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娃村的记忆（1968--2018） 纪念上山下乡五十周年——内蒙五原县城南公社美星一队知青小组

宋志军

卷首书写:孙东生（知青刘金安爱人）

1968年11月，喜娃知青在五原县城照相馆合影。

1969年春季，喜娃知青在知青点房屋前合影。

1970-1971喜娃知青合影。

1969-1970年喜娃知青在天津合影。

1969年春季，知青们出工的途中。

1969年春季，知青在田间与大队干部合影。

张纪兰代表知青小组参加巴盟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与部分知青代表交流（巴盟日报刊登）。

1968年，当时报名上山下乡的批准证书。

1968年，报名上山下乡的决心书。“听毛主席话 扎根在农村 张纪兰 68.7.1”

知青在农村务农时的工分本。

知青选调前，女知青们与社员吕大爷（存友）、李富仁、王秀生、李根小等合影留念。

知青选调前，与村中青年女社员合影留念。

知青选调前，与社员王秀生、李根小合影留念。

村民兵合影。

村团支部合影。

2015年8月11日，已经联系到的十二名喜娃知青在天津第一次聚会时合影。

2015年9月，五名知青返回喜娃村故地重游，与乡亲们的合影。

2015年9月，在喜娃村，女知青与当年青年女社员们的合影。

2015年9月，五位知青与当年社员王凤翔在海子前合影。

2015年喜娃村卫星地图。

海子

目录

前言 …………………………………张继兰

我们喜娃村的知青们……….………王凤翔

与知青共处点滴 ……………………张俊英

知青生活点滴……….……….………张继兰

一次跟马车的经历 …….....…………宋志军

夜间看糖菜 ………….………………宋志军

总干渠情结 ……….…………………宋志军

难忘喜娃……….………….…………刘金安

我的知青经历 ……………………… 王 珊

知青记忆—下乡二三事 .……………徐庆春

姐妹 …………………………………李淑萍

知青五姐妹 ……………………李芬 李淑萍

闪光的年华 …………………喜娃知青小组

出河工札记 …………………………王小诚

喜娃村九年（一） …………………夏道华

喜娃村九年（二） …………………夏道华

麦子.骑马.赤脚医生 ……...…………刘强华

忆知青生活片段 ………….…………赵伟遐

难忘的插队日子…………......………李 湘

我的知青岁月……………………….王 玫

知青点的小卫士 ………….…………张继兰

看场面的那些日子 …....………….…宋志军

共同的记忆—水稻 ………..….……宋志军

喜娃岁月拾遗……..…....…….………宋志军

寻找喜娃知青纪实 ……....….………宋志军

首次聚会有感 ………..........…………刘金安

重回喜娃有感 …….....…....…………张继兰

                        　　　　　　　                    前言
       
　　喜娃村，当地人们称之为“喜娃圪卜”。在“人民公社”的那个年代，她是五原县城南公社美星大队一小队，当今为胜丰镇美丰村一社。在一九六八年七月，她迎来了天津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
        喜娃村知青小组共有知青十八人，五位男生，十三位女生。其中十四人（四位男生，十位女生），下乡前就读于天津市第十二中学，系六六、六七届初中毕业生，属于老三届。五十年前，他们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是自愿报名到农村插队落户的，也是文革中首批下乡知青。
        后来又有四位同学刘金安、李湘、王玫、钟路飞（男）投亲靠友加入喜娃村知青小组。
       下乡前，小组的同学对农村了解不多，知之甚少，来到喜娃村才体会到农村生活的艰难困苦。贫穷落后且不说，单说劳动方面：在农村没有节假日，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是劳动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遇到下雨天算是休息日。再说劳动强度，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使用机械耕作少之又少，绝大多数农活都靠人工和极其简单的农具，体力劳动十分繁重。
        春季，挖渠、打堰、平整土地、播种等，土工活为主，这里特别提到的是出河工，俗称“挖大渠”，这是男同胞的活，就是当地村民也要派壮劳力参加。我们男同学算不上壮劳力，身体也显单薄，但他们在挖大渠的劳动中，毫不示弱，和那些当地的壮劳力比肩同行，次次都能出色的完成任务，村民们都说“喜娃村的知青，好样的！”关于出河工的详细情况，王小诚、徐庆春、宋志军三位同学的文章中都有表述。
        夏季的主要农活是田间管理和麦收。当地的麦收时间是七月，正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炎炎烈日炙烤着大地，到了中午，地表温度超过四十度，大家挥汗如雨，抢收小麦。为什么要“抢”呢？是和“老天爷”抢，在当地，七月份雨水多，成熟的麦子如遇到连雨天，就容易发芽霉变，这样一年的收成就泡汤了，所以必须趁着好天气奋力抢收，颗粒归仓，大家的心才能踏实下来。
        到了秋季，所有的庄稼都成熟了，主要劳动就是收割。秋收中最艰苦的活莫过于割稻子。当地的秋季，气温较低，清晨的稻田已见薄冰，就像夏道华同学微信中所说“一脚踩下去，冰冷刺骨，寒气直冲头顶”，但同学们咬牙坚持，从不退缩。
        冬季主要是农田基本建设，保墒、积肥、翻肥、送肥，一个冬天基本都是和肥料打交道。翻肥，是把发酵的粪肥翻倒一遍，翻肥虽说算不上重活，可是发酵的肥料气味刺鼻，熏得人两眼流泪，而零下二十多度的气温，流出的热泪立刻凝成了冰柱，我们的手冻得满是血口，劳动时这些血口时常被震裂，鲜血直流。
        上述只是喜娃知青劳动情况的冰山一角，更加详尽的内容，同学们的文章中都有记录，在此不多赘述。
        喜娃知青们，在走入农村，融入农村的过程中，他们负重前行，不忘初心，逐步掌握了生产和生活的技能，锻炼了体魄，磨炼了意志和坚定了信念。这和他们有一个团结奋进的集体，以及个人坚韧不拔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当然更离不开喜娃村的村民和各级领导在生活上劳动上给以知青们热心的关怀和耐心的指导，在政治上给以朴实无华且充满正能量的教育。喜娃村那淳朴的民风一直在默默地滋润着每位知青的心灵。
        一九七一年，全国性的知青选调工作拉开了序幕。从那时起，喜娃村的知青也陆陆续续离开喜娃，走向新的工作岗位，还有的被选送到大学深造。直到一九七七年，组里最后一位同学回到城市，喜娃知青小组的历史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特别提出的是夏道华、赵伟遐和王珊三位同学在“广阔天地”里曾有近十年、近八年、近六年的坚守。这期间，她们与喜娃村民结下了深深的情谊，在她们的心中一直不忘“感恩乡情”。
        经历了农村艰苦环境的磨练，同学们又纷纷走上新的工作岗位，他们继续发扬吃苦耐劳奋发向上的精神。虽然我们离开农村的时间有早晚，我们从事的行业有不同，但多少年来，我们每个人都保持了原知青小组积极上进、坚强乐观的本色。在各自的本职工作中競競业业，不辍劳作，取得了骄人的业绩。
        王小诚，中共党员，被推荐到天津师范大学读书，毕业后在天津市河东区教育局工作，工作中兢兢业业，成绩突出，屡次提职，副科长 、科长， 直到河东区教育局副局长，后调入河东区党校任常务副校长。
        王珊，曾就读于天津师范大学外语系，后又经多所大学外语系研习进修，获得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立大学语言学硕士学位。曾任天津理工大学英文讲师。国家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她毅然辞去大学讲师的职位，走出国门独闯世界。一个女同学在举目无亲的异国他乡独自创业，没有一点拼搏精神是无法立足的。王珊同学凭着这股拼劲打出了一片天地，在澳大利亚她拥有了自己的葡萄种植庄园以及葡萄酒厂，所酿葡萄酒，品质上乘，远销国内外。
        李淑娟同学选调到呼和浩特市 苏虎街实验小学任教，她热爱教育事业，在岗位辛勤耕耘，不断创新。她的教案被树为所在小学的典范。由于各方面表现突出，业绩卓著，为了发展全市小学教育，提高整体素质，上级局党委做出新的部署安排，准备调派李淑娟去新的学校新的岗位，提升她担任教导处主任。后因病不幸离世。教育战线失去了一位优秀教师，我们失去了一位好同学，在此，我们对李淑娟同学表示深深的怀念。
        徐庆春，中共党员，选调至包钢，后调入天津大无缝，工作中刻苦钻研技术，电气维修技师。
        宋志军，中共党员，选调到内蒙古包头市政养护处工作，后调入内蒙古黄河工程管理局。他所在的岗位专业技术性强，要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宋志军同学边工作边学习，逐步的掌握了有关水利工程管理方面的知识与技能，成为工作中的骨干。一九八七年参加全国成人高考，考入河海大学，后任黄河工程管理局三盛公枢纽工程管理所所长。
        张继兰，中共党员，选调至内蒙古黄河工程管理局，工作期间，努力学习专业知识并取得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党政干部管理专业毕业证书。曾任黄河工程管理局人事科副科长兼办公室秘书。
　　刘金安，中共党员，选调回津，曾在天津市教师进修学院中文系进修学习，后在天津市八十六中学，从教三十年。中学高级教师，年级组长和学校语文学科教研组长及所在年级备课组组长。
        组里其他同学也在各自的岗位上奋力打拼，踏实工作，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做出了贡献。
        四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知青们如今已步入“古稀之年”，他们也陆续离开工作岗位。回顾这几十年的工作历程，最值得怀念的还是那段“知青”生活经历，同学们同睡一盘炕，同吃一锅饭，共同劳动，共同学习，共同成长，建立了难以割舍的情怀。首先由王珊、王小诚提议：找回喜娃知青小组的同学们。接着宋志军、夏道华等同学积极参与，几经周折，锲而不舍找到了小组十二位同学。大家聚在一起激动不已，话题总是离不开喜娃村，那些如歌的岁月在每个知青同学的心里扎下了根。
        后来王珊同学提议，既然喜娃村的生活给大家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不妨把这些碎片化的记忆系统的整理出来，出一本书，留给我们自己，也留给我们的子孙后代，让他们了解父辈们那个年代的芳华。同时，也为了纪念我们上山下乡五十周年。小组同学们一致赞同王珊同学的提议，大家动手共同书写在喜娃村生活的回忆录。随即成立了宋志军为组长，徐庆春为副组长，王珊、刘金安四位同学组成的“回忆录筹备小组”。
        一年多来，经过小组同学的共同努力以及筹备组的几位同学认真负责的工作，共收集二十六篇回忆文章，二十二张不同时期的照片。筹备组的同学们把收集到的每一篇文章都反复仔细的阅读，逐字逐句斟酌、推敲，修改、编辑。小组同学们的梦想终于成真，《喜娃村的记忆》一书与大家见面了。书中所收录的文章，篇篇朴实无华，情真意切，感人至深，字里行间浸润着同学们的真情实感，沁人心脾。看得出每个同学都是用真心诚心书写着自己平凡的青春年华。
        在这里要特别感谢原美星二队的知青李芬、李淑萍和喜娃村村民王凤翔、张俊英，感谢他们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撰写文章，为《喜娃村的记忆》一书增姿添色。
        书中若有不当不妥之处，敬请广大书友谅解！
 
                       张继兰
                       二○一八年四月

我们喜娃村里的知青们
　 王凤翔
　
为了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那里是大有作为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改造边疆、扎根边疆、建设边疆。
我们队里的知青，是从天津到内蒙古五原县城南公社美星一队落户的，首批有14人，后期达到18人。
他们听到边疆需要有文化的青年，个个争先报名，舍下优越的城市生活舍下心爱的亲生父母，为了一个共同目标，改造农村、建设农村、投身农村。
他们从未来过农村，农村的生活生产情况概不清楚。他们来到后，个个上进，信心十足，喜气洋洋。
暗下决心：要坚强，要刻苦，要奋进，要大干一场。
他们来到后住的是集体宿舍，土墙、土炕、土地，房顶露着柳笆子。吃的是集体伙食。队里专门找了一位大师傅，技术很一般。刚来时，他们因口味不适，吃后肠胃不舒服。吃的是玉米面，椑子米，白面很少，每人每年只分不到100斤小麦。蔬菜更不能提了，只是些简单的白菜，山药。到了夏季，也就是吃些西葫芦和少量的黄瓜。其他的蔬菜基本上没有。油、肉更不能说，少的不能提，一年一个人只能分几两葫油。肉，除非过节分少量外，平时基本没有。吃也好，住也罢，和城里没法儿比，有天地之差。
道路交通，从我们队到县城有一条土公路，一天只有一趟通往县城的公共汽车，有时人多就坐不上，只能靠自己骑自行车，或者搭顺道马车。道路是真难走，坑坑洼洼高低不平，骑自行车去县城办事，20多里路程也得走一个多小时。
医疗卫生，一个乡只有一个卫生院，医院的条件又很差，只能看一些小病，稍大的病就得去县城治疗。因交通不便，有时赶不上公共汽车，只能骑自行车和坐马车，赶到医院，有时医生不上班，就只能等到上班后再看。
　　通讯，那时和家人联系，只有书信，给家里写一封信，最快也得十天半月才能收到。家里来信十天半月还收不到，恰好我们小队就是公社所在地，等不到来信，大家就自己跑去公社邮局领取，总之是很不方便。
　　狠下一条心，克服困难，咬紧牙关，排除万难。
　　这批天津知青是1968年夏季来我队插队落户的。他们那时只是16至17岁的小孩儿，从来没有离开过家，来到队里第一眼看到他们的住处个个都惊呆了，就住在这里？怎么住?上下全是土，想起城里，心里就不是滋味儿，想哭又怕别人看见，只能忍着。
　　从来没有干过农活儿的城里小孩儿，不会做，只能一步步的学。当时是割麦季节，也是夏季最炎热的季节，最高气温高达35°。一弯腰一割，就把手割了，再弯腰，豆大的汗水不住的往下掉，又去割，只能慢慢的学，可是，割了一会儿腰痛的就象要断了。可还不敢站立起来，他们只能忍着腰痛、手痛、腿痛的痛苦，坚持着，一天最少也得干上十多个小时。到了下午太阳偏西时，蚊子来了，脸上手上全是蚊子，拿手一打全是血，痒的十分难受，没有办法，只能坚持。到了晚上收工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拿紫药水儿往蚊子咬过的地方抹。抹完全脸都是紫药水点，别人看去就像唱花脸儿的来了。干了一天，腰也痛，腿也痛，蚊子咬过还痒，没有一处好受，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第二天起来，腰痛的立不起来，可是他们一到了地里，不知从哪儿来的力量，个个争先恐后，就怕掉队，等割完小麦，每人的体重减少十多斤。老乡看了，又是感动又是心痛，这是一种什么力量，什么精神支撑着他们，真是不简单，了不起。
　　到了秋天，当时队里种了水稻，由于管理人员有点儿不太负责任，水稻田里本应是干的，可是当时田里没有干，而且还很软，但等地干了割，水稻就会受损失，只能踩着高点儿的地方，穿着用草捆绑的草鞋来割。割了一会儿草鞋破了，大家只能高一下、低一下艰难的割着。因地里太湿，大家都是第一次割，深一脚、浅一脚，艰难的割着，很多知青多次把鞋陷进泥里，拔出左脚，右脚又陷进。反反复复，最后连鞋一块儿陷进去，怎么办？只能用手，慢慢的把鞋找出来。当时，秋天气温已经很低， 大家只能光着脚，艰难的、慢慢走出来。出来后全身都变成泥人，再看脸上，手上，腿上到处都是蚊子咬起的大包，真是哭笑不得。就这样，这些孩子从不叫苦叫累，一直干了十几天，直到把水稻割完，没有一个请假的。
有一次，我队社员景凤英，因病急需输血，当时医院又没有血型相同的，怎么办?病人家属非常着急，就在这个时候，我队知青宋志军等人，听到消息后连夜赶到县医院，踊跃献血。知青的血，慢慢的输到了景凤英的血管儿里。输过血后，景风英的病情立刻好转，没过几天就出院了，当时景凤英家属及本人非常感谢这些知青。说他们是活雷锋，是他们救了景凤英的命，现在景凤英说起来，她身上永远留着天津知识青年宋志军等人的血，他们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要宣扬他们，感谢他们的高尚品德，感谢他们舍己救人。
　　1969年我和知青王小诚走民工(挖大渠)。当时挖的是义通排水工程，我们两个分到一个组。王小诚是第一次挖大渠。在农村，挖大渠是一项比较艰苦的任务。我记得我们的工程需要十几天时间，排干的宽度60多米，深两米多。刚开始，上面的土方是干的比较好挖，下面的土方是湿的，有时还有水。到了下面，担一担土只能倒多半担，其余的都在筐子上面沾着，倒不下去，每一担土都在150至160斤以上。要从两米多深的渠底往上担，每走一步，相当吃力，再加上坡度滑，上了坡两脚直发软，全身的衣服全部湿透。我看到小王的这种情景，心里也不是个滋味儿，城里的孩子跑到这里受罪，再看一看，小王的肩膀被担子压的，脱了皮，肿的非常厉害，但他干起活来像没事儿一样。到第二天上工担第一担的时候，那才是真痛。就这样，王小诚总是乐呵呵的说：“没有事，过几天就会好的。”
　　通过我们共同苦战，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提前两天完成任务。
　　总的来说，这帮知青真的了不起，个个儿都是好样儿的！村里人谁见了谁夸，人人都说好，真是不简单。他们真有一股不怕苦、不怕累的决心和毅力。他们能和广大社员打成一片，连成一体，取长补短，有说有笑的度过了每一天。他们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要向他们学习，学习那种不怕苦、不怕累、艰苦朴素、吃苦在先、勇于奉献的高尚品德。
　　这帮天津知青，总的说来是很不错的，他们有“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雄心壮志。
　　集体表现非常出色，集体观念非常强，团结得真的像一家人一样，和蔼可亲。
　　集体打分均在90分以上，表现突出的几位：
男：宋志军 徐庆春 王小诚
女：张纪兰 王 珊 李淑娟 　 夏道华
　　
　　你们的好朋友 王凤翔

　　2017年2月15日
　　
个人简历:王凤翔，男，1948年5月出生，中共党员，初中文化。一直在五原县城南公社美星一队务农，其间，1971年担任小队会计，1975-1988年担任小队队长，1989-2009年担任美丰村党支部书记。

               与知青共处点滴     
　　　　　 张俊英 
　　
　　在全国广大知识青年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开始上山下乡的洪流中，天津的十几名知识青年于1968年7月份离开了生养他们繁华的大城市天津市，来到了我国北部边疆偏远的农村内蒙古五原县城南公社美星一队（喜娃圪卜村）插队落户，开始了他们农村的知青生涯。
     当时，他们都是只有十七、八岁的小青年，涉世未深便告别父母，离开家乡，融入了我们这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们的行列，虽然他们都很年轻，但是在和他们相处的几年中，使我感受颇深。他们不怕苦、不怕累的吃苦精神，虚心请教不耻下问的求知精神，互相帮助，团结进取的集体精神，朝气蓬勃、活泼开朗的乐观精神，不讲报酬的奉献精神等等使我记忆犹新。
               
      首战告捷
 
      当年知青来到我村时正值小麦的收割季节，收割小麦是一项十分艰巨，非常紧迫，俗称龙口夺食的农活儿，它既有一定的技巧，劳动强度又很大，加之夏季伏天，烈日当空，天气炎热，就连土生土长的农民们都觉得很是艰苦。但这些小青年们不怕苦、不怕累，凭着一股战天斗地的火热激情，在村里一些老农的帮助下，很快掌握了割小麦的技巧，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斗志、全身心的投入了这场龙口夺食的紧张战斗中。他们同当地的社员一样，头顶烈日，脚踏大地，挥汗如雨，克服着腰疼腿疼，蚊虫叮咬等困难，以顽强的毅力坚持在这前所未闻、前所未见的战场上战斗。夏道华、二小(常金坤)、张敏等人的手上打了泡，出了血，用手绢包扎一下，不下火线，队长和一些老农可怜和心疼这些大城市从未干过苦累活儿的娃娃们，就让他们回村内的知青点休息，可他们不但不回村休息，就连在地头也不休息继续参加劳动。村里一些上了年纪的老农们看在眼里、疼在心上，情不自禁的夸奖说：“你们真是一群好娃娃呀。”
　　就这样，这群小知青们以火热的劳动热情、顽强的拼搏精神和广大社员们一起圆满完成了小麦夏收这场艰巨的战斗，赢得了广大社员及有关单位及领导的好评和赞誉。
              
        拼搏敬业
 
　　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这些知青们已经完全融入了农民们的行列。他们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和当地农民们一样，顶酷暑、战严寒，参与干队内的各种农活儿。挖渠打堰，刨土平地，拉土送粪，锄地收割，打场入库，喂养牲畜等等，凭劳动挣工分，分口粮，过生活，将他们的青春年华奉献在我们喜娃圪卜村，这里的每一块土地，渠畔，地头都留下了他们勤劳的脚印和辛勤的汗水。
     记得有一年春天，由于下雪，天气寒冷，推迟了春耕备耕的时间，队里为了不误农时，适时播种，安排全体社员全力以赴拉土送粪，有时牲畜不够用，就用肩拉手推，顽强战斗。当时知青们更是争先恐后，有时还开展了比赛的热潮，呈现出生龙活虎的感人场面，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圆满的完成了春耕备耕的工作。
     那时，农村属于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即人们常说的大集体），队内饲养着马牛羊猪等牲畜。记得有一次，队长安排女知青王珊、赵伟遐、张敏接替别人去喂猪，面对这又苦又脏又累又臭的活儿，他们不顾环境，不讲条件二话没说，就欣然的接受了这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喂猪是一项苦、累、脏、臭且要求较严的活儿，因为都是活畜又是圈养，一日三食缺一不可，加之当时圈舍条件差，环境不好又要大小分养，确实难度较大，但她们不顾自己，任劳任怨，虚心请教，克服了种种困难，很快学会了喂猪的本领。凭着她们无私的奉献，艰苦而辛勤的劳动，把猪喂养的膘肥体壮生龙活虎一般，并且她们还能和猪建立一种情感和默契，猪听到了她们的声音和脚步就会跑到她们身边，就像见了亲人一样。她们凭借着一股拼搏精神、敬业精神，通过不懈努力圆满完成了这项非常艰巨的任务。这种干一行爱一行的敬业精神得到了全体社员及队长的高度评价。
 
        无私奉献 
 
　　喜娃村是典型的农业小村，文化知识浅薄，娱乐活动欠缺，自从知青来到我村后，使我村的文化知识氛围，文艺娱乐氛围都有了一定的提高，他们利用业余时间给村内一些只有二、三年级甚至还有纯粹没上过学的孩子们教认字，学写字，领读书籍。特别是王姗、张继兰等人利用劳动休息时间在田间地头让大家围坐在一块儿因地制宜教学文化知识，还教我们学读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报纸以及其他一些较为实用的知识，并不厌其烦，深入浅出的反复讲解，促进领会，增强记忆，使村内很多青少年切身体会到有文化和没文化及文化深浅的巨大差别，从而极大的提高了我们的学习积极性。我们很多人的文化基础就是那时候打下的，这使我们受益终身。
      为了改善精神生活，加强娱乐活动，知青们充分利用田间地头、休息时间以及晚上，到知青点及俱乐部教村内的青少年学唱革命歌曲，学唱京剧，并根据青少年活泼好动的特点，编制一些社员喜闻乐见的大众文艺节目，深得社员的喜爱。特别是知青刘强华，编演说唱的天津快板和三句半以及一些其他的戏曲，更受大家的喜爱。这些都大大的丰富了我村社员们文艺娱乐和精神生活。知青们的这种无私奉献，使我们受益匪浅，终身难忘。
                     
      乐于助人
 
      这批知青来到我村后，从不以知识分子自居，而看不起农民，而是谦恭客气，不耻下问，住村和村，住邻和邻。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融入了村民之中，得到了社员们的极大信任。他们经常帮助社员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夏道华经常帮助社员们做饭洗衣，洗菜腌菜等。在农忙季节他们还帮助缺少劳力的社员收割自留地的庄稼，打场入库等。他们还无偿帮助照顾五保老人，为其做饭洗衣缝补。这些事情看似平凡，却体现了他们助人为乐甘于奉献的高尚品格和崇高的思想境界，为我们这一代人留下了永久的记忆。
 
     尾声
 
     冬去春来，寒暑更替，蓦然间知青下乡距今已达半个世纪，抚今追昔，感慨万千，想当年，这些知青们集体隆重而来，几年后又分别悄然而去。一年又一年，他们丰富了经历，苍老了容颜。回想当年虽生活艰苦，工作辛劳，但他们无怨无悔，始终如一，为第二故乡默默奉献了有限的青春年华。他们虽然没有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从这些平凡的事情中折射出了他们高尚的品格和崇高的思想境界。他们很多人曾多次被评为公社、县、盟级的先进个人及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受到过多次表扬和奖励，如张继兰、王姗、宋志军等人。
       广大社员们的认可，各级领导的表扬，公社、县、盟各级有关单位和政府机关的表彰奖励都是对他们最好的肯定。半个世纪以来他们始终没有忘记喜娃这个第二故乡，惦记和关心着喜娃村的变迁和发展。特别是女知青王姗，还计划着在有生之年在喜娃村投资创业，为第二故乡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你们是我们永远的榜样。
 
             　2017年3月10日於五原

个人简历:张俊英(凤英)，女，1953年2月出生。高小文化，现住五原县隆兴昌镇。1968-1972年在五原县城南公社美星一队(喜娃村)务农，1973-1976年结婚至荣丰公社先锋二队，务农。1977-2002年在五原县套海镇供销社工作，2003年退休。

 
 

 　　　 　知青生活点滴
                        张继兰
　　
　　1968年7月8日，随着一声响彻云霄的汽笛长鸣，一列满载着知青的列车缓缓的驶出了天津站，奔向遥远的内蒙古大地。
　　这是文革后首批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我就是其中之一。当时满怀激情，怀揣着理想，笃定扎根农村的信念，告别了家乡，告别了父母，告别了亲人与好友，义无反顾的走在了实现理想与抱负的道路上。
　　经过两天一夜的行程，到达五原县，按要求要在县里整休几天再回队里，可大家热情很高，要求尽快到队里。第二天，队里派了马车，冒着淅淅沥沥的小雨出发了。马车在泥泞的道路上前行，不时有泥点溅到衣服上，同学们全然不顾，热情洋溢的唱着歌曲到达了城南公社美星一队。
　　队里早已为我们准备好了宿舍------一排崭新的土坯房，屋内墙壁经过粉刷，显得干净利落，每间房屋都盘了土炕，居住条件与环境比想象的好的多，我们将在这里开始一段崭新的生活。
                                 
　　劳动篇
       
　　到了队里，第一次劳动就是割麦子，当地有句俗话，“女人就怕坐月子，男人就怕割麦子”。看来，割麦子注定是一场硬仗，对我们这些生在城里，长在城里的城市娃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第二天早饭后，我们每人领了一把镰刀，跟随着社员劳动大军迎着朝阳奔赴麦田。一路上，同学们说着、笑着、憧憬着，一望无际的麦田，金光灿灿，颗粒饱满的麦穗随风摇曳，一片丰收的景象。大家边走边说，忽然队伍中传来了悦耳的歌声“麦浪滚滚闪金光，棉田一片白茫茫，丰收的喜讯唱不尽……”，转眼间来到了麦田。可是当时我们看到的不是金光灿灿的麦田，而是一片绿油油的草地，有半人多高。看不到成熟的麦子，我们疑惑的问社员：“这就是我们要割的麦子吗？”社员回答“是啊”，说完，他们就弯下腰，挥舞镰刀割起来。我们仔细观察，麦子就夹杂在草中间，麦子很矮，麦穗很小，麦粒也很少，每个穗上多则十几粒，少则几粒，产量一定不会很高。记得上学时，我们曾经到农村参加劳动，也看到过成熟的麦田，和这里的麦田大相径庭。突然想起，书本中曾经讲到“广种薄收”，这大概就是现实版的广种薄收吧。
　　不管怎么说，庄稼熟了就该收回家，我们没有再犹豫，学着社员的样子，弯下腰，一手握着镰刀，一手拢着麦子，一镰一镰的割起来。一天下来腰酸背痛， 而最难忍受的是尖硬的麦芒扎在沾满汗水的皮肤上，又痛又痒，苦不堪言。就这样 ，经过十几天的奋战，我们和社员们一起完成了夏收任务，同学们 没有一个掉队的，社员们也对我们刮目相看。  
　　喜娃村不但种小麦，还种水稻，过去只听说江南和一些地区种水稻，真没听说内蒙也种水稻，我们喜娃村的水稻的确和其他地方的水稻不同。首先，种植过程不同，人家种水稻程序是育苗、插秧、管理、收割，我们喜娃村的水稻是撒种、收割，省去了育苗、插秧、管理的程序；其次，人家的稻田看上去，行是行，垄是垄，整整齐齐，我们喜娃村的稻田既没有行也没有垄，看上去一大片；其三，人家的稻田只长稻子，而我们喜娃村的稻田既长稻子，也长稻稗子。稻稗子米和土豆一起焖饭，饭熟后浇点葱油 ，那叫一个香。
     这样种稻子产量很低，后来，我们向生产队长建议，也像江南一样种水稻，先育苗，再插秧，加强田间管理，会提高产量，队长欣然答应可以试试。
第二年春天，队里为我们划拨出一块地，用作水稻试验田。我们又从中选了一块地作苗床，撒下稻种，稻苗很快钻出了泥土，郁郁葱葱，长势喜人，待长到20公分左右该插秧了，请了队里有经验的社员给试验田灌水，准备插秧。队长通知我们，水已灌好，几个同学来到试验田一看，真是哭笑不得，这不像是准备插秧的稻田，更像是一湾湖泊，水深没过膝盖，小秧苗插进去定会遭遇灭顶之灾。我们赶紧把多余的水放掉，露出了泥土，开始插秧，小秧苗一排排，一行行排列的整整齐齐，像是准备操练的战士，一棵棵挺直了腰板，精神抖擞。然而，好景不长，秧苗慢慢的变黄、枯萎、死去。满心喜悦搞的水稻试验田就这样夭折了。究其原因，一是我们经验不足，二是气候变化无常，不利于秧苗反青，用当地社员的话叫“水土不服”。
     后来，我们又从天津带去了花生、抱头白、西红柿等种子分别试种，成效不大。虽然没有成功，但我们却明白了一个道理：种庄稼要讲科学，要因地制宜。     
                                　　　　　　
　　生活篇
   
