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院士的上山下乡情结

霞光

知青”院士的上山下乡情结

葛元仁

▲中国科学院院士赵国屏，1948那出生，1969年1月赵国屏在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中从上海到安徽蒙城插队。赵国屏说：“我去农村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比较喜欢生物，属于比较理想主义的。”在10年插队生涯里，他带领插队组同学和生产队社员育种、搞试验田、修水利，渴望把淮北穷村变为富饶之地，自己也从毛头小伙儿成长为大队书记贡献了人生最美好的岁月，他真正“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完成了大学前的基本教育。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赵国屏却选择了放弃高考。因为他放不下改造农村的心愿。

“你应该多学本领，做农民做不到的事情。”直到第二年春节，在生产队长的劝说下，赵国屏清理完账务，才回到上海复习备考。

▲中国工程院院士付贤智，1957年出生，他从邵武一中高中毕业后，到原莲塘公社芹田大队插队当知青。他说，我1976年11月，调到大竹中学任教，在这期间一边教书一边自学。1978年参加高考，考出了物理98分、化学100分的优异成绩，被破格录取到北京大学化学系。

▲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其林，1957年出生，1973年从南京一所中学毕业后下乡到农村，每天与农田和牧牛打交道。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他还是南京农村的一名普通下乡知青，除草、耕田、收割是他每天生活的全部。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他重新拾起已经荒废4年的学业，准备报考南京大学物理学系，却由于激烈的竞争而落榜。尽管第一次高考失利，周其林却没有失去信心：“我反而发觉考试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困难，如果再有半年的时间，我一定可以考上。”于是在高考制度恢复后的第二年，21岁的周其林以物理91、化学89的高分走进大学，成为兰州大学化学系的一名学生。

▲中国工程院院士江亿，1952年出生，1968年到内蒙古四子王旗半农半牧区插队，种了5年地。五年的插队生活，在江亿院士的回忆中，他们7名知青劳动之余对哲学共同的“酷爱”让他娓娓道来。他记得那时他们在油灯下攻读甚至可说是“研究”的经典著作有：《马克思 恩格斯选集》《欧洲哲学史》《欧洲文艺复兴史》等，他们想要从伟人们的论述中寻找对现实中诸多困惑的解答。

5年的重体力劳动，他们学会了各样农活，锻炼出一副吃苦耐劳的筋骨，更重要的是有了一个会进行“哲学思考”的大脑。

▲中国科学院院士赵进东，1956年出生，1974年于重庆南开中学高中毕业后到四川省忠县农村插队，在那里呆了两年多。当时，他一个人呆在生产队，一年出工300多天，每天工分最多是9分钱，队里根据获得工分的多少，发给他红薯、谷物等。在他卧室隔壁的仓库里，经常可见老鼠、蟑螂和蛇，他说：“那段日子使我受到很大锻炼”。

▲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孝平， 1953年出生，后来下放到安徽农村，当时县里要求每个队都要出一个人跟着“赤脚医生”学医，陈孝平就这样被推了出去，接受了3个月的培训之后，陈孝平成了来往于各个村之间的“赤脚医生”。从最初的感冒肚子疼，到慢慢地可以处理复杂一点的疾病，这段经历让陈孝平感受到了作为医生的责任和魅力。1970年，县里推荐“工农兵大学生”到蚌埠医学院学习。与陈孝平竞争名额的对手，选择进城当工人，陈孝平“笑纳”了这个难得的机会，正式开始了从医之路。

▲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卫，1954年出生，文革开始，杨卫实际上只读了一年中学。1969年01月不到15岁就主动要求到陕西省延川县冯家坪公社聂家坪大队插队，度过5个春秋。那段岁月，他一边务农，一边自学完成了初中的数理化课程。那时条件艰苦，总是漫山挖野菜，餐餐糠菜果腹，记得大冬天曾用井水洗手，双手冻得肿成馒头似的。

　这种深深的“知青情结”，串起了他人生旅途中的点点滴滴，他说，“抓紧时间”、“做事认真”成为一生的理念。那时候他1天只有3个小时可以读书。

1973年09月被推荐上大学。他说“是农民推荐我上了大学”，毕业时，西北工大要他留校，杨卫坚决要到工厂去，当时就去了江西的一个锻铸工厂。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浩，1953年出生 1969年8月响应国家号召，下乡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在一师三团当农业工人、班长，1973年4月是黑龙江省安达县城郊公社繁荣大队知识青年。“我是在知识青年期间自学了全部初中和高中的数理化课程的。”

