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里最后一支玫瑰——忆导演杨洁

忆史

夏日里最后一支玫瑰

韩燕青

《夏日里最后一朵玫瑰》是杨洁最爱唱的一首歌，每当唱起这首歌，她便会想为国捐躯的父亲杨伯恺和爷爷杨普光。

一

杨洁出生在一个有着光荣传统的革命家庭，她的父亲杨伯恺曾和周恩来、李富春、王若飞等人同在法国勤工俭学，并积极投入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运动，并担任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支部书记。杨伯恺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回国后在重庆创办了中法大学，同时他还创办了“辛垦书店”，出版了许多进步书籍，还翻译了许多国外的革命理论书籍。抗日战争爆发后，杨伯恺接受党组织的任务，留在白区做党的地下工作。1926年他回乡建立党的基层组织，为失学儿童创办“鳌山模范学校”,为农民扫盲运动办夜校并亲自编写材料。一年多后杨伯恺回成都,他的父亲杨普光继续推进农运会,在营山县建立区农会22个、乡农会48个。1933年，红四方面军来到营山，杨普光带头与农会的许多积极分子一同参加了工农红军,走上了长征路。

杨伯恺曾任成都大学校长和《华西日报》主编。他的文章像一支支利剑射向国民党的咽喉。很快《华西日报》被查封了，他又创办了《民族时报》，继续高举反蒋反美的大旗，为民众提供精神食粮。同时他积极在后方联络和争取进步人士，将他们送往革命根据地。

二

当时《华西日报》社驻地有许多著名的文艺青年，如萧军、萧红夫妇，导演贺孟斧，演员张瑞芳、舒绣文、陶金，作家吴祖光及画家丁聪等。在这样浓郁的文艺氛围的熏陶下，杨洁从小就显露出耀眼的文艺创作才能。杨洁5岁时，《一场大病》的文稿在《小朋友》刊物发表，之后一发不可收，7岁时就有文稿约5万余字。她曾用英文和俄文翻译了两篇短篇小说，用“杨励贤”的名字发表在《华西日报》，《禁闭室的女性》《他有什么罪？》等文章也相继刊发。同时她已是一名小小的革命者了，曾经机智勇敢地给四川的地下党组织联络点“努力餐厅”传送情报。1945年5月，杨伯恺送16岁的杨洁去革命圣地延安的鲁迅艺术学校学习。在去往延安的途中，在重庆曾家岩中共办事处，杨洁见到了周总理和毛主席。毛主席知道她是杨伯恺的女儿，亲切鼓励她要“好好学习，长大了为人民服务”。在鲁迅艺术学校学习期间，她编排了自己第一个秧歌剧《两重天》，与《兄妹开荒》《夫妻识字》一样得到好评。

1947年，杨洁成为我党历史上第一批播音员。青岛解放前夕，杨洁得了疟疾，当时没有药，只能忍着。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上级指示一定要把解放的消息播出去。8点钟，一切准备就绪，但这时杨洁的疟疾也开始发作，在最关键的时刻，杨洁坚定地说“我能播”。她裹上被子咬紧牙关，努力控制自己的声音，在病中完成了整播音，而激励她战胜病魔的，正是她的父亲杨伯恺。1947年，国民党密令军警宪特抓捕革命人士，当时同志们劝杨伯恺离开重庆避避风险，杨伯恺说：“我平时号召革命，在紧急关头，自己不应该躲避。”杨伯恺被捕后，被国民党关押在成都十二桥监狱。那时全国快解放了，捷报频频传来，杨洁盼望着成都早日解放，能和父亲团聚。12月27日成都解放了，满怀欣喜的杨洁却在报纸上看到了父亲牺牲的消息。原来，就在成都解放的前17天，杨伯恺和他的36名同志被国民党杀害了，这就是著名的成都十二桥惨案。国民党曾告诉杨伯恺，只要他写下悔过书，就可以放他一条生路。但杨伯恺拒绝了，他说：“我绝不会写一个字，就是马上枪毙我也不写。死怕什么，人生自古谁无死，只要死的有价值。”杨洁知道，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性格倔强的父亲决不会向敌人屈服，苟且偷生，牺牲是父亲唯一的结局。杨洁含泪写下了文章《哭父亲》、《告慰我的爸爸——杨伯恺烈士》，发表在《光明日报》上。