　　在喜娃，我们在生活上得到了乡亲们无微不至的关爱。
　　初到喜娃时，考虑到城里来的孩子不会用大灶做饭，队里派吕大爷为我们安排生活、做饭、烧菜，我们收工回家能够吃上可口的饭菜。米凉粉是当地特有的食物，用新下来的小米在大锅里小火慢熬，边熬边添加蒿籽边搅动，熬至粘稠状态，用饭勺舀到盖帘上摊平，薄薄的一层，晾凉后再滩一层，就这样，一层一层的往上摞，彻底凉透后，再一张一张的揭开，卷成卷，切成一厘米宽的条状，浇上酸汤，炎热的夏天劳动回来，吃上一碗这样的米凉粉，真是爽！一天的疲劳都拋到了九霄云外了。
      和我们年龄相仿的小青年经常来知青点聊天，说笑，以缓解我们思念家乡的情绪；年老的乡亲总是嘘寒问暖，像父母一样关心着我们。在喜娃村的那些年，我们没有丝毫的陌生感，就像在家里一样。
　　有一年春节，同学们大部分回津过年，知青点只剩两人。大年初一，乡亲们送来了油糕、炖肉、烩菜，还有饺子。那个春节人虽然少，显得有些冷清，但心里却是暖暖的。           
　　在农村，夏天做饭，冬天取暖都是烧大灶。有一种叫哈枺儿的植物，铲下来当柴烧，这种植物没有躯干，长出地面的部分都是贴着地面满地爬，且浑身长满了坚硬的刺，不小心被扎到了，就会钻心的痛，有时候还会红肿，所以铲哈枺儿不是一件容易的活，既要加小心，又要掌握一些技巧。我们用西锹（一种铲土用的工具）紧贴着地面，用力铲哈枺儿的根部，铲断后不能用 手去拉拽，要用锹或者木棒把它们集中在一起运回家，凉干后就能当柴烧。
　　到了冬天，社员家的院子里都堆着牛粪。我们以为是在积肥，经了解才知道，那些牛粪是当柴烧的，当时觉得不可思议，牛粪怎么能当柴烧呢？可是那个地方，到了冬天没有柴烧，只能烧牛粪，做饭，烧炕都用牛粪，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也要入乡随俗。每到冬天，天寒地冻。清早，天不亮，我们就去拾牛粪。零下20多度， 一出门就被寒风打的透心凉，小组的同学们争先出去拾牛粪。除此，像挑水、管理自留地、喂猪、做饭等，没有人特意安排，组里同学们主动承担“家务活”，同学们相互关心，相互照顾，亲如姐妹兄弟，就像一个大家庭。
                           
　　文化生活篇
       
　　在农村，文化生活少之又少。结束了一天的劳动，筋疲力尽，晚饭后就睡了。偶尔，队里也组织些小型演唱会，基本都是自编自演，自拉自唱，自娱自乐，也挺热闹。再有就是看电影，这是年轻人最喜欢、最期盼的。农村没有电影院，都是露天的，找一块空旷的地方，挂上银幕就能放电影。那时候，如果听说哪个村演电影，十里八里也要赶过去看电影，像是赶大集，热闹非凡。说到看电影，尘封的记忆被打开，一些年深日久的经历，至今难以忘怀。
　　那是秋季的一天，听说相邻的美星二队演电影，早早的收了工，吃过晚饭，小组的同学有的带着小板凳，有的索性什么都不带，三三两两的向美星二队走去。
　　那天，我有点不大舒服，犹豫了一下，还是去了，毕竟在农村能看上一场电影不容易。前去看电影的人很多，不大的空地挤满了人，电影演的是《地道战》，尽管看了无数遍了，可还是感觉很好看。大概看了不到一半，我的头很疼，想坚持看完，可是头越来越疼，实在无法坚持，真想一步迈到家，躺下休息。
　　我挤出了人群，眼前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心中有些胆怯，本想找位同学搭伴回去，可是大家看电影兴致正浓，不好打扰别人，于是，壮起胆独自往回走。美星一队二队之间是条羊肠小道，弯弯曲曲，高低不平，我深一脚浅一脚的往回走着，农村的夜晚不比城市，这里没有人群，没有喧嚣，没有灯光。这时，我很想看到哪怕只有黄豆大的一点点光亮，也很想听到几声狗叫，可是全都没有，有的只是眼前的漆黑和死一样的寂静。这样的夜晚，独自在田间小路上行走，心中陡然升起一股强烈的孤独和恐惧，正当心中忐忑不安时，突然间走不动了，好像被什么东西挡住了去路，脚下也不再是来时走的那条羊肠小路，满地的杂草，我停下脚步，定睛一看，是座坟头。当时，惊出了一身冷汗，感觉全身的毛发都竖起来了，心脏突突突的跳着，好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一时间，满脑子都是有关坟地的恐怖故事，越想越害怕。我稳了稳神，极力抑制住心中的恐惧，扭转身体向不同的方向试探着前行，在坟地里徘徊了大约十几分钟，又重新回到了那条羊肠小道。我加快了脚步，几乎是一溜小跑回到了家，撞开了屋门，身体重重的摔在了炕上。躺在炕上，惊魂未定，心脏依旧突突突的跳。那一夜，彻夜 未眠，一直被恐惧笼罩着。                         

　　再回喜娃

 
　　自从1971年被选调离开喜娃后，一直期盼着有一天再回喜娃村，看看那里的天，那里的地，那里的父老乡亲，还有曾经住过的那排茅草屋。
      2015年，庄稼成熟的季节，我又回到了阔别四十四年的喜娃村。
        一踏上这片土地，亲切感油然而生，就像离别多年的游子回到母亲身边。 听说当年的知青回来了，父老乡亲们从四面八方赶过来，姑娘们有的外嫁其他村、县，也有的举家移居他乡，听说后也都赶来，大家聚拢在一起，聊着当年的艰苦奋斗，聊着喜娃村的巨大变化，聊着乡亲们生活的改善。
　　从喜娃村的变化，看到了国家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辉煌成就。喜娃村不再是那个贫穷落后，一个工（集体劳动时代劳动报酬的计算单位，一个工为10分）只能分到2~3毛钱，劳动一年下来，扣除口粮款所剩无几。如今，乡亲们家家都过上了好日子，不再为吃穿发愁，年收入几万元至十几万元，较过去提高了几十甚至上百倍。富裕起来的乡亲们住上了砖瓦房，深宅大院，窗明几净，很少看到过去的土坯房、茅草房，当年知青住的那几间土坯房早已夷为平地。村容村貌也变了，到处绿树成荫，村边的公路也已建成了宽阔平坦的柏油路，路边垂柳婀娜多姿，路上不时有轿车飞驰而过。    
      喜娃乡亲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改善，首先，得益于党和国家的好政策；其次，摒弃了延续几百年的传统农耕习惯；其三，因地制宜，科学种田，踏着国家发展大农业的战略步伐，国家把内蒙的一些地区定位于葵花生产基地，喜娃村就是其中之一。葵花耐盐碱，抗干旱，还能改善土壤结构。说到底，是科技农业和党的惠民政策带给了乡亲们实实在在的红利。
      这次回喜娃，顺便去了二队的海子，到了海子边，有点失望，也有点伤感，如今的海子有些沧桑，水面缩小了很多。当年，它是那么的美丽，水面宽阔，天水相连，碧波荡漾，水清见底，一颗颗水草悠悠摆动，小鱼及其他的水生物在水草间自由自在的游弋－这里曾经是我们的乐园。
　　每到夏天，天气炎热，劳动之余，邀上几个同学到这里游泳、沐浴，那份清凉、愜意溢于言表，这片海子留下了我们太多的欢乐与记忆。记得有一天，晚饭后，我和同组王珊相伴去海子游泳。那天的月亮很圆，整个大地被一层白纱笼罩着，趁着月光来到了海子边，月色里的海子更加的动人，水面平静如镜，四周静静的，偶尔从远处的芦苇荡中传来几声野鸭的鸣叫。我俩悄悄的下了水，连交谈也是悄悄的，生怕打破这夜晚的静谧。那一晚，我俩除了畅快的游泳，还捞了许多水草，这还真是个不小的收获，当时我俩可高兴了……。组里养的大肥猪又能饱餐一顿了。
　　这些事回想起来，仍旧趣味无穷。
                            
　　 结束语 
 
　　我在喜娃村待了三年，三年来，经历了大后套四季所有的农活，春种，夏管，秋收，冬藏。在农村我不但学会了农活，还锻炼了体魄，磨练了意志，深知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都饱含着农民的汗水和泪水。         
      三年的摸爬滚打，三年的艰苦历练，我们对那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有着深深的情感：那里的每一块土地都饱含着我们的辛劳，每条小径都留下了我们的脚印，每颗禾苗都浸润着我们的汗水。同时我们也和喜娃村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结下了一份难解的情缘，这份情缘永远的镌刻在了我的生命里。
                                      
                 2017/2/9
 
个人简历:张继兰  女   1949年9月10日出生。毕业于天津十二中初三四班，曾任天津十二中学生会主席   十二中团总支委员。于1968年7月8日赴内蒙古五原县城南公社美星一队插队落户 。 期间于1971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1年5月选调至内蒙古巴盟磴口县内蒙黄河工程管理局工作。在黄管局工作期间   1981年至1985年参加山西刊授大学汉语言文学本科学习结业   1985年至1988年参加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党政管理专科毕业。1984年至1991年任内蒙古黄河工程管理局人事科副科长。1991年12月调到天津市和平区服务公司工作 。1993年2月直至退休，在中国摄影公司工作  任党支部书记   政工师职称。
      
  

　　　 一次跟马车的经历
　　                 宋志军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期，在内蒙古五原县，各个生产小队的运输工具就是牛车、毛驴车，还有马车。
　　牛车是那种很古老的，纯木结构的车辆。除车架外，车轮也是木制的，平时，在车架后部挂着一个油壶，经常用来给车轴上些油，以保证其润滑。一头牛拉着，慢悠悠的，颠簸着，并不时发出“吱纽、吱纽”的声音。它一般只在本队内使用。
　　毛驴车的车架是木制的，车轮则是橡胶的，金属辐条轮毂，一头毛驴驾辕，运力有限，但是，速度较快，拉拉人，装点物，跑个短途，是它的优势。
　　马车，也称大车，它是一匹马驾辕，两匹马拉套的大型车辆，木车架，橡胶轮胎，钢质轮毂。马力强、装载量大，可长途运输。
　　1968年下乡时，从五原县城到喜娃村，是队里的马车把我们14个人拉去的，是马车拉着我们走进了这片广阔天地。我们接触农村的第一件物品就是马车，第一个农民就是车倌。
　　记得当时队里大约有三辆马车，按当地说法，叫三挂大车。三位车倌是姚魁、周和平和郭二生，当时接我们回喜娃村的就是姚魁。
　　这三挂马车我先后都跟过。初期，我基本就是纯装卸工，不参与马匹的套车和卸套过程，运送范围就在村内或附近。中期，我虽然仍是装卸工，但是，又积极参与了套车、卸套的过程，运途一般在一日之内，中途会在外边车马店“打尖儿”。到了后期，我便开始与车倌走远途了，而且必须要在车马店过夜喂牲口了。
　　现在回想起来，这个过程不是一个简单的变化过程，就牲畜而言，从它们不认得我，我也不了解它们，到我们相互熟悉起来，了解了它们的脾性，懂得了如何接近它们，建立了感情，这需要一个过程。就与车倌及老乡而言，我们相互之间从陌生到熟识，从熟识到了解，从了解到信任，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这需要我们走进他们，了解他们，融入到他们中间。就这样便得到了他们的接纳、认知和帮助。
　　今天我要回忆的是一次跟马车出远门，令人难以忘怀的经历。
　　那是1970年的春季，天气还冷，当时人们仍然穿着棉衣棉裤。队里派我跟一趟马车：车倌是周和平，目的地是总排干工地，任务是给我队民工送“给养”。
　　
　　一、总排干工地
　　
　　总排干的工地在乌拉特前旗的境内，我们途中路过了施工现场。
　　内蒙河套灌区处于黄河几字形的顶端，人称“黄河至北”处，是由灌、排两大系统组成的，通过总干渠及不同等级的灌渠，将黄河水引到农田进行灌溉。总排干渠则是河套灌区排水系统的主体工程,也是灌区排退水的总出路。为排泄河套灌区地下水、山洪、灌溉余水及改土治碱发挥着重要作用，它的下游就是河套最大的海子，叫乌梁素海，地处乌拉特前旗境内，最终它的水还会归入黄河。
　　总排干，因其功能要求，开口大，渠底深，是一般排水干渠不能比拟的。所谓挖总排干就是河道疏浚工程，主要清除底部淤泥，保证过水面积。
　　这是一项艰巨的工程，它是完全依靠人力以及最简单工具来完成的工程。
　　当总排干展现在我的面前时，它已处于施工的中、后期了，除了渠里有不少人外，明显的看到各小队的分界线，一条条小堰子垂直在河道上，一来做工段记号，二来防止相互之间流水，影响施工。满眼的黑泥汤子，渠底是，渠坡是，渠顶也是，连人的衣服上都是。人们不断变换上坡的路线，有的铺木板，有的铺草袋子等，防止打滑。天气虽寒冷，但人们穿的很少，冒着汗，担着沉重的泥土，那园棍型的扁担恨不得嵌入人的肩膀内，爬坡时就像有根绳拽着一样，艰难的，一步一步的向上行走，到了坡的中间放下盛满泥土的箩筐，由上边人继续往上担，如此往复。
　　工地里已听不到口号声、说笑声，有的只是短粗的叫骂声和催促声。工程进行到这个阶段，也是人的生理、毅力、意志面临巨大挑战的时候。我才从总干渠工地出民工回来，对这种挑战有深刻的体会，没有身临其境的人，是很难体验到的。
　　小组知青王小诚也在这个工地上，这对他们将是一个难得的洗礼。
　　因为要赶路，我们待了一阵就离开了。停留时间虽短，但工地的景象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心里琢磨，不定哪年我也会来总排干干一场。当时的我，已不是才出校门的学生了，经过两年的摔打历练，不敢说已脱胎换骨，也是换了一个人了，有一种什么事都想试一试的冲动，挑战的欲望强烈。
　　1971年选调走了，河套出民工的经历也画上了句号。后来，到磴口县内蒙黄河工程管理局工作，在三盛公黄河枢纽水利工程一干就是二十年，这个枢纽工程有横跨黄河的拦河闸、总干渠的渠首闸--进水闸等水利设施。整个河套灌区引水灌溉实行的是一首制，进水闸就承担此重任。我又以另外一种方式为河套灌区做着自己的贡献。
　　当潜水员期间，除了完成日常对水下工程的摸探检查外，曾去过巴盟德岭山水库、狼山水库承担过水下闸门维修，去过五原民族公社捞过沉入黄河的拖拉机(冬季)，还去过呼市二发电厂、赤峰沙那水库，碱柜黄河边等地执行潜水任务。
　　内蒙这块土地养育了我们，我们把整个青春留在了这里。
　　
二、夜间喂马
　　
返回的路上，夜宿大车店，是旗县街上？还是小镇？肯定不是路边店，因为周边有路，两边有民居。
　　大车店在马路边一个很大的院子，进门右手是一排土屋，房间很大，大通铺式的土炕，不提供被褥，只给做饭，但食材自带。所以，每次出远门时，我们用毛毡把被褥一卷，绳子一绑，往车上一扔即可，此外还要带上面、山药(土豆)一类的，这是必不可少的。
　　在院子停下马车，马匹拴在靠在围墙的牲口棚里，我们就准备吃晚饭了。大车店一般有中年妇女负责做饭，又拿手又简单又好吃的莫过于羊肉臊子面了。车倌晚饭后一般就睡觉了，主要他们转天还要驾驭马车，不能“疲劳驾驶”的。我是跟车的，自然要承担夜间喂牲口的工作。
　　马匹长途奔波劳累了一天，除中午补充点草料外，就靠夜间休息和补充了。喂马有讲究，不能把草料放的太多，马会不时的用鼻子去拱草料，还会打响鼻，把草料弄到槽外，有时，它会感到草料受到污染，就一口不吃了。所以，就要少喂，勤喂才行。当然，这样，喂马的人就要辛苦一下了。
　　记得那已经是深夜了，我睡眼惺忪的向马棚走去，准备去给马添草料，到那儿刚向马棚眊了一眼，一下子把我吓醒了，因为我发现一匹马不见了，只剩马笼头悬挂在那儿里……，马从笼头里磨脱啦？我再定睛一看，其他的马都在那，没走错地方呀，我心里发慌了，不知如何是好。
　　这匹马要是丢了，该是多大的责任啊！马匹在农村中是很重要的生产资料，我喂马给喂丢了，回去怎么交代呀……心里敲着小鼓，越想越害怕。
　　过了一会儿，稳了稳神儿，觉得我得去找啊！我迅速的向大院扫了一眼，在微弱的月光下，除了马车在那停放着，没有任何马匹。我又沿着马棚走了一圈也没发现我们的马。看来这马是跑出去了，我立刻决定去外边找去！
　　我急匆匆的走出车马店的大门，先向一个方向找去，前后左右的张望着，仍然看不到马的踪影。正当我焦急的寻找时，突然，不知从什么地方跑来一群狗，而且，队伍在迅速壮大！不是几只，十几只，得有几十只！那么大的一片。它们不停的汪汪着，向我这汇集过来，我当时赤手空拳，只能大声的呵斥，力图吓退它们，只可惜我的呵斥声早被它们的汪汪声淹没了。毫无效果！
　　这些狗的目标就是我，前面的几条狗已在我面前，喊不管用，我就用脚踢它们，可它们退一步进两步，已经穷凶极恶了。我平时不是那种很怕狗的人，但当时也胆怯了，浑身的毛发好像都竖起来了，我哪见过这种阵势呀！
　　平时那种蹲下吓狗的招数已经不能用了，不是不管用，而是蹲下就太危险了，我已无计可施了，脑子一片空白，只剩下人的本能了——跑，于是我转身就跑。当时只觉得小腿被拽了一下，但甚也顾不得了，好在离车马店不远，我一溜烟的跑回车马店，回头一看，还好，狗们没有跟进来。
　　我慢慢的进了屋里，在煤油灯下看到小腿肚那块棉裤和外罩裤有几个窟窿眼，是狗咬的！我虽惊魂未定，但总算逃离了险境。
　　我靠在铺盖上，回想起刚才与狗对峙的场面，真是太紧张了，虽被狗咬了一口，幸无大碍。我独自思忖着，这马丢了，又有狗群挡道，这该如何是好？暂时是不能出去了，只得等等了。
　　天蒙蒙亮的时候，我又悄悄的出了屋，这次找了一根细红柳条子，一米多些，手指粗细，虽不理想，总比没有强吧。哎！不知狗们还在不在？马也不知能不能找回来？我心情忐忑的向大门走去。
　　快出大门时，我无意的向院里扫了一眼，突然发现院子里边站着一匹牲口，是不是我们的马呀？我一边仔细辨认着，一边慢慢的接近马匹，生怕把它再惊吓了，当离它不远时我惊喜的发现，它就是我们丢的那匹马！老天保佑啊，你终于回来啦！
　　我去马棚里取来马笼头，轻声的呼唤马的名字，马儿没有丝毫反抗，乖乖的让我给它带上了笼头，看来它也想回家了。我仔细系好绳扣，生怕它再磨脱了，我上下打量了一下马匹，没什么问题，然后，把它拴回了马槽边。
　　我立即给它喂上草料，它“嚓嚓”的吃着，一定饿坏了。我抚摸着它的脑门和鼻梁，挠着它脖子上的毛，它不停地上下点头，打着响鼻。似乎在说，回家的感觉真好！
　　我心里的一块石头也总算落地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吃完了早饭，套上马车就出发了。路上，我与车倌说起昨晚丢马的事，周和平埋怨我说：“你吼上我呀，咱们好相跟着找。”当我躺在铺盖卷儿上，说起与狗群相遇一事的时侯，早已时过境迁，心情大不一样了，已成了戏说。当谈到我被狗撵的狼狈样时，我们不约而同的笑了起来。
　　这真是，一夜惊魂，瞬间化为笑谈。
　　　　　　　　　　
　　　　　　　　　　2017/2/25
　　　　　　　　　　　
个人简历：宋志军，男，1951年4月出生，毕业于天津十二中初二九班。1968年7月8日上山下乡到内蒙五原县城南公社美星大队一小队，1971年6月选调到包头城建局市政养护处工作。1972年12月调到磴口县内蒙黄河工程管理局，在三盛公水利枢纽工程管理所工作期间，曾任班长、副所长、所长职务。198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7-1989年在河海大学水电工程系学习大专毕业。1991年12月调到天津和平区城建局工作，1997年12月之前，在和平区排水管理所任工程师、所长助理，之后，任局市政生产计划科副科长、科长职务，区排水管理所所长，区道路管理所所长、党支部书记职务。副处级调研员，2010年退休。
 
 

　　　           夜间看糖菜
　　　　　　 宋志军
　　
　　糖菜的学名叫甜菜，是一种根茎类农作物，适合于北方生长。它的根茎在北方是食用糖的主要原料来源，可能由于此原因，当地人们习惯把它称为糖菜，也叫糖蔓菁。在其生长期，它的叶子又大又绿很茂盛，切碎后拌一些糠或麸子用来喂猪，这是当时猪饲料源源不断的来源。叶子有此功效，根茎上交国家收购后，可以换来现金，在当时贫穷落后的农村，甜菜是一种很好的经济作物。
　　正因此，在五原农村，从生产队到社员，每年都要种一部分甜菜。
　  秋天到来的时候，也是甜菜收获的季节，收获时，有人专门用锹把甜菜挖出来，其他社员围在一起，按照收购的标准把叶子切掉，把甜菜根茎上的根須清理干净，堆在一起，等待马车把它们运走。
　　一般情况下，每天都会有起获后的甜菜，成品或半成品，一堆一堆的码放在地里过夜，一直延续到甜菜收获的结束。劳累一年的人们，谁也不愿意看到到手的利益被别人拿走，于是，为了防止甜菜的丢失，在夜间就需要有人去值守、看护，这个营生就称呼为“看糖菜”。
　　在1969年的秋天，我被队里派去看糖菜。
　　那时喜娃村的东北角，是已废弃多年的原公社农中校舍，它处在村子的边缘，在它的北边，即是队里的甜菜地。
　　这片甜菜地有多少亩，我当时也没关注它，只知道它的西面和北面连接着生产队广袤的土地，东面是一条南北向小路，它连接着我们美星一队(喜娃圪卜)与邻村美星二队(红柳圪旦)。
　　靠近喜娃村那段小路的东面是一片坟地，应该是有些年头了，坟头上长满了哈杩与枳机，显得很高大。在小路与坟地之间狭长的地带里，又挖了一条壕沟，约半米宽一米深，挖出的土堆在沟与小路之间，形成一道土圪梁，很像战争时期的掩体。据说，是当年战备时专门挖的。这就是当时甜菜地周边的环境。
　　甜菜地是开放的，这就更需要了解周边环境，以及地形、地貌等等。
　　那时，每天晚饭后，穿好下乡时知青发的大棉裤棉袄，一手拿着手电筒，一手拿着铧叉(一种农具，类似猎人用的猎叉，只是金属叉有一定的弧度)，在夜色中向甜菜地走去。
　　到了甜菜地后，先要把已起获的甜菜堆放情况了解清楚，再去周边看看情况，然后，找一个便于观察周围动静的糖菜堆坐下。
　　晴天时，月光皎好，田间如水银泄地，周边万籁俱寂，只是偶尔传来几声狗叫声，这时视觉、听觉都好，心情放松，仰望天空，不时产生一些遐想。阴天时，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刮起风来，身边呼呼作响，身体不由自主的蜷缩着，神经紧绷，提高着警惕。
　　一般前半夜我都是在地里度过的，靠在甜菜堆上，有时会睡上一小觉，醒后，或走上一圈儿看看，或仔细观察一下周边动静。
　　记忆中，大多在前半夜，坟地旁那条小路上不时有人走过，主要是回喜娃村的，经常是两人以上结伴而行，几个人相跟着，谈笑着，议论着，伴随着杂乱的脚步声渐渐远去。有时是一人独行，或一声不语，脚步沙沙的，显得有些急促；或不时传来咳嗽声，有些生硬，可能为了排遣独行的孤独；或哼着曲调，听着不那么自然，应该是以壮行色吧。
　　遇到上述情况，我一般不动声色，仔细听着，只要不动甜菜，我们相安无事。
　　五原的秋天，气温已经低多了，夜间尤为如此。在空旷的田野上，长时间的躺在才出土的甜菜堆上，寒气、潮气逼人。到了后半夜，夜深人静了，我就到农中的房子里去避避寒。有时，刚到甜菜地时，就已经在刮大风，我转完后就直接到农中去了。
　　到农中之前，有一项工作是必做的，就是要把现场巡视一遍，特别是重点部位。我曾看过二三个月的场防(储存麦子为其脱粒的地方)，当时，乡亲们就告诫我们，有些人会在暗处隐蔽起来观察我们，一旦我们离开看护现场，他们即刻出来进行“破坏”，有效的对策就是重点巡查和“杀回马枪”。具体到糖菜地的重点部位，那就是那片坟地以及那条壕沟。
　　那片坟地的坟茔上长满哈杩，哈杩浑身是刺，不易隐蔽人员。河套有句话叫：哈杩茬墙墙不倒，又挡人又挡牲畜，靠的就是那身刺。可那条壕沟加上那趟圪梁就有利于人员隐蔽了。我每次都要顺着土圪梁从北到南一直走下去，检查壕沟，顺便看看坟地。没什么情况，就进入农中了。
　　秋日的深夜，有时万籁俱寂，静的瘆人。有时刮风，把坟茔上的哈杩吹的发出“飕—飕—”的响声，让人恐惧。独自一人在坟地边上行走，怕吗?紧张吗？不怕、不紧张那是假话！特别是开头那几天更甚。那么，靠什么去克服它呢？靠的是夜间值守的经历，靠的是初生牛犊的心劲，靠的是手中铧叉提振的胆魄，靠的是责任感带来的底线……。
　　农中的房屋多年空置着，门窗早已失去意义。在一间宿舍里，半间屋子半间炕，我提前弄些麦花子铺在炕的一边，可以靠墙休息，也可躺下睡会儿，最重要的是可以避风寒。有时，会杀个回马枪，才回来一会儿，我就出去看看甜菜地，有时会休息一阵，再出去看看。如此反复，直至天亮。
　　那时的农村，仍处在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大环境中。难免会受到一些负面影响，但农业生产按部就班的进行着，各级领导班子基本健全的，社会也是基本稳定的。鉴于这些因素，当时，在我们村及附近极少发生偷盗事件，也使得我们夜间各项值守防护任务得以顺利完成。
　　2015年，和几位知青一同回喜娃村，在寻找我们知青点当年的原址时，我问身边的乡亲，农中还在吗？她回答我，在的。我站在高处向东北方向望去，依稀可以看到农中的旧房屋。那次返乡，时间紧、安排多，没能如愿到农中去看看，留下了一点遗憾。回津后，我下载了喜娃村的卫星地图，看到了农中那片房屋，心中默默想着，再到喜娃时，一定去农中看看
　　下乡三年，干了那么多种营生，看糖菜只是其中之一，少则半月，多则月余，一次很平淡的经历，不知为什么总是萦绕在脑中，挥之不去。
　　                                    
2017/2/16
　                                  