▲中国工程院院士丁文江，1953年出生，1970年随着数以千万计的知识青年来到了距上海千里之遥的江西偏僻小山村，开始了务农的生活。他说：“6年后，我学会了种田，也在当地首次用化肥种水稻、用农药来灭虫等工作，加入了共产党”。

▲中国工程院院士南志标，1951年生，1969年由北京到山丹军马二场草原队插队，爱上了大草原。先后作为拖拉机手、草原技术员、科研与管理工作者已在草地畜牧业生产与科研领域工作了30余年。

▲中国科学院院士白春礼，1953年出生，1970年他听说建设兵团的战士是一群不戴领章、帽徽的军人时就毫不犹豫来到了离家千里的戈壁滩上，成了黄河岸边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八团战士。当时的民谚说“苦不苦，一天二两土，今天不够明天补”；他住在“干打垒”的泥土房；每月领5元的津贴；买几分钱半斤的“全面粉”饼干改善生活；辛劳工作之余，他捡起了哥哥留给他的旧课本，就着昏黄的灯光，自学了初中、高中的全部课程。1974年，经过全连战士三轮不记名投票评选和参加文化考试，白春礼作为一名“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学员”成为北京大学化学系催化专业的学生。

▲中国科学院院士翟明国，1948年出生，1966年翟明国即将高中毕业的他不仅是学习上的尖子，还被发展为党员，学校已决定保送他进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洪流，他到了新疆军马场。

在翟院士看来，自己当时的知青生活，并非像一些影片中展示地那般困苦；相反，当地牧工的热情与朴实深深地打动了他。“他们一个月平均只有20来块钱，但却会把家里的鸡蛋煮好塞给我们。”对他而言，人生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变故而滑入低谷。他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怎么把马放好”。

▲中国科学院院士祝世宁，1947年出生，1968年底，他从南京市十中（今金陵中学）高中毕业，响应号召，到盱眙县明祖陵管镇公社花园大队插队。他说：“那个时候，真的做好了扎根农村干革命的思想准备。”“我下乡的行李里，除了政治书籍外，还特意揣上几本在大学教书的伯伯送的《生物化学讲义》、《遗传学》和自己买的农业生产用书，想学点生物学知识为当地农村做点事。”晚上从田间收工回来，祝世宁便坐在煤油灯下专心致志地读书，常常到深夜。　

他跟当地的农民一样，上河堤、扒河工、插秧、收庄稼，后来因为生产队需要，还当过生产队会计，做过知青点的团支部书记。他说：“两年的插队生活，让我知道了真正的农村是什么样的，知道了农民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生活的，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生活锻炼了我的体魄，磨练了我的意志。除了每天正常上工外，针对当地作物产量不高的状况，我在生产队的支持下种过试验田，尝试培育玉米、水稻新品种。”

1970年后，祝世宁在沭阳马厂柴油机厂工作了7年。在此期间，他将中学物理中学过的力学、热学知识以及自学学到的机械制图、电工学等各种知识运用到工业生产中，有时也搞点小发明、小革新。这些看似“不起眼”的改进，却能改进工件质量，提高生产效率，减轻劳动强度。为了学习更多知识，祝世宁经常一吃过晚饭，就和一批年轻的伙伴去食堂看书，因为那里有座位，有电灯。“那时候，我在工厂里干的是最苦、最累、最没有技术含量的活”。“但是，不同的环境能做出不同的成绩，这好比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我就是要当好这革命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让机器稳定运转，螺丝钉也就得到了升华！”

▲中国工程院院士林忠钦，1957年出生，1975年高中毕业，到宜宾县双龙乡插队，2012年5月25日，他在母校宜宾六中新校区召开的校友报告会上提到，双龙乡是一个培养了他吃苦耐劳的地方。

▲中国工程院院士杨宝峰，1957年出生，中学时，他是校长在全校表扬次数最多的学生；1974年，在吉林大山林场做知青时，是效率最高的务农高手；1976年，被大家从四五百名知青中推选出来到 沈阳药科大学药学系就读，他是学习拔尖的学生会主席。

