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文明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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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位于河南省西部的丘陵地区，属黄河流域。自古被称为"天下之中"、"九州腹地"。这里气候适宜、河流密布、山川纵横，又有"河山控戴，形胜甲于天下"的美誉。古时人们将山南水北的地区称之为"阳"，洛阳正是恰好处于洛水之北、邙山以南而得名。

洛阳，古称河洛，指的是黄河与洛河交汇处的这一片区域，作为华夏文明起源之一的河洛文明正是诞生于此。"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洛阳是中国历代王朝建都之地。从入口处一直延伸到前沿的中轴坐标线上，就向我们展示了曾经在洛阳建都的十三个王朝，它们依次是夏、商、西周、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后梁、后唐、后晋等，在洛阳建都时间长达一千五百多年，可以说，洛阳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朝代最多、建都时间最长的古代都城之一，有"十三朝古都"之美誉。

河洛文明就像一座东方金字塔，矗立在中原大地上。我们走向前，去领略这座"十三朝古都"的前世今生。

道教发源于此、佛教首传于此、儒学奠基于此、理学开创于此、玄学繁盛于此，厚重的历史给洛阳留下了数之不尽的历史文化遗产，我们面前看到的这一幅河洛地区古代都城形势图上，就向我们展示了这十三个朝代遗留下的都城遗址。沿洛河东西绵延40公里的土地上，依次坐落着商都西亳、夏都斟鄩、汉魏洛阳城、隋唐洛阳城、东周王城五大都城遗址。古都洛阳用不曾间断的时间脉络向我们完整的展示了从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10世纪之间的中国历史。无怪乎著名史学家司马光感慨道"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

我们首先看到的第一个展柜中展示的是一件象牙化石，它长2.4米，是1959年洛阳修中州渠时发现的，保存得十分完整。纳玛象是生活在地质纪年的第四纪更新世晚期的象类，属于古菱齿象的亚属，主要生活在气候温暖湿润，水草繁茂的环境。我们在长江和淮河流域发现有距今10万年前的纳玛象化石，而当时黄河流域已不多见，所以我们推测这件象牙化石的时间至少在10万年以前。

右边还有一截多年生木本植物的化石，以及鸵鸟蛋和水龟化石，证明在远古时代，洛阳地区生长着高大的植被，气候温暖适宜，生活着各种动物，非常适合原始人群在这里进行采集和狩猎等生产活动。2012年在洛阳栾川孙家洞遗址发现的直立人下臼齿化石，和北京周口店北京猿人同处于一个时期，填补了我国中原地区人类发展的空白，也证实了早在五十万年前，洛阳的先民们就已经在这里繁衍生息了。

我们在洛阳北窑旧石器遗址发现了距今3-30万年前的砍砸器、刮削器等，2012年在孙家洞遗址,出土了少量石制品、古人类牙齿以及大量动物化，尤为重要的是发现了古人类牙齿化石6颗，初步鉴定有门齿、前臼齿、上臼齿、下臼齿等，年代大概在中更新世时期，进一步证实了早在三十万年前，洛阳的先民们就已经在这里繁衍生息了。

　　1994年，位于洛阳市涧西区南昌路的中亚大饭店（现华阳广场国际大饭店所在地）破土动工。按照规定，市第二文物工作队进场进行先期文物勘探。探至地下17米处时，勘探人员发现了古菱齿象的骨骼化石。在发掘现场，它只是一堆碎骨和粉末状遗迹，后在北京自然博物馆，化石被复原为完整骨架，在这里展出。经复原，古菱齿象体长5.7米，高2.8米，躯体雄伟庞大，两根门齿粗壮，生活在距今3到5万年前地质时期的更新世晚期。它是豫西地区保存最为完整的古菱齿象化石。中原一直以来都与大象关系密切，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和夏商周、乃至两汉时期，中原地区发现的古代遗存中都有大象的形象出现，河南省的简称"豫"字的右半边，就是一个"象"字。而古菱齿象化石的出土，正印证了这一点：我们脚下的土地，曾是象群繁衍生息的地方。

从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发现了仰韶文化遗址开始，中国考古学界就在一步步的证实了中国大陆有着属于自己的新石器历史。洛阳地区分布着迄今为止所发现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不同文化类型的遗址。

裴李岗文化，因1977年首次发现于河南新郑裴李岗村而得名，属于距今约8000-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类型。裴李岗文化以农业为主，饲养猪、狗等家畜，兼营渔猎和采集，显示出定居农业村落的特色。生产工具仍以石制工具为主，以石磨盘和石磨棒为代表性器具，它是进行粮食加工的工具，为粮食、谷物脱壳使用的。

仰韶文化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也是最为繁盛的时期，因最早发现于豫西地区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仰韶文化是原始社会由繁荣走向分化、逐步趋向文明社会的时期。仰韶居民喜爱在河谷阶地上营建聚落，过着定居的农耕生活，聚落规模较裴李岗文化时期扩大了好几倍，数量也成倍增长，形成沿河流两岸密集分布的飘带状结构。

仰韶先民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同时饲养家畜，兼营采集、狩猎、捕鱼等经济活动，还从事制陶、治玉、纺织等多种手工业活动。尤其是当时制陶工艺已相当成熟，流行泥条盘筑法和彩陶制品，彩陶是仰韶文化的标志，是当时最具代表性的原始艺术形式。