                      总干渠情结
　　　　　　 宋志军
　　“走吧，动弹啦，”社员刘马小，吃完饭后把腿盘在炕上，用羊棒烟锅抽了几口烟后，在炕沿上磕了磕烟灰，走下炕来，一边吼着大家，一边自己提着西鍬，径直的奔着工地走了。我们这时饭还没吃完呢，赶紧的把碗里的饭往嘴里扒拉几下，担起箩筐提起鍬小跑着追赶他去了。
　　这是我下乡后第一次出民工，早就听社员们说过，出民工首先得学会吃饭，因为在工地上时间紧迫，吃饭也要抓紧吃才行，大家都习惯这种节奏了，你若慢半拍，不是吃不饱，就是紧赶落。现在看来，还真是如此，这个“吃饭”还真得重新学。其实，说起出民工要学的，何止是吃饭呀。
　　我们所在的工地是总干渠，这次施工任务：当地社员称之为“总干渠倒垻”(bei)。这种称呼我一直记得，这也是我第一次接触总干渠。
　　在村里劳动，特别是干土方活时，男社员会向我们介绍有关挖大渠的事情，在当地也称为出民工。为什么一说“出民工”就和“挖大渠”联系起来呢？这也是一种约定俗成吧。
　　河套平原年降雨量是较少的，蒸发量又较高，是不利于发展农业的。但它又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它的南面毗邻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整个河套平原的地势又是南高北低，很适合引黄自流灌溉。“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有了这么优越的自然条件，再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逐步形成了庞大的灌、排体系。源源不断的引入黄河水，滋润着这片土地，人们在这里世代耕耘，繁衍生息。在历史上就形成了“黄河百害，唯富一套”的独特局面。这么多的水利工程，除了专业管理部门外，大量的渠道改造工程、清淤工程等，就需要政府部门有偿的征集河套地区的民工来完成了。这种征集应该是强制性的，基本上每年都要对一些灌、排干渠进行施工，一般的来说，每个小队都要按上级要求出民工，也就是去干与大渠有关的营生，所以就连在一起了。
　　“男怕挖大渠”，社员们口口相传着这句话，这也是他们的共识。一个一年到头与土地打交道的人，说出怕来，这挖大渠一定是很艰苦了，那时，我们默默的想着，总有一天我们也会去挖大渠，去感受一下它的滋味儿的。
我们1968年7月下乡，当时正是二十四节气的小暑时节。五原是小麦主产区，从割麦子开始一年的劳作：拉个子、打场、粜粮；到了冬季，保墒打坷垃、平整土地、打堰子、挖毛渠、撒粪；到了春分，播种机播种，再以后夜间浇地、锄草等等。过了小暑，一个新的轮回又开始了。
　　当然，这期间，还会干很多其他的农活。经过艰苦的磨炼，我们渐渐的从一个“学生娃”转化成“大后生”了。至少有一年多的时间，队里没有派我们男生出民工，一个是出于保护我们，因为我们还稚嫩，无法承受那么艰苦的劳动，二是出民工是有任务的，一个萝卜一个坑，那里不是体验或试验的地方。
　　总干渠这次出民工，是我三年农村生涯中的第一次，现在想起来，也是唯一的一次，可是它给我的记忆是很深刻的。
　　所谓“总干渠倒垻”，就是把总干渠的原河堤向河道以外方向移动。那时，我对总干渠在河套灌溉中的地位没有一点概念，也没去关注它，连河道是什么样子，现在也没有一点印象。究竟为什么倒垻，更是一头雾水了。河堤多宽，多高，坡度多大也一无所知，只知道河堤挺宽、挺高的。我们通过挖和担，要把老河堤的土转移到指定地点去，按照一定的宽度和厚度，堆放在那里，然后由履带式拖拉机进行反复碾压，达到要求的密实度为止，之后再往上担土、碾压，逐渐变窄、变高，达到设计高度即为完工。
　　喜娃村的男人们一直崇尚一个信念，即“出民工就要当先进”，施工进度只能在人前，不得在人后。到村里后，我们就被这种信念耳濡目染着。我想，这里首先是集体荣誉感，但也不排除有经济利益的驱动，固定的工程量，固定的报酬，工期越短，收益越大，早回村，还可以早挣工分。那个年代，挖大渠靠的是人工加上最简单的工具—鍬、扁担、箩头，拼的就是体力。要赶进度，靠什么？一是拉长干活时间，早出晚归，二是加大劳动强度，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选择。
　　那是早春时节，夜长昼短，早上天还黑着就要起床了，经过一天高强度的劳动，大家累的够呛了，都想多睡会儿，特别是我们这些年轻后生们更是这样。开头几天，负责做饭的社员推推这个，拍拍那个，反复催促着大家起床，赶紧吃完饭出工。后来那些日子一看这招不灵了，干脆拿一个铝盆“咣，咣，咣，咣”的敲起来，搞的熟睡中的我们震耳欲聋的，赖着不起也无法安生。社员之间一边互相戏谑着、荤的素的叫骂着，一边赶紧起来洗涮吃饭。早饭、午饭，是要抓紧吃的，类似有点狼吞虎咽的，一来人们饿了，二来工地负责人一吆喝着出工，吃不饱就自认倒霉吧！文章开头那一幕就时时的出现在眼前。
　　早上到工地时，工地上没有几个人，因为我们一般都属于早到的。晚上收工时，天色已黑了，一边干活一边观察着周围小队的民工们，耗得人家都走的差不多了，我们才开始收工，沿着工地一路走去，已经基本没人了。如此，日复一日，严格遵循着早来晚走的信条。
　　收工时，鍬要擦干净，箩筐要把土敲打干净，尤其是河堤被河水浸润过的土壤，含水量大，把箩筐湿透了，做这些都是为了明天的施工。工地离住的地方不远不近的，也得走一阵儿，我担着箩筐与大家相跟着往回走着。走着走着突然感觉肩膀越来越沉了，压得也有些疼了，担着空箩筐会有这样的感觉，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记得在村里时，有一次担着满满俩箩筐甜菜，在公路上向村里方向走，路不近，那是越走越沉，压得肩膀疼。现在一付空箩筐怎么也会这样呢？其实，也不难解释，路较远，在工地上行走深一脚浅一脚的，箩筐含水量大，重量增加不少，关键是劳动强度大，所谓“见过世面”的肩膀又肿起来了，几种因素加起来也就不奇怪了。尽管如此，这种奇怪的感受总是与我对出民工的记忆不离不弃的。
　　拉长时间和加大工作量就像一对孪生兄弟，当先进，谁也离不开谁。在工地上完全看不到在村里劳动时的样子：松松散散，说说笑笑，有干的有站的，那里流传“走不走你搁趄着，干不干你跺跶着”，这些在这里完全无了踪影。这里的劳动组合是最合理的，挖土装土的，不停的向箩筐里面装，满满的还要用力拍一拍，担土的放下空箩筐，装满土的箩筐已经在那等着你，不容你休息片刻，有人会吆喝着你赶快担走，装土的慢一些，担土的反而倒催促起来了，人们互相催促着、吼叫着、调侃着。一来为保证工程进度，二来也在缓解超强劳动强度所带来的压力。当然，一定的时候，“工头”也会让大家休息一下的。
　　年轻的后生们大多在担土，我也是其中之一，经过一年左右的农活锻炼，自己的肩膀几经“蹂躏”早已硬实起来了。这次总干渠倒垻，这么长时间连续的担土，担的土又是那么超重，无疑对自己是一次考验与挑战！很长时间不肿的肩膀没两天就肿起来了，特别是转天压上的第一担土，真有点钻心的疼，几担下来才适应了。说起来，干过那么多农活，有不少农活对自己都是一种挑战，像割麦子、挖土、担土等等，等等，它们会对你的生理和心理，也就是体力和意志不断的进行挑战，特别是那种极限性的，怎么办？就是咬牙坚持，去适应它，挺过去就行了。年轻的我们已经习惯这种“适应”了，在不断的挑战与适应中一路走来，不断的成长着，在总干渠的工地也是这样，某种意义上也是接受一次严格检验。
　　这条总干渠，我很不了解它，但却使我许多年以后还那么难以忘怀。
　　这次工程结束后，我跟马车去了一趟总排干的工地，那里的环境更恶劣一些，我们组的男生王小诚也参加了清淤施工。每次的“挖大渠”对我们来说就是一次洗礼，我们在一次次洗礼中得以升华。
　　二三年后，我調到河套地区最西端的巴彦高勒（蒙古语的意思是“富饶的河流”），在内蒙黄河工程管理局的三盛公水利枢纽工程管理所工作。三盛公水利枢纽工程恰似总干渠这条血脉的心脏，是一座以灌溉为主，兼有航远、公路运输、发电及工业供水，渔业养殖综合利用的闸坝工程。拦河闸十八孔闸门，全长320多米，巍然屹立在波滔滚滚的黄河上，规模宏大，气势雄伟。成为八百里河套独特的人文景观。进水闸全长104米，九孔闸门，每孔宽十米，它的主要任务就是引黄河水进入总干渠进行灌溉。时隔若干年后，我又来到了当年的总干渠旁。对它一无所知的我，也慢慢的揭开了它的面纱。
　　一般来说，灌溉用的人工渠等级分为干、支、斗、农、毛，所谓“毛渠”就是田地中的最小渠，一鍬宽的样子，而干渠则是把河道水引入灌区的最大渠。当时河套灌区约有十大干渠，像我们熟悉的通济渠(老郭渠)、义和渠等，从黄河上开口直接引水自流灌溉，这种方式存在诸多弊端：枯水期引不到水，丰水期时，河水往往会漫过堤岸横溢，再有由于河道变更或当初选址的问题，常常需要重新选址进行施工，而施工的过程又十分艰苦、困难等等，它严重的制约着河套灌区的农业发展。1958年国家决定建设三盛公水利枢纽工程，并开挖总干渠，它全长230公里，设四个分水闸，几大干渠通过分水闸引水，而总干渠通过进水闸从黄河统一引水，这就是所谓的“一首制”引水工程。通过调节拦河闸的闸门，来保证黄河水位，使进水闸不论上游来水多少都能源源不断的引水灌溉。
　　总干渠就像是大动脉，而总排干就是静脉，它们通过若干沟渠和谐相连，不断地向河套平原注入活力，使她昂首阔步的走向富庶。
　　在枢纽工程工作二十年，我参加过对进水闸定期的变形观测，河道断面测量以及机电设备检修，闸门除锈喷锌，水工建筑岁修等等。为它的正常运行做着贡献。有意思的是，我每天上下班都要走过一点五公里总干渠河堤，并从进水闸上的公路桥通过，当年在总干渠出民工时，以为与它只是擦肩而过，没想到竟如此相伴二十年，这也是冥冥之中一种情结的延续吧。
　　
2017/4/4

         　　 难忘喜娃
   　　　　 刘金安  
                一
“迎着晨风，迎着阳光，
跨山过水到边疆。
伟大祖国，天高地广，
中华儿女志在四方……”
在那充满激情的年代，
一群充满激情的我们，
从津城来到了内蒙古大草原。
一九六八年的七月至十月间，
有五位男生和十三位女生，
分三批来到了五原县城南公社
“喜娃圪卜”这个村庄。
在那里，我们渡过了知青生涯，
那儿——
是我们梦开始的地方。
 
                   二
道旁的一排土房，房前一片空地，
有几棵小树，还有那条小溪。
土房共六间：
男生住一间，女生住三间，
中间大些的是伙房。
靠边的紧挨男生住室的是凉房，
里面存放着粮食、蔬菜和农俱。
穿过小道，越过小溪，
是知青点的“公共卫生间”。
在这里，我们每天往返、奔忙，
青春的脚步声回响在田野上空。
——啊，抹不掉的记忆。
 
忘不了那段光阴里，
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
这里没有沮丧，没有低落，
时时传出的是阵阵欢声笑语。
尤其是先到的十四位同学，
他们踊跃报名，自愿下乡，
在他们的决心书上清晰可见
热血滴滴。
淳朴、真诚、上进，
这是一个充满正气的集体。
 
喜娃村是我们迈入社会的第一步，
它记录了我们的人生轨迹。
河渠静静地流淌着，
冬春干涸，夏秋又注满了水。
这景色印在每个人的脑海中，
永远挥之不去。
 
                    三
在喜娃村，  
我们看到了西北农民的质朴、勤劳与善良，
他们待人诚恳，
处处关心我们，扶持我们，
夸赞我们“是一群好娃娃”。
劳动中，我们离不开老农们手把手的指点，
也离不开小伙伴们的热心相帮。
我们皮肤晒黑了，衣服磨破了，
手也磨出了血泡结成了茧，
汗水湿透又被风吹干。
割麦子，挖沟渠；倒粪，喂猪；铡草，泥房……
样样农活儿我们都干。
犁耙播种，锄铲收运，
确实很艰辛，
可其中也有收获的喜悦。
腰酸背痛，疲惫不堪，
却也磨练了意志——
困难阻挡不了有为的青年。
广阔天地间，我们欣赏了大自然的美，
还领略了“早穿皮袄午穿纱，晚抱火炉吃西瓜”的大漠气候特点；
河套平原上，我们看到了祖国北疆的沃土肥田。
我们懂得了春耕夏种秋收冬藏，
我们勇往直前。
 
                    四
日常生活中，
我们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嘘寒问暖，
这尤其体现在衣食方面。
比如挑水的活儿一直是男生的“专利”，
每天收工后，他们不顾劳累，
马上拎起水桶就来到井边。
他们话语很少，经常重复的一句话是“够了吗？还挑吗？”
女生呢，则经常帮助男生洗洗涮涮，
如拆洗被褥，拆洗棉衣，缝补衣衫。
每当改善伙食的时候，
女生首先想到的是男生，
因为他们干的是重活，
身体要强健。
而操持这方方面面事务的，
当然两位组长是大家的好主管。
我们是个大家庭，
我们团结一致，
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
我们热爱生活，
憧憬着更加美好的明天。
 
                  五
生产队和社员时时牵挂着我们，
帮我们安排好一年四季的生活。
从一开始，
队里就派吕存友大爷为我们做饭。
吕大爷头上箍着白毛巾，
腰里别着一枝小烟袋。
他夙兴夜寐，忙忙碌碌，
终日不离伙房。
每天收工后，
我们一进门就看到灶台上冒着热汽，
满屋里飘着饭菜香。
我们说着笑着吃着，
吕大爷坐在板凳上看着，
“嘿嘿”地笑着，
这时他才顺便抽两口烟。
 
吕大爷是个慈祥的老人，
他和蔼可亲，
我们都很爱戴他。
我曾给吕大爷织了一件毛衣，
老人家穿着很合体，
他看着我们“嘿嘿”地笑着，
仿佛在说“看，真好！”
 
每到入冬前，
队里就派人给各屋安装取暖火炉，
还为我们备足了柴和煤。
煤是乌达煤矿黑亮黑亮的优质煤，
这样虽是在北疆寒冷的冬天，
但屋内是暖暖的，
人心是暖暖的。
 
每到蔬菜收获的季节，
队里就派几位妇女来到知青点。
她们挑水、择菜、洗菜、码菜、撒盐，
帮我们腌了一瓮又一瓮的酸菜。
我们品着西北地域的猪肉炒酸菜，
啊！这真是美味……
五原的水土用丰富的物产滋养了我们，
喜娃村民用真诚的关爱抚慰了我们。
 
                   六
弹指挥间五十载，
难忘喜娃，不忘初心。
知青岁月是我们一生中的一段磨砺，
更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机缘把我们连在一起，
我们会永远铭记。
有理想，有目标，
还有近十年的坚守，
这是我们共同的追求。
这一切为我们后来走向新岗位，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如今，我们都已步入古稀之年。
但愿情长在，
      人康健，
能够常聚首。
 
2017/3/23
 
个人简历:刘金安，女，1948年8月出生，毕业于天津六十一中高二三班。1968年9月到内蒙古五原县城南公社美星大队一小队插队，1970年3月转插河北省。1972年10月选调回津，在天津市教师进修学院中文系进修学习，1973年7月分配至天津八十六中学，199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2003年7月退休。中学高级教师，三十年一线任教语文学科，多年担任班主任，曾担任年级组长和学校语文学科教研组长及所在年级备课组组长。
 

              　　　我的知青经历
　　　　　　　　　王珊
       
　　 2013年11月初，我与北京公司的2位同事前往内蒙古省会呼和浩特市出差，在与他们的交谈中，我提到了45年前我曾在巴彦淖尔盟五原县务农，岁数大了，越来越怀旧，很思念我曾经生活的喜娃村。呼市朋友建议，驾驶他的越野汽车，4个小时之内就可抵达目的地。
        于是驾驶着呼市朋友——王总提供的汽车，从呼市上了西行的高速公路，8车道规格的高速路展现在眼前。放眼望去内蒙还是人口稀少的地域，没有几辆汽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车开到白彦花服务区时，我们停下来询问一位过路加油的路人前往五原县的道路，当他得知我是去城南公社喜娃村时，告知我们不要去五原县城，直奔前旗西小召，可少走20多公里的路程。当我听到“西小召”这3个字时，插队的记忆顿时涌现出来，西小召火车站是我们回天津的车站！那时，因为很少回天津，对这个小车站的名字也淡忘了。
        到了西小召，看到的是柏油马路取代了过去的土路，车前行了10分钟就到了我曾生活过6年的喜娃村。在回村子的路上，我的心情是忐忑不安的，不停的重复着“村里人可能不认识我了”，因为毕竟已从少女变成老妇。当时我站在村里两旁都是商店的主街上时，问路边几位闲站的妇女“这是喜娃村吗？”被告知“是”，可我找不到村里以前的印象及痕迹，我又问到“这是美星大队第一小队吗？”得到的回答是肯定的。啊！村里的土坯房不复存在…...，当时我的思路还在混乱中，我立即追问到村里4位车倌的名字“周和平、二生子、姚奎和板锭”被告知都去世了。我又追问“王祥翔在吗？”一位妇女指着对面的一个商铺，“他家就在这儿。”我的心里踏实了，这几位好奇的妇女领着我到了玉柱子家，玉柱子看到我的瞬间就叫出了我的名字“王珊！”。
        由于当晚需返回呼市，我请求玉柱带我再多拜访几位村里的人。当时他领我去了莲莲家，在去的路上正好遇见莲莲。莲莲见我第一句话“是王珊吧？为什么不早回来看看？”说着莲莲的眼泪已经流出。随后他们领我又拜访了李富仁家，富仁比我们知青大四、五岁，见他时，他已经双目失明，玉柱告诉他“知青来看你来了，你猜是谁”？富仁问“是男的还是女的？”告诉他“女的”。他追问“是大个还是小个子？”当得知是大个时，他立即答复“是王珊吧？”我感到惊讶！激动的问他“你还记得我？”，富仁笑着回答“我还记得你是属兔的，1951年出生”。我被感动了：不仅仅是我们知青对这块土地及村里人们的思念，乡亲们也思念我们，我们与喜娃村已经融入在一起，成为各自生活及生命中的一部分。因为来的匆忙，没有带任何礼品赠给乡亲们，午饭后反而带着乡亲们给我备上的西瓜、月饼返回了呼市。
        自从这次返村后，至今我已返回喜娃村15次，喜娃村是我青少年生活过的地方，一个充满回忆及乡情难忘的地方，最重要的是乡亲们以他们朴素无华的方式关怀陪伴鼓励着我们，帮我们渡过了那个艰难困苦的岁月。
 
     天津十二中与五原县城南公社的缘分
 
        我们老三届是与新中国共同成长起来的，在社会与学校所接受的教育是要做“革命的接班人”，像英雄那样生活，以“雷锋为榜样”，要到最艰苦的地方锤炼自己，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1965年5月，我还在初中一年级学习，学校在操场上召集了全校三个年级，大约2000个学生听“上山下乡报告会”。会上由五原县城南公社干部侯天仁秘书向我们介绍了五原县的基本状况。当时学生会主席崔晓丽，大队委员会主席赵尔荣都报名申请到农村去。我当时已是大队委员，所以特别羡慕大队长赵尔荣的举动，但因为我年龄小，学校未批准我的申请，所以我还需在校继续学习。
        1968年春天，城南公社侯天仁秘书又来十二中给我们作到五原县务农的报告，这次他还介绍了1965年到城南公社务农的十二中同学们的状况。而就在这次我毫不犹豫的报了名。我们组里的第一批14名学生，全部是来自天津十二中，是主动选择到农村去，是有神圣的使命感，和强烈的参与意识的。而正是靠这种意识及神圣的理想，在还未有成年的年龄从大城市天津投入到无际的黄土高原，我们互相扶助着走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也是靠这种精神我们组里团结一致，积极向上，投入到农村60年代70年代艰苦的环境中。     
         在组长张继兰的领导下，从未争吵及分开过。我还得知我们十二中全体同学都分到了城南公社所属的各大队，这时我们才意识到天津十二中是城南公社定点的其中一个学校，也注定了我们与喜娃村的缘分。
 
 
          理想与现实的冲撞
 
        喜娃村的知青都是出生及成长在天津这个城市。天津自1860年开埠后，建立了工商口岸，到了十九世纪末，天津已有一百多家中外银行，成为中国除上海外的第二大城市。
        天津十二中学坐落在天津英租界现被称为“五大道”的常德道上。在十二中就学的4年来，每天在上学、回家的路上，分早、中、晚我穿梭在五大道形状各异的风貌建筑之中，经常令我驻足欣赏并引起我对房子及房主人的神秘感。喜娃村的天津知青都是居住在学校附近的英租界或法租界的洋房里，过着与当时中国农村贫困恶劣条件行形成大反差的优越城市生活。
        1949年，生活在租界地的家庭，大多数属于“非富即贵”的达官贵人。喜娃村18个知青，大多数出生于天津的名医，清朝的贵族，知识分子及干部家庭。出生于这些家庭的子弟，没有经历过生活的困苦，不知真正的贫穷是什么滋味。从出生到长大，他们都生活在富有小资情调的租界地，认为生活是美好的，理想主义的情怀在我们心中澎湃。认为“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就是投身到革命事业中。1968年5月份，国家当时并没有要求我们到农村去，我们都抱着“参加建设新农村，战天斗地”的心情报名，毫不犹豫的到公安局派出所注销了城市户口。60年代城乡差别极大，我们没有经历过苦不堪言的农村生活，反认为我们城市的生活太平庸，要冲出去，去干一番大事业。没有经历，也就没有比较，没有感知到城市户口决定你今后的生活质量，决定你的教育，决定你的婚姻，并给你带来安全感。
        1968年7月8日早上，我背着国家发给我的棉服装愉快的走出了家门奔赴天津火车站。父亲送我到家门口，我第一次看到父亲这样的一位硬汉流出了眼泪。直到十几年后，我才明白，父亲当时是以一种生离死别的心情与我告别。
        天津东站，站上已经站满了送行的亲属及老师和同学们。当火车站响起了火车要启动的铃声，车上车下哭成一片，而我们一路上欢声笑语，高歌猛进的到达了五原县刘召火车站。我们当晚住在五原县城里的一个大车店，五原县城当时没有柏油路，主街也是不到100米的土道，满眼望去都是土坯房。到达五原县城的第二天，喜娃村的队长王秀生，民兵范连长及车倌姚奎驾着辆马车，把我们接到村里。村里给我们盖建了新的土坯房，我们每个人将携带的行李放置在大通铺的土炕上。窗户三分之二是用纸糊上去的，剩余的部分是一尺多长的六寸宽的三块小玻璃镶在上面，这样能使光线透进室内，这与天津所居住的豪宅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呀！但是这种高反差，反而给我们这些单纯的城市孩子，带来了新鲜感，我们急不可待的想体验农村火坑的感受。晚上队里招待知青给我们煮了一锅羊肉，我们几个女知青，对给我们做饭的五保户吕大爷讲，这羊肉太膻了，我们在天津根本不吃，殊不知，后来在较艰苦的几年中，我们连羊杂碎也吃不上……。
 
 
              夏季割麦
 
         在喜娃村安置下来后，第二天我们就手提镰刀去割队里的麦子。队长领着我们来到田头，望着一望无际的麦田，脑中浮现出在学校上学时我主抓大队委员会的文体工作时的场景。当时文艺演出中有一个舞蹈叫“丰收舞”，歌词是“太阳呦，一出呦红满天唻，手提镰刀，割麦忙……”，这是很欢快的歌舞，能带给人愉悦浪漫的意境。但接下来繁重的劳动让我们深刻的体会到“赤日炎炎似火烧……”，“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真实体验。
         割麦的时间漫长，大约一个月的时间，早上天不亮就出工，西北地区日照时间长，晚上九点钟太阳才西下。在割麦期间，每天在地里劳作大约十四个小时，早上起来是踏着露水割麦子，半条裤腿都是湿的；午饭后在田里就是烈日炎炎，烈日下，室外温度可达40多度，我跟在村里最实在而且能干的壮男——苏二来后边割麦子，跟在他的后边，我们这组就割得最快，割到地头回头张望被我们甩在后面的社员，心里甚是洋洋得意，哈，真是典型的个人英雄主义呀。
        当时还处于少年时代，身体的柔韧性是最好的，但是每天身体呈90度弯曲，在田间超负荷，超出人体极限的强体力劳动，感觉身体四肢就像挪位了，身体四肢及腰部都疼痛难忍，老乡称这是拉跨了。在割麦期间，有一次午饭后知青躺下午休，当时队长发现知青没出工干活，赶到我们住的房屋，挨屋叫我们起床，怎样也唤不醒。当时累的真是半昏迷状态，后来大约下午4点钟，才醒过来，起来又去地里干活，每天都是挥汗奋斗在麦田。我穿的蓝色衣服，背后呈现出一圈圈白色的汗渍，就像村里的盐碱地一样。
        长达一个月，旷日持久的喜娃村割麦，是我人生经历最累的农活。我们知青不是自虐型，我们之所以坚持，就是因为当时那个年代理想主义的教育，让我们思想意识充满了正能量，这也是我们在农村如此艰难的环境下，没有丧失意志的根本动力。
        麦收结束后，队长马二小，要求知青女娃娃们下午出工跟他到瓜地里摘西瓜并告知每个人拿一个饭匙。我们到了瓜地里，时间不长就将所有西瓜搬上了毛驴车，然后马队长挑西瓜，打开后让我们吃。坐在田头，吃着西瓜，聊着天，很惬意。太阳西下前赶着毛驴车回村，一路上我们这些女知青，不停地找隐蔽的地方如厕……。许多年过去后，我们才理解马队长的良苦用心，其实他就是为了让我们缓冲一下身体。现在虽然马队长早已作古，但是他对我们的关心一直让我难以忘怀，而且村里的马队长及后任的老王队长、侯队长、范连长等及众乡亲对我们的关怀及帮助，至今也难以忘怀。感恩之情，永远铭记在心。
        几乎长达一个月漫长的夏季割麦结束后，队里立即投入新的生产环节，将割好的麦子捆好运回到场面，进行碾压脱粒程序。跟随队里车倌运麦子的活儿是比较轻松的农活，因为大多的时间是坐在马车上晃来晃去，犹如在卡迪拉克轿车上，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当时我们知青跟喜娃村的车倌们相处的都很好，彼此很愉快。夏季收割的麦子还在场面上等待脱粒，知青与社员们又投入了割稻子的农活中。

         割稻子
 
         五原地处海拔1200米以上的高原地带，海拔高度每上升一百米，温度就会降低1℃,所以五原的天气温度较之天津无论春夏秋冬都会至少低于10℃或13℃,五原县是典型的爆冷暴热的大陆性气候。
         九月进入了割稻子季节。五十年前，九月中旬，五原的夜晚已开始结冰，稻田里的水几乎多半排不出去，我们只能陷在沼泽的冰水里割稻子。当时认为穿上雨鞋就可避免双脚浸泡在冰水中的痛苦，未料到被割过的稻茬子及草茬子锋利的如同刀子，不小心踩在上边，锋利的稻茬子穿透雨鞋甚至扎上脚，瞬间雨鞋就像沉船一样灌入了大量水，无法行动……。后来我们向社员们学习，在球鞋外边捆绑上草如同草鞋，但也是无济于事，于是索性就穿着球鞋进入泥水地里割稻子。漫长的割稻季节又开始了。随着天气一天比一天冷，后来干脆就是站在冰渣子的稻地里割稻子。清晨脚踏入冰水里，寒气从脚反射到头部，感觉头皮发麻，大约半个小时后才能适应过来的。当时真有如同京剧“红灯记”李玉和唱词“筋骨碎”的感觉。
        五原地处中国西部地区，晚上八点钟夕阳还没有完全隐去。白天在稻田里忙碌的时间大约是10-11个小时。喜娃村的割稻子是我务农时期干过最苦的农活，终生难忘。
 
         养猪
 
        村里的水稻种植，到1969年第二个收获季后，由于水田导致农田盐碱化，于是便停止了水稻种植。
       1969年的秋收后，城南公社要成立“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队长是呼市知青王景波，他负责招收宣传队人员，队员基本上都是下乡的知青，我也报名要求参加。在大队部里，凡是报名人员要展示自己的才艺，我就跳了一段《飒爽英姿五尺枪》的女民兵舞，这是十二中的文艺节目，当时王景波表示“还行”，回去等消息。结果反馈的信息是“家庭出身有问题，政审不合格”，没被录取。我心里为此感到很压抑，不能与其他同学诉说，情绪很低落。
        就在此时，村里养猪的老汉高赖向队里提出给他多增派一个人，他忙不过来，我立即向马队长提出我去。为此马队长表扬了我，这个女子不怕脏。其实，我也在打自己的“小九九”，喂猪有两个目的：第一，这活儿没干过，可能有点儿意思，再者也没那么累。第二，当时农村不仅是物质匮乏，文化层面也很匮乏，唯一接触到的就是“人民日报”、“巴彦淖尔报”和“五原县小报”（知青经常看不到报纸），由于大队及小队管事之人都可以到公社邮电站去取报，养猪的场房与公社大院就一路之隔，自从我养猪之后，只要县里的长途车到达喜娃村供销社，邮电站的齐三海就取走报纸及信件，大约一个小时之后，我就会到公社取走大队的报纸，保障知青获得精神食粮。
        养猪饲料房不到六平方米大，安置了两个烧柴的大锅，两个大缸一个磨豆腐的石磨。当毛驴拉石磨时，人与毛驴经常碰撞，为了更多的空间，我建议高大爷负责两个烧柴大锅，我负责剁菜，我手持两把大刀左右开弓，剁碎两大锅菜也非易事。每天不断的从井里挑水，从田地里挑菜，剁菜，煮猪食，喂猪，做豆腐等，一天下来很累，所以说喂猪并非轻松之事。
        那年深秋，一头老母猪生产了十个小猪崽儿，每天喂食，老母猪不许我们靠近，而这些小猪队里是要卖出去的。这时村里的兽医王小保到猪圈来取小猪，高大爷叮嘱我不要跟着进去，因为老母猪急了可以咬断人的脚。我小不懂事，不以为然，紧跟着王小保进了猪圈。猪圈大约有250多平米，王小保刚抱着一个猪崽儿，老母猪就吼叫着狂奔过来，急得我和王小保在猪圈里转圈，王小保突然窜上了两米多高的土坯墙，我还在猪圈里与老母猪转圈，王小保在墙头上喊我赶紧上墙头，当时别无选择，我大喊了一声竟然也冲上了墙头，将不可能的事变成了可能，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我悟出了一个道理:用积极的态度压倒一切的心态去面对逆境中的困难，会将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这个信念在我后来的人生经历中，在面对许多认为不可解决的困境中，起到了至关紧要的作用。
  
