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父

吴道贵

　　伯父是父亲唯一的哥哥，一生未娶，无儿无女。

据父亲说，伯父小的时候，我们的太奶奶十分宠爱，家里有什么好吃的，太奶奶总会想着他，留给他吃，或许是我爷爷这一房一直没有男丁的缘故。

六0年的春天，饥荒正肆虐着各地，那年伯父二十岁，他跟随乡亲们外出挑河（开挖沟河，因土方工程以人工挑运为主，故名挑河），挣得一份口粮得以维持生命。爷爷去世的那一天，他恰好回来，瓦罐里还保留着没有舍得吃的米粥，可是爷爷已经永远的离开了人世，留下他和我的父亲，兄弟俩相依为命。

时光很快过去，伯父一晃成为大龄青年，偶有亲友乡邻帮忙提亲的，多因家境贫穷而终了，就这样，伯父后来再也没有成家的机会，一直随我们一家人一起生活。

　　伯父一向寡言少语，可是却喜欢和孩子们逗乐。童年的记忆里，伯父已过不惑之年，家里孩子多，我便时常和伯父一起睡。黑暗的夜色下，伸手不见五指，只能看到狭小的窗户散发进来的微微的光亮，总是喜欢听他给我讲故事，《白蛇传》、《半夜鸡叫》、《武松打虎》、《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故事都是他讲给我听的，有时候没有故事可讲了，我还会要他给我重新讲一遍，才心满意足的睡去。

伯父有时也会十分严厉，记得小时候学习或做事常有糊涂或犯错之时，伯父总会严肃地说我“二百五”、“糊涂蛋”、“不顶龙”，每每说得我面红耳赤，直到后来小学三年级时，我拿回来三个大红奖状，伯父并不再说我了，只是在一旁默默地看着我写字……

　　八十年代后期，伯父在乡邻的带动和父亲的鼓励下，来到合肥拉煤球谋生。拉煤的平板车是父亲亲手给伯父制作的，这一拉，就是十多年。十多年里，伯父每年年底了才会风尘仆仆的赶回来，步行六七十里路，拉着他的全部行囊和积攒了一年的碎煤灰。

除夕的年夜饭上，伯父和父亲一起坐在桌子的上席，母亲忙着烧菜，孩子们围坐四周。父亲打开一瓶“一级白”也或是一塑料桶装的散酒，开始和伯父总结一年的辛劳，为一年的辛苦喝点酒。酒过三巡后，伯父便把一年的积蓄都从上衣的口袋里掏出来，一踏折叠整齐的“大团结”，如数交给父亲，口里还喃喃的说到“今年没干到钱……”，父亲也会鼓励和安慰他说“可以了（不错了的意思），比在家里强……”

正月里，伯父会带我们去姑奶家拜年，去宗亲堂哥家住一两天，其余的日子，除了帮家里干些农活外，下午便去圩子里打麻将，那时候，农村没有娱乐，打麻将似乎是男人们唯一的消遣和娱乐，伯父似乎很有兴趣，每每到了晚饭的时点，母亲总是差我去找他回来。就这样，直到过了正月十五，二十，也或是月底了，才默默地准备行囊，给车胎打气，拉上板车，踏上回城的路，开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车夫的生活……

转眼间，我在合肥上了大学，伯父依然在合肥拉车。上学期间，伯父好几次拉着他的车来学校看我，每每总是塞给我一些钱，亲切的看着我，问我生活怎么样，生活费够不够用，最近有没有回家，让我生活不要太苦……稍作停留后，便拉着他的车消失在校园的角落里，消失在昏暗的暮色中……

有一年放寒假了，我决定去给伯父帮忙拉车。拉车的第一天，早早的起了床，拉车两三里路到煤球厂，焦急的排队，紧张的装车，当整整一千斤的煤装上车的时候，我才真正意识到伯父这些年拉车的不宜。接下来，伯父带我一起长途跋涉（现在回想起来至少有六七里路），一个上坡下来，伯父和我都气喘吁吁，他解开外衣，额头上出了汗珠，还不忘对我说，不要急，慢慢拉，要用匀了劲。接下来，我们开始走街串巷，我记得路过杏花公园，博物馆，还有三孝口等大街小巷，焦急的寻找买家，每遇到一个买家，我都感觉轻松了不少，因为我们的车又可以减轻了不少重量。就这样，一直到下午三四点后，车上最后的两框煤终于卖出去了，我们才拖着疲惫的步伐返回六七里路外的出租屋……

一转眼，伯父已近花甲之年，身体大不如从前。他回了农村，依旧给我的父母亲当助手，做着他力所能及的农活，闲暇时候便放放牛，终日与牛做伴，似乎牛是他一生中最后的伴侣……

　　后来，伯父不幸换上了帕金森病，长期与药为伴，可是药力只能缓解他的病症，无法避免病情慢慢的加重，几年后，他已生活不能自理，生活上全部靠父母亲照料，我偶尔的回去也只是给他带些药，问问他吃药的效果如何，要不要再去医院看看，他总是目光灰暗，沉默地摇摇头……

　　2011年1月2日，一个寒冷的冬日，伯父永远的离开了我们。我们作为他至亲的家人，为他料理了后事，把他安葬在故乡祖坟的一角。 回想起他生命中最后的几年，我深感没有尽到一个侄儿的责任，没有给他买过一件像样的衣服，没有很好的带他去医院治疗，甚至在他最后卧床不起生命弥留的岁月里，没有问寒问暖，没有给他端送过一茶一饭……，写到这里，我几乎控制不了自己对伯父的愧疚之情，一次次的哽咽，泪流不止……

（2018年6月15日凌晨完，喜欢的朋友欢迎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