洛阳地区著名的仰韶文化遗址有偃师汤泉沟、洛阳王湾、孟津妯娌等。

伊川缸因1959年首次在伊川县发现而得名。伊川缸大约半米高，直筒、圆唇外卷、大口深腹、平底。缸的底部有一个小指粗的小洞，可见，伊川缸不是用来盛放食物或水的。专家推测，伊川缸是古人的葬具，缸底部的小孔，就是死者灵魂出入的通道。

最具代表性的一件，就是图板上所展示的绘有一幅鹳鱼石斧图案的伊川缸，为1980年临汝阎村遗址出土，通高47厘米。左侧为鹳鸟衔鱼，右侧为带柄的石斧，鹳、鱼很可能代表古人崇拜的神灵，斧表示武器或者劳动工具。原始画师为表现鹳的轻柔白羽，将鹳身涂白色，石斧和鱼则以简练、流畅的粗线条勾勒出轮廓再填充色彩，犹如后世中国画"填色"画法，被认为是中国画的雏形。今天保存在中国国家博物馆。

这口伊川缸是距今约7000-5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文物，1959年伊川县白元乡出土，这缸上的图案竟然是一张"太阳运行图"。图中一个圆环表示太阳运行一年，圆环中间竖画一个眼睛，两个眼角尖将圆环平分，眼角与圆环的两个交点正是太阳运行的两个回归点，分别为一年中最长和最短的两天，即二十四节中的夏至和冬至。因为这两个点平分了圆环太极，即是"太极生两仪"。在夏至和冬至点两边，又画有四只小眼睛，小眼睛的两眼角尖，一头与二至点相交，一头将两个半圆平分，平分点正是昼夜相等的春分点与秋分点。而四只小眼睛的眼珠，又恰好是立春、立夏、立秋、立冬的方位，即是"两仪生四象"。这是远古先民留下的信号，它佐证了伏羲与神农时代的人们"眼观天文"，观察太阳月亮运行规律的科学成就，也是上古中华祖先创造二十四节气与八卦图形的实物证据。

这口伊川缸上的图案是"月亮运行图"，缸的周圈画了十二对上下对称的半圆，中间用白线分开，每一组对称半圆相连处是一个实心圆，围着缸转一圈共十二对上下对称的半圆和十二个实心圆。两个上下半圆表示上弦月和下弦月，满月则用实心圆来表示，十二组上下弦月和满月代表一年十二个月的月亏和月盈。

妯娌遗址位于孟津县煤窑乡妯娌村。1996年发掘，揭露面积3450平方米，发掘房基15座、窑穴60座、墓葬56座，出土大批陶、石、骨、蚌器等遗物。最重要的成果是揭露出庙底沟二期文化较完整的聚落，整个聚落由居住区、作坊区和墓葬区构成。其中位于墓葬区的一座大墓长5.15米，宽4.05米，是中原地区首次发现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大型墓葬，与同墓地其他中小型墓葬随葬品匮乏的状况相比，该墓葬出土有陶礼器、象牙箍等多件珍贵器物，表明聚落内部的成员已经出现明显分化，为研究中原地区文明起源提供了重要资料。该遗址的发掘，被评为1996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彩陶深腹罐，洛阳王湾遗址出土。瓶瓶罐罐上的图案和符号记录了我们祖先对大自然的感知和表露，质朴而真实。

这件其貌不扬的"陶罐"为纯手工制作，呈亚腰筒状，小口圆唇，斜肩，束腰，口径4.5厘米；高11.8厘米，底径9厘米，底不平；腹中部偏上处有2个对称圆孔，底部中心有1个圆孔，3个圆孔的孔径均为2厘米；外表装饰竖绳纹。后经有关专家推测，"陶罐"应是古人贮存火种的火种器。 专家认定陶罐为火种器的依据主要有二：首先，从陶质、陶胎及形制特征看，该器物应当是一件与用火相关的耐高温陶器；其次，该器物口部较小，便于放置火种后聚火、排烟。而且，其腹部有对称双孔，便于器内充入适量氧气，具备贮存火种的功能。

该火种器使用时，人们把火炭投置于器内并在其上覆盖黑炭，适度封闭口部并将其置于空气流通处。采用火种时，人们把口部打开并借助吹火具吹火，火便燃烧起来。使用后，晃动火种器，排除炭灰并续加黑炭。这样，便可以达到长期贮存火种的功能。火种器的发明，不仅较之前的火种保存方法有利于减少火灾，而且还有助于火种的携带、移动。从这个意义上讲，该火种器可谓是中华文明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中华文明渊源之一的"河图"、"洛书"的传说，都集中在黄河与洛河之间的洛阳地区。上古伏羲氏依据黄河中所出龙马背负的"河图"，演化出了八卦；治水英雄大禹则根据落水中神龟所负"洛书"，治水成功，划天下为九州，定九章大法，治理天下。这些出土实物和传说也说明了中华文明在距今50004500年前的龙山文化时期已经初具雏形。

龙山文化因1928年首先在山东省章丘县龙山镇发现而得名，是黄河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分布较广泛的文化类型。龙山文化时期农业有了进一步发展，不仅农具种类繁多，而且已经出现稻、黍、粟、小麦等农作物，人们的饮食生活有明显的改进。制陶业有明显的进步，普遍使用了轮制技术。这一时期河洛地区在中国"多元一体"的文明起源格局中已居于核心地位，为中国第一个王朝--夏王朝在洛阳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龙山遗址已经出现了大小相次排列的豆形器以及打磨十分光滑、形制规整的石环和石璧，应该是在某种祭祀场合使用的礼器。

