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炊烟

广陵叶健

皖南的四月天，满山的松竹都是苍翠的绿色。

尤其是烟雨渐近，暮色苍茫的时候，眼前的山山水水，仿佛就是一幅水墨长卷，描摹在我们的灵魂深处，氤氲不息。

汽车在盘山公路上峰回路转，山下的青弋江江溪如练，如影随行。隔江对岸，突然看见一两股青烟，袅袅升腾，最后与云雾暮霭融为一体。皖南农家村落，徽派粉墙黛瓦，隐约其间。

此情此景，极应了那首古典而又唯美的《青花瓷》：“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炊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

　　再见炊烟升起，突然间让我有了一种莫名的感动，感觉这里不再是皖南，一下子就回到了故乡。我仿佛就是一个饥肠辘辘的孩子，正在往家奔跑，热气腾腾的饭菜似乎上了大桌，母亲腰间还系着围裙，站在老屋前，不停地呼唤。

我的故乡是苏中平原上一个普通的小村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家搬过去时，尚不足十户人家。

屋前的田畴一望无垠，舒展远方。春天青青麦苗菜花黄，秋天全是金色的稻浪。屋后，成排的水杉林中，一条东西向的古马干河，河水终年静静地向东流淌。

　　我那时就是个小儿郎，成天背着书包上学堂。父母也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就是我们生活的全部，我们从没想过去改变什么，也没去想生活还有什么诗和远方。

放学的时候，我们确实已经是饥肠辘辘，就盼望着早点回家。远远地观望自家屋上的烟囱，如果炊烟升起，判断母亲已经回家。

　　一日三餐，炊烟在早中晚都会生成。大家似乎是不约而同，一家两家起个头，十家八家的烟囱便渐次升起。

每家炊烟的形状其实并不都是相同的，不仅是指柴草的不同，还包括饭菜的丰俭。

如果是平常的粗茶淡饭，多用麦秸和稻草。麦秸尚好，稻草含水多，也不耐烧，一进火膛，烟囱上往往一阵白烟过后，滚滚黑烟便直冲云霄。

但是哪家有了大办小事，或者亲戚朋友来了，便要买点鱼肉，那就要用硬草。所谓硬草，多是豆秸，或是木柴。我最喜欢豆秸，风箱拉动，烧起来便噼里啪啦作响，而且喷发着蓝色的火焰。

　　日子困难的时候，邻居间的关系反倒是热络得多。大家捧着饭碗，串门走走，碗头上搛点你家锅里的豇豆茄子，搛点他家碗里的咸菜胡萝卜，大家都习以为常。

哪家有事来客，还要往左邻右舍送饭，所谓送饭，就是盛碗米饭，碗头上夹几块肉，再浇些鱼汤肉汁，让邻居家的孩子解解馋。

远亲不如近邻，“邻居好，赛金宝。”我想，这便是极好的体现。

　　炊烟是和大锅连在一起的，我们老家的大锅，分两张头或三张头，那是指灶头。

平常人家都是三张头，一张大铁锅，两张钢中锅，铁锅炒菜，钢中锅一张煮粥煮饭，一张烧猪食。

吹风生火，最古老的是用木头风箱，都是长条方形，两头开窗，装有活动风舌，一推一拉，呼哧呼哧地吹旺柴草的火焰。后来有了鼓风机，生铁铸成，摇轮带鼓，呼呼生风。

　　大锅砖砌，那是农村瓦匠的活，但这也是个技术活，不是所有能砌墙的瓦匠都会支锅，主要是烟道的设置是否科学合理。

农家对支锅也特别重视，好多年才重支一回，支的好与不好，表明哪家的生活是否顺畅，支的失败，那叫“倒锅”，触了霉头，瓦匠的工钱便不好取。

我家隔壁的瓦匠，我不知道他的大名，人们都唤他“张瓦儿”，支锅的活计，远近闻名。

　　离开家乡，到城市里求学，然后是工作。电饭煲，煤气灶，油烟机，改变了我的生活，也拉开了我和故乡的距离。

总是觉得生活似乎缺少了什么，在古城的街巷中生活，每每邻居老汪在巷口生炉子，我也会呆望半天，那弥漫开来的烟火，似乎才是生活的味道。

天气转冷，甚至到了寒冬，父亲便从老家泰兴，给我捎来母亲烧好的红烧肉，那是我的最爱，因为那是老家大锅烧的，煤气灶再好，也烧不出家乡的味道。

　　男耕女织，夫唱妇随，做饭似乎也有男女分工，女人系上围裙，做饭烧菜，围着锅台转。

男人似乎天生就是个烧火棍，红红的锅膛，把脸庞薰燎得漆黑锃亮。饭熟熄火，便要从锅膛里往外扒出灰，以便为下次升火做准备。

扒灰要用灰耙子，我们老家结婚的风俗，便是要老公公扛灰耙，于是他便是与儿媳关系很好的“扒灰公”。

　　又见炊烟升起，暮色笼罩大地。多少次梦到故乡的炊烟，在老屋乌黑的烟囱里袅袅升起。

人一辈子对于故乡，都有一种甜甜的依恋，仿佛是一个婴儿，只有在母亲的体征和气息中，才会安然地入睡。

可是再回故乡，家家户户都砌了楼房，都用上了煤气，所谓的清洁能源。厢房里的大锅，都成了摆设，除了逢年过节，已难见炊烟升起。

原来对于故乡的定义，已不仅仅是空间，还有时间。

年纪大了，乡愁却越来越浓，就似老屋烟囱里飘出的缕缕炊烟，我在这头，故乡在那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