 
        饿其体肤 空乏其身
       
抗严寒
 
         内蒙高原的冬天是四季中最恶劣的季节——最低温度接近零下40度。
全组知青满员的那几年，尽管门窗不严实但没有寒彻透骨的感觉。在居住的土坯房里烧火做饭，按照村里人的说法——炕暖屋就暖，晚上睡在暖炕上，在寒冷冬季的夜晚便可安然入睡。
        随着组里的知青陆续的被选调到城市，到1972年秋天以后，组里还剩下赵伟霞，夏道华，和我三位女同学，由于家庭出身造成政审不合格，我们没有资格选调到城市。
        1972年的冬天，夏道华，赵伟霞回天津探亲，我没有回去。当时因为一个人吃饭，烧柴有限，于是炕总烧不热。凉炕容易倒烟，经常弄的屋里烟熏火燎的，打开门窗放烟，室外零下几十度的冷风立刻冲进屋里，这样每次做饭就像战斗一样热闹。后来索性我不烧炕做饭，改用火炉做饭，每天晚上睡觉带着棉帽子，穿着绒衣、绒裤盖着棉被。天亮后感到四肢是凉的，眉毛结冰，揭开炕席一看，炕上一层冰霜，这情景至今难忘。
        后来自救的办法是，晚上去暖屋热炕的老乡家串门，待到感觉身体暖和了再回家睡觉。
 
抗饥饿
 
          在插队务农的岁月里，饥饿与极端的严寒、繁重的农活相比，更是我人生中最难以承受的经历和体验。有过这种经历，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感受。
        也是1972年冬天就剩下我一个人，我就像一只饥饿的狼一样到处觅食（现代人称其行为是蹭饭），当时村里至少有五家被我蹭过饭。
        在喜娃村，曾给知青做饭的五保户吕大爷家就是我蹭饭吃的主要据点。吕大爷是位五保户老人，住在队部会议室。我们爷俩隔三差五聚在一起吃饭，这年冬天，一个晚上我到了队部，坐在灶台旁边的柴火垛上，吕大爷对我说:“我给你做点好吃的。”我眼巴巴的望着吕大爷烧火，烩菜，将莜麦面在胳膊上搓成一个一个的窝窝放在烩菜上，这一锅饭大多被我吃光，吃饱后幸福感油然而生。第二天与村民一起干活时，有人笑着问我:“听说昨晚吕大爷给你做了莜面窝窝，你知道这个老汉一年365天都不洗澡吗？”我给予不了任何回答，因为当时饥饿取代了任何的感觉，一切都视而不见，只要吃饱了就好！

　　 那个年代，村里各家也过着贫困的生活，我就到美星九队、美星六队、美星二队的知青家去串门蹭饭吃。记忆最深的是去美星六队知青家做客，女知青刘新媛接待了我。她是1965年插队的知青，她的屋里是暖的，土炕是暖的，使我感到很舒适。她给我炸了油糕，做了香软的酸糜子米饭，酸菜烩土豆，让我惊奇的是她用了2斤白面与山西来的商贩换了一小盆红彤彤的海棠果，使我更诧异的是还看到了六队男知青邓承修在读《唐诗300首》，这生活过的真是富有诗意！我问忙里忙外的刘新媛:“做饭不烦吗？”她回答：“吃都嫌烦还活着干什么？”啊！这一句话我受用了一辈子，65年老知青对生活这种乐观向上的态度使我震撼也教育了我。至今我都没有忘记不论面对任何困苦的环境，也要活的像样，活的精彩……。此次拜访六队知青后，不愿意做饭的惰性行为有了很大的改进，因为我也要像他们那样，活的像样，活的精彩。
 
无医无药
 
        在村里务农期间，知青生病时，老乡们会用他们的土办法，给我们在身体上刮痧，手指上放血，或者拔罐子，确实有效果，这在当时改善了农村无医无药的状况。
        去年在五原县农耕展览馆参观时，看到一组50至60年代农民摇耧种庄稼的塑像，对我触动较大。
        1973年的春季播种季节，我与夏道华还有村子里的几个女子，相跟着村里的几个中年庄稼把式去田里，摇耧播种春小麦。收工后，我窜上了队里牲口中最高大威猛的大骡子，爬上大骡子背后，没有带嚼子的骡子开始发威狂跳，将我头朝下的抛了出去，我头触地后就处于休克昏迷状态。当时相随的老乡都陷入恐惧之中，村里几年前，有位老乡头朝下从运送麦子的大车上掉了下来，扭断了脖颈2小时就去世了。当时真是万幸，我十几分钟居然醒了过来。
       回到家，衣服摔烂了，头部剧烈的痛，脖子受重挫，肿了起来，四肢都是伤痕。没去医院，静静的在土炕上躺了4天，等待身体的恢复，这次事故造成了头痛后遗症，此症状三年后才消退。此次事故后，我发现自己心理变得成熟了，强大了起来。没有自怜自弃，就一个信念:赶紧好起来，下地干活挣工分。时至今日天津的家人都不知曾发生过此事，但我终生难忘。
 
       学生转向农民的锐变
 
        喜娃村的乡亲们生活在生于斯、长于斯的内蒙古黄土高原上，尽管面对高原恶劣多变的春夏秋冬气候，面对落后贫穷的生活环境，面对不离手的使用的最原始的生产工具，从事着超出身体极限的强体力劳动，但是他们能以一种从容坦然的态度，周而复始的生活繁衍在他们赖以生存的这块土地上！
        在极端贫困的环境里，那份坦然的面对，从容淡定的生活态度感染及影响了我们这些知青，农民乡亲们吃苦耐劳，生生不息，从容面对一切困境的特质，潜移默化的积淀在我们知青的骨子里，使我们这些充满理想情绪化的青葱少年，逐渐的锐变成拥有脚踏实地的农民特质基因。
        在喜娃村度过的6个年头，是我人生成长经历中最为跌宕起伏的6年。到喜娃村的1个月后，我父亲就被隔离审查，我从“革干家庭”子女变成“历史反革命”子女，直到1978年，在10年后父亲的追悼会上，父亲才得以平反，恢复名誉。由于父亲在天津做地工期间传送出许多有价值的军事情报，受到野战军的嘉奖，但当时他本人也不知道。父亲1970年迫害致死，父亲的去世我感觉天就像塌了下来，这个世上最呵护你，最疼爱你的人走了，而就在那时我认为人生最大的不幸就是少年丧父。
        从1971年至1972年，送走了组里一个又一个的同学选调到城市去工作学习，这也是我人生最为低落的时期。在喜娃村的6年里，面临着人生中多次受到打击的逆境。我仅能依靠自身的正能量慢慢的修复自己的心态，修复好了就能以一个更强大的姿态出现，在这个修复的过程中，我的性格变得更为坚强，信心更加坚定。
 
 
         感恩喜娃村的乡亲们
 
        到喜娃村插队落户至今已50年，我们从少不更事的学生经过脱胎换骨的改变转换成农民，并将农民脚踏实地务实吃苦的精神基因融入到我们的世界观及价值观中，使我们的人格品质日臻完善。当我们走出喜娃以后，我们又都各自在不同的岗位上努力工作，做出了新的成绩。
        当我们从中年步入老年，随着心智的成熟，对事物的感悟也会有更深层次的理解。
       回想当年喜娃村的乡亲们把对知青默默的呵护与关怀视为他们应尽的一份责任。尤其是我们3个出身历史反革命家庭的子女，当时不被社会认可，不被接纳甚至已经习惯被拒绝，当时唯一可以得到心理安慰的便是乡亲们对我们始终如一的爱护。同时也就是这份没有利益杂质的态度，激发了我们自身的正能量，我们没有自暴自弃，以健康的心态生活下去。这些我们永远忘不了。还有更值得一提的一件事，就是当时因为我大姐王玫选调政审不合格，即使是包头石拐子煤矿86处，这很恶劣的工作环境，也不被接纳。 村里的队长李丑旦与大队的干部据理力争，李丑旦在大队部与其他干部争辩时，激动的音容至今还清晰的浮现在我眼前，他争辩到：“咋地了，不是重在政治表现吗？王玫表现很好，她已经二十五六岁了，村里的妇女这个岁数已经有2——3个娃娃了，这次必须让王玫走，不能耽误她的婚姻！”他朴实无华的语言打动了其他干部，终于为王玫争到了实属不易获得的招工名额，王玫也是几十年后才知道有这样一个情节……,每每回想到这些，我们都激动不已。
       事业的风声水起，不是我们人生的全部，喜娃村清贫的生活，那种单纯带来的美好，始终不能忘记。
        知青与村民们共同走过的一段艰辛困苦的岁月，是我们那一代人的经历，也是我们不能忘记的过去，它将激励着我们永远向前。
 
个人简历：王珊（女）1951年6月6日出生
学历
1964.9——1968.8   天津十二中学
1974.11——1977.9  天津师范大学外语系英文专业
1980.9——1981.7   天津大学华北高校教师英文口语班
1983.9——1985.7   天津外国语学院高校英语教师研修班
1988.3——1989.12  澳大利亚悉尼Rockdale英文学院
1995.3——1997.3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立大学语言学硕士
 
工作经历
1968.7——1973.5   五原县城南公社美星小队务农
1973.6——1974.11  河北省大城县童于公社知青组务农
1977.7——1978.12  天津远洋公司英文教师
1978.12——1988.3  天津理工大学外语系英文讲师
1990.1——1996.5   澳大利亚WAEL公司董事
1996.5——至今     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
                   诺克顿酒庄中国地区销售总监
 
　　　　　　　　　　　　2018年3月13日
 

              　　　　　　　　　　　　　姐妹

                         　　　　   　　　　　李淑萍

        

我的姐姐李淑娟是1968年来到内蒙古五原县城南公社美星一队插队的知青。1969年，我初中毕业后，和表姐李芬，丁向明，李湘一同投奔姐姐，在美星二队落户。

        在最美的青春年华里，我们一同经历了人生中最艰苦的劳动锻炼。回想起来，当时的条件是艰苦的，物质是匮乏的，但我们的精神是快乐的。因为我们年轻，我们有青春作伴。繁重的体力劳动，艰苦的物质生活，锻炼着我们的意志，树立了我们这一代人特有的人生观、价值观。有这几年的磨练打底，我们在漫长的人生路上，互协互助。我们不仅仅是血脉相连的姐妹，更是志同道合的伙伴、朋友。

　　我的姐姐李淑娟从在农村插队时起，就吃苦耐劳，努力上进。1971年，她选调到呼和浩特上学。毕业后分配到呼和浩特小学教书。后来在呼市成家，工作，结婚，生子。她把她有限的生命和内蒙这块土地紧紧的联系在一起，为内蒙古的基础教育做出了她毕生的努力。

        2003年，姐姐患上了糖尿病综合症。可是姐姐依旧带病坚持工作，直到突然眼睛看不见，后来在内蒙一个知名的老中医医治下才有好转。就这样，不顾我们大家的劝阻，她依然没有停下工作的步伐。她当时带着一个班的学生，从一年级已经带到五年级，她最朴素的想法，就是把这些孩子带到小学毕业，因为已经带了五年。可是疾病是无情的，2003年底，她又一次病倒，这一次，她再也没有站起来。与病魔顽强的斗争了两年后，于2005年夏天不幸逝世。

        在她的追悼会上，我们才知道她曾经获得过这么多的奖励和荣誉。可是她从没有和家人提起过。可以想象得到，在这些荣誉的背后，她付出了怎样的艰辛，多少的努力。她像蜡烛一样，培养出学生，燃烧了自己。

        姐姐去世后，对我的打击很大。从我插队去内蒙，我和姐姐一同渡过了生命中最好的年华。她没有等到退休回天津养老，也没有看到她最疼爱的儿子结婚成家，她把她最美好的青春和有限的生命，永远的留在了大青山脚下。

        2015年，是姐姐去世10周年祭，也是65年老知青下乡50周年纪念。亲爱的姐姐，你如果地下有知，你会看到，半个世纪过去了，你的知青伙伴以怎样的情怀，重新聚集在咱们的第二故乡，你终身劳作的大地，会永远记住你。记住我们每一个海河儿女在这片土地上留下的历史印迹。

      

　   (该文章刊登在《梦蹉跎—情系河套川》中)

个人简历:李淑萍，女，1952年6月30日出生于天津。1965年9月至1969年5月在天津实验中学(原天津师院附中)读初中。1969年5月到内蒙五原县城南公社美星二队插队。1972年I0月选调到包头内蒙二机厂工作。1980年调回天津轧钢一厂工作至退休。

 

个人简历:李淑娟，女，(1949-2005)。毕业于天津十二中学初三四班，1968年7月8日下乡到内蒙古五原县城南公社美星一队。1971年年底选调到呼和浩特市师范学校，1972年3月分配到呼和浩特锡林南路小学，后又调到苏虎街实验小学。

 

 

 

　　　　　　　　　　　　　知青五姐妹

    　　　　　　　　　　　 李芬　李淑萍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全国掀起在校学生到农村去的上山下乡运动，尤其是老三届，一个不留，全部下乡。做家长的都慌了神，孩子们在城市长大，没有去过农村，实在放心不下，于是长辈们兄弟姐妹几人在一起商量办法。黄家花园老李家是大户人家，住在静远里六号院子的三层楼里，九个兄弟姐妹的三兄弟都住在一起，上山下乡几乎波及到了每一个家庭。长辈们商议后，决定让几个孩子搭伴走，这样互相有个照应。68年7月，66届的李淑娟积极的与十二中的同学下乡到五原城南公社美星一队，是我们大家族中第一个下乡的人，随后66届的李湘在68年9月也投亲靠友来到美星一队李淑娟组，69年5月4日，68届的李淑萍，丁向明，李芬也投亲靠友来到城南公社美星二队。两个队距离一里地，很近，姐妹们在一起有个照应，这样长辈们也放心了。那一年十七八岁的我们姐妹五人成为了知青，开始了农村广阔天地的作为。

      在城市长大的我们，对农村的一切都是陌生的，我们在生活中学习，在劳动中学习。一年四季的农活我们都干过，除草，挑粪，割麦子，割麻，拉圪子，挖渠，插秧，脸晒黑了，手上磨出了茧子，衣服破了自己补，被子脏了自己拆洗，吃饭没有菜我们就着盐水照样吃得香，甚至没有面做饭，煮麦子仁也能填饱肚子。艰苦的生活磨练了我们，我们从身体瘦瘦的学生变成了又黑又壮的劳动者，脸变圆了，身体强壮了，不仅学会了农活，更学会了吃苦。在恶劣的环境下，艰苦的劳动，培养了我们勤劳、踏实、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精神，正是依靠这种精神，在我们以后的人生道路上，无论遇到再大的压力和困难，我们都能面对，都能挺过来。记得第一年回家探亲，长辈们见到我们个个都胖出半个脸，身子结实了，明显长大了，尤其五姐妹在一起互相关照，互相帮助，长辈们放心了，当然这更证明了当初他们的决定是正确的。                            

      美星一队的知青组是一个团结的集体，有李淑娟李湘在，她们又比我们大一两岁。我们经常去一队知青组，去了就在那里吃饭，把那里当成我们的第二个家，和她们组的同学都很熟悉，也很羡慕他们组。他们都来自一个学校，团结心齐，生活安排得好，事事有人管。这个小组不像我们组那样都是投亲靠友来的，我们小组十五个人来自十二个学校，从初一到高三参差不齐，心也不齐，下乡第二年就分家了。美星一队是公社所在地，我们去公社办事，经常去一队知青组看看，有时他们都下地出工了，我们也会去厨房张望一下，看看吕大爷又做什么好吃的了。记得一队知青组养了一口大肥猪，肥的肚皮都快贴近地面了，站起来都很困难，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大部分时间大肥猪都是躺在地上闭目养神，杀猪时，我们也跟着沾光吃猪肉。

　　五姐妹的身体情况也是不一样的，李淑娟身体好，思想要求进步，能吃苦，样样都干在前，走在前，得到知青组和老乡们的认可，1971年选调到呼市上学，后任小学老师。李湘身体不好 ，很不适应内蒙的环境和知青的生活，总是憋气，喘不上气，应该是心脏的问题，在小组待了近一年就回津看病去了，73年分配天津文化站工作。李淑萍，丁向明，李芬在农村劳作的时间不一，也相继选调，有选调到包头的，也有直接回天津的，我们陆续离开当知青的地方，结束知青生活。然而，几年的艰苦磨练 我们付出的不仅仅是汗水、泪水、血水，而是我们最美好的青春，是一生都难以忘怀的人生经历。2015年8月，我们又回到了五原，虽然村庄还在，但物是人非，村里的很多人都搬到了县城居住，留下的人不多了，年轻人又都不认识，我们都很遗憾。这块土地养育了我们几年，善良淳朴的老乡们温暖过我们，虽然我们后来相继离开，但这里的一草一木都见证过我们的成长，我们也把最美好的青春岁月留在了河套大地。

　　最让我们心痛的是李淑娟在人民教师的岗位上，为了学生，为了自己喜欢的教育事业走完了年仅五十五岁的人生道路，然而我们年轻时的知青生活，艰苦劳作，欢歌笑语永远在脑海回荡。当初的知青五姐妹变成了如今的四姐妹，我们已年近古稀，我们是永远的好姐妹。

   

    　　　　　　　　　　　　　    　　　　　2017/03/27

 

个人简历:李芬，女，  生于1951年10月17日，毕业于天津十六中学，1969年5月4日下乡到内蒙五原县城南公社美星大队二小队(红柳圪旦)，   1971年9月选调到内蒙第一机械厂，1977年调回天津石油公司工作，直至退休。

 

 

                 　　　　　　　　 闪光的年华

　　

       《姐妹》一文中提到的李淑娟，当年是我们知青小组的副组长，主管小组的生活。我们的衣食住行，冷暖温饱她都没少操心。也许因为她是家中长女的缘故，因此管理、安排小组的生活样样在行。不论是做饭，夏天去地里砍菜，秋天腌菜，还是和队里打交道，给组里添置生活用品等，她都是想在先干在前，桩桩件件有条不紊，十分周到。我们都非常信赖和敬重她。

        每次女生们做饭，看着她灶前忙碌的身影，饭好了，大多是她在男生窗前喊一声：“开饭了。”男生便打回饭，大快朵颐地吃起来。每逢组里改善伙食，像包饺子，炸油糕、熬鱼，她和女生们都让男生先吃，並保证让他们吃饱。平日里她和女生们经常一起给男生洗衣拆被。她性情爽快，干活麻利。挑水本是男生的活，但只要看到水缸里的水不多了，她都挑起水桶直奔井台，谁都拦不住。

        李淑娟干农活更是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队里社员评工分，每次她都被评为女社员中的最高分7分，这也是老乡们对她的肯定吧。回想起下乡那段时光，我们组始终团结互助，和睦相处，这自然与小组每个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但更离不开张继兰、李淑娟的带动和影响。 

　　1971年，她被选调到呼和浩特市上学，毕业后分配到该市小学任教，直至2005年病逝。这三十四个春秋，她把自己的生命融入了内蒙古大草原，为了内蒙古义务教育时段的小学基础教育奉献了生命的全部，她把人生中最美的青春和闪光的年华，永远留在了大青山脚下。

　　一名小学教师，在远离家乡的都市，立足于三尺讲台几十年。呕心沥血，辛勤耕耘，收获了一批又一批的丰硕成果，可谓 “桃李满天下”呀！

        可谁又知晓，这些成绩和荣誉的获得，她克服了多少个困难，又付出了怎样的艰辛。

        当年已身怀六甲的李淑娟代表苏虎街实验小学做教学观摩课，这充分说明学校对其教育教学能力的认定。

        曰常工作中，身为班主任的她，处处身先士卒，想在学生前，做在学生前。例如，每次做扫除时，她把提前在家准备好的许多抹布带到班里分给学生们使用，供孩子们擦门窗，擦玻璃，擦桌椅等。这样的认真负责，这样的细心周到，得到了广大老师们的称赞，所带班级被评为校级、区级优秀班集体，本人也多次被评为校级、区级优秀班主任，德育先进工作者。

        后来身患重病的她被查出眼底出血时，仍坚持在教育教学第一线工作，病事不辍勤教。当时作为年级组长的她，在每学期开学初都认真制订教学工作计划，期末认真撰写工作总结。而她写的书面材料的格式形成了一定的风格特点，其模式被全校各教研组老师们所效仿。

        由于各方面表现突出，业绩卓著，为了发展全市小学教育，提高整体素质，上级局党委做出新的部署安排，准备调派李淑娟去新的学校新的岗位，提升她担任教导处主任。但由于她热爰本职现岗的一线工作，舍不得离开一直耕耘着的这块沃土，所以她一直坚守在原岗，直到最后一刻，这显示了她的崇高境界。我们非常理解她：因为她热爱学生，她离不开学生。

        李淑娟是家中的长女，多少年来，她从没考虑过个人及家庭的利益，从没顾及到年迈的慈爱的父母及妹妹的需要，从没产生过想调回天津的念头，而是一直坚守在呼和浩特市。

        这，是一种执着；这，是一种信念；这，是一种师德；这，是一种奉献！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李淑娟用她的一生，同样也铸就了自己纯洁无瑕的灵魂。“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难道不是她一生真实的写照吗？

        2005年李叔娟不幸病故。十三年来，我们小组同学始终沒有忘记她。曾经几次相聚时提到她，大家总感到有一种缺憾，想起当年她那风尘仆仆、干劲十足的样子，她那尽心尽力、任劳任怨和为大家跑前跑后的服务热情，我们都纷纷赞扬她，同时也因失去她而感到非常难过。

        在我们的心中，她永远是飞翔在草原青城上空的一只鸿雁，她更是家乡津城母亲河涌起的一朵美丽的浪花。

　　我们永远记住她。

     

　　　　　　　　　《喜娃知青组》全体同学；供稿：徐庆春＼常金坤；执笔：刘金安

               　　　　　　　　　　　　　　　　 2018/3/10

 

个人简历:常金坤，女，1949年出生。毕业于天津市十二中初三四班，1968年7月8日上山下乡到内蒙古五原县城南公社美星一队，1971年年底选调到呼和浩特市师范学校，1972年3月分配到呼和浩特苏虎街实验小学，2004年7月退休。

 

 

                     出河工札记

                       王小诚

知青生活中的许多往事，留在记忆中，而出河工挖水渠的经历尤其印象深刻。

    我下乡四年出了三次河工。出河工是比较艰苦也是非常累的活计，在当地社员看来，能胜任出河工的任务是一个壮劳力成熟的标志之一。我做为一名知青能完成出河工的任务，自已既得到了锻炼也得到了当地社员的认可和称赞。

                

 一、挖总排干渠

 

总排干渠是巴盟的总排干渠，且有很长的历史，据当地社员介绍，抗战时期傅作义部队利用总排干渠和日本鬼子打了一大仗，取得了胜利。这条渠又高又宽，出这次河工需要干十多天，当地社员有的坚持不下来都累跑了，可想而知任务的苦累程度。当时挖渠需用掘锨上土，一挑儿就是二百多斤，我负责来回挑土，渠高坡陡，从渠底挑到坡顶感觉自己的心都跳到嗓子眼儿了非常难受，肩膀磨出了血疙瘩，但我一直咬牙坚持下来没有退却。

有一天出工时，我肩扛的掘锨不小心从肩后滑下，锨刃把我的左腿肚子切了个大口子，鲜血直流，我简单的包扎了一下，强忍钻心的疼痛一瘸一拐的又继续出工，坚持到完成任务。

                

 二、挖排水渠

 

这次出河工正是冬天最冷的时候，给人的感觉真是天寒地冻。平时穿的棉服都不能御寒，只好找别人借了件儿光板大皮袄，戴上皮帽子，就这样的装束，出工收工的时候都冻得受不了，可干起活来相当卖力气，只穿一件秋衣都不觉得冷。

这次出河工除了挖土方，我还负责用土炸药炸冻土层的任务。这冻土层有一米多深，用铁锨无法挖动，只有用炸药炸开才能进行下一步的挖掘工作。这个任务要比别人出工早，也有一定的危险性。我早早的来到工地，在头一天打好的几个炮眼儿的地方填好药，用土堵结实再逐个去点燃炮捻。由于天冷风大用火柴无法点燃炮捻，我只能点着香烟用烟头去点才行。听着前边已点燃的炮捻发出了“嘶嘶”声，再点后面的炮捻时因烟灰挡着不好点，心里还真有点紧张，总算干的比较顺利。但是别的队出了一段插曲，他们出工晚了，我们都在挖土，他们来后才放炮炸土，当时有一炮眼儿没弄好，点燃后炸飞了铁锨、撬棍、炸的冻土滿天飞，我们赶紧就地趴下保护自己，过后发现我放在地面上的皮帽子砸出一个洞，好险呀！没受伤。经过这次冬季河工我也学会了吸烟，直到三十多年后才戒掉。

               

 三、黄河淘水筑堤

 

每年春季，黄河水势大，汹涌的黄河水多角度冲刷堤岸极易造成堤坝受损，需及时的筑堤抢修。

1971年春季淘河地点在五原和前旗交界的地方，上级发出紧急通知要求每队出三个人去黄河工地，我被派前往。我们一行三人赶了一辆毛驴车，拉着粮食、柴禾和铺盖等前往离我村四五十里地的工地。当走到半路时车胎慢慢的瘪了，我们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又没有修车的工具，只好凑合着走了几里地，这时天已大黑，正巧路边有个工厂，我们说明情况后在工厂内修好车並睡了一宿，第二天赶紧赶路，临近中午赶到了工地。其他社队的人们已经干了一天，已挖两米多高，给我们留的活越来越多。这次安排我们居住的村子离工地有四五里路的距离，为了抢时间赶进度，我们几个人商量就在工地边搭个简易棚居住，这样可用省下的往返时间多干活。天黑后，别人都收工回住地吃饭休息，我们就在地上挖个灶眼儿放上锅做饭，饭后又干了一大阵儿才挤在棚子里休息。棚子四下漏风，只能遮挡点露水。睡到半夜被冻醒，看到处边挺亮的，以为天快亮了，我们想早点出工多干点儿，干了一大阵儿天还没亮，但我们已经很累了又回到棚子里休息，当听到外面有动静后，赶紧弄点吃的又干了起来。经过一天的追赶，我们才和别的工段拉齐进度，又用了一天半的时间圆满的完成了任务。为了完成任务我们几乎是连轴转很少休息，当回到村里后社员见到我们惊讶的说：“你们才出去几天人就瘦了一大块。”

　出河工虽然艰苦，但也锻炼了身体磨炼了意志，而且进一步加深了我们与社员的相互信任和友情，更学到了他们的纯朴厚道、实在、肯干、不怕苦与累的精神，这些都使我深深地爱上了这块土地和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这也是我在选调初期决心不离开这块土地的初衷。

 

2018/1/10

个人简历:王小诚，男，1951年1月出生，1967年毕业于天津十二中初二九班。1968年7月8日到内蒙古五原县城南公社美星一队下乡插队。1972年7月选调到天津师范学院数学系上学。1973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5年7月毕业分配到天津市河东区教育局工作，1982年任副科长，1985年任科长，1996年任副局长。2003年调河东区委党校任常务副校长。

 

 

 

               　　　　　　　　喜娃村的九年（一）

　　　　　　　　　　　　　　　　夏道华

 　　我们知青点的房屋就坐落在公路边，房后邻居是本村李根小一家，李英英、李改英是李根小的妹妹，这一家人，既朴实又善良。

　　自从我们落户到喜娃村后，知青点变成了他们几个和其它小伙伴们经常来玩儿来聊天的地方。

　　根小的父母很热心，无论有什么事情总是有求必应，从不厌烦。有时家里做了什么好吃的，也会让英英或根小送过来。日久天长我们和英英根小的关系越来越好，我从心中庆幸有这么好的邻居守护着大家，真好。 

记得有一年深冬季节，我不小心患上了严重的感冒，除了浑身疼痛外，伴有严重的咳嗽，而且咳嗽越来越重，夜里也不能正常休息，总是咳嗽不止，并且咳的痰中带血。我正不知如何是好时，李英英自告奋勇的说给我拔罐儿，当时我听后稍微有些犹豫，“她比我的年龄还小，能拔的好吗？”可转念一想，试试也可以，万一治好了那就更好了，于是我欣然同意了。她跑回家拿工具，让我自己先和好一块面。不一会儿，她就拿着一个家里捣蒜用的瓦罐来，她麻利的把面团儿团吧团吧，拍成一个圆片，贴在了我的后背上，嘴里唠叨着：“这样不容易烫伤皮肤。”一切准备好了以后，快速划着火柴点燃一张小纸片儿丢到瓦罐里，趁着纸片燃烧的热气迅速扣到我的背部，我就感觉这个罐子越吸越重也越来越热，甚至感到有些疼痛。十分钟后，她轻轻的取下罐子，自言自语的说：“幸亏贴了一块儿面，否则肯定会起泡。”她这样叨叨着，我也很庆幸她做事这么周到没让我受罪，同时，我也在暗暗的自责对她的不信任。由于只有一个罐儿，它只能不断的重复一个动作，拔罐、起罐，一连拔了三四次，最后临走时一再嘱咐我不要着凉，如果受了风会更严重。她走后，我躺在被子里，感觉很舒服，不一会儿我便睡着了。这一觉睡到了早晨，咳嗽的症状明显减轻了。就这样她连续为我做了几天治疗后，我终于痊愈了。我从心里由衷的感谢英英的好心相助，同时我也很佩服她的细心和超强的能力。 

另外的感受就是我们所在的生产队的乡亲们。大部分人们都很善良、热心、淳朴，对待我们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镰刀用的不顺手时，他们都会主动帮助我们修理；铁锨锈了，他们会主动帮助磨光。总之，他们的点点滴滴，无时不刻不在感动着我。

 1971年组长张纪兰被选调到磴口黄河工程管理局工作后，知青选调工作就陆续形成了趋势。仅一二年的时间里，小组十八位同学大多数陆续被选调和上学，相继离开了小组，知青点里只剩下我、王珊和赵伟遐三个人。我三人基本是由于受出身影响，不在考虑之内，我们只能继续安心务农。每天都会看到和听到某某人上学了，某某队知青又被选调了，但是我们三个人都能面对现实。王珊是一个性格比较开朗的人，而且时不时的开点儿小玩笑讲点儿小笑话，调节我们的生活气氛，偶尔还会带着我走出去转一转，可以说他是我们三个人里的智多星。