陶鬲，炊器。侈口，圆腹，下方为三个中空的袋状形足，可以直接放置在火焰上加热煮食。从龙山文化时期大量出现，分布范围广泛，应当是作为日常生活用具使用。陶甑是中国古代的蒸食用具，功能像今天的蒸屉，与鬲通过镂空的箅相连，用来放置食物，利用鬲中的蒸汽将甑中的食物蒸熟。

黑陶镂空高柄豆，盛食器，形制规整，造型典雅。下方的喇叭形托柄，装饰圆形镂空图案，上方为一托盘。豆形器，是古人用来盛放食物的容器，商周时期逐渐成为专门盛放肉酱和腌菜类佐味品。豆形器得名于甲骨文中的"豆"字，古人将食物放置盘中，席地而坐，下方的高柄将托盘垫高，方便取食，反映了远古时期人们的生活习俗。

骨针，缝纫工具，洛阳市东郊西吕庙遗址出土。共两件，一件长10.8厘米，另一件长3厘米。两件骨针出土时皆装在长13.5厘米、以动物肢骨制成的骨管中。骨针的形制与今天的钢针没有区别，可见原始人制作加工工艺之高超。

《史记》中载："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随着生产力的逐步发展，氏族部落之间的关系开始发生变化，社会逐渐形成。约公元前21世纪，随着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王朝在河洛地区的建立，中国历史进入了建立在发达青铜文化基础上的王国时期，正式步入文明时代。夏商周三代是中国青铜文明的鼎盛期，夏之后的商、西周、东周均以洛阳为国都，作为三代更替的中心，洛阳的地位不言而喻。

1959年，社科院考古学家徐旭生教授在洛阳偃师二里头村一带发现了一处古代都城遗址，打破了二里头亘古的沉默。人们惊讶的发现，这片青葱沃野之下，居然隐藏着三千多年前华夏民族的一段辉煌历史。

二里头遗址位于洛阳平原东部，距偃师市西南约九公里，总面积近4平方公里。考古工作者对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掘持续已有50余年，无数个堪称中国乃至东亚"之最"在这里揭晓，有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大型宫殿建筑群、最早的青铜礼器群、最早的铸铜作坊、最早的城市道路网、最早的宫城、最早的车辙印迹、最早的绿松石制造作坊、堪称"超级国宝"的早期龙形象珍品大型绿松石龙形器等等，向我们证明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夏王朝的存在。

二里头遗址主要有祭祀遗存区、宫城区和铸铜作坊组成，其中的宫城区设有城墙，面积大约11万平方米，其中包含有中国最早的中轴线规划的大型宫殿建筑群。我们看到的二号宫殿模型，由正殿、中庭、大门、排水沟槽等组合而成，布局结构与西周的青铜铭文以及《尚书·顾命》篇所提及的建筑结构基本一致，开中国传统古代宫殿建筑之先河。

在二里头宫殿区南侧大路发现了两道大体平行的车辙痕，两辙间距离约为1米。二里头车辙的发现将我国双轮车的出现由商代提早到夏代，前推了200年，为探索中国古代车的起源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

2002年春，考古工作者在清理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的一座墓葬时，在墓主人尸骨上，发现了一件绿松石龙形器。其形体长大，巨头蜷尾，龙身曲伏有致，形象生动传神。龙头略呈浅浮雕状，鼻、眼则充填以白玉和绿松石，色彩艳丽，对比强烈，富有冲击效果。

二里头墓葬中的绿松石龙形器，这件距今至少3700多年的绿松石龙形器长64.5厘米，龙形器的主人，不是当时的王或王室成员，就是负责主持夏王朝图腾神物祭祀的"御龙氏"（传说的养龙人）。

此龙形器在一种有机物上粘嵌绿松石组合而成，龙头略呈浅浮雕状，鼻、眼则充填以白玉和绿松石，绿松石片形状各异、又细又小，仔细数来，竟有2000余片，直径小的0.2厘米，大的0.9厘米，厚度仅仅0.1厘米，其用工之巨，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中国早期龙形文物中都是十分罕见的。

先秦时期，只有王公贵族才能使用青铜器，夏代二里头遗址出土了少量造型精美的空腔式青铜容器，为二里头文化同时期遗址所仅见。陶器仍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

鼎，是古人用来烹煮肉食的炊器，这件陶鼎上的绳索纹，是二里头文化所特有的。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器以灰陶和黑陶为主，可以看出它们依然延续着龙山文化的特色。

嵌绿松石饕餮纹铜牌饰是集铸造和镶嵌于一身的神秘艺术品，它是史前兽面纹到商周饕餮纹的中介和传承，这种传承不仅沿用了艺术传统，而且传承了信仰和神话。二里头遗址出土的此类铜牌饰上，所嵌绿松石磨制成种种形状，互相结合，非常工巧。表明夏代绿松石镶嵌技法已相当成熟，同时也开启了青铜器镶嵌工艺的先河。

灰陶杯，小潘沟出土。陶杯表面装饰有较为均等的瓜棱凸起，反映出当时已有了等分的概念和处理等分的方法。

灰陶鬶，东马沟出土。鬶的质地分夹砂和泥质两种，夹砂陶鬶较粗糙，一般是专门用来煮酒温酒的；泥质陶鬶质地细腻，制作也精致，应该是专作注酒用的。

白陶鬶，东马沟出土。白色陶土只分布在少数地区，白土陶器烧制火候较高，吸水性弱，更适宜使用，挂上釉就是瓷器。夏代陶器的烧制温度已经逐渐提高，出现了专供贵族使用的刻纹白陶。