▲中国科学院院士唐本忠，1957年出生，上世纪70年代中期，唐本忠高中毕业后，到潜江市熊口农村插队。虽然农村繁重的体力活让他这样刚出校门的下乡知青苦不堪言，但每次打堤挖河后，有着坚定理想抱负的唐本忠总能心无旁鹜地在知青们满腹牢骚中埋头苦学。　

几年后，唐本忠招工到武钢一冶成为了一名工人。由于白天要上班，晚上怕影响室友休息，他于是找来小板凳，披着破旧的大衣，借着厂区昏暗的路灯看书学习。而这，曾一度是当时一冶厂区一景，更成了不少一冶干部职工教育子女的典范。

　　那段时间里，唐本忠常常省吃俭用，把每次二角钱的夜班补助费节省下来购买学习资料。

▲中国科学院院士赵政国，1956年出生，高中毕业后，随时代大潮走进湖南农村插队。插秧、伐木、兴修水利、半夜睡在田地里看管稻田……插队期间,赵政国白天劳动,晚上就着柴油灯学习。在当年那个远比城市恶劣的环境里,赵政国反而将身体锻炼得更加强壮了。两年的知青经历,赵政国记忆犹新,“那段时光锻炼了我的毅力和意志力,让我加深了对农民的感情,也了解到农民的极大智慧,深深体会到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

1976年,被招工到湖南怀化303厂的赵政国,当了一名车工。在车间里,赵政国借了一套微积分的书籍,宿舍的墙上被他写满了公式,短短几个月,他就自学完了微积分知识。机会总是眷顾有准备的人,1977年恢复高考,赵政国以优异成绩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录取。

▲中国科学院院士马志明，1948年出生，1968年，马志明从成都四中高中毕业，跟同龄人一起，响应毛泽东主席“上山下乡”的号召，到四川省渡口市（如今的攀枝花市）当了一名炊事员。早就“想学一点东西”的马志明从中学同学方平的母亲、四川师范大学数学老师张芳那里得到的一包数学书。马志明记得张芳是这样对自己说的：“你要什么书，就拿什么书。” 离开张妈妈家时，背了一书包数学书。

当然，盲目地读书是不可能成功的。他还辗转托朋友找老师求教。其中四川大学白苏华老师给了他很多帮助。白老师在川大数学系资料室工作。他指点马志明应该先学什么，后学什么。他告诉马志明在哪个领域有谁的作品值得一读。白苏华渊博的知识让年轻的马志明佩服，因为数学，两人结为几乎无话不谈的忘年交。

他从一本“容易看懂”又“费点劲”的书开始了自学，“越学越高兴”，逐渐尝到了自学的乐趣，也不断增加了对数学的兴趣。

后来，马志明当上了伙食团长。再后来，马志明做了仓库保管员。做仓库保管员要干重体力活儿，特别是卸货时要扛很重的包装。但马志明却为转换工种而感到高兴，因为在不卸货时他可以有更多的时间研习他心爱的数学。他对记者回忆，当时慢慢就沉浸在数学的学习和研究中了，也没有想到以后要成为数学家。

24岁那年，马志明听说大学恢复招生，招收“工农兵学员”。他跟市招生办公室联系，表示自己喜欢数学，也自学了一段时间，希望获得推荐资格。

工作单位同意推荐他。但在政治审查材料里，有人给他写了一句“不安心本职工作”的评语。为此他错过了这次机会。“我认为我可能一辈子都没机会读书了。这就是命运。”马志明说。

但3年之后，1975年，为他写政审材料的那位干部因为爱才，主动找他提出愿意推荐他读大学。27岁的马志明已经超龄，但幸运的是，他已有5年以上的工龄，因此，成了重庆师范大学数学系的带薪工农兵学员。

马志明对记者指出：“那时候不是应试教育，教学质量相当好。”他认为，自己自学数学，有人指点一下就可以学下去，这得益于当时打下的基础。功利色彩太重，是马志明眼中当今社会的一大弊病。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在各种场合呼吁人们摒弃浮躁情绪，淡泊明志。马志明说，浮躁的风气是中国成为科学强国的大敌。这位数学家十分怀念当年自学数学时的生活。那时，他四处拜师，兴趣越来越浓。没有升学压力，没有奥数培训，也没有评奖和评估。