　　她还没离开小组时，我们一起去过王玫大姐和徐庆春工作的地方玩一玩，既放松了心情也很开眼，总之和他在一起的日子我们很开心。伟遐虽然有些笨手笨脚，可脾气、心眼儿很好，所以我们三人一起生活的那段日子很和睦。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不久，王珊在家人的安排下，回了老家。

伟遐的父亲返津后伟霞也很快回到了天津，知青点的四间屋子只剩下我自己了，当时我很茫然。十八人的小组，转眼剩下一个人时的那种空虚真是难以用语言来描述，那种孤独，只有自己来感受。但是孤独归孤独，日子还是要一天天过下去。

　　从那儿以后，我每天都会在心里鼓励着自己一定要坚强，十八人的时候能过，那么一个人的日子也能过，而且还要过得更好。因为不知道自己今后能否有选调的机遇，什么事儿还得从长远想。首先要安排好自己的生活，为了来年房屋不会漏雨，我决定自己把屋顶抹好。于是我就自己推土弄枳子和泥，然后再把泥一锨一锨的用力甩上房顶，再从猪圈旁爬上房顶一抹一抹把泥抹平。看着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房顶抹平，我心里无比的高兴，虽然累一些，但是住起来很放心，同时也提高了自己的生活能力和信心。

　　那时，队里菜地的蔬菜会给大家分些，例如：黄瓜、西红柿、圆白菜等。有时分的黄瓜太多一时又吃不了，我就用组里原来腌肉用的坛子把黄瓜腌上。由于我放的盐多一些，所以黄瓜腌的又脆又绿，社员们都很爱吃，没用多久一坛腌黄瓜就被大家分享完了。看着乡亲们这么喜欢吃我腌的咸菜，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虽然小组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看似孤单的我并没有感到太多的孤单，而是有了更多的爱。就在伟遐走后，王凤英(乳名毛黑眼)是一个非常阳光的小姑娘，爱说爱笑也爱哭，唱歌儿很好听，经常和我聊天儿讲笑话。她抱着铺盖卷主动和我来作伴儿，而且还会时常带些家中好吃的给我，我也会自己动手做些月饼给他吃。

　　还有一件事是我终身难忘的，那就是在我劳动受伤后，她像亲姐妹一样的照顾我。她为我做饭，做一切的一切，做出的细细面条儿温暖着我的心，到现在想起倒炝锅儿的面还是那样的香。后来她和本村的社员郭玉栓喜结良缘。

　　我又得到另外一份爱，房左边儿的邻居王改莲妹妹也是个热心肠的人。她虽然年龄不大，但是特别勤快，而且会照顾人。自从毛黑眼儿结婚后，她考虑到我一个人的安全，主动和我来作伴儿，而且有时还是帮我打理自留地，如种麦子、浇地、收割等，给我帮了很大的忙。在我一个人生活的时候，我得到过很多乡亲帮助，同时，我也尽我自己的能力回报他们，为他们裁剪衣服。无论大人和小孩儿的衣服，只要我会做，都会努力为她们做好。

　　在乡下的九年里，收获了乡亲们的爱，而在生活的历练中，我学会了面对一切困难，而且我学会爱身边的每一个人。是这片土地养育了我九年，对这里的一切有割舍不断的情结。我爱这片土地，爱这里的一草一木和蓝天白云，更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乡亲们。

     

                                                                    2017/8/17

个人简历:夏道华，女，1950年出生，毕业于天津十二中学初二四班，1968年7月8日到内蒙古五原县城南公社美星一队插队落户。1977年4月病退回津，1977年7月进入和平汽车运输场食堂工作，1979年接任食堂会计工作至2000年退休。

 

       

       

    喜娃村的九年(二)

                        夏道华

 

学做棉布鞋

 

刚下乡时，我可以说除了有一颗火热的心，什么都不会做。当时看到纪兰姐用赵伟遐奉献的旧衣服，扯成一片儿片儿的布片，然后打上面糊，在桌面上铺一层布抹一层面糊，一层又一层，把小块儿的布打成了夹织，放在太阳下晒干后，剪成鞋底为组里的男同学做布鞋。我出于好奇心也跟纪兰姐学做布鞋。

刚开始我连夹织都摆不平，每层夹织都需要沿边，可我总也沿不好，里出外进的……，纪兰姐就帮我拆了重新做，就这样反反复复的拆改总算粘好。纳鞋底也是有技术的，针脚大小要均匀，线绳松紧有讲究。看看纪兰姐纳出的鞋底又干净又漂亮，针脚密而不乱，可我纳的鞋底是因为用力不均匀很难看，纪兰姐就耐心的手把手教我怎么用力怎么下针，一点儿点儿教会了我纳鞋底，在她细心的帮助下，我终于做出了一双鞋。从那以后，我的信心倍增，在她的鼓励和帮助下，为自己做了一双棉鞋。真是穿在脚上，暖在心里。感谢纪兰姐的帮助，没有她的悉心指导和帮助，我怎能学会做鞋呢。

 

                     “五味杂陈”事

  

深秋的一天清晨，天还不亮，王玫大姐、纪兰姐和淑娟像往常一样到厨房做早饭。王玫大姐抢着去揣碱揉面，可当她用手轻轻划开表面的冰层将手向下面一伸时，不禁叫了一声，说是摸到一个硬硬的东西。待她把这黑乎乎的裹着一层面糊的东西拿出来，借着煤油灯昏暗的灯光一看，大家都惊呆了:原来是一只被冻死在面缸里的大耗子。但是一会儿大家就会起床吃饭了，怎么办？纪兰姐果断的决定不要把这事说给大家听，免得影响情绪。

于是，我们大家赶紧忙活起来，擀饼的擀饼，烧火拉风箱的拉风箱，很快就烙出一大摞发面饼。当时看着大家狼吞虎咽地将一大摞饼吃完后，我们几人心里真像是五味杂陈，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当“赤脚医生”

 

还有一件印象深刻的事情，那就是和李湘、刘强华去县里解放军1786部队医院学习针灸的日子。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军区老李医生是怎样为当地老百姓兢兢业业治病的场面。

我们三人加上永星队的李又荣和黄依芬跟着卫生队的邹云灵、申天祥学习针灸术。 这些医生和卫生员每天要接待很多慕名而来的老百姓，为他们扎针灸治病，用自己的辛勤付出努力减轻患者的痛苦，得到当地老百姓的赞扬，这同时也感动着我们每一个知青，于是我们认真地向他们学习针灸技术。

在县里学习期间，王玫大姐还赶着毛驴车为我们几个人送粮食，支持我们在县里安心学习。经过一段学习后，我们也能帮助卫生员们给患者扎针治病，做一些简单的治疗。临归队时医生们送给每人一副人身挂图，希望我们回到生产队能为广大乡亲们治病减轻病痛。

回到生产队后，我们三个人为了能不断提高针灸技术，就每天在自己身体上找准穴位，用银针扎在自己的身上去感受酸、麻、胀的感觉，然后才去给乡亲们做针灸，努力减轻长期病痛带给他们的痛苦。我们三人分别为队里的乡亲们扎过许多次针灸。每当我们回忆起这些往事时，都觉得能为乡亲们做一些事情而感到很欣慰。

 

                     “火烧十年旺”

 

1971年的秋天，正值秋收季节，我和王珊跟车去地里拉豆子。在回来的路上，我们坐在高高的粮食车上，剥了很多黄豆和玉米粒儿装在帽子里，然后在经过宿舍门前时我跳下车，带着剥好的豆子，进到男生宿舍用大灶把黄豆炒熟。等王珊跟的马车卸车回来，我带着炒熟的豆子再跟车拉下一趟。

等到我们第二趟拉粮车回来时，却发现男生宿舍起火了，并且把王小诚的衣服箱子烧着了，幸亏有社员及时发现并很快把火扑灭了，不然后果真的不可想象。后来一看是因为土炕上抹的泥太薄了，土炕的土坯有缝隙，火从裂缝中窜出来引燃了土炕上的木箱。

其实当时我们也是好心，觉得土炕总不烧太凉了，不想竟差一点儿把房子给烧了。一想起这事儿，我就心有余悸很是后怕，同时又觉得对不住王小诚，因为把他的木箱和衣服烧坏了，当时心里很内疚。可王小诚的大度和诙谐化解了这一切，说了一句:“火烧十年旺”。不但没有责怪我们，反而用一句经典名语，化解了当时的尴尬气氛。但是从那以后，我总在心里牢记水火无情的道理。

 

                       难忘知青情

 

2015年6月11日上午，我正和往常一样，在家里做家务。忽然有人敲门，我姑娘起身开门的瞬间，我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请问夏道华住在这里吗？”天啊！这个声音不就是47年前我们小组的同学宋志军吗？当年我们虽然只在一个知青组生活、劳动过三年，但一切都在我心中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一生都不会忘记。刹那间，我心情非常激动，奔过去一把将他拉进屋，当时那种惊喜的心情真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

同时，我也惊叹他是怎样找到这里的？进屋后，心情稍微平静了，我就听宋志军细细诉说他们为了寻找当年小组的同学，王小诚、王珊等同学们都付出了很多精力，尤其王小诚绞尽脑汁查找每个同学的现住址，宋志军更是不辞辛苦按照住址逐一寻找，这才找到我家。在这里我向所有参加寻找小组知青的同学们表示深深的感谢！感谢他们这么多年的不离不弃。同时，我为身在这样一个充满了温暖的群体里感到幸福和满足！

 

                             2018/1/5

           麦子.马.赤脚医生

　　　　　　　　　　　　刘强华

 

一、割麦子

       

1968年7月8号，是我们知青插队来到喜娃圪卜的纪念日。那个时候的我，刚刚过完17岁的生日。怀着满腔热情，远大的理想目标，开始了我们农村的新生活。

我们的第一样农活就是割麦子，清晨大约5点左右起床，漆黑的天空伸手不见五指，那时候也没有手表和闹钟，只是按当地习俗看阳坡（就是太阳）来上工、休息、收工。

我们每个人拿着一把开好刃的鐮刀来到麦地，眼望着那一望无边的麦田，麦浪滚滚，金光闪闪，好是感慨。         

真正的割起麦子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刚开始左手攥四拢麦子，割起来大步往前走，劲头十足。没想到割了没多久，腿也走不动了，手上的鐮刀把腿也给割伤了，鲜血从腿上流到脚面，只能拿手绢裹着伤口，没有信心再往前走了。张纪兰组长是先行军，她割到地头后，调过来接着我们的麦子割，我们一鼓作气，一直把麦子割到终点。

第二天，腿又拉了胯了，不想上工了，太累了。张组长鼓励我们一定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这次割麦子有半月之久，大家相互鼓励着，咬牙坚持着，一直到割麦子全部结束。经过这次割麦子，我们既锻炼了身体，又磨炼了意志，同时割麦子技巧也基本掌握了。

 

二、学骑马

       

1968年7月8号，我们从天津启程，乘火车来到了内蒙古五原县，在县城待了两天后，一驾马车把我们14名知青从县城接到一个叫“喜娃”的村子里。

马车来到我们知青点前，开始我们刚把行李卸下，我就赶紧把书包里的饼干拿出来喂马吃，还有的知青喂糖果的，这次可真的看到了马了，而且是近距离接触。

那时，我想如果跟马熟了不就能骑了吗？于是我跟车倌说了声，得到允许后就骑上马了，当时高兴极了，脑子里想到的全是电影里骑马的威风劲了。没想到刚上马脚蹬还没蹬好马就跑起来了。越跑我就越夹紧马肚子，马跑的越快，车倌在后面喊：“不要夹马肚子，”我根本听不懂，吓得我腿都软了，没有劲了。这时候，马又跑了几步把我给摔下来了，腿和胳膊肘都摔破了。这第一次骑马，就给我来了个“下马威”。

后来，赶上种地帮耧播种子，有更多的机会跟马接近了。老乡们也给我们讲马的脾性，骑马的注意事项等等。在种地的来回路上，经乡亲们的同意，我也有机会再次骑骑马了，不久，我终于可以体验到骑马带来的乐趣了。

三、学当赤脚医生

        

六十年代末期，全公社只有一个卫生院，设在公社所在地。医院的条件又很差，只能看一些小病，稍大的病就得去县城治疗，只能骑自行车、坐马车或毛驴车去县城。

我们队在公社所在地，又在公路旁边，那边远的小队的老乡呢？一无医二无药，医疗资源太匮乏，看病太难了。有点小病，或自己吃点什么药，或抗着等病自己好。除了忍受痛苦外，不排除小病养成大病，积重难返。

为了改善农村缺医少药的局面，毛主席曾提出过“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即“6.26”指示。为了落实毛主席“6.26”指示，缓解农村无医无药的燃眉之急，国家在农村推出了“赤脚医生”的医疗体系，即“半农半医”，知识青年成了赤脚医生的重要组成部分。     

1969年，队里推荐我和夏道华作为赤脚医生，去塔尔湖学习中医针灸一般病治疗法。那时候的老师，都是城市里的医生响应毛主席号召，参加“6.26”下乡巡迴医疗服务队，来农村培养一批赤脚医生的。虽然学习时间才一周，但我们非常珍惜这次学习机会，学习非常的认真，自己在身体上找穴位找感觉，一般治疗头疼、腿疼、胃疼等简单的疾病还是有效果的。

记得有一个关节炎患者，我给他用的艾灸法，在腿上选取了足三里穴、漆眼穴、三凌泉穴、三阴交穴用艾叶灸。每天收工吃完饭后去他家作治疗，大约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效果非常好，从原来的腿痛走路很艰难，到后来走起路来腿不疼了。

我从此下决心，以后一定好好学习中医系列的知识，来解决乡亲们的小病的痛苦。现在想起来，那时候活得非常充实，当你看到别人的表情由皱眉难受到眉开眼笑时，你会有说不出的高兴。

后来，队里推荐我去做“为人民服务”演讲，我觉得那时候是我一生最愉快的时光。自从选调之后，中断了中医药方面的学习，可是自我退休后，一直坚持在老年大学里再读中医药理论知识，每天晚上必须观看养生堂节目，努力在圆着自己的梦。

　　　　　　　　　　　　　　　　　2017/2/21

个人简历:刘强华，女，1951年6月出生，毕业于天津十二中学初二六班。1968年7月8号下乡到内蒙五原县城南公社美星一队。1971年7月选调到包头自来水公司工作。1979年1月调回天津在塑料公司工作，1989年调到汽车暖风机公司工作一直到退休。

 

 忆知青生活片段

　　赵伟遐

 

我是老三届66届初中毕业生。当年毛主席发出上山下乡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号召，我积极响应，是第一批报名的。於1968年7月8日坐火车从天津来到了内蒙古巴彦淖尔盟五原县城南公社美星大队一小队插队，从此开始了我七年多的知青生活。

我父亲叫赵普炬，是末代皇帝溥仪的堂弟，我母亲叫乐锦，是天津达仁堂创始人的女儿。我这样的出身在那个年代是“鼎鼎大名”的资本家的娇小姐。

在我16岁之前，我过得都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锦衣玉食的生活。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只是享受。家里所有的活都是由保姆来做，所以当我来到内蒙之后，便开始了我自食其力的生活，一切都要从零学起。

1968年7月8日成为我人生的分水岭，在插队的七年多人生岁月中，我要特别提起一个同学——张纪兰。张纪兰是我初中同班同学，我毕业於天津十二中学三年四班。刚上初中时，张纪兰就是个优秀的学生，被选为班干部，又因为学习好、思想好、品学兼优，选为学校学生会成员，学校团支部委员。张纪兰“根红苗正”，我是“黑五类”， 按说我们成不了好朋友，但因为我思想上要求进步，经常找她谈心，遇到问题也非常愿意与她说，于是渐渐地我们就成了无话不说的好同学，好朋友。当时我由于出身不好，心里自卑，愿意找她谈心。当张纪兰说出报名去内蒙插队时，我也毫不犹豫的跟着一起来到了内蒙，内蒙留下了我的青春岁月。

张纪兰不仅学习好，在家也是一个优秀的大行家。她是家中老大，帮父母做家务，帮着照看弟弟妹妹，心灵手巧，做的一手好活计。因为她心地善良，平易近人。所以用她的温暖、爱、关怀一直陪伴我到插队结束。

 

知青回忆片段之麦收

 

我到内蒙时，正是炎热的夏天，也是麦收的季节，远远望去，一片金黄，微风吹过，麦浪滚滚。丰收的喜悦洋溢在每一位贫下中农的脸上，我的脸上却多了几分惊恐。

生产队长分给我们新来的14名知青每人一把镰刀，五垄麦田，我的脸上就更恐怖了，我悄悄的要求张纪兰挨着我割麦子。那天，头上顶着火辣辣的太阳，地晒得滚烫滚烫的，我们站在阳光下，不干活汗已全身，何况还要弯腰割麦子。真是大汗珠子直往下淌，五分钟后，我就受不了了，真想回住处不干了，我哪里受过这样的苦，真是太受罪了！直起腰站一会，看到其他同学已经在我前面了，我落了很远的距离，心里也是非常着急，倒数第一名被我拿到了……咬着牙又弯腰割起来，麦芒扎我手腕和小臂，又疼又痒又红，此时此刻，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啊！

可现实是残酷的，怎么办呢？哎！接着干呗，背朝天，面朝地，只能认头干，在后面慢慢地割吧！张纪兰割麦很快，她第一个割到垄头，回身看到只有我一个在最后，她就从垄头开始接我，很快就割完我前面的麦垄，碰头时她说：“别着急，我会帮你，你刚开始，没干过，做一段时间就会好的。割的慢不要紧，不要灰心，不怕困难，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只要能坚持下来就没问题了。”割麦的这段日子里，她不顾自己的劳累，每天都帮我割麦，直到麦收结束，她用实际行动帮助我，深深的感动了我。在那个年代，有一个这样的好朋友，真心诚意的帮助我这个娇小姐，让我从内心感到了温暖，人间真情在啊！

通过割麦子的亲身体会，我想起了小学课本上的一首李绅的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劳动让我知道每一粒粮食来之不易，从此我养成不浪费粮食的好习惯，这个习惯我保留了一生。

 

知青回忆片段之挑水

 

在城市里我们都是吃自来水儿。到了知青点，吃水要到大约三里地外的井里去挑水。用扁担把水挑回来，倒在大水缸里，保证一天的用水。

我们小组14个人，4个男生，其他都是女生。下地回来，男生不顾劳累，回到知青点，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扁担和水桶去挑水。他们从来不叫苦和累，抢在我们女同学前面干，不仅是挑水，其他组里的活，也主动干。这样的精神值得我学习，这样的情谊我珍惜。

岁月是一把残酷的刀，时间长了，男生也会吃不消。女生用水量大，都让男生挑水也不是长久之计。这又不得不提起组长——张纪兰同学，首先，她不声不响地拿起扁担和水桶，悄悄的去挑水。等她挑水回来，我们才知道。她不管做什么事，都是以身作则带头干，从不声张。 在她的带动下，其它的女生也开始轮流挑水了。

轮到我时，又是张纪兰同学陪我一起去挑水。到了井边张纪兰先给做示范，怎样用小篓抖水，她只抖一下，水就抖满了，提上来倒在水桶里。看花容易绣花难，我看张纪兰做的很简单，可当我做时就千难万难了。这抖水对于我这娇小姐手不能提肩不能扛的人来说，是件很吃力的事情。开始，我用小篓抖水，水怎么也不进到小篓里，我抖了几下，才进了一个篓底的水，张纪兰同学不厌其烦的手把手教我抖水。

说实话，我这个人比较笨，不管学什么都比别人慢，可是张纪兰非常耐心，她反复的教，我反复的学，在我抖水时她就在井边鼓励我，要有决心才行，一遍不行就二遍，二遍不行就三遍，甚至更多遍。这样近半个小时后，我终于学会一次就能把水抖满，自己当时也很高兴，终于学会抖水了。谢谢你！纪兰，这多亏你的指点和帮助，我才学会抖水。

抖水是技术活，是学会了，新的问题又来了，如何把两桶水挑回住处？这就是力气活了，从井到住处大约三里地，是一条乡间小路，高低不平，走不好就崴脚，肩上再担两桶水，走起路来就更艰难了。大家可别忘了，我是个娇小姐，第一次挑水，刚把扁担放肩上，没走几步，就感觉肩膀似有千斤重，我真受不了，把桶放地下，真不想挑了。纪兰又看出我的心思，她对我说：“不要怕肩痛，因为是第一次，肯定会痛，慢慢来，经常挑水，肩膀就适应了，不要被困难吓倒，要坚持。”三里的路，我们边走，纪兰边鼓励我，就这样我坚持到住处，我走一步晃三晃，还走的慢，掌握不好扁担平衡，走一路洒一路水，等到了住处，两桶水就洒得剩下一桶水了。

到了晚上睡觉时，肩膀疼得难以入睡，心里委屈至极，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没办法，只好自己忍着吧！在纪兰不断的鼓励下，我经过比较长时间的锻炼，终于能把满满的两桶水挑回住处，我学会挑水了！又是一大收获。

1976年7月28日，唐山地震波及到天津，我们都住临建房，吃水也要去挑，这时就用上我在内蒙插队时的挑水技能了，真没想到，多年以后在天津也用上挑水这活儿了，哈哈哈，开心！

 

知青回忆片段之做棉活

 

内蒙古的冬天比较长，约有六个月，必须穿棉袄、棉裤才能抵御寒冷。每年棉衣的拆洗是必须的，拆是没有问题，可是做又让我为难了。从来没有做过棉衣，洗干净后不知如何做起，又是纪兰耐心教我怎么做，告诉我做棉衣的程序：先把里子铺平，然后铺上棉套，再把面子放在棉套上面，就形成了夹心饼干的形式，从上到下每隔5-6厘米就引一行线，这样引7-8行线夹心饼干就固定不动了，基本上就完成了大部分，之后，从下往上煞直到袖口，这是完成一边，同样方法煞另一边，再扦边，最后上领子、钉扣子，一件棉衣就完成了。

现在，我已经是67岁的人了，回想起18岁下乡时和同学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情景依旧在眼前。我们小组一起生活了七年多，相互关心、友爱，这份情意永在心中地久天长。明年是我们下乡五十周年纪念，同学们都在写回忆录，以纪念那段青春岁月，谨以此文献给我亲爱的同学们。

祝未来的岁月中大家快快乐乐度过每一天，愿大家健康长寿！

 

2017年4月29日

 

个人简历:赵伟遐，女，1950年出生，毕业于天津十二中学三年四班。1968年7月8日上山下乡到内蒙五原县城南公社美星一队，1975年返津，1976年某工厂参加工作，2000年退休(期间有几年下岗经历)。

 

 

          　　　　　　  难忘的插队日子

　　　　　　　　　　　　　李湘

       转眼我们下乡快五十年了，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从年轻的学生走到近古稀之年，可农村知青小组的生活，时常出现在我的脑海，如同昨日一般。                               

我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下乡，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我来到内蒙古五原县城南公社美星大队一小队插队落户。当年怀着激动的心情，认为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要扎根农村。不到十九岁的我，体重不足80斤，身高1、5米，当时头脑很简单，有一股热情。　　　

到队里一看傻眼了，屋里是土坑、土地，几个人挤在一个大土坑上。刚到队里，王队长接的我和刘金安，我们是投亲靠友来的，投靠表妹李淑娟来到了一队。当时组里在张纪兰组长的带领下．全组同学热情欢迎我和刘金安，对我俩新来的百般照顾，那一幕我记忆犹新。

      第二天一早就 要和社员们一起下地干农活，我当时个子又矮，人又瘦，干起活来很吃力，费劲。记得割麦子，人家都割到前面去了，我落下很远，心里很是着急，组长张纪兰很能干，她的个子也不高，我就想：人家这么能干，我怎么就不行呢？自己也暗暗下决心努力干，可怎么也是不行，只好在人家后面拖着干……

      到了转年的春天，队里要挖大渠。这在农村是累活儿，对于我来讲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我硬着头皮跟在人家后面干。一天在田间地头休息，我累的躺在地头就睡着了。可能被风吹着了，第二天就发高烧，在公社小药店买点退烧药吃也不管用，人仍在高烧。组长张纪兰让夏道华陪着我去县城医院看病，到了县城，正巧碰上解放军骑兵部队卫生院。记得当时给我看病的是李军医，一眼看出我们是知识青年，且正在发着高烧，立即安排房间让我住院治疗。我不好意思的说：“我没带多少钱。”李军医说：“先不收钱，先治病。”经过两天打针吃药，烧退了，我们就想回村了。李军医看我病刚好些，又矮又小的样子，便对我说：“你得的是风湿性心脏病，农活是干不了了，你不如在我们这儿学学扎针灸，回到队里可以给社员扎扎针灸，解决头疼脑热的小病，不也挺好吗！”我一听有道理，学会针灸回到队里会有用的，可我根本没有多少钱了，吃饭怎么办？李军医让我们免费在他们食堂吃饭，现在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我真的非常感谢部队医院的李军医，深深地体会到军民鱼水情，至今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我在部队医院学会了些针灸知识懂得了一些穴位，回到队里，碰到社员们头疼腿疼的我都能给扎，社员也高兴。可这毕竟不是长事，因为我们凭工分吃饭啊，不下地干活哪来的工分呢，光吃组里同学们的口粮，我也不好意思。这时家里父母亲知道我生病了，也不放心，催我回家治病。当时的通讯只有写信，没有现在这么方便。有一天，我二叔出差特意绕道内蒙看我们姐妹几个，一看我病得不轻，就把我接回家看病。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心脏病是有好转，但是重体力活儿干不了了。从那以后，我在天津养病，断断续续的回内蒙，回到组里就吃同学们的口粮，我真是过意不去。那段时间美星二队李芬她们也经常接我去他们队住，这些情景使我永生难忘。

     我虽然在组里和大家在一起的时间不长，但在我生病期间，大家对我的关心和照顾，使我深深地感到组里同学们的真情，使我终身难忘。

          　　　　　　　　　

　　　　　　　　2017年3月27日

 

个人简历:李湘，女，生于1949年7月17日，毕业于成都道中学，1968年9月下乡到内蒙古五原县城南公社美星一队。1973年病退回津，1975年分配到天津市文化用品采购供应站，直至退休。

 

 

        我的知青岁月
                                      王玫
   
       1968年10月，我随部分投亲靠友的知青来到了内蒙古五原县，五原位于河套平原，北面是阴山山脉。我被分到城南公社美星大队一小队，这个叫喜娃圪卜的小村庄。 我们村是公社所在地。一条公路从门前经过，供销社、医疗站、邮局、学校都在这里。
      我从68年下乡，到71年选调，在这块土地上生活工作了近三年。西北农民的朴实、勤劳、智慧、善良深深的影响了我，回顾往事，感触很多。
      我们组的知青大部分是天津十二中的学生，她们是自愿报名插队落户的。六八年下乡的知青女生是张纪兰、李淑娟、常金坤、张敏、赵伟遐、褚燕云、夏道华、钟晴玉、刘强华、王珊，男生分别是宋志军、王小诚、徐庆春、崔允良。68年9月、10月以后，又陆续投亲靠友来了我和李湘、刘金安、钟路飞。下乡的时候，他们还是17岁左右的热血青年。我是66届高中毕业生，比他们大些。
      为我们18个知青做饭的是队里派下来的吕大爷。吕大爷用磨完粮食剩下的麦麸、谷糠还有泔水，喂了几口猪和一个叫阿黑的狗，阿黑能看家护院。春天青黄不接，吃菜是大问题。在老乡的帮助下，我们学着去海子里采集水草，晒干，喂猪。海子实际上就是方圆几里地的一个内陆湖泊，也是大队的养鱼池。海子里不仅有鱼，还有大量的野鸭，有时还能捡到野鸭蛋，渠里来了水，还会引来大批的水鸟，现在看来，是多好的生态链啊。
     下乡的第一年春节，我们响应号召，和贫下中农过了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没回家。那个冬天，用收获的红萝卜擦成丝，吕大爷教我们焯水、晾晒，团成团，在凉房里存放。吃的时侯，化开和羊肉做馅。把养的猪杀后，带骨剁成块，放在地下挖的坑里，浇上水，冻上。好一个天然的大冰窖！春节和整个冬天吃的就是酸菜炖肉、胡萝卜、土豆和圆白菜。从天津走的时候，我体重不到100斤，没过一年，知青们像是用气吹起来似的猛增20斤左右。
       那时文革尚未结束，搞过一阵“早请示，晚汇报”。早上手捧毛泽东语录诵读，晚上开会，检查一天中做的不妥的事情。在此期间，毛主席发表过“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要文斗，不要武斗”等最新指示。
队里分给了我们三亩七分自留地，我们也学老乡，自己种下了各种疏菜：有黄豆、蚕豆、豆角、向日葵、韭菜、圆白菜等等。除了参加队里的劳动，我们还经营着这一亩三分地。
 在队里时，经常要开会，评工分，讨论，集资，架电线等等。吃完饭结伴前去，点着油灯，女社员纳鞋底，男社员搓羊毛，说的都是生产队中的大事。
 刚下乡的时候，我们组人多，又都是长身体的时候，每日三餐，全靠吕大爷打理。吕大爷的手艺好，做的饭菜很可口。我们又都很能吃，第二年春天就断粮了，只能吃返销粮。返销粮的口感很差，苦涩，有粮无菜。队里的老乡看到了这种情况，经常从家里端来一碗咸菜，象腌黄瓜，酸蔓茎等等。我们18个人，一碗咸菜，每人一筷子就没了，但是我们很感激在困难中帮助过我们的老乡，到第二年，我们就慢慢的会过日子了。
     五原虽然是农区，但也养着很多大的牲口，如牛、羊、马、驴等等。冬天不太冷时，我们会在场面上干活，切谷穗，搓玉米等等。场面离公社很近，每当休息时，我们知青会去公社邮局看信件。那时候，最盼着亲人的来信，我们写信也会把我们的情况告诉家里人。
     70年的10月31日，天很冷，常金坤和我一起往回走，当时她拿出电报“父病故，速归”，看到电报，我如晴天霹雳，泪如雨下，父亲只有五十六岁，竟不幸辞世。回组后，队里马上安排了宋志军和社员高小宝、王秀生带上干粮，骑三辆自行车，带我奔向了90里外的火车站。一行四人，终于在凌晨赶到了车站，赶上了火车。此事我一直感谢志军、高小宝和王秀生。
      父亲走后，家里只有母亲一个人的工资，当时很困难，我和妹妹王珊在插队。后来，大弟和大妹陆续工作了，家里情况才有好转。我们这一代知青都体会到了家长的不容易，这令我们都很有孝心，而且能俭朴、吃苦、负责任。
      三年的插队生活是老乡教会了我们春天得耙地，播种；夏天得锄草，间苗。同时我们还和乡亲们一同享受过秋天丰收的喜悦。
      71年开始选调。张纪兰因为表现突出，第一批选调到内蒙黄河工程管理局。1971年9月我被选调到内蒙古86建井工程处。接着几年里，知青有的去了包钢，有的去了呼和浩特，有的选调上了大学，有的转插到了河北，我们组的18个人全部离开了村里。
      47年过去了，今年知青要组织聚会，重走第二放乡—一五原。我已经是年届70的老人了，老三届的很多人都超过了65岁。随着社会的进步，通讯的发展，手机的普及，真希望赴内蒙的同学能把看到的都记录下来，做成光盘，让我们岁数大、身体不好的同学也能身临其境。
      我期待着春天的聚会，期待着与美星大队知识青年的相逢。             
                 (该文章刊登在《梦蹉跎—情系河套川》中)
 