鬶是一种外形特别的酒具，有着像鸟嘴一样的流。古代黄河流域下游的东夷人崇尚鸟图腾，因而把鬹等器物制作成各种各样的禽鸟形象。因此类酒具造型独特，姿态生动，为周边部族所模仿。

白陶爵，夏代陶器的烧制温度已经逐渐提高，出现了专供贵族使用的刻纹白陶，爵和鬶都是酒器。

玉璋，1974年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由一整块玉料琢磨而成。阑干部分有弦纹装饰，两侧刻有精美的扉牙，尾部有一打磨规整的圆孔。玉璋的形状，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半圭为璋。"也就是说，玉璋是玉圭从上端尖锋处垂直切下之一半者物，这种形式与出土遗物及古籍和古碑刻纹图中所称为"璋"者也是符合的。

一般认为中原地区的玉璋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时代，经过二里头时代、到商中晚期消失，然而由于方国时代或者古国时代地域的发展的不平衡，玉璋消失可延伸到西周的早期。玉璋的实质意义在于使用者在当时的级别，持有玉璋的人按照文献、考古资料当属于有军事指挥权的当政者，以至于到后来的礼仪文献说明了这个问题：六器---璧、琮、圭、璋、琥、璜，作为礼器使用的，但是不能否认璋具有军事指挥权的作用，具体作用可以在古代文献中或者考古资料寻求中佐证。玉璋不可辩驳地或者说公认地为上层阶级行使权利的载体。

据《周礼》，礼玉以"六瑞"最为重要。《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可见，所谓"六瑞"就是四种圭和两种璧。考古资料证明，谷、蒲璧是战国时才有的，这说明"六瑞"之说是不是周代礼制，值得存疑。但是，按照礼书记载，六瑞是反映身份等级，六器是用来祭祀天地四方之神的，所以玉璋的等级和祭祀功能还是清楚的。《周礼，考工记》中还有"大璋亦如之，诸侯以聘女"的记载。《周礼·考工记》又载："大璋，中璋九寸，边璋七寸，射四寸，天子以巡守。"说明玉璋还是天子巡狩的时候祭祀山川的器物。大山川用大璋，中山川用中璋，小山川用边璋。所祭的如果是山，礼毕就将玉璋埋在地下，如果是川，礼毕就将璋投到河里。

陶蟾蜍，由陶土烧制而成，雕刻手法极为精细，形象逼真，拙朴而生动。

形状各异的陶大口尊，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商代甲骨文和金文中的'酒'字字形，均与大口尊相似。这说明大口尊这类器物与酒有密切关系，极有可能是酿酒或贮酒之器。

灰陶大口尊，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高39厘米，大口，长颈，广肩，深腹，底内凹。颈、肩及上腹部饰多周凹凸弦纹和压印纹，下腹部饰绳纹。器形健壮雄浑，颇具阳刚之气。

公元前1600年，商汤灭夏，建都于亳。洛阳偃师尸乡沟一代发现的偃师商城遗址，被认为是商代最早的都城所在。商朝是中国青铜文明最辉煌的时期，这一时期铸造的青铜器纹饰精美，器形雄健、生动，其铸造技术已相当成熟。铜器制作主要采用合范铸造法，以分铸焊接等技术制作形制复杂的器物。偃师商城发现的精美的兽面纹大口尊、斝等，显示出当时的铸造技术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商人好酒、生性好斗，到了商代出现了大批精美的青铜酒器和兵器。面前展示的是商代时人们经常使用的，有斝、爵、尊、觚，还有青铜兵器戈等。

铜爵，商（公元前1600-前1046），洛阳出土。夏商之时，饮酒还是王室贵胄的特权，属奢侈性消费，铜爵自然也成了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古代爵禄制就是根据贵族身份的高低，规定其配享相应的爵，而现代汉语中的"爵位"一词，也是从用爵制度中衍化而来。

铜斝，商，洛阳出土。古代温酒器，与铜爵配套使用，专门向爵内注酒。形状像爵，但较大，也被用作礼器。其最大特点就是三空足与器腹相连，适于迅速加热。"斝"字在商代甲骨文中已见到，《礼记·礼器》云"尊者献以爵，卑者献以散（斝）"，明确了铜斝在酒器中的地位列于铜爵之后。

这件商代铜鼎内壁上，带有"子申父己"四字铭文。"子"是商代时期王族姓氏，而据文献记载夏商王族多以天干地支命名，也就是说，这是子申为他的父辈"己"所制作的一件青铜鼎，三只扁形足为玄鸟纹，玄鸟纹是商代的一种常见纹饰，商代认为玄鸟是一种祥瑞的神鸟，诗经中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一说，商人将玄鸟看做祖先崇拜，而玄鸟就是我们平时常见的燕子。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灭商，建立周朝，定都镐京，史称西周。西周建立之初，为加强对中原地区广大殷遗民及东南地区方国的统治，周武王命弟弟周公旦营建"成周洛邑"，正位于洛阳地区，也是文献记载中最早出现的洛阳城。西周时期是历史上第一个两京制的王朝，当时的成周洛邑与宗周镐京两京并重，邦畿千里共同治理天下。周公在洛邑制礼作乐，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宗法、分封、礼乐、世袭制度，为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儒家学说奠定了基础。

