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五年 一一5.“四清″点滴

亦闲

　　仅以此 纪念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6304班毕业五十周年

作者：田永明

　　在中国人民大学期间，学习时间是十分短暂而宝贵的。

有相当的时间是参加社会实践。

″四清"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那段特殊年代的政治运动。

在一九六四年三、四月间，我们全班学生曾在老师的带领下，参与了房山县交道公社的″四清"运动。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协助工作组开展工作，这是我们对社会的初步接触和了解。

　　一九六五年八月，根据北京市委的安排，中国人民大学的师生组成“四清”工作团，赴北京郊区开展农村″四清″运动。

八月下旬，师生们进行了″四清"集训，学习了中共中央有关政策文件，毛主席的有关指示和理论文章，郭影秋校长做了动员报告。

通过集训，师生们精神振奋，大家都是磨拳擦掌，热血沸腾，急切地希望投身于社会，接受实践的锻炼洗礼。

　　我们于九月十二日到了北京郊区的苏家坨公社西小营大队。

第二天，我和杨正国同学去工作队团部，正巧碰上郭影秋校长。郭校长略显高挑的身材，着一身灰色的中山装，有着睿智的前额，慈祥的脸上泛着和霭可親的微笑。他亲切地询问有关情况，勉励我们努力工作，接受锻炼。短暂的偶遇，使我倍受鼓舞。

我们西小营一小队工作组，有工作组成员四人，组长潘喆，是一位慈祥沉稳，工作负责的长者；张声卫老师，一头浓密的黑发，说着浓重的广东话，作风严肃，踏实认真，据说后来调回深圳，在市党校工作；朱长滨，人武部干部，有着軍人的严肃，又不失热情活力；只有我是在校生。其实，刚开始时还有一位叫李佩芬的女教师，上海人，说话轻声细语，不慌不忙，运动开始不多长时间，就回了学校。

在记忆中，参加西小营大队“四清”工作的还有黄华昌、杨正国、郑寅坤、王怀安等同学。

　　刚开始，我和朱长滨住在一李姓贫农家里，这是土改时分到的一个套院的三间西厢房。一家两口，主人是一位典型的河北农村大娘，热情开朗，粗獷豪放，丈夫去世，儿子李永孝和她住在一起。不久，我因重感冒晕倒在房檐的台子上不省人事，送回学校治疗；病好返回小队后，为工作生活方便，就搬去与大家住在一起了。

新的房东大娘和三个孩子，住着十分简陋靣南朝北的三间土平房，另有一间存放杂物的简易小西屋，北靣和东面用秸秆扎着低矮的篱笆，围成十分普通的农家小院。儿子张德亮不到二十岁，姑娘十四五，都正年轻，还有一个才七八岁的小妹妹。我们的住入，房东一家挤在外屋的大炕上，工作组几人住在里屋，炕沿下有取暖的地炉子。这么些人住在一起，显得拥挤，却也和谐融洽。

工作组吃饭是“派饭”，由小队里安排工作组人员到贫下中农家中輪流吃饭。在国家刚渡过三年经济困难，国民经济调整恢复初有起色的年代，生活的要求不高，在农村的生活就更普通一般。棒子靣窝窝头、咸菜就棒子面粥、最普通的面疙瘩汤；偶尔也能吃到一次白面馍，或最普通的农村炸酱面一一过凉水的面条上拌一点盐或是腌的酸野菜，再加一点面酱。

　　与生产队社员同劳动，这是对每一个工作组成员的基本要求。隨着每天敲击的出工钟声，我们和社员们一道出工下地，耪地除草、下田插秧、推车送肥、除圈出粪，田间收割，和社员一样地出力流汗。在生产劳动中，我们一边虚心地向社员群众学习生产劳动技能，一边宣传讲解运动精神加强自我锻炼。

孔祥吉同学在推独輪车送肥到田间的劳动中，既锻炼了体能，学到了推车不倒的技巧，进而使思想认识得到提高。他把自已的感触编成顺口溜进行交流，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称赞。