个人简历:王玫，女，1946年11月出生。南开中学66届高中毕业生。1968年10月下乡到内蒙五原县城南公社美星一队。1971年9月选调到内蒙86建井工程处，1975年调到石家庄市，1977年调到天津青泊洼农场工作，1984年调到天津安全局工作，一级警督，副处级待遇退休。
 

         
             知青点的小卫士
                张继兰  
 
  美星一队知青点坐落在通往五原县城的公路旁，而且没有院墙，完全开放。知青点的院子就像交通要道，人来人往随意穿行，完全没有安全感。后来当地老乡送给我们一只小狗，它全身黑色，短短的毛，油亮油亮的，活泼可爱，喜欢与人戏耍，知青们都很喜欢它。
这只小狗可是个忠实的小卫士，它总是蜷缩在院子的角落里，可不是在睡大觉，眼睛睁的大大的，四处巡视。只要有陌生人靠近知青院落，它就发出警告，如果及时离开，它便不动声色，如果执意走近知青院落，它可不干，会突然窜到你面前，拼命狂叫，直到把陌生人赶走。
小狗不但尽职尽责的守护着知青点，还用心的护卫着知青点养的十几只小鸡。天气凉的时候，这些小鸡会依偎在小狗的身旁取暖，小狗也不会驱离它们，狗鸡合寝，显得很和谐。可是，如果邻家的鸡跑到院子里，小狗则闪电般的跑过去，赶走它们，外来鸡会唧唧呱呱的连飞带跳慌忙逃离，那场面用句成语形容最为贴切，就是“鸡飞狗跳”。这事说来很神奇，在人看来邻家的鸡和自家养的鸡没太大区别，很难分辨，然而，小狗能准确无误的区别开来，是靠它敏锐的眼睛还是凭借超强的嗅觉？不得而知。
我们的小狗很懂事，从不和这些鸡争食物，上世纪六十年后期，我国经济不发达，物质匮乏，人的温饱都得不到保证，家中养的小猫小狗更是有一顿没一顿的，它们经常处于饥饿状态。鸡则不同，可以按时按顿的得到食物，为的是让它们能够多产蛋，每当我们给鸡喂食的时候，小狗则在一旁静静的坐着，看着，直到这些鸡吃饱，歪着嗉子，扬长而去，小狗才去打扫“战场”，把一些残渣剩食舔得干干净净，看到这些，我们的心里总是酸酸的。
有一天，这只小狗突然失踪了，我们找遍了村里的每个角落，也不见踪影。一天，两天，十几天过去了，小狗仍未回来，小组的同学都很失望。几天后，我和组里另一位同学去邻村开会，中午会议休息时，我们在村中散步，当我们走过一户人家的院子，院门是敞开的，听到院里传来狗的声嘶力竭地狂叫，我不由地转过头往院子里望了一眼，发现院子里狂叫的那只小狗很像我们知青点的那只小狗。但又有点不敢相信，这个村与我们村有十几里路，它怎么能跑到这里来呢?正在犹豫时，我还是叫住了同来的同学，一同走进了那家的院子，小狗被绳子拴住不能脱身，当我们解开小狗脖子上的绳子，小狗高兴的又蹦又跳，朝我们扑过来，摇头摆尾，像是久违的老朋友。我们把小狗带出了院子，带回了知青点。当我们把事情经过讲给其他同学时，大家都觉得这只小狗太聪明了，就在一瞬间，它能认出自己的主人！
后来，当地开展了一场全面的打狗运动，我们这只小狗也未能幸免，成了牺牲品。
随着知青们或选调或上学，纷纷回到城里，现绝大多数人都已退休赋闲在家。为了丰富生活，一些人又养起了小猫小狗，它们饱食终日，悠闲自得，还时常和主人一起到户外散步，享受着现代文明。每当看到这些，我们时常会想起当年知青点那只小黑狗狗。
                  (该文章刊登在《梦蹉跎—情系河套川》中)
 

　　　　看场面的那些日子
　　　 宋志军
　　
　　1968年7月下乡后，到了喜娃村就赶上割麦子，即将结束时，又被派去拉个子，要把割下捆好的麦子装上马车，运到场面上去。再之后，大致八月初，我们四位男生就各奔东西了，我与徐庆春被分配夜间看场面(场发二声)，也叫看场防，继续与麦子打交道。王小诚去看瓜地，崔允良去看菜地。
　　
　　一、小队的场面
　　
　　什么叫场面呢？当时在人民公社体制下，每个生产小队都有一个大场面，用一米五左右高的土墙封闭的圐圙，有用粗木棍组成的大门，露天式的，有好几个篮球场那么大。地面很平，很光，显然是经过碾压过的。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储存麦子和打场，所谓打场就是把麦子进行脱粒的过程。
　　 从五原县到西小召车站，有一条大致南北向的土质公路，我们喜娃村就位于这条公路的旁边，那些年来回天津都是从西小召车站上下车。这条公路也是现在县道X708的雏形。
　   喜娃村基本在路的东侧，知青点就在路边上。往北大约百米左右就是公社供销社，再往北是公社医院、公社大院、邮电局等。在这片公社所属单位的对面，路的西边即是喜娃村的场面。
　　场面为矩形，东西长，南北短，大门开在南面，面对一条东西向的乡村道路，这条道路一直通到公路上来，形成丁字口。从西边来公社的人员一般都走这条路，这里也是进出场面车辆的必经之路。
　　场面并未毗邻公路，在它与公路之间还有大片空地。有拴马桩，用于牲口交配，大车停放地，还有一堆发酵过程的牲口粪。我记不清是否有牛圈和羊圈了……
　　再往里边有一小土屋，人们称他为场房，紧挨着是一片牲口棚，从场房出去往西，穿过牲口棚，拐两个弯，通过一个小门洞就可以进入场面了。
　  场面基本分两大区域，西半部为麦子储存地，它是以麦垛的形式存放的。麦垛就像马脊梁房子一样，长方型的，一捆捆收割的麦子，由专人堆砌、摆放而成。麦垛立面麦杆茬向外，到了顶部，麦穗向外，一层压一层，逐渐收缩，直至封顶。这样的麦垛得有好几座，全生产队的麦子都在这里了。
　　场面的东半部，主要是打场专用，东南角专门堆放麦花子(麦秸秆)。夜间，中间会堆放待扬场的麦粒、麦壳和一些短麦秸混在一起的半成品，还有已成品的麦粒堆。
　　麦粒堆是重点防护对象，它堆成一个很规则的圆锥型，场面负责人会在收工时在麦粒堆四周盖上粮印，粮印是木制的，长约一尺，宽约半尺，上面刻的两个字，是“粮食“还是“粮印”记不清了。粮印一旦被扰动，说明小麦被人动过了。
　　场面里的边角处有时会堆放一些其他的庄稼，如黄豆、糖菜、玉茭子(玉米)等。
　　
　　二、看护场面
　　
　　我和徐庆春分前后半夜值班，在场房里休息、睡觉、交接班。当时，场房内还有一老乡负责夜间喂牲口，我们各睡炕两边，互不影响。
　　看场面，按老乡话说，是活轻责任重的营生。割麦子耗人，拉个子累人，比较起来，晚上看场面倒是很轻松的。刚看场面时，气温还好，不论前后半夜，我到了场面转一圈后，就奔麦花子堆去了，连登带爬的上到顶部，搞成一个凹窑状(坑状)，然后仰面朝天的躺下，那个惬意呀！经过石碾子反复碾过的麦秆已经很松软了，淡淡的麦花子味道弥漫在四周。
　　仰望着那深邃的夜空，满天的繁星镶嵌在夜幕之上，银河的景象那么清晰可辨，横亘在苍穹之中，像一条玉带一样。两颗特亮的星星，相望于银河的两边，可能是那牛郎织女星，最熟悉不过的是北斗七星了。这美丽的夜空可以用震撼来形容，像一个穹顶，天边的星星与当空的一样闪烁着，就好像伸手可以抓到一样，个中感受，真是生平第一次领略到。
　　后半夜时，繁星会慢慢隐去，天边上会出现一颗明亮的星星，悬挂在那里，偌大的天幕就数它最亮，人们给它一个美丽的名字叫“启明星”，每每看到它，知道天快亮了，新的一天就要开始了。
　　年轻人觉多，时不时的睡一觉，醒来时，我会仔细的监听周边的动静，或者向场面里瞭望一下，视线不好时就会走一遍。麦垛四周转一圈，麦粒堆前看一看，“粮印”二字清晰就算是万事大吉。
　　后来，天凉了，我就找一块柳笆子盖在凹窑顶上，上面再苫一些麦花子保温，留一个口，爬进爬出。再后来，就在半坡上立面做出一U型口，上面盖柳笆子，类似窑洞似的，又便于休息还便于观察，进出也方便。当天气更凉时就回场房休息了。
　　我们在看场面的时候，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合，村干部与乡亲们多次向我们讲述看场面的重要性，防护的常识与重点，易出问题的地方和时间段，以及上级领导如何乔装、隐蔽检查场防的往事等等。
　　全队的麦子都在这里，责任重大，不敢掉以轻心。在场面里值守，更便于守护，回到场房，也要勤出去转转，并且要到位。疏忽不得。我那时十七岁，全新的“责任”二字，开始走进自己的意识中，应该是看场面最大的收获了。
　　我们看场面大约有二三个月吧，总体来说平安无事，顺利度过。不过，还真有两件有惊无险的小事发生。
　　有一天夜间，我睡得迷迷糊糊的接班，起来就向场面走去，在牲口棚里拐了一个弯后，才拐第二个弯时，那里拴着一头黑叫驴(种驴)，它突然“啊－儿－啊－儿”的吼了起来，叫驴吼起来大白天的几百米都听得见，何况夜深人静！而且几乎贴着我的耳朵，那给我吓的！浑身一激灵，汗毛紧竖！我立刻本能的也向叫驴嚷嚷起来：“啊啊啊啊——”，捂着耳朵赶紧往场面跑去，老半天才缓过神来。这一次惊吓搞得我很长时间一旦进入牲口棚时，精神都高度紧张，此种状况延续了好长一段时间。
　　寂静的夜色下，谁也预测不到会发生什么事情。一天，转完场面往回走，离门洞还有十米八米的时候，就要离开场面了，我习惯的向两边看了看，猛然发现北边墙头上露出一个人头。那天夜色不明不暗的，这让我吃了一惊，他居然在那里一动不动，好像一直看着我。我大声的喊着：“谁？干什么的？”他仍然没反应，当时，我的心“砰－砰”的跳着，安静的夜晚似乎能听到心跳的声音，好在我手里提着一根尺余长的不浪(圆木棍)，壮着胆子向那墙头一步一步走去。虽然越来越接近他，但他就是一动不动，我愈加紧张也更迷惑了，我想这是来人查场防了？还是有人在觊觎场面？虽然有棍棒在手，也不能随便出手，人家在墙外边呢。但我仍在喊：“再不说话，我就打啦！”并且，举起手中木棍做抛出状，正在此时，那人头状东西“嗖”的一下窜进场面里，蹭蹭的跑走了，唉，原来是一只猫，虚惊一场！我当时挺紧张的，见到此景，又气又恨，我一下子把手中木棍向猫扔出去，但它早已跑的无影无踪了。
　　
　　三、做泥水活
　　
　　为了更好的守护场面，我们每个人只看半夜，主要为保持状态，防止人员疲劳而造成损失。
　　这样，我们每人在白天还要干半天营生。当时，队里派了一位社员，带着我们俩做泥水活，和泥抹牲口棚。
　　牲口棚是由墙体、 牲口槽、立柱、顶棚组成。完全的土木结构，除了树木、笆子、麦花子、土坯外，剩下的全是泥土了。
　　五原县乡村的各式建筑，在当时均为土木结构，极少用砖石材料。它的墙体与房顶的封闭、找平、保护与装饰，都离不开泥土与麦苒加水搅拌而成的泥。所谓“麦苒”就是麦花子和麦粒壳，是麦子脱粒后的副产品。麦花子叫“大苒”，秷子(麦粒壳）叫“细苒”，它们有着不同的用途。
　　一般上午的人员负责和泥，土是有人提前拉过来的，麦苒去场面取就行。把土与苒充分拌和好后，中间搞成圈状，倒上水浸一会，就可以拌和了。才开始时，圈内的水会流出来，搞的我手忙脚乱的，紧忙慢忙的还流的到处都是，后来，在老乡的指导下，和泥的过程有条不紊了，动作协调了，场地也利索了，当然，泥的质量也保证了。
　　在和泥的过程中，我有一点领悟。往泥土圈中倒水时，有时水会从薄弱的地方溢出来，我们习惯的会铲些土把它堵上，这个方法也很奏效，可当水从多处溢出时，就显得手忙脚乱，效果也不太好。我们这有一位老乡师傅，他会用另外一种方法解决此问题，就是将手中的鍬面反转过来，双手用力，把水圈周围的土向外拨拉开来，只一两下，水位就降下去了，立见成效！当时觉得有点神奇。得到了一点启示，在解决同一问题上，这是堵与疏的区别，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换一种角度，反而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自那以后，见得多了，自己也在采用，也就习以为常了。自此，这种启示深深的植入我的大脑之中，受益匪浅。

　　下午上工的人，会再把和好的泥，拿耙子耙一耙，用锹翻一翻，当地有句话说：泥搅(四声)三遍自上墙，这样，泥的粘性更强，均匀度更好，操作更方便，效果更美观。
　　领头老乡负责抹泥，我们负责供泥，他左手泥托，右手抹子，泥在泥托上，被抹子反复刮来推去的，上下翻飞，然后，“唰—唰—”的抹到墙上，来回几下就抹了一大片，而且十分光滑，真叫人佩服。
　  时间长了，我也跃跃欲试，可工具到我手中却完全两样，丝毫不听使唤，泥抹在墙上的没多少，大都掉在地上，抹在墙上的也是一片一片的高低不平，看着叫人哭笑不得。看着简单的活，实际上也很有讲究的，判定泥的质量，一次抹多少泥，抹子来回推抹的角度等，这需要不断的实践、体会。在老乡的耐心示范下，有时甚至是手把手的指导，经过多次的、反复的学习与揣摩，最后，我终于基本掌握了要领，干的有点模样了。
　　在农村几年，干过不少次泥水活，因为年轻，大多干的是和泥、供泥、往房顶挑泥的营生，偶尔动一动抹子，也不显生疏。泥水活这营生，可以说是当地男人们的一项基本技能，公家要用，社员家中要用，知青点也要用，离开它真不行。后来，到了磴口县，虽说住的是砖瓦房，但泥水活照样离不开，盖个这窝那窝的，抹抹凉房、墙头什么的等等。在单位工作期间，会有一些混凝土或水泥砂浆的活，这和泥水活有异曲同工之处，每到此时，从不感到怵头。这一切离不开我在喜娃村抹牲口棚的经历，也离不开三年农村生活的历练。
　　
　　四、打场
　　
　　麦子到了场面，离它磨成面粉，进入人家也就一步之遥了，这一步就是“打场”，就是把麦子脱粒的过程。看场面的后期，我参加了打场。
　　麦子成垛后，露天放着，总会进入雨水，久而久之就会生芽，或发霉，所以，尽早将其脱粒也是与时间赛跑的过程。
　　打场时，首先将捆麦子的腰(四声)子解下，把麦子抖落在场面上晾晒，过会儿再用木桦叉翻晒，反复多次。记得是，一般后晌(下午)就开始碾压了，一匹马拉着一个石碌碡，一般有三四匹马，马的缰绳很长，至少五米以上，全汇总在中间那个人手中，拴在一根木杆上，木杆顶拴着一个牛皮鞭子，用来吆喝马匹们，充当这个角色的大多是社员刘马小。碾场时他一边唱着悠扬凄婉的爬山调一边吆喝牲口们，把马赶成一个圆圈，自己不断的变换着圆心，从而把整个场面都碾遍。其他人，抽烟的去场房，剩下的找个阴凉地喝水、休息。碾了一遍后，大家就上场了，用桦叉抖落麦秸秆，使麦粒掉落，然后，把未碾净的麦秸秆向左侧翻去。之后，马拉碌碡又登场了，如此反复，直到碾净为止。
　　 碾净之后，马匹们撤出，人们开始攒场了。此时的麦花子也就十几公分长，大家就抖落就攒堆，堆成一大堆就用滑竿抬到麦花子存放地去，滑竿是由柳树棍去皮而成，三四米长，细头削尖，一人持一根，在麦花子堆下分别向对方插去，两根滑竿距离不可太宽或太窄，否则，麦花子会向两边或中间滑落，这也是个经验活，那时我们没少交学费啊。
　　麦花子清理完后，剩下就是麦粒、麦壳、麦秆饹馇了，需要把它们攒成一个大堆，等有风时扬场，把麦粒分离开来。这时主要工具是“刮板”，所谓刮板，一块长约一米，宽约三十公分左右的木板。左右两边钉俩木棍，顶上一根木棍把它们连接起来，板前面两侧拴两根绳子，刮板由一人控制，可俩人拉，也可套一匹牲口拉。在人或畜动力下，通过前面木板把地面上的麦粒等集中起来即可。
　　在攒场时发生一件事，一直令人难忘。当时，为了加快进度，把队里唯一的种驴，就是那匹黑色叫驴牵来拉刮板。它平时“养尊处优”，不参加劳动，只负责配种。它身材高大，比一般驴大一圈，脖子高高仰着，元气满满，浑身躁动着。队里派我牵着它拉刮板，提醒我，一定要牵好，不能撒手，防止咬别的牲口，或出其他事情。在牵它的时候就感到它躁动不安的性格，所以，紧握缰绳，集中精神引导它，一趟一趟的往返拉动刮板。当我注视着前方，牵着叫驴拉着刮板时，这匹叫驴突然向一侧狂奔而去，我手中缰绳一下子秃噜一大截，但我本能的攥紧了它，叫驴低头弓背的向前跑去，被这突然一拽，加上脚下都是麦粒，我一下就滑倒了，我当时就感到我就在驴蹄之下，和叫驴一同向前滑去。原来不知何时场边有一匹阔马(母马)低头吃麦子，被叫驴看到了。周围社员在突然楞了一下后，立即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拦叫驴的拦叫驴，轰阔马的轰阔马，立即控制住了局面。当时，有社员说：“你傻呀！不醒得松手？”我当时脑子乱哄哄的，不知说什么，心里想，不是不让松手吗？“快看看伤着没有？”有人问，我手脸没事，身上穿得厚，没觉出什么，我说：“没事，没事”。场面又恢复了正常，人们按部就班的继续劳作着。
　　打场的最后一道工序就是扬场了，是用木锨把麦粒混合物向空中抛去，利用风的力量，把麦粒与其他杂物分离开来，从而达到麦粒回收目的。我曾尝试几次，不得要领，弄不好很耽搁事，所以，一直无缘领悟。
　　在看场面的那些日子里，我们刚到农村时那颗满腔热情的、激动兴奋的心，逐渐的平静下来，开始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的走进农村，走进农民，走进这片土地。
　　　　　　　　　　　　2017/3/7
 

　　　　　　共同的记忆---水稻
　　　　　　　　宋志军
　　
　　六十年代末期，五原那片土地，是小麦主产区，大面积的种植小麦。“欧柔”是主要品种，浅金黄色的；还有“华东五号”，呈浅褐色，没麦芒，也称“秃麦”，以及其他品种。
　　记得春分时节播种，清明前播完，大面积的马拉播种机，小面积的摇耧播种，经过灌溉、施肥、锄草等田间管理，七月中下旬小暑后大暑前开始收割，当地的农民们一年又一年的重复着这个循环。
　　大致是1969年吧？不知什么原因，队里有部分土地开始种水稻了。
　　五原县地处河套灌区，毗邻黄河，水源丰沛，自流式的灌溉，沟渠成网，灌排十分便利。这是种水稻的主因？还是人们对大米的渴望？或是有关部门的统一决定？不得而知。
关于种水稻的知识，我们只是通过媒体了解过，水牛拉着犁、耙整理水田，农民赤脚、弯腰在水中插着提前育好的秧苗。而我们这里的场景是，稻田一片水汪汪，农民站在地堰子上“唰，唰”的向地里大把大把的抛洒稻种，就像撒化肥一样，大部分稻种会立即沉入水中，极少部分空壳或轻一些的会被风刮到田边，当时觉得挺粗放的。
　　由于一直未参与种植和管理，其中细节不知究竟，可当稻子成熟时，我们参与了收割，因为那是全队总动员。
　　在天津上初中时，学校不止一次的组织我们到周边农村收割水稻，水稻一丛一丛的，纵成行，横成排，沉甸甸的稻穗随风摇曳，黄里泛绿的稻杆，又高又粗壮。土壤干燥略湿，干净的几乎看不到一颗杂草。
　　而现在，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水稻，可以用一片一片的来形容，一根一根的，有的地方密一些，有的地方疏一些，还有的是空白。奇怪的是，有的地方会长出似稻非稻、似草非草的植物来，当地人把它称为“稻稗子”，它的果实类似碾碎了的大米，早上熬粥，稠的顶尖一大碗，进了肚以后，照老乡的话说，“尿泡尿就没了，不扛时候。”种的水稻怎么长出稻稗子来了呢？究其原因，一说是稻子种混进稻稗子种啦，另一说是稻子在生长期间蜕变为稻稗子啦等等，究竟如何？还是不得而知。
　　河套农活中流传着“几大累”，“几大怕”，其中，割麦子都榜上有名，可见其艰苦性。然而，那年的割稻子却可与割麦子有一比，按现在的话说，完全可以PK一下。
　　一般来说，稻子种植面积小，收割起来不会像割麦子那样耗时间，况且天气也到秋天，不会像割麦子那么炎热，割过麦子的人是不会把割稻子放在眼里的。但是，喜娃村那年的稻田有些特殊，不知是经验不足还是管理疏忽，稻田中轻则泥泞，重则汪着水，而且气温已经很冷了。但稻子已经成熟，是抢收的时节，时间一点儿也不等人！进退两难，接下来才是真正的考验。
　　割稻子开始的那两天，从未割过水稻的人们，对困难的估计显然不足，认为地虽不干，割稻子也不会受太大影响，一上来纷纷下到田里。谁料到，田地的困难与我们预料的大相径庭！三个字概括：粘、湿、陷。
　　所谓“粘”，是稻田的基本特征，人一进稻田，脚就像被吸住一样，走一步很费劲，越走粘在鞋上的泥越多，搞成一大坨子，时不时的要提一提鞋子，甩甩泥巴，我们那时已经穿上当地男人普遍穿的鞋子，前头有点方，似船型，不太跟脚，有时粘的一抬脚鞋脚就分离了，还得回过头来找鞋子。这哪是割稻子，纯粹的“拉后腿”！有时，为了轻装上阵，索性光脚去割，为此我的右脚心曾被稻茬扎了好几个窟窿眼，至今还可看到五六个浅褐色疤点，显然此举并非长久之计。
　　第二个，“湿”，地势低洼的田地，仍然有积水存留，这就要在水中割稻子了，真成了割“水”稻了。
　　最后是“陷”，看似无水，但一脚下去，泥就把脚脖子淹没了，拔起左脚，右脚陷进，别说割稻子了，光顾着找鞋了。
　　为了解决粘和陷的问题，人们采取用枳机草绑成大草鞋的办法，来增大压强面积，但用不了多久，草鞋会变成一个大泥坨子，还得重新更换。遇上水的时候，人们没有水靴，只得“与水奋斗，其乐无穷”了。
　 说实在的，粘也罢，湿也罢，陷也罢，都不是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天热时做泥水活，和泥时经常光脚踩泥，后套这地方就是和泥和水打交道的地方。割水稻是艰苦，但经过锻炼的我们，有信心去克服。关键是当时的气候已经很凉了，到后来早起去田地时地上已经结了冰碴了，那刺骨的寒冷、阴凉才是对人们最大的考验！
　　随着时间的推移，男社员作为主力军大都在坚持着，女社员们则在逐步的减少，特别是年轻的女社员，也是的，女性的生理特征，决定着她们远避寒凉的特权。我们知青们，收工之后，沾满泥水的鞋子，既无干鞋更换，又无处烤干，第二天穿着湿冷的鞋子继续出工，面临的考验更加严峻。
　　我们男生在咬牙坚持着，就一个信念，绝不退缩！女生们，她们无一人请假，全部坚持到最后，令人敬佩！
　　近五十年后，小组女知青夏道华在微信《喜娃知青》聊天群里写到：“我记得到了秋天割稻子，地里全是冰，咱们先用镰刀尖把冰碴弄碎，再踩进泥浆里割稻子，冰水很冷一下子就凉到头顶。湿鞋子一穿就是一天，转天继续穿着上工，从来不退缩。”
　　大致十几天吧，水稻割完了。我清楚的记得，听到不止一位男社员和我说过：“这帮知青女子，硬骨头。”
　　                         
　　后记
　
　　记的那年的水稻就种了一季，以后再没听说种水稻的事情了。当时，听到的较为主流的原因是：种水稻易造成和加重土地盐碱化，这应该是令人信服的理由了。
　　当时五原的土地已经盐碱化很严重了，放眼望去到处白茫茫的一片，不但不长庄稼，而且是寸草不生，并不断的侵蚀良田，这是当时农村面临的阻碍生产的重大问题。在众多的原因中，有一条重要原因值得我们高度警惕，那就是河套地区得天独厚的灌溉条件所产生的副作用！史上被河套人们誉为“河套愚公”的王同春等人，挖渠开河，引黄灌溉，造福河套百余年，同时，也使当地人们习惯于大水漫灌、粗放管理的灌溉管理模式，造成了河套地区地下水位常年居高不下的局面。当地人们有句经验之谈，叫：碱随水上，碱随水下。土地的盐碱化使人们对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
　　如果，水稻确实由于此种原因停止种植了，应该说是一种时代的进步。
　　2015年回喜娃村时，五原已经是葵花种植基地了，盐碱地也很少看到了，据一些资料介绍，河套地区盐碱地的改造，除了原有的有效的工程、物理、生物等措施以外，又采用了国际专家认可的化学措施了，效果不错，这是社会的进步，科学的进步。
　　话说回来，水稻种植在转年并没有真正绝迹。我们知青组的女生们，为了实现科学种田的愿望，向队里申请一块试验田，按育秧、插秧的程序来完成水稻的种植。队里同意并如约提供，育了秧了，也插了秧了，只是最后没有成功，在探索科学种田的道路上留下了遗憾。
　　离开喜娃的若干年里，不时的回忆起割水稻的经历，一是那刺骨的泥水令人难忘，二是我右脚面上那块一寸长的伤疤。
　　记得一次去出工，干的营生需要西鍬，来农村一年有余，手中西鍬，得心应手，锃光霸亮，鍬刃锋利，见根断根，见草切草。去的农田路过一条小渠，有点宽，正好跳不过去，需要把一只脚先踩在渠底，另一脚迈过去才行，我右脚踩在渠底，右手用西鍬往身体右侧渠底插去，用以支撑，左脚再迈过渠去，当时渠中水在灌溉期，由右向左流着，正好把西鍬冲到脚面上，我左脚一迈，右手一使力按住鍬，正好锹刃按在脚面上，动作是连贯的，上来之后满脚面是血，幸好一位老乡在附近找到一种能止血的野草，有点像苦菜，叶缘有小尖刺，在手中拧一拧、挤一挤，成糊糊状，贴在伤口处，也真管事，血马上不流了，于是接着去干活了。从此，在我的右脚面上留下一块一寸长的伤疤，同是右脚，脚底下还有那几个稻茬扎的窟窿眼疤痕，看到脚面就想起了脚底，想起了割稻子。
　　这两处小伤疤，也是农村三年给我身体上留下可以看到的印记。
　　快五十年了，知青们常会不约而同的提起那年的割稻子，它与割麦子一冷一热，形成了冰与火的考验，它也成了知青们共同的记忆。
　　　　　　

2017年3月12日

 