今天的考古发掘表明，洛阳瀍河两岸分布着大型王室铸铜遗址、贵族墓地及祭祀遗址，出土了大批铸造精美的西周青铜器及罕见的大型原始青瓷器，她们是洛阳作为西周国都的见证。

　　西周时期周公在洛阳建立的礼乐制度，主要用以调节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不同等级的贵族在衣、冠、铜器使用数量上有着严格的规定。青铜礼器的使用就是其核心内容。

兽面纹铜方座簋（guǐ），西周（公元前1046-前771），1977年洛阳北窑西周墓出土。长19.2厘米，高30.5厘米，口径22厘米。这件铜方座簋，以高浮雕、浅浮雕为主要手法，将器身和方座上的兽面纹清晰生动地表现出来，两边侧耳上有头顶鹿角的象头装饰，将青铜器的狞厉与华美表现的淋漓尽致。

"内白"提梁铜卣，西周（公元前1046-前771），洛阳老城机务段出土。古代用来盛酒的容器。

青铜器 制作工艺：

1．塑模：将准备铸造的器物先塑出泥模。

2．翻范：在泥模上翻出外范，在泥模或外范上雕刻所需的花纹。然后，将泥模外表刮去一层作内范，或另外制作内范，内范与外范之间的距离，即为浇注后铜器器壁的厚度。

3.烘烧：将外范和内范阴干，晾晒后，组合放入窑中烘烧，使之脱水、定型。

4．浇注：经常是陶范出窑后趁热浇注。从浇注口注入铜液，待凝固后，将内、外范打破，取出所铸器皿，对器皿的表面加工整理，青铜器便制造出来了。

　　上世纪90年代，在洛阳城东的马坡和北窑一代，发现了一系列西周贵族墓葬并出土了大量精美的文物，1993年，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件西周晚期的青铜器召伯虎盨。盨是一种盛食器，《说文》中对于盨的解释是："盨，负载器也。"洛阳博物馆藏的召伯虎盨高25厘米，长35厘米，宽20厘米。两侧有附耳，底部有四条柱状足。在盖子口沿和腹部口沿处装饰着云雷纹衬底的变形龙纹，腹部下半部分装饰了四道弦纹，柱足的上半部分装饰着兽面纹。盨作为盛食器，常见的为圈足，像召伯虎盨这样的柱状足较为少见。更为重要的是内壁有两行铭文"召伯虎用作朕文考"，表明这件器物是西周晚期的名臣召穆公为祭祀亡父所用。整件器物做工精湛，纹饰简练而精美，造型古拙而质朴。

召伯虎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召穆公，成语"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以及我们现在所说的"共和"一词都和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按照《史记 周本记》的记载，周厉王为政暴虐，还不允许国人当街发表言论，在厉王的高压政策下，人们在路上碰到熟人，也不敢交谈招呼，只用眼色示意，道路以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伯虎劝谏周厉王"防民之口甚于防水"，但厉王刚愎自用，并不纳谏，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最终在公元前841年酿就了国人暴动。厉王带着亲信仓皇出逃彘地，也就是今天的山西霍州。暴动的国人冲入王宫没有发现厉王，便转而寻找太子静。召穆公将太子静藏在了家中，国人围住召穆公家，要召穆公交出太子，召穆公迫于压力便将自己的儿子假充太子静交了出去，被国人杀掉。据《竹书纪年》记载："（国人）执召穆公之子杀之"。 从此便开始了召穆公、周定公共同执政的"共和时期"，公元前841年也就被认为是共和元年。到了公元前828年，也就是共和十四年，厉王死在彘地，召穆公和周定公才拥立太子静继任王位，成为周宣王。按照《诗经 大雅 烝民》记载："（宣王）任贤使能，周室中兴焉。"可以说正是由于召伯虎的孜孜汲汲才出现了西周晚期的"宣王中兴"。

两千多年的时光流逝并没用褪去它当年的光华，历史在它的身上留下了斑驳的年轮，看到召伯虎盨的铭文，仿佛召穆公勤勉为政的身影也依稀可见，直到今天，它被珍藏于洛阳博物馆，不失为一件珍若珙璧的青铜重器。

　　编钟是我国古代的一种打击乐器，用青铜铸成，兴起于西周，盛于春秋战国直至秦汉。多为合瓦形为主。以大小不同的钟按照音调高低的次序排列成组，称为编钟。礼乐制度当中，也有根据身份地位不同而使用编钟数量不同的要求。春秋时期著名思想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曾对音乐教育大加推崇，他认为礼、乐缺一不可，"乐无礼不举、礼无乐不行"，所谓"礼乐之邦"应是如此。

周代，对青铜酒器作了明确的规定：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觯，四升曰角，五升曰散，六升曰壶。

夏商周三代是中国青铜文明的鼎盛期，为配合贵族饮酒，出现各种各样的酒器，主要有爵、角、斝（jiǎ）、觚（gū）、觯（zhì）、觥（gōng）、尊、卣（yǒu）、壶、瓿（bù）、罍（léi）、方彝（yí）、缶（fǒu）等20多个器种。以上这些酒器多源于陶制，商周时则为青铜制。这些酒器各司其责，酿酒、装酒、调酒、温酒、喝酒等等，组成了一个酒器大家族。花样繁多的酒器追求华丽，追求精致，也促进了夏商周时期铸铜业的飞速发展。

环带纹铜匜，西周，1993年洛阳东郊出土。匜是中国先秦时代汉族礼器之一，用于沃盥之礼，沃的意思是浇水，盥的意思是洗手洗脸，奉匜沃盥是中国古代汉族在祭祀典礼之前的重要礼仪。