▲中国科学院院士龙以明，1948年出生，1968年，龙以明从天津南开中学毕业，在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当上了羊倌和马倌。每天与一千多只羊或八百多匹马打交道。“当年在草原上放羊放马时，从未幻想过有机会继续读书。”龙以明回忆起那段马背上的时光时说，“但那些年我学会了踏踏实实做人、兢兢业业做事。特别体会到在任何环境下，只要努力，总是有希望的。”他原本没有憧憬过做数学家。读中学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引起了他的兴趣。1972年，他考取天津师范学院培养中学教师的进修班，回到课堂学习。他白天上班，晚上自学数学。“高等代数”、“数学分析”等大学本科课程就是那时在地震棚里念完的。

▲中国工程院院士丁健

1953年丁健出生于上海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年少的生活虽然平静，但从小在父亲的影响下就养成了爱读书的好习惯。1969年，在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号召下，16岁离开了上海，到江西省崇仁县开始了6年多的知青生活。

他说“其实，我只是当时1600万上山下乡知青中的普通一个”，“那时候其实还是个孩子，和所有的同龄人一样，怀揣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和崭新天地的渴望，我们义无反顾踏上了知青的征途。”然而，梦想照进现实，真正体验再教育的滋味却是苦涩的。丁健说，当时用“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这句话形容我们再恰当不过，一下子从富庶的上海来到偏远的农村，看到还有这样的世界，要过这样的生活，刚开始很不适应。“每天都要和老乡们一块出去干活，口粮非常差，农活也很繁重，更让人觉得痛苦的是精神生活的贫乏。”

知青的岁月充满苦涩，但丁健知道人不能改变环境，就要让自己去努力适应环境，所以他始终没有消减对生活的斗志。农活不会干，就虚心向“老表们”一样一样的学；生活没目标，就把平常的农家琐事中一件一件干好；精神太贫乏，就把和当地老乡的沟通交流作为乐趣。正因为这样，丁健才能在那样的艰苦环境中保持着优异的表现，一步步的从普通知青到知青班长，再到后来被作为工农兵学员推荐进入江西医学院（今南昌大学）。

现在回想起40多年前的那段知青往事，丁健说，“年轻的时候能有那六年多的艰苦经历，对我的一生来说，都将是宝贵的财富。”

6年的知青，学会感恩。“在农村插队，一开始我们这帮城里的孩子什么都不懂，也什么都不会，是当地老乡们长期的帮助和照顾，才让我们一步步挺了过来。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们今天搞科研、做研究，说到底不是为了自己，国家和人民给了我们大力支持和优良的环境，我们理所应当做出点成绩。”

6年的知青，学会坚韧。“经过这6年磨砺以后，我觉得什么事情都不那么可怕了，哪有什么过不去的困难。在科研上面碰到的任何挫折和失败，我觉得都不算什么，只要我们能够持之以恒，耐得住寂寞，执着不弃，攻克难关只是时间问题。这是所有科研工作者必备的素质，也是出成果的必要条件。”

6年的知青，认识自己。“再大的困难面前，我们都不要觉得自己无能为力、妄自菲薄，越是在逆境中，个人身心的潜能越容易得到开发；当然，我们也不要把个人的能力无限放大，如果把科学比作大海，那么我所取得的成绩不过是大海中的一滴水。我是院士，我是所长，人家可能看我不一样，但越是这样越应该认清自己的分量，我其实没什么了不起。”

“多数知青都只是在江西插队，而我的学业、我的工作都是从江西开始，前前后后在那里生活了14个年头，江西的山山水水对我影响很深，我是上海人，也是半个江西人。”丁健离开江西已经20多年，但他对那片故土的记忆却依然清晰，不管是在崇仁县插队，还是后来在南昌求学、工作，第二故乡的点点滴滴始终挂在他的心间。

丁健说，“21世纪以后，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阶段，丰富的资源、低成本和区域优势更是为江西的发展带来了有利的条件；上海也以资源、技术、资本、市场为经济互补纽带，与正在开发中的江西地区形成了良性互动。作为一名插队江西的上海老知青，为振兴江西出力，促进两地交流，特别是加强两地学术合作，是我以及我们这批人应尽的责任。”

