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天跌落到流溪河畔(那年那月的故事之三)

松杏轩轩主

<h3>1972年我从街口中学调到从化中学(当时改为城郊中学)。学校让我当高一(7)班主任,上课则是高一高二跨级各两个班,高二其余5个班由物理科组长老杨担任,高一其余5个班则由老天担任。不久老杨病重进医院,我便把高二的课全包了。而到了第二年,我班被拆,学生分到各个班,我则留在高一任2班班主任,而高二的物理课又由老天全包了。…………其实,老天不姓天,姓李,同学们都叫他李老师,同事门却喊他老天。这是怎么回事呢?且听我慢慢道来————</h3> <h3>李老师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在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攻读五年,毕业后到南京紫金山天文台读研究生五年。这是高精尖的大知识分子了。</h3> <h3>他应该是1966年研究生毕业的,但正好遇上“文革”,就待在天文台,到1968年才得以分配工作。所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读了7年研究生。本来是让他留在天文台工作的,但他是广州人,希望回老家工作。上级同意了,于是有了下面这一“历程”…………高教部把他分到广东省教育厅,广东省教育厅把他分到广州市教育局,广州市教育局把他分配到从化县教育局,从化县教育局把他分配到城郊公社教育组,城郊公社教育组把他分到东风(殷家庄)小学。看看,这不是从天上跌落到流溪河边了?!“老天”这一称呼,就是从这时开始的。</h3> <h3>老天在东风小学工作一年后,被调到黄场小学。那时我还在横江农场,光辉学校的徐老师(华师物理系的高材生)曾约我一齐去探访他,是骑单车去的,在他那简陋狭窄的房间里,三个大小臭知识分子倒也言谈甚欢。又过了一两年,老天调到了从化中学(时称城郊中学),我也从横江农场调到街口中学,两年后又调到从化中学,与老天成同事。多年后徐老师也來到了该校。</h3> <h3>老天高高的个子,走路斯文淡定,臉上总露出微笑。对当前境况泰然处之。有时我们对现状也发点牢骚,他却不凑这个热闹。可能他用天文望远镜观天象多了,能高瞻远瞩,知道形势总归会改变吧!他也喜爱体育活动,与师生一起打篮球排球,打篮球他喜欢做后卫,玩排球可是个不错的二传手。他也喜爱音乐,有时我拉着手风琴伴他歌唱,当然是两人都耳熟能详的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歌曲,如《喀秋莎》《小路》《灯光》《山楂树》等。五六十年代的大学生就熟悉这一味儿。有时我们打趣地问他:老天,今天会下雨吗?他总是不紧不慢不厌其烦地解释:我学的是天文,不是气象,它们是两回事的,况且,我也无测量仪器呀!大家都哈哈一笑。</h3> <h3>那时候,凡是1968年之后分配出来工作的大中专毕业生,还是领“临时”工资的,差不多十年了还未“转正”。有一次偶然跟老天谈论此事,他却担心“转正”后他的工资反而少了。我觉得奇怪,他解释,他现在的“临时”工资比一般研究生的“临时”工资高一个档次,如果把他当作一般研究生处理,那“转正”后的工资比他现在拿的工资还低,无形中降了级。老天有先见之明,他预料到县级以下的工资档次栏没有他这一级别的,所以他离开天文台之前就把有关工资档次的表格复制一份。…………果然,不久县里就办理咱们的工资“转正”手续。有关工作人员就要老天拿出他的复制件作参考了。现在回过头来想想:老天不是一般的硕士研究生,高一个档次,用今天的话来说,该是博士生了吧?</h3> <h3>过了不久,老天离开了从化中学,离开了流溪河畔,到广州中山大学当老师去了。至于具体时间是何年何月,我可忘却了。再后来,听说他出国了,是进一步深造,还是访问学者,抑或定居?不可而知。我倒是希望他留在中大当他的地球物理教授,或者,回到南京紫金山天文台,拿起那更为先进智能的天文望远镜,继续看那深邃迷人的天象,那群星燦灿的夜空。</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