　　西周的玉雕工艺是在商代玉雕工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达到了新的高度。这一时期玉器数量大，品类巨增。洛阳西周玉器以北窑贵族墓地为代表，尤以各种动物造型如牛、虎、羊、鱼、蝉、蚕等为特色，其中的圆雕玉虎、牛型调色器、圆雕玉鸮、玉刀等更是刀法纯熟，线条柔美，造型生动，选料考究，充分反映了西周玉器的雕琢加工已相当成熟。

中国古代对乘舆制度非常重视。周代规定："天子驾六马，诸侯驾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是周礼的重要组成内容，被统治阶级作为代表等级和身份的重要标志。我们可以从这一组保存完整的车马器，来大致了解一下，先秦时期的马车构造。

最上方的一组车横饰，是用来装饰马车最前方的一根横木，车横与车厢之间只有一根车辕连接。驾车的马匹往往都以车辕为中心左右对称，以带动马车行进。

这两对龙形铜牌用来装饰在车厢两侧，中间的这一件当卢，则是用来装饰在马匹额头上。

这个大的构件叫做车毂，也就是车轮轴心的这个位置。先秦时代的马车受到工艺限制，一般都是将车轴直接绑缚在车厢下方，马车由车毂转动，来带动车子行进。

车軏（yuè）饰，西周（公元前1046-前771），1964年北窑庞家沟出土。车軏，指古代车上置于辕前端与车横木衔接处的销钉

为防止车辆高速运转时车轮会发生松动、脱落的情况，在车轮外侧的车轴末端还会套上一个圆柱形的车軎来加以固定，在用一个类似于插销的车辖将车轴和车軎牢牢的固定在一起。

我们看到的这一对人形跽坐车辖，就是这个作用。像我们今天使用到的"统辖"、"管辖"这类词语，就是由车辖演化而来的。

西周经历了300年的时间，由兴盛走向衰落，公元前771年，西周最后一位天子周幽王，上演了"烽火戏诸侯"的闹剧，导致北方的少数民族犬戎攻入关中，幽王被杀，西周结束。太子宜臼即位，称周平王。

平王即位后，在内交外困的双重压力之下，被迫于次年东迁国都于洛邑，开始了历史上长达515年之久的东周时代。

当时的洛邑就是今天的洛阳，通过这幅周王都洛年表，我们可以知道在东周500多年的历史当中，先后有25为天子曾经在洛阳居住和统治，史学界也通常将东周划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

从第一位周平王迁都的公元前770年，一直到周敬王在位的公元前477年，这是春秋时期；从下一位周元王即位的公元前476年，一直到秦始皇一统六国的公元前221年，是战国时期。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列国争霸、群雄逐鹿的历史大变革时期。诸侯国势力日益强大，而作为统治者的周王室则日渐衰微。当时的王城，作为"天子"之都，一个典型的工商业城市，在列国的都城当中仍有着极高的地位。

建国之后，为了配合洛阳市新城址的规划与建设，文物工作者根据文献记载对今天王城公园一带的涧河两岸进行了考古勘探和发掘，首先发现了汉河南县城遗址，并根据它与东周王城的承袭关系，找到了沉睡底下2000多年的东周王城遗址。

当时的王城，北依邙山、南傍洛水四周环绕有夯土城墙，因为年代相隔久远，现在整个遗址几乎全部在地面以下，只有西北部有残墙仍突出地面以上。城市平面略呈方形，面积在9平方公里左右。根据今天的考古发现，王城内部大致可分为四个部分。

我们在王城的西南部发现有大型建筑的夯土基址，并出土有板瓦、筒瓦、瓦当等古建筑构件，这里应该是当年周天子生活和祭祀的宫殿区；在宫殿区东南，还发现有80多个仓窖的遗址，这些仓窖都为圆形，修建于战国早中期，全部位于地下，他们口大底小，直径10米、深10米，符合《周礼 考工记》中"囷窖仓城"的记载，是目前我国现存最早的一处仓窖遗址，对我们研究古代的储粮管理制度和农业经济的发展有重要的价值；在王城西北部，我们发现有大量的制玉、制骨、铸铜和制陶等手工业作坊的遗迹，这里是作坊区的遗址；位于王城东北的这一部分，从上世纪50年代至今，我们先后发现超过6000座东周时期的墓葬，这里是当时王城内部的陵墓区所在。

东周后期国力衰微，为了加强周王室的势力，王室就与强大的诸侯国联姻，我们现在看到的齐侯宝盂就是周王与齐国联姻的实物见证，在它的内壁口沿有26字的铭文，由铭文可知，这件铜盂是齐侯送给女儿仲姜的陪嫁品之一，是春秋时期周王与齐国的通婚凭证,这对于研究当时周王室和齐国的政治地位以及周齐关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另外，铭文的字体清秀匀称，也是难得的金文书法珍品。