1952年底，杨洁查出肺结核，并且已经有空洞了，医生要求她立即住院。因为手头的工作没处理完，她并没有马上住院，结果在工作岗位上累得大口吐血。鲜红的血在地上，仿佛一朵朵盛开的红玫瑰。离开了心爱的工作岗位，杨洁心里无比痛苦，这时候她想起了父亲，不由轻轻哼唱：“夏天最后一朵玫瑰，还在孤独的开放，所有她可爱的伴侣都已凋谢死亡……我不愿意看你孤独的留在枝头上，愿你能跟随你的同伴一起安然长眠，我把你那芬芳的花瓣，轻轻撒布在花坛上，让它永远陪伴你。”她曾在父亲牺牲时发誓：要沿着父辈未完成的共产主义的事业更加努力奋斗，以此寄托对父亲的无尽哀思。为了早点回到她热爱的岗位，杨洁让大夫给她做了“胸扩成形手术”，一共拿掉五根肋骨和右肺的上半部。但手术后因底气不足，她再也不能当播音员了。

三

1958年，杨洁调入中央电视台，成为中央电视台第一位导演和制片人。是金子，放到哪里都会发光。1961年，她导演的京剧《香罗帕》，被评为全国优秀电视艺术节目。1976年，她为毛主席录制曲艺节目，并在湖南拍摄传统剧《追鱼记》等上百个湘剧剧目。1980年，杨洁执导《崂山道士》，从此开启了她的电视导演生涯。

86版《西游记》剧照

1981年11月，杨洁接到拍《西游记》的任务。拍摄过程中，她和她的团队，也和西天取经的师徒四人一样，历经了“九九八十一难”，她的家庭也因此受到了无法弥补的伤害。

杨洁拍《西游记》时，小女儿丫丫才十一二岁。她经常一人在家里，无人照管，饿了就吃同学的剩饭，而且有时连剩饭也吃不上。后来，丫丫得了严重的头痛病并伴有呕吐。杨洁带丫丫去儿童医院看病，被误诊为癫痫（后来经诊断丫丫是神经性头痛），吃了两年的“鲁米那”，病情不仅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糟，孩子反应越来越迟钝，没有办法继续上学了。

"出不入兮往不返，平原忽兮路遥远”，拍《西游记》，是开弓没有回头箭的事。眼看着心爱的女儿变成了流浪儿和病儿，万般无奈的杨洁只好把15岁的丫丫带到剧组，带在身边，幸运的是，丫丫的病慢慢好了。

很多人也许会问，为什么不给丫丫请个保姆？ 1979年中央春晚第一位大导演，不该没钱啊。但那时的杨洁是真的没钱，请不起保姆。我不知道，当今这些过着奢华生活的明星演员看后有何感想？

《西游记》的拍摄，是靠当时中央电视台里最旧最落后的一台300p的摄像机完成的。而且这台破旧的摄像机还要经常出毛病。没有移动轨，没有升降机，没有高台，更没有飞机航拍辅助，完全是凭借毅力和土办法完成拍摄。拍孙悟空被念紧箍咒时，扮演者捂头原地打转，而摄像师则躺在木板上，几个人拉着木板像推磨一样转，一个镜头下来摄影师都转得晕头转向；拍水中武打的镜头，摄影师甚至要爬到悬崖峭壁俯拍，为了拍摄的完美，他们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

为了拍出最精美的画面，杨洁和剧组人员几乎走遍了祖国大江南北，克服了重重困难。由于资金短缺，拍摄条件异常艰苦，经常睡在大通铺，地上有老鼠跑来跑去，饭菜里总能看到蝇虫，在缺水的情况下，大家曾40多天没洗澡。

在九寨沟拍摄时，一天白马掉进水沟，地势陡且滑，白马站不住，一直往下滑，这时许多同志都跳进水里，用身体挡在马前，有的抱住马腿，有的抓住马尾，但都无济于事。人和马一同顺流而下。可能是上天眷顾，不忍把这群有情有义的人和白马带走，危难时刻，地势稍缓一些，他们才躲过一劫。