记得十月中旬，接到暴风雨警报，气温骤降，为减少损失，必须抢割抢收。那天，阴云密布，大风一阵紧似一阵，我们和社员们一道奋战地头。当大家忙活一天，拖着疲乏已极的身躯，饥肠辘辘地回到住地时，已经有些身不由己了。房东张大娘忙碌着招呼大家赶紧上炕吃晚饭。当时，我才发现自己腿打不了弯，浑身僵硬，上不了炕。当我端上碗时，双手抖得不停，饭碗和炕桌碰着嘚嘚着响，吃不到嘴里的靣条也撒在了炕桌上。与社员群众实行“三同"一一同吃、同住、同劳动，进一步增进了我们和社员群众之间的彼此了解和信任。

　　访贫问苦是我们开展的第一项工作。进村以后，通过入家串户，了解基本情况，发动群众投入到“四清”运动。王治太、李永年、张东海、石玉珍、厐万才、石增义等一批贫下中农积极向工作组反映情况，“四清"工作顺利展开。王治太在积极分子中比较突出，他个子不高，脸部輪廓分明，有着庄稼人特有的健康色彩，说话较快而坚定。他为工作组的活动提供了很大的邦助。后来，他成为西小营的贫协主席。石玉珍，一个泼辣能干的农村妇女，以后成为妇女队长。李永年和张东海，典型的河北农村汉子，高大粗壮的身材，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号召和组织能力，是生产队的领导。

在访贫问苦中也替有实际困难的群众解决具体问题。记得一个叫赵二秋的贫农青年，爷儿俩住在一间东倒西歪的破屋中，没有象样的家什，生活十分贫苦。在工作组的提议下，生产队发动社员，义务出料出工，在短短的时间里，为赵家父子盖起两间新房。

　　“四清”运动在西小营一队并没有大的案情发现。但对经济上的问题还是要查证落实。这个工作主要由朱长滨同志和我承担。那时，从苏家坨走上几里路到温泉，有一趟公交车可以进城。每次，我俩都是借用社员的自行车，到羊坊，去西苑，甚至到更远的城里，找知情人查实情况，调查取证。当踏着锈蚀斑斑吧嗒作响的破旧自行车，奔忙一天，来回数十公里或更远的路程，疲乏地回到村里，大腿根已磨得生疼。

艰苦的生活环境和工作条件，是对我的思想意志的磨炼和提高。

　　同时，我还负责西小营一队的青年工作。我把全体年轻人组织在一起，学习运动的政策精神，发挥青年在运动生产中的积极作用，教唱革命歌曲，讲学共青团知识，发展优秀青年入团，秋收时节组织大家看場护院，等等。村里年轻人朝气蓬勃、生龙活虎的精神靣貌，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在“四清”运动的时间段里，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在那个年代中的重要活动。一九六六年春节，工作队进行了春节整训。三月中旬，苏家坨“四清”工作队组织了毛著学习经验交流会。黄华昌、王怀安同学，林敦奎老师和朱长滨同志都作了学习体会发言。他们的经验交流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运动后期，巩固运动成果阶段，我接受了一項特殊的任务，刷写标语口号。在那段时间里，我和两三个队里的青年，扛着木梯，提着油漆桶，在村口、在供销社、在巷道的房墙上，刷写了宣传鼓动的口号。在小队部对过的一靣较长的大墙上，精心地设计书写了毛主席的话一一“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

这也表达了我通过努力改变贫穷面貌的心愿和希望，红红的油漆字也传达出对红火日子的期盼。

　　到了一九六六年春夏之交，天气渐渐变热。

五月，工作团在苏家坨公社召开了对敌斗争大会，“四清”工作即将结束。

我们和社员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彼此都有些依依不捨。

到六月初，我们结束了十个月的“四清”运动。在一个阳光明丽的早上，我们心存感激地登上了返校的校车，与车下送行的乡親们长时间地握手道别。

那时，有多少说不尽的叨叨絮语，有多少哭红了的泪眼，有多少搖动着的或紧拉不松的双手，又有多少说出口的或默藏在心底里的再见，……

　　参加“四清”运动，加深了我们对社会的接触和了解，锻炼和提高了社会工作能力，对我们确立人生世界观，观察认识社会的立場和方法，带来了长远而深刻的影响。

二O一八年五月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