齐侯宝盂是1957年修建洛阳中州渠时,在东距汉魏故城的金镛城约三公里的孟津县平乐公社的邙山坡发现的,由于它正好出在东周成周城附近,所以与当时的周王室有着密切的关系。铜盂巨大雄伟,高43.5cm、口径75cm,重150斤。是目前洛阳博物馆最重的青铜器。它敛口,卷沿,鼓腹,圈足,身有四个对称的套环兽耳。腹饰两组布局匀称的环带纹,线条简略,美观大方。各兽耳形状一样,皆由三个首、身、足、尾全俱的立体兽组成,最上者昂头、竖耳、巨口,最下者头部有两个尖状触角,身带鳞甲,长有四足,下尾卷曲作珥,形象生动活泼。这种有角、有足、带鳞之兽,疑为龙的形象。兽耳套环上饰有窃曲纹。在铜盂的上腹内壁和口沿处有铭文五行二十六字:"齐侯作媵子，仲姜宝盂，其眉寿万年，永保其身，子子孙孙永保用之"。铭文排列整齐,字体清秀,笔道纤细均匀,为成熟的长方形"玉箸体",落笔处有意弯曲求工整,堪称我国古代书法艺术的佳品。这件铸有重要铭文、造型优美、制作年代明确的齐侯宝盂鉴,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首先,由于通过器形铭文的研究能够确定出它的时代和绝对年代,从而为青铜器本身的研究提供了一件断定年代的新的标准器。其次,铜鉴铭文自名为"盂",还是第一次发现。以往曾经发现自铭为盂的炊食器鼎、簋和水器,这次又发现用于照容的铜鉴自名为"盂",再一次表明"盂"字,除了专门用作酒食器或水器、浴器的名称以外,又可作为铜器的通用名称。更重要的是盂鉴是春秋时期周王与齐国的通婚凭证,这对于研究当时周王室和齐国的政治地位以及周齐关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东周建都洛阳，历二十五代国王均葬于洛阳。但因年代已久，墓主多难确认，据现有史料及考古，大致分为周山、王城、金村三个陵区。上世纪20年代末，一场大雨过后，一座大的陵墓区在洛阳孟津平乐的金村惊现于世。由于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的贫弱时期，这些陵墓遭到了外国盗墓者的疯狂掠夺，金村出土的精美文物，都已流失海外，现藏于世界各国的博物馆或私人收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大鼎，正是目前唯一保存在洛阳的金村文物。其整体由器盖和器身两部分组成，合成一个扁圆球形，是战国时期鼎器的典型形制。

　　铜镜，兴起于战国时期，是古人照面饰容的生活用品。一般人们会将镜子的正面打磨光滑，映照人影，而镜子的背面则用漂亮的花纹装饰。这面嵌玻璃珠六山铜镜，镜背以"山"字纹装饰，其间镶嵌带有花纹的玻璃珠。这些玻璃珠形制精美、光泽度极高，而当时的中国虽然已经制作出琉璃，但这样精美的玻璃制品，其制作工艺尚未在中国出现。而就世界范围来看，同时期掌握玻璃制作技艺的地区，在今天欧洲和非洲的环地中海一带，这一点说明，很可能在2000多年前的先秦时代，亚欧大陆的两端，就已经存在着某种沟通联系。

透雕夹层圆铜镜，战国（公元前475-前221），1996年道北战国墓出土。透雕夹层铜镜是一种特种工艺镜，其镜面和镜背分别铸造，然后嵌合在一起，镜背的镂空花纹繁缛细腻，中心的小环钮可穿带。

　　春秋时期玉器的制作加工甚为普及，战国时期琢玉工艺达到了顶峰。洛阳东周玉器以金村出土的王室玉器为代表，我们现在看到的铁芯玉带钩、跽坐小玉人，它们碾峰劲瑞，技艺精湛，造型别致，图案新颖，具有极高超的琢玉工艺水平。东周时期完全突破了西周时期的礼制束缚，传统的弧形璜逐渐被以写实为主要特点的兽形佩（龙、虎）所代替。东周时期玉器的制作工艺更为细腻，造型更为华丽逼真，雕刻线条更加流畅。

铁芯玉带勾，战国（公元前475-前221），1992年洛阳市针织厂战国墓出土。带钩是古代男子用来束接腰带的钩子，多以金银玉石、各色宝石装饰，是贵族身份与财富的象征。这件玉带勾中芯以铁片贯通，可见在战国时期，已经有了极高的琢玉工艺。

谷纹玉璧，战国（公元前475-前221），1992年洛阳市针织厂战国墓出土。西周以后，玉璧随时代风气转趋实用化，从礼器变作佩饰、玩赏、馈赠珍品、辟邪、护身、祈福等用品。故纹饰也开始反映日常生活和百姓的祈求。谷纹是谷物发芽叶的样子，形如倒写的e字母，它和人类赖以生存的粮食有关，象征万物苏醒，生机勃勃的景象。

玉韘（shè）、玉龙、玛瑙环，战国（公元前475-前221），洛阳出土。韘（左下）是射箭时用的钩弦器，古人佩韘表示已有资格充任武士。到了战国时期，玉韘已丧失了使用功能，演变为人们佩带的装饰品。

展柜中展出的还有一组大小相次的5件青铜鼎和4件青铜簋。我们刚才已经知道了鼎是用来盛放肉食的食器。在两周时期，也是贵族身份与地位的象征。

早在远古时期就有治水英雄大禹铸九鼎划天下为九州的传说。九鼎也成为了夏商周时期身份与王权的象征，每次朝代的更迭，迁鼎和定鼎也就成为了国家首先要做的头等大事。这些鼎器按照大小相次的顺序以固定的数目使用，代表了两周时期贵族的身份和地位。这也和当时社会的礼乐制度有关。贵族们的地位高低是通过个人财富的多少来体现的。天子作为天下的共主，是身份最高、财富最多的人，所以他可以享用九鼎配八簋的最高规格。九在中国古代是一个至尊的数字，代表最多，所以只有天子才可以使用。我们熟悉的"一言九鼎"就是由此而来的。依次下来诸侯七鼎六簋、卿大夫五鼎四簋、士用三鼎二簋或仅用一鼎。这些鼎器内盛放的都是各种不同的肉食，也是一种财富的象征。