《西游记》取景地九寨沟瀑布

在长白山拍戏时，他们每天都只能吃发霉的面包，住宿条件非常差，二十几人的大通铺，天气寒冷刺骨。更雪上加霜的是，从长白山下来时，又遇到了洪水。湍急的洪水漫过桥面，半个车身掉进河里，最后人推车拉，好不容易到了地势高一点的地方，那一晚所有的人都在车上伴着风雨过了一夜。

　　

86版《西游记》孙悟空

在拍《弼马温》时，大家敲锣打鼓，希望马受了惊吓会往设计的方向奔跑，但没想到，受了惊吓的马反而奔向人群，好在冥冥之中，似有神护，大家都平安无事。 拍《偷吃人参果》这集时，恰巧选景在成都人民公园，那里长眠着杨洁的父亲和30多名烈士，那一天烈士陵园开满了映山红，“疑是口中血，滴成枝上花”，杨洁想起了父亲和不知忠骨撒在何处的爷爷，想起父亲从监狱中带给她的嘱托：“今夜我要与你永别，给你什么嘱托呢？我的孩子！今后——愿你用变冬天为春天的精神，把祖国的荒沙，耕种成为美丽的园林！”那一天，她在父亲墓前，下定决心无论有什么样的千难万阻，一定要完成西游记的拍摄。

《西游记》拍摄场景

杨洁执导《西游记》时的旧照

　　1986年春节，《西游记》联播了11集，创下当时最高的收视率。正当大家欢欣鼓舞的时候，坏消息传来，台里停止《西游记》拍摄的经费。面对困难，杨洁和剧组全体同仁称， “没钱我们自己找，一定要拍下去！”找钱的路坎坎坷坷，但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从铁道部11工程处筹到三百万。但仅拍了十集钱又用光了，只好再次搁置。

当时，扮演王母娘娘的万馥香和扮演金池长老的程之先后去世，杨洁也年近70，有生之年，《西游记》的拍摄能不能完成？杨洁鼓起勇气向台里打了报告：“王母娘娘已经驾鹤西去，金池长老已魂归故里，若再不拍《西游记》，遗憾会存留下去”。这封情真意切的信打动了台长杨伟光，中央台批给《西游记》每集一百万，十五集共1500万。

漫漫十七年，杨洁带着团队踏遍祖国万里山河，足迹遍布26个省，风餐露宿，披星戴月，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笋因落箨方成竹 鱼为奔波始化龙”，最终，他们向全国人民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西游记》问世后，就创下了重播3000多次的记录。杨洁斩获金鸡奖、飞天奖和最佳导演奖。《西游记》还代表中国走出国门，很多国家争相购买《西游记》的播放权，中越战争结束后，《西游记》作为第一个表示友好的“使者”，在越南播放，万人空巷，《西游记》曾多次作为国礼送出去，为我国赢得了荣誉与骄

杨洁与孙悟空扮演者合影

四

拍《西游记》杨洁每一集还能挣几十元，但拍《土家第一军》，她不但没有挣一分钱，反而“倒贴”了一万元。1990年，杨洁接拍了《土家第一军》，讲解放战争土家族烈士的事迹。这是一块烫手的山芋，拍摄费用只有38万元，因有很多战争场面，资金更显紧张。但因为对父亲的缅怀和对烈士浓浓的情愫，杨洁还是接了下来。戏拍到一半，15万元经费就用完，负责筹款人也不见了踪影。杨洁找到当地的长阳县政府，长阳县领导很为难。当时定好15万元由县里出，其他费用由某某负责筹。为了出这15万元，当年全县干部只拿了一半的工资，为了纪念先烈，大家没有怨言。可再拿钱就困难了。

怎么办？就此搁浅了，就辜负了父老乡亲，15万元就打了水漂。困难再大也要顶住。后经多方奔走，答应把版权给湖北电视台，才筹到5万元勉强拍完。但剧组的人员没有钱发，杨洁不想让大家白辛苦，但她家里也没有存款，无奈下，只得求助了一位朋友，筹到一万元，给大家发了一些辛苦钱，自己一分钱没拿，还搭进去一万。

