼得要命；没有自来水，放学了我要和姐姐到河里去抬水，遇到涨大水，浑浊不能吃，就要到更远的山边（现丽橙宾馆旁）去取井水，一桶水荡来荡去，到家也就只剩下半桶，好在过去的人没有条件每天洗大澡，要的水也不十分多；家里没有钟表，每次放中学回家吃饭，二婆婆都还没有淘米，她年纪大了，没有什么时间概念，见到我放学回家，总唠叨你这么快就回来了，我急得在家又哭又闹，时间长了，房间的竹壁子就被我撞歪了，因此中午上学我经常迟到挨批评。

老街旧屋

　　我读小学的时候，正值1958年大跃进时代，全民大办钢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我们小学生课外活动、上学放学的路上，都拿着一个自制的小泥巴炉子，放进木炭和矿石，要用嘴巴吹出钢铁来，整天弄得鼻儿乌嘴儿黑。后来进入三年困难时期，家里不准开火，吃饭要到街道食堂。每到吃饭的时候，婆婆就提着一个竹篮子，里面放着碗筷，领着我们去吃饭。二街的食堂在“拐拐头”针织社，开始食堂办得还不错，用黄豆推的懒豆腐，再和上麦子面煮成稀粥，主食副食都是它，不要钱不限量不带走，我们觉得吃得饱吃得好，二街的居民都在这儿吃，路过的人也可以免费进餐，吃完后打着饱嗝甩手离开。后来，大锅饭好景不长，黄豆、麦面没有了，食堂难做无米之炊，街道居委会就安排居民轮流下乡去打野菜，野菜打完了，食堂解散了……。我的童年经过了一段艰苦的岁月，我吃过各种野菜，黄荆叶子、马齿苋、屋儿长、蒿子。我还吃过枇杷树皮粑粑，颜色淡黄，非常诱人，但吃起来异常苦涩，难以下喉。

物是人非

　　“拐拐头”住着个姓彭的大叔，就在我家隔壁，在短途运输队背脚打杵。他老实本分，寡言少语，是“拐拐头”出名的好人，“文革”期间，他也受到了冲击。起因是这样的：他家的堂屋里挂着中堂画，中间是毛泽东主席，两边是骑着马端着枪的草原上的少数民族民兵。不知是谁无限上纲分析说：“这两个民兵是用枪押着毛主席，彭的用心何其毒也”。这个罪名可不轻呀，在当时属现行反革命罪。彭叔遭殃了，到他家门口示威的造反派一波接一波，口号声此起彼伏，有的还“架土飞机”动手打了他，可怜彭叔没有文化，有口难辩，其实他完全可以说是用枪保卫毛主席的，问题是在那个无法无天的“文革”时期，当时他已经没有了发言的权利和机会。我那时只有10多岁，幼小的心灵感受到了极大恐惧，跑回家检查自家屋子里有没有类似问题，柜子箱子翻了个遍，最后看到一张房屋契证，心想可能也是“四旧”，一把火烧了才放心，后来父母知道了，急得直跺脚。

文革大串连

　　1969年7月，清江河发了大水，龙舟坪被洪水淹没， “拐拐头”街上停满了避洪水的船只，街上的居民都躲到了城墙坡，天不停地下着大雨，电力、交通和通讯全部中断，黑夜里只听见接连不断的房屋倒塌的轰隆声，第二天，洪水才逐渐退去。这次大水，龙舟坪损失惨重，所有土墙房屋倒塌，很多人无家可归，宜昌派来了飞机给难民空投食物。10月，在“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号召下，龙舟坪镇有67户202人到农村落户， “拐拐头”的我家、彭家、周家、郑家都下了乡，我家六口人一分为三，父母、婆婆和年幼的妹妹到了贺家坪白咸池安家。之前我和姐姐、哥哥作为“老三届”的知识青年分别到渔峡口双龙、都镇湾高桥落户，从此，我离开了龙舟坪“拐拐头”，离开了生我养我的地方。在后来的灾后重建中，转弯的街道被拉直，“拐拐头”也消失了，现在只有很多老龙舟坪人知道这个地方。

下乡之后

　　“拐拐头”记载了我童年时期的酸甜苦辣，见证了建国初期国家在发展方向和道路上的苦苦探索。我们这一代人，历经了磨难，承载了风雨，但我们没有埋怨，艰苦的经历锻炼了我的意志，为我以后的人生旅途增添了力量和勇气。值得庆幸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终于找到了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 “拐拐头”居民和后代与全国人民一样，都过上了幸福安定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