吴王夫差剑，兵器，1991年洛阳市东周王城战国墓出土。长48.8厘米，腊部铸铭2行，因锈蚀，仅可见"吴王夫差……其元用"7字，原本当有"攻吴王夫差自作其元用"10字。，此剑的制作时间应该是夫差在位的20余年间。这是吴王夫差剑在洛阳地区首次发现，是东周时期周王室与吴国交流的见证。

春秋末期至战国初期为吴国青铜剑发展的顶峰时期，现代科技考古揭示了最复杂的铸剑技术，有相当一部分剑不是一次铸成，特别是像夫差剑这类规格级别较高的王侯用剑，是铸造两次、三次，有的甚至分剑身及内茎、剑格、双箍、剑首四个部分，最后铸接成形并打磨成器的复杂过程。

吴王夫差剑已知存世量共有9柄（截至2014年5月）。1976年河南辉县出土吴王夫差剑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山东平度发现的吴王夫差剑现藏于山东省博物馆藏；台湾古越阁藏有吴王夫差剑一把；1976年湖北襄阳出土吴王夫差剑藏于湖北省博物馆。

　　　　1974年，洛阳博物馆配合城市工程建设，发掘清理一座战国墓葬。在这座几经盗掘的墓葬中，"繁阳之金"铜剑成为考古人员意外的收获。该剑剑鞘由象牙制成，饰以珍珠，保存完好，至今依然锋利，剑身铭刻错铜纹"繁阳之金"四字，极为罕见。

　　剑，素有"百兵之君"的美称。早期是匕首式短剑，源于北方草原地区，既是吃肉餐具，也是护身武器。春秋战国时期，长剑开始流行，为步战主要兵器。长剑便于战斗，短剑利于护身，荆轲刺秦王，图穷匕首见就是利用短剑的一个典型例子。这把青铜剑是战国时期的佩剑"繁阳之金"，剑鞘由象牙制成，剑身有错铜蚊脚书"繁阳之金"四字，横笔宽且直，竖笔曲折，字形秀丽,饶有书法艺术的意味。据考证，剑铭中"繁阳"位于楚国，在今河南省新蔡县以北，是当时的经济要地，地理位置重要，而"金"字的含义当指兵器。"繁阳之金"应释为繁阳所铸之剑。

　　古代楚国以产铜闻名，剑尤以南方吴越地区质地精良。在当时诸侯称霸的时代，铜是铸造兵器必不可少的原料，所以楚国对铜的出境是严格控制的。即使是允许出境，也要立盟保证不用来铸造兵器。《左传》记载的"郑伯始朝于楚，楚子赐之金，既而悔之，与之盟曰：无以铸兵"就是力证。考古专家介绍，这柄剑是如何流入洛阳的难以考证，馈赠纳贡、商品交换、战争所获均有可能。

铜齿轮，战国（公元前475-前221），1976年东周王城粮仓遗址出土。2400多年前的铜齿轮几乎与现在的齿轮没有差别。

　　像这样的陶豆、陶壶、陶鼎、陶盘和陶匜的组合在东周时期的贵族墓葬中非常常见。彩绘陶器在当时是作为名器来陪葬的，不用做日常使用。彩绘陶器不同于彩陶，因为它的色彩都是绘制在已经烧制成型的陶器上的，不经过二次烧制。作为2000多年前的彩绘艺术品，彩绘线条流畅，色彩艳丽，纹样精美，保存完好，是极难得的艺术珍品。

狩猎纹铜壶，战国（公元前475-前221），1981年西工区战国墓出土。通高39.5厘米，口径10.6厘米。通体饰凤鸟纹及人与虎、豹、鹿、野牛、翼兽搏斗的图案。这种图案一改商、西周纹样那种浓郁宗教气息的风格，呈现出活灵活现的现实生活情景，极具典型性。

　　狩猎是人类古老的生存手段和生产方式，早期人类依靠狩猎获取食物，后来慢慢成为贵族的娱乐项目，并逐渐演化为一种礼仪制度，这件2000多年前的青铜壶上的一幅幅图案向我们展示了当时人们狩猎的场景。

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商业逐渐繁荣，东周时期已经大量使用金属货币。被誉为中国商人之祖的白圭，就是战国时期的洛阳人，他在当时提出的"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经营理念，在今天的商业当中仍然行之有效。东周王城遗址内外发现有大量金属铸币，这里展出的有中原地区流通的空首布、平首布，齐、燕、赵等国流通的刀币，秦、魏等国的圜钱等，洛邑位于秦、齐、楚、赵之中，交通便利，经济发达，是商遍天下，富冠海内的天子之都。

　　东周时期是社会的大变革时期，各国封建制度纷纷确立。这一时期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儒、墨、道、法等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其中老子、孔子等思想家、教育家的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而这时的京师洛邑，人文荟萃，成为全国礼乐文化的中心和百家争鸣的舞台。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曾在王城学习并担任东周王室的守藏史一职，相当于今天国家图书馆馆长，精通礼乐，著有《道德经》。与老子同时期的另一位大思想家孔子，曾经亲自来到王城，向老子问礼、向苌弘问乐，学习礼乐，随后创立以礼乐文化为主的儒家学派，在洛阳老城还保留有"孔子入周问礼乐至此"石碑一通。周公及三代礼乐，为后起儒学之先导，洛阳，则可以说是中国儒学之祖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