         喜娃岁月拾遗
　　　　　宋志军
  
　　写了几篇回忆文章，总觉得意犹未尽，还有一些印象深刻的事情想写一下。下乡三年，那不断重复的劳动与生活虽然有些枯燥，但也不乏有它丰富多彩的一面。那几篇文章主要写的生产劳动，下面一些片段想从另一个角度写一下，以了却自己的一点心愿。
一、那片海子
   在天津习惯称为“湖”的那种水面，在内蒙河套地区被当地人称为“海子”。在我们下乡的喜娃村的北面，大约一里地左右，就有一片这样的海子，水面面积在4500亩左右，因它临近被叫做红柳圪旦村的二队，所以，也叫“二队海子”，人们也习惯地简称它为海子。        
  2015年9月初，王珊、夏道华、张继兰、王小诚和我五人，时隔四十多年又回到喜娃村，我们共同想看的地方一是知青点旧址，再就是驱车前往这片海子，因为那片水域或多或少与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故事，或者说是——情结。        
  现在，这片海子有了新名称：天籁湖，人们把它开发成了一个旅游景点，湖畔有一座影视城，曾是电视剧《我叫王土地》的拍摄现场。站在湖边水泥铺就的高台上，一眼望去，除了那水面，那芦苇，那不知名称的水禽之外，也全然找不到原来海子的景象，这使我们更加怀念那近乎原生态的海子，思绪又回到四十多年前……        
  我第一次走近或者是走进这片海子，那还是下乡后不久的时候。小组要吃鱼改善生活，派我去海子买鱼。担着箩头走到海子边时，天上淅淅沥沥的下起了小雨，那雨点轻轻的敲打着水面，除了雨声，四周安静极了，只看到水边泊着一只小木船，人们都在工棚里避雨休息呢。黑暗的工棚里，几个渔场职工光着古铜色的膀子，在土炕上或躺着或坐着，或抽烟或闭目养神，我们说明来意后，有一人告诉我们：“下雨了，出不去，等等吧。”我们只好耐心等待。过了一段时间，也许雨小些了，也许我们等的比较久了？一位职工说了句：“走吧，下海子去！”我就跟着小木船下海子里去了，这里的小木船，船工在后边的小仓里，面向前方，站着向前推划着两只相互交叉的木桨，和我们城市里划船方式大相径庭，觉得不可思议。（殊不知，若干年后，在黄河的波涛中，我也可以熟练的驾驭这种小木船了。）船工划着木船来到一片开阔的水域，水中立着扎了很多芦苇帘子，船在一个封闭的圆圈苇帘前停下，船工用抄网在水中反复捞着，一会儿就捞了不少鱼上来，鲤鱼、鲫鱼、鲢鱼，活蹦乱跳的真是绝了，“够了吗？”船工问我，我忙说：“够了，够了。”船回来的路上，我不断的思索着，那个芦苇圆圈里是他们喂养的鱼吗？还是捕回来的鱼临时放在那里的？看到那个寡言少语的船工，我也不敢问他，这个迷也是若干年后才解开的。记得那时大点的鱼0.32元/斤，小点的0.16元/斤，这么多年了，很多事情都记不清了，不知这点记忆是否有误？        
    再以后，曾多次去过海子，主要是背扎草。所谓扎草是一种水草，生长在浅水区域，长长的一根筷子粗细的茎，又长满了长长的、透明的叶子，叶缘呈波浪状，每当刮大风的时候，会把它们吹断，刮到岸边来。人们站在岸边或走进浅水中，用耙子把扎草耙上岸来，晾晒一下，背回家中，拌上糠或麸子用来喂猪，是很好的猪饲料。也算是“靠水吃水”了吧！我们小组那时喂了一口猪，女生负责捞扎草，男生负责往回背扎草，有时，女生们也会背回来一些。王珊、夏道华、张继兰就是当初捞扎草的干将之一。        
  海子是个野味十足的地方，浅水中生长了不少芦苇，碧绿碧绿，十分粗壮，有的绵延百米以上的一大片，有的一丛一丛的，直径大小不一。有各式各样的水禽、飞禽，除了野鸭子，其他的我们根本叫不上名字。还有很多种水草，在水中婀娜着。当然，还有那么多种鱼，摇头摆尾的游弋着。清澈的湖水，一眼就可以望到底……。有一次，我们去背扎草，才到岸边，看到离岸不远的芦苇丛中，被惊吓的野鸭子一类的水禽，“扑拉，扑拉”的飞走了，不知谁
说道：“芦苇中会不会有窝呀？会不会有蛋呀？”我们几位男生顿时升起了好奇心，穿着背心、大裤衩就下水了。水中有不少残败的芦苇，每迈一步都要小心翼翼，防止被扎着，到了芦苇丛边，扒开芦苇一看，果然有窝，窝里也有蛋，比现在的柴鸡蛋还小，比鹌鹑蛋大多了，白皮蛋上面有褐色的斑点，到现在也不知是什么蛋。一共也就收获了十枚左右的蛋，每人一个肯定不够，我们悄悄的和吕大爷说好，请他煮熟后，给我们男生每人一颗就行，其他，由吕大爷处理。吕大爷悄悄的煮好，悄悄的给了我们，我们悄悄的吃了，雪白的蛋清，金黄的蛋黄，只此一小口，也令人回味无穷。其他的禽蛋吕大爷如何处理的，我们没过问也不知道。       
  听说，女生们在捞扎草时顺便在海子里游过泳，我们男生没有，一般都去附近的干渠中游泳带洗澡。       
  这片海子，对我们这些久居城市的知青们，难得又难忘。
二、田间地头
        
  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土地归集体所有。对土地的规划、种植、管理、收获、分配等等，均有生产队统一安排进行。所以，那时社员会在生产队长的安排下，进行集体劳动。
  劳动的中间，往往会休息一下。在休息时，会干一些什么呢？ 
  当时，实行工分制，工分员会在劳动间隙给每位参加劳动的社员记工分，主要是时间、劳动内容等等。到了年末，开社员大会，给每个人评工分，十分为一个工，男社员最高为每天十一分，女社员为七分，以此作为分配的依据，记得第一年的分值为0.30元/工。  
   男社员普遍抽烟叶，凑在一起卷上一袋烟，提神解乏，也顺便聊聊天，方言叫叨拉叨拉。   
    夏天，割麦子时，望着那远远的地头，恨不得快快割到那里，好休息一下，有时候，会统一的休息。割麦子最熬人，腰、胳膊、腿各有各的难受劲，尤其是一周左右的时间最甚，一旦休息下来，只想好好放松，一点也不愿动弹。这时有不少社员会利用队里准备的磨刀石磨镰刀。起初，我们还不太理解，慢慢的意识到了它的重要性了，一定要牺牲一点休息的时间把镰刀磨好，民间俗语：磨刀不误砍柴工，书中也写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休息完了之后，割麦子的速度不但快，还挺省力。 
  到了冬天，在空旷的田地上干活，很是寒冷，一旦休息，大家会自发的就近捡一些柴火，拢一堆火，围在一起取取暖。            
  如果是男女社员在一起劳动，那休息时场面会十分热闹，互相斗斗嘴，有时也动动手，如双方均为已婚，那尺度会大一些，但底线是有的。自始至终伴随着笑声，有时难免笑得人肚疼。         
   男社员在一起的时候，会经常进行类似“角力”的游戏，象“扭勾勾”“翻手”等等，是一种纯粹的男人之间的游戏。扭勾勾易伤人，所以，“翻手”就成了首选项目。这项活动有两人坐的开的场地就行，而且不需要什么器械，所以，田间地头随时随地就可进行。两人面对面坐在平地上，各有一腿蹬地，一腿盘回，双方两手交叉，虎口相交握住对方的手，“压”的一方手背向上，为守方，“翻”的一方，手心向上，为攻方。通过双手紧握，互相角力，攻的一方把守方手心向上，己方手背向上即为胜利。为了取得胜利，有时两人会站起来，有时又会向一侧倒去，两脚把地蹬的乱七八糟的，搞的有点天昏地暗。当然，这里也有一定的技巧，特别是双方力量较为均衡时尤为重要。      
   农村是劳动密集型社会，除了简单的工具，靠的就是体力。所以，这里的人们崇尚力量，把有力量的人称为“厉害”，男社员们，特别是二三十岁的后生们，那种争强好胜的潜意识，通过翻手这项活动展现的淋漓尽致。往往农具还未撂下，就会有人在那里喊道：“×××，敢和爷翻手不？”更有甚者会说：“×××，你要拿起个豁拉拉，爷送你个白掛掛！”要说前面那句具有一定的挑战性外，“行内”人士就认为后面那句具有蔑视性了，被挑战者一般会立即应战，于是二人摆开阵势，大家围在一起，助威的、起哄的很快就乱成一团。往往这对结束了，又有新的人出来挑战，于是乎，又是一场恶战。人们在欢笑中舒缓着劳动的疲劳，也释放着体内旺盛的精力。      
  初来乍到的我们，更多的是在一旁观看。上初中那两年，在学校举杠铃、玩哑铃、单双杠、篮球、乒乓球、游泳等，参加不少体育项目，类似“角力”的莫过于掰腕子了，是单手较量的项目，也算是自己的强项，只是多需要一张小桌子而已。如今，面对“翻手”总觉得不如“掰腕子”痛快，无奈，田间地头哪里找小桌去，再有，总得入乡随俗吧。    
   没用多久，不知是老乡邀请还是自己蠢蠢欲动，慢慢加入翻手队伍。对“轻量级”选手，没有胜算，究其原因一是身子骨发软，当时也就十七岁，力量不够；二是技巧也没有掌握，对“重量级”选手呢？按当地人形容，就和扳在木桩子上一样，纹丝不动！应了前面那句话了，连个“豁拉拉”也拿不开，真是不服不行。        
   好在老天是公平的，在我们不断的融入农村、走近农民的过程中，我们体内也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力量。在我们二十岁的时候，竟敢于向喜娃村内为数不多的翻手项目“超一流”选手挑战了……。             
2015年回喜娃村时，几位知青请同龄段的乡亲们聚聚餐，来了好几十位乡亲们，大家久别重逢，甚是亲切。当时，李富仁因视力问题没能如约而来，很是惋惜，他和我们知青交集太多了，大家有很深的感情。于是我们五人决定餐后去他家看望他去。当时，我在餐桌上当着那么多人夸下海口：我只要和富仁双手这么一握，他立刻就可以知道我是谁。我太有这个自信了，因为当初我们就是那田间地头翻手时难解难分的“老对手”。当我们来到富仁面前时，我把他那粗壮的双手一握，摆出一副翻手的架势，他立刻用那久违的乡音叫出我的名字：宋自炯(志军)。大家都觉得有些惊奇，是啊！四十多年了，我们谁也没忘记谁，不只是富仁，还有那么多乡亲们。

三、冬季印象
   内蒙的冬天是很冷的，白天零下二十几度是家常便饭。当初下乡时，国家给我们一次性的发给那种制式的大棉裤、大棉袄作为御寒用品，棉鞋、棉帽则是家中给带上的了。棉鞋就是全布质的、手工纳鞋底的那种，棉帽呢，就是天津老少爷们习惯戴的圆筒式、前面有帽檐、两边有吊耳、吊耳下边有小绳的那种，平常吊耳挽在帽顶上，绳子一系就可，冷了，吊耳放下，再冷的话，吊耳在下巴颏子系紧就行了。       
   记得下乡第一年的冬天，知青点的房屋门窗不太严实，取暖条件既简陋又不实用，我们又没有在寒冷地区生活的经验。一到晚上睡觉时，把能盖的全盖上，头冷怎么办？把棉帽子戴上，还得把吊耳系紧，第二天一觉醒来，房顶子柳笆子净是霜，人的眉毛上也是霜，既感慨太冷了，又感觉稀罕好玩。那时，凭的就是“傻小睡凉炕，全凭火力壮”了。        
  这里的人们，冬季要利用菜窖储存茴子白、山药、黄萝卜等有限品种的蔬菜。紧挨我们知青点南面就是一个半地下的菜窖，是队里给提前盖好的。按理说，裸露在地面以上部分要用麦秷子全覆盖，并在上面布满哈嘛，防止鸡、猪的破坏，门要尽可能严实，并用装满麦苒的麻袋堵严实。但上述要领全被我们忽略了，结果，我印象最深的是洋白菜(茴子白)全冻透了，不吃它没别的可吃的，当时油又很少，几乎成了白水煮洋白菜了，还是冻的，很不好下咽，那时，心里挺不是滋味儿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也慢慢的入乡随俗了，特别是在吕存友吕大爷及乡亲们的言传身教下，学会了很多生活技能。后来到了冬季，我们腌酸白菜、酸黄瓜、酸蔓菁，还养起了猪。记得是吕大爷帮我们抓了一个“猪儿子”，就是小猪崽，在我们知青点凉房的北边我们用泥土垒砌起了猪圈，那时喂猪无外乎是麸子、糠、糖菜叶、扎草、蔓菁等等，哪有什么专用的猪饲料？即便这样，在吕大爷的具体指导下，经过大家共同努力，我们竟把这口猪喂到了三百斤以上。在当地，隔年的猪一般就是一百多斤，上二百斤就较少了，我们这猪也算“明星”了。喜娃村地处大队、公社的所在地，不少来办事的外村人常有人专程来看看这口猪，搞得我们心里美滋滋的。深冬时，这口猪杀了后，肥膘有三四指厚！一冬天的生活丰富多了。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到了冬季，极少穿知青发的那种棉袄棉裤了，主要还是劳动不方便，穿的棉裤是家做的西式棉裤，中式的棉袄，显得更 “精巴” 一些。尤其是在腰间再扎一根麻绳，在寒冷的冬天就更加保温了。当地民间流传的那种“腰上扎一根，胜过穿一身”的说法，甚是准确。        
    相册里有一张照片，时间定格在1969年冬季，那段时间，父亲落实了政策，并报名参加去广西的“6.26”医疗队，如被批准，此一去再见一面就难了，于是我便决定回津探亲。在回津路过北京转车时，我手捧“红宝书”在天安门前的留影，穿的就是那种原生态的打扮，只不过没系麻绳罢了。现在还能看出身上有不少补丁，当时在组里缝缝补补的事男生们也学习实践了一阵子，棉衣的拆洗则完全由女生们包了，真是一个温暖的知青集体！       
   从照片上看，当时头上戴的是一顶褪了色的单军帽。现在也记不清什么时候不再戴天津那种棉帽了，到了冬天，大多时间头上什么也不戴，现在回想起来，也不知那时是怎么过来的？记得有一次，不知去村外做什么去了，在寒冷的田野里走了很长时间，到了村边碰上一社员，他惊讶的说：“你耳朵怎么啦？”我用手捂了捂耳朵，觉得耳朵什么知觉也没有，心里也有些慌了，社员让我赶紧回屋暖和暖和，在屋里呆了一段时间，耳朵有了知觉，针扎的一样，慢慢的缓了过来。后来，这种经历还有几次，不过没有那么严重。这么多年过去了，很多事情的细节都记不清了，印象中，虽然被冻过几次，但耳朵没有得过冻疮，还算幸运。       
  每当冬季大冷、北风肆虐的时候，队里组织社员集中打坷垃，主要为了土地保墒。        
  记得有一条二三米宽的小渠，由南向北穿过喜娃村。一年的冬天，在村南面小渠旁，大家一起打坷垃。当时，天寒地冻，风也大，中间休息时，大家在小渠一侧坐下避风，捡来一些干柴，拢起了火取暖，天太冷了！大家站着的、坐着的围在一起取暖，当时带工的是侯队长，应该属于我们的长辈了，他看我也不戴帽子，冻得够呛的样子，对我说：“你这后生，怎么不戴帽子？看冻成甚了！”说着，把自己的狐皮帽子摘下来要给我戴上，我执意不肯，但也没拗过他，大家也劝我戴上暖一暖，而他只戴着一顶白色衬帽抵御风寒。当我戴上这顶狐皮帽子时，一是本身带着侯队长的体温，二是吊耳上松软的狐皮毛，那个暖和呀！真是一种没有过的感觉。         
  这种狐皮帽子在当时的农村也是很珍贵的，一是美观，二是保暖，除了吊耳是狐皮外，帽檐上面棉帽壳的正面，还镶嵌一块狐皮，而且是视觉效果最好的一块狐皮，它以装饰功能为主。      
 戴上这么好的狐皮帽子真是暖和极了，但我此时却犯了一个错误，我习惯于不戴帽子了，戴上帽子却又忽略了它的存在，特别是丝毫不清楚裘皮帽子使用注意事项。我坐在火堆旁，习惯的将身子向火堆探过去，去给火堆添柴禾，就在此时，忽听“刺啦”一声，高高窜起的火苗把脑门那块狐皮一下子燎了，原来那高高突出的一根根狐毛，顿时成了一片小毛球球，一顶很漂亮的狐皮帽子瞬间毁在了我的手里。我看了侯队长一眼，仿佛看到有一股惋惜之情在他眼中闪过，我当时太尴尬了！笨嘴拙舌的不知说什么好了，说赔吧，自己无能为力，说抱歉吧，又觉太轻，无从张口，当时，真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这时侯队长说话了：“没事，不耽搁戴。”我怯懦着双手把帽子递给侯队长，侯队长戴上后，依旧拍着我的肩膀说到：“没事，没事，干活去吧。”      
  这件事过去这么多年了，如今我们已步入老年，当年喜娃村的那些长辈们大多已离我们而去，但每每想起这些事却难以忘记。难忘的是喜娃村的乡亲们对我们知青的爱护之情。我和小组的知青们说过此事，2015年回喜娃村时，在餐桌上和乡亲们也说过，很可惜当时没有侯队长的亲人在场，我只想告诉大家，我没有忘记。        
  说来惭愧，这么多年，忘了侯队长的名字了，后来夏道华从乡亲那里了解到，侯队长叫侯根治，她在微信中一提起，我立刻想起来了，让我们记住喜娃的乡亲们，记住这片情吧！             
四、饺子趣事
   1971年6月18日那天，我离开了五原，选调到了包头市政养护处。我们几位知青吃饭就安排在包头市城建局食堂，它离我们单位不远，也是我们的上级单位。        
  当时粮食是定量供应，我们的定量要高于平均水平的，即便如此，也总觉得紧张。也难怪，刚从农村出来，才二十岁，正是能吃的时候。女生呢，相对要宽松一些，于是乎，我们男生就用细粮票按1:1+的比例换女生的粗粮票，有时换完了，女生手里还富裕一些粗粮票，索性就都给了我们，说起来都是知青，而且还是一个公社出来的呢。            
  某天，下午下班后，我们几位知青职工到食堂吃饭，那天是钢丝面羊杂汤，所谓“钢丝面”就是玉米面通过饸烙床子压成面条状，再配上各式的汤，类似天津捞面的卤，粗粮细作吧，那个年代在内蒙中西部挺流行的。
   我要了一斤四两钢丝面加一份汤，当时身边的知青说：”大宋，你挺能吃呀！“我说：“这算甚，在农村时，老大个的饺子我能吃一百个。”其中有位知青半信半疑的说：“真的假的？”几句话下来，我们打上了赌，由其中一位知青给我再买五个馒头(一斤)，我的附加条件是：再给我买一碗扒肉条。局里食堂不错，碗虽不大，不但有扒肉条，还有几个丸子。说好了谁输了，晚上就请几位知青看电影。我吃完钢丝面，用四个馒头就着扒肉条，剩下一个馒头我用手抓起来说：“走，就走就吃，看电影去。”我大获全胜，路上，他们还不断的问起我吃一百个饺子究竟是怎么回事……。     
   下乡那些年，西北地区的农村生活还是挺艰苦的，喜娃圪卜村自然也不例外。那个年代的农村属于自给自足经济，种什么吃什么，长什么吃什么，收成一年不如一年，贫穷落后成了主旋律，搞的人们居然要吃国家的“返销粮”了。每当秋季的时侯应该是一年中最艰苦的节点之一了，长时间缺粮少油无荤腥，人们饥肠辘辘的，值得人们期盼的是每年的阴历七月十五。当地的风俗习惯是“杀爬羊”，队里的羊群里有一些很瘦的羊，人们担心它们过不去寒冷的冬季，所以提前把它们淘汰，然后把肉分给社员，虽然每人分的很少，但足以给大家带来惊喜。
   那年的七月十五，我们分到了一些羊肉，大家决定用它包饺子，黄萝卜羊肉馅，绝配！所谓黄萝卜就是我们常说的胡萝卜，只是内蒙的胡萝卜个儿大，一般有男人胳膊粗，皮较糙，纤维粗，含糖量少，因它呈黄色，所以人们把它称为黄萝卜，大多作为羊饲料，人们食用主要是与羊肉搭配做馅吃，是难得的风味食品。   
   说说印象深的一个小插曲。2015年回喜娃村数日，临返津的那天中午，一群热心的女社员给我们包了一顿羊肉白菜馅饺子，我们吃的香得赞不绝口，即便如此，王珊还是不无遗憾的说：“要是黄萝卜馅就好了”，无奈只是季节不对，不过足以说明羊肉黄萝卜馅饺子对我们这些老知青的诱惑了。
   话说回来，当年那顿饺子是十多人的饺子，就得全组总动员了。面和馅女生们已提前准备好了，我们男生出完了早工后，参加了包饺子。记得大家都集中到了伙房那厢，当时的知青点伙房在我们男女生宿舍之间，一进门右手是偌大的灶台，灶台旁边是风箱，对着的墙下面是一块很大的面板，至少(60至80)×(120至150)cm长短，两边用两排砌好的单砖支撑着，很是稳当。面积那么大，做个十来个人的饭，不论做什么都是绰绰有余，使用起来极为方便。
   

   “包饺子喽！”大家那个兴奋劲就甭提啦，在一片热闹声中有序的开始了包饺子。包饺子时分两大阵营，一边负责擀皮，一边负责包饺子，我自告奋勇的承担了擀皮儿任务。早几年我就掌握了那种“右手擀，左手转”的快速擀皮法了，所以才敢揽这瓷器活。记得李淑娟负责做剂子，还有一位负责饺子皮“快递”任务，专门将擀好的饺子皮运输到包饺子那边，其他十几个人则全部参加包饺子。
  我和李淑娟在大案板前各占一边，从看到她揉面时娴熟的动作，我就意识到，这是一位老手，特别是她做剂子时，使用的是揪剂子的手法，这是一种很传统的方式，她很熟练的把剂子一个一个揪下来，个既匀又有韵律感，然后又把剂子团圆、压扁，恰到好处。轮到
我擀皮时，感到醒过的面软硬适中，擀起来很是舒适，才上手时略感手生，不出几轮，进入状态，找到了节奏感，饺子皮源源不断的出来了。
    包饺子的过程中，双方不断的打着嘴仗，一会儿这边喊：“快点擀呀！没皮儿啦！”一会儿那边说：“赶快包呀！皮儿都黏住啦！”引来一阵阵的笑声。若干年后，我还自豪一人擀皮供十多人包饺子，实际呢？一是我们这边两个配合的好，再有就是包饺子那边，虽有十多人，但能娴熟的包饺子的并不是全部，有些人明显是生手，还得一步一步请教别人，包出的饺子五花八门，引来一阵喝倒彩声，随之而来的又是一阵笑声。
  在吕大爷主厨期间，小组的女生们会帮忙，后来，我们自食其力了，仍然是小组女生承担厨房全部事务，男生们主要负责外围的事情，像担水呀，割柴呀等等。实际上，参与厨房工作的只是部分女生，有时也轮流去做。这次包饺子，不但全体女生参加了，连男生也全部上阵了，全体总动员，又是包饺子，自然很是热闹，劳动之余大家难得有此一聚。
  包饺子的过程紧张而有序，那么多人的饺子，在热闹的气氛中，不知不觉就包完了，女生负责收尾和煮饺子，男生就撤了。精神松弛下来了，肚子也“咕咕”的叫了起来，一想起来一会儿就可以吃上羊肉黄萝卜饺子了，难免会咽几下口水。
  没有多久，女生在厨房那厢喊到:“饺子熟喽！”然后，用大个黄瓷脸盆盛了多半盆饺子，喊我们赶快趁热取走。
说起吃饭，也有一些趣事，我们男生房屋与厨房紧挨着，中间就隔着我们房屋的窗户，女生一般在厨房吃饭，男生则在自己房间吃饭，是用那种大个的黄瓷盆盛菜和主食，然后，由女生端在我们窗户下叫我们接走，有时我们直接去厨房去端。在谁去端的问题上，我们男生们往往纠缠不清，互相推诿。有时，某个人会认头去端，有时，会出现僵持的状况，怎么办？肚子饿着，那边催着，干脆通过天津儿时游戏“锛铰裹”(锤剪子布)的输赢来决定，女生就在窗外，还不能大声张扬，结果一出，输者端饭，就天经地义了。说起来，我们知青小组团结搞得好也是远近闻名了，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配合默契。但就是男女生很少说话，也许还年轻？或者有学生气？还是封建思想作祟？现在想起来也是一件趣事了。
饺子端来后，往土炕上一放，大家围在一起操起碗筷就开吃了，这也是我们男生吃饭的常态。不知谁提出一个建议：“咱们吃饺子数下数吧，看我们能吃多少。”大家一致同意，然后迫不及待的吃了起来。大半盆的饺子，风卷残云一般，一会儿就吃完了！也不知当时往返了几次去厨房取饺子，一定是不少趟！
小组女知青刘金安在微信中回忆道:@宋志军……，当时，女生都在伙房吃饺子，你“咣当”一推门，站那儿不说话，李淑娟问“又吃完了？”“嗯，”“还要？”“嗯，”“快给盛，快给盛！”于是又是一满盆，你端着回屋，随着传出男生哈哈哈的说笑声，声音很大……现在才知道，你们当时是在数着个地吃……。当时，李淑娟说：“就宋志军傻，别人都不出头，就他一趟一趟地跑……”，我说的这些对不对？
说实在的，这个细节我印象模糊了，但我并不怀疑它的真实性，也是一件有趣之事。不知当时为什么是我一趟一趟的来回跑呢？是“锛铰裹”技不如人，无可奈何吧？个中原因，也许成了谜呢。
书归正传，那次吃饺子，几个男生中，我吃了整整一百个，吃的最少的还吃了八十多个呢！那个时节真把人饿坏了，现在回想起来，总是有点不可思议。
那年农历的七月十五，那年包饺子的笑声，那年吃的一百个饺子……，这一切的一切，让我记了近五十年。今天是2017年9月1日，农历七月十一，再过几天，又到七月十五了……。
 
2017年9月1日       
                               (全文完)
                                                

　　             寻找喜娃知青纪实

宋志军

　　

一、喜娃知青

 

　　1968年7月8日，天津十二中学的十四名六六、六七届的同学，来到了内蒙古五原县城南公社美星大队一小队插队落户，这个村庄也叫“喜娃圪卜”。这十四位同学中，十名女生，四名男生。随后，又来了四位投亲靠友的外校同学，三女一男。至此，来喜娃村上山下乡的共十八位同学。他(她)们是：张纪兰 李淑娟 常金坤 赵伟遐 张敏 褚燕云 王珊 夏道华 刘强华 钟晴玉 王玫 刘金安 李湘 徐庆春 王小诚 崔允良 宋志军 钟路飞。

　　1971年5月下旬开始了知识青年的选调工作，从那时开始，十八位知青陆续的离开了喜娃村，一直延续到1976年结束。这些知青中，有一对夫妻，一双姐妹，除此之外，有联系的人极少，绝大多数处于“失联”状态，一晃就是四十多年。

 

　　二、久别重逢

 

　　大致在2014年5月，某天，我手机接到一个陌生来电。自打退休之后，很少有陌生电话打进，原来50元包月套餐早改成10元套餐了。接通之后发现竟然是王小诚的电话，我们分别四十多年，二十多年前通过一次话后，再也没有联系。两人聊了半天，他通知我，说是王珊从澳大利亚回国了，想和现在已经联系上的小组几位知青见个面，具体时间、地点再通知，我和张继兰当然求之不得了，期待着这次久别后的重逢。

说起王小诚，还有徐庆春、崔允良与我四人，同是二年九班的同学，一起下乡来到喜娃村，同吃一锅饭，同睡一盘炕，同在一片土地劳作，三年后陆续分开，三年的情意，岂是一句“同吃、同住、同劳动”能够形容得了的。当时我去了包头，王小诚回天津上大学，后留在天津工作。我九一年底调回天津，九二年我们在单位通了一次电话，之后的某天我去他单位找他，人家告我他的科室在另外一个地方办公，我对那里也不熟悉，就回来了，殊不知，一晃就是二十多年。

不久，我们在和平区新华路上一个叫华特酒楼的地方见了面，那天见到的喜娃知青有王珊、王小诚、常金坤、李湘，还有我与张继兰，王玫因故没来，一共联系上的是七个人。当时参加聚会的还有原我队社员苏三来与他爱人知青周勤，以及美星六队的一对知青夫妻。虽分别四十多年，大家一见如故，容颜虽老，但一眼就可认出是谁，一通回忆，甚是兴奋，那沉淀在心中的久远的记忆，一下子被唤醒。

 

　　这次聚会得到一些关于喜娃知青的信息：李淑娟2005年因糖尿病并发症去世了；王珊一直在国内做生意，有意在五原发展；李湘和别队知青回过一趟五原了；李湘虽与刘金安一同投亲靠友但也失去联系；听说夏道华远嫁到乌鲁木齐去了等等，其他人则杳无音信。席中，我挨着王小诚坐着，我悄悄的问他：“你怎么知道我手机号？”他得意的回答：“我不但知道你手机号，还知道你们家住哪……”“你怎么知道的？”“这个还就不告你，保密！”，他狡黠的说。不告就不告吧，我也没办法，只能找机会了，我当时估计，他知道我单位，一定是通过单位或是什么人打听到了，他在天津工作得有四十年了，总会有些人脉的。

 

　　三、启动寻找

 

　　五原县接收天津知青，主要有两大批，一是文革前1965年7月28日一批，二是文革后第一批1968年7月8日那批，我们就属于这批的，以后陆续来了不少。2015年是第一批下乡五十周年，城南公社下乡知青以65年的为主体，其他年份的积极参与，组织了系列纪念活动，其中之一是准备出版一本回忆录。二队的李芬负责美星大队知青的联系，她是李淑娟和李湘的亲戚，与一队知青也熟，很快的联系到我们，她说：“回忆录没有美星一队的哪行啊？”王玫、张继兰各写了一篇给她了。我们建立了微信联系，传递文稿等等。后来我建议李芬组织一个公社知青聊天群多好，她说已有一个，也就把我拉进去了，这就是现在的【城南知青群】，之后我又把小组知青拉进去不少。城南公社的知青有很多人很早就有联系，多次活动，我们一直游离在外，这次我们终于融入其中。