寻梦往昔，故乡的山，故乡的水，他依然历历在目；忆想旧日，淳朴的人，淳朴的情，他至今记忆犹新。记者了解到，丁健现在是南昌大学上海校友会的会长，并且一直以“半个江西人”的身份，虽然工作繁忙，但始终不忘尽其所能，为在沪的江西游子提供帮助，为各界友人去赣发展牵线搭桥。

1978年毕业于江西医学院（现南昌大学）医学专业；1983年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获医学硕士学位；1991年毕业于日本国立九州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1978年至1986年在江西医学院任教；1992年起在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工作至今；现任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课题组长，兼任新药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第十届国家药典委员、“九五”、“十五”、863海洋生物技术主题专家、国家药品评审委员、中国抗癌协会抗癌药物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药理学会肿瘤药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等多个学术和社会职务。

1、2009年 : 国家自然科学奖 二等奖

2 、 2008年 : 医学药学奖

3 、 2007年 : 上海市自然科学奖 一等奖

4 、 2006年 : 第九届“吴阶平医学研究奖”-“保罗.汤森药学研究奖” 一等奖

5 、 2003年 :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二等奖

6 、 1998年 :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三等奖

2009年增选为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院士。

▲中国工程院院士韩德民，1951年5月出生，大连四中67届初中毕业，1968年到辽宁省盘锦下乡插队。

四年半的农村生活，从开垦荒芜人烟的盐碱滩到迎来一次又一次秋天金色的稻浪，他历经了艰苦的磨砺。在农村艰苦的生活中，他跟过马车，做过水稻技术员、生产队长。三月中旬，盘锦冰封大地的表面刚刚有些溶化，打破冰层，赤脚下水的水稻育苗便开始了。寒冷的北风、刺骨的冰水在他腿上留下冻疮的疤痕。扛稻捆使他稚嫩的肩膀脱下一层又一层皮，留下厚厚的老茧，一百八十斤重的麻袋也能一举过肩。金色的秋天，天高气爽，微风吹拂着一眼望不到边际的稻浪，带来一阵阵稻谷的清香。到了收割水稻的季节，知青同人民公社社员们一字排开，一声哨响，劳动竞赛开始了，人们争先恐后，紧张激烈的氛围中，竟没有一个人多说一句话。汗水浸湿了双眼，他都来不及擦擦汗。

　　寒冬里，在工地上十八磅大锤一口气抡180 次的记录使他成了全农场冠军的得主。亩产跨黄河过长江的雄心壮志也曾激励他扎根农村六十年的青春激情。

　　农村生活的初期，他也曾有过几次惊险的经历。

　　初春，为了培育塑料大棚里的稻苗，夜晚用稻草烧火升温，寒冷、潮湿、烟熏火燎、一氧化碳中毒使他倒在灶旁，是接班的伙伴们把他拉出来，才使他脱险。

　　五月，选出强壮劳力需将育苗田里的苇帐从黑色泥水中拔出，捆成百十斤一捆，扛在肩上，在泥浆中深一脚浅一脚送到河堤上晾干。长时间的饥饿、劳累，每扛起一捆苇帐，他眼前便一阵发黑。一次，他突然一阵阵咳嗽，吐出一口口鲜血，瘫软在泥水里。当醒来的时候，他已经躺在农场卫生院的病床上，老队长坐在床边深情地看着他，床头上放着平日里老乡们舍不得吃的红糖和鸡蛋。

韩德民带领同仁医院青年志愿者重访当年插队的盘锦

　　秋天，他跟着马车去十几里外的旱田拉玉米杆。装满玉米杆的马车有三四米高，马车沿着十几米高的太子河大堤土路往回走，对面驶来了拖拉机，错车的时候，辕马惊了，车突然冲下大堤翻扣在堤底，他被扣在玉米杆底下，惊慌失措的人们割断缰绳，拉开马，掀开车，把他从玉米杆堆里拉出来。

　　深冬，出工参加清河筑堤劳动，用土车装满河泥向大堤上搬运。几百斤重的土车在十来米高的大堤上向下倒土的瞬间，惯性将他从土车后面悬空甩到大堤下，好在新倒的河泥还没有冻实，只伤及些皮毛。

