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节的怀念 —— 小龙、小蓝

方木

五月十三日是母亲节！当无数孩子庆祝这个伟大节日的时候，我俩又想起了自己亲爱的妈妈，想起了八年前她离开我们时的情景：

那天凌晨三点，当无锡四院的值班医生通知我们赶到医院时，母亲已昏迷进入濒危状态。按她之前清醒时的一再嘱咐，我俩赶紧叫救护车带她回家。

母亲当时双目紧闭，任凭我们兄妹再三呼唤也毫无知觉。可当我俩依偎在她身边，唱起“世上只有妈妈好”时，奇迹出现了：母亲睁开了眼睛，双手紧紧握住了我俩的手。

当白发苍苍的父亲唱起他俩最喜欢的《夜半歌声》时，母亲竟然一字一句与父亲一起吟唱起来，那凄婉的场景那么深情感染，催人泪下。

见此情景尽管我们稍许宽慰，可三天后母亲还是离开了我们。

今天，当我们再次哼起“世上只有妈妈好……”，多想让母亲在天之灵能重返眼前，那恬静慈祥的笑脸，那唠唠叨叨的嘱咐……

母亲名叫江慧觉，出身于锡城名门大户，是江家的三小姐。

江家在早年颇有社会名望，太舅公（母亲的爷爷）在无锡北门内打铁桥街经营一家名为“松茂祥”的鞋帽店。

他生有六男三女，其中在民国建筑史上人称“江氏三杰”的江应麟、江祥麟和江一麟，是母亲的四叔、五叔和六叔。

无锡素有“小上海”之称，建筑业起步较早。

上世纪二十年代就已出现了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建筑，仅比大上海晚了不到20年。而其中的不少建筑如：

南门的基督教堂，火车站前的“大洋桥”（工运桥），以及三阳广场的“世泰盛布庄”等都是“江氏三杰”的杰作。

特别是他们设计的唐文治故居“茹经堂”，梁溪饭店的“红洋房”（一号招待所）和新生路7号的“缪公馆”等一批知名老建筑，经历近百年风雨沧桑，至今保存完好，展示了当初高超的建筑设计水平。

我舅公（姥爷）江中麟是家中老大，毕业于北京大学。

陈独秀、李大钊等老一辈共产党人都曾给他上过课，他还认识当年在北大图书馆当馆员的毛泽东呢，这些都是小时候我们从母亲口中得知的。

舅公毕业后回到家乡，担任过无锡一所小学的校长。

按说，作为长房老大，又是高知身份，舅公在家族中应该很有地位。

而舅婆（姥姥）虽说是家庭主妇，但也是大户人家出身，中规中矩家教甚严。

可是，按当时的封建习俗，就因为他们只生养了四个闺女，没有一个男丁，所以在家族中的地位硬是“出不了头”。

实际上，舅婆也曾生养过两个男孩。

只不过一个从小聪明伶俐，却不幸在三岁时生病夭折了。

而另一个还在襁褓中，就因噎奶早逝了。

因此，舅婆感到在人面前抬不起头来，一直忧郁寡欢，很早就去世了。

舅公由于没有子嗣，常因亲戚们看不起而压力重重。

再加早年在北大读书时被人骗走一大笔钱，精神曾受过刺激，所以身体一直不太好。

回来后，校长没做多久就闲赋在家，靠出租门面房过日子。

那门面房就在无锡当年最繁华的中山路上，沿街的铺面上下好大一幢两层楼房。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山路扩建，整个街面当中一长溜建筑全部被拆除，成了如今宽阔热闹的中山路了。

以上罗罗嗦嗦说了一大段母亲的家族史，是要证明她为何养成了倔强不服输和乐意助人的品性。

母亲在家中排行老三。

大姐二姐早早就出嫁了，分别与无锡望族的高家（丈夫的兄弟是无锡缫丝业的奠基人，解放后曾担任市政协副主席。另一个兄弟是无锡第一人民医院的首任院长，后来移居美国，是华盛顿无锡同乡会的理事长）和须家（资本家，开办了无锡协丰纱厂）联姻。