作为纪念活动的另一项，2015年5月25日城南公社约160名知青大聚会，在南开区保山路渔家庄酒家举办，举行了文艺节目表演、发放回忆录、聚餐等。当时见到了很多熟悉的知青，如1968年一起下乡在永星三、四队的同学，美星二队1965年下乡的十二中老知青，包头一个单位的等等。包头单位的几位有从山东日照来的，有从北京赶来的，还有河北某地的，大家见面甚是亲切。

当时参加聚会的喜娃知青有五个人：王玫、王珊、李湘、王小诚和我，张继兰和常金坤因身体原因没能参加。大家触景生情，我们十八个人，有十个人没联系到，我们应该去找他(她)们。大家决定启动寻找程序，王小诚负责提供信息，他在津工作时间长，人脉广，此事非他莫属。我呢，身体尚可，跑跑逛逛的还行，负责联系落实。大家相约，找到其他知青后，我们再聚。

这次聚会得到信息：王珊个人出资3000元以喜娃知青名义捐赠给城南知青纪念五十周年庆祝活动，另外听同桌知青提供线索，徐庆春在天津大胡同工作并在那里退休。

 

　　四、意外惊喜

 

　　大概在那次聚会不久吧，王小诚还在收集信息之中，在【城南公社知青】群里，一位叫李美琴的知青发了一条信息，大意是：刘强华正在寻找美星一队知青，群里如有美星一队知青，请提供联系方式。我看到这条信息后，一阵惊喜，立即在第一时间进行回复，公布了我的手机号。说实在的，我一般不主张在群里公布自己的手机号，那天也顾不上这些了。之后，一直等待刘强华的来电，到了下午也没反应，我按捺不住期盼的心情，在群里问询了一下，回复说是正向刘强华转达，请耐心等待。

我选调到包头后，刘强华也选调包头，她的单位离我单位很近，一个小组的知青，有时会过去看看她。她同宿舍还有一位叫陈慧的知青，大家没事一起聊聊天。一年后我调离包头，走的仓促，也没顾上向她们告别，一想到很快就可以联系上刘强华了，真高兴！

到了晚上，刘强华终于来电话了，我们聊了很长时间，我了解到公社群里有她两位好友，一起聊起公社知青聚会事，大家想到通过微信群找找喜娃知青，此举还真是管用。我还提起陈慧，她说她们也没有联系了。过了几天，刘强华来到我们家，张继兰、刘强华和我三人又好好聊了聊分别以后的情况。

关于陈慧，在2017年3月，刘强华与她联系上了，是通过李淑娟的妹妹李淑萍联系的。不久，她们见了面，刘强华代我们互相问候，大家相约有机会再聚。我们找人工作还未正式运作，就把刘强华找到了，真是一个意外的惊喜。

　　

五、柳暗花明

 

不久，王小诚电话给我提供了部分人的信息，我一看有夏道华的名字与地址，看来那个“远嫁乌鲁木齐”的传说是子虚乌有了，记得当时听到这个消息时就想：要是真的到了乌鲁木齐，想见面就真不容易了。现在她就在天津，而且就住在离我们家七八百米远的地方，我决定先去她那看看去，争取通过居委会一类的能得到她的联系方式最好了。

我步行着到了她的小区，地方很好找。我在小区里看了看，三座高层，分A、B、C座，但没有地址上提供的6号楼，我只得去小区门卫房询问。屋内桌子前坐着一位大爷，应该是值班的吧，旁边长条椅子上坐着一位老同志，看样子应该是居民。我首先问六号楼的问题，他们说就是C座，我一听有门，地址没问题，但当我问到28楼是否有叫夏道华的时，怎么描述，怎么解释，他们只是回答“不知道”或“不清楚”，问了好半天也没结果，不过，他们倒给我指了一条路，找物业去吧，×座×楼就是，我也只得找物业了。

顺便说一下，听夏道华讲，当天傍晚她带外孙女出小区，门卫大爷问她：“有人找你看到了吗？问了我们半天，我们也不知他干嘛的，所以嘛也没告他。”这警惕性真高！找寻的过程常常遇到这种情况，无疑增加了难度系数。

到了物业，有两位女同志值班，四五十岁，我讲了来意后，她们告诉我她们是A、B座管理员，先从她们的花名册查一下吧，结果没有，虽然C座管理员不在，但她们对C座也不生熟，肯定的说二十八楼没有叫夏道华的60多岁的女同志，只有二三十岁的年轻女士和八十多岁的老太太。看到她们如此肯定，我的心凉了半截，知道再也问不出什么来了，我极不情愿的离开了物业来到院子中。我当时认为王小诚提供的地址可信度挺高的，如果线索打这断了再往哪找去呀？我一边想着一边往小区后门走去，那离我家更近，这后门就在C座楼下，当我路过它时，猛然觉得既然来了，就不能错过，我也不顾是否唐突了，上楼看看去！坐着电梯到了二十八楼，地址没有门牌号，我敲了中间一家，问到：“夏道华在这住吗？”那人指了一下左手那门：“问问那家吧。”我敲了一下门后，出来一位三十左右岁的女士，“夏道华在这住吗？”我问，她把头转向屋内，轻声的说：“妈，有人找。”我还在辨别我是否听准确了的时候，夏道华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哎，宋志军，你怎么找到这啦？”还不等我回答，她一把就攥住我的手腕把我拉进屋里，我那时的心一阵热乎乎的，分别四十多年了，没有丝毫的陌生感，她仍然梳着短发，容颜没有多大变化，性格更加开朗了。我给她看了一些照片，介绍了知青小组的情况，谈了谈找她的过程等等，她已开通微信，我们互相加了一下，相约再见。后来在我家中，我们三人又聊了很久，谈到分别以后的事情，又加深了了解，也平添了几分感慨。

说起来有意思，在许多楼群之间，在她们28楼可以看到我们5楼的家。再有，纠正一下，这28楼房屋是夏道华姑娘家，她们老两口另外有住处，是来看外孙女的。这个王小诚，查夏道华给查到她姑娘家了，还真找到啦。

有道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用到这里还算贴切。

 

六、“踏破铁鞋”

 

客观的说，寻找赵伟遐用“踏破铁鞋”来形容是有些夸张，不过，与已经找到的几位知青而言，寻找她经历的时间最长，走的路途最远，参与的人最多，遇到的曲折也最大。如此说来，多少有点“踏破铁鞋”的味道了，究竟如何？听我慢慢道来。

 

（1）松鹤里

 

王小诚提供的赵伟遐的地址是：河东区鲁山道松鹤里××号院××门。这两年我出去办事，对于较远或陌生的地方，我都要提前做好“功课”，了解所去的具体位置，手机地图会提供乘车或骑行的路线、卫星图、全景图等，再加一个“车来了”APP很是方便，办一张城市卡，地铁、公交换乘也随意。

这个地方说它陌生吧，因为它是一大片老居住区，从卫星图上看密密麻麻的，根本不清楚这个松鹤里××院在那个部位。说它不陌生呢，因为2006年我们昆明路住房拆迁，我在紧邻它东南面的太阳城××园住过约四个月，从小区西门出去往北走就可进入这片住宅区，那里有个自由市场，那时听说不少天津人把它叫做小二楼。

六月初的一天，中午一点多我就出发了。地铁2号线屿东城站下车后乘公交车到了这片住宅区的西北角，从那里进入住宅区，这里是二层砖房，有的有院，有的没院，路还是土路，也不平坦，坑坑洼洼的，可能也快拆了吧。一路走一路问，始终不得要领，那里好像有很多院，大家又互不熟悉，天气很热，人烟稀少，问询也不方便。走了很多路，也没确定大方向，后来看到一个小卖部似的商店，觉得主人肯定熟悉此地，不能白问，来瓶脉动吧，正好也渴了。还好，大爷告我：“看到那边高楼了吗？一直走就行。”果然不错，找到了××院，没用多少时间也找到了××门。心里想，总算找到了，想到很快见到赵伟遐了，当然高兴了，也感觉轻松了许多。楼梯正对门口，垂直嵌入楼体，上边是走廊，左边走廊上有一家，走廊头有一家，都锁着门，看意思有时间没开过门了。右边走廊堆了不少东西，走廊被一块木板拦住，一只小狗狗在里边冲我叫着，我问：“有人吗？”，里边出来一位大娘，听说我是找赵伟遐的，告诉我走廊头那门是她们家，不过多少年前就搬走了，具体去哪了也不清楚。我难免有些失望，还好，里边有个大爷说话了：“让他进来，我告他”大爷很耐心，能感觉到他们是好邻居。我了解到：赵伟遐的爱人叫兰××，他们搬到的地方大爷也说不清地名，但还在这片区域内，只告我如何如何走，到原派出所位置时打听这人就可以找到了。我谢别了大爷大娘，按照大爷指引的大方向走去，途中还经过一处与众不同的独栋建筑，好像是政府派出机构，我问了一下兰××的情况，她们回答是有一个姓兰的，但不是此人。我一路问询，原派出所的位置大家还清楚的，虽走些弯路，但总是找到了。这里已经是一片拆迁现场了，机器轰鸣，由南往北拆着，从地图上看我已经从西北角转了很大一个圈，走到东南角了。路边有个用帐篷搭起的小卖部，我向男主人请教，他自称对赵伟遐夫妇二人很熟悉，说起赵伟遐，一口一个“格格”，告我他们在松涛里××院住，2010年拆迁他们第一批就走了，说起去向，他也只知道去杨柳青她姑娘那住去了，再详细的可以去拆迁办问问去。这个拆迁办就在派出所原址内办公，离小卖部没多远。我的要求不高，只希望得到他们的联系方式，我得到的答复是：这么多年了，拆迁的档案早已入河东区房管局档案室封存了，退一步说，即便可以查到，我们也不允许随便向第三方提供拆迁户信息。碰了一个软钉子！唉！我觉得在这里我已经做了该做的事，可以撤了。从拆迁办出来，往南边没走几步，出了围挡一下子看到了我原来住过的××园，这是它的西北角，一条大路出现在眼前，豁然开朗，到了这里就轻车熟路了。回来后，我与王小诚通了话，向他介绍了寻找过程，然后谈了谈我的意见：一、去河东区房管局查拆迁档案去，他一直在河东区工作，那是“老巢”；二、赵伟遐这线断了，可以通过她爱人这条线来查，供他参考。　

（2）双口村　　

没过多久，王小诚与他爱人来到我家，有一张字条，我至今还保存着，在那上面，他给我提供了赵伟遐爱人的住址，同时还介绍了其他几位知青的信息。这次提供的地址是：北辰区双口镇双口村工业园区河畔人家。查地图显示，坐一号线地铁往刘园方向到头下车，乘×路公交即可到双口村附近。六月十九日那天，早上八点多我就乘上了地铁一号线，刘园是北面终点站，我也是第一次到刘园这个地方。出了地铁站一看，这个地方已经是市区的边缘了，我找到公交车站的大院，这里停了不少公交车，唯独没有到双口村的那路公交车，一问才知道，此路公交车已发出，下一班次要一至二小时才可发出。我一听，顿时有点傻眼，这得等多少时间呀，当时没有考虑到这种状况，早知如此，早出来点就好了。我决定不等了，看有没有去那个方向的车，不行多走些路呗。经询问我上了一辆公交车，一问司机师傅他说是去河北工业大学校园内的，他让我下站下车，去坐别的车到双口村。下车一看，公路两边有两个小公交站牌，剩下的全是树了，印象深的是路两边类似穿天杨的树，长的特别粗，一米多的高度就分叉了，挺稀罕的。路上只看到运输车和小汽车，公交车看不到，出租车特别少。我根据地图指示的方向，沿路向前走着，好容易看到一辆出租车，一招手还停下了，我们谁也说不清双口村离这多远，司机提出30元钱负责送到，我也只能如此了。上车之后发现车上还有一个客人，是送行李到学校的。走了不久路牌指示双口村了，右拐下了公路，路过双口镇派出所，司机可能觉得路太近收30元不好意思，又给我往前开了开，进村了，没路了，赶快下车吧。司机给我留个名片，说回来早，打电话还搭他的车。下车后，我问了一下，前面是村了，往回走直接奔双口镇派出所去，到派出所一问，地址里“双口镇双口村工业园区”都对，唯独没有“河畔人家”，这不白费吗？他们告诉我，双口镇有两个派出所，他们只掌握他们这片，工业园区上公路后右拐往前走就可找到。走了一段路，看到路对面树梢间露出了楼房的影子，越往前走感觉越好，几栋楼房形式各异，门前一条垂直于公路的大路笔直的向前延伸，路两旁崭新的路灯，灯杆上悬挂着彩旗，下面塑料花坛摆放着假花，很是干净整齐，路两边便是围墙，里面有极少的企业入住，基本空旷。这确实是一片工业园区，那几栋房屋就是管理机构及银行等。路的对面，一条宽阔的水泥路，斜插入密密麻麻的平房中，路口立着一个大牌坊，上写“双口三村”。这里很是清净，偶尔见到一位似是当地女士，一打听，公交车没点，要在路边等，“河畔人家”没听说过。我向园区管理部门走去，有一个税务部门，他们应该熟悉这片区域，我进去后，见到几位工作人员，说明来意后，大家还很热情，地址都对，就是“河畔人家”没这个地方，不过有一个工作人员说园区西边好像有一个新建的小区，似乎叫这个名称，这是给我留下的唯一希望了。我查了一下手机地图，出了园区，在它的西面自然村有一片住宅区，但没标明小区名称，路太远，靠走路是不现实的，只能找时间开车来找了。我从楼内出来，天上突然下起小雨了，淅淅沥沥，越来越大了，我只能决定撤退了，来到公路上，有一位女士在等公交车，我问她何时车到，她也说不准，听说我去市里，她告诉我双口三村路口停着的那辆小面包车就去市里，我立刻走过去。一问还真是，3元包送，上车一看，除了司机那排座，后边全是小板凳，尽管如此我还是意外的高兴。不一会儿上了好几个人，大人、小孩儿、婴儿，有五六个人，路上又陆续上了几个人，都是在路边等的，车厢已经满满的了，外边雨越下越大，看到有的人在雨中也只能空等，虽然严重超员，但大家却很庆幸，车走了不短时间，感觉到了市区了，只是不知是哪里，反正到市区就行。我是最后一个下车的，要求只有一个，送我到公交车站，下车一看真不错，961路，到我家门口。

(3) 双河村　　

转了这么一圈，我对这个地址多少有些质疑，“河畔人家”总要依水而建吧？可这个地方方圆多少公里都是土地，我把我的疑问转达给王小诚。不久，王小诚提供了新的地址：双口镇双河村河畔家园。“双口村”变成了“双河村”了，我查了一下手机地图，这个地方在杨柳青北面的子牙河以北，河边不远处，这次还算靠谱。也印证了那次去小二楼，那个小卖部的人所说的：“去杨柳青她姑娘那住去了”的说法。那段时间，我会把找寻知青的进展情况在《喜娃知青》群中介绍一下，大家都很关注。当我准备去杨柳青找赵伟遐时，夏道华提出与我一起找去，一来做个伴，二来人多力量大，我们约定找个时间坐公交车一起去。在我们还未启程出发之前，接到王小诚的一个电话，原来他利用他女儿休息时间，由他女儿开车带他一起去了趟杨柳青的“河畔人家”。他那里有位联系人，找到后又组织了不少大妈级人物，共同回忆，共同寻找，走了不少门，串了不少户，仍然没有确切消息。一大早去的，他们父女二人跑前跑后的，过了晌午才回来。他留下联系方式，那些大妈很热情，答应继续寻找，一有消息，立即联系。他也提到，遗憾的是，那天公休，物业无人，无法利用物业这个渠道获取信息。王小诚亲自出马了，虽然没能找到赵伟遐，但希望还在，那就是物业！一般小区物业应该掌握小区住户情况，找到物业就有希望。隔了几天，七月一日，我和夏道华再次踏上了找寻的路程。公交车一直到杨柳青镇附近，离河畔人家还有段距离，打了一辆人力三轮，一直把我们送到小区物业门口。这天是周三，不是公休日，已经9点多了，物业办公室居然锁门无人，挺让人失望的。为了不浪费时间，也为了熟悉一下环境，我们向小区里面走去。这个小区东西向长，两三排连体的两层楼房，独门独院，干净也安静。10点左右，几乎看不到什么人在户外活动，偶尔的看到有人在小区或在院内活动的，我们都要上前询问。这里的居民还是挺热心的，一般都耐心的答复我们，只是结果令人失望。小区北面有一个出口，隔着一条路，还有一个小区，也是“河畔人家”，不知王小诚他们来这里了吗？我们又燃起新的希望，这也是东西向长的小区，只是在东边是几栋楼房。我们依然是见人就问，但依然是失望。我们再次来到物业办，这次有人啦，我们很高兴。查询赵伟遐，查无此人，查询兰××，查无此人，地址呢？也没错误，这就奇怪了。实际上物业掌握的名单，也就是一般联系人，

　　如果是其他亲属，也无法反映出来。我们想了解一下辖区派出所的情况，希望通过户籍查一下，但物业答复，这里住户户口都不在这。看来物业这条路是走不通了，我们只能依靠自己来找了，复杂的路走不通，那么就走简单的路，我们决定沿路呼喊她们二人的名字，时间已近中午，大家都在做饭，而且就两层楼房，肯定能听到，我和夏道华你一声赵伟遐，我一声兰××，交替的喊着他们的名字，有好几户出来人问询，有的还去邻居处询问，可惜没有结果，我们从南面小区喊到北面小区，从入口喊到小区尽头，又从尽头喊到入口，还真有一家姓兰的，进到人家屋里，了解一下情况后，有很大出入，于是激动一下后也就放弃了。途中，我们遇到一位大姐，她见到过王小诚和他女儿，这次又带我们跑前跑后的，与好几个人联系，但均无结果。最后只好留下我们电话，一旦有消息立即通知我们。中午已过，烈日炎炎，无奈之下，只有原路返回了，回到家已经快两点了。

赵伟遐后来告诉我们，她们不在这个小区住，是在附近另一个小区住过，并早已搬走了，这里有什么差错，实在不明白。

　                                                               

(4) 今晚报

 

城南公社知青群的知青们，也很关心我们找寻知青的进程，她们建议可以利用《今晚报》有关寻人栏目登报寻找知青，既不收费，效果也好，这也是她们的经验之谈。刘强华主动的承担这项工作，得到联系方式后，她向寻人栏目提供了寻找对象的有关信息，因她未订阅《今晚报》，委托订报知青关注。约半月后，仍未发现刊登寻人信息，刘强华还联系了报社询问此事，人家规定一月之内刊登即可，让等待消息。

不经意间，报纸刊登了找寻赵伟遐的信息，未曾想到，立即就有人与刘强华进行了联系。这是一位男同志，与赵伟遐是单位同事，而且注重关注有关寻人方面信息，只是他手中没有赵伟遐的联系方式，需要通过另外一位同志才可了解到，好事多磨呀，好在当天赵伟遐就和刘强华联系上了。总算找到赵伟遐了，刘强华立了一功。

王小诚这边也没闲着，赵伟遐的爱人曾开过车，肯定有驾照，王小诚通过这个渠道查到了兰××的手机号。赵伟遐终于找到了，大家皆大欢喜。

我们第一时间与赵伟遐通了话，询问了她搬迁过程，也聊起了过去的事。当初，我们调回天津，赵伟遐曾去过张继兰单位见过几次面，后来，张继兰退休了，单位也没告诉赵伟遐我们家中地址，从此失去联系。哪曾想，再联系上会费如此周折！

诸位，说“踏破铁鞋”不为过吧？

 

七、好事多磨

 

较之赵伟遐，找寻刘金安、徐庆春的过程要简单多了，但也不是一帆风顺，好事多磨嘛！

刘金安是和李湘一起来喜娃的，比我们晚一些日子，属于当时称呼为“投亲靠友”的知青们。在天津我们各家的住处说是邻居吧，有些牵强，说是近邻呢还是恰如其分的。上海道东西向，与南北向的山西路相交，同在上海道上，我们住山西路西侧，李湘她住东侧，早先我们在荣光里住时和她们静远里只是一墙之隔。刘金安则在现在南京路与山西路交口的对角住，从我们二楼上一眼就看到她们的院墙、大门和楼房，这两年才知道解放前那是大军阀张勋的老宅。在天津我们并不相识，这么老远的走到一起来，也是一种缘分吧。

当初，在华特酒楼聚会时，见到李湘，就想起刘金安，询问刘金安时，李湘做了解释，她们也多年未联系了。

那次王小诚两口来我家时，还带来了一些资料，其中有两张带照片的，王小诚问我：“你看看，这两张都叫刘金安，哪个是咱小组的刘金安？”我看了照片后，指着其中一张说：“这张就是。”他们看了看住址和单位，居然与王小诚是同一个区同一系统的，住址他们也熟悉，应该是把握性挺高的。

当初，找夏道华时，其初衷是在物业或居委会那里得到她的联系电话，然后由张继兰和她联系，实在没词儿了，唐突了一次。这次还是稳妥一下吧，我准备请李湘帮助联系，电话打给了李湘，说明情况后，她爽快的答应了。她们住西南方向，刘金安住东北方向，这趟也够远的。

据说，李湘和她爱人转天就出发了，她们倒乘了几次公交车到了刘金安家，很不巧，刘金安她们出门了，敲了几次门也无回应，李湘她们在门上留了一张纸条，说明情况留下联系电话，然后就去附近转去并等候消息。大致近中午时，刘金安来了电话，李湘她们午后来到刘金安家，大家久别重逢十分高兴，有说不完的话，等李湘她们回到家中时，已经晚上了，也真难为她们了。

在第一时间，我们与刘金安通了话，当时，我印象最深的是，刘金安说：“大家还没忘了我呀！”是呀，怎么能忘了呢！我们喜娃村十八位知青，在那么特殊的环境中相遇、相伴、相知，真是终身难忘！虽然，那么多年没有联系了，但那难得的知青情，就像一条彩带，早已把我们的心紧紧的连在一起了。当她得知，王小诚和她退休前曾是一个系统时，一个跑上跑下辛勤工作，一个默默无闻教书育人，竟毫不知情，难免感慨。

我们相约再见。

记得那次城南公社知青聚会，一位同桌的知青介绍，徐庆春在大胡同工作，实际呢，人家说的是在“大无缝”，我不知别的人理解得如何，我是认定了“大胡同”，环境乱是一个原因，耳朵听力退化是不可否认的。

有一次，去大胡同买点东西，想到徐庆春曾在这里工作，趁机向管理人员咨询了一下，如何寻找一位退休职工，工作人员告我，大胡同每个大楼，工作关系是相互独立的，没有一个统一的管理机构，要找人就得知道在那个楼内工作才行，我又无奈了，好在王小诚已经开始查询了，等等他吧。

徐庆春是同班同学，早在文革期间，学工期间等等，我们就有不少交集，我们先后选调到包头工作，见过几次面。1972年底我调走时，对方单位来人，办好了所有调动手续，并买好次日车票后才与我见面并通知我，只需我做简单交接即可。因走的匆匆，谁也没来得及告别，此一别，竟是四十三年！后来，1991年徐庆春调回天津，我也是同年调回天津，小组的好几位知青，同在一片蓝天下，来去匆匆的奔波着，竟无缘相聚。

当王小诚查询到徐庆春的地址时，我们非常高兴，大家又可以在故乡相聚了。值得提起的是，王小诚在提供地址的同时，还提供了徐庆春家的电话，难怪徐庆春总是刨根问底的问我如何找到他的呢！我也纳闷呢。

徐庆春的地址还是很好找的，交通方便，尽管如此，我还是先拨通了他家里的电话，那天是上午，电话那边传来不熟悉的拨叫声，拨了两次无人接听，我决定晚上再试试，再不行，我就登门拜访了。晚饭后，电话一拨就通了，那边传来熟悉的声音，互通姓名后，他首先问我：“哎，你怎么找到我的？”我们互相介绍了各自分别后情况，我向他介绍了小组知青联系的情况。那时才知道，他是1991年调到天津“大无缝”而不是“大胡同“！真成了笑话了。他那时才开通了微信，我们互相加上了。

徐庆春至少在这之后又问过我两次如何找到他的，同时也想知道其他知青如何联系上的。今年阴历正月十二日，十二中同学聚会后受徐庆春邀请，我们几位知青去他家做客，大家探讨了写回忆录的事，席间又谈起此事，他建议我把这个过程写下来。我一想也好，有好几位小组知青也关注这件事，写出来，即满足了大家的愿望，自己也可留作纪念。

 

　　八、你在何方

在王小诚反复的查询中，始终没有张敏、褚燕云、崔允良的信息，钟晴玉、钟路飞姐弟俩也一直联系不上。在一次次久别重逢的惊喜之中，这无疑是一大遗憾。尽管如此，大家并未放弃努力，尽可能的通过其他渠道来了解他(她)们的信息。

在喜娃知青小组中，有五位三年四班的女生，只有张敏至今杳无音信。她是和王小诚一起选调上大学的，记得王小诚是天津师范大学数学系，张敏是天津大学绝缘瓷专业。据王小诚介绍，他们后来也无联系了。

当初，通过《今晚报》找到赵伟遐后，刘强华尝试着通过报纸找张敏，但寻人信息登出后，一直没有音讯。

在2015年时，天津十二中三年四班，也就是张敏那个班，在几位同学的牵头下，开始了同班同学的联系工作，最初联系上的有十八九个人吧，在2016年1月14号搞了一次聚会，张继兰、常金坤、赵伟遐都参加了，我作为陪伴也参加了那次聚会。在那次聚会上大家也都没有张敏的信息。截止目前，她们班五十二三名同学已经落实了三十六七位同学，其中已有八位同学去世。已联系上的同学中有不少外地的，北京、上海、青岛等等，只是张敏的信息大家还是一无所知。她们班很多同学开通了微信，并组建了一个颇有创意的聊天群，【老同学1234】，寓意十二中三年四班，大家联系密切，也在不断地寻找其他同学。

崔允良，二年九班的，当初我们一起下乡的四位同班同学，如今是“三缺一”了。印象中，他后来回河北某县老家了，也有人说和他哥哥勘探队走了，具体去向真还无人知晓。2015年五位知青回喜娃村时，与乡亲们谈起知青的寻找情况，下乡时的小队会计、后任过大队书记的王凤翔告诉我们，崔允良在某年曾回过一次喜娃，请队里开介绍信，证明他知青身份。他记得是给山西长治开的，这是关于崔允良的唯一线索了。

我们二年九班也开通了班级微信群，只是成员较少，大家也在找同班同学，这也是寻找崔允良的另一个渠道。

褚燕云，她是三年五班的，来喜娃的只她一人，大部分同班同学在永星大队呢。严格的说，她是最早一个离开喜娃的，正式的选调开始于1971年5月25日，她离开喜娃村的时间大致在1970年初吧？

我们1968年7月下乡，69年的春节在喜娃村过了一个“革命化”的春节，70年那个春节，除了徐庆春之前因为父亲去世回过天津外，其他知青第一次回津过年。在相册里至今仍保存着当时由《天津日报》社记者蒋进财给我们十一位知青在天津拍的几张照片，分别以解放桥、广场检阅台为背景，很是珍贵。自打那以后，褚燕云似乎就离开了我们的视线。

喜娃的王凤翔，2015年在喜娃村聚会时也和我们提到褚燕云，说她也是在某年回过喜娃村来开知青身份证明的，只不过忘记对方地点了。

钟晴玉、钟路飞姐弟俩，钟晴玉是二年三班的，是我们十四人一批的，钟路飞是属于“投亲靠友”的，而且是最晚一个来的，我们男生昵称他为“飞飞”。

曾经有小组知青在天津见过钟晴玉，只是一直没有联系。估计她们姐弟二位应该在天津，但我们一直联系不上她们。

在那张经典的、由蒋记者拍照的照片，时间定格在1969年的春夏之交，背景是我们喜娃知青点的土坯房，十几名青春年少的知青们，脸上各个洋溢着从心底流露出的笑容，每每看到它，就想起喜娃村的那些日子，也想起了我们每一位同甘共苦的知青同学们……。

张敏、崔允良、褚燕云、钟晴玉、钟路飞你们在何方？我们十二位喜娃知青期待着与你们相聚！

李淑娟，你在天堂安息吧！斯人已逝，幽思长存。

 

　　             2017/6/9

　喜娃村知青小组首次在津聚会有感
　　　　　　　刘金安

四十八年前

我们有缘相遇
往事如烟云
岁月也留痕
眼前的一排土房，
还有那条小溪
这里记录了我们的人生轨迹。
抹不掉的点点滴滴
成为永久的记忆
忘不了那段光阴里
田间耕耘  我们吃苦耐劳  坚强磨练
日常生活  我们互相帮助  嘘寒问暖
我们是一群热血青年
 
淳朴 真诚 上进
——我们共同的特点
有理想  有目标  人生要充实
——我们共同的追求
 
如今
我们都已年愈花甲
年近古稀
但愿人康健
情长在
我们常相聚
                                   2015年8月11日聚会有感。

喜娃之行有感
张继兰
 
四十七年后
又踏上了这片土地，
见到了久别的父老乡亲
还有朝夕相处的姐妹兄弟。
犹如流火般的热情，
燃烧了我们的心田，
烙下了永恒的印记。
说着，笑着，
任由思绪飞溅
荡起了波波涟漪。
十八九岁的年纪
充满了阳光与梦想
我们来到了这里。
并非是为了旅游
而是日复一日的劳作生息，
历经了痛苦的磨练，
锻造了坚韧的毅力。
走过这段路程
深感终身受益。
乘着飞奔的列车，
赏着窗外的美景
映入眼帘的不再是茫茫的荒漠，
而是无尽的良田
和满眼的翠绿。
改革的春风，
温暖了广袤的内蒙古大地，
旧貌换新颜，日新月异。
再见了！我可爱的故乡
再见了！我的父老兄弟。
2015/09/09