　　艰苦的生活磨练了他的意志，使他对人生、对社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1973年3月12日，几乎全村的老乡和知青伙伴们一起走了很远的路把他送到车站，人们相视无语，眼圈里充满了泪。五次招工招生，没有舍得让他走，最后选择了最好的机会把他送进了医科大学。从盘锦农村广阔的黑土地走来，坐在宽敞明亮的阶梯教室里，很长一段时间他的感觉像是在梦里，城乡间的巨大差别，乡亲们期盼的目光，在他的心底里产生了一种神圣的责任感——要成为一名有所作为的医生。

　　

▲中国工程院院士陈焕春（土家族），回乡知青。1953年出生于湖北省恩施市一个农民之

家，家境贫寒，兄弟姊妹五个，身为长子的他，从小就过了很多苦日子。但他现在回忆起童年往事，却都是温馨的记忆。陈焕春记忆里最深刻的画面，就是每天放学后，父母都会把他和弟弟妹妹们关在吊脚楼的阁楼上，然后搬走梯子，作业不写完就不准下楼。因为父辈都是大字不识的文盲，长久以来深感没有文化的苦楚和烦恼，于是惟愿自己的孩子不再重复自己的命运。

从他们度过的“知青生活”中，是否能够对我们有所启示？

宁滨:3年知青岁月：历练和成长
1975年初我高中毕业时还不满15周岁，可以说对什么都懵懵懂懂，不甚明白。
当时未满18岁可以不下乡，但我觉得待在家中也无事可干，就随大伙到农村去插队锻炼。我比较幸运，当时插队的地点是在离家十多公里的小县城附近。农村的生活条件比较艰苦，当时基本没有蔬菜吃，细粮也很少，主要吃粗粮。尽管国家对知青的定量还算比较高，但我们那个年龄段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油水太少，饿肚子是常有的事。
我因离家近可以过几周回家改善一下生活，但村里还有几位北京来的知青，一年也回不去一次，比起他们我要幸运得多。居住条件也不大好，20多人住一间大屋子，很多人抽烟，屋里经常烟雾缭绕。
同时期下乡的知青最大的也不到20岁。当时，我们知青队由40多人组成，村里派了一位老党员做我们的书记，指导我们在当地的汾河滩垦荒。开始垦荒时工具非常原始，没有机械和牲口，就4个人一组拉着犁耕地，因地下多是草根和树根，我们经常被勒得后背全是血印。河滩夏天发大水，还要抗洪。这就是我最早的青春岁月的场景。
当时劳动强度很大，个人理想似乎微不足道，但我们的生命力却越磨越强。我们那时都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既然干起了农活，就要想办法干得又快又好，越是艰难的越要克服。所以，我们后来的贡献也很突出，第一年开荒种粮就向国家上交了十几万斤小麦，为此，山西省知青办还奖励了我们一台手扶拖拉机。

插队期间，我一直没有中断学习，有两件事我一直坚持。一是读报、剪报和抄报纸。

那时候只有“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文章的内容现在已经不记得了，但它却满足了我对阅读的渴望，也让我了解时事，掌握了一定的写文章的方法。

我高考时语文成绩不错，应该得益于此。这一习惯我保持至今。另一是我坚持记日记、写随笔。
在相当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我对自己还是有要求的，没有松懈思考。后来我发现坚持学习也还是有一些现实的益处的。
记得我们村的党支部书记知道我爱读爱写，每到年终总结就指定我帮他写稿子，而作为奖励，他会放我一周假。这也使我体会到学习和不学习、有能力和没有能力是不一样的。
3年的知青生活转瞬而过，但年轻时期的阅读和学习，是一种学习精神和学习习惯的养成，包括通过学习获得的思维能力，是可以伴随人一生的。
3年知青岁月，让我从青涩少年走向青年，身体在高强度的劳动中得到了历练，对农村困苦生活以及开荒种粮的真实体验，也让我产生了强烈的投身国家建设、改变国家面貌的渴望。

回望过去的40年，我们这一代人是极其幸运的，因为我们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成为国家改革开放40年最重要的见证者、参与者及贡献者。

同时，我们又是极其努力的一代人，因为我们比任何时期的人都深知学习和工作机会来之不易，深知国家和民族对青年的期许，所以怀着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在不断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