而四妹当时刚从学校毕业，在无锡振新子弟学校教书。

眼看家中父病母逝，无男儿撑门掌户。

母亲早早踏入社会，17岁高中没毕业就来到上海保丰纺织厂做工。

母亲经常给我们说，因娘家没有男孩，被其他几房亲戚瞧不起。

邻里间也“嚼舌头”，说两个男孩都因她剋死的（正好在她出生的一前一后年夭折了）。

为了“傲比气”（争气），证明女子也能当家立户挑大梁，母亲从纺织厂的练习生做起，先后在上海和无锡的多家纺织厂做过领班，书记生（统计员）和检验主管，是一位资深的纺织界职员。

母亲脾气耿直，学历又高（当时女孩子读高中的很少），所以眼界也高，一般男性根本不在眼里，一直过了30岁还没成家。

她独立要强的个性，不仅贯穿了她的一生，也深深影响了我们子女。

特别是她与父亲的结合，更让人看到了她坚定执着、不畏人言的性格。

那时的封建习俗很深，婚姻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追求西方文明的风气已经开始传播，稍有觉悟的青年都追求自由恋爱，崇尚婚姻自主，徐志摩和陆小曼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

当年母亲与父亲在上海同一家纺织厂工作，也许大家都是同乡，口音相同习俗相仿；也许母亲喜欢父亲深得新文化的熏陶，言谈举止不同于一般人；更也许是父亲擅唱情歌，一曲《夜半歌声》早已深深打动母亲的心。

他们双方情投意合，如胶似漆，经常结伴冶（读ya）游。

黄浦江边，西子湖畔，留下他俩无数多情的脚印。

多年后，成长中的我俩常会看到这样的情景：每当面对生气的母亲，父亲总是和颜兑色地唱起这首《夜半歌声》，母亲顿时神色霏转，眉开眼笑了。

特别当母亲弥留之际，父亲俯身凑近她耳边，断断续续地哼唱着这首歌时，两位老人白头披霜、皱纹满脸地偎依一起，看得实在让人心悸泪流。

按理讲他俩的结合应该不会太困难，双方的地位和经济实力都很相配。

可当亲娘(奶奶)知晓后，却遭到她的坚决反对。

亲娘认为母亲出身城里的大户人家，而自家却是乡下农民家庭，双方的门第实在悬殊。

由于亲娘的严词阻挠，讲究孝道的父亲无奈屈服，以至酿成了他第一次婚姻的悲剧。

父亲当年被迫离开上海回无锡后，由人推荐给唐老板，作为照顾故人之子进了无锡庆丰纺织厂(爷爷曾当过唐老板的汽轮驾驶员)。

不久，他就按照长辈的意愿，老老实实与一位店主之女结了婚。

没过几年，母亲也碾转来到无锡庆丰厂工作。

再次的相遇让父亲旧情复发，更加不顾一切的追求母亲，尽管此时的他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了。

父亲给母亲写了许多情书，内容肯定是火辣辣的。

其中有一封被他前妻从口袋里搜出来，结果引起了轩然大波，这更成为他坚决要求离婚的导火索了。

也许，母亲一直不能忘情于父亲，尽管他已为人父。

否则凭她的相貌和门第，为何一直不恋爱结婚呢？

母亲宁可牺牲青春，甘做“剩女”，一直苦等父亲，直等到32岁才如愿以偿与父亲结合。

这在当年的舆论环境下，该需要多大的勇气啊！

母亲认真执着的性格同样表现在工作中：凭着多年在纺织行业的工作经验，母亲一直负责工厂织部的产品检验和试验工作。

在无锡二棉纺织厂(公私合营后庆丰纺织厂改名)，她是出了名的严格顶真试验组长，任何一块疵布甭想混过她的眼睛。

为了顶住领导急于完成任务，硬要让不符要求的产品出厂的压力。她严词力拒，不惜红脸相向，哪怕父亲(当时担任织部车间副主任)出面也绝不通融。



“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那个年代，为了“放卫星”(生产业绩创指标)，她和父亲天天早出晚归，家中一切事包括幼小的我俩都托付给保姆，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