五

《司马迁》剧照

虽然《西游记》给杨洁带来了荣耀，但她最看重的仍是《司马迁》。杨洁说《司马迁》是真正倾注了她心血、洒着泪水拍完的。在杨洁眼中，司马迁是中国文人的脊梁，他的著作有浑厚苍茫之气、具昆仑黄河之魂。他仗义执言，不畏强权，还历史一个真面目,堪称万世师表。但他却因小人诬陷，受到屈辱的“宫刑”！众人讥讽嘲笑鄙视他，甚至连生死之交任安都的和他割袍断义。士可杀不可辱，但司马迁没有选择死亡，为了写史书的大业，他必须坚强地活下去，坚定地完成他未完成的事业。最终，成就“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历史巨著。（我觉得从司马迁身上也折射了杨洁的个性）。

为筹拍《司马迁》的钱款，杨洁说自己像个祥林嫂，依我说，她更像一只荆棘鸟，啼得鲜血遍野，通体淋伤。八年，抗日战争都胜利了，可是拍一个中国人的史圣怎么这么难？如果是出自叱咤风云人物之笔，许来钱容易些，可偏偏出自两位名不见经传、在广阔天地锻炼自学成才的业余作者（作者是安徽的朱抗美和陈金沙，70年代末写的书）。曾几何时，有人信誓旦旦地拍着胸脯说，司马迁是我们陕西的英雄，理应我们出钱。杨洁满怀希望地跑去，可人家却找借口躲起来不见。也见得五万元、十几万的启动金，刚刚制作了戏服、租好了场地，后续的钱就没影了，只好变卖了戏服，还了租金，空欢喜一场。由于求钱心切，还上过小人的当。有一位古玩商，满口答应资金全包，提出想要一枚篆刻名家李骆公的印章。李骆公曾经为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刻过一方作为国礼的印章。李老当时病重，右手已不能动，在病榻上用左手刻了一枚绝世之作，李老流着泪说：“它是我最后一枚印章，这是为了司马迁啊。”然而骗子又骗得几幅名画，收起宝物（其价值远远超过拍摄所需的款），一去不回。最有可能的一次，他带来合同和支票。眼看水到渠成，接到电话说公司受命停业整顿，银行冻结，支票作废！杨洁说自己早已麻木，泪已枯竭。

“德不孤，必有邻”，杨洁为筹款《司马迁》四处奔走呐喊，引起了新闻媒体的关注。一些记者纷纷写文章给她造声势，扩大影响。如《文汇报》《北京晚报》《南方周报》先后发表了《（司马迁）屡遇骗子 筹款路几经风波》，《拼将余力复活史圣》《百折不饶拍绝唱》《女导演杨洁泪洒<司马迁>》《杨洁与<司马迁>的生死缘》,等等。

多少次的希望变成失望，一位美工师坐不住了，他不想让自己的心血付东流，找到一位懂易经的师傅算了一卦，喜哉。他兴高采烈地说找到杨洁说：“杨导演，我们的《司马迁》能成，还有13天，你会有钱”。说来也巧，果然有位年轻的企业家主动找上门来，签合同的那天正好是第13天。（外国人认为13是不吉利的数，我看在中国未必）。《司马迁》终于在大家共同努力下顺利完成，有道是：百折不饶铸成千古绝唱，忍辱负重再现英雄本色。

《司马迁》这部电视剧似乎和史记一个命运，司马迁的《太史公书》，在两汉期间始终束之高阁，到了唐朝才重见天日。杨洁拍的《司马迁》受到各界好评，1997年《人民日报》用半版篇幅刊登了文艺艺术家、中国文联主席、鲁迅文学院副院长、中国对外贸易促进会会长等各界的发言及好评，还有一些领导为此题词。虽《司马迁》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广受好评，但仅仅播放两次就停播了。现在能看到《司马迁》只有出口转内销的日语和西班牙语版的。杨洁曾经说过：“《司马迁》能重见天日，是我最大的希望！”

仇永力扮演司马迁

　　2017年4月15日，杨洁离开了我们。夏日里的一支玫瑰凋谢了，本世纪最伟大的女导演走了，一个时代结束了。送别的那一天，习近平和许多中央领导都送来花圈，这是对老一辈艺术家艰苦奋斗，兢兢业业，不为名利的献身精神的最高褒奖和肯定。杨洁留给世人的，除了其经典巨作外，还有她高尚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她是我们永远的精神楷模！

——韩燕青2017.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