有一次她下班晚了，骑自行车看不清路，从吉祥桥上一直冲到河里。

受此惊吓母亲从此再不骑车，每天坚持步行十多里上下班，加班加点从不迟到早退。

母亲去世后我们整理她的遗物，发现箱子底下藏有她二本厚厚的笔记本。

上面抄写了“织布工艺规格”、“浆料检验记录”等技术资料，上万个数据整整齐齐，一丝不苟。足以显示她日常工作的细心，行为做事的执着认真。

文革后期全家下放苏北农村，她被乡亲们推选为不拿工分的记工员(当时干部带薪下放农村)。

尽管不用下地干活，母亲还是每天早上跟生产队按时出工，记录当天的人头任务。

傍晚收工，又仔细查点完工的业绩，认真记录在案。

乡亲们都信赖她的工分账记得清楚明白，毫无瑕疵，热情称呼她是公正无私的江“会计”。

母亲坚韧要强的性格同样表现在家庭生活中：

母亲虽出身于名门望族，但为了追求爱情幸福，敢于破除封建礼教，顶着世俗目光，勇敢地和再婚的父亲结合。

疾风知劲草，患难见真情。无论顺风逆境还是富裕贫寒，母亲一直荣辱不惊，对父亲感情挚深，堪称家庭的顶梁柱。

父亲因家中长子不仅要承担长辈的赡养，支持弟妹的经济，还因离婚净身出户，每月需要承担前妻子女的生活费。

母亲通情达理、从不计较，家中的日用支出除房租外全由她自己工资开销。

母亲常说，作为男子汉虽不能给家庭购置房产，但给家庭有个窝还是必须的，所以仅要求房租必须由父亲承担(父母当时均有自己祖传的房产，但已全部奉献给国家了)。

从此，每天无论多晚，都会看到母亲在灯下认认真真的记流水帐，一笔一笔清清楚楚，这个勤俭持家的好习惯也传给了我们子女。

三年困难时期，物质匮乏有钱也买不到东西。

母亲辞退了多年的保姆，妥善的安排好日常生活，让已入学的我们衣食无忧。

除了偶尔喝过酱油汤外，我们的饭菜一直荤素有加，没有一天过上苦日子。

文革中造反派批斗父亲，家财抄没，存款冻结，每月仅发最低的生活补贴。

母亲忍辱负重，精打细算，陪伴父亲，照顾家庭，甘愿过着粗茶淡饭的清苦日子。

不仅如此，她还帮衬同样落难的亲友。

大姨家的小表姐因父母早逝，被她接来家中抚养。二姨家因姨夫批斗关入“牛棚”，二姨是家庭妇女，家中囊涩，母亲悄悄拿出钱款来救济贴补。

我们全家被赶到苏北响水农村后，住进土坯草房，喝起泥塘浑水，母亲照样神态自若。不仅很快适应了农村艰苦环境，还与乡亲们打成一片。

面对缺衣少食的贫苦人家，母亲善心大发。

由于父母存款解冻、工资补发(当时下乡的先决条件)。所以，谁家有了困难母亲都慷慨解囊。

后来，全村几乎家家都受过她的恩惠，甚至大队和公社上都有许多人受过她的接济。

晚年父亲双目失明，两耳近聋，生活无法自理。

母亲始终细心照料，问寒嘘暖，成为街坊邻居人人称颂的模范夫妻。

就在住院期间，重病的母亲开朗随和的性格依然感染了周围。

她给因病伤疼的病友唱歌，教正在康复的病友练操，连那些年轻的护士小姐都夸她是位给人带来欢乐的“老顽童”。

母亲的一生虽没有轰轰烈烈，但平平淡淡的日子让我们懂得了做人的本分。

在与父亲婚后近六十年的风风雨雨中，他俩相濡以沫，同甘共苦，不离不弃，让我们子女看到了爱情的伟大和家庭的珍贵。

母亲一生将钱财看得很淡，对自己从不追求奢华，对子女从小教育朴素克俭。

可她对落难的亲友，对困境中的乡邻，却充满了同情和爱心。

记得从农村调回城市，临行前面对乡邻们数千元的借条(上世纪七十年代可是一笔巨款)，母亲一句话：“全撕了吧”，以还报乡亲们当初对城市落难家庭的慷慨接纳。

至于对亲友们的爱心，可用武汉大姨家的大表哥高兰生在母亲追悼会上的一首诗来表达：

《谢三阿姨》

漏屋偏逢雨雪狂， 慈父早逝母又亡。

寒天黑夜见曙光, 幸得阿姨全家帮。

同处逆境经风霜, 苦尽甘来享安康。

长辈教诲记心上， 此番恩情永不忘。

今年的母亲节来临，我俩采用美篇形式怀念自己敬爱的母亲，更想让她的优秀品德得到传承。

这是留给子女后代最大的财富，这是我们家族永久的缅怀。

我们一定要像母亲那样：

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做事。

无愧于良心，无愧于教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